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第九
作者：J. F. C. 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政治与战争
刚进入二十世纪时，不列颠帝国的边界已成了一切海洋的海岸。美利坚合众国也已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俄国尽管工业还很落后，但却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而德法两国已经是繁荣的帝国。他们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都是好斗的。他们之间的争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除了美国以外，这些国家就象庞大的建筑物一样彻底倒塌了。英国破了产，法国流尽了鲜血，俄国和德国则处于革命的痛苦之中，奥匈帝国消失了，奥斯曼帝国被肢解了，意大利也已发狂，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被烧焦——整个时代都在烈火中燃烧。
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能够预见到他们的争斗、诡计、阴谋和联盟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吗？他们能加速战争吗？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复杂，难以解决，即使他们出于环境所迫，不可避免地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难道他们就不能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采用一点别的手段来解决吗？七十代以前，波里比亚斯曾这样写过：“虽然它是历史，而且也仅仅是历史。但它没有把我们拖入到实际的危险之中，而是使我们的判断成熟，帮助我们采取正确的观点，无论遇到什么危机或情形都是这样。” [ 作者注：《波里比亚斯历史》，第4卷第35页。 ]
如果他们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们也就不会不理解战争从属于政治，战争的性质是从政治中生发出来的，“如果政治是崇高的和强大的，那么战争也会是崇高的和强大的。”
如果战争只是局限于两个国家之间，象1870年的战争那样，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问题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1914年，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这是一场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两个同盟加在一起，把大部分欧洲都囊括在内了。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而且如果要使战争的后果，也就是战后的和平，对胜利者有利，那么每个联盟的成员国都有责任制定出一个共同的政策，指导他们走向既定的目标。如果不能这样做，战争就会是一团糟，战后的和平也只能是如此。
由于协约国比另一个同盟国——德、奥两个中欧国家 [ 作者注：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使三国同盟又回到了其原有的形式，即一个两个国家的同盟。10月28日，土耳其加入到中欧方面，与此同时，日本于8月15日加入协约国。 ] 更复杂，而且还要进行外线作战，所以要使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一种共同的政策是很难的，而只能接受一种公正的政策。但就两个主要力量，即英、法两国来说，绝不应该这样。因为，自1904年以来，英法两国有充裕的时间协商由积极的政治目标而支配的共同的政策。这也是和平的本性，对它们来说，建立和平是极有利可图的。克劳塞维茨曾说过：“让政治观点服从于军事观点是违犯常识的，”因为，“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在1914年8月，英法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点， [ 作者注：参见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论述，见前一章。 ] 所以，军事观点就等于服从于真空，并立刻填满了这个真空而成为唯一的观点；换句话说，是手段垄断了目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于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曾产生过间歇的争吵，那是无益的， [ 作者注：1918年3月26日，福煦将军被指派配合西线同盟军的行动；7月1日，又扩大到配合所有的盟军；但这不是矛盾的，因为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部下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贝泰恩将军、珀欧将军和迪亚斯将军，对他的指令只是有选择地执行。 ] 因为没有统一的政策也就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当时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非常欣赏这一点。他曾写道：“在试图建立‘统一指挥’之前，联盟政府之间应该达成协议，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循的总政策。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还要保证政策不被打乱。如果没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指挥便会是以一个同盟国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利益来指导作战行动。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击败自己的目标。”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1926年版），第2卷第296-297页。 ]
根据1914年8月的情形来看，基钦纳勋爵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他写信给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说，“我希望你清楚地懂得，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盟国将军的命令。” [ 作者注：英国官方的《大战史》，第1卷附录8，第442页。 ] 但他所持的理由却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据罗伯森的看法，英国想要“在战争结束后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并且能保证适当的和平条款。”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96页。 ] 看来，他也没有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果研究过的话，他就不可能把大车放到马的前面。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强求的和约只不过是一个停战而已，实际上也是如此。
至于谈到这两个联盟的目标，应该说，了解双方的政策同各自所用的工具，以及战略和其他条件的相应关系，也许就能推断出两个联盟产生的原因。法国的目标是削弱德国，重获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在欧洲大陆上重建她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她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中丧失的。俄国的目标是想吞并巴尔干，同时获取君士坦丁堡和一个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这也就是要削弱奥匈帝国。除了分裂法俄的企图之外，德国的目标是要阻止法俄目标的实现，维护她的霸权。英国的目标是要消灭德国这个贸易上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在法俄的援助下，英国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但是英国是多变的，就象在过去的联盟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如果中欧国家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结果就会是，法国夺得西欧的霸权，俄国在东南欧洲得以扩张。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欧洲大陆上的权力平衡。要维持这种平衡，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正因为如此，中欧国家才赢得了战争。过去，英国曾不止一次地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克服类似的困难，那时，她的对手已经是彻底地被削弱了。而且，她要这样做，必须在她最强大的同盟者插足之前。如果她还希望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她不仅要依赖本国政治家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看她的强大对手德国政治家的才能。
