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陆权的冲突·第二
作者：马汉·美国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三十度与四十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而这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现在，让我们再考察一下俄国侧翼的形势：首先，由于它们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大家对其都心有属意；其次，各国根据其在该地区的地缘状况，或是推进或是阻止他国的推进，并由此根据自身力量发挥作用。
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它们将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散乱无章。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它们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有着一致的要求。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决定这些前景的是各强国施于该地区人民身上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指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互相毗邻，其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起不到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它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几至波斯湾。由于没有铁路，该地带从现代角度来看商业比较落后。其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是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当于纽约至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修建一条铁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湾顶点连接起来，再另建一条铁路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样一条干线得以投入运营，它自然会随后得到扩展。
在上述地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地安于现状，不知道也不期望发展进步。因此，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进步国家确实需要处理它们时再说。不过，现在针对中国而言，鉴于各国对问题的迫切有着现实的认识，且都在为从中国获得一块用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地盘而努力，它们已经十分重视关系到自身将来的需要了。不管各国想建树什么影响，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求获得某种优势，实实在在地据有某些权力和地盘。这就是一些亚洲本地人所认为的强国想要得到某种特许权的唯一原因。假如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这种动机十分强烈，它显然会左右各国的行为。当然，完全用不着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利，这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象在埃及那样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的政府进行鞭策，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对它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千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三十至四十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