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时代的战争–埃帕米农达斯、菲力浦和亚历山大·第二

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即“大波斯战争”，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自然的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战略还是处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这里取得许多教益。但是，“马拉松”这个字眼已经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并且非常有力地鼓舞着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们，以至于决不可以对它轻视。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个字眼所造成的印象尤为深刻。因此，在此以后的各个世纪中，首先是希腊人，而后加上欧洲人，都把马拉松战役的意义过分地夸大了。然而，如果不作过分夸大而准确地估价它的重要性，那么它的战略意义会反而显得更加清晰。

　　 公元前四九零年，波斯人采取侵略行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远征，其目的是要教训一下埃勒特里亚和雅典这两个在波斯王大流士眼中的希腊城邦小国，叫它们莫管闲事，不要插手别国的事务，即不要唆使波属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族人图谋暴乱。埃勒特里亚很快被波斯人灭亡了，其国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沿岸一带居住。而后，波斯人开始向雅典进攻。大家后来知道，当时雅典城邦内的极端民主党有意支持波斯人的武装入侵，企图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来挫败保守党。波斯人考虑到这一情况，没有直接向雅典城进攻，而是使军队在雅典城东北二十四哩处的马拉松登陆。他们采取这样的机动，是企图以此把雅典的陆军诓骗出城，使自己的支持者便于在雅典城内夺取政权。他们担心，采取直接进攻雅典城的办法，可能有碍于支持者发起暴动，甚至有可能迫使他们也起来反抗自己。而采取直接进攻的话，则波斯人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必须进行攻城战。

　　 如果波斯人的企图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诡计可以说是已经得逞。雅典陆军果然开向马拉松，去迎击波军。而在此时，波斯人却开始执行他们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他们留下部分兵力作为掩护，把自己的主力重新装上船只，其目的是想绕道开往法里隆，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猛扑到没有防卫的雅典城。这个战略计划无疑是很精明巧妙的，可是由于多种情况的制约，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主将米太雅德具有顽强毅力，雅典军队采取了自己唯一可行的办法，立即向波斯的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所以获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腊方面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他们的长矛和盔甲经常都对波斯人拥有优势，马拉松战役是进行得很紧张的，实际上比后来爱国主义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激烈。不过，波斯掩护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还是安全地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在顽强战斗获得荣誉之后，随即以更顽强的毅力进行强行军，很快折回到了城里。他们由于行动迅速，加上反对党方面夺取政权的行动迟缓，终于使自己得救。在雅典陆军回城以后，波斯人看到，要想夺取这个雅典城，那就非进行攻城战不可。波斯人入侵的目的，本来只是想要惩罚一下希腊人，如果要以巨大牺牲来作代价，他们是不会乐意干的，于是便自动撤回亚洲去了。

　　 此后过了十年，波斯人又产生了一个企图，于是再次调动大量兵力向希腊发动进攻。对于接受过去的教训，希腊人的反应是迟钝而缓慢的。直到公元前四八七年，雅典当局才开始扩充自己的海军，而这却是抵销波斯陆军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是，有充分的根据断言，这一次希腊和欧洲所以得到拯救，却是由于另外的原因。首先是埃及发生了骚乱。这使得波斯在公元前486年至484年不得不忙于那里的事务。其次是大流士的死亡。他是当时波斯执政人物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国王。

　　 公元前481年，希腊重新面临着波斯入侵的威胁，而且其规模比以前各次更为巨大。由于敌人入侵的规模空前巨大，希腊各城邦和国家被迫团结起来，并组成了反波斯同盟。而对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则是被迫采取直接向目标进攻的办法。他调用的军队实在过于浩大，以至于不可能从海上进行输送，因此被迫从陆地进军。由于这一原因，波斯军队的补给储备无法获得解决，只得调用海军予以支援协助。这样一来，波斯的陆军只能沿着海岸地区前进，而海军舰队必须紧靠陆军进行活动。结果，陆海两军的行动都受到牵制。希腊方面却能预定在几个方向上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波斯人要想绕过这些路线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利用地形条件逐次地构筑了许多道阵地，有力地封锁着进攻的敌人。这样，正象格兰蒂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希腊各邦内部意见分歧，那么，“侵略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突进到温泉关(即德摩比勒)以南地区”。可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而使历史产生了一篇不朽的史诗。希腊的海军舰队在萨拉米岛附近打败了波斯舰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入侵。薛西斯和整个波斯陆军都在岸上看到自己的舰队被击毁，但却毫无办法进行支援，而这支舰队对于他们，与其说是运输工具，还不如说是补给来源，它比运输更为重要。

