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第二十三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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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第二十三

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第二十三

作者:威廉·西摩 ·英

出自————《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战时在印度支那地区始终保持军事存在的法国,企图恢复战前格局,重新成为印度支那的殖民大国。但事与愿违,法国人很快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内外交困之中,而且他们的企图使他们自己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1930年,一位共产党革命家缔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他就是后来改名为胡志明的那个人。他被法国人逐出越南,后来在中国的广西省站住了脚,并在1941年组建了名为“越盟”的政党。胡志明在广西开始与武元甲共事。武元甲原是河内的一名教师,后来成为胡的副手,并逐步成长为胡的军队统帅。

   1945年3月日本人撤离了占领的印度支那,这对越盟帮助颇大。当年8月底,胡志明在河内建立政府,并任政府首脑。他手下有5000人的游击队,由武元甲指挥。该游击队控制了东京湾和北安南山脉。胡志明曾一度受到中国国民党有限度的保护。当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军于11月在西贡登陆时,国民党军队曾在北纬16度线上封锁了他们北上的道路。但是中国人除了供给一些缴获的日造步枪外,无法提供其他物资援助。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5月撤离越南。

   胡志明十分清楚,游击队虽然日渐壮大。但还不具备对付法军的能力。因此,他决定谈判,其结果是与法方达成了一项双方均不满意而且难以持久的协议。武元甲主张武装抵抗,他忙于在东京湾东北部大本营(越北)扩大游击武装,进行训练。而胡志明则冷静、深沉、有耐心。他非常清楚:和平,即使不稳定的和平,只要伴有停火或休战,对他来讲都至关重要。因此,他继续出席会谈和进行谈判。

   然而,1946年秋法国人终于失去耐心,提出了胡志明认为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越盟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获得独立,当年11月底,它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法战争。但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并非一无所获。胡、武两位越南领导人已掌握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立即开始实施精心制定的游击战计划。这支武装力量已扩大到3万人,活动在若干个地区内,每个地区都有一独立的组织,但由武元甲统一指挥。

   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它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是越盟成长的“助长剂”。到1950年,武元甲已在越北地区建立一支含4个步兵师的正规部队,每个师下辖4个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总兵力达1万人。其后勤供给主要依靠在当地征募的一支庞大的农民队伍。

   1950年秋,武元甲认为自己的力量已很强大,足以向法国远征军及新近成立的越南国民军发动进攻。作战初期,武元甲有选择地在某些地区巧妙地运用兵力优势。他极为成功地将法军从东京湾北部彻底赶走,并对河内及海防造成严重威胁。但当年12月,随着法国伟大的军事家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后成为元帅)的到来,法国人的命运大为好转。1951年,越南人的日子极不好过。

   1951年1月,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战在红河三角洲打响,法军由德拉特·德塔西尼亲自指挥。此仗可谓艰苦卓绝,势均力敌。武元甲虽然占有3:1的兵力优势,但在3日苦战中伤亡6000人。同年,又经过两次更加惨重的失败之后,武元甲不得不转入游击战。德拉特·德塔西尼当年年底返回法国,后死于癌症,处世尤为谨慎的萨朗将军接替了他。法军调换指挥官,使武元甲得到喘息机会,重新获得了主动权。他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将部队扩编为6个师。这6个师包括第351重型师,该师辖1个工兵团,2个炮兵团,1个重武器团,1个高炮团,后来又增加了1个野战火箭部队。

   重型师的组建及其他收获是胡志明1950年4月访问北京后的间接成果。他在北京与红色中国达成协议,即由中国向他提供各类武器及军事教官。从此之后,中国人源源不断地从云南边境运来大批野战火炮、高射炮、轻武器以及弹药。中国只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才短时期中断向越盟供应军火,而这一中断有利于越南,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可以向越南提供从美国人那里缴获的先进武器。中国在越南的参战情况不详,但有一支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以确保越军正确使用中国武器。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肯定至少有一个高炮团参战。但从表面上看,武元甲这个被法国人蔑视的自学成才的军事天才,是所有主要战斗的指挥官。

   1953年5月,纳瓦尔将军接替了萨朗将军。他曾是骑兵部队军官,在参谋部担任过要职(主要在情报部门),还任过装甲部队指挥官。他虽然富有自信心,但由于没有在高级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加之对印度支那一无所知,因此对能否担当此任感到没有把握。但是法国政客毫不理睬他的意见,将他派往越南,并令他将战局改善到使法国政府能够进行谈判的程度。