二、 战争计划的命运
1914年8月4日，假使有一个旁观者围绕着战争的赌桌转一圈，看一看每位参与者手里的牌，他会认为，德国十有八九能赢得这场赌博。然而，五个星期过后，所有的赌博者都在战略上破产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随后的战争指导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当这场致命的赌博开始时，德奥两国曾居于中央的地位。东面是俄国，西面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塞尔维亚在南面。德奥两国可以把一百五十八个步兵和骑兵师投入到战场上来，对抗俄国的一百五十个师，英、法、比的八十七个师和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因此，从数量上来看，战争的骰子沉重地压着它们，对它们极为不利。但是，它们的对手不得不被迫在外线作战，它们也就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大批部队来对付任何一方的敌人，而其他方面只要暂时地采取防守措施就行了。
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想要解决的问题。1891年到1906年间，他任德国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由于知道了俄国的动员要比法国的慢得多，并且准确地估计到法国的大部分部队会集中在梅济耶尔——埃皮纳勒线上，他决定：用10个师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组成1个集团军（第8集团军），部署在东普鲁士境内，用以对抗俄军；同时，以奥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而在克雷菲尔德——穆尔豪森线上，则部署7个军团的兵力，以抵抗法国，其中梅斯的北面有5个集团军（第1至第5集团军），南面有二个集团军（第6、第7集团军）。前者为右翼，由三十五个半军、七个骑兵师、十六个战时后备旅和六个补充师组成；后者为左翼，由五个军，3个骑兵师组成。他的想法是，当左翼的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埃皮纳勒和梅济耶尔接触时，首先守住阵地，接着便撤退；右翼以梅斯为中枢，通过卢森堡、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向前移动，然后向西南旋转，直奔巴黎的西部，从那里再向东转，从背后攻击正在与左翼部队交战的法军，驱赶他们仓惶地逃向德国和瑞士。这是腓特烈大帝的吕岑之战（1757）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罢了。
1906年，史里芬把他的计划移交给了小毛奇将军。他是老毛奇的侄子。由于老毛奇的名望，德皇选他作为史里芬的继承人。到1914年，小毛奇也已68岁，体弱多病，而且完全沉迷于其伯父的参谋观念，并盲目地照搬着老毛奇的信条。他在名义上是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是总司令。他以为，一旦部队展开，他自己只不过是充当竞赛中的发令员角色，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挥动旗子。发出指令，然后就让他的将军们自己去行动。他不相信要对执行情况加以控制。更糟糕的是，他害怕承担这项工作。当时，德皇经常宣称：如果发生战争，他（小毛奇）要亲临西线指挥。这使他深感不安。 [ 作者注：参见沃尔特·高尔里兹著《德国总参谋部》，（1953年版），第144页。 ]
毛奇虽然接受了史里芬的计划，但他进行了根本的修改。在对俄防线上，基本保持原样；但在对法防线上，却用“坎尼”思想（公元前216年）取代了“吕岑”思想。这就是说，他要用两面的大包围来代替一面的包围以取得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加强左翼的力量。
在史里芬的计划中，左翼的兵力是右翼的15%，而且，他还打算减少到9%。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左翼交战后，他准备从左翼集团军中抽出两个军去增强右翼。这不仅将加强右翼的力量，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将迫使左翼减弱力量，使其不得不后退。这样便能吸引法国军队向东进攻；法军越向东，对它后背的进攻也就越具有决定性。然而，毛奇取消了这种运动。他增强了左翼，使其兵力达到了右翼的42％。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一个肮脏的假公济私的阴谋。1911年，当时被内定为战时统帅的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军将会穿过比利时开进，因此，他把最强大的法军主力集中在左翼。但是，法国的钢铁业工会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就不能够保护铁矿地区的安全。总参谋部支持工会，他们使用阴谋诡计，说服了当时的军政部长，让霞飞将军取代了米契尔。
法国总参谋部的“质量加速度”理论，恰巧符合霞飞的牛脾气。进攻是他的目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目的，这跟他的政治主人法里斯总统的认识正好一样。他于1912年曾断然地说，“我们决心一往直前，进攻敌人。这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只有这样的进改才符合我们战士的性格。” [ 作者注：《霞飞元帅回忆录》，（1932年英译本），第1卷第30页。 ]
这样一来，他们所同意的战争计划就简单得可怜了。正如琼·皮埃尔福所说，“是完全受到了攻势神秘主义的驱使。”这个计划被称之为“17号计划”，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1）德国不会把它的预备队一开始就象常备军那样用到第一线上来——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国是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在向比利时和洛林两个方向前进时，兵力不可能同样强大；（2）认为法军在进攻中是不可抵挡的，因而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展开军队，向前运动，猛冲德军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设想的中心——于是，德军在洛林的交通线就会瘫痪。
其他交战国的计划可以简述如下。英国准备派出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远征军支援法国；但是，除了抓获根据伦敦颁布的海商法而禁运的货物外，它并没有对德国采取封锁措施。奥国组成六个集团军，其中三个实力较强用来配合德军的主力作战，负责切断俄属的波兰，另外三个实力较弱，用去进攻塞尔维亚。俄国调动八个集团军，由尼古拉大公爵任统帅，其中二个在西北战线进攻东普鲁士，四个在西南战线进攻奥军，其余二个首先用来保护侧翼的海岸，司令部分设在圣彼得堡和敖德萨。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计划，都是相当严密的防御性计划。
五个战役同时展开，其命运是：
法国的计划在第一次打击之下就被摧毁了。然而，说来也奇怪，从这个废墟上又出现了第二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给德国的西线计划造成了危机。在这同时，初期似乎面临重大危险的德军东线计划，现在却赢得了压倒性的战术胜利。奥国对付塞尔维亚的计划是一塌糊涂的，免不了要失败。俄国对奥国的进攻不是决定性的，不过，这场战斗也使奥国在以后的战斗中变得软弱无力，元气大伤。在这些成功与失败之中，被认为是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最有影响的，则是毛奇-史里芬计划的破产。
8月14日，德国的第1集团军在克鲁克将军的率领下，还在连续攻击列日要塞，而霞飞的大突破也发动起来了。法国人把它称之为“边境交战”。这次交战没有间歇地持续到8月25日。这时，法军到处失败，损失修重，被杀死和失踪的人数，达到30万。由于遭受失败，法军的中央和左翼被迫撤回到了凡尔登西面。这样，毛奇得意洋洋，认为他在法国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战斗。但是，当他得到从东普鲁士传来的第8集团军的消息后，却惶恐不安了。他决定，从法国战线上抽调两个军 [ 作者注：最初，他甚至想派去6个军，后来，虽然第8集团军报告说，不需要这么多的力量，但他仍然坚持派了2个军。即使派了援军，也来不及参加坦能堡会战，这一会战是8月25日开始的。 ] 和一个骑兵师去增援第8集团军。不过，他没有从左翼抽人，而是从右翼的第2、第3集团军中抽调的。右翼的兵力本已抽出了3个军去监视防守安特卫普的比利时军队，同时围攻莫伯日。
由于右翼的力量已经相当地减弱，而各集团军的指挥官又都独立行动，毛奇已经不能控制他们，于是引起了巨大车轮的内向收缩。这样就造成了第1集团军向巴黎东面的东南方向前进的态势，而没有向巴黎的西边挺进，因此，法国的首都和铁路中心就没有遭受包围。
在毛奇作出关系到他的命运的决定那一天，克鲁克集团军正向法军战线的左边接近，使得霞飞极为不安。为了保护他的战线，霞飞立即在亚眠附近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6集团军。并任命莫努里将军负责指挥。与此同时，克鲁克的部队在加速前进。8月29日，克鲁克虽然得知法军在亚眠下火车的消息，但他并未对此多加注意。9月1日，霞飞命令莫努里退回巴黎，4日，又命令他渡过奥尔奎河，去攻击克鲁克暴露的右侧，那是格罗劳将军的第4军防守的地带。第二天，奥尔奎河之战，即马恩河之战 的序幕展开了。7日，战斗变得极不稳定，因此，克鲁克没有和比罗将军商量，没有通知在他的左翼指挥第2集团军的比罗将军，自主地从接合部上抽出了第9军和第3军去支援格罗劳。这样，就在第1和第2集团军之间造成了二十英里宽的一个缺口，而英国的军队，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率领下乘机从这里插进来了。