　　 应当指出，进行这次决定性海战的有利因素，却是希腊方面使用的一个计谋。我们可以把这个计谋看作是间接路线中的一种方式。当时，泰米斯托克利写了一封信，说是希腊舰队打算投降。波斯人受了诓骗，把舰队开进了狭窄的侮峡，从而使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完全化为乌有。这一计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波斯人误信了过去的经验，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合情理。实际上，泰米斯托克利当时写这样一封信的内幕，是他害怕伯罗奔尼撒各城邦参加联盟军的将领们率军从萨拉米撤退，因为那些将领曾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真的那样撤退，雅典舰队就将被迫单独地同波斯舰队作战，并且使波斯舰队有机会在公海上充分发挥其数量优势的作用。

　　 在波斯阵营里，只有一个人反对薛西斯关于立即发起战役的决定。这就来自哈里卡尔拉苏斯的阿尔齐米西娅女王。她建议放弃这次战役，而采取另外一个计划，使波斯舰队与陆军部队协同作战去进攻伯罗奔尼撒海峡。她预料这样可以迫使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舰队面临威胁而逃回自己的港口，从而瓦解整个希腊舰队。她的建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泰米斯托克利所担心的。若不是波斯舰队为了发起攻击而封锁了出海口，则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战船一定会在第二天早晨逃之夭夭。

　　 果然，波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很不顺利。由于希腊舰队中一些战船在撤退，波斯舰队受骗，跟随着进行拐弯，而这些希腊战船只不过是作为诱饵行动，要使敌人的主力完全扑空。当时，担任进攻的波斯大船开进了狭窄的海峡，尾随着徐徐后撤的希腊战船，为了赶上这批战船，它们不得不加快划桨速度，结果使许多大船拥挤在一起。这就使希腊舰队有机可乘，得以向波斯舰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而把它打败。

　　 此后七十年中，波斯人不敢再次入侵希腊，看来是害怕雅典海军攻击他们的交通线。可以举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当雅典舰队在叙拉古遭到毁灭之后，波斯人的侵犯马上就卷土重来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海战中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性机动，要比在陆战中早得多。

　　 这就表明，陆军依靠交通线进行补给，已是后来发展阶段的事情了。而海军却不同，它们早就被用来对付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和补给工具。

　　 萨拉米之战消除了波斯的威胁。此后，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盟主。直到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一盟主地位才算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了二十七年，其时间实在太长了。它不仅使交战的主要两方打得精疲力竭，而且使那些形式上守着中立的国家也倒霉地受到了严重损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双方在战略上经常都是犹豫不决的，战略毫无实效。

　　 在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方面曾打算直接入侵阿提卡。可是，对方在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影响之下，使它们的多次计划都未能获得实行。伯里克利力图避免在陆上作战，主张使用雅典的强大海军舰队来袭扰敌人的航线，以此瓦解其斗志。这就是所谓的“伯里克利战略”，它和稍后一些时候出现的“费边战略”一样，曾经是很出名的。可是，这个战略的言词表达有其局限性，使人难于了解战争的过程。为了避免误解原意，在术语的使用上必须严格遵循确定的含义。

　　 例如，所谓“战略”一词，从其直接含义来说，最好理解为“统帅艺术”，也就是对武装力量进行实际的领导。它与“策略”不同。“策略”不仅决定对武装力量的使用，而且要把其他手段(如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手段)统统结合起来使用。所以，策略的付诸实行，就是较高一级战略的运用，即所谓“大战略”的运用。

　　 “伯里克利战略”与间接路线战略也有所不同。间接路线战略的任务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此达成胜利。伯里克利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其目的是要逐步消耗敌人，使敌人相信他不可能夺取胜利，从而使自己最后获胜。

　　 对于雅典人来说，一次大瘟疫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大大地消耗了，结局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因此，“伯里克利战略”在公元前426年即宣告破产，而由直接进攻克列昂纳和德莫斯菲纳的战略所代替。这个战略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尽管曾经取得一些卓越的战术胜利，但是总的说来并不比“伯里克利战略”好些。在其以后不久，即在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斯巴达方面最有才华的统帅布拉西达士，终于剥夺了雅典人经过艰苦奋斗夺来的一切优势。

