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篇·第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二篇的篇名为“作战”，但并不能完全按照现代军语来解释。过去对于此一篇名也早已有人提出疑问。明代何守法说：“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何守法对此疑问的解答为：“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照这样解释，“作战”的意义即为“备战”。何守法又说：“或曰，作制也，造也，谓庙算已定，即计程论费，制（制）造战事也。”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346页。 ]
用现代语来解释，即认为在政府已经决定发动战争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考虑如何制造战争（how to make a war）。所以，“作”字应照“作为”解释，若译成英语，“作战”即为”war making”。换言之，必须采取某些措施，然后才能完成战争的准备。
孙子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密切关系存在的思想家。“作战”篇的主要内容都是用来讨论此种关系。在孙子的时代中，经济因素对于国家安全不像今天这样重要，但孙子却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将其分析列为全书的第二篇。换言之，孙子在其大战略计划中，作了国力评估之后，即优先考虑经济因素。由此，可以显示其思想的敏锐确是不可及也。
在第二篇之首，孙子即引述了一连串的数据以说明战争对于国家财力和资源所造成的巨大消耗。其结语则为“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些数据在今天当然早已不具有实际意义，但仍可显示孙子的分析有科学的根据。因为战争的消耗是如此巨大，所以他才会指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一段话的最前部分可能有脱落而不太好解释。“胜久”之意只能解释为虽胜但费时很久，于是结果仍不免钝兵挫锐。不过，武经本作“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似乎比较通顺，尽管那可能是后人所修改过的。其意为战争的目的固然是以胜为贵，但又不应因求胜而旷日持久，否则将导致钝兵挫锐的后果。以下两句的解释为：攻城将会使兵力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孙子最反对攻城，可参看第三篇）；“久暴师”意为军队暴露在国外的时间过久，其结果则为“国用不足”（财政人不敷出，赤字严重）。
假使战斗力已经大减（钝兵挫锐），人力、物力又已过度消耗（屈力殚货），则其他的国家也就会乘机打落水狗，于是“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遂提出其在此篇中的三句警语，而那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1）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2）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3）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这三句名言非常重要，应略作解释如下：
战争不打是最好，打起来就必须速战速决，即令结果不太理想，甚或有一点得不偿失，但仍然必须速决，而不可以由于追求较多的利益而故意拖延不决。简言之，宁可拙速而不可巧久。
战争结束得愈快，则国家元气损失愈小，对战后的和平发展也愈有利。反而言之，战争旷日持久，则即令能获得胜利，但对于国家前途也必然会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例证在中外历史中真可说是不胜枚举。所以孙子根据历史经验而断然说：“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当代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为西方研讨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名著。其根据最近五百年来西方历史之研究而获得的结论，可以说是与孙子所见实乃不谋而合，尽管孙子要比他早了两千余年。 [ 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n Home,1987）． ]
第三句名言是第二句名言的延伸。孙子发现有许多国家由于忽视了第二条警告而自取败亡，遂自然会进一步推究其原因，于是就终于获得其第三条名言：“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概括言之，都是为了求利，但有利亦必有害。不过，人又往往由于急功好利之故，只看到利的一面，而忽视害的一面，所以才会自取败亡。因此，孙子遂提出警告，要求战略思考必须先害而后利。如果在利害的权衡上得不偿失，则万不可轻举妄动。
第一篇与第二篇在逻辑上是前后连贯。在第一篇中似乎有强调求利的趋势，所以可能导致知利而不知害的弊病，是以孙子在第二篇中才特别强调用兵之害，尤其要警告不可见利而忘害，以至于陷入久战之中。所以他才会说，宁可拙速，而绝不可巧久。换言之，必须确信本身有速战速决的能力，否则不应投入战争。