   纳瓦尔抵达印度支那时,法军总兵力为18.9万人,其中法军5.4万人,外籍军团(其中许多是德国人)2万人,北非部队(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3万人,空军1万人,海军5000人和越南军队7万人。然而,这些部队的大部需在红河三角洲“德拉特防线”的一系列防御阵地上执行守备任务,或在法军管辖之下的其他地方执行同类任务。武元甲拥有6个师和3个独立团,其中至少有8万人是训练有素的一线部队;他还有强大的二线部队,可从事地方作战。此外,武元甲还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的后备队。越盟控制了东京湾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安南山脉“腰部”的制高点并在更南的区域设有少量据点。

   局势对纳瓦尔并非有利,但他立即察觉到自己的指挥弱点,并且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该计划以增强部队机动力、增加兵力、并得到美国的援助为基础。纳瓦尔将此计划带回巴黎,但并未得到批准。在他返回越南时,巴黎只答应给他增加10个营的兵力以及有条件地提供一些美援,并且命令他必须立即行动。他执行了命令,在北部打了一场胜仗,即在安南山脉“腰部”获得一次小胜,并成功地撤回了那商筑垒营地的法军。

   建立那商营地曾是萨朗将军唯一的成功之举。3个伞兵营准确地空降在敌占区,在那里修筑了一个堑壕纵横的营地。而越盟部队对它的一系列进攻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代价高昂的自我损耗(越盟的确这样做了)。成功地撤离那商,促使纳瓦尔认为在敌方领土上建立的据点并没有多大危险。基于这种认识,加上法军负有保护友好王国老挝的义务,纳瓦尔决定在奠边府设立规模更大的筑垒营地。控制由北方入侵老挝的唯一通道。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约180英里处。自1952年11月起,它一直在越盟控制之中,很有可能成为越南入侵老挝的前进基地。奠边府差不多正好位于一个大约12英里长,8英里宽的肥沃、富庶的谷地中央。谷地周围是丛林覆盖,连绵起伏的山峦,有不少山峰高达3000多英尺。这里既不易防守,也不易实施空运补给。

   纳瓦尔任命勒内·科尼少将为东京湾部队司令。负责从河内的基地指挥奠边府筑垒活动。科尼身材魁梧,精明强干,他跟着自己敬佩的德拉特·德塔西尼来到印度支那。科尼雄心勃勃,直言不讳,性情暴躁。如果对某一命令持有异议,他就会提出不同意见。纳瓦尔选用科尼必定是由于他赏识科尼的才干,他们俩关系一般。然而,他们一致认定卡斯特里上校是守备部队司令官的最佳人选。卡斯特里是一位骑兵军官,与纳瓦尔相识。不久前他成功地指挥了红河三角洲的装甲部队。奠边府将被用作实施进攻或防御作战的基地,因为纳瓦尔预计在这一带要打一场运动战,而一名骑兵出身的军官当基地司令,的确很合适。

   1953年11月20日上午,10点半刚过,第6殖民伞兵营和第1伞兵团的第2营抵达两个空降地域上空。“卡斯特行动”正式开始。奠边府谷地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宁静和平,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越盟部队毫无准备。两个空降营降落在相距3英里的两个地域。第1伞兵团的士兵没有遇到抵抗,殖民伞兵营在奠边府西北着陆,遇到强烈抵抗并有一些伤亡。中午刚过,殖民伞兵部队第1营加上2个75毫米炮兵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外科医疗小队空降着陆。越盟部队下午4时撤离该地区,留下96具尸体。

   次日,包括一辆推土机在内的重型装备空投到位,工兵们开始修复主要的简易机场,加固“堡垒”。奠边府谷地由若干个小村庄组成,地势平坦,只有几处小山包,楠云河从谷地中流过。法军以前占领该地时,曾修建了两个简易机场,较长的跑道为1.6万码,靠近奠边府;另一个比较小的机场位于奠边府以南3英里处。

