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攻篇·第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三篇名为“谋攻”，这两个字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谋攻”乃“以谋为攻”，但又有人认为它是“以攻为谋”。有些英译本将其译为“Attack by Stratagem”即代表前者 [ 注：《孙子》英文译本见《孙子校释》的附录，267页。 ] ，而格里菲斯（Samuel B．Griffith）译为“Offensive Strategy”，则可代表后者 [ 注：Sun Tzu，The Art of War，trans．by Samuel B．Griffith（Oxford，1964），p．77． ] 。前者把“谋”字视为名词，后者把“攻”字视为形容词。但若照《孙子》的原文来分析，则似乎都不正确。《孙子》所说的“谋”，其意义就是“计”，所以何守法说：“谋亦计也，攻，击也。”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373页。 ] 这一篇的主题即为讨论应如何计划发动攻击。因此，比较精确的英译应该是“Planning Offensive” [ 注：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trans．by Ralph D．Sawyer （Westview Press，1993）．p．160． ] 。
曹注说：“谋攻者，欲攻敌必先谋也。” [ 注：曹注见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93页。 ] 用现代语来说，即为要想向敌国发动攻击则必须先有计划（谋）。然则为什么要发动攻击？这又应该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此一问题，则又须了解战争的本质。国家为什么要想主动地投入战争，是因为它想用战争为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而要想达到目的则又必须采取攻势。守势只能阻止对方达到其目的，但并不能使我方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要想达到积极的目的，则必须采取攻击行动。欲攻者又必先谋，换言之，行动之前必先有计划。如何计划发动攻击，即所谓“谋攻”。
然则又应如何谋攻？孙子一开始就提出他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可以用一个关键字来表达，那就是“全”。在拟定攻击计划时，最高的理想即为求“全”，而如何始能达到此一理想，其关键则在于“不战”。所以，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与“破”是两个相对的观念。“全”的意义就是完整而无任何损毁，“破”的意义即为造成无可避免的损毁。孙子的理想是希望既能击败对方而又能避免造成损毁。此一原则从最高的国家战略层次到最低的战斗层次都同样适用。所谓国者，军者……自曹操起，注家多释为敌方，即不使用武力而能使敌方屈服者为上策，击而破之则只能算是次等的成就。不过，贾林却有补充意见，其注曰：“全得其国，我国亦全，乃为上。”事实上，此种解释无异画蛇添足，既能使对方自动屈服而又获得保全，则我方本身也会获得保全乃自然之理，似乎无再作说明之必要。 [ 注：曹注及贾注均见《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407页。 ]
孙子所谓的“战”，其意义即为使用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the best）。假使还是必须一战，则即令百战百胜，也还不能算是最好，而只能算是次好（the second best），因为即令每战必胜，仍然还是会使双方受到相当损失，其结果也自为破而不全。
由此观之，孙子不仅主张慎战，反对久战，而更企图不战。所以，他似乎可以算是一位非战主义者。但又必须了解孙子只是非战，而并不非攻。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必须采取攻击行动，始能达到积极目的。不过，此种行动并不一定要使用武力，也不一定要采取战争的形式。因此，不战也一样能屈人之兵。孙子在思想上与法国当代战略大师博弗尔非常接近，后者创造了“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这样一个新名词，其意义为尽可能使用非军事手段来追求国家利益。 [ 注：博弗尔的间接战略观念的详细解释可参看其著作《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
间接战略亦即为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换言之，其所追求的是总体利益，而非仅为战争中的胜利。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各种权力因素都在内，也自非仅限于武装部队。因此，孙子才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也表示他认为在拟定攻击计划时，可以考虑使用四种不同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分别构成四个不同的层次。从层次的高低上看来，孙子所最欣赏者是“伐谋”和“伐交”，其次才是“伐兵”，但对于“攻城”则表示极端的厌恶。孙子的这种想法与其时代背景似有微妙关系。
据多数学者认定，孙子大致是春秋后期之人。到此时所谓霸政虽已式微，但齐桓公、晋文公所造成的典型则依然存在，所以此种遗风仍为当时精英分子所怀念和羡慕。尽管时代和环境都已改变，但他们的思想还是多少会受到其前辈的影响。最近有人认为孙子所主张的“伐谋”、“伐交”，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似乎有一点过分理想化的趋势。照实际情况来观察，在他那个时代想要实现此种理想，其成功的机会似乎不太大。此种批评固然相当合理，但孙子为什么会那样想，则又并非不可解释。
