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五

作者：J. F. C. 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工业革命对文明的影响

　　 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理想和艺术；人类的身体活动又形成了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除了古代狩猎和畜牧社会的残迹还保留在一些边远的地区以外，到十八世纪基督时代为止，世界文明以农业为基础已有一千年了。人类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农村。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其居民仍要依靠周围的农村而生存；因此，政治和社会权力，以及地位，都是依靠土地而产生的；封建领主和小地主统治着土地，农民和农奴则要在这土地上辛苦地劳动。他们和城市的居民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功能的有机社会。

　　 然而，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像是突然来了一场没有事先预报的台风，出现了蒸汽机。据当时的估计，蒸汽机的每一马力能做十五个人的工。这样，工业革命诞生了。人们仿佛是从“蛹”中脱离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原始的生活基地，像是形成一条机械化巨龙，进人到从未梦想过的工业天地。这样的生活方式突然加到人类身上，不能不对和平与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场工业革命超过了以往的一切革命，其中包括那些伟大的宗教导师的革命。他们革命的影响虽然也很远大，但是其半径仍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纪还未结束之前，“工业革命”的“兵团”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并且要求所有的非工业化民族向它进贡。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学成了新宗教，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救世主：机器；”至少可以说，“一个新的摩西要领导野蛮的人类进入天堂。”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1934年版），第45、58页。 ]

　　 在这个全球性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以前，所有的商品主要是在家庭中，或者在家庭式的小型作坊中制造出来的。当时，人们唯一的机械动力就是风和水。但是，当工厂开始向这种家庭系统挑战时，煤就象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新兴工业。于是，产生了英格兰的黑乡，苏格兰的克莱地赛德，德国的鲁尔，法国的里尔和其他等等一批大的工业区。城市文明也就代替了农业文明。城市变成商业中心以后，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就逐渐地下降了。早在1804年，威廉·布莱克曾在他的诗集前写着：“只要有金钱的存在，就谈不上艺术了。”而在后面，他又写道：“艺术退化了，幻想破灭了，战争统治了各国。” [ 作者注：《威廉·布莱克诗集》，（1906年埃精温·J·埃利斯编辑），第1卷第448页。 ]

　　 机器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就取代了手工劳动者。为了机器而雇佣工人，把他们编组放到工厂里，刘易斯·芒福德对此作了一个比喻，说是象军营一样。 [ 作者注：他认为，军队实际上是纯粹的工业机械化体系所趋向的理想形式。（见《技术与文明》，第89页） ] 工厂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却剥夺了家庭劳动者的工作，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技术，因为在机械化的制造过程中，真正的工人是那些没有技巧的人，而有技巧的手艺人只是作些辅助的、准备的工作。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这个苏格兰工具制造者出世后不久，一些急剧的变化便在“西方文明”中生根了。1769年，瓦特取得了他改良蒸汽机的专利权。十二年以后，曾与瓦特合作、自己富有、而且具有远见的工程师马修·包尔顿写信给他说：“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人，都着魔似地迷上了蒸汽机。” [ 作者注：引目《欧洲的文明，它的起源与发展》，（1937年版），第5卷第305页。 ] 1818年，科克伦爵士（后来为第十代邓多纳德伯爵）在下议院的一个演说中说道：在上次战争中，“若不是及时地使用机器，英国就会被彻底毁灭。” [ 作者注：《一个水手的自传》，（1890年版），第450页。 ] 1824年，斯坦德哈尔写道：“从1785年到1824年，经历着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阿！在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历史中，风俗、思想和信仰，恐怕从来未有过这样巨大的革命。” [ 作者注：引自约翰·尼夫：《战争与人类进步》，（1950年版），第200页。 ] 而到1830年，正如拿破仑所担心的，大下列颠成了“世界的工厂”但是，尽管耗尽了他的全部天才，他还是在对付英国商业力量的斗争中失败了。正如邓多纳德所说，虽然机器还处在它的摇篮阶段，但是机器本身已证明，它比剑还有力。