   整个防御体系由数个据点构成。每个据点以一女子名字命名,各据点由数个(理论上)相互可以支援的支撑点构成。北边是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由阿尔及利亚第5步兵团驻守。其东南面是比阿特丽斯据点,由外籍军团第13半旅的第3营驻守。由主要机场周围的工事构成的于盖特据点,由外籍军团第2团第1营和一支155毫米炮兵部队驻守。于盖特据点西面和北面是安妮·玛丽据点,由泰国人驻守。在安妮·玛丽据点以南是克洛迪娜据点,由外籍军团第13半旅的第1营驻守。楠云河以东是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分别由阿尔及利亚第3步兵团第3营和第4摩洛哥步兵团驻守。再往南3英里便是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这一处境危险的据点由下列部队坚守:外籍军团第3团第3营、阿尔及利亚步兵第4团第2营、一支法国人指挥的摩洛哥部队、一个105毫米炮兵连和一支坦克部队。战地司令部和野战医院位于克洛迪娜据点正北的地下掩蔽部里。步兵的坦克和炮兵等机动部队也集中在此。当时,奠边府谷地的法军兵力近5000人。

   以后的几周里,巴黎的军政高级官员乘坐飞机接踵而至,以便从纳瓦尔和科尼将军那里了解法军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命运与奠边府这片稻田息息相关。在奠边府,人们每天都在挖掘沟壕,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加固工事,给来访贵宾留下深刻印象。纳瓦尔将军估计敌方至少要用3个整师才能包围奠边府。牵制住这么多敌方部队将对法军计划于元月在安南进行的战斗(亚特南特之战)十分有利。万一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瓦尔确信其防守火力足以压制敌方进攻。奠边府尤如“发怒的刺猬”,将给越盟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如此乐观。纳瓦尔本人在表示自信的同时,也并未忽视让科尼准备一项秘密撤退计划,以防事态恶化。科尼对此乐于从命,因为他本来就对防守奠边府持保留意见。主要反对派是空军高级将领法伊将军,他指出,机场是守备部队的生命线,极易遭受敌人的打击,法军的赌注下错了地方。然而,炮兵司令官皮罗上校则盲目乐观,过分自信。他认为其反炮火计划会有效地摧毁敌人丛林中运来的任何火炮。当问及是否还需要更多的火炮时,他回答说现有火炮已超过所需数量。结果,法军炮兵的失利成为法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在占领奠边府谷地之后的3个月中,法军多次出击。12月初,法军派出一支部队协助莱州的泰国守备部队撤离。另外,为了获取情报、骚扰敌人和破坏敌运输线,法军还使用各种武器对敌纵深实施猛烈袭击。但多数袭击和出击均无实质性结果。由于空中补给困难或遭敌人伏击,法军多次失败,损失惨重。派遣游击队潜入敌后也收效甚微。到1月份,奠边府显然已丧失了“进攻跳板”的作用。由于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显然企图以全面进攻吞掉这块“诱饵”,法军打算增派更多的部队、火炮以及坦克,企图增强防御力量,但这一切已为时过晚。

   纳瓦尔和科尼不仅过份低估了武元甲可投入战场的一线部队的数量,而且还低估了武元甲在恶劣的地形上运输重型武器的能力,以及进行运动战的能力。武元甲于1953-1954年冬季采用运动战逃脱了法国人的包围。武元甲令所属师、团部队来回运动,避免任何正面激战。他的部队甚至可以在老挝进出自如。为免遭敌人的猛烈攻击,武元甲大部队昼夜兼程,夜间行程更远。蜿蜒的行军纵队逐步接近了法军营地。越盟的每个士兵除携带武器外,还带有水壶和30磅大米,此外还带有一把挖壕用的行军锹。

   3月13日做好进攻准备时,武元甲已在法军各据点附近集结了4个步兵师和1个重型师的兵力。武元甲总共投入4.9万人(战役过程中又投入1万人)对付法国守军。法军虽又增强了12个营的兵力,但总兵力仅为1.32万人,其中一线部队不足7000人。

   最使法军震惊的是,越盟第351重型师操纵火力的精湛技术。越盟的重型武器比法军多2倍以上。此外,他们以惊人的能力将重武器施上陡峭的丛林小路,必要时以捆扎树梢的巧妙方式伪装武器,还用人力将火炮拖运到前沿的斜坡上。他们挖掩体把火炮隐蔽定位,使其可向法军营地的薄弱点,尤其是法军的机构实施直瞄射击。伊莎贝尔据点的炮火打不到它们。中部的反击炮火也无法压制它们。假如法军夺取并固守高地,局势则可能完全不同。

