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间篇·第十三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这是十三篇中的最后一篇，就逻辑而言，独成一段，也构成《孙子》全书的最大特点。此篇名“用间”，“间”即间谍，所以其内容应为如何使用间谍之道。但这样的解释未免过分狭隘。所谓间者，照《孙子》的文意来看，是应作较广义的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说，此处的间就是情报（intelligence）。把情报纳入战略思想体系，孙子可能是战略思想史中的第一人。
《孙子》全书在逻辑上有其连贯性，在架构上构成完整的体系：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先说明战略的实质内容即为计划，而最后则指出计划又必须以情报为基础。简言之，若无“先知”则也就无“庙算”，于是全部理论遂不免沦为空谈。由此观之，可以发现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未来导向。他深知战略家所要考虑的重点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亦即所谓先见之明（foresight）。
就这一方面来说，孙子在思想上与已故当代战略大师博弗尔将军非常相似。博弗尔认为战略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控制未来，而要想控制未来则又必须先知，所以他说：“控制就是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te of France（Cassell，1967），p．214． ] 孙子也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九变”篇）此处所用的“待”字，不是等待（wait）而是期待（anticipate），换言之，即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所准备。因此，也就必须有赖于先知。然则如何才能先知？最简单的回答即为必须有非常良好的情报组织。但是情报的重要性又往往受到忽视，所以孙子在“用间”篇之首，即以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说明情报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这一番话不仅入情入理，而且更揭穿了人性的弱点。孙子首先用数字说明战争对于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消耗，这也正是他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基本理由。当双方相持（守）以求争取决胜的机会时，能否“知敌之情”实为重要关键。假使因为舍不得在情报上花钱而坐失良机，那简直可以说是罪该万死。所以孙子对于这样的人予以极严厉的谴责。欲知敌情，必须依赖情报，要有良好的情报，则又必须舍得花钱（爵禄百金）。从成本效益的观点来看，用在情报方面的钱也许是最上算。若照孙子计算，打一天仗要日费干金，而获致一件足以影响战局的情报，其代价不过百金而已。但人却往往贪小失大，这也许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弱点，所以孙子认为有这种性格的人不能为将。他指出这种人是“不仁之至”，所谓“不仁”通常都解释为缺乏仁爱之心，即不重视人民的牺牲和痛苦。但“不仁”又还可以当作“麻木不仁”解，换言之，即缺乏明辨轻重利害的敏感。孙子认为这种麻木不仁的人不能胜任将职（非民之将），不能为政府之辅弼（非主之佐），更不能主宰胜利（非胜之主）。于是孙子遂提出其最重要的观念：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这一段话不仅正式提出“先知”，而且更确认其为“动而胜人”的先决条件。此外，还有一点是大家所不曾注意者，即明确指出“明君贤将”，足以显示孙子知道情报不仅限于军事层次，而更延伸到国家层次。所以，孙子又可能是第一位了解“国家情报”（national intlligence）观念的战略思想家。
然则明君贤将又如何能够先知？孙子的答案非常明确合理：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一段话不仅充分显示出孙子思想中的务实导向，而且更可以证明孙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真是一位罕见的先知者。
孙子认为要想先知，有三不可：（1）“不可取于鬼神”。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像他这样否定鬼神的人真是极为少见，他认为一切求神问卜的行为都是迷信，毫不足取，这也充分表现出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2）“不可象于事”。曹注：“不可以事类而求。”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671页。 ] 用现代语来说，即不可以依赖“类比”（analogy）的方法。这一点对于战略家（决策者）而言尤其重要。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莫不重视历史经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历史的类比很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 注：Yaacov Y．I．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96－341． ] 所以，不可依赖类比以求先知。（3）“不可验于度”。“度”就是数值分析，用计算方法来推测未来的趋势。孙子的时代与今天当然是相距颇远，但现在所用的兵棋推演、电脑模拟等等，也还是属于“度”的范围。这些现代科技虽然有很大的功用，但还是不能代替人脑，也不可能先知。