孙子齐人也，齐桓公、管仲的伟业自然会成为其心目中所想学习的模范。尤其是管仲更是春秋霸政的创始人，孔子对于其成就曾给予高度的肯定，足以被后世视为定论。孔子一方面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另一方面又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 注：孔子之言分别见《论语·八佾第三》及《论语·宪问第十四》。 ] 夫子之言应属信而有征，可以证明齐桓公的首创霸业并非依赖武力，而是由于伐谋、伐交的运用成功。《史记》中也说：“管仲既任政相齐，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 注：《史记·管晏列传》。 ] 这也就是说管仲善于运用谋略，其心灵具有高度弹性，其政策绝不僵化，而且深知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
在齐桓公、管仲的霸政中，伐谋、伐交是经常运用而累获成功的战略，至于武力则很少使用，大致只是保留作为后盾而已。事实上，在晋国继齐国称霸之后，虽然使用武力的频率已经增高，但伐谋、伐交还是继续使用，并且仍然构成战略思想的主流。因此，可以发现在春秋时代，伐谋、伐交是一种成功的经验，而并非空洞的理想。孙子的时代虽已接近战国，但他是一位尊重历史的学者，其思想深受此种传统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事理之常，不足为怪。
孙子把“伐谋”列为战略中的第一等，“伐”的意义就是打击（strike），换言之，最好的战略就是打击在敌方的战略计划（谋）上。这也是所谓“釜底抽薪”之计，使敌方的计划失效而根本不能应用，则也就必然能迫使敌方放弃其原有的意图，于是自然能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即令不能直接打击敌方的计划，但若能打击敌方的同盟国或附庸，也足以削弱敌方的实力，并使其原定计划难于执行，故不失为次好的战略。事实上，伐谋与伐交往往不可分而必须联合运用，若能使敌方众叛亲离，则其原定计划自难实施，而其原有意图也须放弃，所以，伐交实乃间接的伐谋。关于“伐交”，过去也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曹操说：“交，将合也。”即指敌方部队将要合成阵形时而趁机对其发动打击。何氏、张预之注与曹注接近。不过，此种解释过分狭隘，已不为后世所认同。 [ 注：曹操、何氏、张预之注均见《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411页。 ]
如果伐谋、伐交都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的，于是“伐兵”遂为必要的选择，否则就必须放弃谋攻。所以，使用武力进行会战，也就势在必行，尽管那是第三等的战略。事实上，到孙子的那个时代，伐兵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段，《孙子》全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讨论有关伐兵的理论和问题。因此，孙子虽然还是向往霸政时代的传统，但又并非缺乏现实感。
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击败敌方的野战军而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则最后可能就会采取下策（其下攻城）。孙子为什么那样反对攻城，甚至于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在其书中已有详尽的解释。他估计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攻城的准备，再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围攻。若能结束（已）就算是很顺利。但也许并不能如此，于是指挥官（将）在一怒之下，命令部队用云梯攀登城墙，结果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而城仍然不拔。所以，孙子说：“此攻之灾也！”为什么攻城会这样困难，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关。到春秋后期，守城和攻城的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而由于各国兵力都已增大，想在一次会战中决定胜负也就变得不可能，于是城塞攻防遂开始变成常见的模式。此种形态的战争不仅不能速决，而且更会使双方都蒙受重大的损失。从孙子眼中看来，攻城违背了两项基本原则：（1）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2）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所以，他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在对于战略的四个层次列举说明之后，孙子遂又作结论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这一段话实为“谋攻”的总结。他连续用了两个“全”字，可以明确显示求“全”即为谋攻的焦点。简言之，在拟定攻击计划时，应采取包括伐谋、伐交在内的总体战略，此即“以全争于天下”。从反面来看，又应尽量考虑不直接使用武力，至少不可久战，尤其不可攻城。若能如此，则兵不顿而利可全。换言之，就是能把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把收获升到最高限度。
兵不顿而利可全，当然是一个最合理想的目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又如何才能达到？孙子认为其关键为将之用兵能发挥高度弹性，也就是所谓“识众寡之用”。于是他用数字明确指出：
┌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用兵之法 ─┤倍则战之
