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欧战场(地中海战场)·第十三

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意大利方向

　　1917年秋天，意大利变成了德军统帅部作战行动的舞台和目标。在这里，也是由于边界的形势，使得德军在地理和物理方面都有利于采取间接路线，而他们的敌人是没有这种便利的。

　　  同时，意大利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心理上的间接路线。

　　 意大利的威尼斯省，是一个边界省份，正好向着奥国领土中突进了一大块。它的北面是奥属的提罗尔和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省(现属意大利)，南面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边上是一个面积不大的低缓平原。省界在伊松察河以东地区，紧接着便是以尤里阿尔卑斯山和卡尔尼阿尔卑斯山为界，绕着一个大型弧线，先向西北，后转西南，一直延伸到加尔达湖为止。由于北面是如此宽广的大山地，而且没有一个称得上重要的军事目标，所以意大利人认为，在这个方向不可能实施进攻。正因为在北面方向上进攻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意大利人不得不选择更东面一些的方向，并企图以直接进攻的方式攻入奥国。这样，奥国人便得以从提罗尔实施突然袭击，攻击意大利的后方，经常地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意大利在当时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采取这样一条路线。

　　 在连续两年半期间，意大利一直顽强地采取着这唯一的一条路线。它先后进行了十一次伊松察战斗，结果都是徒劳无益的。意军毫无进展，几乎停留在自己的出发地区，伤亡总数达到了110万人，而奥军的损失总共不过65万。在此期间，奥军只发动过一次进攻。那是在1916年，为了击败意大利，奥军参谋长康拉德勉强地争到了法尔根汉的支持，曾从特兰托直指南方进行了一次突击。这是指向意军后方的一次进攻。当时，意军正在伊松察河地区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但是法尔根汉并不相信这个计划，更不赞成康拉德的“决定性打击”观念，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德军面临的危险，坚持着他那个凡尔登消耗战的理想。法尔根汉甚至拒绝了康拉德借兵九个师的最低要求。康拉德原想借用九个师去替换在东线作战的奥军部队。既然得不到德军的援助，康拉德便在一气之下作了决定，要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实行这个计划。他从东线抽出了一部分奥军精兵，结果便使那里的防务受到削弱。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得以在尔后进攻时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康拉德还是凑不起足够数量的兵力来完成击败意军的计划。

　　 虽然如此，奥军的进攻却差不多就要获得成功。尽管奥军统帅部并没有故意去选择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方向来实施进攻，但他们的进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出敌意外的效果，因为意军统帅部绝对不相信康拉德还会有兵力兵器用来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在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天，发展的速度很高。虽然康拉德能够迅速地从伊松察河地区调来预备兵力，并且也来得及撤运辎重和重炮，但这毕竟是两军的竞赛，他当时只不过争得了一个获胜的均等机会。实施进攻的奥军，差不多突进到了平原地区，但是由于预备队不足，后来的进攻速度就不得不减慢下来。在此同时，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已在东线发起了进攻，于是这次进攻也就完全停止了。

　　十七个月以后，奥地利境内的形势日益严重，于是鲁登道夫想起要对意大利进行一次联合突击。这次突击的前途显然是不会很乐观的。鲁登道夫从他的总预备队中只能抽出六个师的兵力，而他的同盟者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经达到了枯竭的阶段。由于兵力兵器不足，鲁登道夫的计划只能规定一个有限的目标，而且不得不采取一条直接的路线，即直接向伊松察河地区的东北角实施突击。在那里，意军的防线正好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弯进去了。选择这个地段作为突击目标，是考虑到那里的战术抵抗力最为薄弱，就这条战线来说，也是采取着一个新的原则。

　　 按照原定计划，开始只是在卡波里多(威尼斯西北130公里)地区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采用翼侧突击的方法，击溃伊松察河边上的意军。可是后来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却要大得多，以致没有相应的兵力来完成。结果，在卡波里多地区的鲁登道夫，也和在康布雷地区的英军一样，这年秋天都是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或者说，都不是“根据布料的长短来裁剪衣服”。把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作个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各走一个极端。法尔根汉在做衣服时，总是把布料买少了，把用料估计得太少，因而做了一半便要添布，最后虽然把衣服做成了，但却是一件拼拼凑凑的百衲衣。