孙子接着就说明在用兵时如何才可以符合速决的要求。那就是“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现在分别解释如下：
1、役不再籍：仅在开战时对人员作一次召集，在战时不再动员补充。
2、粮不三载：对于军队所需粮食只作两次运输，即部队进入敌国时一次，从敌国回来时又一次。
3、取用于国：军队所需武器装备，由于各国规格不同，所以必须用本国制造的。
4、因粮于敌：在战争期间应尽量利用敌国的粮食，避免从国内运输。若能因粮于敌，则军食当可自足。
上述四者为最理想的情况，但不易办到，因此，战争对于国家经济一定会造成不利影响。国家因兴师而变得贫穷（国之贫于师者）又可分两种原因：
1、远师者远输：军队出国远征，则必须作远距离的补给运输，结果也就会民穷财尽（远输则百姓贫）。
2、近师者贵卖：在接近战场地区中，物价必然高涨，于是军费支出随之而增加，以致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必须加税（财竭则急于丘役）。
因此，所产生的总结果为：
1、屈力中原：兵力消耗在战场上。
2、内虚于家：国内经济破产或萎缩。
3、百姓之费（财富）十去其七。
4、公家之费（包括各种物资）十去其六。
假使真是这样，则将无以善其后。然则又应如何应付？孙子的答案为“智将务食于敌”。值得注意者是孙子在全书中使用“智将”这个名词就只有这一次，可以暗示他认为“因粮于敌”是如何重要，如何困难，如何需要智慧。若能如此则对于“智将”的头衔应可当之而无愧。为什么那样重要，数字可以提供最佳的解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上艹下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因为古代运输极不方便，千里馈粮，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输送人员途中吃掉了，所以若能因粮于敌则一方面可节省我方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可使对方蒙受损失，实在是双重的收获，利莫大焉。
在此又可发现孙子的智慧的确是高人一等。一般传统战略家所考虑的都是在战场上如何寻求胜利的问题，至于后勤和经济的问题则最多只会被视为次要的事情，甚至于根本不予重视，连克劳塞维茨似乎也不例外。孙子则不然，他不仅强调后勤之重要，而更知经济实为国家的命脉。
如何能达到因粮于敌的目的，孙子认为应用重赏奖励部队作这样的努力，所以他说：“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前一句只是一个陪衬，重点是放在后一句上。其解释如下：要想部队奋勇杀敌，则必须激起其仇视敌人的怒火；要想部队尽量利用敌方的资源，则必须给予重赏。此外，又不仅限于粮食，俘获的车辆和步卒也都可以利用。这里又必须略作解释，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乘车的武士由贵族充任，他们自成阶级，其身份受到对方尊重。但步卒则由平民（农奴）充任，他们没有正规军人身份，被俘之后只要能获善待，则照样会替对方服务。
基于上述的分析，孙子的最后理想即为“胜敌而益强”，因为在战后我方经济损失会较小，而敌方经济损失则远较巨大。不过，还有一先决条件，那就是“兵贵胜，不贵久”。只有不久才能胜敌而益强，反而言之，兵久而国利者，依然还是未之有也。所有的版本都作“兵贵胜，不贵久”，但各家的注释则又都把“胜”字释为“速”字，而无单独释“胜”者。不过事实上这并不太重要。因为“贵胜”一样讲得通，那也就是说，虽然兵以胜为贵，但绝不可能以久为贵。
“胜敌而益强”又有其更进一步的意义。那表示孙子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而一直看到战争结束之后。那也正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战略目的为获得较好的和平。”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477页。 ]
不过，孙子虽重视战争与经济之关系，而且也深知经济为国力的基础，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又和其他先秦诸子不一样，在其书中并无“富国强兵”之论。这一点的确令人很难理解。他似乎是故意把他的思想局限在“兵”的层次，而并未将其提升到“政”的层次。他虽然已经进入大战略的领域，但还是以战争为核心，他始终是站在“将”的立场上发言，这也正是他与孔子不同的地方。无论如何，任何思想家的思想总还是有其限度和弱点，因此对孙子也自不必因此而有所苛责。
孙子在第二篇的结尾处又回到其所一贯坚持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始终认为“将”的才能实为战争问题中的核心。他在全书中几乎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立即趁机说明此一因素的重要。所以，他这样指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所谓“知兵之将”其意义即为“了解战争”的军事领袖。只有这样的将才，始有资格掌握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换言之，将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不仅是在战场上争取胜利，而更要保护全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