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第四
作者：朱里奥·杜黑 ·意大利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决定性战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还是热火朝天的。我曾坚持，并将继续坚持，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和指导战争放在下述原则的基础上：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兵力于空中。
在这一点上，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我对自己主张的力量很有把握而深有信心。争论还在继续，结局仍未明朗。不过，我对正在进行的争论深感满意，因为我注意到，别人一定也都注意到，所有我的反对者们，不管怎样尽一切努力，全都被迫承认空中战场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战场。巴斯蒂科将军已经同意了，虽然是小心翼翼的。他写道：
……可是，就像出现在别的兵种身上一样，它[航空化学兵]在某种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博拉蒂将军也表示同意，他写道：
所以空中战场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只要它能发动如此强烈的进攻，结果不仅使敌之地面及海上军队瘫痪，而且使受攻击的国家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瓦解了，无力再实施报复。
同样，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承认空军是决定性因素，但只是相对的。
菲奥拉万佐上校也同意，他写道：
结果可说是：集中使用空中力量将形成战争的决定性行动；但是只有在攻击者取得制空权之后，剩下的空中力量还足够强大，能使敌人完全屈服，使其不能在陆上入侵攻击者的领土。
从上述几段引自陆军，海军和非军方专家们写的文章中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承认空中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我愿再多讲几句。博拉蒂将军和菲奥拉万佐上校两位实际上都说明他们同意的论点是：只有当空军能击败敌人时，空中战场才成为决定性战场。
承认了这些，我的反对者们已经明明白白地投降了。当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说是只要空中行动能击败敌人，空中战场就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们就完全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则他们的论点就会是荒谬的，就好像是说：“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的时，它就是决定性的。”
比我更谦虚的人对这些说法会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在两年前，甚至一年前，谁能想到陆军和海军那些不屈不挠的作者们会终于同意空中力量能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呢？(直至昨天为止，他们还一直认为空中力量仅仅是一个配属的兵种)，但当涉及空中力量和战略问题时，我是完全不谦虚的。我已经迫使他们承认的观点鼓励我要求他们承认更多的东西。
我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人含含糊糊。当我申述我的思想时，他们认为我是打算为胜利开一张处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的观点是，“为要取得胜利，意大利应在地面抗击敌人，而集中全部力量于空中。”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我国的处境，以及意大利与某个可能的敌人发生冲突的不测事件。我承认我所详细叙述的理论有上述背景，因而不应把它看成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要是我专门考虑日本与美国之间发生冲突，十之八九我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要想为所有国家提供一个胜利的万应良方，对我来说真是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我的意图仅仅是为我国准备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指出一条最好和最有效的道路。当我说“空中战场将是决定性的”之时，并不意味着“为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空中战场变成决定性战场。我只是讲实际情况。在那个前提下，我再继续往下说。
按照巴斯蒂科将军的说法，尽管承认空中因素的价值，颠扑不破的军事学说却是：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是协调使用现有各种武器的结果，它等于每种武器所获结果的总和。要想协调使用所有的武器，各组成部分应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取得各组成部分正确的比例。
显然，胜利的秘密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因此不会完全包括在武器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之中。如果美国要和圣马力诺共和国打仗，很大的可能是后者不能取胜，不管它如何协调地使用它的武器的各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把“胜利的秘密”这句话换成“从武装部队获取最大效果的方法”，那么巴斯蒂科将军的公式就是不言而喻的永恒真理，可以在任何时候适用于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大白话。但是正像一切大白话都具有一般化的特点那样，它对我们正在考虑的特殊问题，什么具体帮助也没有。所以必须从永恒转到现在，以便寻找出武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
巴斯蒂科将军的确转向现在了，他说他看到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公正的比例”，三者能成为一支充分的“进攻力量”。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切的定义。“进攻力量”是什么意思？从抽象意义上考虑，每种武器，不管是左轮手枪还是无畏战舰、一把刀还是一枚航空炸弹，都有进攻力量。
至于陆军、海军及空军，“进攻力量”按我的意见应该是指“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行动的能力”。一支武装力量如果他进攻时十有八九要吃败仗，那它就无“充分的进攻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能是不成熟的和不胜任的。此外，在同篇文章里巴斯蒂科将军正确地警告说，要始终考虑到所有敌人中最强的敌人。于是“充分的”一词应该用于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巴斯蒂科将军所说的正确比例是指能对最强的敌人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正确比例。好极了！但是为了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它必须比敌人更强大。因此，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必须想出一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之间的正确比例，它们都要比最强的敌人的相应的武装力量强大。
没有人会否认，我最不否认，这种比例不仅是一个正确的比例，而且显然是最协调的和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和美国一样的富有才能去实现。在美国是可行的，在我国则成为空想，因为我们没有必需的手段。巴斯蒂科承认这一点，而且还用数字来证明它。他设想有一个假想的A国，它在军备上耗费80亿里拉，其中有20亿用于空军；另一个B国，耗费50亿，其中7亿用于空军；根据这个例子，他得出结论，B国会发现自己无论在陆上或空中都处于劣势。我倒要问一向，B国怎样才能使它的武装部队达到具有“充分的进攻力量”(即具有武装力量中所有三个军种的胜利所需的“优势”)所需的“正确比例”呢？
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编组我国武装力量时不能用我的同僚的“正确比例”理论来指导。
要寻找各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这种比例将使整体的价值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遵循另一条途径。请允许我用数学方法来解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能交给武装部队支配的资源是一个常数，我们以字母C来代表。资源总数由陆军资源A、海军资源N及空军资源AF相加。于是我们可写成C=A+N+AF。如果我们用V来代在这三个军种的军事价值，我们可以说：V=A+N+AF。现在问题变成，我们给A、N及AF什么值才能使V达到最大值，而A、N及AF的总值不能超过常量C。为了使V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把A、N、AF三个因子中的一个给以最高值，其余两个给以最低值。假定，像我所说的，空军这个因子在未来战争中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给AF以最高值，给A和N以最低值。这个最低值就是它们起防御作用所需的力量。因此我才说：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假定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那种情况下，结论才正确，并给我们以军备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如果假设是错误的，问题的结论也会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提出某种其他的假设，因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不会像蘑菇那样一下子冒出来，而必须来自一个深思熟虑的前提。否则那将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比例。
博拉蒂将军说，只有当空军部队进行一次进攻，其猛烈程度不仅能瘫痪敌之武装部队，而且还能瓦解“敌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空中战场才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不相信只要瓦解敌之精神力量就够了吗？如果一个国家在精神上瓦解了，武装部队和物质力量还有什么用呢？
