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休战·第十二
作者：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迦太基式的和平
经过十二年的混乱以后，到1930年，费雷罗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我们的文明可以很好地创造战争，但是它却忘了怎样制造和平。”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148页。 ] 实际上，它不能制造和平是因为它已经忘了如何制造战争。一旦停火的号角吹响，战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战争的手段开始垄断着战争的目的。结果战争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了；这样当然不可能有和平。
对于这个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仅有人把和平看成为颠覆的工具，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们，也把和平当作统治的工具。对这两者来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征服对方；两者的手段也是相似的，同样使用强迫。一个是用心理攻击以破坏敌人的抵抗，另一个则是采取经济封锁的形式来实行围攻。封锁一直延续到1919年7月，这就象用一支手枪顶住了敌人的后背，直到对方在强迫性的和约上签字 [ 作者注：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德奥两国中就有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1918年12月13日，德国人要求准许他们进口小麦、脂肪、炼乳和药品等物资，但遭到了拒绝。1919年2月在波希米亚，有2O%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死了，还有40％的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英军莱因集团军总司令普鲁默勋爵于1919年8月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明他的士兵已不能忍受饿死儿童的悲惨情景，这时封锁才开始放松。（《未完成的胜利》，阿瑟·布赖恩特著，1940年版）。 ] 。这是一个极为愚蠢的行为。法特尔早在一百六十年以前就曾指出：“一个不受拥护的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压迫；一个国家，只有当她无力反抗时，才不得不接受这种和平。然而，一旦有了适当的时机，有思想的人就会起来反抗。”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一章第9-1O页。 ]
1918年11月5日，威尔逊总统向德国政府转达了协约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停战条件。并且宣布，“他们愿意根据1918年1月8日总统在国会致词中所列举的和平条件，以及他在后来各次讲演中所提出的原则，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 作者注：引自约翰·凯恩斯著《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4页。凯恩斯后为凯恩斯勋爵，在巴黎和会中以英国财政部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 。
凯恩斯写道：“德国与协约国之间契约的性质是简单明确的。和平条件以威尔逊总统的各次讲演为依据，和会的目的只是讨论条件应用上的具体细节。”一“契约具有非常严肃的特性，其中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迫使德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德国人认为，这个契约虽使自己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协约国也得因此遵守他们的诺言，使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去进一步压迫对方。”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5页。 ]
德国所以接受这一契约，是因为她的人民正在挨饿。1918年11月11日上午5时，德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在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条约正要签订时，根据尼尔科森的记载，“威尔逊总统的二十三条‘和平条件’，竟有十九条被破坏了。”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1933年版），第13页。 ]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和约是最高理想与最低道德的混合产物。制造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即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克雷孟梭和大卫·劳合-乔治，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此外，民主制度下的群众情感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威尔逊总统有着一种神治的和单轨的思想。他对于民主有一种完全的信仰，并且相信人民的呼声与上帝的判断完全相同。他认为，他自已与神秘的民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深信这种民意也包括在和平条约之中，因此，“在这些和约中即便有矛盾，有不公正，或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关系。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53页。 ] 他还认为，只要时候来临，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就会发挥出神秘的力量，纠正一切错误。1918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会上宣布：“应该没有兼并，没有赔偿，没有惩罚性的破坏……。所谓自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它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原则，政治家今后如果忽视了这个原则，就会遭到风险。” [ 作者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的前任阿伯拉罕·林肯，就曾进行过一场可怕的战争，为的是从“这必要的原则”中挽救他的国家。 ] 然而，凯恩斯却评论说：“他这个人没有计划、没有办法、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因而不能使其理论转变成现实。”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39页。 ]
1918年，克雷孟梭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幻想早已泯灭了。但他听说德国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之后，却兴奋地高喊：“我总算是等到了这个报仇的日子了！”他是法兰西部落主义的神，但他不是伪君子。他的政策是要把时钟倒转，破坏自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C.h.艾里斯写道：“他在整个和平会谈中，都是主张仇恨和恐惧，并且坦白地表示，他的愿望就是让德国人从此再也站不起来。” [ 作者注：《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1928年版），第43页。 ] 在整个会议中，是他在起着主导作用，而不是威尔逊。在他看来，威尔逊提出的条款是感情用事，是空话。他提出的口号是：“一个战争结束，另一个战争又会继续下去。” [ 作者注：引自阿瑟·布赖思特著《未完成的胜利》，第45页。 ] 这正是1940年悲剧的预兆。
劳合-乔治首先是一位权力的艺术家，其次才是和平的巧匠。他知道和平要求什么，但是由于战争的结束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他把权力放到了首位，并且决定跟着国家走，在群众潮水一般的热情中去寻求颠扑不破的权力。
在签定停战协定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在向他的自由党拥护者致辞时说：“任何违反公正原则的解决方法都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绝对不能容许任何报复的思想、任何贪婪的精神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来压倒这一基本原则。” [ 作者注：尼尔科森．《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21页。 ] 十天之后，这些论调经过加工修改，在竞选宣言中提了出来。然而，由于群众对此反应冷淡，这位首相为了唤起群众更高的热情，在11月29日又宣布说：“德国必须在它所能担负的能力之内赔偿这次战争的损失。”当人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领悟过来时，战争内阁中的工党成员乔治·巴恩斯先生，由于对人民的情感还是比较熟悉，立即乘机高呼：“我赞成对德皇处以绞刑！”这里有一种血腥味，英国民主人士对此惊讶地伸出了舌头。12月后的宣言中，他向全体选民保证：“审判德皇，惩治所有的暴行的指挥者，要德国付出最大量的赔款。”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次伟大的政治胜利。12月28日，选举揭晓，联合政府以二百六十二票的多数战胜其他一切独立的政党，重新回到领导地位。