   3月13日,奠边府谷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这一天,越盟的炮火持续不断,从未减弱,法军的回击不起作用。越盟的炮火集中打击比阿特丽斯据点,同时打击整个营地的中心。正在指挥外籍军团第13半旅第3营作战的佩戈少校由于指挥所中弹而丧命。紧接着,中心扇形防御阵地指挥官戈谢上校阵亡。但直到下午5时30分,勇敢顽强的越南人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比阿特丽斯据点发起攻击。他们勇猛地扑向铁丝网,死伤逾千,成营的援兵又蜂拥而至。到午夜时分,法方竭尽全力勇敢作战的外籍军团在比阿特丽斯据点全部被歼,该据点落入越盟手中。比阿特丽斯据点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薄弱据点,一攻即克。但它的失守意味着该营地的其它据点已处于越盟火力的直接打击之下。

   次日傍晚,北边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遭到袭击。战斗进程十分类似比阿特丽斯据点,也是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指挥所;皮罗上校受命消灭敌人的炮兵,但其炮手同样没能完成任务。又是大批越军蜂拥而来,许多人被打死在铁丝网上,大量援军照样往前冲。阿尔及利亚人虽顽强抵抗,但终于失败。

   3月15日,安妮·玛丽据点遭到猛烈攻击,而泰军第3营(驻守在第1、第2支撑点)毫无作战兴趣。但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战。他们对越南人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在夜色中悄悄地溜走。消失在丛林中或投降敌方。最后只剩下一个支撑点仍然在固守,防守者被迫撤到于盖特据点。战斗打响后的48小时之内,法军就有3个据点落到敌人手中。更严重的是,法军失去了自己的炮兵指挥官:夸下海口的皮罗幻想破灭,羞愧难忍,将一颗手榴弹放在自己胸前,拉响了导火索。

   从初次突击之后直到3月底,没有激烈的战斗。然而筑垒营地的守卫者和进攻者依然活动频繁。武元甲需要喘息时间,以便补充新兵,补偿强攻法军3个据点时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他还需要时间让他缓慢但确有保障的后勤部门完成弹药储备。成千上万的民工 [ 注:战役初期,武元甲有3.15万人提供近距离保障。此外,在其漫长的后勤运输线上还有相同数量的后勤保障大军。 ] 和自行车蚂蚁般地在羊肠小道上忙碌着。与此同时,武元甲紧缩了对法军营地的钢铁包围圈,向敌方延伸堑壕,以便下次进攻时使用。

   法国人处境困难,即使在战斗的间隙,法军高级指挥官也明白他们不会取胜,仅后勤供给困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便两个机场同时使用,现有飞机也不够用,许多飞机已无法使用。这给后来的伤员后送工作带来严重问题。偶尔抵达的救护飞机在3月底之前还能勉强着陆(常常冒着敌人的炮火),直升机在后来几周内仍然艰难地冒险着陆。但是事实证明,即使这样也不能运走野战医院的所有重伤员,医院已无法处理大量死伤人员。

   在下一次激战开始之前,守备司令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皮罗上校已死,卡斯特里的参谋长负伤,需要后送。卡斯特里本人则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不得不将朗格莱中校调到司令部协助指挥。科尼将军甚至考虑要亲临奠边府进行指挥,但有人说服了他不要去。奠边府已经没有指望,现在还不是东京湾武装力量总指挥官表现自己献身狂热的时刻,即使此举可使他名留千古。

   双方摆好架势准备进入战役第二阶段时,法军依然士气高昂,尽管他们面临严峻局面。来自法军周围高地的敌军炮火越来越猛。即便如此,法军的后勤供给仍未间断(虽然某些物资由于空投高度过高而落人敌手)。此外,还有部分枪支和作战人员空投着陆。空降部队中包括比雅尔少校的第6殖民伞兵营,该营与首批人员一同着陆,后被派至其它地方作战。

   3月30日至4月4日为战役第二阶段。朗格莱和卡斯特里竭尽全力利用所有物资加强防御,而且在各个重要支撑点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可靠部队。他们将重点放在楠云河以东的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越盟的炮击和攻击目标正是这两个据点。越盟第312师的战士从多米尼克据点前方200码处的堑壕中跳出,蜂拥而上,将铁丝网和雷区置之度外。阿尔及利亚人被越军的猛攻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向后方逃遁。

   后来被称为“五高地之战”的战斗是不祥的开端,多米尼克据点6个支撑点中的3个很快失守。外籍军团空降部队进行反攻,不久,2个据点失而复得。但第二天战斗快结束时,越盟军队夺取了该据点东北部并准备向纵深突入。

   当双方激烈争夺多米尼克据点之际,埃利亚娜据点遭到越盟第316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此据点某个支撑点上的2个连的摩洛哥人步阿尔及利亚人的后尘,逃之夭夭。密集的炮火还削弱了这一重要据点的其他阵地。但守卫者坚守了一整夜。黎明时,战斗有所平息,法军采取果断措施试图夺回多米尼克据点阵地,但未能成功。

