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攻篇·第十二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火攻”是全书中第二短篇，只比“九变”稍长一点，但内容完整，不像“九变”那样含有很多疑问。这一篇主题很单纯，而所论也都是古代的情形，自今日视之似已无太多价值。不过，这一篇又是十二篇中惟一专以技术为主题的一篇，并且也能充分表现孙子治学的科学精神，尤其是其结论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所以，仍然有详加解释之必要。
“火攻”就是用火来作为攻击的工具。在战争中用火攻敌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对于火攻的技术作科学化的分析，孙子又可能是天下第一人。孙子首先根据攻击目标把火攻分为五类：
（1）火人：用火攻击敌方的人员（部队）。
（2）火积：焚烧敌方囤积的粮食（物资）。
（3）火队：队与隧通，意即用火切断道路。
（4）火辎：辎为在途中的运输车辆。
（5）火库：库为储存物资的后方仓库。
孙子又指出“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执行火攻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因），而且对所需工具应有准备（素具）。所谓条件主要地即为天候，所以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时”为时机，必须选择天干物燥之时，潮湿的气候自不宜于火攻，这是常识。“日”为日期，根据我国古代占星术（astrology），月的位置在箕、壁、翼、轸，四宿中时，天就会起风。占星术在古代是一种科学，其根据为经验，而并非迷信。
孙子接着就讨论战术与技术的配合。火只是一种工具，若无适当的战术，则火攻并不能发挥其威力。配合原则有如下述：
1、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根据五火对敌情所造成的影响（变），而选择相应的战术。这是基本原则。
2、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若我方间谍能在敌军内部纵火，则应及早从外面加以接应。迟则敌方可能已将火扑灭，于是攻击也就会无效。
3、火发其兵静而勿攻，极其火央（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之。——敌军没有发生惊扰，则不应鲁莽进攻。
4、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若可发于外，则无须等待内应，而应直接依照适当时机来发动火攻。
5、火发上风，无攻下风。——这是常识。
6、昼风久，夜风止。——这是古代气象学的判断。其意为白天起风，可以维持较久的时间，而夜间起风，则到天亮时就会停止。所以，昼风较有利。
于是孙子又作一结语，并顺便谈到以水佐攻的问题：
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应略加解释者有下述五点：（1）“以数守之”的“数”就是现在所谓的数据，换言之，必须经常注意有关时间、湿度、风向等情况。（2）孙子特别提出“佐攻”一词，强调水火都只是辅助工具。（3）“明”就是智，用火佐攻者必须有科学知识和随机应变的智慧。（4）以水佐攻则必须有“强”大的兵力，因为改变水道或流向都需要使用庞大的劳力。（5）水只能对敌军产生阻绝作用，而不能像火一样产生毁灭（夺）作用。
“火攻”篇的正文应到此结束，但孙子在此后又还有一大段文章：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语重心长，实为孙子给予后世最重要的教训，也是最严厉的警告！
首先解释词句。“战胜攻取”意为会战胜利，攻击成功。“而不修其功”意为对于成功未能加以扩张（exploit），军事术语为“扩张战果”。“修”字在汉简本中作“隋”，可作“随”解，所以更含有追击之意。对于成功若不能扩张，则结果不利，即所谓“凶”，孙子对于这种情况给予一个专名：“命曰费留”。“费”意为浪费资源，“留”意为拖长时间。这对于战争而言当然极为不利（凶）。在我国历史上有一极显著的例证。楚汉相争时，项羽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指会战而言），但他每次战胜之后总是留下一条尾巴，而未能彻底毁灭敌人，结果遂终于不免败亡。反而言之，韩信则深知扩张战果的重要，每次获胜后必作猛烈的追击，使敌无喘息机会，所以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歼灭战的威力，与项羽在作战时经常未能竟其全功，成为强烈对比。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第七章（秦楚之际），366、378页。 ]
基于此种认知，孙子才又“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修”宇在这里作“儆”字解，也就是警惕之意。过去注孙子者常把“修其功”解释为论功行赏，并且设法使这一段与火攻和水攻发生联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错误，至少其观点非常狭隘。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666页。 ] 事实上，这一段可以从大战略的观点来作广义的解释。“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就是赢得战争而未能赢得和平。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的眼界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换言之，战争目的不仅为赢得胜利而更是要获得较好的和平。假使不能在战后赢得较好的和平，则只是徒然浪费国力，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六章,471页。 ] 此即孙子所谓“费留”。
接着孙子又提出三项原则：“非利不动，非得（有所获）不用（兵），非危不战。”然后即发出其最严厉的警告。这一段名言是人所共知，传诵中外，而且语义明白，所以不必再解释。由此可以证明孙子是一位标准的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了解在战略领域中惟一的考虑即为利害，而绝无感情用事之余地，他的思想与现代战略家几乎完全一致，甚至于其谨慎程度尤有过之。
现在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结束：为何孙子要把这一段文章放在“火攻”篇之尾部？有人认为由于水火无情，所以孙子遂对于其使用特别以危词提出警告。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763页。 ] 又有人认为应移到“谋攻”篇之内，更有人认为应将其放置在第十三篇之尾部，来作为全书之总结论。我个人认为把这一段视为全书的总结论是非常正确合理，但位置在第十二篇之末也未尝没有理由。因为第一篇到第十二篇都是以行动为主题，而第十三篇则另有不同的主题（情报），由于第十三篇与前十二篇性质不同，所以在第十二篇之末提出要求慎行（战）的警告是一种强有力的结论，同时对于第十三篇所强调的“先知”又可预作微妙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