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导·第十三
作者：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有效工具，那么政治就必须以实际的军事条件为基础。这在1914年可以说是正常的。战争是沿着有长久历史的边界展开的，双方装备相当，都以一种惯用的方法进行战争，并保持传统的思想路线。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特别是战后的阶段中，就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条件。在军事方面，采用了新式武器；在政治方面，产生了悲剧性的革命后果。革命开始向十九世纪的文明挑战，并且使战争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是困扰着俄国和德国的革命。俄国革命是以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革命则是以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提出的教条为根据。二者都是极权主义，包括了战争的所有形式。它们在战争中的目标，不仅是以武力强迫自己的对手接受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政策，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改变对手的民族结构。这就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是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有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纳粹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当然也有战斗部队之间的斗争。然而，由于民主国家的思想所代表的是每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其人民的自由意志，所以它们的假想敌人并不是德、俄两国的广大人民；相反，它们的敌人，一方面是要求种族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包括那些在德国之外的有关人员在内；另一方面，是苏联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也是影响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简单地说，思想比人口和军队更重要了。要想有效地战胜对方，就必须彻底毁灭其思想。这也就是说，必须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
由这些对立的思想，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战争观念：民主思想是要解放被奴役的人民，或者是防止他们被奴役；纳粹主义思想是想从种族和地理两方面来扩张第三帝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想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促进世界革命。对民主国家来说，和平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即停止战争；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来说，和平则是孕育战争的时机；而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如果就俄、德两国的战争观念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观念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的思想是全球性的，它的战争是连续性的，所以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就更大。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是希特勒是否比斯大林更可恶，或是斯大林比希特勒更坏，而是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目标对民主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危险性。
在1914年，就所有的企图和目的来说，交战各国都是坚固地统一的国家，它们的人民都忠诚地支持各自的政府。但是到了1939年，特别是在已经建立了革命政府的那些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反动性的内在战线。而在其他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法西斯党、纳粹党都已生根，它们对民主是一种挑战。如果谁能对这些战线和运动加以利用，并取得它们的配合，那么，他就足以从内部攻击自己的对手。这对于思想斗争和武装斗争都是同样重要的。战争仍然是战争，只是它已经变得更复杂了。不过尽管它是复杂的，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格言，仍然还是适应的。
二、 1939——1940年同盟国的战争政策
1937年6月28日，当张伯伦先生担任首相时，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坚定地相信，欧洲的命运决之于英、德两国的合作。在1925年到1930年期间，兴登堡元帅的外交部长斯特斯曼先生曾努力谋求过英、德合作，但—切都付诸徒劳了。从此以后，英国的每一届内阁都不曾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在希特勒当权以后，鲍尔德温政府对国防的关心，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张伯伦开始执政以后，并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只好对希特勒实行安抚策略。那时丘吉尔先生只是国会中的一个议员，但他建议采取另一种方法，即与俄国人联盟 [ 作者注：丘吉尔曾四次呼吁组织法、英、俄三国同盟。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13， 229、285、293页。 ] 。张伯伦对此很不满意。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是极不信任的。我不相信它会有能力维持一个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也不相信它的动机。在我看来，俄国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唯命是从。这是与我们的自由思想相距甚远的。此外，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等小国，也是仇恨和怀疑俄国的。” [ 作者注：引自费林著：《张伯伦的一生》（1946年版），第403页。 ]
假如俄国可以信赖，那么丘吉尔的建议就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张伯伦对于斯大林的意图的推测，要比丘吉尔准确很多。尽管如此，要了解张伯伦为什么决定向波兰提出保证，仍然很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稍加伪装的欺骗。费林曾经解释说，他决定这样做，是因为有消息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对波兰发起突然袭击。
因为不能以权力的平衡来作为他们战争政策的基础，所以，在1939年9月3日，即希特勒入侵波兰的两天之后，英、法宣布，要对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发动一个“思想十字军”。在英国下议院中，丘吉尔用明确的语言对战争的目标作了说明。他说：这不是为但泽而战，或是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是为拯救全世界不受纳粹主义的蹂躏而战。是为了保护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战。”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1册，第295号。 ] 因此，这场战争也就是善与恶之间的决战。
除非德国境内的反希特勒势力强大起来，足以推翻纳粹的统治，否则，这种正义的十字军也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局。张伯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知道希特勒的一些将军是支持反对派的。1938年8、9月间， [ 作者注：参见里特著《德国的抵抗》，（1958年英文版），第95页和101页。 ] 反对派通过他们的代表与英国外交部取得了联系，所以，张伯伦于1939年9月4日对德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展开了思想攻势。他说：德国公民们，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并不是对你们作战，对于你们，我们是没有恶感的。我们是要打倒一个暴虐的政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42页。 ] 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刺激反对派。从此以后，分化德国内部便成了他的政策中的主要之点。
波兰被打败以后，为答复希特勒的和平建议（这一和平建议曾被英、法政府拒绝），张伯伦说：
“我们不打算剥夺德国在欧洲的合法地位，然而，那个德国必须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保持友谊和信任的国家。”“我们期待着，时机一旦来临，就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是抱着复仇的动机来参加这场战争的，而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寻求物质利益。我们也不愿意提出任何伤害德国人民自尊心的要求。” [ 作者注：《关于德波关系的文件》，（1939年版），第144号、第195页。 ]
1940年2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的两名代表在瑞士奥齐会见了德国反对派的成员，并把随身带来的一份英国政府的五点建议草案交给了这个德国人。这五点建议是：
（1）英国政府保证；当德国的反对势力由于采取行动而引起危机时，决不乘机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去造成德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地位。
（2）英国政府宣布，她准备和一个对持久和平有信心的新德国政府合作，并且愿意向它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3）在没有和法国政府协商以前，英国不能提出更进一步的保证。如果得到了法国的谅解，进一步的保证也就会有可能。
（4）如果法国也愿意参加和平谈判，最好也把德国反对势力准备在国内采取行动的大致日期，事先通知法国。
（5）如果德国反对势力希望西方国家采取一个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作战行动，以使他们的行动更容易成功，英国政府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他们的要求。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58页。 ]
里特还写道，如果认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理睬德国的反对势力，那么简直是一种神话，至少在‘空谈战争’阶段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在张伯伦的政府中也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163页。 ]
1939年9月3日，丘吉尔当上了英国的海军大臣，在战时内阁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于是，他又故技重演，设计了各种旨在旁敲侧击的、分散性的行动。9月7日，他命令海军参谋部准备一个“突入波罗的海”的计划，并将它命名为“凯赛琳”，凯赛琳是俄国一位女皇的名字。丘吉尔说“俄国在我思想的背景之中”。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64页。 ] 十天后，俄国人侵入波兰，并吞并了波兰的一半领上。 [ 作者注：关于这一事件，丘吉尔说，我对于他们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我知道他们只顾自已的私利而不会遵守道德。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51页。 ] 10月1日，丘吉尔又在广播中说：“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那是一个藏在闷葫芦里的谜。”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353页。 ] 事实上，只要你对苏联有关外交政策的书籍稍加研究，你就会发现，二十多年来，苏联的行动是没有改变的：即在国内维持和平，而到国外去制造混乱。
丘吉尔的第二个分散行动，是1940年4月间的纳维克远征。他把这次战斗行动称之为“我的杰作”，并对它充满了信心。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493页。 ] 然而，结果却是惨败而归，并且断送了张伯伦内阁的生命。而丘吉尔本人，却是因祸得福，1940年5月10日，他继张伯伦担任了英国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有了这两顶桂冠之后，大英帝国的战争指导大权就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丘吉尔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敢于冒险犯难，情势越艰险，他的精神越是抖擞。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以及他那种决计要消灭敌人的信心，对于唤起一般人的直觉是有感召力的。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了杰出的战争领袖。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国家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然而，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
“一个统帅最首要的条件是有冷静的头脑，要能接受各种事物的正确印象，决不为好消息或坏消息所迷惑。……有一些人，由于其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往往只注意到某些细节就主观地拟构全图，使事物蒙上幻想的色彩。这种人……终究不适宜于统率军队，不能指挥大军作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182—183页。 ]
丘吉尔对于上述的要求，究竟能满足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根据他最亲密的下属说的话来进行判断。
伊斯梅将军说：“你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判断这位首相。他是你或我所不曾见过的怪人。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不是在高潮中，就是在低潮中；他有时象安琪儿一样的安详，有时又象是火山一样的猛烈。他总是走极端，从不知道中庸之道。他是一个自然的孩子，他的性格就象春天一样变化无常。” [ 作者注：从1940年5月到1945年7月，伊斯梅是丘吉尔任国防部长时的参谋长。 ]
阿兰布鲁克元帅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过丘吉尔：
“毫无疑问，丘吉尔自以为他继承了其祖先马尔波罗的所有军事天才。他的军事计划和思想是瑕瑜互见的，有时代表着一种最卓越的观念，有时又代表一种最荒唐和最危险的想法。……他在演讲中，常常把情况讲得很糟糕，有时更是声泪俱下，……他的最大弱点，也许是从来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战略问题看清楚。他目光总是盯在画布的某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余的部分……他常常不能纵观全局，特别是当许多的幻想妨碍着他，使他暂时地专心于应付行动时，他这个弱点就显得更加严重了。” [ 作者注：阿瑟·布赖恩特：《时机的转变》（1957）第415，502，723页。阿兰布鲁克从1941年12月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是英帝国参谋总长。 ]
约翰·肯尼迪少将也曾说过：“他是非常顽固的，象是小孩一样，决心要得到那些被禁止的玩具。你向他解释说，那些玩具会割破手指，或是会伤着他，结果毫无用处。你解释得越多，他想得到的欲望就越强烈。”“无论是什么思想，也不管是多么荒唐，一旦被提出，他都会立即下令去仔细研究，或是下令制定计划，要不就是二者同时进行，而且都要求是高速度……为了适当地应付这种情况，最好是有两个参谋部，一个专门应付这位首相，另一个则来对付战争。”……每一个人都承认和欣赏丘吉尔的伟大素质。可是，几乎没有人不怀疑他的素质对他控制战争机器的方法能起适当的补偿作用。 [ 作者注：约翰·肯尼迪爵士的《战争事务》，（1957年版），第275， 173和61页。从1940年10月到1944年底，肯尼迪负责陆军的作战指挥。 ]
丘吉尔在出任首相的两天之后，曾召集下议院对新内阁作了一个信任投票，并且发表了题为《血、汗和泪》的演说，宣布了他的政策。
他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进行战争。我们要用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们要用战争来打倒这个人类罪行史上空前的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不顾一切恐怖的胜利，不管道路还有多长，还有多么艰难，都要取得胜利……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切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朝着这条道路前进。”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24页。 ]
在战争中，胜利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直到十一点的钟声敲过以后，丘吉尔才明白了这一点。可是时间太晚了，已经无法补救业已造成的残局。从1940年5月13日起，对他来说，战争就是“击败、毁灭和杀死希特勒，而其他的一切目的，或者说目标，都被排除在外了。”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21页。 ] 因此，到1948年3月，他为编写自己的伟大历史而写前言时，极为忠实地写道：“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已经导致了一个颠狂的世界。”他还不胜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努力与牺牲，换来了正义的胜利，可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和平与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难，比我们已经克服的危难更加恶劣。人类的悲剧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