　　 二、 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出现了永久性的领取工资的阶层，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在家庭工业体系时代，也有长期取得工资的人，但是，那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他们不是群集在一起的，而可以随意地聊天、唱歌或吹口哨，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可以不受工头的烦扰。尽管他们所得的工资和工业工人的一样低，而且劳动时间也往往比较长，但是他们是自由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他们有自己虽然低下但却是应有的地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这样就难以形成阶级的意识。至于工业工人，他们都是集中在一个新的工业地区或工业城镇内，与任何形式的文化影响完全隔绝。他们被迫住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年四季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地劳动，工作重复而单调，同时还得受严格而苛刻的厂纪约束。

　　 就在那个时代，工人的贫穷即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对“矛盾”。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大量的消费，也就是说，要求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流通的货币少，购买力也就小。而且，当工人的工资仅够他维持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时，他是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提高工资。

　　 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出现的是国外市场。工厂主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利润的大部分投入再生产。提高工资意味着要减少利润，而减少利润又意味着要在竞争中落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辩护者安德鲁·尤里对于这场斗争作过生动的描述。

　　 他在1835年宣称：“由于人们对技艺和工业产生了普遍的热情和事业心，现在同过去所有的时代相比，产生了差别。许多国家认识清楚了，战争是一个不合算的游戏，于是就把他们的刀枪改造成为工厂的工具。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现在仍然进行着一场不流血的斗争，这就是很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到遥远的战场去作战，而是以武力赶走他们面前的老对手，占有国外市场。他们采取向海外廉价出售货物的办法，以损害敌人的国内资源。这是一种新的交战方法。在这种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神经和体力都要受到严重的考验。” [ 作者注：《工业的哲学》，前言第5页。 ]

　　 工厂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压倒敌人而更多地生产，与此同时，工人们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境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展开来以后，每—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出了一个不满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断地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因为这个从农业时代产生出来的制度，没有反映出一个工业国家的作用，没有反映出工业工人的地位。

　　 三、 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

　　 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18年5月5日，在特利尔，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六年之后，他们全家改信新教。1842年，他担任了激进的《莱茵日报》的主编，但是由于他过激的言论，这家报纸于1843年被查禁。不久之后，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恩格斯是一个富足的棉纺商人的儿子，他在曼彻斯特附近拥有一家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着一种莫逆的友谊。这给马克思以很大帮助，因为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同马克思合作，而且在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之后，还每年付给马克思350英镑。没有这笔钱，马克思就不得不过无产者的生活。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根本无法适应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成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词，至今仍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圣经。1849年，马克思被驱逐出了普鲁士。他来到伦敦定居，在伦敦度过了他的余生，并且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象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样，他也没有能最后完成和修订这部著作。其中第一卷是在1867年完成的。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此后，恩格斯从他的笔记中整理编辑了其他两卷。1883年到1885年和1890年到1894年，《资本论》的后两卷也相继出版了。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体系。黑格尔曾把这种体系应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这是一种问答式的批评程序，其目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探究主题的矛盾。但是，苏格拉底把矛盾看成是要克服的障碍，而黑格尔却认为矛盾是有必要的价值的。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抗，才能取得趋向真理的进步。所以，他的辨证程序：一是命题，即肯定一个题目；二是反命题，即否定这个题目；三是综合，即把上达二者之中所揭露的真理概括出来。但是，当综合取代了命题之后，它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命题”，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反命题”，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综合”。如此不断循环，逐步地发展，直到出现了绝对真理（上帝）。简单地说，这一体系就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应用的。他不是从下到上，直到“绝对”，而是从上到下。他认为先有一个公理，即物质世界，认为物质世界才是一个基础的、唯一现实的世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世界除了人类对它有感性认识外，它自身还具有客观存在。这样，通过辩证的过程，人们就可能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它却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核心，并且随着过程的发展，这个核心也随之扩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达到现实。

