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J·F·C·富勒·英国

出自————《装甲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约三年以前，我第一次写信给富勒将军，提出当前形势要求出版一本新的《野战条令(三)》以便根据最近这次战争的情况，阐明条令的作战理论。这次战争初期，他就对战争的发展作了明确的估计。1932年，他准备发表的有关战术与战略的理论(在瑞士滑雪旅行期间，他给速记员口述了这些理论)已部分经受了战斗和战役的检验。他论述的主要内容已被证明几乎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判断，尽管某些次要的观点(特别是认为步兵的发展方向和城市的重要性在于能有效抗击装甲部队的这种观点)应随着此次战争情况的发展重新予以探讨和研究。

　　 我刚出提出的要求是，他应修正对现代装甲部队的性质和作战特点所作的判断。现在大规模的坦克战发生在非洲，而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机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却在萨里过着退休生活。这似乎是一种反常的奇怪现象。他给我的复信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写庞蒂埃克首领进攻底特律城的情况时，你可以想见我的思想与现实情况相距多远”。

　　 然而，该书终于写成，书的出版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一生中对战争所作的精辟判断重新得到肯定。有人会想，假如他专心研究过去的情况，而不去探讨现实问题，那么他的研究会容易得多。在此战争开始时，他是个“无名小卒”。他的政治观点使他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他的政治生涯中断了。他的著作虽有精辟的判断，但无人问律，因为此书是以军事体裁写给军人看的，不象普通文体那样能吸引非军人的兴趣，何况军人不读书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的《步兵杂志》只是在《野战条令(三)》讲义刚出版时转载了一下而且没有进行评论。在此次战争爆发之前，从步兵学校图书馆借阅此书的军官只有六人。虽然此书是当地的宝贵财富，但被束之高阁，无人翻阅。当时没有其他任何著作对未来军事发展情况的论述象这本书那样明确，也没有其他任何著作象这本书那样能根据战争的持久作战原则精辟地探讨现代作战的战术。即使十年前，人们象当时十位最佳销售员那样给予该书极大的重视，但不去思索书中的内容，也不能从这本字数不多的著作中取得珍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富勒的思想比过去流传更广了，本书1932年出版时还被人轻视，现在终于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许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但我们认识到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未免太晚，我们应尽力加强对军事书籍的阅读。书读得多，思考得少，并不利于深入探索问题，但不读又不行。假如我们更理智、更坚决地不再采取现成的老一套方法来赢得此次战争的胜利，那么就必须对我们过去的历史直至当今技术时代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比其他的许多做法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消耗更多的时间。有人回忆说，拿破仑曾抱怨军事书籍太多，为了发现几本有价值的书，就要博览群书，难免要看许多无用的书。过去三年中，确实涌现了许多再版的书籍，其中大部分对现实情况没有什么分析判断，因为其内容早已过时。这些书中没有几本是与我们现实情况有关的，基本上是一些陈旧的书籍。从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看，这些书实质上只是军事书库中的一些“古董”，不爱学习的人把它们当古玩收藏。勤奋好学的人则研究其内容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一个国家来说，禁锢思想比封闭兵工厂和火炮掩体更加危险。

　　 在这些再版的军事著作中，《野战条令(三)》讲义是一部杰作。虽然现在还没有把它列为经典的军事著作，但将来总有一天会取得这一荣誉称号。当前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脱离实际的书籍，而是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以使勤于思考的军人能将书中的内容运用于实际。如果不使用火力，不能有效地使用兵力兵器取得作战胜利，那么抽象的理论对我们是无济于事的。在军事著作中，富勒将军的著作有很大的贡献。下面我们摘引他最近一封来信的内容：

　　 我的看法是，虽然我们已进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但我们在这里无法编写一本装甲作战条令。不仅是我们，你们也应该编写一本，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没有这样一本条令，就没有研究、修改的蓝本。《野战条令(三)》讲义虽然已过时，但仍可作为一种供研究评论用的基础材料。