为什么劳合-乔治要在政治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霍华德·艾里斯的答案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一般来说，劳合-乔治能够看到一条较好的路线，……但通过绞死德皇和让德国付出赔款，使他战胜了大多数而赢得了大选。”而且，在和平会谈期间，他也偶而提出相反的意见，但一想到有失去权力的危险时，他也就欲言又止了。” [ 作者注：霍华德·艾里斯：《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第42、44页。 ]
这就是当时支配着和平谈判的最初准则，那些为战争变得疯狂的民主国家，在克雷孟梭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加图”。 [ 作者注：法国人在这次和谈中的主导地位，只要看一看所有以法国地名命名的和约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条约是：1919年6月28日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11月27日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内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和匈牙利签订的垂隆条约。1920年7月16日和奥地利签订的圣杰门条约；以及1920年8月10日和土耳其签订的希费里斯条约。 ]
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谈正式开始，它的任务是草拟和平条约，而其目的也就是消除造成战争的原因。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吸引它注意力的最严重的问题，既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所以未来的危险，将不是疆域或主权方面，而是在食物、煤炭和运输等方面。”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34页。 ] 然而，和谈所达成的大多数决定，不但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使它们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些决定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土方面：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给法国；波森（即波兰走廊）省的大部分以及它的六十万日尔曼居民要割让给波兰；日尔曼人占大多数的但泽城定为自由城，由国际联盟保护；梅梅尔割让给立陶宛；欧本-马尔半德割让给比利时。这些规定使德国丧失了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七百万日尔曼民族的人口。除此以外，德国的整个殖民地也被剥夺了。它的殖民地面积本来在世界上是居于第三位的。
（二）工业方面：萨尔盆地割让给法国，为期十五年 [ 作者注：萨尔盆地的居民全是德国人，它归属日尔曼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经规定，这里的煤要交给法国人开采，以赔偿法国人的损失。 ] 。上西里西亚的煤田划给了波兰。这些割让，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丢失，使德国的煤产量每年减少六千零八十万吨。此外，德国还要在连续十年内向法、意、比、卢等四国交纳四千万吨煤。
（三）商业方面：在德国的商船中，所有超过一千六百吨位的船只，一千六百到一千吨位之间的船只的一半，渔船的四分之一，以及内河航船吨位的百分之二十，都要交付给协约国。同时，五千辆机车和十五万辆火车车厢，也要完好无损地交给协约国。
（四）财政方面：德国所有的对外投资和财产，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一律被没收，并指定一个赔偿委员会来决定德国向协约国的赔款数额。直到1921年，这个赔款总额才定为一千三百亿金马克（合六十六亿英镑），这个数目比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掠走的赔款多三十三倍。
（五）军事方面：莱茵地区被定为非军事区，德军的部队不许有战舰和潜水艇，陆军人员限制为十万人，官兵都必须是长期服役的军人，不准采取征兵制。而且军队不准有坦克、重炮、军用飞机和高射炮。这样，德军实际上将只成为一支保安部队。
（六）精神方面：德国的领导人，包括大多数贵族和将军在内，都要作为“战犯”加以审讯。而且，最大的侮辱是条约要求德国承认它是整个战争的罪魁祸首。
凯恩斯曾对这些条款作过审察，并且说：“他最为关心的不在于条约是否合乎正义……而是它的智慧和后果。”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60页。 ] 他还说：“我写这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目的，是要证明迦太基式的和平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或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33页。 ]
许多年以后，即到1946年，他的预见受到了一本著作的挑战。这本书题为《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是一位优秀的法国青年写的。这个法国青年名叫曼陶克斯，他在1945年5月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前八天的一次战斗中丧生。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见解，他认为正义要求德国应该赔偿这场战争的全部损失。他还设法征明，凯恩斯的许多预见与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是不相符合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他的批评之所以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凯恩斯把他的预见建筑在这些条款之上，而是胜利者并没有彻底地执行和约中的条款。这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横蛮无理，而主要的还是因为胜利者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引起了无限的混乱。不久，人们便发现，这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国际贸易。对于胜利者来说，恢复德国的贸易比阻碍它更为有利。凯恩斯曾预言说，如果不能这样做，必然会导致另一次欧洲大爆炸。
凯恩斯还写道：“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有意使中欧贫困，那么，我敢断言，复仇的日子是不会远的。什么事情都不会拖延很长时间，最后反动与革命力量之间一定会爆发内战，胜利者也会被摧毁。假使与这种内战相比，那么过去德国战争所具有的恐怖性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而且他还预言，要偿还赔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五到十年间培植德国的贸易与工业，提供大量的贷款，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家。”胜利者就是这样瞎碰瞎撞，走上了这个方向。
1922年12月，德国开始不履行它的赔款义务。为了强制它执行赔偿条款，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于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地区。接着马克跌价，到11月，四万二千亿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为了稳定流通，又发行一种新马克，用一万亿纸马克换一新马克。1924年，戴维斯委员会提出建议，为帮助德国把流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德国提供八亿金马克的贷款。这个建议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同意，于是大量的外国资本很快涌入德国。到1929年为止，即在戴维斯计划期间，纯资本的输入达到了赔偿额的两倍以上。曼陶克斯所说：“用来赔款的钱，并不是德国人民的积蓄和税收。” [ 作者注：曼陶斯克：《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第147页。 ] 同时，他还说：“凯恩斯先生曾预言这种赔偿条款是不可能执行的。事实上也确实没有执行。这一结果使他获得了预言家的荣誉。”不仅如此，他还预言：
“只要假以时日，德国将会恢复它的实力和自负，不过，那要经过许多年。但到那时，德国又会把眼光盯住西方。德国的前途现在是在东方，当她恢复了元气之后，她的希望与野心也就会自然地转到东方来。”
E.H.卡尔教授简洁地说明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
“1918年的胜利者在中欧‘失去了和平’，因为他们在这样—个要求协作单位逐渐扩大的时代中，却继续追求一种政治与经济分割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为了消除战争的经济原因的活，条约应该对准欧洲的整体。