菲奥拉万佐上校承认空中战场的决定性，条件是主宰空中战场的一方掌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以彻底歼灭敌人。这是十分正确的，一种行动若不能带来那样的情况——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结局，那它就不能认为是决定性的了。这一点对各种战场都是正确的。皮洛士在陆上的胜利并未能决定胜负；谁如仅仅是海上战场的主宰，也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在阿塔尔工程师写的第一批论文中有一篇写道：
主宰自己的天空有不可回避的必要性，失败将带来死亡。
很难再超出这么强烈的赞成空中战场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来。为夺取己方或对方的制空权的战斗是在空中进行的。如果说失去制空权就带来死亡，也就无所谓还剩下什么东西了。另一方面，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
空中战场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这是否是对他早先那篇文章的更正呢？他指责我：
……成为经典式错误的牺牲品，这种错误是对一种新出现的因素给予高度的结论性评介并寄予全部希望。历史教导我们，在海上，对任何新的炮弹都有新的装甲来对付它们；在陆上，有刺铁丝网先遇到甘油炸弹，以后又有迫击炮来对付它。
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阿塔尔在上述引文中所涉及的化学及生物因素。我很清楚，几乎对每一种毒物都有一种解毒药，几乎对每一种细菌都有一种血清。我谈的不是因素，而是新兵器。历史教导我们，潜水艇曾经从巨型战舰手中夺取了制海权。
我谈的是航空化学兵，对于它，同一个阿塔尔工程师曾经承认它有足够的革命力量去推翻迄今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中一切基本原则。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军事学术中迄今还在使用的基本观念的历史就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教导了。的确，“很难建立一种陆海空军之间决定性作用的等级区分”；但是必须做到在需要它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的确，“使用时它们的比例取决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地理状况”；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我才试图对我们意大利寻找出这种比例。的确，一般说来，“三军都是磐石般的战争有机体中必要的肢体”。但是难道我没有说过“必须在地面抗击敌人，以便将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吗？难道这不就意味着武装部队的三个军种都是需要的吗？确定了使用三个军种的必要性之后，试图确定每个军种的职能，以便全军能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样做难道是错误的吗？是巴斯蒂科将军说的，如果空中是决定性战场，我们应把现有的资源全部倾注给它。相反地，我只是说让我们在组织地面军队防御之后，剩下的力量全都集中使用于空中战场。我遵循集中力量于决定性战场的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排除而只能加强另外两个战场上的抗击。
阿塔尔工程师为了捍卫他的论点，引证了1925-1926年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 [ 译者注：1925年4月摩洛哥北部沿海的里夫人在克里姆率领下南进，与法军交战，法军碉堡被毁，人员大部死亡。7月法国与西班牙协议共同组织讨伐。法军兵力15万人，西军5万人。9月初法西联军在摩洛哥登陆，克里姆被迫北撒。1926年5月克里姆战败投降，战争结束。 ] 来作为例证，他写道：
在那场战争中，航空兵是重要的助手；它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但并不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在密切配合地面军队作战中，一开始航空兵大规模协同地面军队，解救被里夫人包围的法国分遣队，重建被切断的战线。然后航空兵向攻击纵深的前方和侧翼采取有效行动，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只是在战争末期，地面军队的压力使得敌人动摇了，航空兵这才成为决定性因素，它有力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摧毁任何继续抵抗的行动，迫使阿布德·埃尔·克里姆的人马投降。
我想，阿塔尔工程师，这里有一点误解。当我说空军是决定性的时，我并不意味着说空军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如果那是我的观点，我会合乎逻辑地提倡取消陆军和海军；因为如果胜利可仅靠一个因素，即空军的因素来取得，其余两个军种就完全没有用处了。所以我完全同意阿塔尔工程师。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我将进一步说明，在未来战争中它也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
但是在“胜利的唯一因素”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间有重大差别，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因素，却很好地充当了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我没有详尽地研究过那决战争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正像阿塔尔工程师确信的那样，航空兵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这就使我相信航空兵无疑是那次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且别咬文嚼字了。如果像我所想的，在未来战争中由于在地面抗击，空军将决定战争胜负，是否就不再是三军都对战争胜利作出贡献了呢？是否三军不再都是胜利的因素了呢？要是有一个军种未能完成任务，胜利可能会失去吗？我们只能这样讲：“空军对胜利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那么如果说空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也同样正确吗？难道协约国的海军不是因为他们确保其海军的供应和协约国的生活，对胜利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而完全应该感到骄傲吗？
阿塔尔工程师指出，在法国摩洛哥战争中能做到的事，在欧洲战争中未必能做到。十分正确。但这不是因为双方都使用航空兵，也不是双方都有防空，而是因为欧洲的生活环境的条件不同。这是阿塔尔工程师自己证明的：
1925年6月21日对摩洛哥索克 [ 译者注：Souk的译音，是穆斯林国家集市的场所。 ] 的一次轰炸中，据说在一分钟之内炸死800人。一个摩洛哥索克人口为数千，而一个欧洲的城市人口通常有数十万人。如果对其中的一个城市用爆破弹、燃烧弹和毒气弹进行空袭，就会产生可怕的结果。所有的波河谷 [ 译者注：波河是意大利的一条大河。 ] 、所有海岸线和海岛都会处于空袭的立即威胁之中。”
这是显而易见的。要是一个国家人口密集和文明发达，则旨在瓦解其斗志的空袭行动必定要更加有效得多。对一个生活在沙漠里的游牧民族，空袭是无效的或接近无效的；但对一个居住在大的人口中心的高度文明的人民来讲，它会是非常有效的，即十分可怕的。
阿塔尔工程师在描绘了这样一幅可怖的图画之后，问他自己：“这样的空袭能对我们产生决定性效果吗？”他自己回答说：“我断然肯定那是不会的。”但在这个断然否定之后，他却加上一个“如果”：
……如果我们的地面对空防御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如果我们的航空兵保持住战斗力，如果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仍然坚固而有力。
显然这是对的。要是我们的航空兵部队能击退敌人的空中进攻，那么敌人的空袭行动对我们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但是如果不是把“意大利的防空”置于良好状态，以防止任何意外的有决定性作用的空袭行动，我的一切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所谓“意大利的防空”，我的意思不同于阿塔尔工程师所说的“防空”，而是组成国家空中力量的全部兵力。
即使假定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能够固守，还是应避免在空中被人击败，因为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空中失败意味着我们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使我国处于一种状态，以便能在空中付出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人们会了解我，我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的处境。当我说到空中战场将会是决定性的时候，我指的是意大利。我宣称它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我们在空中被击败(在空中被击败意味着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那末不管地面和海上情况如何，我们将决定性地战败了。在航空化学兵实际发展的条件下，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呢？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向我们保证斗争将不在空中决定胜负，或者在地面和海上将先于空中决定胜负呢？有谁能合乎逻辑地、十分明确地断定，如果一旦我们在空中被击败，我们还有机会在地面和海上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我相信没有人会把国家的前途来弧注一掷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在预测将来时对无可否认的真理紧闭双眼的我的反对者们。
巴斯蒂科将军说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纯系危言耸听。并非如此。它说明了一个巨大的真理，为了它，我们有责任一定要做好适当的准备，以便不致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博拉蒂将军宣称地面和海上战场无疑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得不在后面加上“如果”：
……如果地面和海上军队能够击败敌人，并占领极端重要的中心，敌人一旦丢失这些中心，将被迫乞求和平。
但是，关于空军，他写道，只有当空军进行足够强大的进攻，使敌人的军队和他的物质和精神抵抗力都土崩瓦解了，这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两个词“无疑”和“可能”，说明了将军的偏见，用下文再进一步证实：