三、 1940年的闪击战
战略性瘫痪理论找到了它的实际代表，那就是古德里安将军。他出生于188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阅读了一些有关坦克以及坦克战术理论的英文书籍和论文，同时还阅读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些著作，他开始对装甲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瘫痪敌人指挥系统的观念，早在1918年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坦克和飞机的发展，以及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的采用，要求对这一观念加以修改。例如除非坦克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急速而准确地行进，否则，它在主力进攻之前就捣毁敌人的各级司令部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坦克做不到，而且现在仍做不到。古德里安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只要来一个突然迅速的打击，突破敌人的正面防线，那么敌人的指挥系统同样会完全瘫痪。简单地说，他的观念是以B. H.利德尔-哈特所称的“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即目标保持不变，而方法可以不同。这就是他对瘫痪理论的一种贡献。
1940年2月，希特勒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对法国的作战问题。在各个集团军和军的司令官发言之后，当时担任第10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在曼斯坦因将军的强力支持下，向希特勒解释了他将如何使自己的军在第四天到达马斯河，并且在第五天就渡过这条何。于是希特勒向他；“那么以后你又准备做什么呢？”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向我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应该是经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只有布西将军，他所统率的第16集团军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过马斯河！’这时，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神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1952年英文版），第92页。 ]
英吉利海峡是古德里安的第二个目标。从色当附近的马斯河算起，它在西面一百六十英里之外。所以，布西将军感到吃惊是毫不奇怪的。按传统的观念，只能把目标选在该河西岸十余英里左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这长距离的目标也就显示了古德里安闪击战的秘密。
这是把机动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使用的：不是用杀伤而是进行运动；运动不是为了杀伤，而是要在敌人的后方造成恐惧、困惑、疑虑和混乱，使之谣言四起，直到产生最严重的恐慌为止。总之，它的目标不仅是要瘫痪敌人的指挥系统，而且还要瘫痪敌人的政府，而这种瘫痪又是和速度成正比的。如果借用丹东的话来说：成功的秘诀就是“速度，更高的速度，永远有增无已的速度”。为此，又要求“大胆，更多的大胆，永无畏惧的大胆。”
1940年5月，德国部队组成了A、B、C三个集团军群，正式入侵法国。C集团军群用来牵制马奇诺防线，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则在它的北面。B集团军群的正面是从荷兰边界上的温特尔斯维克到亚琛，A集团军群的战线是从亚琛一直延续到C集团军群的右侧。A集团军群的编成内有三个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右翼，第12集团军在中央，第16集团军在左翼。德国当时总共有十个装甲师，第5和第7两个装甲师配属给了第4集团军。第6和第8装甲师组成为第41装甲军，由莱因哈德将军领导。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组成为第19装甲军，由古德里安指挥。这两个装甲军组成一个坦克集群，由克莱斯特将军统一指挥，集结在第12集团军的进攻地域之内。这个坦克集群加上它的右邻由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7装甲师，构成一支突击力量。它的任务是要通过阿登地区前进，渡过迪南特和色当之间的马斯河，并突破敌人的防线。要想弄清楚闪击战的实况，只要跟随古德里安的军一起行进就可以了。
5月10日发起了进攻；11日，法军在阿登地区的前卫部队向西溃退。12日，古德里安便拿下了破仑，在夜幕降临之前，他的两个师又在色当占领了马斯河的东岸。在此同时，莱因哈德将军指挥的军也到达了蒙特尔米；隆美尔的师则到达了霍克斯。13日，在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德军渡过了马斯河，在河上搭起了桥；到晚上，色当南面八英里外的切美里村，落入了德军手中，14日晚上，不顾古德里安的强烈反对，克莱斯特下令停止前进。16日清晨继续前进；17日又停止。从那以后，德军开始向英吉利海峡赛跑。18日，到达圣康坦。19日渡过杜埃与佩隆纳之间的北运河。20日占领了蒙特勒伊、道伦斯、亚眠和阿布维尔。至此，松卡培河与松姆河之间的全部地区，都落入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这样，英国的交通线路被切断了，通向海峡港口的道路也被德军打开了。德军在十一天当中前进二百二十英里，这就是闪击战。那么它对打击敌人的精神起了什么作用呢？”
对于“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可以在题为《一个参谋军官的日记》的一本小册子中找到说明。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41年。它的作者是英国空军总部驻法国空军总部的一个情报联络官。下面的几段话就是从这本小册子中摘录出来的：
5月14日，“德国已经通过纵深五英里的要塞线，它的损失大约为五百人……当俯冲轰炸机攻击他们（法军）时，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他们仅仅忍受了两个小时的精神威胁，接着便纷纷抱着脑袋逃跑了。”
5月15日，“由于空中轰炸，色当失陷了……这是关于奇袭观念的最好例证。”
5月16日，“在七天之内，整个南边战线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由一种非正统的原则指导的，现实的情形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5月17日，“这又是波兰悲剧的重演。”法国的总参谋部不相信在波兰境内所用的闪击战术，能在法国的破碎地形条件下同样适应。
5月18日，“法国人想让我们相信，似乎还能进行一次马恩河会战。但是他们自己相信吗？……速度太快了，运动已经复活了，俯冲轰炸机与装甲师的互相配合为德国赢得了战争。”
5月19日，“有消息说，装甲部队已到了亚眠（大概是一支侦察队）。这好象是某种荒谬的恶梦……德国人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这本是极为愚蠢的行动，但是他们却因此取得了成功。法国总参谋部面临这种非正统的运动战而瘫痪了。这种流动形式在教科书中还没有提到过。负责为联军制定计划的法国将军们，还保持1914年的头脑，面对这种新的、令人惊奇的形势，简直变得无能为力。” [ 作者注：值得一提的是：德军在进攻过程中，不断地用法语进行广播。这在法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混乱，从而造成了难民队伍阻塞道路的情况，使联军的调动更加困难。 ]
5月22日，“我们（英国人）唯一的装甲师昨天到了法国……德国的步兵在哪儿？他的主力在哪儿？我们估计，他们在五千辆坦克的后方，至少还有一百英里的距离。这个估计对吗？（实际数字连这个数宇的一半都不到）。”
谣言是一个神速的旅行者。惊恐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长，5月15日的早晨七时半，丘吉尔被他床头的电话铃声吵醒了，那是法国总理雷诺的声音。他说：“我们被打败了。色当附近的防线已被突破。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在大批地涌进来。”丘吉尔大吃一惊，回答说：“所有经验证明，攻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停止的。我记得1918年3月21日，五、六天之后，他们即不得不停下来等候补给。这时，反攻的机会也就来临了。”但是，在1918年3月，德国还没有坦克。这表明丘吉尔的记忆是有毛病的。然而，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辩护说：“因为许多年来我都没有看到官方的情报资料，所以，对于上次大战以后，因大量高速重装甲车辆的出现而在战术方面产生的激烈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38-39页。 ] 可是，事实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他曾写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标题为《攻势的变化》，其中就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而且要找资料又何必一定要依靠官方来源呢？
5月16日，丘吉尔认为他自己有到巴黎去的必要。下午4时，他在莱布尔格特走下飞机，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告诉他。“最多还有几天，德国人就要进入巴黎。”于是丘吉尔立即驱车到外交部同雷诺、达拉第和甘梅林进行会谈。在甘梅林对局势作过简单介绍以后，丘吉尔就问他：“战略预备队在哪里？”甘梅林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没有。”在法国外交部的花园中，烟雾绕绕。人们在那里烧毁档案，作撤出巴黎的准备。” [ 作者注：同上，第2卷第41-42页。 ]
对于这个恐怖的末日，法国内阁的秘书长鲍多因在他的日记中，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丘吉尔的雪茄象火山一样地冒着浓烟。他向他的法国同僚雷诺说，假如法国受到侵入或是被击败了，英国将仍然继续打下去……有朝一日，英格兰可能被夷为平地，法国已经成为废墟，直到那时，他还会坐在加拿大进行指挥，指挥新世界与受德国支配的旧世界进行空中战争。” [ 作者注：《保罗·鲍多因的私人日记》（1948版），第33页。 ]
英国的大多数人民对于德军的前进还没有来得及感到严重不安。他们还安然地坐在海洋屏障的后面，可是他们的政府却已丧失了主意，并未经慎重考虑就采取了一些引起恐怖的措施，结果使全国陷入混乱。许多障碍物横在马路上，路标被拔掉了，火车站、旅馆和村镇的招牌也被取掉了。5月18日，丘吉尔指示他的参谋长，要对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结果，使为数不少的人受到拘禁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9页。 ] ；更有许多人被冤枉地送进了集中营。对于这些人，既没有经过起诉，也没有进行审判。而集中营的情况只能用“野蛮”两字加以形容。有一个德国籍的犹太难民，他曾在德国的塔巧集中营被关六个月，现在又被送进了艾斯柯特的英国集中营。据他说，英国的集中营比德国的更坏，他宁可在塔巧被关六个月，而不愿在艾斯柯特被关一个月。
6月13日，也就是贝当元帅宣布法国要求休战的前四天，丘吉尔又向法国政府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主张英法两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友好联邦。但是，三个星期后，他又命令萨默维尔里爵士击沉在奥兰和米尔斯的法国军舰 [ 作者注：萨默维尔里本人认为，这是一种“野兽的行为”，同时也是“近代史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 。丘吉尔本人也把它称之为“令人沮丧的插曲。”
四、 俄国和德国的国内战线
德国入侵法国是以一个战略性赌博为基础的。希特勒预期，一旦法国被击败，英国将会接受和平谈判。希特勒对于入侵英国是没有准备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急忙地挑起战争；另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他认为不必采取大规模入侵战争。所以，在他转身来对付俄国之前，并没有去肃清西线战场，而是使之处于暂时消极无为的状态。同时，他已完全意识到，罗斯福总统始终在支持英国，并且正加紧准备，要把美国也卷入到战争中来。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上述情况就更显得毫无疑问了。在世界历史上，这一事件如同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对德作战一样，对命运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大不列颠是不可能长期地继续作战的。
关于俄国，对希特勒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前，他能击败俄国并建立他的“生存空间”吗？如果不能够，那么总有一天，西边的消极战线自然也就会成为积极战线，而他就会被陷在两条战线之中。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能否对俄国的战略重心作出正确选择。不过，只要参考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应在哪里。克劳塞维茨不是明确指出来了吗？只有利用内部分裂的作用，才能征服俄国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9节。 ] 。后来，孟森把俄国比作一个垃圾箱，说它是靠沙皇政府这一条生了锈的铁箍才勉强维持着。后来，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这样，大多数人民都在受压迫，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全部人口中仅占43％，还不到一半；其余属于其他种族，是没有权利的。在俄国一亿七千万总人口中，约有一亿人口是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
1941年，斯大林的压迫比任何沙皇的压迫更为严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迪人、哥萨克人、高加索人，以及其他许多的少数民族，都不会忘记他的十年集体化政策（1928-1938）所带来的恐怖。在这十年期间，大约有一千万人被屠杀、充军和饿死。在1941年，仅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这三个小国中，就有四千万人渴望着解放。所以为了瓦解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希特勒所要做的，只是以一个解放者的身份进入到俄国境内，终止其集体化的政策。这样他就不仅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拥护，而且还可以瓦解斯大林的军队，因为他们大部份是由集体化的农民组成的。这就是斯大林害怕德国人入侵的原因，而且斯大林也不相信德国人会愚蠢到“只用军队来进行战争。” [ 作者注：这是弗拉索夫将军告诉希姆莱的话。参见莱特林格所著的《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361页。 ]
莱特林格曾写道：“如果德国把—些类似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建议之类的东西带入俄国，那么俄国也会象当时的德国一样崩溃”。他还补充说：“希特勒实际上不必从进攻莫斯科的队伍中分兵去征服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会自动向他投降的。” [ 作者注：《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22页。 ] 可是希特勒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宣布俄国居民是‘贱人’，并决定要进行一次灭种的战争。” [ 作者注：至于他的政策及执行的方式，参见布洛克著的《希特勒——暴君的研究》，第632页。 ]
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入侵俄国。到9月26日，基辅之战结束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成了战俘，而到圣诞节前，又有一百万人被俘。安德尔斯将军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批的人被俘时，说：许多军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国改变制度的机会，他们希望德军胜利，所以便大批地投降……许多苏维埃的高级官员也跑到敌人这边来了。并表示要对苏维埃作战。” [ 作者注：《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1953年版），第168页。安德尔斯是自由波兰军队的总司令。 ]
德军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乌克兰人把希特勒当作是“欧洲的救世主”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35页。 ] 而白俄罗斯人急于要与德军一起作战。古德里安告诉我们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第226页。 ] 克恩写道：在罗丝托夫“全城的人民都等待在街道两旁，欢迎我们的到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突然的转变。布尔什维主义已经不存在了，敌人也已经走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遇到的都是人民的挥手和笑脸……苏维埃帝国正处在崩溃之中。”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英文版1948年版），第102，94，86页。 ]
