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福煦和布洛克·第七

作者：J. F. C. 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冯·毛奇元帅

　　 需要一个有效的总参谋部，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由普鲁士人发现的。他们看到，拿破仑体制的最终毁灭，正是因为拿破仑缺少这么一个参谋部。参谋部的起源尽管可以追溯到耶拿会战之前，但是，直到1806年以后，当格哈特·冯·香霍斯特将军作为军政部长着手重建普鲁士军队时，参谋部的雏形才真正出现。香霍斯特将军为了找到帮手来开展工作，在军政部内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考虑战略和战术问题，并具体准备作战行动。他为了扩大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还向各个部队派遣了参谋部的军官。

　　 1821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国王把军队的最高统治权接管了。于是，参谋部从军政部分离出来，参谋长也只充当国王的私人顾问。不过，军队的行政管理权，仍然留在军政部长手中。四十年后，当威廉一世（1861—1888）这个天生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成为普鲁士国王时，他立即开始改组军队，创建了一支拥有三十七万一千官兵的常备武装和一支十二万六千人的预备队。早在1857年，他在担任摄政时，就已任命赫尔穆斯·冯·毛奇伯爵（1800—1891）为普鲁士的总参谋长，接着，在1859年，他又挑选奥尔布雷克特·冯·罗恩伯爵（1803—1879）充当军政部长；最后，到1862年，他委任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作他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三个人的任命，使得普鲁士注定地从—个相当不重要的地位崛起，成为欧洲的霸主之一。

　　 毛奇，这是一个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人，也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有高度的文化教养，而且从每一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军人。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艺术。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着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知识渊博，对战争极有研究，精通拿破仑的方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是他也绝不盲目地追随他们。他吸收了他们的优点，并在后来的战术发展之中加以运用。他从拿破仑的战例中懂得了运动是战争的灵魂，因而认识到，铁路将会在战略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他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得知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与指挥才干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是最早认识到后装式步枪的防御威力的人之一，而且还因此作出推论，认为除了要扼杀作战之外，不宜采用正面进攻，因为这种进攻的成本太高，而要寻求胜利，就要采取包围的方式。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不仅写了大量的军事史著作，写过一本有关铁路的技术性专著，而且一生都在纸上不断记下自己的难题，并经常分析这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重写，直到得出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

　　 他通过研究而清楚地看到：由于军队日益扩大，由于军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由于运动的工具不断提高，运动加速，因此，也就要求指挥分散化。同时，由于任何作战计划只能计划到主力部队开始行动为止，一旦进攻开始，下级指挥官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积极性去进行指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需要符合总的意图。所以，战斗打响以后，概略的指令势将代替具体的命令。这样作，尽管会有引起某些混乱的危险，1870年就曾几次发生这样的危险，但是毛奇认为，这毕竟是两害之中取其小，如果浪费时间，那才是更大的危害。

　　 1860年，毛奇写了一份专门的备忘录，提出了普鲁士同奥地利开战时的普军战略部署问题。备忘录很长，这里难以引用全文，但是只要从它的前一部分中摘出几段叙述，也就可以从中窥见毛奇考虑问题时的一些思想。

　　 “奥普之间的战争将会影响欧洲所有的国家，因为无论哪一方获取相当的胜利，都将结束日尔曼地区目前的分裂现象……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日尔曼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势力，都能同她的任何一个邻国相等，甚至于还要超过她的邻国。”

　　 “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上的各大强国之中寻求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统一的日尔曼国家是她理想的盟友，符合她的一切利益，而且，日尔曼绝不可能向她提出制海权的要求。……然而，英国也许要维护旧的秩序，支持受攻击的一方，以防止欧洲的政治变革。必须承认，如果发生了政治改变，那么，在所有各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法国最不希望出现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尔曼民族帝国，但是她却希望从战争本身获取极大的利益，即占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也许还想占领荷兰。如果普鲁士的主力部队被牢固地牵制在易北河和奥得河地区，那么，法国的上述利益大概会有可能得到……”

