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与同盟·第一
作者：马汉·美国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一把零三年和一八二一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间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一五零零至一八零零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一八一五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一八一五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一八一五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一六零三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一七零七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享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一八一五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一八一五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一九零八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还肯定地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有什么国内的麻烦或对外的企图，由于和德国的邻近、自身实力的差强人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和德国有着利益的一致，它必定要跟着德国跑，就如月亮必定要围绕着地球并且和它构成了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组合一样。不少国家则和德奥相对立，它们有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近的事件表明了俄国在国际上的虚弱，其国内根源即使对于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一清二楚。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二国同盟之内。不过意大利的亲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倾向来自于两国历史上的相互间好感以及意大利的海洋国家身份。另外，从前互相疏远的意大利和法国近来也日益接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利益和奥地利的野心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歧，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以及此前的事态已表露了这点。一份敏锐地预计到了这次合并的奥地利杂志最近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儿座落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支援我国陆军的行动、保护我国主要商业港口不受敌人的海上行动的侵犯并防止我们在奥特兰托海峡被锁住咽喉。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舰队的实力必须至少和我们可能的敌人的大致力量持平。如果我们在发展我国的海军方面拖拖拉拉，意大利就会占据上风并使我们再也无法超越它。和其他方面相比，在海军方面止步不前更是一种退却，而退却就等于放弃奥地利的历史使命。”奥地利的无畏舰正在建造之中，而上述文字令人们可对三国同盟内的平衡关系略知一二。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站在德国一边。
这样，通过分析当前欧洲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方有着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则是已存在三十年的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意大利的倾向尽管可以根据当前局势对它的压力以及它的正式同盟关系来判断，但仍然是令人迷惑的。形势的焦点看来还是在为德、奥这两个中欧军事君主国家所反对的三国协约身上。将这两方的力量作比较，前者在除海军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在地理上，德、奥紧靠在一起，从而易于在必要之时相互支援。不过这种支援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纯粹的防御态势也不可能成功地得以保持，德奥至少已在进攻方面做好了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一九零八年在巴尔干的兼并行动已明显表明德奥集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考虑到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手段，显然它们的进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为它们的工业获得至少说得过去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奥地利朝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这个性质。另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德国也越来越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了一个工业国，这样它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面对上述众多需要，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组织的有力而实力大增的德国开始了它的航程；然而同时它也发现，其边界之外世界的市场和原料产区相当程度上已被其他国家抢先占据或控制。在取得了实现国家统一这项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德国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大型商业船队，目前这支船队在运载德国的工业产品、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方面正持续地积极发挥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船队，有商业活动，但就交换过程的第三环节，也就是由于本国国内消费不足而必不可少的国外市场而言，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努力进行贸易竞争。而在各国都为其国内经济挂上保护主义标签的时代，他国的随心所欲的规定使这种竞争十分吃力。德国能有效控制的唯一一块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在其疆界之内。另外，自德国加入围绕着领土的角逐以来，迄今它也握有了丁点殖民地，但这看来也并不足以大大减轻德国在市场方面的压力。
于是德国在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它看来，近在咫尺、令其历历在目的争斗将对它的种种不利暴露无遗；也就是说，距离上的接近使德国人有一种活生生的被束缚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会有这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的确如此。在诸如国家和个人间关系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官方认识，这些认识所体现的不同的国民特性常常加强各国间的误解与厌恶。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府体制在其他国家受人欢迎，而德国的政体则非如此。在德国我们有着一个辅之以一个民主议会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府，它比在英国让人习以为常的、不断换马的政党执政制度要好。德国的兵役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在实践中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坚信这些连同今天德国的欣欣向荣都和将严格的秩序和自由结合了起来的政府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其他国家更青睐相对宽松、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的英国制度。