   4月1日夜,于盖特据点外围的一个支撑点遭到来自西北方向第308师2个团的攻击,该处简易机场部分失守。防守者不得不保存实力,因为现有的反攻部队必须用来营救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两据点。万一这两个据点失守,无论于盖特据点能否守住均没有实际意义了。4月2日,伊莎贝尔据点遭到攻击,几天前奉命前来参加奠边府战役的外籍军团第3团第3营被击溃,只有他们的坦克幸免恶运。后来3天里。越盟第304师第57步兵团向守备部队发起一系列猛烈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4月2日和3日,在所有遭到进攻的地区都发生了残酷的肉博战。4月4日凌晨,越盟第308师企图对机场扩大战果,但同样在遭到大量伤亡之后渐渐减弱了攻势。人员处于绝对劣势的守备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伤亡相当大,但毕竟幸存下来。武元甲企图攻破法军营地内部防线。但伤亡数千人,未达目的。越盟的损失能得到补偿,而法方则无法补偿。战斗初期,第1空降轻步兵团第2营及其装备投入法军营地,但在敌密集的高射炮火下,这只不过是绝望的一搏,无济于事。在这次空降之前,奠边府地区步兵已减至4500人以下(其中1600人在伊莎贝尔据点):5个伞兵营中只有1个营为300余人,坦克只剩4辆,火炮损失亦很惨重。

   武元甲对“五高地”和于盖特据点北部阵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凶猛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并没获得他所希望的胜利。法军的防守如此顽强,出乎越盟的预料。但无论如何,越盟部队超人的勇敢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并未付之东流。4月初战斗平息下来时,他们已占领机场的一部分,多米尼克据点的2个支撑点和埃利亚娜的1个支撑点。多米尼克据点阵地的失守,对法军来说后果尤为严重,因为越盟军队可以扼守通往防御中心的东北入口,他们离中心阵地不足1英里。防御体系四周受制,形势险峻。这样一来,敌人炮火目标区缩小了,空投补给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

   继续增援的决定不易落实,因为此仗败局已定,突围希望渺茫。然而,科尼认为:“五高地”之战造成的损失至少应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4月9日至12日,主要援军空降着陆,但效果并不理想,因空投区域狭小,加上不久前雨季开始,空降困难重重。4月9日夜晚,气候尤为恶劣,外籍军团第2伞兵营实施空降。比别的部队幸运的是,该营的2个连和营指挥所都在“筑垒”区内着陆。4月11日至12日夜间,空降的850人中40%落入越盟手中。这批空降兵中大多数来自外籍军团步兵营的志愿者,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在这样恶劣的,难免伤亡的条件下跳伞。

   战斗曾一度减弱,但气象条件则更加恶化。法国人希望雨季能够成为盟友,但实际上雨季成为法军的另一大敌。铅灰色的天空,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使干涸的泥土变成泥流。越南人完全适应这种条件,但被困的法国人在狭窄、污浊、无护墙的壕沟里挣扎着行走。大雨甚至穿透掩蔽体的单薄顶篷。伤员的处境正极度恶化,手术条件极端困难,伤口很快因感染而坏死。乌云和阴霾妨碍了空中补给,但对越盟的高射炮手毫无影响。防御区越来越小,但仍需食品供应,甚至战俘也离不开食品。前景一片黑暗,绝望的气氛笼罩着西贡和河内。法军决定组织救援部队。

   武元甲利用4月中旬的几个星期稳步地把堑壕挖至卡斯特里的司令部和法军主要防线附近。处境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虽然被四面包围,但仍在顽强坚守。越盟从老挝和其它地方调来了新部队,训练营地的后备队也被调来充实部队,为下一步大举进攻做准备。越盟要求中国提供720吨弹药和1个高射炮团。武元甲计划投入3.5万名步兵,1.2万名炮兵、工兵、通信兵和其他小分队。奠边府防御部队掘壕固守,准备全力顶住即将来临的攻击。

   4月间,在对“五高地”的进攻大部受阻之后,越盟集中力量进攻于盖特据点北边的3个支撑点和仍在法国人手中的部分机场(主要空投区)。在“五高地之战”进行之时,这里的战斗就已经开始。相对平息近1个月之后,战斗重新开始,并成为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法军寡不敌众,援军的数量远远不够。4月28日于盖特据点的3个规模不大但很重要的支撑点失守,越南人又攻占了机场的一部分。法军伤亡500人,其中包括精锐的外籍军团伞兵。但越盟付出的代价更大,损失3个团的大部分兵力。对武元甲来讲,这只不过是暂时受挫,但他需要一周时间补充弹药和兵力,以便发动他所设想的决定性进攻。