　　 毛奇还说：俄国为了获得君士坦丁堡，也许会支持普鲁士。对于这一行动，只有奥地利能够加以阻止，而海权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对普鲁士来说，俄国的援助又总是带来双重的不利，它不是来得迟缓，就是来势凶猛……当俄军的势力到达我们的边境时，我们不是已经取胜因而不再需求援助，就是已经被打败了。然而，对俄国人的援助，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俄国来说，如果能在战争快结束时把自己的三十万有生力量送上战场，那么，他就可以控制局势，并且在决定性的范围内坐收渔人之利，或者是必须忍受我们的不幸。” [ 作者注：《 毛奇关于1866年对奥作战的许划》，英国陆军部参谋部翻译和摘编（1907年版，伦敦），第4-6页。 ]

　　 这份备忘录是—篇逻辑推理的杰作。在尔后的六年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毛奇对这份备忘录作了周期性的修改，使它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

　　 毛奇指挥的两次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两次战争，创立了一个日尔曼帝国，并且使她成了欧洲的战略中心。对于英国来说，这两次战争唤起了一个进行贸易竞争的挑战者。它们降低了法国的威信，从此以后，普鲁士成了欧洲大陆上起领导作用的强国。两次战争还削弱了奥匈帝国的势力。奥匈帝国，她象是一座堡垒，几个世纪以来保护着东欧不受土耳其和斯拉夫人的侵犯。这些变化的某些效果，是在后来才显示出来的。这里，我们的考察只限于两次战争的指导。

　　 同以往的战争相比较，这两次战争在时间上是短暂的，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场战争，普鲁士只用七个星期就赢得了胜利；第二场战争，虽然持续五个月，但是，战争的结果早在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之战就已确定，当时法国宣战还不到七个星期。这些战争能够如此迅速结束，其原因是：战争只有有限目的，普鲁士参谋部占有优势，普军在运动上保有高速度，而且它的战术比对方优越。

　　 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有限的。在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是非常固执的。使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而存在，对于普鲁士的安全很有必要，因此，不能使奥国感到羞辱，也不宜去兼并她的一部分领土，只要把奥地利人赶出日尔曼境内就可以了。1866年7月3日进行的萨多瓦决战，达到了这一目的，同时，还使法国终于瘫痪。按照战后的和平条约条款，普鲁士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和纳索，以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自由城。至于萨克森，她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莱因河以北的各州，形成为在普鲁士统治卞的北日尔曼联盟，在莱因河以南，另组成一个南部联邦。

　　 在普法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也是同样明确的。这就是要把所有的日尔曼人都统一到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对于这样的统一，法国人是要决心阻止的。这便是战争的真正起因。所以引起这场战争不是什么西班牙的王朝问题，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后来，俾斯麦受到舆论的压力，也只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日尔曼的洛林-梅斯。可见，这不是什么征服战争，更谈不上是歼灭性战争。这样，战争的有限目的一旦实现，战争也就能够通过温和的和平方法来结束。从性质上来说，这两次战争与美国内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纯粹属于政治冲突，并不受经济和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内战则经常刺激人类兽性的复发。

　　 在1866年时，奥地利军队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它的士兵要在部队中服役七年，骑兵都经过高度的训练，膛线野战炮也比普鲁土人的优越。但是虽然如此，它还是在七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因为：第一，奥军的参谋部无能，这一点，毛奇曾经密切地观察过，并且在1864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战中就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奥军的步兵所装备的全是洛仑茨式前装式步枪，虽然这种步枪的火力射程要比普鲁士人的后膛撞针式枪远一倍， [ 作者注：前者的射程是一千米，后者是四百米。 ] 但实际上却不如后膛撞针式枪。要对付奥军的密集队形，它的火力是具有相当破坏性的。在纳霍德战斗中，六个半营的普军单凭这种步枪火力，就有效地阻止了奥军二十一个营达两个多小时之久，而且使奥军遭受了五倍于他们的损失。在7月3日的萨多瓦作战中，奥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防御普军，而且兵力的对比是五比三。最后，奥军还是死伤一万八千人，普军只损失九千人。可见，这种快速、简便的后膛撞针式枪在匍匐的位置上对奥军作战时，对敌人的步兵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当时，奥军的步兵必须站立起来才能给枪装上子弹。一位奥军上校说，在战斗中，他的士兵总觉得他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之下，而普鲁士人却总是准备着开火。 [ 作者注：斯托弗上校，《军事报告》，（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1869年，毛奇以他1866年的经验为基础，发布了他的《大部队指挥官的训练》。他写道：