│敌则能分之
│少则能守之
└不若则能避之
简言之，即尽量保持数量优势，然后始能兵不顿而利可全。所以，当享有十倍优势时，可以分用一部分兵力去围困敌方坚守的城塞，而将其余的兵力用来追求其他的目标。当享有五倍优势时，虽不能采取围困的方式，但却可以凭借压倒的兵力迅速攻克敌方城塞。假使只有一倍优势，则不可攻城，但却可以企图在会战中击败敌军。假使双方兵力相等（敌），则应能设法分散敌方兵力，以在决定点上造成局部优势。假使兵力较少于对方，则只应守而不攻。假使居于绝对劣势（不若）则应避敌以求自保。若劣势兵力（小敌）仍坚持采取应战或固守的行动，则必然会被优势兵力（大敌）所击败，此即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
说到这里，孙子又话锋一转，回到他所最重视的因素——“将者国之辅也”。在此处“将”除照狭义解释外还应作广义解释，即指军事组织而言，“国”则应作政府解释。“辅”字的意义为彼此互赖，相依无间。政府与军事组织能彼此互信互赖（周）则国必强，若不能如此（隙）则国必弱。 [ 注：《左传》（僖公五年）有“辅车相依”之语，辅为车之外表，与车本身唇齿相依而不可分。“周”作周密解，“隙”作空隙解，“辅周”即密切互赖，“辅隙”即彼此疏离。 ]
因此，孙子遂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即认为政府（君）有三种行为足以使军事组织（军队）受到伤害（患）。非常奇怪，照《孙子》原文看来，这个“三”字应该是“二”字，但古今注《孙子》者却从未有人注意及之。孙子明确指出两种行为，并且都分别给予一个特殊的名词。现在就图解如下：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
├是谓縻军
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
├是谓乱军引胜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从上列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孙子所谓“君之所以患于军者”的行为只有两种：一为“縻军”，另一为“乱军引胜”。而且《孙子》在原文中还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更可以显示“既惑且疑”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用英语文法来解释即为both…and）。而且孙子也只创造了两个名词（縻军与乱军引胜），而并未创造第三个，尤其可以作为确证。所以，“三”字应改为“二”字，实属毫无疑问。除非《孙子》原文中本来还有第三点，但在流传过程中已经逸失。
在此还有几个字应略加解释：（1）“縻”的原义为牛辔，在此作牵制解。“縻军”就是政府从后方牵制前方军队的行动。（2）“事”为事务，“政”为管理，“权”为随机应变，“任”为责任。假使容许不懂军事的人参与军事的管理，不知通权达变的人同负指挥之责，则必使部队既惑且疑而无所适从，其结果即为“乱军引胜”。换言之，由于造成军队内部的混乱，而导致敌方的胜利。
基于上述的分析，孙子遂进一步认为在尚未交战之前，即可根据五点理由而能预知胜负谁属。此五者即所谓“知胜之道”，再图示如下：
┌（1）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2）识众寡之用者胜
知胜之道 ┤（3）上下同欲者胜
│（4）以虞待不虞者胜
└（5）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此五种知胜之道，其理论基础均已见前三篇。“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根据“庙算”而获得的结论。“识众寡之用”即“兵众孰强”的比较。“上下同欲”即“令民与上同意”。“以虞待不虞”即“修道而保法”（见“形”篇，所谓“道”与“法”即“计”篇中的五事之二）。“将能而君不御”就是政府对军事不可作不合理的干涉，否则即为“縻军”和“乱军引胜”。
概括言之，“知胜”是“庙算”的结果，而又是“谋攻”的先决条件。若非已能预知胜利在望，则又何必计划发动攻势。反而言之，在无胜算的条件下，贸然发动攻势，实乃轻举妄动，则鲜有不败者。于是孙子遂作成其前三篇的总结论：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殆”者危也，“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一胜一负”的意义即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算，而无必胜的把握。“每战必殆”在武经本上作。“每战必败”。但依据逻辑则用“必殆”较合理。因为战争具相对性，若我方不知彼不知己，而敌方也同样不知彼不知己，则胜负之数还是未可知也，所以不能断言我方必败，而只能说我方的前途必然很危险。
从“计”篇开始，到“作战”篇，再到“谋攻”篇结束。十三篇中的前三篇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孙子首先指出一切战略思想都必须以计为起点，而所谓计者，其主要目的即为明辨利害。计的功用就是求知，能知然后始能谋。所以，一切关键即在于知。知为智的基础，而战略即为斗智之学，换言之，无知即为败亡的主因。
此三篇为孙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其应用的范围从大战略层次一直贯穿到小战术层次，诚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而且孙子虽仅以兵家自居，并仅以战争为其研究主题，但其思想具有总体性，其应用又绝非仅限于战争和军事问题。所以诚如加夫利科夫斯基所云：“其理论不仅别出心裁，而且也是合理的，并以一种数学性的智慧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是行动学的先知，而这也许即为其对于中国思想最重要的贡献。”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Sci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