于是希姆莱和他的那些声名狼藉的报案人员便出现了。早在1942年，在波兰的官员贝尔霍德博士曾经告诉冯·哈塞尔说，对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野蛮虐待是“前所未有的”。克恩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那时侯，布尔什维主义在政治上本来已经破产，但它又被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挽救过来了。他写道：“只因为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式的精神，我们才使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梦幻中建立起了一种政治联盟，并提出‘爱国战争’的口号。” [ 作者注：参见《哈塞尔日记1938-1944》，（1948年版），第219页。 ] 高尔利兹也说：“事实上，德国人不是想摧毁布尔什维主义，而只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这是在整个战争中最致命的错误。”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第108页。 ]
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与民主相矛盾，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397页。 ] 这两者使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同俄国发生冲突。所以，在1939年，对法英两国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不要卷入战争，而让两个大独裁政权去相互厮杀。在此同时，它们应该加速武装自己。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总有一天，形势会变得对它们有利。假使俄国取胜，希特勒就会丧失名誉和国内人民的支持；要是希特勒取胜，西方国家可以乘机从西边进入德国领土。然而，在张伯伦向波兰提出保证之后，这种可能就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了。
既然德国已经侵入俄国，赢得一个有利和平的机会也就出现了。这样英美的政策应该是象H.W.鲍德温所建议的：不应牺牲一个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以来帮助另一个极权国家。所以对于俄国的援助仅仅只能是让她能够继续维持战争；而对于德国的打击也不宜过重，以免她退出战争。 [ 作者注：《战争中的错误》，（1950年版）。第10页。 ]
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由于丘吉尔先生的好战而错过了。1941年6月21日晚上，在德军进攻俄国的前几个小时，丘吉尔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共进晚餐。丘吉尔对怀南特说，德国对俄国的攻击指日可待，不过，他将全力帮助俄国人。怀南特问他：“你不是以激烈反共自居吗？”丘吉尔回答说：“这没有什么。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希特勒。这样我的生活也简化了许多。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愿意在下议院中为魔鬼说句好话。”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331页。 ] 显然，他并不曾考虑到，战争的目的决不是要简化他的生活，而是要赢得一个有利的和平。
第二天，在对英国人民发表耸人听闻的广播时，丘吉尔说：
“我们只有一个单纯而且始终如一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残余，为了这一目标，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决不退让，决不与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谈判……任何反对纳粹的人或国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合作的人或国家，也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所以我们将向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我们所能够的一切援助。”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332页。 ]
7月7日，在给斯大林先生的一封信中，丘吉尔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五天以后，英苏两国便签了一个条约，保证双方要尽力相互帮助，并且不单方面和德国媾和。7月19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并要求他在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极地区开辟新的战场，斯大林还补充说：“开辟新战场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 作者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集》，1941-1945（1957年版），第1卷第12页。 ]
最后，到1942年5月20日，这一合作又促成英苏两国另一同盟条约的签定，其中还“避免提到一切有关国界的问题。”丘吉尔曾就此写道：“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一办法比我敢于希望的要好得多。”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0页。 ] 然而时间证明，这一条约的签订，比1939年3月31日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对于丘吉尔的评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已经宣布，任何人或国家，只要反对希特勒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所以，他应该象他的前任一样，尽最大的努力去激发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可是从1940年起，德国反希特勒的人物曾多次努力想得到英国的帮助，而每一次都受到冷遇和拒绝。 [ 作者注：参见李特尔著《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丘吉尔对希特勒有一种盲目的仇恨，因此，他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一丘之貉。这样，他也就犯了和希特勒一样的错误。希特勒就是没有在苏联人民当中把拥护斯大林和反对斯大林的区别开来。丘吉尔不仅没有与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合作，反而想用杜黑主义的思想对德国采取战略轰炸，破坏德国的民族精神。 [ 作者注：参见下面第7节。 ]
第二，根据英波条约，英国政府应该对波兰尽保护的义务，因此，在波兰被瓜分，而斯大林的罪恶与希特勒的罪恶一样深重时，丘吉尔不应该那样冲动地投入到苏联的怀抱中去。他应该等待，等待斯大林向他求援。到那时，他就可以要求斯大林首先废除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条约，要求他释放所有的波兰战俘。只有同意了这些条件，他才向俄国提供援助。
第三，他应该懂得，以斯大林来取代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道义上的优势，也没有政治上的优势。而且，事情果真如此，那就不仅在政治上使战争失败了，而且使欧洲的权力平衡也终要操纵在俄国人手中。
凡此种种，都是对政治手腕的一种否定，而在这种否定中，丘吉尔有自己的伙伴，他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五、 罗斯福总统的反日亲俄政策
1939年10月18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的战时日记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就英国来说，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海军的事务！就法国来说，它也并不只是陆军的事务！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它是斯大林主义对欧洲主义的战争。西方同盟国中的战争指导者，如能早些认识这一点，那么对他们来讲，结果定会好些。现在，欧洲正形成一种比战争更坏的局势。” [ 作者注：弗朗西斯·尼尔森著《欧洲的悲剧》，（1940年版），第1卷第156页。 ]
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斗争，而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的斗争。一方是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另一方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可惜的是，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总统对这一点都不曾预见到。直到战争末期，当丘吉尔指导战争的路线已不可能再有改变时，他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罗斯福总统却始终执迷不悟。这就是欧洲的悲剧。然而，这位美国总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罗斯福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幕僚，R·P·E·舍伍德曾对罗斯福作过如下的描述：
“弗朗西斯·珀金斯谈到罗斯福时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物中间个性最复杂的一个’。亨利·摩根索也曾谈到，‘罗斯福是一个极不容易描述的人……有时消沉，有时轻快；有时轻浮，有时庄重；有时直率，有时阴险……是一个心情与动机都十分复杂的人’，珀金斯小姐和摩根索都是罗斯福内阁的成员，他们对罗斯福的了解当然比我要深要透。不过，我和罗斯福的接触也已经很长时间了，特别在他闲暇、松弛的时候。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曾不断地试图研究他，透过他那温和风雅的外表，进入他的内心深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到他的内心境界。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更是矛盾的，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程度。他可以是一个铁面无情的政治家，但却又喜欢信任朋友和伙伴。这些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政冶性的负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照忠诚的顾问看来，这就构成了政治上的自杀。他显得十分现实，愤世疾俗，老于世故，讲求实际，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却是他内心中最强大和最神秘的力量。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常常说：‘温斯顿（丘吉尔）和约大叔（斯大林的绰号）同我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实际上，他的理想主义的趋势比之于伍德罗·威尔逊是不相上下的。” [ 作者注：罗伯特·舍伍德编《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1948年英文版），第1卷第10页。美国版标题为《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
如果舍伍德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美国总统并不具备拿破仑所要求的指导重大战争的那种性格。
在新政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他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的工具，而罗斯福总统也愿意与他们合作。这是因为，总统可以通过对美国工党的控制来掌握纽约州的权力平衡，而且在工业化的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虽然给罗斯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在1940年，当他第三次当选时，在他的周围所聚集的，都是一些怪物。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其中的一个。霍普金斯是一个很自负的野心家。1940年5月10日，他被邀请到白宫居住，一年之后，又被总统委任管理租借法案事务的重任。这一事务使他获得了副总统的职权。 [ 作者注：参见舍伍德编《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267页。 ] A.C.魏德迈将军写道，总统“受到了阴谋家和亲共分子的包围，这些人曾得到过他夫人的宠爱，而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其他亲信则给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另一位被愚弄者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他是一个诚实而简单的人。魏德迈将军说他很容易受到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欺骗。”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笫370页。 ] 这样，斯大林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共产党人就能得到关于美国的态度和意图的详细情报……一些政府机要部门都渗入了亲共分子和苏联间谍……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官方的态度，不仅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会很快地传给莫斯科。 [ 作者注：同上，第348页。 ]
对于这些情况，美国总统似乎都看成是无所谓的事情。正如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的信条是，一旦俄国进入战争，应该尽可能地在远离我们的边界作战。尽量争取同盟国，但不一定要考虑它们的思想。”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33页。 ] 这也可以用魏德迈将军的说法来说明。1945年3月，魏德迈对罗斯福说，他确信，一旦战争结束，共产党将会到中国去制造纠纷。然而，“他似乎不理解我对他讲的话。”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第341页。 ]
罗斯福也是把他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霍普金斯就曾讲过：“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在世界上没有比打败希特勒更重要的事情了。”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830页。 ]
但是，直到法国崩溃时，罗斯福总统才相信英国会面临灾难，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西半球。而且他最害怕发生的就是“谈判的和平”。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127页。 ] 一年以后，希特勒侵入俄国。这时，由于霍普金斯自己的请求，罗斯福派他以特使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同时，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资本，并且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和机械工具。这就等于宣告实行经济战争。
1941年7月31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他立即被斯大林吸引住了，同丘吉尔一样，盲目地而且毫无保留地支持苏俄的事业。这样一来，租借物资便开始大量地输入俄国。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J·R·狄恩将军曾说：霍普金斯“以一种近似于疯狂的热心” [ 作者注：《奇怪的联想》（1947年版），第90页。 ] 来实现对俄国的援助计划。霍普金斯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随即离开莫斯科，飞往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去参加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8月8日至13日举行的”大西洋会谈”。
在这次会上提到日本问题时，丘吉尔曾这样陈述说：“我告诉罗斯福说，我宁愿美国在六个月内不提供补给物资，而在现在就宣战；相反，不愿意加倍提供补给而不宣战。我把这个问题反复地向罗斯福提出来时，他却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宣战；不过，我也可能制造战争。如果我请求国会宣战，他们为此至少要争论三个月’。”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28页。 ] 另外，罗斯福还告诉丘吉尔说：“美国即使本身并未受到攻击，也将会在远东投入战争，以此来确定最后胜利的局面。”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77册，第607号。 ] 同时，他还保证，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他将对日本驻美大使提出一个措词强硬的通牒。后来，这个通牒果然在8月17日提出来了。
除了这些秘密协定之外，在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下，还为美英两国的国家政策提出了某些“共同原则”。丘吉尔根据这些原则起草了一份联合宣言，宣言经过修改，尔后即以《大西洋宪章》 [ 作者注：1941年9月24日，同盟国在伦敦集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自由法国等国政府都承认这一宪章。《在胜利中的失败》，第61-62页。 ] 为标题公开发表了。它是一份高度理想化的文件。要真正遵守它所提出来的要求，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以前，即这一宪章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它一直是头等的宣传工具。
从那以后，东京和华盛顿便开始不断地进行着和平谈判。双方都想争取胜利。11月5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说：“日本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日皇似乎还能实行管制。我们在普拉森提亚曾谈到这一问题，那时你说要争取时间，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我们的联合禁运政策，正迫使日本人对和平或是战争作出最后的选择。”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526-527页。 ]