　　 1918年的英国坦克兵在装甲部队数量上大大超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坦克兵。当时英国坦克兵的作战部队全部是装甲部队。1919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英国坦克兵所属战斗保障部队的装备(诸如架桥车、布雷车、自行火炮和步兵输送车)也会装甲化，而且会履带化，其中包括补给车辆——当时我们正在制造一万部装甲履带补给车。无论如何，当时坦克兵的轮式车辆是会撤消的。上述坦克部队的编成情况在现时陆军中已不复存在。士兵和设计师一直把精力集中在战斗装备上，除此以外，一切装备都置于次要地位。

　　 1932年，当这本《讲义》首次出版时，几乎普遍认为，不经过几年的试验，就不能确定坦克部队的编制和战术。因此一年之后，美国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16年以来的战斗坦克》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今天我们对战斗坦克的潜在能力或其主要的弱点还不能作出绝对的结论。有鉴于此，坦克的使用原则应适应不断发生的重大变化的需要。”

　　 富勒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其主要理由是，虽然对坦克的主要弱点不能作出定论，但对其潜在能力是可以知道或作出论断的，富勒的观点是，情况的变化是会不断发生的，但不会经常发生重大的变化。

　　 为了探讨有关战术的机动、防护和进攻行动等要素，他继续研究他一贯研究的理论，精心地写成了这本《讲义》。虽然他的《讲义》仅仅是根据这些战术要素和他在此次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写成的，但可以肯定，如果今天要求他根据过去十年所取得的经验全面修改这本《讲义》，那么不会有大量的或重大的修改。因此，对《讲义》只需作一些文字修改和增加一些注释，以适应现时需要，也可以说明《讲义》所论述的原则在目前战争中在何时何地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讲义》的其余部分可不作改动，保持原样。

　　 有人认为上述这种做法是一种适当的处理原则。虽然在数学中很少使用这一原则。对正确论述战争原则的著作，应尽量避免修改其内容，并设法使它适应现时的需要。这样做有利于学生重视战争原则的长远意义，而不会去钻研那些含糊不清的所谓经验总结。近些年来，在美国熟悉《野战条令(三)》讲义的人为数甚少，他们把它作为准则使用，视为一种具有明显实用价值的论述战争的文件。掌握该条令思想的人确实会认为，对苏联的作战情况是可以预见的，关于北非战争的特点也是可以正确判断的。富勒对装甲战或对坦克防御的每一个发展几乎都没有忽视。就这一重要的方面来说，该条令是独一无二的。仍然还有其他一些论述装甲战的著名书籍，但没有一本象该条令那样能全面、详细、透彻地论述这个专题。

　　 值得指出的是，富勒对战争的远见卓识必然会使他享有盛名。作为评论家，他的才华体现在他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善于抓住战争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问题，没有后一种能力，只凭了解几条原则是很不够的。正如富勒所说：“没有一本书能教会你骑自行车，你必须自己亲自去骑自行车，而且在你开始想当一名选手之前，你一定经历了多次失败。”因此，不应把《野战条令(三)》讲义看作是一部理论家写的著作，而是一位血战疆场的军人的智慧结晶。他汲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所见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反映了他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并继续大胆地探索未来的发展。

　　 虽然这本《讲义》原先是为英国陆军写的，而且是以英国陆军的军事法典——野战条令为其主要内容，但对《讲义》的学习，在欧洲地区比说英语的民主国家更为广泛。本《讲义》还有供苏联红军和西班牙陆军阅读的版本。捷克人非常重视《野战条令(三)》讲义，甚至把它作为捷克参谋学院讲授机械化战争的基本教材。一位捷克高级军官谈到这本讲义对德国陆军的影响时写道：“德国人把它视为他们的‘圣经’，他们对法国和比利时佛兰德的整个进攻都是按富勒的教导进行的。”英国1939年驻柏林的武官丁·丹尼斯·戴利准将在1942年8月出版的《陆军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写道：“另一位……是古德林将军，他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富勒少将著作的内容”。海因茨·古德林当时是德国最著名的坦克专家。