在此同时，毛奇已经在卢森堡境内建立了他的总司令部。此刻，他所获得的充分的情报使他万分心急，他没有到他的第1、第2和第3集团军的前线去协调紧急情况，而是选派了一名级别较低的参谋亨施中校作为他的使者，并且口头上授权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命令右翼的军队撤到埃纳。对于一个低级的下属委托如此重要的使命，确实是罕见的。
亨施于9月8日出发。他走访了第5、第4和第3集团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来到了第2集团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比罗已经命令他的部队于第二天撤退。9日上午7时，亨施到达第1集团军司令部。克鲁克不在那里，而是忙于对付莫努里的战斗。这场战斗对莫努里是不利的，尽管加利尼将军 [ 作者注：加利尼将军是巴黎卫戍司令。 ] 曾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局面，把他在巴黎所能搜罗到的后备队用各种车辆急速地运往前线，去增援莫努里，但都无济于事。亨施没有再去找克鲁克，他指示克鲁克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让他给第1集团军各部队下令，全部撤退到苏瓦松。克鲁克返回司令部后，知道这一命令与他的判断相违背，而他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而是遵命撤退了。就在这一时刻，莫努里将军也正打算向巴黎撤退。这样一来，由德国总参谋部一手创造的毛奇——史里芬计划，正是被总参谋部自己给取消了，因为智能已经枯竭。
9月13日，德军在埃纳河岸立住脚跟，阻住了随后上来的追击者，但这几乎是一场静态的战斗。后来。便开始了向海峡奔走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双方都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东翼调集军队迂回包围对方，但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能比另一方占有优势。最后都到达了海边，但每一次运动都证明，防御者较强于进攻者。正如尼克森上校所说．“子弹、铁锹和有刺铁丝网的结合，彻底地粉碎了西线的一切攻势。此后，从1914年10月到1918年3月，没有一次进攻或一连串的攻击能使战线向前或者向后移动十英里。” [ 作者注：弗兰克·理查兹曾说：“敌人准备好开始进攻，但他们立即就被阻挡住了，因为我们有胸墙作为步枪的架子，要想免遭射击是不可能的。进攻在刚一开始也就结束了……十个人坚守一堑壕，很容易就抵挡住五十个企图要占领堑壕的敌人。”（《老练的士兵不会死》，（1933年版），第38页）。 ] 这样，正如布洛克曾断言的那样，结果是围城战争。然而，基钦纳勋爵却在惊呼，说什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根本不是战争！”
三、 回避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机动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根据如何克服子弹、铁锹和铁丝网这三位一体的防御来决定。军人们曾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求助于炮兵，想在敌人正面的堑壕上轰出一个缺口。如果他们在日俄战争之后就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成为问题了。在那次战争中，出现还不久的速射炮曾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从1914年秋天的情况来看，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大炮，也没有足够的炮弹，因而炸不成一个缺口。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过突破的战术。他们并不曾了解速射炮的威力，而且还忽略了弹药的供给要以工业生产为基础。
至于后面这个忽略，政治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举例来说，在1914年1月，劳合-乔治先生曾公开地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并且还认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二十年来最有利的裁减军备开支的时刻。” [ 作者注：参见《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38页。 ] 所以，当战争才进行一个月的时候，炮弹的供给就开始减少了。这是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过低地估计了战争的物资需求，结果，一切想突破西线防线的企图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由于对这些没有意义的进攻感到恼怒，而对战术的思考却无知，同盟国的政治家们指控军人缺乏想象力， [ 作者注：参见温斯顿·丘吉尔：《1915年的战争危机》（1923年版），第20页。《大卫·劳合-乔治的战争会议》（1933年版），第1卷第356、360页 。丘吉尔认为：“面临这一僵局，军事艺术要保持沉默。”劳合-乔治说：“同盟国的将军们是被德国人的决定所迷惑而干起来的。”他还说：“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导者在考虑计划，使我们摆脱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处境。” ] 并打算通过改变防线的方法采重获机动性，好象这种僵局的形成是地理位置本身应该负责一样。他们不曾了解，即使在另外一个地方，敌人在那里的抵抗力量不如西线敌人那么强硬，但是并不要多久，同样的战术条件就会形成的。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每一条战线上，子弹、铁锹和铁丝网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的地理位置纯粹是偶合而已。除此之外，还如拿破仑所指出的，变换一条作战线是最微妙的任务之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343号和第32卷第240页。 ]
如果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将被接受，那么在一个对付联盟的战争中，目标应是胜败主要的伙伴，因为“在那样的战争中，所应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在1914年，同盟国的目标就是击败德国，因为她的失败将会使她的联盟随之垮台。然而，在什么地点打击德国人才最有利呢？这一答案要根据最切合实际的同盟作战的战线来决定，而作战线又受同盟的主要基地的地点所支配。当时，它们就是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时期，除法国之外，没有其他地区能够展开大量的兵力，提供大量的补给。主要的基地和主要的战场是由地理和后勤所规定的，任何的战线调换都不能改变这一情况。
因为同盟各国的政府在战争的指导上并没有共同的政策，所以，尽管霞飞将军坚持，要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在法国，可是一旦僵局形成以后，他的同盟者，英国就乱七八糟地提出了许多取胜的计划。在法国的约翰·弗伦奇，主张采取陆海两军联合作战，为迂回到德国的侧翼而攻占奥斯坦和泽布吕赫。英国的海军首领之一费希尔勋爵，也主张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岸发起一次海陆联合性攻击。他的上司，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一次远征。同时，1915年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要在英格兰和布洛涅保留一支总预备队，而在法国境内的英国远征军，应从法国撤回，把他们运往巴尔干。 [ 作者注：参见他的《关于战争战略的备忘录》，他建议组建一支四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人的大军，其中假定四十万是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门的内哥罗人，用于进攻奥地利的要害地点。 ] 这时，在印度事务大臣的监督之下，印度政府在10月间派出一个旅到波斯湾去，以保护在阿巴丹岛上属于波斯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至于殖民地大臣，他正在忙于在非洲的一些小的战争。
丘吉尔先生的专横气势，在未来的逃避主义者中间，是比较突出的。在打破僵局的各种建议中，他的方案最有声色。他主张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后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了10月底，当土耳其加入中欧集团时，他的主张开始压倒了其他建议者的方案。接着，到1915年1月2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那天，俄军统帅尼古拉大公爵要求英国驻在其司令部的军事使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请英军对土耳其采取一次海上或陆上的示威行动，这样就将改善俄国人在高加索战线的局势。基钦纳没有向战时内阁或首相报告这一情况，但得到丘吉尔先生的首肯，他回电表示可以照办。 [ 作者注：同时，基钦纳要求弗伦奇对开辟新战场的问题发表意见。弗伦奇回答说：“要是攻击土耳其便中了德国人的圈套，达到了德国人想引诱土耳其人加入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吸引部队离开决定性的地点，那就是德国本土。” ] 这样，灾难性的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便开始了。
