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第四

作者：J. F. C. 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于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城。1792年入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他参加了1793—1794年的莱茵战役，1801年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尔后就在著名的冯·香霍斯特上校手下任职。1806年充当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耶拿会战中负伤被俘。1809年，他帮助香霍斯特重新组织普鲁士陆军。1812年，俄国战役爆发时，他转入俄国军队中服役。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陶朗根公约的谈判。这一公约导致了解放战争。在1813年的战局中，他被任命为沃尔莫登伯爵的参谋长，1816年又当提尔曼将军的参谋长。他参加了利尼和华弗里的战斗。1831年在布雷斯劳死于霍乱。

　　 从这个简短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过指挥职务，也许他不适于担任这种职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在他死后，收集出版了他的著作，共有十卷，其中头三卷就是他的杰作《战争论》。他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来研究、编写这部书，但是未能完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修订。

　　 在他死后，人们找出了他的一些笔记材料。在一本注记着1827年7月10日的笔记中，以及在另一个没有日期，但很明显是在此后不久写的笔记中，他声明，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定稿，第二篇到第七篇还未修订，第八篇，也就是最后一篇，“仅仅是一个思路，粗略的线索。”他在第一本笔记中指出：在最后的修订中，他打算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两种战争的明显区别。一种是有总体性目标的战争，也就是在战争中要彻底打倒敌人；另一种是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例如重新调整国界。此外，他想更进一步地强调，“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至于这部未完成也未校正的书，大体说来，是一大堆论文、备忘录和笔记集中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它并不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如此。它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察。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哲学曾广泛流行，所以，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导。简单地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战争顶点的理想观念，相当于康德的“事物之本”。不管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他不断地运用它，以致使度量标准完全陷于混乱。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尺度而迁就常识。《战争论》的读者一定要特别记住这点，否则，他大概也会象克劳塞维茨本人那样感到迷惑，而且更糟的是，会被引入迷途。

　　 在这章的结尾，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在今天，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比它第一次阐述时更加重要。说也奇怪，在无限战争的扩展中，对于这一点的缺乏了解，比对他的绝对战争概念缺乏了解，似乎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战争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较高的战争指导之间的距离相距遥远。而且，时至今日，它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本章的目的只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限于对克劳塞维茨时代以后的战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入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这一节的主题是在第八篇第二章中讨论的。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首先回顾了第八篇第一章，并且指出，虽然从哲学上来说，在战争中只有“打垮敌人”，而没有其他“现实”可言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第三篇第十六章“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中又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的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做如何解释呢？”（第1卷第351页） ] 。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却发现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重复克劳塞维茨的回答，因为根据常识，这回答是，当一方感到厌烦了，他就会放弃战斗。但是，这对于有哲学头脑的克劳塞维茨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他接着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现实中能找到战争的绝对概念吗？他的回答是“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他又说，“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 [ 作者注：这里可以明显地证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概念已经使他自己混乱。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六—九节中，他证明战争永远不会绝对化；现在他却说，“拿破仑的战争体系是—种绝对完全性”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拿破仑战争有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标准。 ] （第3卷第1163页）

　　 接着，克劳塞维茨又问：我们对这点满意吗？战争应该属于这一类，还是应该属于其他的类呢？于是，在一个长时期的争辩之后，又得出了答案：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理论中，“应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地位，”而且，“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第三卷第1165-1166页）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强调。他写道：“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1卷第53页）

　　 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二节中，克劳塞维茨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这节的提要。

　　 克劳塞维茨在展开讨论时说，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战争一爆发就中断了这种交往，因而“就出现—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强调“用另一种手段”，是为了指出，虽然政治交往改变了，但却没有中断，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战争与政治分开了，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在此之后，他又稍微地论述了一下哲学理论，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上来了。

　　 他说：“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至于陷入矛盾。”

　　 他强调说，在头脑中时刻记住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从军人的观点，也不是从行政人员或政治家的角度来决定的，而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决定的，它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在内。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能被认为是它的导师，因为政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使政治的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同时，如果它没有正确地判断当前局势的性质，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大灾祸。为了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又以法国革命为证。

　　 他写道：“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唤起了其他的手段与措施，这样法国既能够“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其他论述，其中有些重复了上面的意见，但下面的这几段话给这一主题增添了光彩。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第3卷第1161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第3卷第1172页）

　　 “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3卷第1174页）

　　 五、 大战略与重心

　　 因为大战略的本质是使战略服从政治，不管政治是怎样的，它的实行必须是在战略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因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目的……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无论同意作什么样的修改，政治还是“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第1卷第50页）