1919年6月28日，德国的全权代表在“封锁”的手枪逼迫下， 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所以，从道德上来讲，这个条约应该是无效的。其他的条约也是很恶劣的，特别是垂隆条约和圣杰们条约更是中欧混乱的根源。 [ 作者注：根据垂隆条约，匈牙利要丧失71％的领土，三百万匈牙利人要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根据圣杰门条约奥地利所剩下的土地仅是原日尔曼部分的三分之二，而且禁止它与德国合并。它的日尔曼人口中有三百五十万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三万人并入意大利。 ] 总之，所谓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和没有惩罚性的破坏，全都是些空话。而这三种战争的恶性毒素，反而蔓延的更为广泛了。至于所谓的“民族自决”，虽然和平的制造者把它当作“行动的必要原则”，但实际上却视之为“仅仅是一个短语。”
霍夫曼·尼科尔森上校曾经表示怀疑，他说：“即令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例如尼禄、希罗格巴卢斯、凯撒·波尔吉亚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处在1919年的欧洲局势中，也能运用足够的集体智慧和善意，从而变得有所作为。”不过，从事后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既不是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劳合-乔治。正如尼科尔森上校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顶峰的歇斯底里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责任者。尼科尔森上校还说：“如果没有民主，虽然某种程度的战争仍不可避免，但是其暴力的破坏程度，却能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它没有必要去煽动人民的激情，也不必害怕民众的压力。”
甚至未来的那些民主政治的摧毁者，自己也是迷糊不清的。从那时起，在战后局势中，开始形成了一种“不依赖选举”的暗流。人类又盲目的向一种新的政治观念走去，它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在指导那些不满的国家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然而是好是坏，那就难以说清了。
二、 阿道夫·希特勒
在战争期间，协约国曾认为，他们的战斗目的是要使世界的民主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却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不仅没有安全，民主政治的地位反而更加摇摇欲坠了。在这场混乱中，一个接一个的独裁者不断地出现了，在波兰、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德国等国家里都建立了不同的专制改体。这些独裁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不仅反对旧有的民主秩序，而且也反对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秩序已在俄国生根，并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的时代中逐渐地发展壮大，威胁着每一个非共产党国家。
在这些独裁者中间，获得了历史上最高评价的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他是历史上最特别的人物之一，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莱茵河岸的布劳瑙。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过下士军衔；战后，在慕尼黑参加一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的很不起眼的政治集团，成为它的第七个成员。1923年，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地区，法国人在莱茵河地区鼓动一个共产党的分立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又鼓动一个天主教的分立运动；就在这时，希特勒一举成名了。当年11月9日，他和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一次政变。这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他的审判却使他在政治上获胜。从此，他在德国成为大家谈论的对象；而在被监禁于南兹堡要塞时，他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的第一篇。
希特勒是杰克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化身，即一个善与恶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使德国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恢复了民族的尊严，繁荣了经济；另一方面他使为数众多的人民家败人亡，从而使全世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都不寒而栗。
他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阴谋家。他能深入到人性中去找出荒谬的根源，也能够从群众的情感中过滤出有毒的政治酒精。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对他自己的“无敌”有一种超理性的观念。这样也就使他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一种感觉和掌握行动的心理时机的能力，这差不多是一种杰出的天赋。有一次，他对劳希林说：
“不管你作何种打算，如果一个观念还未成熟，那你就决不能使它成为现实。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于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这样就只有一种途径可走：即忍耐、等待、尝试，再等待、再尝试。在下意识中，这个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它有时会成熟，有时也会死亡。除非我在内心有绝对的信心，认为这就是解决的方法。否则，我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令是整个党驱使我采取行动，我也不会动。我要继续等待，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动摇。但是如果我内心的灵感来了，那么我便会知道这是应该行动的时候到了。” [ 作者注：劳希林编：《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181页。 ]
戈林有一次曾对韩德逊爵士说，当时机一到“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一切全都由元首作出决定，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产生影响。” [ 作者注：韩德逊爵士：《辱命记》，（1940年版），第282页。 ]
劳希林还写道：
“我常有机会回顾我自己的经验，但我必须承认，和希特勒在一起时，我时常感到他有一种魔力统摄着我，象是一种催眠术，直到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摆脱掉。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对他随意地贬低或是漫骂都是不应该的。他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巫医，而我们则好象已经退回到野蛮国家的时代，巫医成了我们中间的皇帝。” [ 作者注：转引自劳希林编：《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254页。 ]
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他那个时代中野蛮精神的产物，他与这种精神的配合就象手与手套一样默契。这就是他的无上权力的来源，并使他成了德国人民的魔术师。
三、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的原理，曾杂乱地分散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本书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不象一般人所说的，是一个疯子的废话。它是一种默示录，一本启示录。希特勒的良知与潜意识中的灵感，就是从中流露出来的。他在后来的演讲词中，虽然常常修改他的原有意见，但是应该记住，这本书是二十年代中期完成的。那时，很少有人对前途提出深远的打算，何况希特勒当时还没有取得政权，但他却已有了整个的计划；而且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它并不只是一张蓝图，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在被执行了。
在马克思主义中，基本原理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则是种族斗争的生物决定论。希特勒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生活中永恒的法则是为了生存而进行不断的斗争。”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54页。 ] 他还说“要想生存就必须战斗。在这个世界上，永恒的斗争是生命的法则；谁不想斗争，谁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 作者注：同上，第242页。 ]
关于种族问题，他曾对劳希林这样说过：