两周之后，日本政府作出了最后决定。它于11月20日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总的解决方法的建议。其基本内容是：
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平等和平的条件之下，日本军队将撤出法属越南；恢复日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商业关系；美国同意向日本供应石油；美国不采取任何影响恢复日中和平的措施和行动。
11月25日，星期一，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战时内阁讨论了这些提议。当时的陆军部队亨利·L·史汀生曾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会议情况。他写道：
“十二点，我和马歇尔将军同住白宫……总统提出了和日本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我们大概下星期一可能会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使他们先放第一枪，而同时又不让我们自己冒太大的风险。”
虽然从缴获的日本秘密通信中得知 [ 作者注：日本的密码被美国的陆、海军情报机关所破译，在谈判期间，自始至终，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信息，都是很快地译出，送往白宫的。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如此。 ] ，日本11月20日的建议是它的最后的决定，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是拟定了一份内容有十条的备忘录，于11月26日交给了日本驻华盛顿的两位大使。备忘录的大意是：
为了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特提出以下的交换条件，日本必须与美、俄、荷、中、泰五国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要从中国和越南撤军，不支持中国境内的任何政权。
日本也把这份备忘录看成是哀的美敦书。于是，在12月7日，日本便对珍珠港、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等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来回答美国的最后通牒。这样，战争便从欧洲的冲突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冲突。丘吉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们已经赢定了……希特勒的命运被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被注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成粉末……在享受了感情的陶醉之后，我就去睡觉，充满了感谢和获救的心情。”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39-540页。 ]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所以，她一卷到战争中来，很可能，而实际上很快就成了起支配作用的交战国。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有一点不幸，那就是美国的领导者们缺乏历史意识，只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而不是把它看成为政治的工具。于是，战斗开始失去了它们的政治价值。这样一来，到战争后期，它们的结果就常常被政治性的决定所中和，以致会议中所产生的结果比会战中产生的结果更加具有决定性。
这些决定性的会议，第一次是于1941年12月末在华盛顿举行的；它的代号是“阿卡迪亚”。为参加这次会议，丘吉尔于12日便离开了英格兰。在海上航行中，他收到了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先生的报告。当时，艾登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第一次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斯大林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从来没有犯过把战争看成是其他什么东西的错误。
丘吉尔从艾登的报告中得知，斯大林已经考虑到战后的问顾了，他向艾登谈了战后欧洲将要形成的局势。斯大林主张把德国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小国；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都应恢复它们原来的地位，因为在希特勒侵入俄国之前，它们都是属于俄国的，今后也应归还俄国；至于俄波之间的国界，则应以“寇松线”为准。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58-559页。 ]
此外，会议再一次确定，对德国的攻击应该优先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则。 [ 作者注：1941年3月27日的英美参谋会议上第一次确定这一原则。 ] 同时决定，在1942年期间，对德国的空中轰炸应该逐渐增强，对俄国的援助也要尽可能地增加。
战争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目标，大战略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然而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个问题引入歧途。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确定一个现实的、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确定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政策，相反，他却宣布了一个所谓的“大计划”，即一种对新世界秩序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就思想来说，这个计划是威尔逊梦想的复活，是哈得斯（主宰阴间的冥王〕的另一种太平盛世。
罗斯福提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爱好和平的国家 [ 作者注：在1945年4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对爱好和平的国家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对德国宣战的国家。 ] 应该象兄弟一样为和平而联合起来。他认为，这种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应以美国的联邦为榜样，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为基础。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组织”。
这个新的神圣同盟的构想，被这次会议定为同盟国的共同战争目标。1942年1月1日，英国、美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二十六个国家，共同签订了一个包括这一契约在内的一份联合宣言。
根据这个公约，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就被定为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以取得胜利，便成了政治的目标。为此，就要求苏联进行充分的合作。这也就是说，要使斯大林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皈依美国共和主义，否则，在战后的欧洲，斯大林主义就将会取代希特勒主义的位置。
罗斯福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一魔术性的转变工作。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的W.C.布利特，在1948年8月30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如何赢得战争和失去和平》的文章，可以证实这一点。布利特宣称，罗斯福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对于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不折不扣地予以同意，并且不要任何回报。他希望以此来改造斯大林，使他接受“大西洋宪章”的目标。同时，还通过当面恳谈，劝说斯大林接受“基督方式和民主的原则。” [ 作者注：参见布利特著《大地球的本身》，（1947版），第17页。 ]
在罗斯福总统的请求之下，布利特曾准备过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布利特列举理由，说明罗斯福的这个政策必然要失败。罗斯根同布利特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三个小时，最后，他对布利特说：
“比尔，我不反驳你列举的事实，那是确实的，我也不对你的理由进行逻辑上的争辩。但是，我有一种‘灵感’，觉得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里也说他不是的。他只是想要保卫他的国家的安全，而没有其他的要求。我想，如果我对他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地给予满足，而又不要求任何回报，他不会企图吞并一切的，他将和我一起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这一个“灵感”，就是罗斯福总统亲俄政策的关键。他使得西方两大盟国所取得的胜利，后来都被丧失，而使斯拉夫人进入到了易北河，使斯大林取代了希特勒。
六、 战略重心的转折点
1942年的下半年，战争开始了重大的转折。6月4日到6日之间，爆发了决定性的中途岛海战。日本航空母舰的威力从此一蹶不振，太平洋中的主动权随即转入到了美国人手中。6月30日，隆美尔将军率领着他那支筋疲力竭的军队，在埃及进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六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然而在10月23日至11月4日期间，他在阿拉曼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英国的这次胜利，加上11月7日同盟军对西北非洲的入侵，招致了意大利的覆灭。后来，在6月28日，德国开始了对俄国的夏季攻势；9月中旬，由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郊外，接着便是连续两个月的失败突击。11月19日，俄军发起了双重的反攻，一方面，反击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靠顿河设防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等德国附庸部队；另一方面进攻在斯大林格勒南面防守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这次双重反攻的成功，使德军的第6集团军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不得不立即撤退。可是，希特勒禁止这样做，而保卢斯也没有勇气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他的军队被包围，延续到1943年2月2日，其残存者都投降了。这样一来，战争中的主动权就转到了俄国人手中，并且再也没有被夺走。
由于西方国家并没有把战争当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工具，所以，斯大林格勒这出悲剧的意义，也就被他们忽略了。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是弗朗哥将军。弗朗哥认为，有两个独立的战争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在东面，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另一个在西面，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赢得后者而失去前者，将是政治上的愚昧。为了使弗朗哥相信这两个战争实际上是一个战争，1943年2月19日，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开始以通信方式与西班牙的外交部长乔达纳伯爵进行辩论。霍尔向他指出，在1942年11月6日，斯大林曾宣布：“苏联未来的政策是决不干涉他国的内政，所以最后的胜利将是整个同盟的胜利。对这一点，乔达纳回答说：
“如果未来局势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样，那么，俄国一定会深入到德国境内。于是，我们就可以指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不仅会对欧洲大陆，而且会对英国本身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样的话，是留下一个没有被完全击溃的德国，使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共好呢？还是让德国苏维埃化，让它的技术人员被俄国利用，并使俄国得以扩张帝国的版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达到史无前例的标准好呢？”
“而且，我们还要问：在欧洲的中心，在那许多国家排成的大陆上，如果没有团结和统一，如果战争和外国的统治使它们耗尽鲜血，那么，又有谁能抑制住斯大林的野心呢？肯定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可以断言，继德国的统治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唯一能进行统治的是共产主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情况是极为严重的。英国人对这种局势应该冷静地考虑，这是因为，如果俄国成功地征服了德国，那么就没有第二个国家能牵制它了。……如果德国不存在了，欧洲人将不得不再创造一个德国这样的国家。有人想以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所组成的联盟来代替德国人的位置，这简直是荒谬，而且那些民族很快就变成了苏维埃同盟中的许多小国。” [ 作者注：塞缪尔·霍尔爵士：《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1946年版），第184-185页。 ]
1943年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所采取的政策与上述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当时，德军的第5集团军正处在遭受歼灭的危险之中。两位首脑一致同意，准备侵入西西里岛，并加强对侵入法国北部的准备工作——后者的代号是“大君主”。至于德国，他们决定，要“对德国进行尽他们最大努力的空中攻击”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20页。 ] ，即打击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人民的意志。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美英两国将继续作战，直到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丘吉尔曾补充说：“省略了意大利，是想鼓励它内部分裂。罗斯福总统也同意这一想法，这将刺激在每一个国家中的我们的朋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3页。在宣言的最后定稿中包括了意大利。 ] 如果这样，那么“无条件投降”也就足以阻碍德国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反对希特勒的势力感到沮丧，结果，当然也就会延长战争。
按照罗斯福的儿子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他的父亲是在一次与丘吉尔、霍普金斯以及他自己共进午餐时，第一次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词的。丘吉尔当时就叫道：“好极了，我可以想象戈培尔和其他德国人将会如何地惊叫！”另外，艾利特还记述了他父亲说的话：“当然，这也是为俄国人设计的。他们不可能希望任何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无条件投降，约大叔自己想到的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 作者注：艾利特·罗斯福《见闻录》，（1946年版），第117页。 ]
但是，罗斯福本人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说，“无条件投降’这个词是他“灵机一动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693页。 ] ”想出来的。而丘吉尔的反应却是模糊的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4页。 ] 。实际上，这个名词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丘吉尔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的那个说法的翻版而已。如果罗斯福留意一下，记住1940年12月29日，他在“炉边闲话”中所说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也许会更明智一些。他曾说：“一个国家只有以全面投降为代价才能与纳粹谈和平……而这种支配性的和平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它只不过是另一次休战，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军备竞赛，以及历史上最激烈的贸易战争。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1卷笫225页。 ] 然而，他还是采用了这种假设的纳粹政策，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结果完全不出他的预料。