……在空中的胜利是假想的[任何胜利在实现以前都是假想的]，因为两支机群在空中遭遇可能是不现实的[在世界大战中海上遭遇是现实的吗？]，因为不良的气象条件或其它困难可能会影响到遭遇[到了1929年还在讲气象条件！难道气象不影响海上战斗吗？我们没有在数百份关于陆上战斗的公报中读到气象问题吗？]。航空兵部队比其它部队更是耗费巨大[陆军部队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听说过上次大战中数百个师不能再用了，必须重新组建吗？难道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死亡还不够给我们某种关于地面军队中浪费人类生命的观念吗？]。甚至在空中的胜利或获得制空权都不能阻止在别的地方发生与我方空中进攻并行的反攻[陆上的胜利会阻止敌人在别的地方取得陆上的胜利吗？]；由于飞机的破坏能力，甚至少数飞机就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真是奇怪，甚至在我们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少数敌机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群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空中进攻的效果将会被积极和消极的防空，以及现在正在煞费苦心研究的别的方法所抵销[难道对陆上军队就没有积极和消极防御，以及已经苦心研究出来的别的方法吗？]。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它是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会造成料想不到的障碍[是的，现在出来精神方面了，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不少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尤其是我们若依靠料想不到的障碍，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结论是，空中战场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空中战场所需要的那种行动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有所帮助并甚为有效，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有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是的，但这是否因为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陆上和海上的行动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也不需要去克服严重的障碍呢？]！
阿塔尔工程师从巴多利奥元帅的文章中找到对他的观点(当然是与我的观点相反的)某种安慰和支持，他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了几段，下面是结尾的一段：
正是空军，将对那种尽可能缩短持续时间的战争样式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战争样式。
他选择的这一段文字更适合于对我的观点而不是对他的观点给予安慰和支持。巴多利奥的说法包含了一个明确的论断：“恰好就是空军能缩短战争时间。”这正是我宣传多年的主张！如果一个军种可以比别的军种使我们更快地解决战争，那就意味着它能先于其它军种使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如果它能在其它军种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它就在其它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因此，空军是决定性的军种。如果是这样，那末不是我而是我的反对者们不同意巴多利奥的说法，是他们费尽心机企图证明正好是相反的东西，是他们拒不承认空军正在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持异端的不是我！什么是我的反对者们思想的实质呢？巴斯蒂科将军说：“不偏不倚为是”，博拉蒂将军紧跟着他。我希望他们两人都满意！
虽然阿塔尔工程师表示反对这种不偏不倚的美德，并且承认不能搞什么不偏不倚，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然而实际上他也步前两位作者的后尘。
最善者必须是单数，从来不是复数。“加强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使得每个军种都成为决定性的军种”，这种说法，如果你们允许我说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搞平均化，一般化，并满足于不偏不倚。它从不意味着最善者。巴斯蒂科将军和博拉蒂将军的平均化理论阻碍了价值的区分等级，事实上，它是根据所有战场都可能是决定性的这一前提来的，这种前提只有可能性，但从逻辑推理来说并不能实现。
“平均化”理论给“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的问题一个一般化的答案，它没有分别考虑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这种答案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也可能纯系优柔寡断的产物。这就好像他们问自己：“我们该选择哪个好呢？”然后一致回答：“好吧！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这是一种在所有情况下迟早都可用上的万应良方，就像某种获得专利的秘方一样，但它治不了什么病，只有指望上帝保佑了。它就好像把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人人都知道，那是打败仗的绝妙好计。它除了表示犹豫不定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
“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的确确，这是我的信条。让我们集中我们的力量于空中吧！因为我认为胜负决定于空中。我愿我的反对者们会喊叫起来：“你错了！决定胜负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空中！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在别的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陆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海上！”但他们不是这样说，我听到唯一的答复只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到各处去。”不！我不能信服这一点。
当阿塔尔工程师企图从当代名人著作中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来封我的口时，巴斯蒂科将军却竭尽全力来证明我的思想是违背某些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的，这些基本原理凡是略知军事的人都是很熟悉的。
用你的头去碰基本原理就像用头去撞石墙那样的愚蠢。头会碰破的！但让我们瞧瞧吧，巴斯蒂科将军用来攻击我的“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是否有根有据和可靠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原理，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看看精通军事的人有时如何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基本原理之一
每一种军事学说，尽管它属于它所涉及的特殊性质，必须考虑到应用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对最可能的敌人进行战争；在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对待其中最危险的敌人。
这条基本原理在我用黑体字的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一种军事学说必须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现实，符合它所涉及的国家特点。我的学说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但一定不能根据最可能或最危险的敌人的模式来制定我们的军事学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敌人将把他的军事学说强加于我，其它的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想法，只能人云亦云。而且，由于每个国家有它自己可能的和危险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发展一种军事学说了。他们只能全都等着去照敌人的军事学说的模式办事。
如果空中战场事实上成为决定性战场，即使我们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还没有意识到有新的战场的可能性，我们应承认它是存在的，并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一旦发生战争，那就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吃苦头。要是我们的敌人犯了错误，那就对他更不利，没有理由非要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引证的史例是不恰当的。法国的军事学说到德格朗梅松 [ 译者注：路易·德格朗梅松(Louis De Grandmaison)(1861-1915)，法国军事理论家，将军。他主张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防御，而应不顾一切地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他的进攻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遭到完全的失败。 ] 的奇谈怪论达到了顶峰，他说：“在进攻时，不顾一切是最安全的”。这种学说使法国处于灭亡的边缘，完全是因为它违反现实和常识。它的根据是从一种来自奇怪的蠢话的进攻神秘主义，这种想法曾在当时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占统治地位，不幸它又被许多人所摹仿。凡是违反现实和常识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神秘主义的法国军事学说失败一样。
如果这个例子中有任何东西，那么它证明了巴斯蒂科将军的论点的反面，那就是当他说到法国军事学说与以火力和攻击方法优势为基础的德国学说相比，法国不行时，他自己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德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没有照搬照套，使自己的军事学说与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的学说相符合。
所以，第一条基本原理就像一颗动摇的牙齿那样摇摇欲坠。
基本原理之二
在准备武装力量时，不仅要注意未来战争区的地理和地形特点，而且要注意敌方部队的编制与组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准备武装力量看成是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喜欢不喜欢，因为它必须与当面敌方(一个或数个)部队的规模和种类成比例。
