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第三
作者：马汉·美国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目标直指英国：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的海权
大不列颠与波旁王朝在一七七八年的战争，与美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战。
不仅结为盟友的王朝政权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在大陆上的纠葛—-根据其以前的政策，这正是英格兰所竭力引发的，而且自从图维尔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在海上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趋势在两方角逐者之间出现了。这场角逐的场所，进行战争的或战争准备达到的目标，绝大部分远离欧洲，没有一个在这场大陆之上，直布罗陀只是唯一的例外。直布罗陀位于一个地势崎岖且十分难于接近的突出部的极端之地，其中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国完全将其与中立国分割开来，它们间的厮杀角逐从未将那些与其利害攸关国家以外的其他各方卷入其中。
在路易十四的逊位与拿破仑的垮台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其统治时期，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兰西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英格兰与荷兰的时期，然而，这位君主的政策与雄心总是直接针对着大陆扩张。结果，他的那支基础并不太稳固的海军就成了昙花一现。在十八世纪之初开始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遏制。尽管其对当今问题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缺阵却使得英格兰的海军活动在军事教义上所获甚微。在随后的法兰西共和政府与帝国的战争中，由于某些在此并无需详细述及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兰西军官与水兵们的士气低落，使得表面上在战舰数量与火炮吨位上的旗鼓相当成为了一种假象。在经历过了数年勇气倍增但却徒劳无益的努力后，特拉法加的巨大灾难向全世界宣告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在职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为纳尔逊及其同僚的敏锐眼光所捕获，并且形成了成其为对待他们的态度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付他们的战术的特征的傲慢信心。从那以后，皇帝“将眼光从那唯一的一块命运已对其失去信心的战场之地挪开，并决定在除海洋以外的其他任何地点与英格兰展开角逐。尽管他同意重组其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其在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拼杀中为其保留任何份额……一直到帝国末日，他还拒绝赐予他的那支业已重振旗鼓且充满激情与信心的海军以任何与敌人一比高低的机会”。大不列颠继续保持住了其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的旧有地位。
海军战记的学者们指望能够在参予这场大搏杀的各方的军事计划与方式当中寻求获得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在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这场战争中某些较大且定义清晰的部分的一般性行为那里。同样，在注入或本应该自始至终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注入的连续性战略意图方面，在影响一段时期命运好坏的战略部署中，他们也指望找到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还不太可能宣称，特定的战役完完全全地不具有战术的训导意义—-这正是在以前部分所提及的目标之一。然而，毫无疑问正确的是，正如同历史的所有战术体系，它们有辉煌的鼎盛时期，它们对于学者们现时的益处，与其说是提供刻意仿效的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训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战术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为着波澜壮阔的战役先期准备和预备的部署，或通过技高一筹、积极主动的组合，那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却战果辉煌的行动，取决于比那个时代的武器更为永恒的因素。这倒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具有持久价值的原则。
在为着任何一个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即使那个目标是占领一场特定的土地或一个特定的阵地，从军事上的观点看，对于所追求的这块地区进行直接进攻并不是获取它的最佳方式。因此，军事行动的目标应该有别于参战国政府指望达到的目的，从而冠以一个自己的名称—-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的严肃思考中，首先有必要在将每一参战方所企求达到的目标一目了然地置于研究者的眼前；其次，有必要认真考虑在获取胜利的情况下，所选定的进攻目标是否最有可能实现那些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最后，有必要研讨进攻目的得以实现的各种军事行动的优劣长短。进行这样一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将会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工作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无需为细枝末节所纠缠而仅仅是突显主要轮廓的构架大纲，通常这都有助于提纲挚领，当主线被完全掌握之后，各种细节就能轻而易举地涉及到，并且各得其所。
在这里，本书所做的努力将会局限在从本书的范围出发，勾勒这样一个大纲。
一七七八年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一方面是大不列颠，另一方面是控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大王国的波旁家族。此时已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的北美殖民地，对于这个对他们是如此重要的事件自然是欢呼雀跃；尽管稍后荷兰被英格兰下意识地驱赶进入了一场它自己一无所获且满盘皆失的战争。美国人的目标十分简单—-将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的手中摆脱解放出来。除去一些骚扰敌人商业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具有战斗力的海上力量方面的缺乏，肯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局限在了地面战方面。这就确实构成了一个有利于盟国的强有力的箝制，极大地消耗了大不列颠的有生力量。然而，放弃这场角逐并且立即停战，这是英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荷兰免除了来自陆地上的进攻，却在同盟国海军的帮助下，除了尽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损失以外，并没有表露出多少试图有所做为的愿望。因此，这两个小角色的目标可说只是中止战争，而主要参战者从其连续性看，其目标却是希图状况有所改变。
大不列颠的战争目标也十分简单，由于卷入到一场与其最有希望的殖民地一场可悲的分歧中去，这种争吵逐步升温，直至它受到了失去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的臣服者离自己而去之时，就必须维持暴力控制了，于是它拿起了刀剑来对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些海外领地的分离。在那一代人的眼中，它的辉煌正是与这些海外领地紧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兰西与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陆上反殖民事业的积极赞助者身份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而无论它本应承担的进攻目标出现了何种变化。由于法、西等国加入到其敌人的行列，英国人不仅丧失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同时也遭受到了丢失其他有价值领地的威胁。这一点不久就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简言之，英格兰就其战争目标而言，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的；它担心丢失的东西太多，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指望看住为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然而，通过驱使荷兰卷入战争，它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在没有增加其对手力量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但却疏于防备的军事与商业据地为其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兰西与西班牙的观点和目标更为复杂，传统的敌意和为尚不久远的过去报仇雪恨的愿望无疑占有很大的份量，正如在法兰西也存在沙龙与哲学家对于殖民地民众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一样。然而，尽管情感上的考虑对于国家的行为影响甚大，但只有在满足它们的有形手段足可称述与计算之时，法兰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领地能够失而复得。然而，当时仍健在的那一代殖民者却对于昔日的博杀有着过于深刻的个人回忆，他们无法默认任何加诸加拿大之上的这种企图。革命时期美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点在法国人给予了有效的同情与援助之时，被极大地忽略掉了。不过，当时可以理解且为法兰西人所感知到的是，法国人如果重提昔日旧梦有可能会在只是最近才反目为仇的同一种族的英美两群民众之间，通过正当的让步而导致重归于好—-这一点正是一部分有权势、高尚的英格兰人从未停止倡导过的。因此，法国并没有承认，或许还并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个目标。相反，它正式宣布放弃了对当时或最近才置于不列颠君王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要求，同时声称在占领与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礁时将行动自由；当然，大不列颠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可随其进攻。因此，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落入英格兰之手的印度控制权，以及在他们造成了一种足够有效的箝制之后，在适当的时间内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由于那一代所持有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丧失这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削弱了英格兰的繁荣所依赖的商业成就—-使英格兰衰落，使法兰西壮大。事实上，这场应该更趋声势浩大的角逐可被说成是成为了赋予法兰西以生命力的动机所在。所有的目标用它们所希冀实现的最高目的来加以总结就是：在海上与政治上压倒英格兰。