“‘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了……‘民族’，只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手段。我们必须以种族的概念来代替它……根据历史传统性的民族观念，这种新秩序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只有根据超越民族界线的种族观念才能做到……我非常清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象种族这种东西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我需要这样一个概念，以取消历史传统的旧秩序，而建立一个完全新式的，反历史传统的秩序……由于这一目的，种族的概念对于我是非常有用的。……法国人用民族的概念，国家社会主义也将把革命推送国外去，并且要重新改造这个世界。
我要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所实行的选举程序在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生效。在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即战斗性的北欧分子 [ 作者注：“北欧分子”，是指具有北欧式人生观的人，而不是指有北欧血统的人。 ] ，又将升起，成为统治阶级，统治那些商店老板，那些和平主义者和清教徒等。” [ 作者注：《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229-230页。 ]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以他的生物斗争观念为基础的。强权就是公理，不仅在森林中是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强国征服弱国，也就是适者生存。希特勒认为，未来将被他的优秀种族，尼采哲学中的超人所控制，而不是由马克思想象的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来统治。由于他的种族思想超越于所有的阶级民族之上，所以共产党和民主人士都反对他，把他当作共同的敌人。
从这个概念中也就产生了希特勒的拿破仑式梦想，即他对未来的设想。它与拉斯卡斯所记录的这位法国皇帝的思想是很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三章。 ] 拿破仑想的是法国，希特勒想的是统一欧洲。他要消除战争的根本原因，根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使欧洲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把欧洲大陆置于德国的监护之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采取四个步骤：①废除凡尔赛条约，②使奥地利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切日尔曼少数民族都归德国统治，③从经济上控制欧洲，④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即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它成为殖民地。
头三个步骤以及它们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到；第四个步骤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在二十年代中期，希特勒准确地看到，虽然法国是“德国的死敌”，但英国却是他的问题的重心，他说，三百年来，英国的政策是要使欧洲各国彼此对立，形成一种权力平衡。这样它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追求不列颠世界政策的伟大目标。所以，对于英国来说，看到德国失去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好事。
他还说，英国总是想“阻止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获得世界性的重要地位……法国所期望的则是阻止德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强国，这样法国就能保住它自己在欧洲的霸权。”所以，“法国外交的最终目标与英国政策的最后趋势必然是背道而驰的。”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04页。 ] 那么，德国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如何才能从中渔利呢？
希特勒的回答是：“只有与英国结盟，才有可能保护新德国十字军后方的安全。”这里所指的是德国对东部的扩张。因此，他说：“为了获得英国的友谊，任何牺牲都算不得什么。” [ 作者注：同上，第128页。 ] “不列颠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同盟者，只要它的政府继续表现出它的坚强的韧性。……这种韧性使它能在任何斗争中取胜。”当时德国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与俄国联盟。我们应该记得，德俄之间不久以前（1922年4月16日）在拉巴罗签订了一个相互友好条约。
但是希特勒强烈地反对与俄国联盟。他说“如果不是为了战争而联盟，这个联盟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 [ 作者注：同上，第537页。 ] 不仅俄国人不可以信任，就是同他们结成一个军事同盟，也将”成为新的战争信号，其结果将使德国遭到灭亡。” [ 作者注：同上，第538页。 ] 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与俄国结成同盟，我们怎能教育我们的工人，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反人道的不名誉的罪恶呢？……反对犹太人想使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向苏俄表明我们的立场。”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9页。 ]
他这样做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他说：“一个人民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保护这个国家现有种族生存的责任。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与领土和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说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资源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 [ 作者注：同上，第523页。 ]
“我们的运动是要找出现存于我们的人口与领土面积之间的灾难性比例，并加以消除，因为国家的领土是我们生活的来源，政治权力的基础。” [ 作者注：同上，第526页。 ]
“1914年的德国疆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它不真正完整，没有把所有的日尔曼民族的成员都包括在内。从军事防御的地理概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 [ 作者注：同上，第550页。 ] ……“对于日尔曼民族的前途来说，1914年的边界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 作者注：同上，第530页。 ]
希特勒继续说：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目标，即为德国人民确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须的领土。 [ 作者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反复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由于人口压力的要求，它有占领他国领土的权利。 ] 仅仅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的人民应该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们的后代眼中，这一行动也是合法的。……因为在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为基础的。德国的疆界也是一种机会的结果，这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代表以往各次政治斗争的结果。”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1页。 ]
于是，他得出了以后在1941年震动了整个世界的结论：
“今天，我们都深信，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外交政策的全面目标就在这里停止的话，这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多太效用。当我们为了人民能在欧洲生存而进行必要的领土扩张斗争时，它能对我们的侧面起掩护作用，那才算是有意义的。” [ 作者注：同上，第532页。 ]
“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中的路线是与战前的德国不同的。我们结束了总是向南欧和西欧的进军，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最后我们还要停止战前时代的殖民地和贸易政策，而改取未来的领土政策。”
“但是，当我们谈到今天欧洲的新领土时，我们所想到的主要是俄国与它所征服的邻近的小国。” [ 作者注：同上，第533页。 ]