因此，英国的统治范围和影响的扩展比德国权力的上升更让人乐意接受。”一位长期乘坐德国轮船的官员曾拿德国人作比较，向我谈及了在和乘客说话的方式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礼貌程度。在德国的倚仗军事味的政府干预对个人行为的紧密控制所发散出的不容置疑的味道中，德国人的上述不同可找到并不牵强的解释。尽管如此，德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大可无情地一较高低。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他们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他们热情不倦而且还有着政府的英明支持。这些优点必将和英国已有的优势相交锋并将其消磨殆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固然拥有上述优点，但对于工商业地区、对于贸易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实际拥有以及更不公平的对于大片可用于居住和开发的地带的政治控制使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在这些地区大显身手。不过德国的个人倒可以前往这些地区并在那受到欢迎。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还可能喜爱上更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任何比他们所脱离的制度有着更少的干预内容的社会体制，尽管他们或许依然热爱着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母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促进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的发展，德国本土上的人们建立一个“大德国”的心愿也仍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实现的可能，而且双方正日益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当前，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人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
德国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对于德国也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的所有内陆河道—-它们已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互间有运河沟通，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水运系统—-都是以这两个海洋中的一个为入海口所在，因而这些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的进出通道，德国的全部对外商业也都集中于这些地区。如果沿着敌国军舰的巡游路线，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六十英里多点；波罗的海海岸要长得多，但从大西洋抵达这里必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到一百英里。战时德国商船可以在中立的区域之内贴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很大危险，因为从德国通往大西洋和其他大洋的所有航线都经由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这两个海峡的一侧完全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四百英里宽，有些地方只有三百英里。在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依照现今的国际法，没有任何德国船只可以经由上述水域而不被劫获，而对于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成功封锁会使德国开展的和中立国对德国开展的贸易都陷入停顿。对英国而言，只需以离德国不到四百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对德国，包括它的两个主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在波罗的海进行封锁则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就清楚了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了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借助这条运河，军用或商用船只可以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海域而不暴露于敌，德国海军也可以进行集结以对付敢于将其舰队一分为二的敌人。另外，虽然基尔运河不能使德国商船在北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它能使由于封锁不能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船只驶往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它们的货物可通过运河系统转运至许多目的地；而连成一片的水道使得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再在途中将这些货物另行装船。基尔运河在防御上的巨大意义在于，在某敌国海军的规模只是德国海军的两倍不到的情形下，它使前者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它这样做，和因基尔运河而得以集中的德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相比，它一分为二后的任一部分都处于劣势，这样它就只能后撤；而根据既定的国际法，这样的后撤使封锁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封锁得以再次确立，牢牢扎下根基之前，封锁国不可劫获中立国的船只，而且中立国还需有一定的时间以被通报变动后的决定某个航行非法与否的封锁局面。不过，虽然封锁的松缓使中立国船只能出入北海或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德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也还是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在今天的世界商船吨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英德开战，中立国的吨位根本不足以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且和德国舰队的壮大是同步的。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做着系统的准备，这很大程度上使德国既显得伟大，又令人害怕。不过，发展威廉港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二十多英里长的、近海多沙洲的危险海岸将它与易北河口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削弱了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保险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优点。另外，上述海岸的外围有着战略地位重要的赫尔果兰岛的拱卫。作为和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的交换，该岛于一八九零年由英国让给德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鱼雷艇基地。不过和海岸仅三十海里的赫尔果兰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于鱼雷防御上。
尽管诸如基尔运河之类防御上的准备意义重大且值得赞赏，但由此获得的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古巴曾具有的对于我国对外政策之意义记忆犹新的美国人不会不明白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德国商业意味着什么。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一百英里海岸都囊括于其中，这种情形使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海军强国将古巴岛据为已有。不过，古巴政治归属状况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已使美国曾有的担心化为历史；古巴的重要性依在，但至少此时已不再有古巴被某个国家用作海军基地的可能。不列颠群岛的对德国重要性和政治归属状况都是长期性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今天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首屈一指，保持这种局面更是英国两大政党的明确目标。