1月13日。丘吉尔先生以有力的雄辩说服战时内阁接受了一个进行局部攻击的方案，最后又发展成全面规模的联合作战方案，其兵力包括一支战斗舰队和汉密尔顿将军指挥的七万五千人的军队。3月18日，进行了一次流产的海上进攻。在这次作战中，损失了3艘战舰。直到4月25日，这支军队才在希里斯角登陆。
虽然抵抗入侵的土耳其兵力是很微弱的。但是，入侵者的进展也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之前，指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威廉·伯德伍德将军就建议全面撤退。对于这个绝望的计划，汉密尔顿回答说：“你已经度过了困难，现在你只有挖掘、挖掘、再挖掘，直到你觉得安全时为止。”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英国官方历史），G.F.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准将（1929），第1卷第270页。 ] 因此，在第一次登陆的十二小时之内，利用子弹、铁锹、铁丝网就控制了局势。于是一个小型的西线防线就这样建成了，一直持续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退为止。参加这个战役的，总共有英、法士兵四十一万人，其中死、伤、失踪、被俘和生病者约有二十五万一千人。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第2卷第484页。 ]
这个加利波利战役，似乎还未能产生足够的教训，无法阻止回避战略的更进一步尝试。在1915年秋季期间，法国政府决定，派出一支远征军去支援塞尔维亚。 [ 作者注：这是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实际上的原因是要为萨雷尔将军找一个职位。他对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左派在那时正威胁着要推翻政府。 ] 英国对此表示赞同，并且派出军队于10月3日开始在萨洛尼卡登陆。这样就导致了联军的马其顿战役，或如德国人所说的“形成了最大的联军‘集中营’，使整个敌军都变成了俘虏。”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124页。 ] 埃德蒙斯将军写道，在萨洛尼卡附近地区，“一支庞大的联军队伍被封锁达三年之久；1917年，英军的平均兵力为二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此外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总数为六十万人以上……然而，监视这大军队的，只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半和一小部分德国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124页 。 ] 防御的三位一体又一次被证明是无敌的。英国为这次越轨行为列出的清单指出，有四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因病被送往医院，而在战斗中死亡的总数只是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人。
同时，原在阿巴丹的一个独立旅，作为加利波利的失败和萨洛尼卡惨败的副产品，此刻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团军。它的目标是要占领巴格达。于是，就出现了代价高昂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5年12月7日，汤森将军和他的集团军在库特——艾拉马拉被土耳其人围困；1916年4月29日，他带领着一万零六十一人的英印军队和三千二百四十八名随从者在那里投降了。“从头到尾，这座城镇使英帝国死亡了四十万人．”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386页。 ] 1917年9月，英国的兵力增长到三十四万人。而在1918年战争结束时，兵力达到四十一万四千人以上，在这些人中间，有二十一万七千人是非战斗人员，死亡总数是九万三千五百人。
除了这三个分散进行的大型战役之外，出现了第4个保护苏伊士运河的战役。1916年1月，苏伊士运河受到大约一万五千到二万土耳其人和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混合部队的威胁。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他们运用防御作战的原则，坚持到1916年12月便结束了。接着，劳合-乔治担任了英国首相，从而开始采用攻势战略。劳合-乔治一直认为，摧毁其同盟者是击败德国的最好方法。这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恰好相反。同时，为了寻找获得惊人胜利的机会，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他还命令他不喜欢的总参谋部把苏伊士运河的作战计划扩展到巴勒斯坦地区，并以夺取耶路撒冷为主要目标。这样，另一个代价昂贵的战役又诞生了，而且一直拖到战争结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估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所使用部队的最大数量一度达到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人，而战斗死亡的大约为五万八千人。不过，这个数字对总的损耗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到1918年10月，所使用的兵力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189页。 ]
所有这些在边缘地区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突破防线，然而，结果却是浪费精力，在人力的消耗上更为严重。而人力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又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对峙的局面是对双方的嘲笑。并使双方相互产生蔑视。
四、 消耗战略
1914年的秋天，德军和英军同时在新港附近到达了英吉利海峡。这样，西线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舌形地带，在海岸和孚日山脉之间向西突出，突出部分的顶点接近到贡比涅。1915年，霞飞想通过一种双重攻势来切断这个舌头：英军向东攻入阿尔托斯，法军向北攻击香槟。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计划始终保持着法国战略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在191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其中最有雄心的，首先是第三次阿尔托斯会战，在这场会战中，英军进行的部分又被称为罗斯会战（9月25日至10月15日）；其次就是第二次香槟会战（9月25日至10月6日）。
所有这些会战，都没能削弱这个“舌头”，只不过使它略为凹陷一点，而且，还出现了两件明显的事：
第一，损失和收获不成比例。例如，在第三次阿尔托斯——罗斯会战中，法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人，英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七人；而在第二次香槟会战中，法军的损失多达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七人。然而，在这两次会战中，攻占的仅仅是德军的堑壕防线体系，一些地方只有三千码的深度。
第二，在这一年的所有最初攻击中，大规模的炮轰能使步兵占领敌人防线的一部分，或全部堑壕。这又可以反证，在战争的机动阶段，如果有充足的火炮，就有可能穿过那个时期的无堑壕防线，或仅有轻便防御工事的防线。这也是拿破仑对他那个时代提供的教训之一。他曾说，“只有有了炮兵才能进行战争。”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1896号。 ] 可是，现在机会已经过去，堑壕防线正在日益加深。而法国的总参谋部却仍在盲目地幻想，自以为在“炮兵征服，步兵攻占”的格言中发现了稳操胜券的秘密。战术被降低为把长矛向前推送的行动——实际上是推送炮弹，机械动作代替了灵活的运动和奇袭的方法，轰炸取代了领导，战术，实际上退回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时代的水平，不过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将军们已不身先士卒。