“许多世纪以来，俄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中有日尔曼人作为它的核心 [ 作者注：在列宁的时代，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 ，……犹太人是不可能使这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生存这么长久的。他们本身决不是什么组织因素，而是一种分解的酵母。这个在东方的庞大帝国，面临消灭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我们命中注定是一个大悲剧的见证人。这个悲剧将为我们国社党的种族理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0年版），第533页。 ]
四、 通向战争的道路
在1924年到1929年期间，希特勒被关在南兹堡。感谢大约七亿五千万英镑的贷款，它的流入使德国的情况开始迅速改善。然而，尽管德国的经济开始恢复繁荣，但当希特勒出狱时，他仍不断地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1929年，灾难果然到来了。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一次倒台，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不景气，而且一直延续到1932年。
这一事件对于德国当时人为的繁荣来说，的确是一种灾难。在1930年，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德国人要靠政府救济才能生活，到1931年，其中实际上就有一千五百万人在挨饿。共产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张上升到1930年的四百五十九万二千张，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选票，则从八十一万张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九千张。同时失业人数也在直线上升。1929年9月是一百三十二万人，到1932年，则增到了六百多万人。 [ 作者注：这只是登记的失业人数，此外，还有大批未登记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 ] 1932年7月31日，国会改造时，国家社会主义党获得了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张选票，成为当时的第一大党 [ 作者注：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原是八百万张，共产党是五百二十五万张，中央党是四百五十万张。 ] 。结果，兴登堡总统于1933年1月3日召见希特勒，让他出任总理并组织政府。 [ 作者注：1933年2月2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今天所遭受的困难，是应由他人负责的。 ]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逝世后，总统与总理的职位合并，希特勒因而成了德国人民的元首和三军的最高统帅，三军宣誓要对他个人效忠。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久，立即开始了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1933年5月17日，他在国会上提出，说是只有德国一个国家被解除了武装，而其他国家并没有根据条约的条款采取同样的步骤。五个月后，他再一次发起进攻，在10月14日另一次讲演中宣布，因为德国应有的同等权利被否定了，因为“没有什么战争可以成为人类的永久不变的状态，没有什么和平可以摆脱战争而永存”， [ 作者注：诺尔曼.M.贝恩斯编辑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1939》第2卷第1094页。 ] 所以，德国要求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 作者注：德国是1926年9月8日被批准成为联盟成员的。 ]
尔后，在1934年1月26曰，为了保卫德国的东方翼侧，希特勒与波兰订立了为期十年的和平条约。一年之后，萨尔地区的公民进行总投票，有95%的人支持归附德国的主张，希特勒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他在1935年3月16日宣布，他打算恢复征兵制，把平时的陆军部队增加到三十六个师。并重建德国空军。对于这种违反凡尔赛条约的举动，外界的反应是：法国和苏联于5月2日签仃一个在东欧的互助条约；十四天后，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又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6月18日，英国与德国也签订了一个片面性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允许德国海军增加到英国海军的35%；10月，墨索里尼侵入阿比西尼亚。11月18日，国际联盟在英国的率领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样就把本来并不愿意的意大利领袖驱赶到了希特勒的怀抱之中。
1936年2月27日，法苏条约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此时，德军虽然还处于创建阶段，但希特勒却公然宣布，1925年的罗卡洛条约 [ 作者注：这个互相保证条约是英、法、德、意、比五国签订的，条约要求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和平。 ] 已被破坏。3月7日，他就出兵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八天之后，他在慕尼黑讲演时说：“我是按天意的指示，象一个梦游者一样在前进。” [ 作者注：《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一1939》，第2卷第1307页。 ] 他本能地感到，他的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但英法之间的不和却能弥补它的这个不足。
5月，莱昂·布鲁门在法国建立了他的左翼“人民战线”政府。共产党虽然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他们具有很强的实力和影响。这样，加上法苏条约的作用，当西班牙在7月17日爆发内战以后，欧洲大陆便分裂成了两个思想对立的阵营。俄国援助西班牙的共和党，这个党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德国和意大利则援助由弗朗哥领导的民族党；同时，法国的布鲁门政府也用武器支援共和党人，英国的公众舆论也站在他们这一边。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个条约，奠定了以柏林-罗马为轴心的基础。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之间也签订了一个反共条约。
当欧洲事端迭起之时，英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和平主义的沼泽之中。到1936年春天，英国已经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于在“国际联合同盟协会”组织的和平投票运动中，有一千一百万英国人宣称，他们对于联盟作为和平的工具抱有坚定的信心。这样，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政府就丧失了行动的自由 [ 作者注：尽管有许多联盟的拥护者相信集体的安全也需要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但大部分选民却不这样想。 ] 。
希特勒除了一再违背凡尔赛条约之外，为了使德国摆脱国际贷款资本主义的控制，他还采取了一种与那些大贸易国相冲突的财政制度，这一制度尤其冲撞了美英两国。这两个大国在当时是代表着世界金融界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认清了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创造劳动的产品为基础，另一种是以高利剥削为基础。关于后一种形式，他说：
“……国际证券交换性资本，是造成战争的主要煽动因素，现在，当战争结束以后，它又把和平变成了地狱。在日尔曼民族为了经济上的自由和独立而作战的计划中，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和贷款资本的斗条，就成为了重点之一。”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184页。 ]
他认为，只要国际金融体系是以黄金为本位的，一个垄断黄金的国家就可以把它的意志强加给那些缺乏黄金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干外汇资源，然后，再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带利息的贷款，以便倾销他们的产品。
因此，希特勒决定：①拒绝接受外国的有息贷款，并把德国的货币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放在黄金上；②通过货物直接交换的方式，即物物交换获得进口品。而在必要时则补给出口；③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允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可以根据政治局势把私有财产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④当有了可资利用的人力和物力时，就可以制造货币，而不必向国外贷款。