　　 在提到两者的相互作用时，克劳塞维茨说：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第1卷第53页）。

　　 克劳塞维茨还说：“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1卷第54页）

　　 他又更进一步地说：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第1卷第109、110页）

　　 与克劳塞维茨的大战略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他的重心理论。在敌人的组织中——军事、政治和社会等等——有一个点是能使敌人失败的，或者说，如果敌人失去了这个点，整个的国家权力结构就会崩溃。这是克劳塞维茨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控制着一切战争的大战略的目标。

　　 他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第2卷第927页）后来在第三卷中，他又扩充了这一理论。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第3卷第1196页）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第3卷第1282页）

　　 对于一个反对同盟的战争，例如拿破仑与英国的冲突，克劳塞维茨也有他惊人的眼光。

　　 他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第3卷第1198页）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海军，难以得到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能直接打击英格兰，因此他才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想使英国破产，使它无力再组织联盟来反对他。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像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并把拿破仑战争作为他的绝对战争理论的证明。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战争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分析防御呢？并且他还一再地强调说，防御是一种比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这很令人费解。

　　 在分析他的理论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他对进攻的两段见解。第一段是第八篇第九章中的一段话，这章的题目是“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他写道：“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第3卷第1259页）在第三卷第十五章中，即“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这一章中，他却又这样写道：

　　 “进攻的直接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我们所以作如上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第3卷第1097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他的理论是：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据守。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防御比进攻容易……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即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即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所以，为了表达得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

　　 ……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2卷第643一644页）

　　 所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一种拖延的攻势，或有时被称为“防御攻势”。在这种攻势中，第一阶段是消耗，第二阶段是反攻，或又象克劳塞维茨本人所说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第2卷第642页）

　　 他还说过：“……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第3卷第1056页）

　　 然而，这又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一篇第二章中他曾这样写道：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第1卷第65页）

　　 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是哲学性评论还是实际性建议，那是难以确定的，不过，从它的内容上来分析，似乎应该是后者。

　　 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无论是防御或进攻，都不存在内在的强弱的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至于哪个更适应，主要是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有时进攻是比较适应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才加上敌人的守旧思想，使得他采取进攻的形式比较有利。有时，防御进攻是正确的，例如惠灵顿在西班牙的杰作。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础并非哲学而是常识，就象战争的七条原则所指示出的那样。

　　 八、 决定性会战

　　 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会战或是称作伟大的会战的概念中，没有关于作战形式较强或是较弱这类的废话。他的语言是相当肯定的。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第1卷第334页）

　　 “……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第1卷第378页）

　　 “……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第1卷第338页）

　　 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致胜因素之一。（第1卷第270页）其他的因素有包围进攻、迂回行动和奇袭。这三种附加的手段只有对掌握了主动权的一方——即进攻者——才有可能应用。

　　 克劳塞维茨还正确地指出：虽然“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但它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第1卷第400页）因为“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之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第1卷第344页）在此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第3卷第1262页）

　　 九、 人民的战争

　　 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本部落的成员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把最大的战争力量用来对付外敌。这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通常也同样适用。在专制帝王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一致性是绝对化的，因为他们全都被排斥在战争领域之外。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战争）的出现，因为拿破仑的目标是要完全地打倒对手。而且因为法国的军队是依赖于敌国而生存的。所以平民百姓最终也起来反对他们。这样，除了“对外战线”之外，他们又多了一条“对内战线”。他们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两条战线，而这后起来的战线，最后比“对外战线”——即传统的聚集军队的战场，更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注意到这条战线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人。他指出；虽然一个单独的人对战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全国居民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而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第2卷第675页）

　　 反过来说，在敌国中，这种理论对入侵者也适用。为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西班牙问题。他说：在那里，“战争主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第2卷第676页）这确实是一种先见。

　　 克劳塞维茨还说：“根据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看法，人民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为鼓舞群众的勇气，应该配给他们少数正规军来支援他们。但是派来支援的部队不宜太多，因为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来，而且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同时，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粮、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第2卷第916页）

　　 他对俄国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他说，俄国是一个不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第3卷第1266页）换句话说，俄国只能通过其内部战线而被征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革命来获得胜利。克劳塞维茨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1806，1812，1813和1815年的各次战役。然而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如此不加注意，实在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且还写道：“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第1卷第404页）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他对重心问题的卓越讨论中，却没有提到过拿破仑对英国同盟的六次斗争，而拿破仑最终没能赢得他那长期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打击这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并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入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果敌人攻击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休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1941英文版），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