然则又如何始能先知？孙子的答案非常简明扼要：“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惟一的途径就是人。什么样的人？能知敌情的人。用现代语来说，即为情报专家。因为情报专家（即本篇所谓的“间”）对于敌情能提供正确的信息，所以，用其为根据，遂能对于敌情的演变趋势作成正确的判断。用间始能先知，而先知又是一切战略计划和战略运作的基础。这也就是十三篇中为何要以“用间”为最后一篇的理由。 -
当然，古代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的情报组织，更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精密的情报技术。不过，孙子还是对于他那个时代如何用间的问题作了相当科学化的分析。他首先把间分为五类，并分别加以解释：
（1）乡间：因其乡人而用之。
（2）内间：因其官人而用之。
（3）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
（4）死间：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
（5）生间：反报也。
这样的分类固然是适应当时的情况，但即令到今天也还是不丧失其价值。乡间就是利用战地的乡民搜集情报，这属于战术情报的层次，现代战争中也还常用。内间是利用敌国政府中官员为间谍，这种情形太普遍，几乎不用解释。反间就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来替我方工作。以上三种都是利用敌方的人，以下两种则为利用我方的人。所谓死间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安排。先制造一件假情报（诳事）让我方间谍知道，并透过他传达给敌方。敌方信以为真而上当，于是一定会杀我方间谍以泄愤，所以称之为死间。生间为获知敌情之后能够返回提出报告的我方人员。即令在现代环境中，用间的方式也不过是这五种而已。
因为情报搜集是一种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所以必须保持高度的机密，不惜花费巨大的费用。主管情报业务的人必须有高度的智慧和爱心，所以孙子说：
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从这一段话看来，可知建立一个高度有效的情报体系实非易事。不仅要保持高度的机密，而且还要维持严格的纪律，主其事者不仅应能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而且还要有能够明察秋毫的洞察力，知道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以及如何对敌情作成正确的研究判断。所以，连孙子也认为用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工作。
在古代的封闭社会中，我方所派出的间谍要想深入敌国内部非常不容易，其所能搜集的信息几乎都是只限于表面化的东西，而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机密。因此，孙子遂特别重视反间的利用。甚至于可以说，反间是一切情报搜集活动的总枢纽。所以，孙子指出：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
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从上文中又可以发现四个要点：（1）必须通过反间始能得知比较深入的敌方内情；（2）根据此种信息，然后其他四间始能作有效的使用；（3）对于反间必须付出高价，而不可吝惜；（4）“五间之事，主必知之”，足以显示孙子认为情报是国家层次的事务，并非仅限于军事层次。
此种具有高度微妙性的重要工作，其最后成功的关键又是什么？于是孙子提出其惊世骇俗的总结论：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这一番话曾经引起不少的非议。在世人的心目中，伊挚（尹）和吕牙（姜太公）都是古代的贤人，而孙子却认为他们是间谍（内间），而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间谍是一种阴险卑鄙的工作。所以有许多人都认为孙子失言，有唐突先贤之嫌。这种批评固然不无理由，但却未能了解孙子的真意。孙子所强调的是后面一段话，而前面的话只是作为比喻而已。
因为情报是一种非常重要而困难的工作，而且构成国家战略计划的基础，所以若欲建立适当的情报体系，则必须要有第一流人才，这才是“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的正确解释。过去，人们常鄙视情报，并认为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都是人所不齿的“特务”，这种想法早已落伍。事实上，今天先进国家的情报体系（例如美国的CIA）所拥有的各种专家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孙子主张“以上智为间”实乃一种超时代的远见。
再回过来讨论伊吕的故事，虽然古史的记载很简单而也不尽可信。伊尹的时代较远，比较起来更不可考，至于太公（吕牙）则有较多的史料可供考证。他曾在殷政府中任职，或至少曾在朝歌（殷之帝都）生活很久，似为事实。所以他虽然不一定是间谍，但至少是“知敌之情者”，则应无疑问。
即令孙子引喻失义，也是一件小事，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国之大事。良好的情报体系，优秀的情报人才，实为国家安全的必要基础。孙子在两千余年前即已提出“先知”的观念，真乃先知先觉。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如此充分表现出其合理、客观的科学精神而绝不迷信，更是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