   酝酿已久的“孔多行动”计划,原来是为追击被奠边府积极顽强的防卫力量所击溃的越盟军队而制定的。但到4月份,该计划不得不改为竭尽全力营救奠边府守军的应急计划。老挝法军指挥官克雷佛克上校在纳瓦尔指挥下负责实施该项计划,但该计划很快由于高级军官的反对而陷入困境。

   4月初,如果部队行动迅速,科尼也会承认此计划的有用之处。但纳瓦尔耽搁了时间,因为他在增派更多部队去奠边府解围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时,科尼与纳瓦尔关系已经很僵。4月14日,科尼告诉卡斯特里救援部队正在途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克雷佛克的部分部队已经出发,但纳瓦尔到27日才下达最后命令,而且还取消了空降部队。克雷佛克尽了最大努力加快行军速度,但其北非和老挝部队未受过丛林作战训练,无法及时突破越盟军队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武元甲急于速胜,这不仅因为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因为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形势。为此,5月1日武元甲又一次组织部队向法军据点发动进攻。越盟不再采用蚕食战术,而是转为实施大规模进攻。其交通壕已挖到法军防御阵地边缘,进攻前不进行炮火准备,视死如归的越南人携带可塑炸药炸毁铁丝网和堑壕。整个战线转入激烈的近战,整个战场枪炮声不断。5月2日晚,越军在埃利亚娜和于盖特据点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伊莎贝尔据点的前哨阵地。但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法军把越军从刚失守的阵地上赶走。这表明法军仍有很强的战斗力。

   法军的末日已快来临,这并非因为守军已丧失勇气和斗志——他们直到最后仍斗志昂扬,英勇奋战——而是因为他们已弹尽粮绝。后勤保障始终是战斗的关键。只要气候允许法军飞机起飞,它们就会用密集的机关炮、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打击越南人。但越盟的人海运输线坚不可摧,而法国人除狂轰滥炸外别无办法。的确,5月2日至3日夜晚,殖民伞兵某营部分人员空降着陆(他们是几天前从法国来到越南的),可是为时太晚.毫无作用,只不过使奠边府行将失守的痛苦、牺牲和无效挣扎更加不堪忍受。有的指挥官比较明智,指挥该营余下人员赶快撤离。

   战斗的最后几天,雨季气候恶劣到极点,乌云压顶,大雨倾盆。情况日趋严重,但法国空军继续空投物资(5月6日空投196吨)。由于法军的地盘太小,大量的物资落入越盟手中,他们很快穿起法式军服或头戴美式钢盔,向法军进攻。

   法军被迫一寸一寸地放弃于盖特和克洛迪娜据点的阵地。双方进行的凶猛肉搏战,简直象是回到了野蛮时代。一个越盟士兵倒下,另一个士兵带着以身殉职的狂热感情又冲上来。法军的防御圈越缩越小。最后2天的战斗主要集中在埃利亚娜据点的主要支撑点上。5月7日晨,又一群越盟士兵攻上来,最后一个据点终于崩溃。当日下午奠边府的法军防线开始土崩瓦解,只有一些孤立的阵地在进行零星战斗。为了避免又一个无谓的血腥战斗之夜,卡斯特里宣布下午5时3分停止战斗。当时,只有伊莎贝尔据点还没有完全大乱。

   虽然伊莎贝尔据点遭到重炮袭击,但直至最后几天,该据点的主阵地还没有遭到越盟的猛烈攻击。然而,伊莎贝尔据点内的情况有许多方面不如其它据点。该据点的主要任务是用11门105毫米榴弹炮为主要防御阵地提供侧翼火力支援。为完成这一任务,1166人加上大炮、坦克被部署在一个十分狭小、相当潮湿的环形防御地带内。战斗一打响,守军的小型简易机场即被摧毁,通往奠边府的道路被切断,越南人包围了该据点。据点守军甚至连光顾两个为提高士气而设的妓院的福分都没有,因为司令部故意把妓院放在比较靠北的地方。该据点守军的生存完全依靠空投物资。但由于伊莎贝尔据点的空投区很小,空投物资丢失的比例比奠边府主阵地大得多。

