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第四
作者：马汉·美国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二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缺乏这一点即使不表明衰败业已开始，也预兆着它的即将到来。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最能增进其幸福的条件方面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和适当的法律约束相结合就能够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的使其接纳性与大陆上的亚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个性的演进。在同样的环境中，还可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已经采纳并从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的发展中学到很多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只有岛国地位带来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而这比其他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更具影响。不应将个性强等同于僵滞不前，更不能将坚定和偏执混为一谈。但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倾向则是消极有害的。石头尽管可以是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趋于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用开花结果，但侵蚀却使它们处于自我变化之中。
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 ] 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间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
一.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
二.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的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 [ 译者注：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 ] 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竟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