　　 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中人类关系上的应用。 [ 作者注：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参见卡尔·费德因著《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个苛刻的分析》。（1939年英文版）。 ]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维持生活的生产工具是控制所有人类关系的原则； [ 作者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是，他显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先有呼吸，后有住食，但这就不能符合他的经济学了。（参见H.B.艾克登著1955年版，《一个时代的幻想》第149页） ] 其次是一切生产品的交换；所以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应该到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中去寻找。此外，生产还产生了两种关系：其一是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在第一种关系发生变化以后，第二种关系也随着变化。

　　 诚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说，在历史的最初阶段，某些社会成员取得了控制生产力的权力，于是就导致出了私有制，并使得生产关系成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或者象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 [ 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0页。 ]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马克思又划分了五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每一种形态都比前一种形态进步，因为后一种在它日趋成熟的过程中，都能吸取前者的优点。第一种是原始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工具是归社会所有的；第二种是古代社会形态，奴隶主拥有生产工具；第三种是封建社会形态，封建主控制着大部分生产工具； [ 作者注：这一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封建秩序是军事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就历史来说，认为它采纳上一形态中最好的生产工具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火药。古时的对立面——如果确实有的话——是野蛮人的人侵，他们的“生产力”就是征服和抢劫。 ] 第四种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虽然资本家不能占有他的工人，但是饥寒交迫会迫使工人替他干活。最后，当资本主义达到一定阶段时，第五种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这种社会中，无产阶级将会获得生产工具， [ 作者注：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2页。 ] 而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的矛盾，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矛盾以后， [ 作者注：自1848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是与此相反的。 ] 生产就能达到全速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给他所指的“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认为，自从原始时代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一个是控制着生产工具的阶级，另一个就是没有控制生产工具的阶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力量的形成是阶级的冲突，它最终必然会引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只有当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时，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然而正如R．N.卡鲁·亨特所指出的：马克思不曾证明“劳动者在事实上是适应指派给他的工作的；他也不曾想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会产生出一个完全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严格说来，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 [ 作者注：《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39页。 ] 马克思坚持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就污染了他的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辩证法，并且使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质量最好也只限于他们自己。
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的这一矛盾，彼得·F·德鲁克曾给予深刻的分析：

　　 他在著作中写道：“也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谬就是关于‘群众’的神话，它使得无定形的、没有社会团体的乌合之众变得光彩了。实际上，群众是社会分解和阶级毒素的产品。”群众，他们的威胁并不在于造反，因为造反“还是一种参加社会生活的形式，如果只是抗议的话……群众的威胁恰好在于他们不能参加社会生活这一特性……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对社会不起作用，社会对于他们，除了恶魔似的、无理的、不能理解的威胁外，没有别的什么……任何合法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都是残暴的和武断的。因此，他们总是愿意追随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说，只要一个武断的暴君答应改革，他们就会向这个暴君屈服……由于没有信仰，他们能够吞食任何的东西……换句话说，群众总是阴谋家和暴君的牺牲品。暴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在奴役和否定下，凭武力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任何不能阻止其群众发展的社会，终将遭到毁灭。” [ 作者注：《工业人的前途》，（1948年版），第26页。 ]

　　 我们在讨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过程中，曾经讲过，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的话，也是最早一个认识到战争对平民人口影响的重要性的军事思想家，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创造了我们所称的“对内战线”。现在，只要略加思考，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差异：克劳塞维茨的“对内战线”只是在战争期间才存在，而马克思的“对内战线”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永久的战线，它的目标是以革命来推翻一个政权。所以，革命的目标和绝对战争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