   从5月1日开始,越南人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伊莎贝尔据点。后来7天的战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轰击这个不大的据点的炮火非常猛烈。到5月7日下午,虽然部分支撑点被摧毁,但主阵地仍未失守。下午4时许,该据点指挥官拉朗德上校接到卡斯特里发来的无线电报,电报说,战斗将于傍晚结束,拉朗德可以执行“信天翁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一个撤退计划,它要求主阵地的守军经由伊莎贝尔据点撤离,由伊莎贝尔守军断后。但前沿阵地已经失守,主阵地守军突围已不可能。拉朗德出于对士气的考虑,对此计划守口如瓶。现在,他只好在没经过演练的情况下就按计划撤退。晚上10时,2个连消失在夜幕中,但他们很快就被截断,淹没在强敌之中,变得四分五裂。有的士兵返回伊莎贝尔,小部分逃进丛林。战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意义。5月8日凌晨1时,拉朗德上校投降,奠边府围攻战结束。

   毫无疑问,越盟取得奠边府围攻战的胜利,是因为武元甲指挥有方。的确,武元甲拥有一支兵力众多,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愿为自由而献身的军队。然而,他的激情和精神,与他快速多变的战术才能一样,激励着他的军队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奋斗精神。武元甲为胜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据估计,越盟军队在此次围攻战中伤亡人数高达2.3万人,其中死亡8000人。兵力较弱的法军防御部队(其中外籍军团的7个营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也损失惨重,以整数计算,伤亡9000人,其中亡2000人,另外7000人在5月8日被作为俘虏押走。

   奠边府围攻战不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的结束,因为战争后来还持续了3个月之久。法国和越盟政府均已厌倦战争。但越方准备顽强坚持到底,以便在谈判前再占领一些地盘。武元甲当时已经拥有约9万可用来对付法国人的第一线部队。而法军则在6月做出决定,更换总司令,由伊利少将接替纳瓦尔。伊利指挥了最后一次战斗——奥韦涅战斗。他派兵占领了河内至海防公路以南的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国中之国。伊利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发动一些小规模的非决定性战斗来攻打当地人的设防阵地。战斗很快平息下去。7月3日,法越双方代表在中甲(在河内正北不远)举行会谈,其中讨论了交换战俘问题。这才是结束整个围攻战的开端。7月23日,包括越盟政府代表在内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同意停火。因此,越盟获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也获得独立。印度支那进入相对和平与幸福的时期。但不久,这种和平和幸福又一次遭到破坏。

图45: 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图46: 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现在看来,法军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失败的原因很多。参战人员缺乏勇气和持续作战能力决非原因之一。但是,深入敌占区建立孤立无援的攻防基地的方针可能是错误的,值得进一步研究。有许多判断错误,主要是法军总参谋部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越南解放军的实力、机动能力、火力以及越盟指挥官的能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炮战能力。如果投入足够的空军力量,尽管不一定能打赢这次战役,但法军至少能守住奠边府。

   也许是作为北约成员国,对北约负有义务,法国很难向印度支那提供数量充足的飞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美国本来可以在不大规模卷入的条件下改变双方的军力对比,但它拒绝提供空中补给支援。最后一个原因是,法军在战役中没有总体指挥。纳瓦尔、科尼、法伊、卡斯特里和朗格莱都只注重战术问题。更糟糕的是,纳瓦尔和科尼关系很僵,已经达到相互仇视的程度。

   以上是战役失败的大体原因。具体从战役本身来看,后勤保障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越盟显然占绝对优势。除了部分食品(越盟士兵靠大米、扁豆和干鱼度日)和后来法方空投落入越南人手中的物资之外,越盟在战役中所需要的物资均由中国提供。运送这些物资的路线很难确定,因为途径太多,太复杂。第二次越战以前,中国昆明有铁路通往印度支那的边城老街,但没有资料表明物资靠火车运往越南。物资很可能是经从蒙自到曼耗以及从凯华富(音译)到班巴的道路,从老街、高平甚至谅山地区进入越南境内,然后由土路运往奠边府。到1954年3月,越南人修筑了莱州至奠边府的初级公路,为运输来自老街方向的物资提供了方便。