这些炮兵会战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微不足道的收获，给政治家们带来了恐惧，并且对他们的逃避政策火上加油，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曾有人认为，如果象将军们所认为的那样，消耗被作为战术规范而被接受，而且，如果中欧国家拒绝和谈，那么，战争就不可能有终点，永远都是相互残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两个联盟之中，没有哪个成员国会是自由的。自从1914年秋，俄国遭受一连串的灾难性失败以后，协约国的军队也就不能无所事事地袖手旁观了，不能再让他们的盟友处于危难之中。对俄国进行援助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英法两国还要使1915年4月才加入联盟的意大利相信，它们的联盟是坚定的。
正如布洛克所预见的那样，以弹仓式步枪和机关枪为基础的大规模战争，并不能当作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最多也只是一种无利可图的工具。无论在哪里，都不能躲避子弹的威胁，对于一个建设良好的堑壕体系，也不能进行决定性的突破。
在战争的东部战场，由于有着开阔的空间，防线可以常常变换；而在西部战场，防线则是屹立不动的。然而很奇怪，军人们对于堑壕战的巨大困难，认识极为迟钝。现在，经验已经教育他们，只要有足够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防线。因此，他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越来越多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直到完全突破敌人的防线为止。但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是他们对敌人的堑壕发射炮弹越多，地面被破坏的程度也就越大，正常的战场也就会变成为弹坑遍布的地区。这样，在扫除一种障碍时，又产生了另一种障碍，并使得他们的前进变得如此之难，以致于步兵通过这凸凹不平的地带后，却不能得到补给。因此，必须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修建道路，以便使拖运枪、炮和补给品的车辆得以前进。然而，等到修好道路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工事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因而另一场穿透战又要重新开始。
1915年的大屠杀并没有给联军带来恐惧。12月初，在主席霞飞将军主持下召开了联盟会议，决定于明年春天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攻势。可是，在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德国人就攻击了凡尔登。
继毛奇担任德国总参谋长职务的法尔根汉将军回忆说，凡尔登攻势的目的是要削弱“英国对其同盟国仍然拥有的巨大控制权，”而且，因为“法国的紧张程度几乎到了快要破裂的地步，”如果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凡尔登，“也就会促成这种破裂，这样，英国人手中的最好的宝剑也就没有了。”选择凡尔登，是要迫使法国总参谋部“动用它们所有的一切人力，”以保护它。法尔根汉还写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法国的军队就会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因为自愿撤退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达到目标。” [ 作者注：埃里奇·冯·法尔根汉，《总司令部和它的关键性决定》（1919年英译本），第209页。 ] 因此，凡尔登又是另一场消耗战。
1916年2月21日，二十英里长的正面防线上又展开了战斗。虽然法国人知道战斗在临近，但是由于它准备炮击只限于24小时之内，而没有照常规延长到一个星期以上，因此，这次进攻对法国人来说，也还具有奇袭的意思。战斗一直进行到7月11日。此时，德军已穿透了五英里，损失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则损失三十一万五千人。
为了解除凡尔登所承受的压力，延误已久的法英春季攻势，即松姆河之战，在7月1日沿着二十五英里长的防线开始了。一开始便是连续八天的炮轰，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倾泻了十七万八千颗炮弹。它的战术奇袭是采用滚动式弹幕射击。在这种射击的掩护之下。步兵缓慢地向前移动，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14日，占领了一条三十英里长的地带，最大的深度为七英里。为此所付的代价，英国死亡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四人，法国十九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人。德国的损失大概是50万人左右。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 [ 作者注：1915年12月15日，他接替了弗伦奇爵士的职务，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八天之后，弗伦奇的参谋长，威廉·罗伯森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而齐格尔中将接替了他的参谋长职务，这三个人都是消耗战略的强硬代表。 ] 虽然对这次作战的结果颇为满意，并且在他的报告上说，“毫无疑问，联军有能力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政府应该准备“更艰苦的和更长期的战斗，因为尔后会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感到资源的紧张。”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279页。 ] 然而，巳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对政治局势产生着激烈的震动。
松姆河会战以后，所有防线上的僵局便完全形成了。意大利人在依松佐河地区进行了八次会战，他们已经流够了鲜血。而在东线，布鲁西洛夫的攻势虽然获得成功，捕获了大量的奥军战俘，但是，它却使俄国付出了100万人的代价。要在战场上勉强地作出决定，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都有人开始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11月4日，在爱斯奎斯联合内阁中担任主管部大臣的兰斯多恩勋爵，提议研究一下和平的可能性。可是，爱斯奎斯内阁紧接着在12月7日就垮台了。主张继续作战的劳合-乔治接管了政府。五天以后，德国和它的盟国提出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的建议。
奥国对于和平的愿望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德国对此有无诚心，仍然值得怀疑。俄国现在已是摇摇欲坠。一旦俄国崩溃，德国就能抽回100万人到西线战场。不管情况如何，德皇却于1917年1月31日下达了一个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的命令。这个行为大大触怒了美国，两天之后，华盛顿宣布同柏林断绝外交关系。
早在1916年11月15日，联军召开了会议，讨论1917年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在所有的战线上展开一系列的进攻，但以西线战场为主。一个月后，于12月13日继霞飞任法军统帅的尼尔里将军，接受了联军共同所作的决定。他们一致同意，英军首先进攻阿拉斯，拖住和消耗敌人的预备队；在这以后，法军就向埃纳发起攻击。法军的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要突破敌军的阵地。如果突破口不够大，会战就得停止，但是要把攻势转移到弗郎德勒平原的防线上去。
在这次作战中，第一场战斗是在4月9日打响的。战斗一开始，就是二百七十万枚炮弹的轰击。整个战斗持续到5月21日，在二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只前进了五英里。到5月3日，英军已死亡十五万八千人，估计德军也有十五万人的死亡。在发动第一场战斗的八天之后，法军对埃纳的攻势也开始了，但最终却是失败。法军牺牲了十八万七千人 [ 作者注：根据尼尔里带回来的人数。法国官方历史提到在4月16日-30日，死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人，另一种估计是十一万八千人。 ] ，德军则是十六万三千人。尼尔里被免职，贝当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法军的士气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5月25日到6月10日之间，就有五十四个师叛变。
此时，发生了改变整个战争局势的两件大事。3月8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暴动；11日，帝国的禁卫队举行叛变；次日，革命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5日退位，由罗夫亲王领导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22日，这个临时政府正式被同盟国承认。第二件大事是，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
这两件事的效果是什么呢？估计会有两股巨大的血流输入到法国的战场上来。因为一个国家既已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它就不可能再向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德国人有一切理由期望，在年底之前把100万人送到西线战场上去进行增援。同时，英法两国也有理由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能从美国得到至少一百万人的增援。因此，在三月接替布赖恩德内阁的李波特政府，建议暂停一切进攻行动，等到美国的援助到来以后再采取行动。这是因为，此时的法军已经是疲惫得不堪一击了。