　　 “这是绝对无疑的。一个人如果原地不动地射击，当然要比在前进中进行射击的人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前者可以获得地形的保护，而后者却会受到地形的阻碍。如果以最猛烈的冲击去对付静止状态，那么，火力的效果，特别是今天威力强大的火力的效果，就有可能决定胜败。如果我们有可能占领这样一块阵地，而敌人为某种政治或军事原因所驱使，或者仅仅出于民族的自尊，决定对它实施进攻，那么，在我们采取进攻之前，首先利用它在防御上的优势，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 作者注：引自J.科林的《战争的变化》，（1912年版），第33页。 ]

　　 萨多瓦战役证实了毛奇的观点：后膛枪使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决定性的进攻要通过包围来实现。他说：“单纯的正面进攻只能得到小小的成功，但却要付出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转到敌人的侧翼位置，从侧翼向敌人发起进攻。” [ 作者注：引目冯·凯马尔的《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5年英文版）。第214页 ]

　　 1866年，毛奇充分利用了他有权支配的五条铁路干线，而在拟定计划时，还考虑到了奥国人将如何利用铁路。1870年，他也是这样制订计划的。他研究了法国的铁路，清楚地意识到，法国肯定会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样，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孚日山脉隔开。根据这种判断，毛奇制定了他的计划，用时间来征服空间。他依赖自己部队运动的速度，再加上充分利用通往莱茵地区的铁路。关于这个意图，他曾经说过：

　　 “然而，战争计划的制订，首先要以随时准备进攻敌人的决心为基础，而且还要保持德国兵力的完整，以便在进行战斗时仍然拥有优势兵力。至于使用何种特殊手段来完成这些计划，需要临时才能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一项，可以预先作出具体计划。” [ 作者注：冯·毛奇元帅：《1870-1871年的法德战争》，（1891年英文版），第10-11页。 ]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1806年耶拿会战计划的翻版。不过，已是拿破仑三世代替了拿破仑一世的指挥。由于法国皇帝知道，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要大大地超过他的人数，所以，他决定在动员尚未完成之前就先来一次突然袭击。这样一个决定所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法国皇帝所想象的是：法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实施突然进玫，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联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大概还有意大利都来支持他。他迫使南日尔曼中立的设想一旦成功，他就可以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取道耶拿，向柏林进军。

　　 当然，不能说这种狂想计划没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是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最快速地进行动员，最周密地进行准备，并且最精确地选择时间。然而，法国人没有丝毫的准备，也根本没有什么设想。所以如此，是由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效率极低，低到了简直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应征来的一些年轻的“血液”，与军队完全脱节，而年事已高的机关科员们，忙于应付琐碎的例行公事。巴曾元帅极不信任他的总参谋部，甚至禁止参谋部的官员出现在战场上。他只信赖自己的幕僚，就象六十年前拿破仑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低效率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早在1868年2月，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弗伯爵就曾经报告说：

　　 “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她的参谋军官团组织，……我们的不能与之相比……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在有利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因素。” [ 作者注：《军事报告》，第48，56页。 ]

　　 1870年，普鲁士军队所面临的是一种后膛枪，即法国的后膛快枪。这种枪的射程为1200米，它要比普鲁士当时用的撞针式枪优越得多。但是法国的铜质前膛野战炮却不如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战炮。普鲁士军队对于后膛野战炮的使用是有经验的，灵活使用野战炮补偿了他们步枪的不足。法国人还有一种较好的武器，即里费耶式机关枪。它以二十五支枪管为一组，射程达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125发子弹。为了绝对保密，这种机枪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才发给部队。据里费耶说，人们用“极愚蠢的方式”使用这种武器。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部队还不曾受过使用这种武器的训练。

　　 法军的步枪战术基础，是进行远射程的群射，这是为了充分利用“查斯波特”枪在射程上的优势；然后，是挖掘工事，等待敌人的接近；最后，才是用火力压倒敌人。毛奇采取一种防御进攻的战术，以对付法军的这些战术。首先，他把敌人牵制在正面，尔后，从侧面向敌人实施进攻。每一个战术单位，从连级开始，都要时时保持进攻状态，其目的是不让法国人有一刻的喘息机会。这样做，就是以火力防守，以火力进攻，在火力的掩护下运动，并且，在火力下采取迂回行动。简单地说，只有战到最后赢得胜利，火力才能停止。