与法兰西一道超过英格兰也是同样寒伦且不太那么具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的目标。然而，它所遭受到的伤害有其明确性，为它所特别追逐的目标在其盟友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并不那么容易发现，尽管当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西班牙人可以回忆起西班牙国旗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迎风飘扬的情景，然而，时间的流逝却并没有使这个自傲与固执的民族甘心于他们的损失。就美国人来说，也没有放弃对于西班牙试图重新复活其在两个佛罗里达的主权的传统性反对。
这就是该两国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整个格局。毋庸置疑，除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外，它们决不会承认投入战争只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颇有见地的英国舆论就正确地提到了法兰西宣言中以下字句，以寥寥数语生动地勾画出了联合一致的波旁王朝行为的真正根据所在：“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在海上的权力。”一言以蔽之，关于战争的目标，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则被推到了防御的位置上。
英格兰被指控的横行于海上的那个专制帝国—-并不是不公正地—-取决于它的不可一世的海上力量，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的；取决于它的商业和武装起来的航运业，以及遍及于世界各个部分的商业设施、殖民地与海军基地。直至此时，慈爱的情感，出于与宗主国紧密的商业往来和那种由于它的优势海军持续存在而赋予的保护所产生的更为强烈的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些纽带将它与其遍及五湖四海的殖民地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起义，其海上力量所依赖的坚固港口的网状结构中出现了裂痕，尽管在他们与西印度群岛之间存在着数不清的贸易往来—-已为随之而来的敌对状况所削弱—-也趋向于分化这些岛屿的同情心。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它包含着具有第一重要性的军事问题—-遍及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连结起来，并得到欣欣向荣的海洋性民众支持的海军基地之环链，是否仍然还能掌握在英国手中。迄今为止，它以持续、坚定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在取得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成功的情况下，摆弄着其史无前例的海上力量。
尽管大不列颠对保住其所握有的海军基地—-这是其海上实力中的防御性成分—-的麻烦深感困惑，它的进攻性海上力量，它的舰队，却受到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增长的挑战。以一支有组织的具有旗鼓相当或更为优越的物质实力的军事力量的方式，在一个它所宣称为己所有的领域，现在与它短兵相接了。时机已十分有利于对这个因其从海上获取的财富而变得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发动进攻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将主要力量迅速用于主要目标之上，至于次要进攻目标，其防御应被扰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弹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的必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将是一个持续的弱势。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它们期盼着美国的最终独立—-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份。通过影响对它的救援，如果对于合众国的好处成为了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迄今还无法有助于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获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维持起义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理应进行的抵抗。因此，十三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产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不妨说，它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增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满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的且弱小的国家赢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于海洋的控制，以致于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为合适的目标。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他们使得留守部队成为了囚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然而便撤退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因此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撑之地的援助，仅仅对于其他地点的占领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取决于舰队的数量与质量。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获得海上的优势就成为了第一需要。这并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盖着战争的整个领域，否则，占领就是不稳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存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了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作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一七八二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直至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看法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地位。占领亭可马里（Trincomalee），尽管对于并无其他基地的法兰西海上编队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于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渡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了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它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是海滨地区，军事行动正是从那里得以展开；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是海军舰队，其规模与素质应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称。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在每个这样的遥远之地都需要有能适用于航运的安全港口，以作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性的基地。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间，必须存在着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它则取决于对中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而必需的供给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地，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对于沿途适当分布却又为数不至过多的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燃料补充更加频繁。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在这一领域三个分支的每一方面，欧洲、美洲与印度，出于条理清晰的考虑，已分别加以了阐叙；对于海洋的控制已被坚持视为决定性因素；敌军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本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普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尚不能抽调出任何一支持遣部队前来地中海。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为一支与其使命相称的舰队的基地的话，直布罗陀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或增援力量；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对于其守备部队坚守下去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在那时根本就无足轻重，直至战争后期以前，根本就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只是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它陷落了；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生死攸关的，从战争之初，就吸引住了同盟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攻火力，形成了有利于英格兰的颇具价值的箝制态势。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即成为了局部性基地。