可是，黑格、罗伯森、贝当和尼尔里，却各有各自的想法。罗伯杰在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对有限目标采取不断的攻击行动，并且充分利用我们的炮兵，就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以最低限度的损失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35页。 ] 劳合-乔治先生采纳了这一策略，可是，他不久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复到他在一月份提出的那个计划，并企图同意大利进攻奥国的计划相互配合。
实际上，有限的攻势并不是黑格所希望的。他自1915年12月担任英军总司令以来，一心想要在弗郎德勒平原上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完全沉醉在他的设想之中，甚至于相信，在美国的援兵来到之前，他也可以单独地击败德军。
结果，经历夏秋两季的弗郎德勒战役成本极大。6月7日，目的有限而获得成功的米希尼斯之战，揭开了弗郎德勒战役的序幕。米希尼斯作战的头十七天，接连发射了三百五十万发炮弹，并且在一开始还爆发了19枚装有100英磅的高效炸药地雷。这在6月14日才结束，而这时英军的死亡数字已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德军为二万五千人，其中包括被俘的七千五百人。照克鲁特威尔教授的研究，“似乎在相当大规模的会战中，英军的损失要比德军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 作者注：《1914-1918年世界大战简史》，（1934年版），第438页。 ]
7月31日，接着便开始了第三次伊普尔会战。英军为一次会战集中这么大规模的炮兵，在英国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总之，序幕性的射击延续了十九天，发射的炮弹约为四百三十万发，总重约十万七千吨，而且都投掷在预期的低势战场上。整个战场的表面被炸得一团糟，所有的排水沟、堤岸、水道和道路等都被破坏，造成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沼泽地，步兵在这种泥泞之中滚打了三个半月。当会战于11月10日结束时，德军在十英里长的防线正面上被压后退，最深的距离是五英里，牺牲的人数是二十万略少一点。然而，他们的敌人的损失，最少的估计也有三十万人。 [ 作者注：这些是B．H．利德尔-哈待的估计。由于宣传的需要，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列举的数字是经过修改的。 ]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上结束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火炮消耗战。政治家们为什么总是避免这样的消耗战，今天回顾起来，人们已不难理解了。
五、 机动性的再生
机动性的再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步兵，那么堑壕仅仅是沟和篱笆所构成的障碍物而已。只有在堑壕中和铁丝网后的人和他的步枪或是机关枪，才能使堑壕和铁丝网具有战术价值。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消灭人，解除他的武装。如果不经数月的准备就能做到其中的一点，而且不破坏战场的表面，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长时期的准备会阻止奇袭的效果，而地面的破坏又会妨碍车辆的运动。
首先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德国人。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禁止使用有毒武器的。尽管如此，德国作为参加国却无视这一公约。德国人决定，采纳邓多纳德在1812年和1825年所提出的建议，用毒气窒息在敌方堑壕中的守卫部队。他们选定了氯气，这是一种普通的商业产品，很容易得到大量的供应。氯气的排出方法，是把装有氯气的金属气筒埋在防线的胸墙里，使气体排放出来。对于英法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还不清楚他们有了一种夺取战斗胜利的手段，并不知道积存大量的气筒来进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他们只把毒气攻击当作一个小型的试验来看待，而选择的地点是伊普尔突出部的东北一个地段。这是英法防线的结合部，由阿尔及利亚人和加拿大人负责防守。
进攻是在1915年4月22日下午5时发起的，一开始便是疯狂的炮击。炮击停止后，一股黄绿色的气体就从德军的防线上升起，随风飘向敌方。其效果是可怕的，一切接近正面防线的人都被窒息而死。靠近气体边缘的人，都在惊恐之中仓皇逃命。24日，德军又放了一次毒气，结果英法防线被迫后撤了三英里，退到了伊普尔附近。德国人当时未能认清的是，氯气进攻的反复使用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它是可以用面具或其他的简易工具来抵御的。协约国军队立即采用—些办法，他们在1916年便开始使用防毒面具了。 [ 作者注：在1854年，邓多纳德向潘默里勋爵提出了用硫磺气作窒息剂的建议，在此之前，J.斯坦豪斯博士就发明了第一个木炭滤毒罐。 ]
氯气云的进攻有许多弊端：它的效力完全要靠风向和风速来决定；气筒也很笨重，不便于运输和装置；气筒装置以后，住在附近的人总是惴惴不安，因为也许要等几个星期才会被使用，而在这期间，敌军的炮击或是意外的炮弹都能使它们破裂。同时，这也是一种纯粹的静态攻击方法。
如果使用毒气炮弹，这些缺点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 作者注：此外。对短射程来讲，也可使用迫击炮弹和李文式发射器。后者可以发射一个装有80磅气体的气筒，使气筒通过速射可以树立在浅的堑壕内，也能一次连射100到500筒。英军有一次曾对朗斯发射了2500筒。 ] 毒气炮弹大体上不受风的影响，它还可以突然集中气体对准选定的目标，而且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这可算是一种机动的进攻方法，唯一的不足便是用弹壳来作容器，因而容量太少。不过，有了光气和芥子气，这是比氯气更厉害的气体，这一不足也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后一种气体，也被称为黄十字或伊普里特，是一种相当持久的化学制品，是强有力的糜烂性毒剂。这种气体很少杀死人，但是，你只要接触到它，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会在皮肤上严重地产生水疱。水疱是在暴露4小时到12小时之内出现的，恢复起来极为缓慢。因为空气中只要有四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水疱就会产生，所以，这种毒剂非常适合于炮弹使用。因为它的持久力不易被大地破坏，所以，只要使用少量的气体，在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也足以导致许多人受伤。
1917年7月11日，德国人在伊普尔突出部第一次使用了芥子气。在随后的六个星期中，英军就有二万多人受伤。从那时起，英法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芥子气。
1917年9月1日，冯·胡提尔将军在攻击里加防线时，第一次巧妙地运用了毒气，以达到穿透的目的。他在俄国防线上选择了一段宽度不到四千六百码的地段，把强有力的炮兵部队集中于此，平均每八码的正面上即有火炮一门。他先使阵地上到处充满毒气，然后，再实行进攻。这样，整个作战活动只在几小时之内就结束了。这一成功是依靠他的战术，其目标不是毁坏铁丝网和堑壕，而是要使防御者丧失作战能力。
1918年3-6月，德国人在西线的一些大会战中，不断地使用了这种战术。在会战中，每次发动攻击之前，他们都大量地使用光气和芥子气，想借此摧毁敌人的士气。3月21日到4月5日期间，毒气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作者注：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2卷第597页中写道：“我们的炮兵依靠毒气来发挥它的作用。”在第579页他又说：“炮击是有力的，而且在短期内能使敌人的炮兵瘫痪，”并能“使敌人的步兵躲在掩蔽部里。” ] 这使得德国人把英军驱逐出了从阿拉斯到拉费里的五十英里的正面防线，而且还前进了大约四十英里。然而，在4月间，芥子气却弥漫着阿尔芒蒂耶尔的上空，以致于街道的小沟里都散发着气味。这样，德国人在没有进入之前，就已占领了这个城镇，没有付出任何血的代价。
1918年9月，美军在对圣米赫尔突出部的进攻中，以及在随后的作战中，都因受到德国毒气弹的作用而损伤严重。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死伤总数为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七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就是说有27.4%是因毒气而伤的。 [ 作者注：参见A.弗里斯准将和J.韦斯特著《化学战争》，（1921年版），第388页。 ] 同时。在死亡总数四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中，因中毒气而死亡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人。这就是说，死亡人数占死伤总数的24.85%，而中毒气死亡的人，只占2%。因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毒气在战争中是使用得最人道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即使防毒面具有100%的功效，但是戴上防毒面具就会减弱战士的一半战斗力，而且，对芥子气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