如果说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戈培尔不仅没有尖叫，反而是极为高兴的。1942年3月27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假如我是处在敌人的位置上，那这，从第一天起，我就会采用对纳粹主义作战的口号，而不是把目标对准德国人民。张伯伦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谢上帝，英国人后来没有遵循这条路线。”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02页。 ] 1943年4月12日，他又写道：“但是，英国人毕竟也在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是无疑问，那是丘吉尔怂恿的。他们避免对战争的目标作任何肯定的表示。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如果他们依照威尔逊的十四条提出一个和平方案，那肯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251页。 ] 至于“约大叔”，虽然他打算摧毁德国，但是，他决不会傻到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敌人的地步。何况他是列宁的真正门徒呢？1943年2月23日，斯大林公开地声称：“把希特勒的党羽与德国人民混为一谈是荒唐的……历史证明，希特勒昙花一现就沉没了，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却是永存的。”
李特尔曾经写过：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激起了反希特勒势力的“疯狂的活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92页。 ] 。1月22日，两个主要的反对派系在柏林相会，统一他们的思想。然而，就在第二天，在他们还未作出是否要谋杀希特勒的决定之前，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从空中传来了。高尔利兹说：“这个方案，对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敌人并不肯和一个‘平等’的政府谈判。”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434页。 ] 李特尔还补充说，因为唯一的和平条件是无条件投降，所以“不仅是大多数将军，就连许多反对分子也拒绝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暴君，以解除他对这场灾难所应负的责任。”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这样，在一场很有希望的赌博中，即在俄国人来不及利用他们的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这个赌本以前，西方国家本来是有机会结束战争以赢得这场赌博的，然而，他们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七、 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在1917年10月2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丘吉尔先生曾准确地描绘了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写道：
“所有对交通线或基地的进攻都应与主要的战斗有关。以为空中进攻本身就能结束战争，那是毫无道理的设想。以为平民百姓受到空中袭击之后，就会因为恐惧而迫使政府投降，简直是无稽之谈。只要对空袭有了经验，只要有良好的掩蔽体系，再加上军警当局的坚强控制，就可以保护国家的战斗力量不受损害。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德国人对我国的空袭，不仅没有削弱我国人民的战斗精神，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意志。我们设想德国人民也会是这样的。因此，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迫使他们屈服，是不大可能的，或者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空中攻势应该是一致地对准敌人的军队和舰队的战斗力量所必须依靠的基地和交通干线。至于平民百姓将在攻击过程中遭受的任何伤害，那只是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已。” [ 作者注：H.A.琼斯：《空中战争》，（1937年版），附录4，第19页。 ]
1939年9月2日，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为答复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英、法、德三国政府都发表了宣言，声称他们的轰炸仅限于军事性的目标。1940年2月15日，虽然张伯伦先生告诉下议院说：“不管其他国家怎样做，我们政府是决不会为了达到恐怖的目的而攻击后方的人民的。”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7册第924号。 ] 但是，丘吉尔就任首相的当天，就采取了从前他所称的“从空中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卑鄙行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4页。 ] 他批准轰炸德国的弗莱堡城。这样，据J.M.斯佩待说：“我们（英国）在德国人还未轰炸英国的目标之前，就开始轰炸德国内地的目标，这是历史事实。” [ 作者注：《轰炸的辩护》，（1944年版），第68页。斯佩特先生是空军部的副部长。 ] 这是战略的，更确切地说是非战略轰炸的开始，因为轰炸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在战略上是毫无价值的。
1940年9月3日，丘吉尔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然而就内容来说，与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是截然不同的。他写道：
“虽然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只有轰炸机才为我们提供了胜利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发展轰炸能力，以便炸毁敌人的整个工业和科学组织。这正是敌人所依赖的战争成果和经济生活的基础。”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05-406页。 ]
从那以后，直属国防部的“轰炸机司令部”就成了丘吉尔的私人军队。
丘吉尔得到了特伦查德勋爵的大力支持。特伦查德勋爵是一个狂热的杜黑主义者。1942年8月29日，他写了一篇很有威力的文章，主张集中力量于轰炸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很坚定地使用它（空中力量），我们不仅可以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使战争缩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敌人用他们的‘坦克闪击’征服了波兰和法国，我们也可以用‘轰炸机闪击’粉碎德国的战争机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494-495页。 ]
虽然这是假定的，但是并没有不符合战略原则，相反却是丘吉尔、特伦查德和战略轰炸的许多拥护者犯了错误。这是因为即使杜黑的理论是可行的，而在原子弹尚未发明以前，要想使轰炸带来足够的破坏力破坏促成战争迅速结束，那就必须集中轰炸最致命的目标。这种目标主要有五大类。
（1）军事类：这一类我们不必关心，因为它们主要是属于战术轰炸的范围。
（2）工业类：这是遍布德国境内的各种各样的工厂，估计占地面积约为一百三十平方英里。要破坏这么广阔而分散的目标，而且还要让它们长期地破败不堪，当然不是闪击战能够做到的。也许需要许多年的努力，需要极大数量的飞机才能奏效。
（3）都市类：主要指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要使他们精神沮丧，引起叛乱。
（4）能源类；主要是煤和石油。煤是德国经济的动力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石油，则战斗力量就不能发挥作用。空中攻击虽然很难破坏煤矿，但如果使通向煤矿的铁路线遭到轰炸。煤矿也就瘫痪了。
在这五大类目标中，后两种（煤和石油）是最重要的；不过，直到战争的最后十二个月，它们才成为主要目标。1940年5月到1944年5月间，不仅没有集中攻击他们，相反是很少轰炸它们，而对都市的轰炸倒是不断地加剧，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德国的军事工业尽管遭到了无数次的攻击，但他们的产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地增长。1945年出版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中，有两幅图表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建筑物的毁坏并不意味着重要的机械工具也成比例地遭到毁坏。事实证明，敌人能够抢救机器工具，继续组织生产，而且速度之快是出人意外的”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18页。 ] 。
对都市目标的轰炸，则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在1939年10月到1945年5月这段时间内，同盟国的空军，曾对六十一座城市投下总计约一百五十万吨的烈性炸药，燃烧弹和杀伤炸弹，这些城市共有居民二千五百万人……估计约三百六十万间居民住宅遭到彻底的推毁或严重的破坏，共占德国住宅总数的20％，并且使得七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大约有三十万人被杀死，七十八万人受了伤。”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72页。 ] “在柏林，据估计全城被毁约60-70%，……四分之三的毁灭是由火灾造成的” [ 作者注：同上，第93页。 ] 。虽然，对精神的打击很大，但是实际上，对军备生产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同上，第97页。 ] 。人民对于空中攻击的心理反应，在调查报告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在纳粹的无情控制之下，他们对于不断的空袭所产生的恐怖和痛苦，对于家庭和财产的损失，以及生活条件的困难，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抵抗力。他们的精神，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以及对他们的领导者的信心都已经降低了。但是，只要生产工具依然存在，他们就能继续有效地工作。一个警察国家对于人民的控制力是不能低估的。” [ 作者注：同上，第108页。 ]
1944年初，在准备侵入诺曼底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英美空军进攻的最有利的目标？最后终于决定，应该予以最先攻击的，应该是运输系统和综合的石油工厂。所以直到这时，战略轰炸才算是真正具有了战略性。丘吉尔在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要求也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空军主要的目标是捣毁德国和诺曼底之间所有的铁路交通。尔后，随着战线东移，空中攻击也就延伸到了德国境内的铁路和水路；到1944年10月，德国西部的交通几乎完全瘫痪，这对于煤的分配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调查报告书上写道：
“1944年1月，埃森地区，每天用煤量是二万一千四百车，而到9月，就减少到一万二千车……到11月，巴伐利亚的工业用煤减少了几乎50%……到1945年11月，鲁尔地区每天输出的煤减少到九千车。最后到第二年2月，鲁尔地区几乎完全被封锁了，所有装运的煤全都被铁路征用作为机车燃料……可是在此同时，煤矿的产量却仍继续上升，所以，鲁尔地区的储煤量也不断增多。在六个月内，储煤量由四十一万五千吨增长到二百二十一万七千吨，焦炭储量从六十三万吨增长到三百零六万九千吨。” [ 作者注：《战国轰炸调查报告》，第63-64页。 ]
1944年5月，开始对比较大型的综合石油工厂发动了预备性攻击，但是到6月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才开始把它们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到7月，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受到了攻击。在5月，这些工厂的月产量是三十一万六千吨；6月，下降到十万七千吨，而到9月，则只有一万七千吨。航空燃料的生产也从七万五千吨跌到了五千吨。这些攻击同时也使弹药工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合成橡胶工业的供应从每月最高产量的一万二千吨减少为二千吨。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只有对准能源资源和运输系统进行攻击，空袭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行动。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限制在这两类项目之内，那么便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果，并能节省大量资源和力量用来投资生产登陆艇、反潜潜水艇和运输飞机，这些东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常常是短缺物品。
调查报告书表明，在欧洲战争中，英美两国从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的总数为二百七十万吨。其中；投落在军事目标上的为30.5%，投落在工业目标上的是13.5％，投落在都市目标上的是24%，投落在铁路、水路和综合石油工厂等目标上的是32％。可见，除开落在军事目标之上的以外，落在次要目标（工业和都市）上的炸弹数量要比主要目标（铁路和石油）上的多。其所以如此，一个不小的原因是由于丘吉尔想要杀死德国人的那个愚蠢的渴望。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要用一切手段来烧杀故人。” [ 作者注：《泰晤士报》（伦敦），1943年2月2日。 ]
据调查报告的说法，英国把军工生产能力的40-50%用于空军，而美国的比例，只是35%。所以，分配给英国陆、海军的生产力比例合起来也超不过50一60％。1944年3月2日，英国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在介绍陆军的预算方案时，向英国下议院说：“空军计划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已经超过了陆军，而且我敢说，实际上用于制造重轰炸机的人力、即已相当于整个陆军雇佣的全部人力。”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97册第1602号。 ] 而且，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浪费在丘吉尔所谓的“一个试验性恐怖”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68页。 ] 的作战行动上了。
八、 灾难的建筑师
1943年5月6日到12日，轴心国的军队在突尼斯战场上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这是德军继斯大林格勒悲剧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失利。它结束了北非的战争，使联军打开了通往西西里岛的道路。7月10日，英美联军入侵到了西西里岛。十五天后，罗马发生了一起宫庭政变，导致了墨索里尼的倒台。从此时起，一直到9月2日，在其继任者巴多格里奥元帅和西方同盟国之间，就“无条件投降”的含义问题，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这就使希特勒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把他的十三个师全部投入到意大利去，因而又把丘吉尔所称的轴心的“软下腹”变成了鳄鱼的背。
8月17日，当他们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时，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了。会议对代号为“大君主”的作战计划给予优先考虑，并且一致同意把1944年5月1日作为侵入法国北部的日期。当时，尽管英国人反对，美国人的一项提议还是暂时地被接受了。这项提议就是：在法国北部实施登陆的同时，要在法国的南北两面实施辅助性的登陆。其所需的兵力，应该从进攻意大利的军队中去抽调。这个作战计划行动的代号叫做“铁砧”。
有一件事，无论是丘吉尔还是阿兰布鲁克元帅都没有提到过，但是它在舍伍德对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份标有“俄国的地位’的文件，是从一份《美国高级军事战略估计》中摘录下来的。在这次会上，霍普金斯把它提了出来，且不管它的来源如何 [ 作者注：在这份文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J.H.伯恩斯将军在早期为霍普金斯所准备的备急录中的那些思想是极为相似的。舍伍德认为，那份备忘录“是霍普金斯关于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所持观点的极妙的宣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文件即使不是霍普金斯起草的，也是他授意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639-642页。） ] ，它的观念却已明白。正如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它表明了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两次会议上，指导制订决定的政策。”
下面这几段话，就是舍伍德在他编的《白宫文件》中所引用的。
“战后，俄国人在欧洲将处于主要地位。由于德国的崩溃，在欧洲不可能有其他的势力与俄国巨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诚然，英国正在地中海建立它的地位，想形成与俄国对峙的局面，以便在欧洲维持权力的平衡。然而，除非英国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援，否则它是抵抗不了俄国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结论是明显的。因为俄国在战争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应对它进行全力的支援，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获得它的友谊。同样，因为轴心国失败以后，毫无疑问它将主宰欧洲，所以发展和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更为必要。”
“最后，在对俄关系中，美国还须考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太平洋方向进行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如果有俄国作为同盟者来对抗日本，那么，战争就有指望早日结束，而且也可以少消耗一些人力与物力资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结果就将是适得其反了。假使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种不友好的或是消极的态度，那时战争中的困难将会无止境地增加，甚至还有可能使作战流产。”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44-745页。 ]