　　 1917年10月24日，一场准备得相当技巧，而且又是隐蔽地实施的进攻开始了。意大利的两支军队中间，马上被深深地砍出了一个缺口，插进了一个楔子。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楔子的尖端已挤到了塔利门多河边(伊松察河以西四十公里)。意大利军队虽然损失很大，但他们还是把被打乱的部队在对方不断突击之下撤退出来了，因而使德军的继续进攻变成了简单的直接路线行动，只是压迫意军向后撤退而已。这样，意军被迫向西方方向后撤了三十到四十公里，退到了皮阿韦河沿岸。皮阿韦河是一道牢靠的水障碍，意军部队完全可以隐蔽在该河的后面。当时，鲁登道夫想以兜圈子的方法把预备队调到特兰托地区，可是已经太晚了，由于铁路网很不发达，他难以实行这样一个机动。于是，进到特兰托地区的德军，在没有等到援兵的情况下，发起了一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当然，这样一个时机已晚的进攻，已经丧失了从后方威胁敌军的特点，因为意军的战线和它的预备队，此时已经远远后退，差不多到了边缘地区，而且前线和后方的界线也已不好区分了。

　　 当最初的奇袭阶段过去以后，德奥方面的进攻就变成了纯粹的直接性行动，只是压迫着意军逐步后退。他们愈是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物资基地、中心地区和联军的增援部队。这样一来，很自然地要对进攻的结局产生相反的作用。然而，在进攻初期，德军在兵力兵器如此微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胜利。即此一点便可证明，法尔根汉当初不接受康拉德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在一九一六年初转入进攻，那么其胜利的前景定然美好得多。

　　 巴尔干方向

　　 在集中精力探讨鲁登道夫1918年的作战计划以前，应该首先观察一下法军战线(即西战场)和俄军战线(即东战场)以外的战况，看看他的对方在这以前3年之内曾经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有过一些什么企图。

　　 当时，法英两目的军事领袖及其司令部，一致坚持着直接路线，对这种路线的威力深信不疑，不仅希望以此突破敌人的堑壕防御体系，而且更想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从1914年4月以来，也有许多人对于直接路线的效果抱着深深怀疑的态度。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完全是政治家，也有军界人物。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考察以后，现在对这个问题已比较容易说清楚了。属于这类人物的，在法国有加里耶尼，在英国有吉琴纳。1915年1月7日，吉琴纳写信给弗仑奇说：“德军在法国境内构筑的那些防御工事，应当看成是不能逾越的障碍，不仅难以用强攻夺得，而且不可能完全加以合围。因此，对付这些工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箝制，而另外选择别的地点来进行战役。”

　　 另外，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有过下列议论：要把敌人阵营中的所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现代条件下，距离和机动性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任何战场上给予敌人的打击，都等于对敌人的战略性翼侧实施传统性的进攻，将有同样的意义。当时，也有许多人引用拿破仑的例子，说明应把力量集中在西线，可是实际的例证恰好相反，证明其他地方的作战行动也是必要的。此外，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在遥远地区的作战行动，与英国进行海军登陆作战的传统战略，是不谋而合的。它本来可以促使英国人充分发挥其海上霸权的军事威力，但直到当时为止，英国人的海上实力是被某些人所轻视的。1915年1月，吉琴纳勋爵曾经提出建议，派遣部队在伊斯肯德伦湾登陆，以便切断土耳其境内东部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根据兴登堡和恩费尔·巴夏在战后所发表的意见来看，英国如果采取这个行动，有可能使土耳其完全瘫痪；但是，并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对于整个欧洲的同盟国来说，也不能算是一条有效的间接路线。

　　 路易·乔治曾坚决主张把英军的主力转移到巴尔干地区，认为在那里可以从“后门”去打击敌人。可是，西战场上的法英两国指挥官们却坚信，在法国境内的战争很快就将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强烈反对其他的任何战略，强调那样将会面临运输上和补给上的困难。按照他们的看法，那样还会使德国易于调动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受到的威胁。这些意见当然也有某些正确成分，不是全无事实根据的，但是却把困难过分地夸大了。他们反对加里耶尼提出的巴尔干计划，仅用这种理由是不适当的。按照加里耶尼的建议，应该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兵力在萨洛尼卡登陆，从那里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并诱使希腊和保加利亚站到协约国方面来。一旦把君士坦丁堡夺取到手，即继续发起进攻，与罗马尼亚配合作战，沿多瑙河溯江而上，逼进到奥匈帝国的腹部地区。加里耶尼的这个计划，与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实际作战情况，有许多相似之点。1918年9月，德国军界人物即已看出，这样一个攻击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吻合。所以到了十一月初，巴尔干方向对于德国的威胁虽然并不特别严重，但却成了促使德国加快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5年1月，法英两国的大多数军事首脑仍然不肯放弃“西线第一”的见解，不愿接受任何新的观念。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没有沉默下去。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于是又产生了所谓的近东计划。这正是一个借尸还魂的新形式，只不过其规模更加有限罢了。