至于解决僵局办法的第二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要使对方的步枪和机关枪通通失效，以来解除防御者的武装。要这样做，就得有一个很大的防盾用以挡住身体，当进攻者移动时，可以由此得到保护。因为这个防盾太沉重了，不便携带，便被装在一个能自动移动的车上，而这车也必须是装甲的。又因为这种车要离开路面，穿越战场堑壕，所以也要用履带替换车轮。这三项要求便促成了坦克的发明。坦克是一种小型的具有灵活性的堡垒，它最初被称为“陆上军舰”。
这种想法也是极为古老的了。但在内燃机未发明之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僵局形成之后，英法两国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便提出了关于如何能使装甲恢复灵活性的各种建议。 [ 作者注： 参见B.H.利德尔-哈特：《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2章。 ]
1916年9月15日，在松姆河会战期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由于机械的故障和战场上恶劣的地形，投入战斗的坦克为数很少，但它还是显示出一种可能：只要有了改进的机器，增加它的数量，并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出去，那么僵局就能打破。德国人的记录证明，“人们面对坦克时，感到无能为力。”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75页。 ]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解除了武装。遗憾的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结果，直到康布雷之战为止，坦克仍然都被零星地消耗掉了。
在康布雷之战中。其目标是在12小时内不用任何种类的炮火准备，对敌军的四道堑壕防线进行一次奇袭式的突破。九个坦克营，共有三百七十八辆坦克，引导两个步兵军，穿过西线上最坚硬的堑壕体系，兴登堡防线。这一防线有很深的铁丝网保护，许多还建立在反斜面上。想要切断它们，就得要几个星期的炮击，需要几万吨的炮弹。
1917年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英军穿过了一片未被破坏的地面发起进攻。敌军在惊慌中撤退，到下午4时，从一万三千码的基础线上，已穿过了一万码。在第三次伊普尔会战中，这种同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却花了三个月的时向。英军俘虏了八千多人，缴获了一百多门火炮。仅就战俘数量来说，足有两个担任进攻的军所损失的人数的两倍。
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终于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毫无疑问，正如约米尼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装甲在战场上的出现能够打破僵局。1918年8月8日进行的亚眠会战，确定性地证明了这点。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四百六十二辆坦克配合飞机，引导英军第4集团军的三个军，在亨利·罗林森将军的指挥下进人战斗。 [ 作者注：法军的第1集团军在他的右侧协助作战，但他们没有坦克。 ] 这又是一次完全的袭击，德军纷纷逃跑，其防线迅速被突破。
在德军官方的战争日志上这样记载着；“8月8日，当太阳在战场上下落时，德军遭受到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事实已是确定无疑了。” [ 作者注：引自《英国官方历史》，（1918年版），第4卷第88页。 ] 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坦克所带来的恐怖心理，坦克本身的杀伤力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攻突然发起，德军不战而逃，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奇迹。没有坦克，就不会有人能达到这种奇袭的目的，而且是这种利用坦克的突然攻击引起惊慌。正由于增添了坦克，步兵便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当面前的对手不能用步枪或机关枪遏止住时，他们就本能地夸大危险，以减轻他们投降或逃跑行为的耻辱。诚然，坦克是一种物质性武器，但更应该说是一种心理性的武器。
鲁登道夫对坦克的作用所作的分析是不错的。他曾说：“我曾担心的事情，和我常提出警告的事情，在这儿都变成了现实。……8月8日我们的战斗力开始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深信，从此以后，我们总部的一切计划都已失去安全的基础。至于计划，今后还可以制定，只要是在战争中可行的。但对于领导来说，就象我曾讲过的，只是具有一种不负责的赌博性质，我认为这是非常致命的事情。对我来说，德国人民的命运，这个赌注太高了。战争必须结束了。”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1914-1918）》，第2卷地684页。 ]
六、 国内防线的崩溃
集中进行的毒气攻击和大规模的坦克攻击，虽然已经证明，敌军的堑壕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它们只是打破了对峙的局势。要完全恢复灵活性，还需要在迅速突破之后紧接着实行迅速的扩张，但这不是用骑兵（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而要用坦克的力量，此外，还要有越野的运输工具以提供补给，也就是说，需要履带式车辆。然而，在1918年，这些工具还不存在，所以也就不能重新获得完全的灵活性。结果，正如布洛克曾预言的那样，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战斗，而是由于饥饿和革命。
战争的延长使国力日益疲惫，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促使中欧国家崩溃的，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英国的封锁，另一个是英国政府的巧妙宣传；一个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另一个破坏了敌人精神上的耐力。到了1917年的春天，所有的交战国都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以致于俄国三月革命的爆发就象野火—样地向西蔓延。法军中的兵变大部分都是受到这种感染的结果； [ 作者注：4月16日，一个在1916年被派往法国的俄国旅在他们的兵营中发生兵变，不过在三天的炮击之后被迫投降了。 ] 在俄国的德国军队也受到影响。在意大利，也是因为这一影响而造成了卡波里多的惨败，当时有四十万士兵放弃了战斗。早在5月26日，威廉·罗伯森在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这一事实是不能忽视的，即国内已经出现不安定的现象。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近来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罢工事件，而且还有更多不满情绪在酝酿之中。”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313页。 ]
战争开始之后，由于受到伦敦宣言的限制，封锁难以奏效。于是，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以逐步取消限制，达到封锁的目的。1914年10月29日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严格地限制了进入德奥两国的物资。于是，1915年2月4日，德国命令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以此回敬英国。5月7日，就发生了“露西塔尼亚”号邮船被德国击沉的事件。船上有一百二十八名美国人丧生，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都是求战的呼声。英国政府利用美国舆论的主战情绪，于5月25日又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宣布禁止任何种类的货物进入或离开德国，对德实行全面封锁。然而，德皇由于害怕美国人的愤怒，命令停止对客船和所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进行攻击，此决定一直延续到1917年1月31日。此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德皇宣布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政策。于是，美国又于4月间向德国宣战。