不管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与罗斯福的“灵感”却是一拍即合。它们暗示着一种超级的安抚政策。这与在慕尼黑时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是两个缺乏准备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有较好准备的国家。而现在，则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最高峰，而所面对的，正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伙伴，因为经过两年的艰苦战争以后，这位伙伴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几乎完全依靠盟国的援助才能维持它在战场上的军队。实际上，在1943年8月，俄国的地位与霍普金斯在文件中所指的情况恰好完全相反。
罗斯福总统盲目地接受这种顺从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丘吉尔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却很令人费解。1942年10月21日，丘吉尔曾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俄国的野蛮主义破坏了许多欧洲古国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无法估量的灾难。”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504页。 ] 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却从卡萨布兰卡飞往阿达纳，去劝说土耳其的首脑沙拉柯格鲁先生加入战争。他所持的理由，也是说俄国人的意图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如果他认为俄国人将要吞并德国，那他“也不会和俄国人交朋友。” [ 作者注：同上，第4卷第635-636页。 ]
在魁北克会议之后，巴尔干问题开始充塞着丘吉尔的头脑。他说，他从来没想到要派一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5卷第114、187、324页。 ] 进入到巴尔干地区，也从来没打算要阻止俄军的占领。就在9月间，他还派了下议院议员F.麦克莱恩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当时丘吉尔告诉麦克莱恩说：“只要整个西方文明还受到纳粹的威胁，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考虑眼前的问题，不要去为考虑长远的政策而分散精力。我们对于我们的同盟国苏联是应该忠实的，正象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一样忠实……，政治上的考虑是次要的。” [ 作者注：转引自F.麦克莱恩著《东方路线》，（1950年版），第281页。 ] 然而，由于丘吉尔不断地提到巴尔干，这给美国的参谋首长们带来了惊慌。据舍伍德说：在1943年11月底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自己就在准备如何对付丘吉尔……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和俄国形成了统一的战线。”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70页。 ] 所以，出卖欧洲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来承担。 [ 作者注：虽然科德尔·赫尔是国务卿，但因为他被认为是反俄的。因此实际上是霍普金斯代替了他的职务而出席德黑兰会议的。 ]
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君主”和“铁砧”向题。斯大林说，在所有的军事问题中，“大君主”是最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铁砧”可以作为“大君主”作战的前奏，或是与之同时进行。至于丘吉尔的取道卢布尔雅那隘道而进入维也纳的建议，以及任何在巴尔干或土耳其的冒险，斯大林都表示坚决反对。
（2）波兰问题。丘吉尔说：“没有比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更加重要的问题了”。所以，波兰应该放弃它在“寇松线”以东的所有领土，而西移到德国去。“如果波兰触怒了某些德国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319页。 ] 同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的领土，虽然这意味着有九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要搬家，但是他并不感到伤心。这些建议取消了“大西洋宪章”和1939年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3）巴尔干问题。丘吉尔强调巴尔干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主张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米赫罗维奇地区则不给予援助。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并于12月初开始执行 [ 作者注：四个月之后，丘吉尔在给他的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自从我们在开罗讨论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看到了庄严的俄国使团进入了铁托的总部。毫无疑问，俄国人将会把共产党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赶向前走，并将斥责一切相反的做法为‘非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22页。 ] 。
（4）芬兰问题。丘吉尔主张：“俄国对于列宁格勒和它的出口应有安全保障。”而且，“必须永远确保苏联在波罗的海的海空权地位。”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52页。 ] 象对波兰一样，1939年俄国对芬兰的侵略行径根本就没有被提及，而斯大林还要求恢复1940年的条约，割让汉科和皮特沙罗，并且要以实物赔偿战争损失的50%。
（5）德国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斯大林想让德国分裂。罗斯福总统热烈地支持他的主张，并进一步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进行自治；但是，基尔，基尔运河、汉堡、鲁尔和萨尔等地区，则由联合国来管理。丘吉尔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普鲁士方面，都在于普鲁土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他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始至终，总参谋部都是在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的。他想把普鲁士孤立起来，使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地纳泰，萨克森与巴登都分离出来，但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组成一个互不侵犯的邦联。斯大林不赞成这种多瑙河邦联，罗斯福总统又完全同意斯大林的看法。
（6）日本问题。斯大林向罗斯福总统保证，美国不必为太平洋地区担忧，一旦希特勒被击败之后，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保证使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参谋官员们感到十分高兴，为了表示他们的谢意，罗斯福背着丘吉尔向斯大林表示，愿意美俄两国组成联合战线以对付英国。罗斯福还主张，他和斯大林在香港和上海的问题上应该支持蒋介石，反对丘吉尔。此外，他还向斯大林提到，“有可能让斯大林获得满洲的大连港。” [ 作者注：舍伍德《H.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786页。 ] 而他却忘记了那是中国的领土。
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达成多少正式的协议；但是，它却播下了使欧洲衰落的种子。
切斯特·威尔莫特曾经写道：“由美苏两国的一推一拉，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便从苏联所注意的地区转移出来了。早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由于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已使苏联得以成为在东欧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等于俄国人的影响将要延伸到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然而，在德黑兰会议以后，这—点就成为绝对的定局了。所以，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1944年的军事战略，而且预定了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使之变得更有利于苏俄了 [ 作者注：《欧洲争夺战》（1952年版），第141-142页。 ] 。
九、 向俄国的投降
1943年9月3曰，联军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登陆了。此后，联军在这个半岛上的进展是极为迟缓的，以致于直到1944年6月6日侵入诺曼底的前两天，才占领了罗马。由于缺乏登陆艇，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铁砧”行动），不得不拖延到8月15日才执行。此时，这一行动对于主要作战（即“大君主”作战）已经没有什么辅助作用了，因为那时的驻诺曼底德军，已在法莱斯会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种分散兵力的作法，虽然可以使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无法在意大利继续进行战役，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官员们，却坚持采取“铁砧”行动，并且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尽管丘吉尔和他在意大利的将领们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议，罗斯福却在1944年6月29日宣布：
“关于发动‘铁砧’作战的问题，自从德黑兰会议达成协议之后，在未同斯大林磋商以前，任何主张放弃这个作战的行动路线，都是我决不能接受的……最后，也是为了这里纯粹的政治考虑（指美国大选）。假使“大君主”作战受到一点挫败，大家都会知道，那是因为有相当大的兵力被派到巴尔干去了的缘故。那样的话，我的总统也做不成了。” [ 作者注：转引自《笫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7页，和附录D。 ]
实际上，丘吉尔的建议与巴尔干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只是说，把在意大利的兵力用来经过卢布尔雅那隘道向维也纳进攻，要比把大部分兵力转用于法国南部更为有利。而且，根据这个建议，有可能在俄国进入德国东界以前把德国打败。但这个建议被取消了，抢在俄军进入德国之前打败德国的机会也就终于丧失了。
布莱德雷将军写道：“到了9月1日，敌人在西线上的实力被彻底瓦解了。” [ 作者注：奥马尔·布莱德雷：《一个军人的故事》，（1951年英文版），第411页。 ] 尽管如此，追击却不可能。这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缺乏军队，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石油来供应他的大批机动车辆。他没有理睬蒙哥马利的催促，收缩了他的战线，并决定减慢前进速度，而准备在他的整个战线上进行另一场大会战。这一拖延又为德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卷土重来。
在9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个防止德国战后再武装的计划，更进一步地打击了联军的战略。这一计划主要是由摩根索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起草的。这个人在1951年8月被美国参议院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判明是苏联的间谍 [ 作者注：参见切斯利·曼利著《二十年的革命》，第102-103页。 ] 。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拆除或毁灭德国所有未被破坏的军事工厂，破坏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矿区，把德国由一个工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国家。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都接受了这一计划，并于9月24日把它公布于众 [ 作者注：这一计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不得不加以修改。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回忆说：他向总统读到关于把德国变成一个畜牧业的国家的句子时，总统听后，蹒跚着说他不知道要草签这样一个计划，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加思考就签了字。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1949年英文版），第336页。丘吉尔说，他自已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138页。 ] 。这个计划似乎详细说明了“无条件投降”的真正含义，所以，使得千百万原来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也感觉到与其接受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还不如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作战到底。
这种无偿的精神输血，加上艾森豪威尔所采取的宽正面防线战略，使从雷米根到科尔马之间的三百五十英里的正面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苦战。12月中旬，希特勒突然地在阿登地区进行反攻，清楚地暴露了艾森豪威尔指挥才能的贫乏。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使联军损失了七万七千人，而且威信也受到了打击。然而，斯大林却乘此抓住了一个机会。当美英两国正在陷入困境时，他同意召开另一次三巨头会议。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曾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但斯大林一直未予同意。当时，因为希特勒已把他的整个战略预备队，都用到阿登地区的攻势中去了。斯大林决定，在1月中旬发动俄国的冬季战役。他希望在三巨头会晤之前，俄国能占领波兰的全部领土。那样，他就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从而展现在他的盟友面前的则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局面。事实正是这样的。等到1945年2月4日三巨头在克里木的雅尔塔集会时，俄国的元帅已把他们的部队带到了奥得河旁。
总统离开美国前往克里木时，他是怀着高度希望的，可却没有什么准备 [ 作者注：詹姆斯·伯恩斯：《坦率直言》（英文版），第29页。 ] ，因为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现在，正是他需要设法获得与斯大林在联合国组织中诚意合作的时机了。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看不出在苏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认为，丘吉尔是一个纯血种的帝国主义者，而斯大林却不是那种人。同时，为了清算不列颠、法兰西与荷兰的亚洲帝国的势力，他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为了结束日本人的问题，也需要斯大林的援助。因为，他的参谋官员曾经警告说，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美国要想征服日本，就需要付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作代价。”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5页。 ] 所以，还在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就下定决心，允许斯大林在欧洲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以此作为他获得俄国支持的交换条件。
由于斯大林的现实主义与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汇合在一起，雅尔塔会议终于成了一个超级的“慕尼黑”。当时，罗斯福受到了哈里·霍普金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在这些人中，就有国务院的阿尔格·希斯，他是一名苏联的间谍。
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把德国分成几个区，每个区都由一支同盟国的军队占领，强制执行无条件投降，强迫德国人为同盟国工作，而且，德国还要付出二百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予俄国。
