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第十六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孙子与西方战略思想家的比较中，第一位被选中的比较对象即为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1780－1831）。作这样的决定，其理由非常简单：克劳塞维茨之在西方，其地位正如孙子之在东方。诚如以色列战略家克里费德所云：“在所有一切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而克劳塞维茨则屈居第二。” [ 注：Man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231，241． ] 简言之，在西方第一位有资格和孙子比较的人就是克劳塞维茨。
书是人写的，在比较其书之前应先比较其人。有关二人身世背景的资料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近年来已有很多的研究，但我们对于孙子的生平和时代仍然所知不多。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叶的人，距离今天不过两百年，关于他的一切不仅有可靠的记录，而且也已有深入的研究，甚至于我们还能了解其思想演进的心路历程。因此，只要能阅读正确的资料则对于克劳塞维茨其人应不难了解 [ 注：有关克劳塞维茨的背景资料可参考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章。 ] 。
二人在空间和时间上虽然相距颇远，但他们又有其相同之点：（1）他们都是军人，都是将军；（2）他们都有战争经验；（3）他们都有不朽之作传世。至于在思想方面，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各有其特点，彼此间也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其间还是有很多相似和暗合之处。思想的表达就是书，所以他们的书也就成为比较研究的主要根据。孙子只有一本书传世，但克劳塞维茨却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著作之多几乎难以计算，不过其真正的代表作又只有一部《战争论》（On War）。所以要比较的即为这两部书。但书与书之间又还是存在着很多差异。
我们不知道孙子花了多少时间写成他的十三篇，但却知道克劳塞维茨一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来写他的《战争论》。从1818年到1827年他写完了六篇，其余两篇也已完成初稿，但他开始有了新的观念，遂决定再作一次彻底修正。1830年他调任新职，只好暂时搁置，不料次年（1831）即病逝。于是其巨著在1832年只能以尚未完全修正的原稿付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战争论》。
《孙子》十三篇与《战争论》同为完整的书，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孙子》十三篇可概分四部分，前后连贯，首尾呼应，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标准（已见前述）。《战争论》亦复如此，其内容虽复杂繁琐，但全书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战争论》共约六十余万字，比《孙子》多百倍，共分八篇（Book），一百二十五章，真可谓洋洋大观。各篇的内容可简述如下：
第一篇“论战争性质”：界定战争通性，并列举其要素。
第二篇“论战争理论”：说明理论的用途和限制，可视为方法学。
第三篇“战略通论”：各种战略要素之讨论，尤其着重精神因素。
第四篇“战斗”：以会战为讨论焦点，并确认军以战斗为主的观念。
第五篇“兵力”：包括有关兵力的一切讨论，已接近战术层次。
第六篇“防御”：全书最冗长的一篇，克劳塞维茨到此才认为有彻底修改之必要。
第七篇“攻击”：仅为初稿，但可以暗示其思想的改变和二元论的趋势。
第八篇“战争计划”：虽为初稿，但非常重要，为全书总结，主要理念均汇集于此。
概括言之，在逻辑顺序上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重归于合。因此，全书又可分为三大段：
1、第一和第二两篇构成第一段，为全书绪论，说明著书目的和所用方法，为全书最重要的部分。
2、第三篇到第七篇构成第二段，大致代表克劳塞维茨思想中的纯军事部分。除第七篇外，其余都是原始旧稿，尚未修改。
3、第八篇单独构成第三段，与第一篇首尾呼应，充分显示战争与政治之不可分。
就结构而论，两书颇为相似：孙子以“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终点。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一个整体。西方研究《孙子》的学者往往不曾认清《孙子》有其完整体系，而仅只对其作断章取义的引用，实乃见树而不见林。事实上，《孙子》不仅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简明扼要，远非冗长的《战争论》所能及。《孙子》篇幅简短，辞意畅达，为其最大优点，所以，才能长期流传，广受诵习。反而言之，《战争论》的篇幅浩繁，文辞晦涩，实为其最大弱点。尤其是克劳塞维茨所使用的治学方法更是会令一般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因此，诚如一句老话所云：知道《战争论》的人很多，断章取义的引用也不少，但真正了解者则少之又少。