当时，前两者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一七七九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本来都对时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然而，出入口的宽度，缺乏保护濒临海边的海军基地和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由于试图占据众多的地区而导致的地面部队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内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的战役规划中无法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他们未能考虑到，即使是那里的大多数人平静地选择了自由，这种素质也会使得他们不致起而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格兰人的理论，他们正是遭受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格兰人的这一遥远，并就其最终结局而言是十分不幸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其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这次战争的又一区域性基地，首先英格兰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十八个月后，它于一七八零年五月落入到英军手中。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通过前面所述已为人所知，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顺风而下一千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也并非无关紧要的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困难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向的岛屿既成为了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了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之点。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其中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除非在一处侧翼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一七六二年，当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它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一七七九年到一七八二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与法兰西对于向风群岛的占据实际上使自己能够与英格兰分庭抗礼。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因此，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就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大陆角逐的关键之点实际上从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适合于进攻性行动，而且防守困难，一支大型舰队都能接近于它，甚至于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要加以牢记的是，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然而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以偿。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弗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尤其适合于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一百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视着罗伊堡的敌军。
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或者说，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可成为战场。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因为那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从秋分至春分季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刮而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掀起涛天巨浪拍打着岸边，使得登陆十分困难；然而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九至十月份的“季风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都是不明智的。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的问题就变得十分迫切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英格兰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距离过于遥远，并不能被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联的交通线上的港口之列。
这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那些海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质，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Nanagansett），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于本土供应，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倍受关注的目标中，动用主力或通过逃避敌人搜捕的方式保护补给舰船，需要政府与海军指挥官调遣手头可用的战舰与特遣编队的高超技巧。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让一度通过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而抵销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对于在各章节已分别加以考察的总体战的维持也具有相同的影响。它们是将整个战场连为一体的纽带，而被视为交战双方的恰当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要，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除了与敌遭遇时，它总是可能的，即要么就返回欧洲，要么就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比克顿于二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九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三月启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通常被称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质材料时，几乎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的。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正如同所说的那样—-好几处港口，它们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它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一七七八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份的巩固。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于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防御，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如果有一处的话，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派调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如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确实，由于当时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情报信息传送特征的缓慢迟钝与不确定性，面对一场攻势，使敌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比起那些只是略加粉饰的少许防范来说无疑是更为有效的防守依凭了。
有用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正如所说的那样，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构架，作为将整个战争联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海军，已被指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攻进目标，为达到进攻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战争行为则仍有待于思考。