　　 这不是一种巧合。恩格斯，这位不仅具有第一流的军事头脑，而且还是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学者， [ 作者注：1857年9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它的哲学方法是很特别的，但是对主题的分析却很好。关于对战争是称之为一种艺术还是一种科学的问题，它的答案是，战争更象—种贸易。战争对于战争就是现金偿付贸易，因为不管现金结帐的机会如何少，但却有一个总目标，而到了最终，它还具有决定性。（《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8页） ] 曾对《战争论》进行过研究，并从而懂得了军队间的冲突只不过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方法而已。据西格蒙德·纽曼说：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充分地感觉到“近代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及其最后一招军事……他们深知，在第一颗子弹尚未发射之前，军事战役就可能注定要输掉，这是因为，军事战役开始以前，在经济的和心理的战场上，胜负可能已事先决定了。……照他们看来，战争是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用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里尔的话来说，一个全体性的罢工可能变为一个‘拿破仑式的会战’……在1857年的‘有指望’的危机期间，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一个连续不断的经济萧条时期可以被真正的革命化战略所利用，可以把长期的压榨作为一种有用的武器……”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6页。 ]

　　 这些关于进行战争的艺术的新颖看法，是间接地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在两代人之后，这些看法注定地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指导。阶级斗争，的确是一个深奥的军事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健康是其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

　　 四、 工业革命对军事力量的影响

　　 由于陆军和海军的迟钝，他们无视工业可以作为权威的资源，由于人们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在斯坦德哈尔所提到的时期内，工业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824年的军队和1785年的军队，只不过有着稍微的差异而已。然而，发明的精神已经被唤起，到处都有一批热心的人，他们向往着把新的思想用于军事领域。

　　 在法国，盖诺特于1759年把一个蒸汽炉放到了马车的底盘上，因而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辆蒸汽动力车。他想，这种车辆在战争中会大有用途的，可是在第一次公开试验时，他不幸撞坏了一垛墙，结果被送进监狱，随之试验也被停止。不过，如果曼彻斯特先生说得对的话，那么这次试验的价值并不是无人注意的。后来，拿破仑一定想到了盖诺特的机器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位伟大的将军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时，他的演说题目就是“战争中的汽车。” [ 作者注：H.H.孟奇斯特：《坦克的前驱》，见《美国机械师》杂志第49卷第50期。 ]

　　 1783年，蒙特哥菲尔兄弟建造了第一个能够载人的汽球。他们在10月5日做了首次飞行。第二年的1月7日，又飞过了英吉利海峡。人们立刻发现了把它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因此，在法国革命开始不久，一所航空学校就在默东成立了，并且给北方军团制造了四个汽球。在1794年6月16日的弗勒吕斯会战之前，其中的一个汽球曾被用来侦察奥军的位置。

　　 蒸汽推动力在船上的应用也是很早就有过试验的。最早的蒸汽船大概出现在1775年，是一位叫詹姆斯·拉姆齐的弗吉尼亚人制造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使用明轮，这种明轮在罗马时代就有了。他的蒸汽船是通过喷水的动力来推动的：一个蒸汽抽水机从船头把水抽进来，再从船尾排出去。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可能性虽然没有对陆军和海军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是早期的一些发明，却确实增添了枪炮的巨大毁灭能力。

　　 在十八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发明了两种新式炮弹：一种是亨利·施雷普内尔中尉在1784年发明的“球形弹”，即人们所熟悉的“格雷弹”，另一种是1779—1783年围攻直布罗陀期间，默西埃发明的5.5英寸的迫击炮弹，它能从24磅的大炮中进行发射。第一种炮弹，直到1803年才被英国军事当局采用；第二种也直到1822年才被采用，它的采用就注定地要淘汰那种老式的木制战船。