这条原理甚至比第一条还要靠不住。准备武装力量无疑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喜欢或不喜欢。它必须根据使整个武装力量有最大力量的准则办事。不管敌人的数目有多少，再没有更多或更好的办法了。把武装力量准备的基础置于我们可能的敌人做什么之上，不仅失去一切首创精神，而且会去做有利于敌的事，因为如果敌人犯错误，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如果到时候没有出现最坏的情况，对我们要好得多。
当我说“让我把全部航空兵部队用于进攻”时，我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也这样做。如果我看到敌人将航空兵仅用于防御，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方将占优势。我肯定不会去模仿它的防御组织。
更糟糕的是断言我们武装部队的准备要与敌军的规模成比例。任何国家都只能做到与自己资源的规模成比例地准备其武装部队。
巴斯蒂科将军打算用这头两条原理来证明我错了，因为我的理论会使我国武装部队的编制与大多数其它国家武装力量不同，简单说来，即因为我不赶时髦。坦率地说，我是寻求意大利的样式。我记得，当我到要学历史的时候，就常有人告诉我，最好是赶在敌人的前面，不要跟在敌人后面，因为胜利经常属于那些善于改变传统战法的人，而不属于那些死抱住传统方法不放的人。
基本原理之三
至于陆上和海上作战，防御比进攻所需兵力小，这是对的，但两者比例相差无几，而且条件是要有充分时间和机会足够组织防御的基础。
第一句话是根据下列事实：攻者可自行确定攻击的时间和地点，而防者不得不沿整个前线保持有效的防御。至于第二句限令条件，我们必定记得，在和平时期边界上的防御编制有很多理由目前只能是一个架子，比战时应有的人员装备差得远，必须有相当多的时间去补充满员，使其处于真正有助于机动防御的情况，尤其当数量有限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想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证明将陆上军队的任务局限于抗击是得不偿失的，因而我所主张的这种限制是毫无价值的。问题是这一条在世界大战以前作为军事学院的论文题目还多少有点用处的基本原理，已经被战争的血的经验所推翻了。经验证明，打破进攻与防御的对峙局面需要不是少量而是很大量的人员和兵器，这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人也能看到。它几乎每天都可证明，少数坚强的人，有少量弹药加上几道有刺铁丝网，就可迫使敌人甚至成年累月被阻于原地。有时并不十分险要的地形障碍在一步步被攻克之前能换取大量鲜血和无数吨钢铁。而现在阿尔卑斯山却忽然被认为只是一个不能防御的平坦交叉路！
甚至在教范中也承认在某些特定的很容易出现的情况下战线会立刻稳定下来，这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的现象。
我的尊敬的同僚，你最好冷静下来想一想，因为这一基本原理已是过时的东西了。它已陈旧不堪，现在是把它束之高阁的时候了。
基本原理之四
在海上作战，虽然这一点还不普遍地为人所知，防御所需的兵器及消耗的力量要超过进攻所需。在海上，那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以防止敌人的威胁，即使是潜在的威胁，由于敌之攻击可来自任何方向，防御者必须展开一支巨大的实际作战的兵力和预备队来对付敌人。在海上，防御的地位意味着十分巨大的消耗，而不是节约。
巴斯蒂科将军打算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说明我所建议的限定海军部队的任务是无用的，是一种缺陷，因为那样会耗费更多。但是这并不是基本原理。这仅仅是巴斯蒂科将军的意见，一种有相当地位的言论，然而都是奇谈怪论。实际上他断言，在海上防御的一方必须较强大，这等于说，较弱的一方应当是攻者。由于我坚持认为，空中防御比之进攻更多耗费，合乎逻辑的结论应是：继续空中进攻吧！你的力量愈弱，你就应该更猛烈地进攻。但在海上，对我来说是完全另一回事。至少在历史上(巴斯蒂科将军经常引证的)最弱的海军部队总是采取守势。难道他们总是错的吗？
巴斯蒂科将军写道：“那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必须？这不是一个必须做什么事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做什么事的问题。要是它能做就必须做。德国海军立即放弃继续进攻，但肯定不是出于幻想，或者由于缺乏欲望，或缺乏责任感。它放弃进攻是因为他做不到，一支要保护自己交通线的较弱的海军不可能长久坚持，除非它的敌人是一个大傻瓜。较弱的海军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是肯定在几分钟之内遭没顶之灾，或者找一个庇护所，以便一旦敌人犯错误就可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去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斗可能算是勇敢的业绩，但是这种业绩会导致不能保证海上交通线的自杀。这就是一支较弱的海军被迫采取的态度——被迫是因为较弱。这不是为节约使用兵力和能量而故意选择的态度。
的确，我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自己的思想：“在海上我们的目标应是阻止任何人未经我们同意就在地中海航行”。这就需要较少的兵力，这种兵力与巴斯蒂科将军支持的采取守势的类型不同。事实上，正如菲拉奥万佐上校写的：
攻击敌人交通线所需的兵力要较保卫交通线的兵力少。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动员了许多艘舰只去捕捉入侵者，而少量的潜艇(在任何时刻都不超过50艘)，使全世界的海军组织许多天夜不能寐，使数千支部队从别的重要任务中抽出来。
这就足以说明，即使第四条基本原理对海上作战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原理(自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去确定这个问题)，但它依然与我的论点毫无关系。让我们把它像别的基本原理那样放到一边去吧！
基本原理之五
每一种战争准备都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潜力相称。提倡一国的军事努力不应照顾到国家的总预算，而总预算应符合各种军事需要，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是百分之九十九它完全行不通。事实证明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才处于这种纵情奢侈的地位。别的国家全都应满足于差得多的地位。
这里终于有了一条真正能站住脚的基本原理。巴斯蒂科将军在引这一段话来对付我的时候，必定把我当作阿塔尔工程师了。正是阿塔尔工程师才坚持预算应符合防御准备，他反复指责我过多强调了我国财政匮乏的重要性。我只是说：“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应在我国资源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尽可能的强大”。
我越想越深信巴斯蒂科将军是错把我当成阿塔尔工程师了。是他主张我们的国家生活的安全发展无论如何都要根据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而得到保证。我则比他有节制得多，我提倡一种使我们能做到最好地应付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战争准备。巴斯蒂科将军不应浪费时间来向我证明：给我国独立空军比敌人大半倍、一倍或任何倍的力量去迅速摧毁我国可能敌人之一的航空兵部队，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我所要求的只是使我国处在不太容易被敌人摧毁的地位。
我要忠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违背这条基本原则，他在描述“全都具有充分进攻力量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组成比例时就违背了上述原则。正像我乐于指出的那样，那种比例对美国也许行得通，但对我国则是空中楼阁。
基本原理之六
在准备战争时必须时时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从可能的盟国处得到的援助应先打个折扣达到最少；相反，可能的敌人的力量却应估计达到其最大值。
这又是一条能牢牢地站住脚的基本原理。我无保留地同意这一原理。我不仅想到可能的敌人的力量，还想到他们狡猾的本性。正因为这些理由，我才害怕敌人的空中行动。我设身于可能的敌人的地位，我就有如下想法：
这里我站在欧洲美丽的花园之前。我应通过它的高耸的山脉壁垒来攻击它吗？那里每块为它的子孙的英雄鲜血所激发的山石都成为一个堡垒，要对付它们，即使我用最好的钢来做成装甲保护自己，也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应该通过海洋去攻击它吗？每一个波浪都隐藏着一个罗网，在每个海岸、岛屿、岩石的后面都隐藏着危险，由于它的人民的勇敢决心使这种危险更增大了许多倍。只有一个战场对我有利，不是我会在那里遇到懦弱的心，而是因为那广阔的天地便于达到目标，而我又足够强大能阻止对我的领土实施报复。因此，我必须在这个战场上对这个可爱的花园里所有重要的中心发动一次十分猛烈的攻击。在那里他们是无力阻止我的。
正因为我首先害怕某个敌人可能意识到我处在敌人地位时将要做的事，所以我才呼吁：“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这里我再一次劝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再像他提出他那“平均化”理论时那样违反这一基本原理。
正像那些对军事并非一无所知的读者已经有机会体会到的那样，反对我的学说的巴斯蒂科将军的基本原理对我并无影响。他投向我的一些次要论点也是同样没有影响。当然他发现我们的教范会合乎逻辑地指定独立空军去执行对敌国心脏进攻的任务，但他也发现，既然魔鬼看来毕竟还不是那么可怕，那么对敌人或对我国的心脏实施进攻至多只会使心跳加速而已。
他说我打算根据“决定性的战场是空中战场”这一原则建立一个新的学说，但是他忘了，这种现象可能变成事实，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他不理解，军事学说从来不是根据原则而总是根据事实来的。
他说如果把我的学说付诸实现，则我们进行战争的形式和本质都不符合原有的军事学说。他忘了衡量一种学说的价值不是看它是否与原有的学说相类似，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要是因为害怕影响学说的相似性，而没有人敢于改变学说，军事学术就会像死水一潭，停滞不前。
他说在没有事先弄清能产生良好结果之前，没有人会试图把我的理论付诸实现；但是他忘了去证明，怎样才能不首先付诸实践就可得到良好的结果。
他说，即便不考虑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可断言，直至现在斗争总是在相同编成的双方陆海军之间进行的。我相信是这样，我还相信未来的历史会表明未来的冲突将在编成相同的双方陆海空军之间进行。当前我国正生活在革新时期，明天就会见分晓。
他说，他必须合乎逻辑地认为：
……根据我的判断，只要两个星期就能使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发生混乱，迫使他们呼吁停战。