在进行讨论之前，务必简要地提及对于海洋尤为特别且影响随后讨论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舰队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之上，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他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它们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它们的穿行，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或许对于被追逐者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越过谈判地点同样也许只是几天或数小时之前。近来，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从，并对他的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一七七八年时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确的数据。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被经常加以放弃，目的在于避开追捕或埋伏。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于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其进攻普拉亚港与奔向他们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罗德尼在一七八零年和一七八二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却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他们即将来临，甚至在抵达地点都已得知时，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启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的迹象，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他无从知道究竟会在何处遭受威胁，而进攻方却对自己的目标心中有数，如果他能迷惑其对手的话。假如远征船队不意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这是一种当某一单独船厂的设施不足以在允许的时间内整修如此众多的船只，或在现在所提及的这场战争中，当盟国提供各自的特遣舰队时，十分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围堵这样一次远征的重要意义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阻止这些特遣舰队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别必要性的事情。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更准备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这样的策略。一七八二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们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汇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存在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致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个方面的主要状况—-军事的，道义的，经济的—-之后，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一七七八年英格兰肯定接受了防御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颠海军应该与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却是前一时期英格兰最称职的海军当权者霍克与其同僚们的至理名言。这样一种状况，即具有更好的人员素质与可加吸纳的更庞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将赋予一种真正的力量优势。只是，这一预防性措施近来却看不到了。对于这样一场讨论来说，失败是不是由于内阁的低效率—-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控的那样，或是由于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经常指导的错了位的经济，这已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尽管有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之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对于战略效果来说，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战争的第二要义方面，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它甘拜下风。因此，仍然有待于游刃有余、气贯长虹地调动这支处于劣势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抢在敌人的组合之前，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以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狭路相逢，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联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得以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最终溃败—-不是由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粮尽弹绝—-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够从同盟国海军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它就能将这种力量用以对付美国人；如果它能取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确定性的优势，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道义与士气上的，正如二十年后它所取得的那样，那么，它就会获得这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其财政状况早已不堪其负的联盟王朝肯定就将功败垂成地退出这场置英格兰于劣势地位的角逐。然而，这样一种优势只能通过战斗才能取得；通过表明这一优势，尽管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是，其海员的技能，财富的来源，通过合理地使用这些力量，却能使其政府在战争的决定性环节拥有实际存在的优势。如果将它的战列舰指派到整个世界，在试图保护这个松散帝国的各个濒于暴露的阵地的同时，使它们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就永远也不会取得。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正如它所证明的那样，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更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他的斗志；而它自己的军官与海员却被艰难的游航磨练得能够十分迅捷地响应每一征战的号召。“我们没有理由，”维尔纳夫海军上将重复着那位皇帝的话语声称道，“害怕看见英国的特遣舰队，他们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还没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游弋已使得他们精疲力竭了。”但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写道：“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凛凛，舰员们衣装整齐，训练有素；然而，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风暴的锻炼。”
“皇帝”，纳尔逊说，“现在才发现，如果皇帝们得知真相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一年所遭受的损失还多—-这些高贵的绅士们无从适应于狂风暴雨，而我们却在未损失一桅一坞的情况下英勇地与之搏斗了二十四个月。”然而，必须加以承认的是，对于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十分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我几乎无从知道一个睡眠之夜居然是这两个月，”他又写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豪勋爵的高度职业化的意见也对这种做法大唱反调。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现在我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科林伍德写道，“然而却感到要阻止他们升锚启航并不那么切实可行。然而，如果他们从我身边溜走的话，我应倍感耻辱。……唯一能防止他们启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不知道我们究竟精确地位居何处的情况下，不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尽管如此，当时过份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修缮；一名军官倒下了，或在其岗位上精疲力竭，马上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很久以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捱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止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特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一八零五年的战舰本质上与一七八零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迹痕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帅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致严重地影响到海军的质量，海员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有必要支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会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得以启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就是在欧洲。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一八零四年与一八零五年监视塔兰舰队时—-这是他为其众多战舰特别糟糕的状况能供进一步驱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一八零零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五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关于使用手中的战舰，现在将一七七八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格兰内阁使得他们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驻外分遣舰队与敌军旗鼓相当。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相当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于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被遣往那里的舰船停驻了下来，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却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可谓自立门户。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块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了战争中的控制性因素，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至关重要的地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仅只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纽约与纳拉甘西待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事情。