　　 另外两项发明，即雷管和圆锥形弹丸，曾使步兵的战术发生了彻底改变。在1800年发现雷酸汞之前，第一种发明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那是—种靠震动起爆的炸药。七年之后，福赛思取得了起爆药的专利权，这种起爆药是由氯酸钾、雷酸汞和玻璃粉合成的。1816年，在其他一些申请专利的人中，美国费城的托马斯·肖发明了一种铜质的雷管。这样便开始产生了雷管式猎枪，从而大大减少了枪的失效率，而且，它与燧发枪不同，在风雨天气里都可以使用。可是，英国的军事部门仍很保守，直到1839年才把燧发枪按雷管式的原理改装。尽管如此，其优势立即就显示出来了。1841年，“一连携带燧发式步枪的印度兵，被一千多名中国人紧紧地围困了，由于燧发枪在大雨中不能发射，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两个携带雷管式步枪的海军陆战队连奉命前来增援，并且很快就打败了敌人，使敌人损伤惨重。” [ 作者注：《高夫中将的作战报告》，《伦敦公报》，1841年10月8日。 ]

　　 圆锥形弹丸是英国第34团的诺顿上尉于1823年发明的。它有一个空的底座，因此，在发射时，弹丸就会膨胀，并封住枪膛的口径。他这个思想的萌芽是很有趣的。那是在印度南部，他在检查土著人所用的一种吹管箭时发现，它们是用柔软而有弹性的木髓做成的，通过木髓的扩大而顶住吹管的内层面，防止空气跑掉，从而把箭发射出去。

　　 1836年，伦敦的制枪师格林尔先生改进了诺顿上尉的弹丸，在它的底部又加进了一个锥形的木栓。尽管英国的军事部门拒绝采用这两项发明，而法国人却采取了另外的态度。1849年，米涅采用了格林尔的设计，生产出一种威力可怕的米涅式弹丸。于是，英国政府以两万英镑购买米涅的专利权，格林尔因提供了他的思想而分得了一千英镑。英国军队于1851年开始使用米涅式来复枪。在1862年的卡菲尔战争中，人们发现，“在1200——1300码的射程之内都可以击散小股的卡菲尔人。” [ 作者注：J.w.福蒂斯丘：《英国陆军军事史》，（1927年版），第12卷第561页。来复线的观念是很古老的，可以追溯到163l年。主要的困难是粗制的火药发射过几次之后，就把膛线弄得模糊了，其后果使装弹困难。 ] 这两项发明使来复枪成为这个世纪中最可怕的武器。

　　 1841年，当其它国家还在争论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的优点与缺点时，普鲁士却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把“德雷斯”式后膛来复枪，即人们熟悉的“针发枪”发放到一些团里。这种依靠枪栓作用的武器，发射的是一种用纸卷包的子弹。但由于这种枪的尾部泄气，其射程也就不如米涅式来复枪远，不过，在一分钟之内，它可以打出七颗子弹，而米涅式来复枪只能射出两颗。尽管这样，它的主要优势还不是因为装弹迅速，而是这种后膛枪可以让士兵在卧倒时把子弹装上。1860年，这种枪曾使奥国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影响。 [ 作者注：参见B.斯托弗上校的《军事报告，1866-1870》，（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由于成本的关系，火炮的发展比步枪的发展缓慢，而且后膛装弹枪和来复线炮，分开说来都是很旧的概念，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第一次试验，是1745年在英格兰进行的。 [ 作者注：参见本杰明·罗宾斯的《论枪炮的操作》，第337页。 ] 尔后，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一位撒丁尼亚的军官卡瓦里少校，终于发明了一种有效的6.5英寸的后膛来复线加农炮，1846年，瓦伦多夫伯爵也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火炮。然而，没有国家愿意为此再付装备费。接着爆发了克里木战争（1853-1856）。在这场战争中，大量的铁铸前膛滑管、68磅平口炮和8英寸的大炮，都按照“兰彻斯特”的原理改造成来复线炮。这些炮的射程远，精确度高，因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便成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来复线的后膛兵器。