但是他忘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任何东西能使人想到我会有这样轻率的言论。我仅仅说，一个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如此巨大的精神折磨，以致不待陆战取得决定性战果就会被迫呼吁停战。他又继续说：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进行两个星期，而是两个月，陆军的编制并没有发生变化，陆军将不再守卫在边界上，至少能试图越过边界前进，因为守卫大门最好是站在门前而不是站在门后守卫。
我也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设想现今的陆上战争可在两个月之内定胜负。但也必须承认，要是敌人在烧你的房顶，拆你的墙，向屋里的家人施放毒气，那么你站在屋门前还是屋门后比就无所谓好坏了。
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先验地建议到处进攻者必定有可能到处打败仗是违反所有战争基本原则的。”他说他的老师们教导他，尽管打仗时目的应一致，但同时在陆上和海上进攻(当时还没有空军)总不是一个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们如果仅仅说：“到处进攻不算错误”而没有证明这一论断，那他们就错了。他们这样做就坏了，因为进攻本身不是目的。人们在战争中不是单纯为了进攻而进攻。要是那样做的话，就有陷入巴斯蒂科将军自己批评过的德格朗梅松理论的危险。一支军队进攻或防御总是为了取得胜利，自然要选择一种最适合于当时特殊情况的方式。在普法战争 [ 译者注：普法战争(1870-1871)法兰西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借口西班牙王位问题发生的一次战争。1870年3月法先向普宣战，结果法国战败，法帝拿破仑三世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灭亡，法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 中，法军在开头的进攻使法国到达灭亡的边缘，进行一场结局如此悲惨的进攻是荒唐的。一支军队当它能进攻时应进攻，当不能进攻时就采取防御。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选择进攻，因为进攻更为有利。但是如果其它条件一样，进攻一方必须较强大，以便通过陆上和海上同时进攻来赢得胜利。非常可能的是，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们教他，如果一方在陆上和海上都较强大，那么最好采取两个战场同时进攻。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
在世界大战之初，德国在陆上取攻势，在海上取守势。如果他们到处取攻势，定会犯严重的错误。
教给巴斯蒂科将军如果一方确实相信自己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都较敌人强，则应在两处战场上都取攻势，这并不错。这种教导并不违背基本的军事原则。但如果教他的是战争准备应打算到处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肯定错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须到处都比敌人强，这并不总是行得通的。
甚至在空军尚未产生之时，我们就常讲目的一致，这意味着在使用陆上和海上部队时都为了取胜这唯一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似乎在陆上比海上更易受打击，那么按照目的一致的原则，就要求陆上部队应比海上部队更加强。它要求一个国家集中兵力于陆上，那怕这意味着迫使海军采取守势也罢。反之亦然。英国总是集中兵力于海上，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犯十分惊人的错误。不幸的是目的一致在过去就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长生鸟，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个东西，但就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它。
有了空中力量之后，各个军种终于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因为空军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上空活动。目的一致这一含糊不清的准则就被行动一致所代替。三大军种(特别在我国，其必要的组织已经完成)必须行动一致地奔向一个目的——取得胜利。想要到处取得胜利倒是很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一百次里有九十九次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一支军队必须处处都比人强。要想只在一种战场上取胜是比较可行的，既然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取胜就够了，那末就在那个战场上准备取胜也就够了。人力能达到的只是试图使自己这一方获得取胜的更大的可能性；唯一的方法是集中自己的力量于决定性战场，而不计较哪个战场是决定性的。因此，提议(先验地)到处进攻是违反最基本的军事原则的。
的确，空中战场是否是决定性战场这无关紧要。像巴斯蒂科将军说的：“新的学说断言，但没有证明战争可在空中取胜，而陆上及海上应满足于抗击”也无关紧要。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宣称：“但新学说究竟有多少追随者呢？”，以此来对我作“致命的一击”。
的确，只有少数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否我的同僚还相信真理总在多数一边呢？他最好当心一点，因为这是民主思想与现实不一致。多数是有习惯势力的。要改变多数的意见是很费劲的，但是一旦改变，就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发生变革。新学说的追随者少吗？不必担心。他们会多起来，会成倍增加的，将来会成排山倒海之势的。
巴斯蒂科将军把他的思想归纳如下：
……我们被迫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
他又加上评论：“这是可怕的，但却是简单的”。事实上，这不能再简单了！还有比零更简单的东西吗？面对很快就要我们接受的现实，按他的意思是，我们还可以听其自然，安静地等待新的经验过迟地来告诉我们本应做些什么。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教我们了。那肯定是一种对任何人邢不难证明的事实。
我们真的应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吗？这种想法真是可怕。是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特别是我们碰巧成为新经验的牺牲品的时候。听命于不可知？什么样的不可知？难道我们没有眼可看，没有脑可想吗？我们没有可供使用的飞机和致命的化学品吗？我们不能具体地估计它们的作战能力吗？我们不能事先通过实验了解它们能产生的效果吗？难道不可能全部或部分地揭示这一未知(我们对这一未知比对庞奇和朱迪 [ 译者注：庞奇(Punch)和朱迪(Judy)是英国人所共知的讽刺木偶剧中两个角色。庞奇是一个鹰爪鼻的驼背矮子，朱迪是他的妻子，两人常常打架。 ] 更熟悉)吗？我们能像驼鸟那样老是把头埋在沙里吗？我们在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伞是否结实，是否能耐受风吹雨打之前，能耐心地等待暴风雨来临吗？
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就像是古代的佛教僧侣那样垂目而坐，但现在这个时代那怕佛教僧侣也不能沉溺于冥思苦想，浪费光阴了。我嫌恶这种消极的、听天由命的、无所作为的态度。进取精神必须是灵魂里、心里和头脑里固有的，不是单靠言词就能获得的。我们需要进取精神，以便应付未来出现的事件。我们不应站在一边等待，空想在发生事件之后能够忍受和幸存下来。
虽然我的反对者们被迫勉强承认独立空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决定性的，他们的结论却是：
……但既然还没有证明它将是决定性的，让我们保持现状吧！
现在这种推理是从根本上错了。既然承认有可能(尽管还不是肯定)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那就有足够的理由把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在陆上，决定胜负很容易推迟，因为阻滞敌人以赢得时间并不难。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被阻滞时，我们建立起庞大的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后来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在海上，小股的力量就可阻止住世界上最强的舰队。现在已没有谁会相信陆上作战会由战争开始时现有的军队迅速决定其胜负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准备动员其工业，以便在战时立即可将国家资源转变为军火生产。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当宣战时，各种手段都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每一种必须的费用都应付出。
这样说是对的，但还不够。把国家资源变为武器及其它战时装备是需要时间的，在有空袭的情况下，做起来也不容易。它需要平静的环境和一定程度的安全，因此无论如何不要在空中被敌人击败。在陆上，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可以用推迟决战的办法来赢得时间，但在空中这样做就不行，因为空中没有地方可供停留。双方空军很可能在宣战之前就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在关键的动员时期采取猛烈行动的好处。有最良好的准备和最快速的行动的空军将会决定空中战斗的胜负。较强的空军决不会给另一方以取得增援的时间，较弱的空军也不可能迫使强方等待。
我的反对者们承认这种空中行动是有可能获得决定性结果的。那就是说，战争能够或不能在空中决定胜负。前一种情况，集中力量于空中将是符合现实的，第二种情况就不是，但它总不会不利于战争的结局。不把力量集中在空中是符合第二种情况的现实的，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强烈地影响结局，尤其我们如果考虑到我国的地形特点。
巴斯蒂科将军和其它人提出的“平均化”办法将会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危险境地，如果他们承认的那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话，我的办法(且称之为极端办法吧)，即便是空中战场不能证实是决定性战场时，也不会带来危险。由于他们承认有那种可能性，那末，听命于未知，就可能意味到处充满危险。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在本书的第一部中我断言，如果夺得制空权者成功地使用空中进攻破坏了对方的士气，那么制空权就将导致决定胜负。如果空中进攻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则战争胜负将由陆上和海上决定。但即使在制空权不能证明是决定性的情况下，它仍然对决定战争胜负有重要帮助。有制空权的一方将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其陆上和水上的部队将不受严重的空中进攻，而另外一方，失去制空权的一方，将面临敌之空中进攻，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空中进攻将会扰乱国家的活动，并妨碍地面和水上武装部队的行动自由。因此，即便是战争并不由空中决定胜负，集中力量于空中也是有利的。