　　1915年1月2日，吉琴纳收到俄国尼古拉大公的一封信。该信请求英军实施一个引诱性的突击，以减轻土耳其军队对于高加索俄军的压力。吉琴纳认为，他无法抽出兵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因而主张使用海军向达达尼尔海峡作一次示威性的佯动。富有幻想力的丘吉尔，马上看出了这次佯动在战略上的广泛可能性，因而建议给俄国人以军事援助。这个佯动在实行时要强行穿过海峡地带，而且没有陆军的支援。他的海军顾问们虽然不一定是这个方案的支持者，但也并不表示反对。于是，英国驻巴尔干地区的指挥官，海军将军卡尔登随即奉命拟制一个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是一支联合舰队，主要由英国的旧式舰船编成，其中只有一部分法国船只。1915年3月18日，在经过一阵预先火力准备之后，这支联合兵力进入了海湾。但由于在一个未曾料想到的地点遇到了水雷区，有几艘舰船很快被炸沉，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就在执行中途被放弃了。

　　 如果协约国的联军尽快恢复进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可能夺得胜利的，因为土耳其方面的弹药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没有岸炮的掩护，水雷区并不难克服。可是，新任舰队指挥官，英国海军将军罗贝克却拒绝在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进攻。早在一个月以前，军事会议即已作出决定，要发动一次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并且已在着手调运由哈密顿勋爵率领的一支陆军前去参战。然而，政府却迟迟没有接受这个新计划，并且迟迟没有理解执行这个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甚至当这些兵力终于被派定以后，却发现数量不够，而且这些兵力在亚历山大港等待装船时，又耽搁了几个星期，其原因是要重新分配运输船只，以期更适合于战术上的要求。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迟疑不决的政策使得一切奇袭的机会都完全断送了。二月间，当协约国军的舰炮对海峡地区的土军岸防工事进行预先的炮火准备时，土军在那里只有二个师；到海军第二次进行攻击时，已增到四个师；等到哈密顿准备好了进行登陆时，则已经增加到了六个师。这时，哈密顿的兵力只有四个英军师和一个法军师，实际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土军占有地利条件，那里的地形使进攻者遇到了比防御者大得多的困难。鉴于兵力数量居于劣势，加上所受任务的限制，即专以帮助舰队通过海峡为目的，哈密顿实施登陆的地点，既不能选在欧洲的海岸，也不能选在亚洲的海岸，而只能选在加利波利半岛。

　　 四月二十五日，哈密顿的登陆兵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南端实行登陆。登陆的场地有两处：一是赫里斯角，位于半岛濒临爱琴海的一边；一是格贝提皮角(赫里斯角北面约二十五公里)。与此同时，法军也在亚洲海岸方面的库门克里地段上岸，作为一种诱惑性的机动，以分散土军的兵力。可是，英法军队的这次登陆作战，完全丧失了战术突然性这个因素。土军曾及时地把预备队调集上来，致使登陆部队无法扩大两个范围极小而且很不牢固的登陆场。

　　 到了七月，英国政府决定加派五个师的兵力去增援已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七个师。但当这些兵力开到的时候，土耳其在那里的兵力也增加到了十五个师。哈密顿决定采取一个实行双重打击的办法：一方面以大部分的兵力从格贝提皮增兵进击；另一方面，则以小部分力量在苏弗拉湾附近(稍北几公里处)开辟一个新的登陆场，以求从半岛中部把它拦腰截断，并占领能够控制海湾的各制高点。同布莱尔地区或亚洲海岸某个地区实施上陆的计划比较起来，这个机动也许显得更加直接化了，可是它却有一个大的优点：这个方向上陆将能出乎敌人意料，使他们无法把预备队及时调来。这样，在土军的预备队赶到以前，在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内，土军在那里阻挡英军进攻的，总共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然而，由于登陆部队的经验太少，他们指挥官的惰性又太大，这次登陆所赢得的时间和条件，白白地丢掉了。尔后，战局日趋僵化，人们大失所望，而那些本来反对这个计划的人更纷纷表示反对，联军不久也就撤离了这个半岛。