　　 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还采用了一种与枪和炮都不同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火箭。它是一种古老的爆炸性推动弹，在亚洲从十三世纪起就有了。1799年在西林格巴丹的围困中，提普苏丹曾使用过这种火箭，这引起了英国火炮专家威廉·康格里夫爵士的注意，他以这种火箭为模型而加以改进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制作的火箭，小的只有二盎司，即“一种自动的枪弹”，大的可到三百磅。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39页。 ] 1806年，这些火箭在围攻布洛涅的战斗中被首次使用。康格里夫当时写道：“在第一枚火箭发射之后，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起火。”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18页。 ] 1807年，在沃尔齐仑和哥本哈根的战斗中，以后，在莱比锡和滑铁卢会战中，在新奥尔良战斗中，都使用过火箭。在最后一次，A.L.拉图尔少校曾经写过：“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火箭的烟雾一阵阵降落下来。”

　　 关于这种武器，康格里夫曾断言说：“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要使整个军事战术体系发生变化。”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42页。 ] 而马蒙特元帅也认为，火箭“也许会成为第一种武器，……对军队的命运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作者注：转引自博克塞上尉的《康格里夫火箭》，（1860年版），第65-66页。 ]

　　 除了火箭之外，从概念上来说，还有四种武器也算是古老的，并且也还有人在这个时代中设计和提到它们。它们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们在后来的年代中对海军和陆军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776年，一个美国人大卫·布什内尔建造了第一艘潜水艇。该艇只由一个人操纵，在独立战争期间，若不是他的判断错误，他大概就会击沉英国的一艘军舰“鹰”号。1801年，在布什内尔之后，美国的另一个天才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一艘取名“舡鱼”的“水下船”。该船在布雷斯特港的水下停留了半小时之久。1812年，邓多纳德建议用燃烧的硫磺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气体。1855年他又重申他的观点，并极力主张用它来对付塞瓦斯托波尔，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那样做被认为是太残忍了。

　　 还有两种武器是利用蒸汽推动的。一种是帕金斯的蒸汽枪。1825年12月9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它的表演情况，惠灵顿公爵也前往观看了表演。据说，这种枪每分钟能发射近1000颗子弹，而且，它的弹丸能穿透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铁板。根据报社编辑的观点，这一人类天才的奇迹和破坏力，预示着一个普遍和平时代的来临，因为任何国家的人口都不能弥补这种破坏性武器所带来的损失。在克里木战争中，好象曾使用过这种枪。在这场战争中，还有人建议采用另一种新奇的武器。1855年，一位富有的慈善家詹姆斯·科恩申请了这种武器的专利权。这种新奇武器是一种靠蒸汽推动的“活动的陆地炮台，并且还配有长柄大镰刀，用来砍倒步兵。”实际上，这是一种四轮装甲车，上面装有大炮，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型的碟盖扣在车轮上。”帕默斯顿勋爵拒绝采用这种武器，他认为对文明战争来说，用这种武器太野蛮了。 [ 作者注：参见B.H.利德尔-哈特著《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13页。 ]

　　 1813年，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推动装甲船，取名“富尔顿”号。它有双层壳，两层壳之间有一个明轮，周围还有一块58英寸厚的木板作保护。很明显，这笨重的船需要有一套相适应的推动系统和轻便的保护工具。1836年，约翰·埃里克森成功地应用了螺旋桨，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用铁代替了木头。

　　 说来奇怪，英国海军部曾反对采用蒸汽船。当时，殖民部要求海军大臣提供一艘蒸汽邮船，以便把邮件从马耳他运送到爱奥尼亚岛，可是，所得到的答复是：“海军部认为，尽最大可能地阻止使用蒸汽船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蒸汽船的使用很可能给帝国海军的优势以致命打击。”