当斯大林同意参加在四月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时，波兰则被投入了虎口。然而，英国之所以不惜一战，却恰恰是为了保证波兰的完整。它的东界确定在“寇松线”上，它的西界则暂时决定扩展到奥得河与尼斯河之线。由苏联操纵的卢布林委员会，则于1944年12月31日，自动宣布改组，变为“波兰解放临时民主政府”。为了敷衍西方舆论，在以后再进行选举的前提条件下，曾经允许流亡政府中的少数分子参加临时政府。所谓自由选举，不允许中立的观察员进行监视，因为在波兰人看来，那等于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接着，在一次丘吉尔没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斯大林同意援助美国对付日本。交换条件是罗斯福同意承认外蒙古的现状，恢复1904年到1905年苏联所丧失的土地，即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同时还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管理中东和南满铁路。而这些领土大部分是属于中国的。由此看来，罗斯福差不多是把帝国主义和“大西洋宪章”都完全忘记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统率下进攻到莱茵河地区，但是，直到3月23日，由乔治·S·巴顿将军领导的美军第3集团军，才在阿本汉渡过了莱茵河，第二天，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9集团军也在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挥下从威尔渡过了莱茵河。
4月3日，当莫德尔元帅和他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官兵在鲁尔投降后，通往柏林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虽然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仍停滞在奥得河与尼斯河上，但维也纳已经落入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手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破坏了、或者说已无视当时正经受考验的雅尔塔协定的每一个重要条款。如果柏林和布拉格都在英美军队手中，那么，美国和其国就能处在一种较有利的地位，从而迫使俄国人遵守这个协定。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加以纠正，世界很快就能看出，我和罗斯福先生在克里木协定上签字之后，协定便变成了一个欺诈的计划书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370页。 ] 。
艾森豪威尔完全不懂得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因此，他的想法也完全是相反的。他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当敌人处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时，军事因素在我眼中比政治上的考虑包括由哪一个同盟国占领首都更重要。我们部队的任务必须是粉碎德国的军队，而不是分散我们的兵力去占领被洗劫一空的城市。” [ 作者注：1944年6月6日到1945年5月8日，联合参谋部最高司令关于欧洲联盟远征军作战的报告，（1946年版），第131页。 ] 结果，4月14日，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两天之后，新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先生便命令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部队停留在易北河畔，把柏林和布拉格放弃给了俄国。5月2日，俄军占领了柏林；到5月8日的午夜全面停战之后，才占领了布拉格。
“对于美英两国来说，诺曼底会战的结果好象是索当手里的苹果一样，当它们被采摘到手之后，马上就变成了灰烬。希特勒和它的‘军团’固然是被毁灭了，可是取而代之的却是斯大林和他的亚洲‘乌合之众’。这是因为西方盟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并且坚持不顾一切地使德国失败和毁灭。斯大林则是一个超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战略始终与他的政策相配合，所以，他终于能够占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的一部分，波兰、德国的东部和中部，奥国的三分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欧洲的三大名城，即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都落到了他的手中。除了雅典之外，东欧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也都受到他的控制。俄国的西疆已经由普里皮亚特沼泽推进到了图林根山，前进了七百五十英里。世界又回到了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斯拉夫人站在易北河上，站在波希米亚森林之中，一千年来的欧洲历史又倒转过来了。” [ 译者注：引自本书作者的《西洋军事世界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96-597页。 ]
十、战术的重大转折
1944年10月23日至26日，美国的第3和第7舰队在莱特湾进行了一次大海战，并且赢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这次海战决定了日本的命运。除了几艘老军舰以外，日本的海军已不存在了。小矶内阁的海军部长米内光政曾说：他认为这次失败相当于失去了菲律宾。至于这次会战更大的意义，他说：“我觉得那是战争的结束。” [ 作者注：引自C.范恩、伍德沃德著《莱特湾的会战》（1947年版），第231页。 ]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领会这“更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打败日本，而是要从日本的失败中如何榨取最高的政治利润。这比他们在欧洲遇到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在欧洲，他们必须考虑同盟国之间的关系，而与日本的战争，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美国一个国家的战争。因此，为了避免纠葛，美国有必要独立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懂得这一点，而且能够看清，只有俄国会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那么，美国最好是在德国崩溃以前，或是刚刚垮台之后就结束它与日本的战争。这就是说，要趁俄国还在忙于欧洲事务而无暇东顾之机结束战争。那么有这种可能吗？如果清楚问题的战略性和政治性的重心，回答是毫无疑问的“是”。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地位在战略上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的经济潜力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十，可耕面积是百分之三，然而它却不得不供养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多的人口。日本的大批原料和谷物都要依赖满洲和朝鲜，这就必须越过日本海和黄海，所以，它的商船舰队就是它的战略重心。对日本海运的攻击也就成了美国潜水艇的主要任务，而且它们对造成日本失败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被击沉的船只总数为八百九十万吨，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七是由潜水艇击沉的。”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11页。 ]
然而，美国人没有集中兵力去攻击日本的海运，没能通过经济的损害去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采用的战略，是以侵入日本本土为基础的。在侵入的准备过程中，在莱特湾会战之后不久，美国空军就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实行远程轰炸向日本进攻。最后统计，对六十六座城市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其中有二万二千九百吨落到工业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17页。 ] 这种轰炸虽然也降低了日本的生产能力。但是，海运上的损害才是日本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对日本经济的致命打击，不是毁坏工厂和都市中心，而是切断重要原料、煤、石油和谷物的交通运输。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指出：大量的轰炸是重复性的，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工厂，特别是炼油厂、钢厂和军工厂等，都是早就缺乏原料了。所以，大致说来，日本的经济被毁灭了两次。一次是原料输入的渠道被切断：一次是遭受空中的攻击。另外，日本的铁路网也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如果对铁路网进行攻击，那就会加快和加大海运攻击所产生的效力。调查报告认为，这样的进攻，如果事先有充分的计划，则在1944年就能发动。调查报告估计，只要出动六百五十架B-29飞机，让它们携带五千二百吨高效爆破性炸弹，就能有效地封锁日本所有的铁路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9页。 ]
可是，为了进攻这六十六座城市，美国却出动飞机一万五千架次，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一点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略错误。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同样也没有抓住政治重心。这个重心是日本天皇。他是军队的神圣领袖，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代表天意的。然而，他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那就是命令他的人民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名战犯，并将遭受审判或被枪决。 [ 作者注：根据摩根索的计划，所有重要战犯名单上的人都要枪决，而罗斯福更主张不必进行审讯就把这些人枪决。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38-339页。 ]
1944年初，日本海军参谋部的高木少将曾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结束战争，日本应该寻求一个有妥协的和平。1945年4月15日，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担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他是想实现这个计划的，但是，只要想到天皇的地位将受到“无条件投降”的危害，他就不愿意这样做了。自1月以来，天皇就不断地感到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到6月时，天皇决定派近卫文麿以特使身份去莫斯科，请苏联出面调解。与此同时，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佐藤也奉命通知苏联政府，日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不能无条件投降。他想劝说克里姆林宫为日本提出和平条件。
在此期间，华盛顿方面也在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法和手段。虽然美国陆军部主张入侵日本，空军则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对“无条件投降”作出“合理的解释”，日本是会投降的，“唯一使他们犹豫不决的，是关于天皇的未来地位问题。”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R·S·克莱茵（1951年版），第333-347页。 ] 后来审讯日本高级战犯时，得出了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已经处在快要投降的边缘上，但是对帝国主义制度的废除和天皇本人要受到战犯待遇的惊恐，却在支撑着他们。” [ 作者注：N·柯伦特：《史汀生部长：国家管理的的研究》，（1954年版），第224页。 ]
正当这些意见还在酝酿的时候，原子弹的发展已经进展到几乎即将成功的阶段， [ 作者注：丘吉尔第一次提到原子弹是在1941年8月3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730页）；而戈培尔则在1942年3月21日才提到它（《戈培尔日记》，第98页）。 ] 1946年4月，史汀生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为他提出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建议。6月2日，他在—份备忘录中向杜鲁门总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如果原子弹的最后试验和准备能够圆满完成的话，那么，原子弹的使用就可以作为侵入日本的一种选择方策。他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要先发出警告，指出：“我们将对这个岛国施加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使用将会使它承受不可避免的毁灭。”此外，他还私下设想：“如果加以补充，说明我们并不反对日本在现有王朝之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那么，实际上就会增加日本投降的可能性。”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8页。 ]
7月17日，召开了波茨坦会议。同一天，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前一天对原子弹进行的最后试验已经绝对地成功了。于是，杜鲁门和丘吉尔为了避免入侵所带来的伤亡而决定使用原子弹。丘吉尔写道：“现在，所有恶梦般的阴影都已经消除了，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一两声巨响就可以结束战争……此外，我们也不必再去要求俄国人的帮助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52-553页。丘吉尔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是不合理的。他说，在原子弹降落之前，日本已是必败无疑了。 ]
丘吉尔错了。因为斯退丁纽斯告诉我们说：“甚至到波茨坦会议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美国军界仍坚持要苏联加入远东战争，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美国的参谋首长们特别关注日本在满洲的军队。这支独立的军队被认为是日本军队的精华……而且人们还相信，即使日本岛投降了，如果俄国不卷入到战争中来，这支军队还能将战争拖延下去。” [ 作者注：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雅尔诺会议》（英文版1950年），第96页。实际上，在那时“精华”也变成了“糟粕”，受过训练的人员早已被抽调走了，而且也没有石油。 ]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东京与驻莫斯科大使佐藤之间的来往电信，都被华盛顿破译出来了。 [ 作者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的密码即已被破译，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 ] 7月13日，日本外交部电告佐藤说：“在莫洛托夫前往波茨坦之前，赶紧把帝国政府希望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告诉他……‘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的障碍。” [ 作者注：R．巴托：《日本的投降决定》（1954年版），第130页。 ] 这样，日本的险恶地位就已变得象晶体一样透明，而且，立即结束战争的道路似乎也已打通。但是，美国仍于7月26日对日本下了最后—道通牒：“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就要彻底被毁灭。” [ 作者注：《波茨坦宣言》，全文参见《日本的投降决定》一书的附录C，第243-234页。 ] 其中，没有一字提到天皇。
两天之后，铃木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他宣布说，那是“不值得大家注意的。”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9页。 ] 于是，为了掩护俄国按预定日期（8月8日）进入战争，美国决定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一颗于8月6日投在广岛，另一颗于8月9日投到长崎。8月6日是星期一，上午8时15分，一个火球在广岛中心西北方的上空出现了。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在它的中心，温度高达一亿五千万摄氏度，这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高出大约十倍。 [ 作者注：弗雷德·霍伊尔；《自然宇宙》，（1960年版），第36页。 ] 它所产生的压力，据估计每平方英寸上是十万吨以上。一股“风暴性的大火”使几百个火头同时点燃了，最远的离爆炸中心有四千六百码的距离。城市中有4.5平方英里的土地完全被烧坏，有七万到八万的人死亡，五万人受伤。尽管如此，在这座城市边缘上的工厂，却几乎完全没有被损坏。“据估计，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这些工厂能在三十天以内恢复正常的生产。”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24页。 ]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致同意，把“无条件投降”问题提交天皇去作最后决断。日皇决定求和，10日，东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所提出的条件，但是要求，宣言中不包括任何改变天皇统治大权的内容，只能在有此谅解上下接受宣言。
为了避免消灭许多分散日军的困难，避免使这些日军因失去天皇的控制而自由行动，同盟国与8月11日作出答复，回电指出：“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应臣属于联军的最高统帅。” [ 作者注：贝巴托著《日本的投降决定》，附录F第245页。 ] 14日，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立即停火。9月2曰，日本的代表签署了降约。