因为贷款资本主义的生命是靠放债赚取利息来维持的，如果希特勒做法被准许，并且获得成功 [ 作者注：1940年10月11日和12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在希特勒的制度下，德国不再感到任何严重的财政困难．它已经不再有增税、强迫储蓄和发行大量公债的需要。 ]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纷纷仿效。如果所有没有黄金的国家都以物换物，那么黄金就会失去它的威力。因此，希特勒的财政制度，当时就成了贷款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
1937年9月，美国又一次进人新的萧条时期，形势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0月9日，交易所市场便完全崩溃了。第二个月内，失业登记调查表明，全部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一百万人，部分失业人数是五百五十万人。这种情况，再加上希特勒的物物交换方法，就加剧了经济上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1939年4月，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代理陆军武官报告说：“目前的情形已十分明显，德国正在积极准备战争。对德国来说，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经济战争。德国必须要有它的市场，否则它就要死亡，然而德国是不愿意死亡的。” [ 作者注：罗伯特·E·舍伍德：《H.L.霍普金斯白宫文件》，（英文版1946年版），第1卷，第114页。 ]
当经济萧条打击着美国时，希特勒已经完成了他反凡尔赛条约这场战役的前半部分。他在德国境内消灭了失业现象，恢复了它的经济繁荣，使莱茵地区军事化，赢得了意日两国的合作，并且正在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陆军和空军。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德国确立了他牢固的统治权，从而可以自由地进行他反凡尔赛条约的后半部的工作。
十三年前，他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日尔曼帝国必须把所有的日尔曼人包括在内”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334页。 ] 这也就是说，要兼并奥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要收回但泽，并且取消波兰走廊。只有这样，凡尔赛条约才算是完全取消了，德国不再是流浪者，而将成为欧洲大陆未来的主宰。
1918年，由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被解散，奥地利成了一个经济弃儿，许多贸易国相信，他们复兴的唯一希望在于与德国合并。因此在维也纳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他们提出了民族自决的要求。
1938年2月11日、希特勒邀请奥地利总理舒斯尼格到贝尔希特斯加登来会谈。但当他到达时，希特勒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于是，舒斯尼格在军事入侵的威胁下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意味着奥地利向德国投降。3月初，舒斯尼格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决定在3月13日进行公民总投票，以寻求奥国人民的意愿。3月9日，希特勒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不禁暴跳如雷，并命令部队于3月12日进入奥国境内。德军在途中受到了许多奥国人的欢迎，奥地利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即受到迂回包围。同时。德国还在边界上与意大利发生了直接接触。所有的西方国家虽然都表示了抗议，但是谁也不能阻止希特勒继续他那“解放”苏台德地区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不同，它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在各少数民族中，亨南领导下的三百五十万日尔曼人，要算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1919年，在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魔术般的口号下，以民主的名义创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现在，到了1938年，希特勒又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打算摧毁这个国家。他想使用特洛伊木马计的伎俩，让亨南作内应。3月28日，希特勒把亨南召到柏林面授机宜。
5月20日，捷克政府听到了德国军队集中在边界附近的传闻，惊恐万分，于是下令局部动员。然而使希特勒吃惊的是，法国在俄国的支持下，居然重申他要援助捷克的许诺。由于希特勒并没有准备进行全面的战争，所以他不得不延缓自己的计划。一直拖到9月12日。他才在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中重新猛烈攻击捷克政府，以此作为在苏台德区组织叛乱的信号。对于这个一触即发的叛乱，法国人如果进行干涉．就意味着要爆发全面战争。法国总理达拉第对此束手无策，只得向英国首相张伯伦求援。可是，张伯伦对战争也丝毫没有准备，而希特勒则对这一点早已了然于心。9月15日，张伯伦飞往贝尔希特斯加登，去与希特勒讨价还价。22日，张伯伦作了他的第二次旅行，28日又开始了第三次旅行。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决定在10月1日以后的十天之内，要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次会议是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出席的，苏联没有得到邀请，事先也没有和捷克商量。9月30日，由贝纳斯领导的捷克政府被迫投降。希特勒的威信从此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希特勒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并不打算就此却步。10月21日到12月17日期间，他又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命令他的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梅梅尔和但泽。正在这时，他又交上了好运气。
1939年3月6日到9日，为了镇压分裂主义在斯洛伐克和鲁森尼亚的叛乱阴谋，捷克总统艾米利·哈柴解散了它们的政府。这样，被解职的斯洛伐克总理狄索就向希特勒求援。3月13日，当他到达柏林时，希特勒立刻向他保证，让斯洛伐克独立。新任斯洛伐克总理席多尔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消息，在当时已成为常例的军事入侵的威胁下，他只得被迫接受最后通牒。
当狄索还在柏林时，哈柴总统也向希特勒求援。3月14日，哈柴总统也被召到柏林。他在那他接到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捷克立即投降，不得作任何抵抗，这样他可以在德国得到自治权，否则，就将被武力征服。希特勒还提出事先草拟好的一份公报，勒令哈柴总统签字。这份公报的内容是：哈柴完全同意把捷克人民的命运交到元首的手中。
两小时之后，德国军队就开始进入捷克。当英法两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时，得到的回答是：元首做的不过是根据捷克总统的要求罢了。
成功使希待勒陶醉，因此对自己的对手开始产生一种极端轻视的心理。于是，他采取了他的最后一个、也是后来致命的一个步骤。他本应该等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等到他所掀起的政治风暴平息下来以后，再采取新的步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1939年3月23日，他要求收复梅梅尔。并且要占领它，同时，他又向波兰提出穿过波兰走廊、修建铁路和公路、归还但泽的要求。然而，使他惊讶的是英国首相于3月31日在下院的宣布。他说：
“如果有任何行动明显地威胁到波兰的独立，并且波兰政府因此认为有必要使用他国兵力进行抵抗时，英国政府将感到他们自己必须立即带兵给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波兰的政权，他已经把这个保证告诉了波兰政府。”
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采取了一致的行动。4月13日。这种对波兰的无条件保证，又被扩展到罗马尼亚和希腊。
希特勒可能认为，这些保证只不过是恫吓而已，但是，他必须避免一件事，那就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所以，希特勒尽管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过，如果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将是一场新的战争的信号，而结果将会是德国的灭亡”，但是他仍决定向俄国求助。他确实这样做了。8月21日，用邱吉尔的话来说：“这个不幸的消息象一枚炸弹一样，震动了整个世界。”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版），第1卷，第307页。 ] 苏联塔斯社宣布，希特勒的一个代表团正在飞往莫斯科，准备同苏联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干8月23日签字。这样，斯大林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在西欧进行战争，在国内保持和平。