　　 在普法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无论是哪一方，都未能通过正面进攻占领对方的阵地。即使采用密集队形，得以进到射击线内，也是不能成功。“双方在训练上与在和平时期进行演习时所用的战术，都彻底地改变了。在开阔的战场上，从来没有刺刀相遇的场景，只是在村落或森林中进行搏斗时，还有少数使用刺刀。” [ 作者注：A·冯·博格斯劳斯克：《1870-1871年战争的战术演绎》，（1872年英文版），第79-80页。 ]

　　 炮兵的威力越来越显著。法国人没有集中使用他们的大炮而德国人却这样做了。在格村维罗特和色当进行的战斗都是很有名的，色当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兵战斗。在炮火的攻击之下，法国人的所有进攻都被迫终止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被阻在2000码距离以外，也就是说，远在有效射程以外。一位在色当被俘的法国军官曾描述普鲁士的进攻为“五公里长的炮兵。” [ 作者注：引自托马斯·W·诺克斯著《自从滑铁卢以来的决战，1815-1887》，（1887年版），第358页。 ]

　　 骑兵的地位在日益下降。唯一成功的一次冲锋是在维昂维里，是由冯·布里多将军的骑兵旅完成的。但是，尽管法国人缺乏弹药，这个旅仍然损伤了它的一半人马。在色当，加利费特将军试图率领“非洲轻骑兵”进行一次最勇猛的冲锋，但却遭受到“大概是被称之为单一排射的彻底摧毁，也许现在仍然在世的最老军人，也都不曾见过。” [ 作者注：阿奇博尔德·福布斯，《我参加法德战争的经历》，（1871年版），第1卷第236页。 ] 然而，骑兵的突击尽管不再是战争中实际可行的行动，但从保卫和侦察任务上来看，骑兵仍保存着它的重要价值。不过，骑兵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

　　 二、 费迪南德·福煦元帅

　　 法国人开始检查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时，他们的军事分析家不是从缺乏全面准备的现实中去寻找，反而认为敌方为进行侵略而采取的战术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下一次战争中，即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采取了防守的形式，结果被打败了。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家们不去探讨造成失败的许多因素，反而得出结论说，他们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实际上，俄土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步兵借战壕进行防御的能力很强，想要消灭这种战壕工事，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进攻主义的代表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在《战斗的研究》一书发行以后，一切疑团都应该烟消云散了。《战斗的研究》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该书以新发现的杜皮克上校的备忘录和札记等文件编辑而成。杜皮克上校是法国的一位步兵军官，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他就负伤而死。简单地说，他的理论认为，在战斗中能否成功，是一个精神问题。如果进攻者的精神状态比防守者的精神状态要好，那么，进攻者就能取胜。通过下面的摘录，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他的理论。

　　 “在战斗中，不仅是两支物质力量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两支精神力量相冲突。强者征服弱者。胜利者要比失败者损失更多的人员……只要他有决心前进，有精神上的优势，虽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威力相等，甚或比对方较差，他也能赢得胜利。精神作用产生恐惧，而要实现征服，就要使恐惧变为恐怖……精神的动力存在于刺激你消除敌人的观念之中。……实施机动性运动，是一种威胁，谁显得威胁性大，谁就能赢。” [ 作者注：《战斗的研究》，1914年第7版，第121-123页。 ]

　　 在杜皮克的书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代战争的评论。但是，他这个人是完全受感情支配的。他既没能注意到秩序对于防御者所能产生的鼓舞作用，也没能看到秩序混乱会使进攻者士气低落的情况。他完全忽视了战壕工事对精神产生的效果。在工事后面，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来犯之敌进行射击。不过，法国的进攻学派却从他那里得到了鼓舞。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就是贾迪南德·福煦中校（1851—1929）。

　　 1904年，福煦被任命为国防学院的教授，不久之后，又成为这所学院的院长。他给学生们授课的讲义被编成为两本书出版了：一本叫《战争指导》，另一本叫《战争原理》。这两本书成了法国陆军的《新约》全书。