　　 对于这个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法尔根汉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对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不能长期加以封锁，而让协约国的舰船自由通过，那么，德国获得胜利的希望将会大大减小。对于中欧的强国来说，俄国处于孤立地位，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俄国人摆脱这种孤立地位，要比他们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意义更大。否则，这个巨怪的力量，或早或迟，终究是会自行瓦解的。”

　　 这个错误并不在于观念本身，而在于怎样把观念付诸实行方面。如果英国人一开始就把以后所逐次增加的兵力集中使用，以求一逞，那么，根据对方指挥官的证词，他们的计划是大有成功希望的。英国人对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就其对土耳其的本土而言，是一条直接路线；但是，就其对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土军主力而言，则应该算是一条间接路线，而就其对整个中欧同盟国家而言，那就更是一条间接路线。如果把西线的情况拿来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当时西线的前景是很灰黯的，虽然已把大量的兵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但是在战略上仍然不能有所突破；而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情况，看来却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作战正好符合使现有手段适合于目标的原则。可惜，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这个原则恰好又完全被破坏了。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方向

　　 对于中东地区的远征，本来不应该列入本章的研究范围。从战略上来说，这些远征地区距离主要战场真是太遥远了，因而其作战行动不可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把这些远征当作在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的手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每一次作战中卷进去的兵力，英军要比它的敌人多得多。

　　 不过，从政治上来说，这些远征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英国人在过去常常是采取夺占敌人海外领地的方法，来抵偿联盟伙伴在欧洲大陆上的失败。当主要战场上的战况不利时，或者在战争的结局还难以确定时，次要战场上的任何胜利，包括海外作战行动的收获，对于缔结比较有利的和平条约来说，都是积极的手段。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这种胜利也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人都反对把那些夺取到手了的德国的殖民地再归还给德国人。他们担心这些殖民地还会变成危险的祸根。许多人忘记了，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是有间接价值的。一旦发生战争，在这些地区很快获取胜利，足以削弱敌人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压力，足以恢复由于敌人获胜而遭到破坏的威望。这种反措施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意义，对于海上强国说来尤其如此。而且，当一个大陆国家占有海外领地的时候，当它的领地易于遭到攻击的时候，它将不能不对自己的侵略意图有所克制。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它曾长期摇摆，下不了参战的决心，直到德国的胜利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它才最后决定参战。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基地，虽然不能保障完全制止侵略行为，但对于遏制侵略目的欲望来说，却是一个能起制约作用的因素。)

　　 对巴勒斯坦远征作战的战略意图，是值得加以探讨的。在开始阶段，这次远征存在着缺点，而且来源于所采取的路线，即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最初，进攻是在一个敌人并不感到突然的方向上发展的，沿着一条最漫长而又最困难的线路前进，采取绕弯子的方法去接近土耳其的重要目标。可是，最初在加沙地区的两次作战都遭到了失败(一次在1917年4月，一次在4月)。加沙是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要冲，扼制着海岸边上的通道。到了秋天，英军使用了数量更多的兵力来实施进攻，不过这一次所采取的路线却不是那么直接化了。

　　 这次的计划是由契特沃德拟制的，艾伦贝接替穆勒担任指挥官以后，随即决定采用这个计划。该计划根据地理条件决定采取间接路线。这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水源的状况，考虑到了沙漠与海岸之间只有一个狭窄的地带。土耳其的防御工事是从加沙城区开始的，向内地延伸了大约三十公里；同时，在内地更深远的地方，即再进十六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比尔谢巴城，从东面掩护着这个地区。这一次，英军行动诡秘，手段狡诈，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了加沙方面，而后，在土耳其人掩护翼侧的方向上，迅速地进行迂回机动，抢占了比尔谢巴城及其水源地。在对加沙进行诱惑性的机动以后，英国人即打算向土耳其军主阵地的侧翼实施突击，同时，从比尔谢巴地区派出骑兵，使其从后方去包围土军。可是，由于水源发生了困难，加上土军在比尔谢巴以北地区发起了反突击，英军这次实施机动的计划又遭失败。土军的防线虽然被突破了，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英军最后企图合围土军的计划也未能成功，继续后撤，终于连耶路撒冷也放弃了。