英国政府接到这个消息后宣布：他们决定履行自己对波兰的义务；于25日与波兰正式签订条约，并公开发表。这个无条件的援助法令，在六年后，导致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9月1日，德国军队进入波兰领土。这样，二十年的休战就宣告结束了。
五、 战术理论及其谬误
从战术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的区别，主要是它采用了三种新式武器：毒气、飞机和坦克。尽管毒气有无可置疑的威力，但它却不能阻止战斗，因此，毒气的发展在战后就停止了。 [ 作者注：战后放弃毒气的发展是与群众的感情所产生的影响有关的，因为使用毒气是不合情理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毒气也没有作为一种武器来加以使用。如果战争再延续一年。那么当时只有少数人才理解的道理就将会被普遍地认识：坦克和飞机的机动性已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有可能发展成—种新的战术，彻底地影响战争的艺术。因为它们能抵销子弹的作用，坦克使地面运动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飞机可以超越战场，使天空成为一条公用的大道。这样，就使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坦克和飞机都是对攻势作战很有利的。
利用飞机作战的主要倡导人是意大利的杜黑将军，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详细阐述的理论，对战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的威廉·米契尔将军和英国的休·特伦查德将军都大量地采纳了他的思想。
杜黑曾被认为是未来主义者，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战术上的反对派，因为他又回到了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大炮轰击理论之上。这可是一种纯粹的破坏行动，只不过他把它们从水平的位置改成为垂直的位置。杜黑把飞机比成“一种特殊的大炮”，认为它所发射的炮弹的距离与它所飞行的航程是相等的，所以，一支空军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大集团的炮兵” [ 作者注：《制空权》（英译本，1943年版），第162页。该书的意大利文版，第一版是1921年，第二版是1927年，英译本是根据第2版翻译的。本书引文均引自1943年的英文版。 ] 。他强调说：“飞机不受地面的限制，而且飞行速度很快……所以，飞机是最优越的进攻武器。” [ 作者注：《制空权》（英译本，1943年版），第18页。 ] 他还写道：“在空战中决定胜利的是火力，速度只能抓住敌人……一架速度较慢但装备较重的飞机，可以用它的武器扫清它前进的道路，通常都能击败最快速度的驱逐机。” [ 作者注：同上，第41页。在他这本书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第34页），他说：一个独立的空军在组织上应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要由战斗机来保护轰炸机。 ] 因此在空战中不需要考虑防御问题，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而且，空军应该独立行动，不受陆军和海军的支配。“一切可能的资源都应该用来加强独立的空军，以便它能以密集和猛烈的攻势在空中作战和自卫。”“这种说法是一种基本原因，不容许有例外。” [ 作者注：《制空权》，第95页。 ] 至于“辅助性的军用飞机，那是没有价值的，是多余而有害的。” [ 作者注：同上，笫85页。 ] “高射炮的应用，也只是浪费精力与资源。” [ 作者注：同上，第49页。 ]
在空中作战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有制空权，就有可能阻止敌人的飞行，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飞行能力。”“得到了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在空中被击败就意味着全面的失败……任何对这种主要目标的改变都是一种错误……这个主要目标只能用空中的工具来完成，而不是使用陆、海军的武器……除非空军能够获得制空权，否则，任何适当的国防都难以得到保证。” [ 作者注：同上，第29页。 ] 这种理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书中。杜黑将军还大胆地假定，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空中力量，那么，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内就可以得到制空权。
一旦获得了制空权，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其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打击的目标应该是“工业和商业设施、重要的建筑物……运输动脉中心以及平民人口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22页。 ] 或者说“将来进行战争，主要是以非武装的城市人口和大工业中心为目标。” [ 作者注：《制空权》，第233页。 ] “轰炸行动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第一次进攻中，就应该完全摧毁各种目标。”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说：“不能否认的是，只要把一千吨爆炸性、燃烧性和毒气性的炸弹投到巴黎或伦敦，就能毁灭这两座城市。”
他还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在空战中遭到这样无情的打击，那么，它的社会结构也就会完全地崩溃。这时，人民本身由于受到自我保护的本能的支配，会起来要求结束战争，结束这种恐怖和痛苦，甚至在陆、海军还未来得及动员之前，就会出现这种局面。”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一且它控制了空中就可以继续作战，且不说有一百架飞机，即使只有五十架、甚至二十架，它也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只要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能打破敌人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而不管敌人的陆军和海军会采取什么行动。” [ 作者注：同上，第118页。 ]
照他看来，“空战应该是短时间的。” [ 作者注：同上，第54页。 ] “决定将是很快的，……因为决定性的打击将是对准平民，而那是在战争中最能支撑国家的部分。” [ 作者注：同上，第51页。 ]
关于未来的陆地战争，他没有注意摩托化问题。他写道，“它会采取一种静止的态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很相似……在未来的战争中，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将建立起绵亘的防线。所有运动的理论和概念都不能对付这些绵亘的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42-143页。 ] 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只有空中的威力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理论。
提倡使用坦克的人，几乎全部出身于法英坦克部队的参谋部军官。但是，法国人所重视的是坦克与步兵的密切合作，象康布雷战役中的战术那样；而英国人从最初之日起，就已考虑到坦克的独立使用，以及包括各兵种在内的坦克部队的未来发展。这些思想是以传统的战斗观念为基础的。
从战术上来看，旧的观念并非不合理。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战术观念，这一观念是因为坦克才有实际的意义，才有产生的可能性。1917年夏季，本书作者首次当然是偶然想到了这个概念；次年3月，当德军突破英军第5集团军的防线时，他的这种思想也就趋向于成熟了。
在突破之后的混乱中，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是被他们那个惊慌失措的司令部拖着向后退的；他看到，首先是集团军的司令部，接着才是军，然后才是师，最后才是旅的撤退，或者是相反的次序。他看到了意志与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意志的行动就会丧失协调性；没有指导头脑，军队就会沦为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他完全清楚了：利用坦克的手段，可以发展一种新战术。这种战术能够使一支相当小型的坦克部队进行象古代伊苏斯和阿贝拉那样的会战。那两次会战的秘密是什么呢？它们的秘密在于：当亚历山大的步兵方阵牢牢吸引住波斯人的战斗人员时，他的精锐骑兵已经在打击敌人的意志，也就是集中全部力量打在大流士的身上。一旦这个“意志”瘫痪了，整个波斯部队也就垮下来了。
1918年5月，这一思想在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份备忘录题为《作为决定性进攻目标的战略性瘫痪》，以后又改名为《一九一九年计划》。 [ 作者注：关于这一计划的全部，参见富勒少将的《一个非正规士兵的回忆》，（1936年版），第321-336页。 ] 要点是：
一支军队的战斗威力存在于它的组织之中。想办法消耗它的精力或是设法使它失去作用，都可以摧毁它的战斗威力。第一种方法包括杀死、杀伤或俘虏敌人的士兵，即躯体的战争；第二种方法则是要使敌人的指挥权利失效，即头脑的战争。拿一个人来作例子，第一种方法就是使他遍体鳞伤，最终由于流血过多而死亡；第二种方法则是一枪就打准他的脑袋。
一个军队的头脑是它的参谋部——集团军、军、师的司令部。如果这些组织突然地从德国战线上的广大地区撤出来，那么要不了几个小时，这些组织所控制的部队就会一片混乱。
