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的缺失·第二十五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孙子的地位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肯定，其著作也已成公认的经典。所有的读者对他都无不推崇备至。古今中外注释或评论《孙子》的人几乎都是异口同声，有褒无贬。孙子的伟大固然已成定论，但诚如若米尼所云：“在太阳的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尽善尽美。”即令伟大如孙子，他的思想中也还是不免有若干缺失之存在。所以，当这本书的写作就要结束时，我认为我们必须表现高度的勇气，敢于站起来向伟大的兵圣挑战，指出其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若干缺失。以下就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战争与政治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非常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战争所应接受的政治指导，曾作相当详尽的讨论。孙子也同样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在其书中对于政治家应如何指导战争则并未作较详尽和较深入的分析，只是寥寥数语而已。除在“计”篇中提出“主孰有道”的评估，“谋攻”篇中提出“君子所以患于军者”的警告，以及在其他两篇（“九变”、“地形”）中强调“君命有所不受”以外，孙子对于“主”与“将”的适当关系即未再发表任何比较积极的意见。孙子思想体系未能对军政关系给予较多的注意，似乎是其第二项缺失。
孙子的意见可以说都只具有消极的意义，而缺乏积极的价值。他在庙算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只限于“主孰有道”，换言之，他似乎认为政府对于战争计划和准备所应负的责任不过仅此而已。能否“令民与上同意”对于是否应进入战争的决定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主”所应负的责任应该还有其他更较积极的部分。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他对于春秋中期霸政时代的战争经验应该不陌生。试以城濮之战为例，根据《左传》的记载，可以明确显示晋文公对于战争是作了全程和积极的参与。但是孙子并不要求主在战争中扮演较积极的角色，他只希望主不要对军务作不合理的干涉。虽然《孙子》一书中曾一再提到明君贤（良）将，但实际上，他对于将道曾作相当深入的分析，但对于君（主）道则几乎很少论及。这也很像近代西方职业军人一样，把他们的思想局限在所谓纯军事的领域之内。反而言之，孙子对于将的重视不免有一点过度，对于将所应有的能力也不免高估，并且也给予将太大的行动自由。这也许是与其个人背景和专业精神有关，孙子可能是严守本分，不敢逾越，尤其是在初见吴王时，更不愿对超出其本行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不过就书论书，无论如何解释，这还是无可讳言的缺点。他不如孔子，因为他只谈兵而未论政，尤其在军政关系方面更有重将轻君之嫌。
二、大战略与经济
诚如本书原论中所早已指出，孙子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具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在“作战”篇对此一问题曾作非常卓越的分析，其所获结论也的确具有不朽的价值，对于后世更是永恒的忠告。
孙子虽然如此重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而且也深知经济为国力的基础，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和先秦时代其他诸子不一样，在他的书中并无“富国强兵”之论。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孙子对于战争中的经济动员和后勤问题，以及战争的消耗破坏作用，都曾作非常合理的分析，足以显示其治学的精密程度和科学精神。不过，他的思考似乎又只是到此为止，对于平时应如何厚植国力的问题在其书中是完全不曾加以讨论。比起其他先秦诸子实颇有逊色。孔子有足食足兵之教，商君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甚至于墨子也提倡“节用”，只有孙子对于立国之本的经济政策则丝毫不予注意。但他又并非不知经济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尤其是在“作战”篇中还有很多超时代的高见。
惟一的解释即为孙子对于其思想方法自我设限，他虽然对“兵”的层次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并不企图把他的思考提升到“政”的层次。他虽然已经进入大战略的领域，但又还是只以战争为其思考的焦点，始终还是站在“将”的立场上发言，这也正是他不如孔子的地方。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就书论书，不曾对大战略的经济基础给予适当注意，要算是孙子的另一项缺点。
三、治疾与养体
孙子非常重视战前的计划和准备，这也正是他把“计”篇列为十三篇之首的理由。他认为必须握有胜算始可言战，此种慎战观念实为安国全军之道。不过，他似乎假定战争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命运，所以除了事先作周密的准备以外，更无其他良策。但他从未考虑到战争也许可以避免或预防，他从未研究战争的起因，以及如何预防战祸发生。这很像医师只知如何诊病，但并不重视疾病的预防一样。
明末清初的唐甄（1630－1704）是第一位注意到孙子思想中有这样一个重大弱点的学者。唐甄字铸万，著有《潜书》九十七篇，是一位独来独往、自成一格的战略思想家。他在其“全学篇”中有云：“《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真是一针见血，正确地指出孙子的重大缺失，的确是一种创见，言前人所未言，其智慧和勇气都令人佩服。 [ 注：关于唐甄的生平与思想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489－495页。 ]
唐甄的观念又与博弗尔的想法不约而同，但他在时代上却早了三百年。博弗尔认为战略的主旨是“防避”（avert），而不是“治疗”（cure）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1956（Praeger,1967），p．156． ] 。这也正是唐甄所说的“养体”和“除疾”。若能养体使人体健康，则自然无须除疾。因此，若只知除疾而不知养体实乃舍本逐末，非善之善者也。孙子虽然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全国为上”，但综观其全书，分析的重点又还是放在“用兵”（作战）方面，对于大战略（伐谋、伐交）的运作则并未作深入的讨论，所以唐甄的批评并非没有理由。也许说孙子“不知养体”未免过分，但其书未讲养体而只讲“除疾”则确为事实。过去论孙子者几乎无人及此，唐甄能如此明确指出，实属难能可贵。
四、失败的研究