我必须把我最初在1921年提出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如果我国可能的敌人之一，取得了制空权，将其航空兵部队派往我国，破坏我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末部署在阿尔卑斯山的强大的意大利陆军及获得周围海域制海权的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呢？”答案是，他们将一事无成。1921年时一事无成，现在也一样，日子一天天地证明航空化学武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会英勇善战，但同时他们会意识到，他们身后的国家正蒙受苦难，他们的基地和交通线都不能确保安全。最后他们也可能赢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重大的伤亡。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去保持制空权，使我们的国家、陆军和海军处境更好一些呢？首先应面对最迫切的危险，其它的可在适当时候再处理。
言归正传吧！居民们能够也必须忍受战争的恐怖，但各种耐力都有限度，那怕是人类的耐力。没有一种居民坚强到能长久地承受空中进攻。英雄的人民只要还存在空中进攻将有尽头的希望，就可以忍受最可怕的进攻，但当空中战争失败后，就没有希望结束战争，除非在地面和海上的作战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那样就需要很长时间。当人民今天和昨天一样遭受轰炸，并且知道明天还会挨炸，苦难看不到尽头时，最终就一定会要求和平。这可能要两个星期、两个月或六个月，视空中进攻的强度和人民意志的坚定程度而定。当人民知道他们的陆军已经越过边界攻入别国时，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而已。要真正松一口气除非是他们知道陆军已经向敌国首都跑步前进才行。
我们是否应该等候一种能对付这样一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新经验呢？我们能做傻瓜似的等贼出才关门吗？这种情况下经验还有什么用？上次战争中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在没有及时认识到潜艇的重要性上犯了错误。这个前车之鉴应能使我们在把新的空中武器的重要性估计很小之前，能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可是同样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了。我们这些指出这一新现实的少数人被认为是头脑发热、空想家、极端分子、离经叛道者，正好与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力图使人们了解潜艇重要性的少数人遭遇一样。
当过去的经验已清清楚楚地说明这种过去的经验并无用处，历史是同样错误的反复出现时，为什么还要等待新经验呢？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物力论” [ 译者注：流行在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力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宇宙。 ] 。我承认，人是真正具有动力的，人们不会等待，人们会行动，会立即行动。
消极地面对紧迫的和危险的现实是最坏不过的错误。相反，我们应试图去问它。它会回答的；因为明天并不是完全不清楚的——除非是那些没有看到或拒绝去探索其形成原因的人。
有一些陈旧的概念，不顾世界大战的万分痛苦的经验已经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至今还有人在相信它们。例如，巴斯蒂科将军写道：
要是我们必须承认空军已经改变了战争，使得斗争的目标不再是武装力量，而是敌国的抵抗意志等等……
这段话表明他相信，至少到现在为止，战争的目标仍然是敌人的武装力量。这种概念不是巴斯蒂科将军所独有的。相反地，很多战争的专家们都有份，我甚至应说他们中大多数有份。
现在这种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空军作为一个军种，一种工具，那就不会改变什么。敌人的武装力量仍然是目标，唯一的变化只能是到达目标的方法不同。但事实却是战争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是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标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总是赢得胜利，亦即强迫敌人听从我们的意志。正像古代罗马人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人类的意志会超越物质之上的。一个国家只要它的精神足够坚强，能支持它的反击的意志，它就可以顶住敌人强加的压力。但是面临无法忍受的情况，精神抵抗力会瓦解，结果将迫使一国去接受危害较小的结局。因此重要的是把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加诸于敌人身上，这就是战争的目标，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在陆上作战时，实质上是直接把武装力量用来保卫一国的领土，试图击败敌人，以便进而入侵敌之领土。胜利的陆上武装力量，也就是成功地剥夺掉敌之抵抗力的一方，就可入侵敌之领土，占领其重要中心，掠夺其财富，把法律强加给他们，蹂躏、焚烧、杀戮和奴役其居民。换句话说，它成功地把那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强加于敌，瓦解了敌国人民的意志，迫使其接受胜利者所提出的任何和平条款。目标就是这样达到的，不是因为敌方军队已经瓦解，而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后果。皮洛士的胜利就是这种证明。
但是这种事件在不同情况下还有某些区别。当战争是某些人的私事，例如说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以及别的当权者之间发生的，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祸，政府首脑召集他们的军队，玩弄战争游戏。通常赢得一个战役就足够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战胜者击败敌军之后，他就可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无力进行进一步抵抗。当决定性战役失败后，政府首脑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谋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被表面理解的战争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之间带来了混淆。换句话说，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就是敌人的武装力量。
尽管社会结构已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认为他们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公民们则担任了一个付费的观众的角色，对战争作壁上观。更有甚者，他们合法地被排除在战争之外，宣称他们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不是他们的事。战争现象独立于他们作为国民的生活之外。只是公民之中的特殊阶层和组织(他们与其他公民不同，并分离出来)被委以准备和进行战争之责。当战争到来时，政府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职责，就委托某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坐到后面等候战争结局。归根到底，这不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吗？给司令官以全部权限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不就是摧毁敌方的武装力量吗？平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干预这种事务呢？面对这样一种目的，不管怎么说，别的又怎么谈得上呢？
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谬误即便在拿破仑时代也是很明显的，对它进行热诚的但又常常是表面的研究会使人走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以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方军队的溃败，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东西的话，就不是决定性的。对于他的规模宏大的军队和他的天才所取得的胜利，俄国用它的天气及广漠的领土对付它，对于他那英勇的将军们，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的抵抗对付了他；而这位皇帝既不能使俄国也不能使西班牙屈从于他的意志。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战场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是赢得了战争。拿破仑最后失败是因为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什么东西支持它。
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并未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就失败了。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斗并要取胜的意志现在已是人民本身所固有的了。武装力量不是别的，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后面，已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和所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的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他们都为战争效劳，战争现在是每个人的事情了。政府本身感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
军事领袖们也认识到是人民的高昂的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