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一七七九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一七八零年与一七八一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一七九九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睫，一八零五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一八零六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材料。一七九八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一八零八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一七七八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一七七八年豪在纽约、一七七九年拜伦在格林纳达、一七八一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一七八一年胡德在马丁尼克、一七八二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派出一支特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有众多的机会，却从未寻找到以攻击那支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力量的简单方式来解开这个疙瘩。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压倒性的力量换取了一场毫无军事价值的胜利。在欧洲，英格兰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年复一年地处于无望的境地。然而，盟国所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没有打算要摧毁那支力量。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当德比舰队的三十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四十九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时，战争内阁的结论却是不发一枪一弹，仅此就完全浓缩了同盟国海军战争行动的本质特征！进一步使他们在欧洲行动步履维艰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顽固地坚持将其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公海，沉重地打击英格兰海军是削弱这座堡垒的最可靠之路径。当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敌濒临饥荒。
在他们的攻击性战争行为中，结盟的王朝象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为双方在采取行动的意见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头烂额。西班牙的战争行动看起来自私自利，几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兰西却更为诚实可信，因此在军事上也更为稳健。要为对付一个作出了明智选择的共同进攻目标而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本应该最好提出双方共有的目标。有些迹象显示出了同盟国方面在管理与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国方面的人员素质还低劣于英格兰。然而，战争准备与管理的问题，尽管在军事上令人深感兴趣并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与同盟国在选择与攻击他们的进攻目标，从而完成战争目的方面所采纳的战略计划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考查不仅不明智地扩大了这一争论，而且也由于堆积起与主题并无瓜葛的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这一战略问题。
有关这一战略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词包含了那一海军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军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因为通过使他们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标上面不能自拔，他们粗枝大叶地从那条导向目标的道路上穿过，愿望急切地扑在自己狭隘的目的之上—-或扑在他们得以构成他们的目的的部分的优势之上，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独自肯定能够加以获取的方式却视而不见。因此，作为战争的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在作出总结之前，有必要再度进行引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着各自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英格兰宣称有权控制海洋的专制帝国”。他们做出的报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一无是处。那一代人认为，通过使美国获取自由解放，他们已痛击了英格兰；然而，他们却未纠正他们在直市罗陀与牙买加的错误。英格兰舰队从未遭受过会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烦，北方各国的武装中立无结果而返。不久，英格兰的海洋帝国就变得同样专横，并比以前更加绝对化了。
除了准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外，与英格兰人相比，同盟国舰队的作战素质如何，只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数量优势的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可明白。在同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处于守势时，面对英格兰海军，同盟国军队却习惯上处于守势，作为战争的军事行为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真严肃地打算动用数量上占优势的力量击溃敌军舰队的小股力量，使得数量上的差异变得更为悬殊，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方式，摧毁这个海上帝国。但这一点既没有在同盟国更大的战略配合上，也没有在战场上显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辉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国海军多在回避或者干脆承受对方的行动；他们从未打算要发起这样的进攻。只要大英帝国海军能得以不受打击地在大海之上称王称霸，不仅同盟国各自的如意算盘得不到兑现，而且内于某种幸运的机会，英国人通过赢得一场重要的胜利，从而恢复与对人实力均衡的可能性也会永远存在。不这样做，作为一个错误，应归咎于英国内阁。但是，如果英格兰在允许其欧洲舰队如此逊色于同盟国舰队方面犯有错误，那么，后者更应因未能从这一错误中赚取好处而受到指责。采取攻势的较强一方不可能理解由于不得不关注于众多地区的防御而在调配力量上面临的复杂性，尽管他们并没有进行辩解。
法兰西国民的偏见，在这里的行为轨迹中可以再度找到表达，并且上次已进行过抨击，看起来，这种偏见又为今日的法兰西政府和军官所共同享有。对于法兰西海军的历史进程而言，这是关键所在；并且依照作者的意见，也是法兰西未能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结果的关键。正如这里显示出的一种固有的传统会对民众的心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一群极具才干且胆略超人的海员为了他们崇高的事业，显然在毫无怨言的情况下，接受了如此卑微的角色，这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这些评论正确的话，它也带来了一个警示，即流行的观点和似是而非的看法总应进行彻底的检验。因为如果真是错误的话，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就会导致失败，甚至于灾难。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于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在合众国更是广为传播。“在我看来，对付英格兰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就是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往来，对一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对之加以抛弃。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在民众的代表们面前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外表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正如大不列颠过去和现在那样—-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并不会危及根本生命的情况下，它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并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的，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两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比其他国家，它的财富在战争时期正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一度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的权利。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权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拒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还全力以赴地维持其海军，毫无疑问，未来将重复历史的教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是由大不列颠与美国特派代表两个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为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Negapatan）。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两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最终和约于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