　　 一位职务高的苏联军官告诉我，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三个月，铁木辛哥元帅曾命令把这本《野战条令(三)》讲义作为红军的“日常读物”，即每个军官随身携带并经常参考的书本。铁木辛哥元帅说过，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杜黑的《制空权》才能与此书相提并论。

　　 当富勒着手写这本《讲义》时，就如他自己所谈的情况那样，在他的思想中已具有下述总的观念：所有陆军部队势必从徒步步兵向摩托化步兵过渡，如同十九世纪的海军从扬帆航行转向依靠发动机航行一样。由此进一步得出的推断是：徒步步兵部队也许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留，而摩托化机动部队可能有装甲的与非装甲的两种基本类型。从战术上说，第一种可能是“正规部队”，第二种可能是“非正规部队”，富勒称第二种为“摩托化游击部队”。“摩托化游击部队”不是象“法朗支票签发人”那样呆板地活动，而是由一定构成的部队(或兵团)的士兵以非正规方式战斗，即比装甲部队能更独立地战斗，类似德国入侵法国时使用摩托车战斗的那种情况。当时富勒将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冯·泽克特将军思想的影响，即用民兵(包括大量的国家劳动力)来扩充小规模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德国国防军。但与冯·泽克特将军的这种思想不同的是，富勒将军所探求的职业部队必须是机械化的，也就是装甲部队，而民兵必须摩托化，并部分地进行游击战训练。

　　 尽管当时人们认为遂行突击任务的坦克应配备重装甲，富勒将军却过高估计速度的防护作用，结果低估了加强坦克装甲厚度的可能性，并增大了坦克主炮和反坦克火炮的口径。虽然他对轻型坦克(当时正被采用)从未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仍然认为，《讲义》中主张采用的坦克类型是那些作战所需要的坦克，尤其是那些能快速实施远距离机动、遂行侦察任务的坦克。

　　 虽然自《讲义》写成以来，坦克装甲厚度已有增加，坦克主炮口径也已增大，但坦克运动速度和距离基本上仍同十一年前一样。因此，基本战术没有新的变化。鉴于这种情况，即使是了解十一年来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编制方面变化的读者，仍将发现这本过去写的《讲义》在战术上的价值。无论如何，这本《讲义》确实说明了根据理论材料有可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战术，也说明了1939年那些民主国家毫无准备地投入一场机械化战争，在军事上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所需要的是一本新的坦克“圣经”，它可能摒弃《讲义》所论述的某些过时的作战方法。阅读《讲义》的人最有资格判断《讲义》是否是富勒的手笔。我想，读者得知《讲义》的图解设计均出自富勒之手的情况后，会对富勒写此《讲义》更加确信无疑。

　　 这本书对渴望丰富思想的军人来说，具有促进作用。即使他现在从事的是某种平凡的文字工作，但这本书能使他更深远地观察战争。我们除负有军人的责任外，还负有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本书的非凡经历告诉我们，或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一个民主国家，军事问题不能靠一个将军的灵感来解决。高明的思想开始往往是由个别人掌握，但只有这种思想由个别人掌握发展到为多数人掌握时，我们才能发现它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意味着，就今后军事的发展而言，千百万民众对国家安全和现代世界军事力量问题的考虑，要比过去更加深刻。

　　 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赞同已故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这段话：“在怀疑和丧失信念时，有一点我却坚信不疑，即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同一世界的人们，都认为，信念是真诚而崇高的。它会使士兵为了履行他盲目接受的任务，达到他很少了解的目标，实现对他毫无印象的作战计划，实行他不懂的战术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士兵清楚地了解其任务，精心理解国家的目标，懂得所采用的战术，那么他的信念会更真诚。信念的确立或丧失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为它而献身。但信念的崇高之处，在于人们不仅为信念充分作好献身的准备，而且能为信念满腔热忱地思索。

　　 美国陆军中校S·L·A·马歇尔 194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