在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在至今还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的，但战斗却不是按照拿破仑时代的经典方式发展。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耗费，并直接影响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这些国家出于抗战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都投入这些战线，一次投入一点，慢慢地耗尽。有时整个军队都混乱不堪，并大批伤亡，但在他们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制止这些和改组它们。
很清楚，为了取胜，一方必须在自己的资源耗尽之前，打垮敌人的抵抗。伟大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变成“蚕食”战略。双方都焦急地计算剩下来能够手执武器的人数，十分关心工业生产，把海上战线的态势看得十分重要。我们离开拿破仑时代多远呢？仅仅一个世纪！通常只在战争双方都达到他们的忍受的极限，对胜利已经绝望之时，典型的战场胜利才会是决定性的。这时，在战场上取胜就成为胜利的鲜明印记。
这种现象在海上战争看得更清楚。斗争双方的堂堂海军避免决战，保持各自的潜力，直到最后。双方的海上行动仅局限于企图阻挠敌人的交通。这是战争工具对付民用工具的行动，是一种目标直接针对国家抵抗力的行动，而不是对敌方武装力量的行动。但人所共知，这种行动几乎决定了上次大战的胜负。协约国海军承认了间接决定战争结局的特点，毫无疑问，如果他们不能对付潜艇的威胁，协约国就会战败。实际上对付潜艇威胁的功绩部分归海军，部分归协约国造船厂日益增长的产量。如果造船厂不能首先补偿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然后加紧生产超过被击沉的吨位，则尽管海军有防御行动，战争照样会打败。所以海上作战一方面是用战争工具摧毁敌国的抵抗因素，另一方面是用民用工具的生产来支持国家的抵抗。
我们从巴斯蒂科、博拉蒂以及我的其他反对者所主张的战争目标的概念已经扯得很远了。这全是根据上次战争经验，不是根据未来的幻想。
空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的目的。战争目的始终是一样的。空军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使得更容易采取行动以对付敌国抵抗力。陆上和海上部队只能间接地对付敌国抵抗力，而空军可以直接地对付它，因而也就更有效。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管博拉蒂将军是怎样想的，恩德雷斯先生却正确地说出，“在未来，战争主要是对城市的非武装居民和巨大的工业中心进行的。”他是对的，因为合乎逻辑地注定要那样做。说它合乎逻辑是因为如果有任何可能在发现敌人的地方给予直接打击，任何一个进行战争的人都会抓住这种机会，因为他企图要达到使敌人屈服的目的，而且知道在敌人抵抗没有瓦解之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说它是注定的是因为空军有这种特点，虽然能到达敌国领土的任何地点，却没有采取任何守势的能力。
如果较强的空军处于发动战斗的地位，而较弱的空军又希望采取防御的方法来击败较强的一方，则空中行动在转向敌国之前，先要对付敌空军，换句话说，一支空军首先要击败另一支空军。只有获得这一胜利后，胜方的空军才能攻击敌国的领土。
但既然两支敌对空军中较强的一支在对方不愿意交战的情况下，很难强迫较弱的一方进行战斗(这一点已经说明过，并被普遍承认)，又因为较弱的一方没有兴趣自杀，他最感兴趣的是保存实力，故空战不大可能发生。
由于难以避免的必要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喜好如何，空中斗争中较强的一方必然对敌人领土采取行动，这时它享有充分的主动性，而较弱的一方也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只是为了避免与较强的一方冲突而受到限制。由于需要，这两种平行行动的特点都是骇人听闻的暴行，因为这两支空军部队的近期目标必须是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受最大可能的破坏。为使敌人屈服，必须将其置于不能忍受的处境，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攻击敌城市的无防御的居民和大工业中心。可以十分肯定，只要有这一种直接攻击的办法存在，那就会使用。
的确，博拉蒂将军用不着害怕像恩德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敌人的公墓上签订和约”。公墓毫无疑义会越来越大，但总不会像凡尔赛和约签字之前那么大。
我们是否宁可认为这种灾难可能只是一种不测事件？如此可怕的战争样式的想法是否使我们感到震惊？好吧，就算这样吧，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可能的敌人会和我们的感觉一样，他们也不会和恩德雷斯先生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这种不测事件真的出现，我们看到敌人攻击我们城市的无防御的居民和工业中心时，我们能向敌人说：“住手，你们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取消比赛”吗？我所预言的灾难也可能仅仅是一桩不测事件，但肯定是最坏的不测事件，是我们应该准备面对的事件。
它会演变成现实吗？如果不会，那是再好没有了。那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比赛规则强加给敌人。难道我们不喜欢这样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要是我们处在地面和海上抗击的地位，我们总是有时间去改进作战准备，一支强大的空军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我已把我的思想简化成下述的话：“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但是如果“抗击”一词用于地面军队时没有疑问的话，用于海上部队时就必须加以说明。我是这样说明的：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限于不经我们同意，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的这个关于海军任务的想法没有被人接受。然而尽管我还不够一个海军专家，我觉得我只要根据普通常识是能够捍卫我的思想的，尤其它是就一般情况来探讨。
从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专家们已一致认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如有可能，要阻碍或者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很清楚，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十分重要，有些情况下还是决定性的。至于意大利，我们的海上交通线是头等重要的，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缺乏原料。如果不让我们进口，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全都同意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达到这一目的都是很理想的，尤其在有了世界大战的经验之后。实际上，许多海军大国借口人道主义天真地用众所周知的海军协议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光有一个理想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和环境。谁如不是处于这样的环境，谁如没有必要的手段，只有放弃理想目标，试图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何等的有限。当我们想到一次可能的海上战争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和另一个地中海强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或者两个国家联盟(其中有一些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在这个闭海里)之间的战争。我们很难设想有一场战争，其中意大利是唯一的地中海强国。因此，在这样一场意外事变中，我们应考虑的强国是两个最大的，一个是本来就在地中海的，另一个是狡猾地窜进来的。让我们来考虑第一个可能性，我们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我们海军规定什么样的实际可行的目标呢？
把敌人阻止在地中海之外吗？显然，这是对的。保护我们地中海的商业交通吗？显然，这是对的。保护我们在地中海外的商业交通和阻止敌人的交通吗？显然，这不对。借助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即使我们只用有限的兵力也可以执行头两个在地中海的任务；但要在地中海外，我们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大洋中没有合适的海军基地，已经由于缺乏基地而变得很不利的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足够强大到能通过地中海的门户出去，即使这个大门并不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大洋交通是被迫保持固定航线的，它将遭受敌人的攻击，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没有大洋交通的情况下作战。我想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
显然，“不准敌人在地中海航行对我们可能的敌人来说，并不解决定胜负”。正像菲奥拉万佐上校所说的，不准在地中海航行最多只能阻滞和扰乱我们可能的敌人，那样决不能打败敌人，因为敌人很容易另建交通线。但我们会得到可以较自由地在地中海航行的好处，这会是一种积极的结果，虽然效果是有限的。但它也可能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因为地中海还有别的强国，我们希望他们不全是我们的敌国，尤其在局部战争情况下；他们可能帮助我们补充给养。如果我们能不依靠大洋路线得到必需的给养，那对我们来说，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企图保护我们大洋交通线，同时又攻击敌人的交通线，我们就必须减少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将面临很容易在地中海被人打败的可能，结果使得我们在地中海航行的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现在，如果大洋交通受粗，我们就只有从其它地中海强国接受供应的唯一希望，而地中海交通受阻就把这唯一的希望也断送掉，我们会发现自己完全孤立，这就十分可能会决定我们的胜负。