　　 想要获得决定性结果的愿望，拖了一年，即到1918年9月才最后实现。当时，在沙漠地区，既在东部，也在南部，发生了一种奇特的战役，削弱了土军的作战能力。这些战役使战略，特别是间接路线战略焕发了一些光辉。它在开始时曾被称之为“阿拉伯人的叛乱”，是由劳伦斯所指挥发动的。这种战役尽管带有游击战的性质，但实质上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由于阿拉伯人的战略具有非常科学的计算基础，所以我们不能不指出它对一般作战方法的影响。从总的特点来看，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而就其应用范围来说，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最为有效的战略。阿拉伯部队的机动性，比一般正规部队的机动性要高得多，但他们对于伤亡却非常敏感，难以经受。土耳其军队则几乎不大注意人员的伤亡问题，他们最害怕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因为当时已感到武器装备的缺乏了。土军能进行顽强的堑壕防御，长于击退迎面进攻的敌人，可是却难于应付流动性的作战，经不住局势的急剧变化。土耳其人想要控制广阔无垠的大片领土，可他们的兵力却是严重的不足，无法对各处的卫戍部队进行补充。而且，他们的交通线很不发达，线路漫长。

　　 劳伦斯的战略就是根据这些特点制定的，与一般的战略理论比较，其根基实在有所不同。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同敌人保持接触，而阿拉伯人却是尽量避开敌人。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消灭当面的敌军，而阿拉伯人则把消灭敌人的军用物资，特别是消灭远离敌军的仓库，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然而，劳伦斯的战略还不止如此，还要走得更远些。他并不去切断敌人通向仓库的补给线，不想以此迫使敌人后退，而是力求把敌人困住在原地，让敌人可以获得为数不多的补给品，这样敌人在某一地点停留的时间愈长，则其力量减弱的程度也就愈大，士气也会愈低落。直接对准敌人实施突击，可能迫使敌人更加收拢自己的兵力，更好地组织补给工作和加强防卫措施。阿拉伯人采用这种微弱的针刺法，迫使土耳其人日益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总之，这种战略尽管带有各种非正统性的特点，但它却是一种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战略，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路线的制定者劳伦斯说过：“阿拉伯军队从来不想在某一个地点保持或发展自己的优势；他们对某一地点实施突击以后，马上就离开了，为的是又到另一地点去进行突击。所以，阿拉伯人总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最远的距离上，使用最少量的兵力去进行突击。他们在敌人为组织抵抗而调整兵力部署以前，总是继续坚持战斗的。所以说，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破坏，迫使敌人不能向确定的目标实施突击。”

　　 这种战略与1918年西战场上的战略相比，实质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或者说，1918年西战场上采取的战略，甚至就是这一战略的继续发展。

　　 进行一般的正规战争，能否采用阿拉伯人这种战略呢？这要根据时间、空间和兵力诸因素来决定。就实行封锁来说，阿拉伯人的这种战略确是一种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形式，但它对于战争的影响却显得非常缓慢，与那种旨在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比较起来，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具备合乎理想的条件，而又要求迅速地结束战争，那么总的看来，最好还是采取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然而，为了夺取胜利而又不采取间接路线，那么直接路线的作用可能显得比劳伦斯的战略更加缓慢，代价更高，而且危险性更大。进行机动的空间有限，兵力的密度过大，同样也是一种障碍，有时还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一般正常的战争中，毫无疑问，最好还是采取间接路线，因为间接路线一般能使敌人“落入陷阱”，只要具有这种捕捉敌人的良好机会，就能保证较快地取得胜利。而在上述相反的情况下，或者在已经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那就应该停止采用原来的间接路线方法，而改用直接消灭敌人兵力和摧毁敌军意志的方法去夺取决定性的结果。总而言之，一切间接路线的方法常常要比直接路线的方法为好，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要采取直接的路线。