　　 福煦是一个有才干的军人，作为法国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可算是少数几个杰出的军队首脑之一。但是，他作茧自缚，陷落在自己提出的理论中难以自拔。他认为，只有“拼命的攻击”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而对理论的自身矛盾却视而不见。《战争原理》一书 [ 作者注：以下的引文，都是选自希莱尔·贝洛克的英译本（1918年版）。 ] 出版较晚，但比较重要。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福煦颂扬了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克劳塞维茨宣传的绝对战争理论（第24一25页）。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他对战争具有的其他形式，却抱着很深的偏见。这些情况，可以从他对于由法国皇帝所推翻的战争的“古代方法”的无理贬低中察觉出来。他显然轻视有限战争，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萨克斯元帅的下述论点。萨克斯说：“我不赞成进行会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我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使他的一生都从事战争，但不是出于被迫。”（第28页）福煦曾把这些话从原文中割裂出来，加以指责，不管是出于某种企图，还是由于疏忽，但却是误传了萨克斯原有的实际意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的第一章，萨克斯元帅关于这一点的陈述。 ]

　　 他在嘲弄完全和他的理论不相符的战争方法时，曾经试图作出证明，指出任何火器的进步最终都能增强进攻的力量。他还补充说，“数学的证明是说明真象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要显示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何完全地被不合理的理论所缠绕，那么，这种方法还是值得引录的：

　　 假设：你用2个营的兵力对付1个营

　　 那么也就是用2000人去对付1000人

　　 步枪一分钟发射一颗子弹

　　 1000个防御者就将发射出1000颗

　　 同样的步枪，2000名攻击者就将射出2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赢了1000颗

　　 再假设：步枪每分钟发射10颗子弹

　　 1000名防御者在一分钟内就发射10，000颗

　　 2000名进攻者就能发射20，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多了10，000颗

　　 “可见，由于火器改进的结果，使发射的物质优势很快地提高，这对进攻者有利。这种优势增长多快，进攻者战胜防御者的精神优势也随之增加”。（第32页）

　　 这是数学的胡言乱语，从中举出一例便可证明。因为1000名防御者是保持伏卧状态的，他们所构成的目标，只是二千名实施进攻的攻击者的八分之一；这样；攻击者的命中率就应该减去八分之七；结果，攻击者将多受七千五百颗子弹，而并非他们多占一万颗子弹的利益。

　　 如果说，杜皮克比克劳塞维茨还克劳塞维茨，那么，福煦也就比杜皮克更杜皮克。福煦曾引用约瑟夫·梅斯蒂 [ 作者注：约瑟夫·梅斯蒂（1754-1821年）是法国的外交家，引文选自他的《圣·彼得斯堡的晚会》。 ] 的话说：“一场失败的会战是一场一个人自以为已经失败的会战，”“因为一场会战是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失败的，”所以，它只是精神上的失败。换句话说，一场会战的胜利，也只能是在精神方面获胜。我们扩充这样一句名言：“一个胜利的会战；也就是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被打败的会战。”（第286页）如果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以木棍为武器，那么，上述思想也许多少还有一点真实意义。但是，在现在的战斗中，双方都装备着枪炮，再有这种思想，简直已是愚蠢之极，因为不管攻击者的精神多么坚强，这种精神并没有避弹的功效。

　　 福煦让他的学生注意进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他应该记住，他正在教育的，是法国军队中未来的领导者和参谋军官。他要是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狂热，那就是最不幸的错误。

　　 福煦对于进攻的强调有些夸张，但他对战争原因的分析（第35—39页），还是比较透澈，而且，这些看法还是在本世纪初期提出来的。

　　 冯·戴尔·高尔兹认为，“近代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生意经。”福煦接受了这种思想，他力图证明，战争的起源是商业化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以下例证。

　　 德国人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以后，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为他们的工商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同时，他们还从法国那里获得了关于关税和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也就充分证明：在今天，一个国家的附富，大体上都是从邻国抽吸出来的……德国在1870年的胜利，已经使每个德国人都发了财，每个德国人都分享了利润。在工商业中，在宪法中，以及在胜利中，每个德国人都直接受益。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民的战争”的意义。

　　 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根据在下关所签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只获得有限的领土租借地，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却是非常巨大的。威海卫和鸭绿江口的大炮为商业船队铺好了道路，首先向东方，然后向西方，出口日本产的货物。那些货物是不太可能在欧洲生产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规模小，但却是“近代战争的一个真正的模型。”这是因为，今天的战争已成为整个国家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它与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的战争更为直接，所以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感情。

　　 福煦指出：“更进一步的证明是：美西战争和我们自己与英国进行的有关法绍达之争。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产过剩的工业体系的商业出路。这是需要经常地发生竞争的。于是又怎么样呢？通过武力去打开新的市场。”