　　 这样，当英国卷入到克里木战争中时，除了几艘装有辅助性发动机的战舰和几艘蒸汽拖船外，她的整个舰队都是木帆船。更加使人吃惊的是，自从1822年使用了带壳的炮弹以后，木船很容易被毁坏，完全丧失了战斗价值。1853年11月的新诺比战斗就是一个例子。俄国船上发出的炮弹几乎使土耳其的一个中队的快速帆船全部覆灭。这一结果促使拿破仑三世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建造一支带有浮动炮台的舰队，并且还要有装甲的保护，能抵抗子弹和爆炸性的弹片。他们成功了。这就证明，对装甲船的需求是毫无疑义的。而且，由于装甲的使用也迫使人们采用威力强大的武器。这样，带来复线的火炮也就开始普遍采用了。战后不久，法、英两国分别造出了各自的第一只装甲军舰“光荣”号和“勇士”号。

　　 第一辆火车头是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于1801年造出来的，是为煤矿的运煤车而设计的。它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812年，他设计的这种火车头在纽卡斯尔的威兰煤矿工作时，引起了当时担任机械师的乔治·斯蒂文森（1781—1848）的兴趣。这位机械师得到许可，要在煤矿与港口之间的通道上建造一个“运行牵引机”（火车头）。他取得了成功，而且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接着，他又去说服准备建造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的设计者，希望他们采用蒸汽牵引力以代替马匹。设计者们采纳了他的建议。1825年9月27日，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出现了。工业革命中的任何发展对和平与战争前途的影响，都没有比这一点更深远的。

　　 火车头的发源地虽然是在英国，但是那个产生出克劳塞维茨的国家却首先认识到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还未在普鲁士铺设铁轨以前，已有人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军事意义了。1833年，F.W.哈科特就曾指出，如果在科隆到明登之间和美因茨到韦瑟尔之间建造铁路，将能大大加强莱茵地区的防御；C.E.庞尼茨也主张普遍地修建铁路，以便于普鲁士对来自法、奥、俄三方的威胁进行对抗。同时，一位具有特殊天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也说过，普鲁士的弱点是，她处在强大的潜在敌国之间，处在敌国包围的中央位置上，铁路的应用能使她从一个二等的军事国上升为强大而难以对付的国家。“日尔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中的一个防御堡垒。动员的速度，军队从国内的中心移向边界的速度，铁路的运输，以及处于‘内线’地位的其他显著利益，使得日尔曼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49页。 ] 李斯特还说；“如果邻国的铁路比我们早完成一英里，或是比我们的长一英里，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现在，该是我们来决定，看看是否应用工业进步给我们提供的新式防御武器，就象我们的前辈要决定他们是否应用枪以取代弓箭一样。”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0页。 ]

　　 1846年，即李斯特逝世的这一年，普鲁士的一个军；共计12000人，连同它的骡马与火炮，被运到了克拉考。这是第一次通过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尝试性的运动，使普鲁土的总参谋部开始了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后，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的革命动乱期间，普鲁士在铁路运输方面又进一步获得了经验。1849年，当拿破仑三世介入意大利战争时，法国人尽可能地利用了铁路。从那以后，铁路也就变成了战略中的主导因素，甚至可以对战场上的几百万军队进行补给。所以，“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始祖，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乔治·斯蒂文森。

　　 1836年，即在本章探讨的时代结束前二十年，约米尼伯爵（1779一1869）在他的《战争艺术概论》中写道：

　　 “最近二十年来的新发明，似乎已经使军队的组织，装备和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

　　 “毁灭的方法是以惊人的速度而趋向于完满标准的。……使用榴霰弹的榴弹炮，可以一连串地进行发射，其射程和子弹的一样远，其威力可以相当于一个营的火力。这就增加了毁灭的机会。……”

　　 “如果各国政府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会议以限制这种毁灭方法的发明，那么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部陆军的一半都变成装甲骑兵，以便用快速的方法来夺取这些机器；而步兵也要应用中世纪的装甲，否则，一营步兵会在未与敌人接触之前就先为敌人所歼灭。”

　　 “我们也许会看到再度装甲的战士，就连马也将要有装甲的保护。” [ 译者注：参阅《战争艺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翻印本，第30-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