　　 阿拉伯人的战略意图并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到底。这是因为，1918年9月，当阿拉伯人正在汉志铁路线上严重打击土军的时候，巴勒斯坦境内的土军主力已在艾伦贝的一个决定性突击之下完全崩溃了。

　　 巴勒斯坦境内最后的军事行动，应该算是一个战役呢，还是算一场继之以追击的会战呢？现在似乎很难确定。作战开始的时候，阿拉伯部队正与敌人保持着接触，但是在这种接触尚未分开以前，胜利即以完全注定，所以这次作战看来应该算是一场会战。不过，这次胜利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战略手段，战斗行动所起的作用，在会战中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这个结果估计过低，特别是那些深信克劳塞维茨的教条的人，往往认为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因而更是如此。尽管艾伦贝在数量方面占着优势，可能还不止二比一，甚至于三比一，但是兵力的优势并不能一定保障胜利。英军当初进攻巴勒斯坦时，其所拥有的优势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大，但结果还是不免于失败。而且，不论在过去，还是在这次大战中，有许多进攻战役表明，某一方虽然在兵力上拥有类似的优势，但其结果也还是遭到失败。

　　 对土耳其军的士气“估计不足”，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1918年9月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可以明确看出，在巴勒斯坦进行的战役，就其规模和实施技巧来说，都是可以与历史上其他典型战役媲美的。尽管英军的任务并不复杂，但是就其一般性的特点来说，其战役构思确是完满的，其计划的贯彻执行也是良好的，因此，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完美形式。

　　 这个同土军作斗争的计划，充分反映了威里森和拿破仑关于战略的观念。威里森认为，战略就是“关于交通线的科学”。拿破仑也说过：“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英国人在那里给自己规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土耳其所有一切交通线的主人。切断敌军的交通线，等于是破坏了它的物资供应体系；遮断敌军的退却路线，就是摧毁了部队的士气；毁坏敌军内线联系的交通线，使其无法传递命令和报告，等于损坏了它的感觉器官，使其大脑和身躯之间的联系中断。最后一项任务是由英国空军来完成的。英国空军曾经完全压住了对方的空军，从而消灭了敌人一个重要的侦察工具。后来，它又对艾里·阿富拉地区的电报和电话枢纽站进行了轰炸，从而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工具。在战役的第二阶段，阿拉伯人在德萨地区切断了土军的主要铁路线，结果就使土耳其国内运来的补给品暂时中断。这一行动给土军指挥部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自己有限的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去进行支援。

　　 当时，土耳其的三个所谓“军团”，只是依赖着来自大马士革的唯一一条铁路线进行补给。这条铁路通到德拉以后便分成两支：一支继续向南，通往汉志；另一支转向西去，经过约旦河到达阿富拉。在阿富拉又分成两个支线：一条通向海边，即通到海法方向；另一条向南，通到土军第七和第八军团驻地的铁路车站。土军的第四军团，当时驻在约旦河东面，因而其补给问题依靠通汉志那条铁路来解决。所以，英军一旦占领艾里·阿富拉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渡口，则土军第七和第八军团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而且，除了还剩下一条通向约旦河以东无人区的难以通行的小路之外，他们的退却道路也完全被堵死了。如果进而占领德拉，那英国人就可以切断三个土耳其军团的交通线，甚至包括第四军团的最安全的一条退却道路。

　　 德拉与英军前线阵地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英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得这个据点，以使其对战役结局产生影响。所幸的是，这些据点落到了阿拉伯人手里。他们神出鬼没，突然地从沙漠里钻了出来，一下子切断了所有三条铁路支线。不过，由于阿拉伯人的战术特点和当地地形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土军后方建立起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艾伦贝想要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不得不寻找一个直接靠近敌人的地点，以便在战略上设置一重障碍。约旦河及其以西的山地，正是这种可以阻止敌军后撤的地点。阿富拉的铁路枢纽站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大桥，距离前线都是一百公里，因此，都在其装甲车和骑兵进行战略性“跃进”的范围之内，只要通往这些重要目标的道路没有阻塞，那就可以使用装甲车和骑兵进行突击。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心问题，是要寻找一条接近目标的线路，一方面要使土耳其人难于及时加以阻塞，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不能在事后加以切断。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濒海边上是沙伦平原，它构成了一条走廊，通到了埃斯德纳伦平原(即纳赫-艾里-穆卡塔河谷地)和杰兹里尔谷地(即艾里-古尔谷地)。艾里-阿富拉和贝桑即位于杰兹里尔谷地当中。这条走廊只有一个“门户”通到外面，但因它位置在土军的深远后方，所以并没有派兵防守。这个“门户”系由一条狭窄的山地地带所构成，它恰好把濒海的沙伦平原与内陆的埃斯德纳伦平原隔截开了。然而，土军却在走廊的入口处构筑了堑壕工事。