孙子虽说：“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但综观全书，其内容还是以如何求胜为分析的主题。他虽然强调善战者应立于不败之地，但对于如何始能立于不败之地，则并未作详细和深入的讨论。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不败可能比求胜还较重要，至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孙子自己曾说过“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足以证明他本人也认为知害是要比知利更较重要。因此，战略家对于利害、得失、成败两方面至少应作平衡的思考，不可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
以孙子之睿智，自必能通此理，所以他强调“先为不可胜”。尽管如此，他在全书中对于此一先决条件又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认真地加以检讨。若把书中内容全部加以检视，即可发现讨论如何求胜的部分与讨论如何不败的部分，几乎可以说是不成比例。孙子仅在“地形”篇中有一段文章对于兵的败象作了六种分类并略加解释，然后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
孙子曾指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足以显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是己方本身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要想胜敌则必须有待于敌方的合作。尽管如此，孙子在书中又一再说“知彼知己”其排列的顺序为彼先己后，似乎不无重彼轻己之嫌，而这也正是世俗往往误言“知己知彼”的原因。
简言之，孙子对于失败的原因，以及应如何避免失败的方法，都不曾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这也是古今兵家之通病，甚至于在西方，所谓“失败的研究”也只是最近才受到相当的注意，所以，对于孙子也就似乎不必苛责 [ 注：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Military Misfortunes：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Press，1990）。这本书是以科学方法剖析战争失败问题的第一本书。 ] 。
五、战争与道义
在西方有人批评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完全忽视了“道德”（ethics）的考虑，譬如说，他不曾深入讨论战争的起因，也不曾追问导致战争的政策是善是恶。这些意见的确曾引起不少的争论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79页。 ] 。假使说，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忽视了有关战争的道德（morality）问题，则孙子的著作对于此同一问题的忽视程度甚至于还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克劳塞维茨还研究了战争的性质，孙子则假定那是一个已知因素，根本不必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先秦诸子对于战争都各有其好恶。概括言之，道家反对一切战争，儒家和墨家则都反对侵略战争。他们都反对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而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此即所谓“义战”。法家最为晚出，其对战争的态度与他家恰好相反。法家不但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崇尚暴力，鼓励侵略。
孙子对战争的态度则可谓独树一帜，与儒、墨、道、法四家都迥然不同。他既不反战，也不好战。他并不认为战争在本质上有所谓善恶之分，他的思想中也无“义战”观念之存在。简言之，孙子对于战争保持完全中立的地位，他只是把战争视为一种政策工具而已。孙子并非像一般人（尤其是西方学者）所想像的那样重视诡诈，而他也并非认为在战争的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道义。所以批评他“权谋有余，仁义不足”并不公平。不过，他虽然把“仁”列入五德之中，但他又把“爱民可烦”视为五危之一，足以表现其中立的态度。孙子不反道德，但又认为道德的考虑不能有损于国家利益。他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荀子认为用兵乃济仁义之穷，所以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孙子则认为仁义乃补用兵之不足，因此仅在必要时始用之。这也正是儒家与兵家在基本认知上的差异。
从战略学（兵学）的观点来看，孙子的思想完全合理而无可非议，但从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眼中看来，则孙子之学似不无重利轻义，甚至于是见利忘义的趋势。
六、深远的未来
孙子重视“求先”，其思想具有未来导向实属毫无疑问，不过若对其书作较深入的研读，又可发现其未来导向似乎并不太深远。孙子只希望在知识和行动上都能领先敌人，换言之，能发挥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功效。但对于较远程的未来则并未予以重视，甚至于也未将其列入思考范围之内。
就这一点而言，博弗尔似乎是超越了孙子。博弗尔认为战略家的眼光必须高瞻远瞩，看得愈远就愈好，战略家不仅要能先知，能对历史的未来趋势作成合理的推测；而且更要及早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期能够影响历史的发展，引导其未来的走向。博弗尔又指出人必须凭借其智慧和努力来争取其自由，他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p．48－49． ] 。
就基本观念而言，孙子与博弗尔并无区别，他们都同样重视未来，同样认为先知的目的即为控制未来。但就观察和思考的限度而言，则孙子远较狭隘，而不像博弗尔那样深远。当然，孙子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人，要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完全与当代西方大战略家看齐，实乃不切实际的幻想。何况即令在今天，博弗尔的思想也仍然是曲高和寡，并未能获得普遍的认同。不过，虽不免有吹毛求疵之感，但仍然应该指出比较缺乏深远的未来意识，要算是孙子思想体系中的最后一项缺点。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事实上，诚如西谚所云，“To err is human”（人人有错），即令是圣贤，有时也难免不错。尤其是在思想领域中，见仁见智，更是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判断。总结言之，任何人的理论和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毫无缺点。所以，即令孙子思想是确有其缺失之存在，但并不因此而有损于其不朽的地位，而且足以增强我们深入研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