我们现有的理论是要摧毁人力，而这种新的理论将是摧毁体系、摧毁敌人的指挥能力，不仅在敌人被打乱之后，而是要在尚未进攻之前开始。这样，当我们发起攻击时，敌人就已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了。
所以提出以上办法，根据就是利用快速的坦克 [ 作者注：这种坦克的性能是：最高速度每小时二十英里，活动范围一百五十到二百英里；跨度能力是十四英尺。这种坦克就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Ⅱ式中型坦克。它的第一个模型是在1919年完成的，但是没有达到技术要求。 ] 中队，使之突然地出现在敌人的防御区内，直接攻击敌人的各级司令部 [ 作者注：当时，在西线共有九个德军集团军司令部，平均每隔十八英里就有一个。当然，军司令部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 ] ，包围它们，或者打散它们。在此同时，一切可以动用的轰炸机，都要加以集中使用，派到补给地点和道路中心去进行轰炸。只有在这些行动获得成功之后，才能用正常方式对敌军防线发动进攻，而在直接突破防线以后就要进行追击。
这个备忘录还谈到了各兵种的任务。关于皇家空军的任务，它作了如下的论述：
（1）充当坦克的前卫；（2）引导坦克对准它的目标；（3）保护坦克不受敌人炮火的攻击；（4）协助坦克破坏敌人的司令部；（5）为前进中的坦克提供汽油和弹药等等；（6）负责坦克中队和基地的联络；（7）将坦克旅的指挥官们送到他们的作战地区，以便他们掌握作战情况，并适当地调整预备队。
这种战术理论，后来在形式上略微作了一些修改，于1939年第一次得到应用，这就是所谓的“闪击战”。
杜黑的理论和本书作者的理论，都是以攻势为基础的，并且要求有一种进攻性的战略来完成它们。这样，也就要求有一种积极的政治目标。所以，对于这一理论的接受、拒绝或修改，关键是到来来交战国的和平欧策中去寻找。
法英两国的和平政策是要在国际联盟的监护之下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在另一次战争中将不会有什么收获，而且，他们的人民是和平民主派，他们的政府也是爱好和平的。另一方面，看过《我的奋斗》一书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极端的侵略性政策，他的政府是专制的，根本不考虑人民是否向往和平。这些不同的目标，使1939年的三个主要交战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战术理论。
作为战术理论家的希特勒，也象政治家一样的精明。他周密地考察了上一次大战的情况，并且吸收了战术的教训，一个下士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根据这些教训来设计未来的战争，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军事权威建筑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之上。1939年，德国的陆军已远胜于其他各国的陆军，其优势，不在数量上，也不在武器和装备上，而是表现在他们的战术上。德军的战术，虽然不是希特勒本人设计的，但是，是他强迫总参谋部勉强采用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曾经写道：“在下一次战争中，摩托化将以压倒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形式出现。”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7页。 ] 他对高速车辆，高速公路和飞机都很感兴趣，所以，以高度的机动性和打击力为基础的战争，深深地吸引着他。德国的空军和陆军，都是以发展速度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不过，空军的任务，并不象杜黑所主张的那样去单独赢得战争，而是要与陆军配合作战。空军的轰炸机则充当着飞行炮的角色，负责保护陆军的锋刃——装甲师。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作为独立的空中力量进行空战是次要的任务。
希特勒并不认为武力本身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他曾对劳希林说，“我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学习，……一个人往往能够从他的敌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还进一步说：
“在堑壕作战中，炮兵要为步兵师进行地面攻击作好准备，而在来来的战争中，革命宣传要起到炮兵的作用，部队开始进攻之前。要先从心理上打击敌人。……如何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敌人变得精神沮丧，那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凡是有过前线作战经验的人，都想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使敌人心灵混乱，感情矛盾，犹豫不决，惊慌失措，都是我们的武器……革命的教训就是新战略的秘密。……对我来说，一切手段都是正确合理的……我的格言是：使用所有的和任何的手段摧毁敌人。”
法国的战术理论是纯属防御性的，它的基础是建立一条极强大的要塞防线，即“马奇诺防线”，从巴斯里起到维森堡，然后再到南格威，也就是说，沿着法德共同的边界移动，以便保护阿尔萨斯和洛林。从这道防线算起，轰炸机是被当作长射程火炮使用的。
对于这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法国的人力仅为德国的一半，所以只有封锁阿尔萨斯和洛林防线，法国人才能把它的劣势兵力的大部分集中到比利时边界上去。常常有人批评说，为使法国坚不可摧，马奇诺防线还要再延长，从南格威一直延长到英吉利海峡。但是，如果这样做了，法国的全部战斗队实际上都要被这条防线拖住。那样的话，想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势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一样。躲在堑壕后面的人终究要被打败的；关于这一点，经验和理论都是一致的。
然而真正的错误是，法国人没有把他们的装甲部队集中在法比边界上；本来他们是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的。法军的坦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要比德国更优越一些。可是，他们没有把坦克集中起来，没有编组成装甲师，而是把坦克分散到各步兵部队，当作支援单位进行分散使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法军惨败的原因。
在英国，战术理论比在法国更象是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英国政府和它的总参谋部曾经躲在天然的马奇诺防线——英吉利海峡的后面，安稳地沉睡了二十年，直到希特勒开始威胁波兰，他们才从睡梦中醒来；接着，在1930年4月26日恢复了征兵制。他们的战术理论是，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将会重演，因此，将有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对德国的封锁产生效力，同时，空军将轰击德国的工业城市与平民居住区。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理由，他们把这种轰炸称之为“战略轰炸”。这正是以杜黑的理论为基础的。关于装甲师，英国只有一个，而到了1940年，这个师还仍然处于组建之中。
俄国人虽然仔细地研究过杜黑的战术理论，也认真地探讨过本书作者的战术理论，但是，他们既没有采纳前者的思想，而对后者的思想也不甚了解。1937年5月，也就是斯大林发起1937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的前一个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作了一个评论：
“我们的飞机、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引起了某种富勒式的理论歪曲。它被证明是一种新的‘运动’理论，以为坦克速度太快，不好与步兵部队联合作战。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要求坦克部队完全独立的愿望，……但是他们不了解，坦克也象步兵一样，如果没有强大炮兵的支持，在联合作战中，还是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 作者注：转引自雷蒙德.L.加托夫：《俄国如何制造战争》，第85页。 ]
此外，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西方的军事思想家象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等，都说俄国人在下次战争中也会害怕使用大量的兵力。他们那种企图限制军队规模，并用高度发展的技术装备来弥补人力不足的愿望，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掩饰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心理。” [ 作者注：转引自D.F.怀特著《苏俄战略哲学》，第349页。 ]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愚昧使俄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1年，他们的战术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大批没有思想的人，被驱赶在战场上迟缓地行动。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们很象是一群羊，恰好成了德国这只猛兽的最理想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