提出这个目标是合理和必要的。虽然和德国同为商业国家，但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原材料、粮食和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因而英国在用以支持军事力量的人力资源方面居于劣势，尽管英国也有着较大的人口比例，单靠自己的土地也不易养活它的人口。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四百多人，而德国只有三百。另外，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是绝对的，它不象德国有着能使其得到物资的大陆边界。德国还有着莱茵河，它通过和德国友好的荷兰入海，是德国腹地的一条大运量运输要道，而且根本不可能被英国切断。在另一个方向的边界上，德国和俄国接壤，后者是世界的一大粮仓。一九零九年的俄国小麦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是二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六英担。美国排在第二位，为一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英担。
就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缘由而言，英国在保全自己方面有着更大的需要。它绝不能放弃海上主宰地位，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另外，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而且，由于不列颠群岛的地位，英国在欧洲海域保持海军优势可以对德国商业施以长期的潜在控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加强了集结，而从前它多少更具分散性。以往英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对该地区多少有些放弃，这也颇具意义。
无疑，上述集结是出于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和德国陆军世所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考虑。拿破仑就曾梦想将英国舰队诱开，然后再迅即入侵英国，这也是当年英国人怕见到的情景。当然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还不仅仅以微弱的劣势。不过，即使在蒸汽时代之前，入侵英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尤曾尝试过。今天，蒸汽轮船的运用使跨越英吉利海峡远不象过去那样困难，可以在完全不受风向和天气影响的情形下特别迅速地向英国运送军队。当然，调集船只和载运部队并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在英国登陆是一件包含众多细节的行动，没有仔细、适时的考虑就不会成功。英国人对昔日英国为防止奥地利或法国的入侵而作的动员以及导致这些措施的精明政策还有着记忆。不过一些持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也确实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支足以粉碎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军队在英国突然登陆，而他们面对的其实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英国要把其海军集结于本土周围，而这也促使德国努力发展它的海军，不仅增加军舰的数量，还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以具备大规模的制造和维修海军装备的能力。这些计划总体上看深刻地体现了德国非同一般的进行静悄悄的周密准备的能力。德国并未正式表述过它发展海军的目的，不过或许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这个意图不会有错：壮大德国海军的力量，以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敢对德国冒然挑衅。德尔布吕克也写道：“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政策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施以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由着英国依靠本国的地理位置对德国的贸易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德国的计划是建立一支规模比英国海军还要大的海军，英国不能不和德国展开一场造舰竞赛，以维护它在海军上的领先地位。
很明显，英国海军的强大也是对德国在陆军上的优势的抵销。如果英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它不可能指望拥有一支足以和德国陆军一争高低的陆军。相反，德国在已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期望拥有一支无故的海军。尽管英国比德国要富有，但英国政府不可能象德国政府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个人自由也许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本性。它使在英国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绝不可能；这个特征是多少代人造就的，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和殖民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自由合作的结果；这种局面今天依然未变，由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仍是其中的规范。在英国，进步的动机来自个人；在德国本质上则是集体行动决定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尽管该计划以德国的作法为蓝本，但其执行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经验和把握全局能力的不足。和在德国一样，根据该计划，个体雇佣者或受雇佣者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所有的养老金负担都是由国家承受。不过该计划没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认真的调节，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简单地将养老金福利一古脑地推向社会。它所依靠的税收政策既不会激励进取精神，也不能促使人们奉行节约。因为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财富中的过多一部分将作为税收被抽走；而即使大手大脚，也能从国家多少得到补助。在采取政府行动方面简单地模仿德国并不能使英国取得德国人经过精心筹划才取得的那种进步。
这类进步更加强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和德国对抗；如果某两个或所有的大陆国家连成一气对付德国，它们也不容易解决协调行动的问题，何况无论欧洲强国如何分化组合，奥匈帝国肯定都会站在德国一边。因此英国海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能让德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力量。而英德两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又是和相互间的工商业竞争掺杂在一起的，这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左右着两国人民体现在需要和收入方面的福利状况。不时见诸于报端的频繁外交访问正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德国眼中，从这些访问中凸现而出的是一种孤立和限制德国的企图；而这些访问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则是这样一个共识：应该压制那看来过度膨胀而又甚具侵略性的德国的野心。无论人们有什么看法，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