封锁影响所及，使敌国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一家工厂和每一个农庄，都受到威胁。而且，到了1918年夏季，如果不是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救急，那么，中欧国家恐怕都会由于饥饿而投降。从1914年8月起，到1918年夏季，奥匈两国的牛，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少到三百五十一万八千头，猪从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少到二十一万四千头。 [ 作者注：《军事行动——意大利1915-1919》，（英国官方历史，1949年版），第379页。 ] 而且，据估计，在实行封锁的最后两年中，德国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疾病。这比英国船只上那些被潜艇击中而淹死的人还要多出五十倍。” [ 作者注：A.布赖胤特：《为完成的胜利》，（1940年版），第3页。 ]
封锁为撒播宣传的种子开辟了一片肥沃的士地，就连美国内战也不例外。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这样的恶毒和卑劣。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各交战国不仅不到敌国去策动叛变，反而防范这种事件发生。拿破仑如果在1812年鼓励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起革命，那么，情况对他会是很有利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 作者注：恩格尼·塔尔：《拿破仑》，（1986年版），第289、381页。 ] 惠灵顿公爵曾亲口说过，他害怕在任何国家中煽动起来的革命。1871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没有采取友好的态度。在过去的时代中，进行战争，其目的只是为了改变敌方的政策，而不是改变敌方的政府，即政策的制订者；只是要改变政府的思想。如果政府被推翻了，也就没有稳定的当局来进行和平谈判。那个时候，世界仍是有理智的，因而在敌国中造成无政府的社会状况的思想，被认为是违反常识的。
宣传战是杰出的、民主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即卢梭所谓的“全民意志”。它的目标可分三类：一是在本国防线上激励群众的心理；二是争取中立国家群众心理的支持和拥护；三是搅乱敌方本土防线上的群众的心理。
为了达到第一类目标，就必须唤起潜伏在人们心中的部落性本能，而且为了激化这些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魔鬼。
为了达到第二类目标，就要使中立国家承认并且相信这些宣传都是事实，就用英国在美国所进行的成功的宣传那样。例如，英国宣传说，德军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种宣传激发了美国人的仇恨，从而使他们疯狂地投入到战争中来了。只有在交战的条件下，在宣传的蛊惑下，并在一个国家内形成为普遍行动，这种疯狂才能被理解……有时，几乎是一种原始的狂喜控制着美国人民。这种狂喜曾被一种难以忘怀的方式作了如下的表述：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这是促使人们振奋的。人们记得，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曾有人提出，抓获德皇后，要把他下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正是这种疯狂的热情占据了我们的心。” [ 作者注：《1914—1917年英国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宣传》，（1935年版），第67-68页。 ]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其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2卷第479页。 ]
为了达到第三类目标，就要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忱——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这种攻击的形式是如此的阴险，以致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再三地提到它，认为精神上的破坏和封锁是使德军失败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写道：“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战争延续时，这种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封锁和宣传逐渐地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决心，动摇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它使德国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唯我至上……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主义鼓吹的革命思想，德国人很容易接受……致命的学说在群众中传播。在国内和前方的德国人民都受到了它的致命打击……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在中立国家中，我们也遭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封锁……我们丧失了一切信誉，而敌人的信誉却无限地增长……美英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1卷第360-368页。他还写道：德国政府不理解宣传的性质，他们反对宣传，因为他们认为，宣传是太炫耀、粗俗。（第1卷第380页）所以，在德国没有宣传部。（第2卷第701页。） ]
鲁登道夫提到，从1918年初开始，联军的宣传就是以社会革命为内容。很明显，他所指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这是威尔逊总统在1月8日宣布的。一个月以后，总统又进一步宣称：应该没有割地、赔款和惩罚的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切领土问题的解决都不应违反有关人民的利益。
“十四点”的提出，虽然不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是最厉害的宣传工具。它们抓住了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给德国一个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战争的机会。虽然在那时，德皇和他的顾问们拒绝考虑这些，但是它们却已渗透到德国人民心灵的深处，最终使战争得到一个极不光彩的结局。
8月8日的会战，以及随后的失败，使鲁登道夫极为震惊。9月28日，他来到兴登堡的房间，提议立即停战而不能再拖延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考虑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我们以为，协约国必须完全地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的威胁和对我们的威胁是同样巨大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721页。 ] 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估计错了。
10月3日，德国总理致书威尔逊总统，表明德国政府接受“十四点”和随后的各次宣告，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接着，双方便开始了外交接触，直到10月23日为止。这时，威尔逊总统进而意识到，由于革命条件的奏效，需要补充到他的计划中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维持欧洲现存的稳定性，而不是在试图增添敌人现存政府的活力，也就是说，应该不是考虑削弱他们，而是要摧毁他们。那一天，他告诉德国政府，如果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和贵族进行和平谈判，他要求的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全面的投降。这也就是说，要迫使现在的德国政府退位，而让—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集团来取代它。11月3日，一批德国水兵在基尔发生兵变，连柏林也很快卷入到了革命的激流之中。9日，德皇退位。11日，在康宾森林中的里松德斯火车站，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威尔逊总统曾坚持认为，使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休战的条件之一。结果，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莱巴赫、希拉杰弗、克拉科夫和仑堡等地都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中立政府以取代中央行政机构。11月12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宣布退位。随后，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古老的奥匈帝国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也就在欧洲种下了一个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