　　 布拉西达士取得这个成果，采用的是直接破坏敌人根本要地的战略性机动，而不是摧毁敌人的实力主体。他带兵绕过雅典城向北挺进，实行贯穿整个希腊境内的强行军，直接袭取雅典的自治领地哈尔基蒂克，而这正是雅典的要害之处，向来称为雅典帝国的“阿奚里脚跟”。布拉西达士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向那些背叛雅典的城邦发出诺言，给予他们自由和保护，因而严重地动摇了雅典对哈尔基蒂克的统治，迫使雅典把自己的主力派来进行援救。结果发生了安菲波利斯之战，雅典军队遭到惨败。尽管布拉西达士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但雅典当局还是愿意同斯巴达人订立一个于自己不利的和约。

　　 在以后那些虚假和平的年月里，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收复哈尔基蒂克的地盘。后来，作为最后一次的积极手段，他们又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企图占领西西里岛的“钥匙”叙拉古城，以此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间接路线的实例，但它却有着弱点，其矛头不是刺击敌人真正的军事同盟者，而是指向了对方贸易上的业务伙伴。因此，它不但没有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新的敌人。

　　 尽管如此，要是这次远征在执行过程中不犯那么多的错误，要是远征真能取得胜利，那么，它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成果，还是有可能大大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可是，远征计划的制订者阿尔基维亚德遭到了国内政敌的阴谋陷害，被迫在途中离开了指挥岗位。他受命返回雅典，要出席法庭以亵渎神圣的罪名受审。阿尔基维亚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宣告死刑的判决书。因此，他在途中逃住斯巴达，打算帮助敌人来摧毁自己亲手制订的远征计划。接替阿尔基维亚德去担任远征部队总司令的，是尼基斯。这个人本来就是阿尔基维亚德计划的反对者，天生冥顽，不学无术，因此，他自然要使阿尔基维亚德的远征计划遭到破产。

　　 雅典在围攻叙拉古战斗中丧失了自己的陆军，只是由于海军舰队的积极活动，才算避免了惨败。以后又经过了延续九年的海战，雅典还是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而且重新恢复了它的大帝国地位。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05年，斯巴达舰队的司令官莱桑德尔，终于把雅典继续发展的措施搞掉了。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古代史》一书中，关于莱桑德尔这样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力避战斗，尽量消耗雅典的兵力，选择帝国最要害的地点实行攻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未必正确，因为莱桑德尔的计划并不是象采取间接路线那样避开战斗，而是只要遇到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便不论时间和地点，总是向敌人实施进攻。莱桑德尔曾经机巧地改变航线，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摸不清自己的意向，从而悄悄地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给雅典运输粮食的潘塔斯船队返航，由于对雅典的粮食补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雅典当局曾把自己拥有一百八十艘舰船的整个舰队都派去对运粮船队进行护航。在连续四天的航行中，雅典舰队一直在引诱莱桑德尔进行海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莱桑德尔只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似乎自己已经陷入毫无作为的窘境。这样，雅典舰队受了骗。它本来应该开进安全的塞斯托斯港去补充给养，但是却没有开进去，而停留在埃戈斯波塔美附近的开阔海面上，虎视着莱桑德尔的舰队。第五天，当雅典舰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上岸去筹办粮食补给的时候，莱桑德尔便突然地发起了进攻，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战斗就一网打尽了敌人的舰船，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两国之间一场时间漫长的战争。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三六二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下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38年才发生的。这次战争使希腊的霸权转移到了马其顿人手里。这次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说明自然界的障碍可以为了战略上的利益而加以利用。马其顿人，尽管也是希腊人，但实质上他们又是“外国人”。当时，底比斯人已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泛希腊同盟，用以对抗实力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其顿。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同盟者，那就是波斯国王。而这对于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的新的进攻者，也认识到了间接路线的意义。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企图夺取霸权的借口，也是带有伪装欺骗性质的。他参加安菲赛托尼克会议，是被邀请来的，是请他来协助惩罚贝奥提亚西部那个阿姆菲萨小国家的。那个小国被控犯了渎神罪。菲力浦之所以受到邀请，很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他这样做，尽管促成了底比斯和雅典为反对他而进行的联合，但是至少使得希腊的其他各国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336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一百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301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302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