　　 “证券交易所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力。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能力发动军队去进行战争。’（冯·毛奇语）谁来对布尔战争负责呢？当然不是英国女王，而是伦敦的商人。”

　　 “这些就是近代战争的起源。它的精神，是要你从此以后到战争的极限中去寻找战争的目标。因为失败的一方在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抵抗工具之前，是不会认输的，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毁灭那些抵抗工具……也许可以说，战争的这种特点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具有了，但是直到世纪末时，这个特点才变得更加显著：那就是战争真正成了民族的战争，数量的战争，暴力和快速的战争。”

　　 什么样的战争是数量战争和暴力战争？福煦的答案是：拿破仑式的战争。这样，就使“战争完全回到了必须用武力来寻求决定的理论，现在，没有人能提供其他什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要谴责拿破仑的会战比古人缺少文明，它们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理论还希望找到同样的行动的根源，以再现这样的会战。”（第42页）

　　 这一理论还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种思想，一个原则（例如改变关税）而拿起武器：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应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政策。”而且，双方还将“以武力来支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敌人“只有丧失了防御能力，才会放弃他们的那些理论；只有当他没有能力再战时，才会承认被打败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他的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到毁坏以后，他才会认输。所以，近代战争要考虑毁灭对方军队的理由，进行会战，就是以武力打倒敌人。”

　　 这样作又有什么要求呢？要“寻觅敌人的军队，即对方的权力中心，并击败和摧毁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选定方向和采取战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有最迅速和最安全的方法。这就是近代战争的整个精神状态。”（第42页）

　　 基于以上所述，福煦认为：“在战争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战术的结果……没有会战，也就不会有胜利，而只能是一无所有……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战术的结果，就是要用战斗来夺得胜利。”（第43页）而且，“我们根据历史进行推断所得综合结论只有三点：即准备，集中和冲击。”（第44页）

　　 福煦曾解释了他所说的“准备”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必须防备敌人，并大大地超过敌人。作了这种解释之后，他又谈到了战术的行动。

　　 他自问道：“战术行动包括一些什么呢？”接着便答道：”只有一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那就是击败他，从而战胜他”。所以，“打击”的观念包含着两个词：“集中和冲击”。“在近代战争中，集中包括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这对于战术行动也是如此……我们的力量，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绝大部分保留为一种进行打击的集中兵力。”（第45页）

　　 至于冲击，他认为，“在战场上的战术将是运动的战术。进攻战斗或者防御战斗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在运动中的部队就是进行攻击……它的目标是要达到最强大的打击，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战略，就是要把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都集中在打击点上……这是运动支配战略。我们是否要坐以等待这种打击呢？当然不能这样。如果我们不寻找它，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发生，这样，我们就不能摧毁对方的力量。然而，在战争中打击敌人，瓦解其力量，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唯一手段……这是支配这种理论法则的第一条。这一法则适用于任何军队。对于这一法则，可以用军事公式作如下表示：在一切过错中，只有一点是卑劣的，那就是无行动。”（第45页）

　　 在《战争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第341—349页），福煦还探讨了“决定性进攻”问题。所谓“决定性进攻”，就是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去打击敌人。这中间有着取胜之由，因为“数量众多就暗示着精神优势对我们有利，”而且能“在敌人的阵营中引起惊慌，使他的自信心崩溃。”

　　 猛烈的炮击一打响，战斗就开始了；事先的准备大概要大半天时间；同时，步兵已集合起来。行动的时刻到了。“为了迫使敌人撤退，我们必须向他进攻；为了占领阵地，步兵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直对着目标前进。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目标时，他们的步伐也成比例地加速。”当这一大批人来到和敌人还有六百到八百码远的距离时，火力射击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接着，福煦又写道：

　　 “我们本身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火力攻击呢？考虑这一点现在已成为次要的问题；部队正在运动之中，而且一定能够达到其目的，此外，要减小敌人火力的效果，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他们本身要展开更猛烈的火力进攻……另一种方法，就是快速前进。在弹幕的掩护之下，前进，快速地前进。同时要尽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兵力，并使他们在作战中表现良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式。队形的采取和战术的应用，都是以此为根据的。”