史汀生对此事的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若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会不会投降，而在于是否有一种不同的外交和军事路线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这里，情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战后的采访中发现，在日本内阁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愿意接受最后的条件。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一般的态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国人如能早日明确表示愿意保留天皇，那么，提早结束战争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间，格鲁以及有关的人员就曾热烈地提出过这个建议。”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71-372页。约瑟夫·O·格鲁是代理国务卿。 ]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缺乏远见，那么，战争在1945年5月就能结束了。能在5月结束战争，那是很关键的一步。那样，西方同盟国就可以在远东赢得一种有利可图的和平。如果战争在那时结束，俄国人就没有可能加入战争，由于它的加入而产生的一切灾难性后果也都可以避免。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投掷那两颗原子弹。诚如汉森·W·鲍德温所说：使用原子弹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保护一种稳定的和平，而是加速胜利。” [ 作者注：《战争中的大错误》，（1950年版），第101页。 ]
然而，原子弹的投放却已成了事实，它给全人类带来了恐怖和忧虑。人类的创造能力被转变成灾难的根源。工业革命在军事上的表现终于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应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为武器使人类战争中的战术经历着重大转折——它使物质战争不再是一种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从胜利到失败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后，丘吉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对欧洲是—个威胁。但是，到了那时，由于美国的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再加上英国的经济依赖着租借法案，丘吉尔不能不受到束缚。因此，到诺曼底登陆时，战争的指挥权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最后，德国投降了。丘吉尔为此写道：“照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的地位。……我已经感觉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国家压过来。” [ 作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5-406页。 ] 四天之后，即1945年5月12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说：
“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他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裸露的废墟。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洋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总之，在我们的实力还没有消失以前，和俄国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而压倒一切的。” [ 作者注：丘吉尔把它叫做“铁幕电报”。并且说，“在我写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文件中，这一个最能代表我的判断。”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8-499页。 ]
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自己对于造成这场悲剧所起的作用。当他单独一人指导这场战争时，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为目标。他要这样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道：“政府和个人都按照这悲剧的韵律，摇摇晃晃地进入到无效的暴力之中，屠杀和破坏的规模日益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伤害，在一个世纪内都难以恢复。……胜利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几乎难和失败相区别。它甚至连胜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这个以武力获得的最圆满的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也不能消除再产生战争的危险。” [ 作者注：《1914年的世界危机》，（1923年版），第17-18页。 ]
既然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而赢得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苏俄帝国主义的广泛影响”。但是，美国人却无意去阻止它。拼命进行战争和毁灭德国的意愿，本是罗斯福时代的特征，而到了杜鲁门执政时期，这个意愿又被带入和平之中。为了不得罪公众舆论，它却没有考虑未来。继续控制美国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军国主义的作风。
这与1870年的俾斯麦相比是多么不同。那一年9月，普鲁士的《民族日报》对于给予被俘的法国皇帝以周到的礼遇表示不满。于是，俾斯麦说道：
“群众的感情，公众的舆论，往往都是采取那样一种路线。人民总是坚持主张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征服者应该审判被征服者，并根据手中的道德法律，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治……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要求。惩罚与复仇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决不能把政策与公众的惩罚冲动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想着行使法官的职权……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有用的拿破仑和一个无用的拿破仑，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更有用呢？总有一天他会重新崛起，这决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莫里茨·布希：《我们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页。 ]
无条件投降是不够的，对德国的经济还要彻底地摧毁，而且摩根索计划的大部分还要执行到和平时期。但是，围绕着这个忍饥挨饿，疾病蔓延和无政府状况所统治的残破不堪的中心，将要如何建立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杜鲁门似乎是从来没有想过。
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两项措施：一是“工业计划的水准”，二是“占领训令”。这两项措施的文件都很冗长，难以引录，但是下面提到的项目足以把它们的意图解释清楚。
“工业计划的水准”：它的目标是要把德国的工业资本装备减低到最低限度，并且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用来抵作赔款。一切战争工具，所有类型的飞机，所有的航海船只都禁止保留，合成的石油产品和橡胶产品，无线电器材，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禁止生产。钢铁的产量每年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所有的非金属，基本化学物质、机械工具、电力装备、摩托化车辆、铁路机车和货车等等的产量，也要大幅度地降低。“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要把德国工业的整个水准降低到战前1938年时的水准的50—55%。” [ 作者注：参见古斯塔夫·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1948年版），附录D第294-299页。 ]
这也就意味着有千百万德国人要忍受饥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慷慨的国家，本来应该预见到，文明世界对于这种情形是不能无限期地容忍下去的。
“占领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6）；它规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应遵守的政策，而作为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他也要督促其他占领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德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结构要使之分散，结社要予以禁止。所有的纳粹党员以及纳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应被开除出公职部门和私人企业。一切军事组织，包括德国军官团都应被解散。所有的纳粹党官员、政治警察、党卫军、参谋部官员、高级军官、城乡的地方行政长官和纳粹的同情者，都要加以逮捕。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所有的民事、刑事法庭和教育机构都应关闭。对军队的抚恤金和个人津贴都要取消，一切金、银、货币和证券都要充公。对于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规定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准高于任何邻国的水平 [ 作者注：同上，附录C第273-293页。 ] 。总而言之，要把德国变成一个超级集中营。
所有这些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这个会议是在7月17日举行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是稳坐江山了，因此，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对他的祝捷大会。
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两个主要的项目是德国和波兰问题。关于德国，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和上面的计划都已确定。赔偿的分配主要是有利于俄国的。审判主要战犯的方法也取得了一致的协议。此外，还同意了把柯尼斯堡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割让给苏联。
关于波兰，对它的西部边界达成了一个协定，但最后的确定还要等到和约签订之后。尽管如此，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和前波兰走廊地区，目前即应由波兰接管。
此外，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德国人，以“适当的、仁慈的方式”都遣送到德国西部。大约在两年之后，苏联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欧洲却在混乱中挣扎。由于这种局势，杜鲁门才感觉到了危险，因此，他交给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一项经济使命，叫他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1947年3月18日，胡佛提交了他的报告书。
他在报告书中写道：“目前，美英两国的纳税人每年大约要付款六亿美元，才能使美英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不至于饿死……要想恢复欧洲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生产。整个欧洲与德国的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德国的生产力得不到恢复，那么欧洲的生产力也无法恢复。……认为新德国将变为农业国家，那是一种幻想。除非我们把这二千五百万人口加以毁灭或迁徒，否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关于‘战争潜力’也存在着一种幻想。地球上所有的工业在近代战争中几乎都可以成为‘战争潜力”……最大的幻想莫过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规定的‘工业水准计划’下，德国可以自给自足。认为没有德国经济的恢复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能够复兴。则是另一种幻想……我们可以使德国永远不能解除经济的锁链，但是，这也会使整个欧洲永远处于贫困之中。” [ 作者注：报告的全文，参见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一书，附录E，第300—311页。 ]
这是美国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但是在所有的幻想中，最伟大的幻想还是要算罗斯福总统的“灵感”。
我们回过头来对欧洲的悲剧进行检讨，如果不怕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欧洲历史中的“黑日”。就是1917年4月6日。美国就在那天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就导致了命令性的凡尔赛和约，同时，也埋下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美国第二次介入所造成的灾难更大，它根本就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形成了永久性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恐惧。
所以如此，与贪财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贪财是许多次欧洲战争的起因，而美国却从来没有垂涎于欧洲的每一英亩土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没能理解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结果也就不知道如何制造和平。他们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以为得到奖杯便是胜利。
第一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伟大计划”，实际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而它取代了理应制定的大战略政策。然而说来也奇怪，大约就在同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尼古拉斯·I·斯巴克曼，却就政策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实际性，那么它的基础就不能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家关系。”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导作用，另一个是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鉴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权力平衡都已经被破坏，美国战争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权力平衡。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不要要求把德国和日本完全毁掉，免得为俄国控制欧洲和远东开了方便之门。他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国，井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那里去。”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远东。他还写过：“必须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亚洲的危险，但是这并非必不可免地消灭日本的军事实力，而把太平洋交给中国或俄国去控制。” [ 作者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1942年版），第446、460页。 ]
英国也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错误：一是时机，二是目标。这一次，又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费尔德对这两个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他写道：“对于一种理论来说，如果历史上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先例，那么，这个理论可以算是古代外交传统的精华……如果有两个对立的大国对欧洲大陆的现存秩序都构成了威胁，而且你又不愿意他们之中有哪一个被击倒，那么，在他们进行搏斗时，你必须仔细地选择时机，再出面干涉，并且要明白，你的干涉仅仅是为了挽救两个国家中那个也许要被摧毁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大陆上同时保存两个这样的大国，整个世界才能获得安宁。但是，如果你出于为正义而战，决心要消灭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你就必须用你的血汗和财力，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怪物’，这样，在下一阶段，你也必然会自食恶果。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用总体战争的方法来扫清这个侵略性的世界（即为正义而战）。那么，这种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政治。” [ 作者注：《基督教与历史》，（ 1950年版），第141页。 ]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这些教授一样，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就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