　　 艾伦贝曾经进行了长时期的心理准备，用诡计代替炮弹，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从海岸边上吸引到了约且河的侧翼。他所以能够成功地引开土军的注意力，是因为在这年的春天里英军曾在约旦河东岸发起过两次进攻，但都遭到失败。所以，他借此引诱着敌人的注意力。

　　 九月间，当土耳其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东面的时候，艾伦贝却把部队隐蔽地调向了西方，并使沿海地区的兵力对比大为改变，从原先的二比一增长为五比一。九月十九日，经过十五分钟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步兵开始发动进攻，突破了土军两道比较浅薄的防线，而后，采取了广泛的包围行动，深深地前进到了内地。骑兵则急速地通过了大开的“门户”，以装甲车为前导，迅速地穿过走廊地带，到达了进入埃斯德纳伦平原的入口处。这次作战行动的成功，获益于空军的保障作用不小，因为正是空军瓦解了敌军司令部对于部队的指挥活动。

　　 第二天，英军已在土耳其人的后方建立了一道战略性屏障。这时，土军还剩有一条退路，那就是越过约旦河退往东方。因为遇到了土军后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步兵直接进攻的速度是很迟缓的，但由于英国空军不断地进行着轰炸拦截，土耳其军无法利用自己唯一的一条退路。九月二十一日清晨，英国飞机发现一个大型纵队正从纳布卢斯(雅法东北五十公里)开出，沿着一条曲折而又狭窄的道路向约旦河方向撤退。这实际上是土耳其二个军团留下的全部残余部队。于是，英国空军一连对它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攻击，把这个纵队完全炸毁了，可以说，土耳其的第七和第八军团，从此以后也就不存在了。

　　 在约旦河以东地区，由于难以建立一条战略性的屏障，土耳其的第四军团并没有遭到毁灭。不过，英军的打击虽然不够猛烈，但却是连续不断的，因此该军团也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在此以后，英军进占了大马士革城，并继续扩张着战果，攻占了阿勒颇。阿勒颇城距离大马士革已有三百二十公里，而距离英军在三十八天以前的出发阵地，则是五百三十公里。在这次进攻过程中，英军捕获俘虏七万五千人，而自己的损失不到五千。

　　 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崩溃，米尔尼从萨洛尼卡的进攻正好接近了君士坦丁堡，前进到了土军的后方，使土耳其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一来，当英军于十月三十一日刚刚到达阿勒颇时，土耳其正巧也就宣布投降了。

　　 我们分析在巴勒斯坦夺得的这次决定性胜利，必须指出，在英军还没能于土军后方建立战略性屏障以前，也即是土军在心理上还没有受到强烈震撼以前，土军是能够阻挡英国步兵进攻的。而且，由于最初形成了堑壕战的局面，步兵对于防御的突破也就必不可少。但在正常的作战条件恢复以后，争取胜利的工具主要还是机动性部队，而当时它们在全部兵力中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在巴勒斯坦的作战，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特殊例证，但其技巧主要在于准备阶段。至于它的执行，仍然是依赖于部队的机动性。正是因为这种机动性，才使敌人的稳定性受到了破坏，使其组织纪律发生涣散，这实际上又是进行突然袭击的结果。

　　 另外，还要扼要谈谈整个东南欧战场上的萨洛尼卡作战。协约国方面派遣联军在那里登陆，最初的目的只是增援塞尔维亚。1915年秋天，由于迟误了时机，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经过三年以后，萨洛尼卡却变成了进攻的跳板，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巴尔干地区开辟一个立足点，保有一块基地，虽然很长时期没有在那里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但仍然是很必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作战上的需要。当然，是否需要在那里集中这么多的部队(最终多达五十万人)，则是颇有疑问的。德国人后来挖苦地说， 他们在巴尔干有一个“最大的集中营”，专门收容着协约国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