　　 尔后，援兵前进，“推动第一线继续向前”，最后，预备队赶上来，给进攻力量增加“最后的冲击力。”于是，冲锋号响了。在一片烟雾中，突然出现了骑兵队。“他们向负隅顽抗的敌人进攻，或者是冲击企图攻击我步兵的敌人骑兵，要不就是冲击敌人正在上来的预备队。”如果没有骑兵的出现，那将又是一次葛底斯堡战役。

　　 我们在回顾福煦的“拼命攻势”时，可以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克劳塞维茨思想。他不是一个沉思的战争学者，而是一位沉醉于暴力的“克劳塞维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但拿破仑的会战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武器为基础的，武器决定了战术，可是福煦却忽视了这些。他是在渐渐地和完全地模仿着拿破仑，而又很少有自己的变化，也不考虑弹仓式步枪和速射炮的特性，好象它们就是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场上的滑膛枪和火炮。更糟糕的是，他的“拼命攻势”思想，以及他的会战至上论，后来竟成了法国陆军的宗旨。

　　 三、 I.S.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是一位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华沙的一个银行家；同时，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不是消除或限制战争，而是相反，想要劝说国家认清，由于火器威力的日益增强，战争已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政治工具。在布洛克看来，对进攻的崇拜是一种幻想。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搜集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资料。1807年，他出版一本书，发表了对战争的精密分析，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书，名叫《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来来战争》，共分六卷，有统计、图表、计算和推理等。1899年，他赢得了英国新闻记者W.T.斯特德的支持。斯特德把该书的第6卷翻译成英文，改名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吗？》 [ 作者注：该书于1900年再版，改名为《近代武器与近代战争》。同时，德、法两国也将原版（俄文）六卷全部译出。 ] 。对于读者来说，有幸的是，斯特德把他和布洛克的谈话写成一篇长序，附在本书的前面，概括地总结了原书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使读者不必再去通读原书了。

　　 布洛克的理论有一个特殊之点，那就是：他所依据的事实尽管经常都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他对未来战争的预见，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防御将逐渐发展成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一点，他那时的一代人中，是很少有人清楚的。所以，他对战争的看法与福煦的看法截然不同。

　　 布洛克象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他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军事作家们不同，曾对经济作过系统的研究，所以他知道：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由于文明已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到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是彻底改变性质了。照他的观点来看，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

　　 他对斯特德说；“你正在应付的是一种全新的设想，这时去谈论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此刻要考虑的是，在一百年前许多国家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每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协调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在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年都在加强，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剥夺与之交战的产品国的一切获利机会。……”他还说：“军人的地位在日益下降，而经济学家的地位在逐渐上升。那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已经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所以，在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相互自杀。他还认为，说战争是一种生意，是一种荒谬的旧观念；今天，战争已是人类的一种抢劫行为，是自己掠夺自己的住宅。

　　 关于近代的武器，——即工业文明的军事表现，他说：“战争终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弹仓式步枪……通过自然的演进，军人把杀人武器改善得日趋完美，然而实际上也促成了他自己的灭亡。”

　　 布洛克对未来战争的预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综合如下：

　　 “首先，残杀会增加，残杀的规模会扩大到极为恐怖的程度，以致于根本不可能使部队的会战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尝试，因为他们仍然以为是在旧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他们终于会得到一条教训，并永远放弃这种尝试。于是，战争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消耗战，从而取代那种拼得你死我活的一系列的决定性会战。双方的战斗资源都会不断受到消耗增长的压力。战争也不再采取肉搏战，在肉搏战中，战士们较量的是他们的体力和精神优势。战争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相互对峙，彼此威胁，但是不能发起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战争的前途——不是战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到战壕中去。那将是一场伟大的战壕战争。对军人来说，铁锹就象他的步枪一样不可缺少……一切战争都必然地具有一些围困战的特点……军人们随意地作战，但最后的决定却是操纵在饥饿手中。……除非你的海军是一支优秀的海军，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它，因为一支笨拙的海军只能是强敌手中的抵押品。”

　　 布洛克认为，在三国或两国同盟之间的战争中，“将会有一千万人”参战，而且作战的正面将无限地扩大，以致于无法指挥。战斗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而且成本也越来越大。如果是两个同盟的五个国家参战，都么，这场战争一天至少要耗费四百万英镑。他认为，骑兵将是无用的，刺刀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而火炮将成为武器的全体。对布洛克的观点想出过批评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一位著名的俄国军人，俄土战争中的老将。他指斥布洛克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对刺刀仍占优势作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