   通过这些国内和国外道路以及丛林小道,漫长的脚夫运输队艰难地将弹药给养运往战区,一个师一个师的部队也通过这些道路抵达前线。法国海空军飞行员直到围攻战结束前还冒险去破坏这一条条运输线,但很少成功。道路一旦遭到破坏,越方工兵就很快修复,或者绕道而行。红河上的桥梁和军需供应点均得到良好保护,要接近这些目标和主要道路,飞行员要冲过密集的高射炮火构成的“死亡走廊”。越盟的物资运输及部队机动尽可能在夜间进行。但即使在白天也难以对他们进行空袭。越南人在伪装方面不学自会,弹药库、行军纵队、火炮阵地被丛林掩蔽得滴水不漏,他们的无烟炉在做饭时不会暴露目标。这些是阻碍法军成功地进行遮断袭击的因素。

   武元甲后勤补给系统的主力是成千上万名承担接力运输任务的脚夫。他们是招募来的农民,往往自带粮食。靠手提肩挑来保障部队的供应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们采用经过改装的自行车。越盟从1951年起一直采用“标致牌”自行车。这种车车座被拆掉,车架用木制撑架加固,车龙头用竹杆加长,以便载重物时把握方向。改装后的自行车可运载重达450磅的零散物资(一般情况下每人只能携带45磅重的东西)。只要天气晴朗,这种车便可灵活地在丛林小路上运行。因此,如果武元甲拥有5万辆自行车,就等于他的运输队一次可以运送约1万吨左右的弹药、武器配件、汽油和食品。

   战役的最后一个月里,雨季来临,自行车运输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可是,那时越南人已有了600辆2.5吨的俄式莫洛托夫卡车 [ 扫校者注:即解放卡车 ] 在土路或公路上行驶。负责公路保养的是一支庞大的苦力劳动大军。纳瓦尔曾指望这些道路雨季时无法使用,从而使越盟的后勤保障象他自己的那样发生困难,但事实与此相反。更糟的是,低云层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越盟运输队免遭法军飞机的袭击,同时也严重妨碍了法军准确地空投物资。

   如上所述,越盟后勤系统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工。而法军的供给则完全依靠空中支援。越盟需要多少民工即可征用多少,而法军飞机的数量从未得到满足。简言之,这就是法军战败的原因。

   如果纳瓦尔在战役前几周预储充足的给养,他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武元甲用高超的指挥才能迫使纳瓦尔违反他自己宣布的政策,使他耗尽人力物力为其机动小分队建立空降场,企图挫败越盟对老挝和湄公河流域地区的进攻。为完成此任务,法军运输指挥部耗尽了全部物资储备。

   奠边府围攻战中,法军至多拥有100架运输机和50架轰炸机(B-26),但机组人员缺编。然而从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至结束的最后一天,法空军冒着37毫米高炮的准确炮火的袭击,共出动了1629架次,损伤相当严重。法军承认损失了23架飞机。法军也缺少地勤人员。如果飞机得不到维修,美国人就不愿提供更多的飞机。最后,美国确实提供了1200名地勤人员,从而改善了法军补给状况,但这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在战役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达科他”式飞机还能够着陆,守卫奠边府的部队每日150吨的最低食品需求量还可以得到满足。改为空投之后,情况变得异常严峻。4月有两次空投的记录为217吨和229吨,但通常的记录都远低于最低需求量。行政参谋人员还有另外两个难题。其一,在安排药品、弹药、增援部队和食品的空投顺序时,食品往往置于最后一项。这意味着削弱战斗力,因为士兵有时的食品仅够维持生命。其二,食品本身也有问题,因为欧洲人能接受的营养食品,伊斯兰教徒不能容忍,非洲人和越南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需的食品品种不同。

   法国海军飞行员出色地对付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的处境。直到战役的最后一刻,援兵和物资还不分昼夜地被空投到日渐缩小的防区内。宝贵的物资落入敌人手中不可避免,但这很少是飞行员的过失,而是冲突升级中必须承担的风险。这种使冲突升级的决策在战役初期即大错特错,它无疑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在讨论这场战役的过程中,导致失败或胜利的许多因素都已分析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有三个,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即补给问题,我们还从未在以前的各章中正式谈过,尽管在华沙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中,补给问题已成为虽不关键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法国人没有可靠手段向其基地不断提供援军、弹药、食品和医疗保障。而越盟则相反,除医疗保障外(他们并没因此产生太多困难),他们靠严密的组织和强壮的劳工,出色地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不给后勤保障以应有的重视,肯定要打败仗。

   另外,还有两个错误导致法国人的失败。正如英国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的情况一样,他们低估了反抗他们的当地军队的力量和能力,并且在没有明确的指挥体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这两种错误都是致命的。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这两个问题与防御部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的严重失误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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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