在局限于我们与另一个地中海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提出的最低目的是一种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不致被剥夺赖以生存的供应的纲领。我曾一般地考虑过这种情况，即不把它区分为两种固有的可能：我们和本来就在地中海的一个强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和一个狡猾地窜入地中海的强国之间的冲突。但如果读者自己考虑这两种情况，他就会更好地体会我建议的这一最低目的的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第二种可能——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一些国家和我们一样，是地中海强国。这些国家中有一个或几个站在我们这一边或反对我们，或部分地支持我们和部分地反对我们。不管哪种情况，反正我们不是孤立的。总有一支或几支海军在我们这一边。因为除了巴尔干小国之外，所有别的强国全都有地中海以外的出口，我们掌握了地中海海域之后，就有可能让我们盟国的海军全部用于大洋中。要是敌国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地中海航行，这个海在冲突过程中成为一个和平的内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将潜艇及其它小股海军部队派出地中海外，从大洋友好口岸出发进行活动。在地中海有敌人时控制地中海，在地中海没有敌人时，提供相当数量的海军部队进行大洋作战，这就是意大利能给盟国的恰如其分的贡献。 [ 英译者注：看来意大利在现在这次战争中就完全是这么做的，它的一部分潜艇从德国或德占基地出发，对在大西洋或可能在别处航行的盟国航运队作战。 ]
这就是我的推理，我认为它是很简单的。作为比较，我想如果我们按照到处(特别在各国海军中)流行的标准化方式办事，我们将按照大洋强国的模式去组成我国的海军，那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是闭锁在地中海内的国家，我们的地位是特殊的，结果是不管最高目的还是最低目的都达不到。
我们在作诗时称地中海为“专属的海”，如果我们愿意现实一些的话，让我们真的使它成为专属的海吧！至于哪些想把大洋归属于我们的抱负，那就算了吧。那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至少按目前情况来说是如此。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不经我们同意就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们就真的把地中海专属于我了。甚至这种想法在潜艇未出现之前也曾经被看成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不再是梦想了。那怕我们只有有限的财力，我们可以利用我国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我们的岛屿和殖民地，我们海上作战的新式舰艇的性能，以及我们无畏的海军士兵的技术和勇敢的优势来实现这一目的。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一支小型舰队不需要像现代大型海军舰队所需的那种巨大而复杂的海军基地，它们较易躲藏。在进攻可能来自空中这样的时代(我国全部大型海军基地都暴露给空中之敌)，巨大而显著的目标是无法躲开敌人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像整个武装力量一样，以其潜力来影响国际政治。只要我们的海军是按别国海军的模式作为标准来建设的，它就只能从数量上考虑。按照我的想法建立的海军就不同，它要能控制地中海，而不管数量如何，这是大为不同的。菲奥拉万佐上校写道，阻止敌人进入地中海仅仅是对我们可能敌人的一种障碍而已。那是对的，不过地中海与三个大陆邻接，占有地中海必有很大价值，我们看到多少世纪以来在这里打过多少仗，一个大国虽然离地中海很远，却长期在它的门户处保持庞大的海军部队。因此能够统治地中海必定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砝码。我不想讨论这一点，因为这已不属我的专业范围，但我认为如果意大利能指着地中海说：“不准进入这里！”，这就会大大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中倡议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较密切的协约，这是类似我的想法。作者试图说明这种欧洲的紧密协约的政治价值，他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由意大利控制地中海，而由法国到大洋活动。作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英国重新建立绕好望角去远东的海上航线也不行，因为这条新航线决不是安全的。这种考虑(也是根据法国作者的想法)将使英国牢固地靠拢法意协约，从而形成以西班牙和比利时为墙脚的欧洲联邦，为了使旧世界与新世界平衡，人们已开始感到有这种必要了。
菲奥拉万佐上校在说了禁止其它国家进入地中海并不是决定性的目的之后，又断言基本目的应是“保卫我们的交通线”，这要“通过控制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来达到。他说：“别国不能在地中海航行应是它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实在不明白控制地中海的入口怎么能可靠地保卫我们的交诵线，因为人所共知。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船必须首先到达这些入口处。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可靠地保卫只有控制入口处以外的大洋水域才能做到。我也不明白控制了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怎么会带来使别的国家不能进行交通运输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国家都有通往大洋的出口。
菲奥拉万佐上校说过这一论断之后，又假定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敌人驱赶到大洋中去，故而我们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他说：
海军感到欣慰，但是因为它很小(“小如尘埃” [ 原作者注：这是几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对意大利海军所用的词。 ] )，现在他就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保卫我们在大洋的交通线，或至少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域的交通线，并阻扰敌人在大洋的交通线。
我们不能占领直布罗陀……所以我们必须从地中海基地出发在大洋作战。让我们设想，我们已经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这是较征服敌在大陆上的港口更易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这些岛屿上具有某种优势，但是我们的“尘埃”不能很好地统治大洋，它只有很小的自主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大型的快速巡洋舰和大型潜艇，再辅之以舰载飞机。但是我们不能临时凑齐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在地中海里来回巡航，甚至我们的商船也将无货可运，因为敌人不准它们出入。
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结论是，他要说明下述主题：
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意大利的航空兵愈强，愈能成功地迫使别国的海军部队撤离地中海的外缘，我们的海军就必须更强大和更适合于大洋航行。因此，谈到意大利，“集中力量于空中”也需要“集中力量于海上”；要是有了这双重的集中，我们就能够保卫我们的海上交通线，能够使我们国内的工人工作不受干扰，能够打击敌人的抵抗中心，我们就为我国英雄的步兵 [ 英译者注：作者用了意大利文fante一词，指的是意大利步兵，相当于美国人用doughboy称美国步兵一样。 ] 进军敌国领土，实现其美梦，建立了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要是我们能做到这些，那当然是太妙了。但这仅是梦想，正做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应梦想而应睁大眼睛看现实。迫使敌人海军部队退出地中海外缘的任务不属于航空兵，它属于海军，海军如能完成，则光荣应属于海军。如果它完成这一任务后，面临的是保卫我们大洋的交通线和阻扰敌人大洋交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会因为它们太小而失败，而是因为我国的特珠情况 [ 英译者注：主要是指地理、经济和财政条件。 ] ，靠自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我们把大部分国家预算都用来建造大型舰船，我们也不能改变我国这种特殊情况，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冒不能制止别国在我们海域中航行的风险。
德国战败是因为它不满足于一个最小的造船计划，也因为它没有集中资源制造潜艇。它那适合于大洋航行的强大的舰队有远大的航程和便于停泊的基地，归根到底除了使敌舰队保持警戒外一无用处，最后遭到悲惨的失败。如果当初目标不要定这么高，不是试图控制整个海面，而是满足于阻止对方航行，多使用小股部队，少使用大股部队，它是会胜利的。这是昨天的经验。
菲奥拉万佐上校那样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说：“在意大利的特殊地位，海军和空军如此互相依存，因此两者都必须非常强大。”意大利的特殊地位并不建立海军和空军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它只是指出两者某些当前的实际目标，它们听起来是几乎一致的。对于海军，目标是专属的海，即控制地中海；对于空军，目标是专属的天空，即控制自己的天空。真的，如果我们能建设一支能控制海洋的海军和一支能控制天空的空军，我们英雄的步兵就可以几乎无往而不克。但是我们不能实现这种双重理想，因为尽管我们不缺人，我们却缺乏兵器(我们不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保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大力帮助我们英雄的步兵遂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试图在未来战争中能告诉他们：
“坚守组成我们神圣边界的山脉的每一块岩石，叫喊如雷：‘不准在此入侵’。保持高昂的斗志吧，因为你们在空中的弟兄们将阻止敌人残杀你的同胞，保卫他们，使他们能工作，以供应你们食物和军火。他们也将蹂躏敌人的领土，而你们的海上的弟兄们则把敌人扫荡出地中海，并保护供应你们物资的运输。牢牢地站住吧，我们的步兵兄弟，即使敌人的人数超过你们，也要牢牢地站住，让他们在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由于你们的坚忍不拔，使祖国不受玷污。不管他们头角多硬，也会磨破的，等到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在空中力量的打击下消耗殆尽时，他们就会焦头烂额。然后起来进攻他们，你们的前进将会势如破竹，我们的旗帜在敌人领土上招展的喜悦将属于你们。”
但如果我们换成下面的语言，我们英雄的步兵就不会太高兴了：
“前进！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野前进吧！一尺一尺地将其占领，用你们的鲜血浸透大地。前进吧，不要去想敌人在你们家里纵火和放毒。前进吧，要是我们不能送上武器和弹药，请忍耐一下，因为敌人正在从空中破坏我们的工厂、仓库和交通线。前进吧，要是饥饿折磨你们，请忍耐一下。我们曾试图控制大洋遭到了失败，相反，敌人却甚至把我们关在地中海之外。前进吧！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前进吧，胜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