这两部不朽名著不仅都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其共同的哲学基础。他们与哲学究竟有何关系？这也早已成为热门话题。克劳塞维茨从未以哲学家自居，而且甚至于对哲学还保持反对的态度。但他在思想上又的确曾受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而且后人也尊称之为“战争哲学家”。 [ 注：Raymond Aron，Clausewitz：Philosopher of War（Routledge，1976）即为一例。（该书中译名：《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家》。） ] 在孙子的时代，“哲学”这个名词根本还不存在，但现代学者又都认为《孙子》一书中含有高深的哲学思想。总结言之，两书都有其哲学层次，而其共同基础即为“二元论”（dualism）。
《战争论》中至少有两例可以凸显其二元论观念：（1）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成“绝对”（absolute）和真实（real）两类；（2）他用对等的两篇来分别讨论。攻击”和“防御”的独立地位和互动关系。至于《孙子》则在其第四、五、六、七等篇中，一系列推出“攻守”、“奇正”、“虚实”、“胜败”、“众寡”、“迂直”、“利害”等相对观念，真可谓集二元论之大全。因此，二元论确能显示两书在哲学思想上有其共同基础。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时代、地理、文化等方面虽有巨大差异，但所研究的则又为同一主题，那就是战争。不过，他们所采取的又是不同的观点，因此，所获结果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有人比之为“瞎子摸象”，这又暗示象还是那同一只象。他们在思想上的关系的确非常微妙，简言之，实乃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他们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甚至有时还是平行。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克劳塞维茨与孙子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巨大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 of War：Sun Tzu，CLausewitz，and Jomini，pp．21－23． ] 。因此，要想比较他们的著作并非易事，必须作较精密的分析，较深入的思考，始能明了其间之异同和得失。为方便起见，以下的比较将采取条列方式。
1、常有人以为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略问题时，所采取的是不同的架构。孙子所重视的是战略的最高层次，即所谓大战略。他考虑到战前的计划和准备以及非军事权力的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注意焦点则放在较低的作战层面上，譬如说他对于战略一词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只是限于今天所谓作战的层次，而不能用之于大战略层次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1976），pp．131一132．本书对于（战争论）的引述均依据此英译本。页数将记在正文之后，不再列入注释。 ]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孙子》十三篇之中，除前三篇可以说是属于大战略层次，其他各篇所论大都还是有关用兵（作战）的问题，尤其是第四、五、六三篇，一气呵成，更可以说是作战艺术的精华。所以，孙子并非不重视战争的作战层次。反而言之，有人指出在《战争论》那样一部巨著中，真正用来讨论高层战争指导的部分不过只是首尾两篇而已。但他们却忽视了那两篇也正是全书中最主要和最精彩的部分。大战略的要义即为战争对政策的服从，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未使用“大战略”这个名词，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大战略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Rutgers，1961）,p．16． ] 。此外，克劳塞维茨也同样认为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1）为战争的准备（preparation of War），（2）为战争本身（war proper）。所以，概括言之，他与孙子并无太多差异，最多只能说，孙子比较重视前者，而克劳塞维茨则比较重视后者。
2、克劳塞维茨的最大贡献为他把战争性质（the nature of War）的分析列为战争研究的第一要务。他在这一方面所曾作的尝试应该要算是前无古人。至少在《孙子}一书中找不到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讨论，不过还是可以发现他们之间也仍有其类似的观念。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争性质时有一新观念，即所谓“三位一体”（trinity），他指出：
作为总体现象，战争是一种显著的三位一体：（1）原始暴力、仇恨和敌意，那都可视为盲目的自然力；（2）机会和几率的作用，而创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动；（3）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战争的服从要素使其仅受理性的支配。（89页）
最后。他又综合指出：
这三方面的第一方面主要是和人民发生关系，第二方面为指挥官及其部队，第三方面则为政府……理论若忽视三方面的任何一面，或企图在其间固定一种武断的关系，则将与现实冲突。（89页）
我们几乎可以立即想到孙子在其第一篇中所提出的“道”、“主”、“将”三种观念。“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控制和发挥人民的原始暴力；“将”所代表者即为上述第二方面；而“主”即政府，也就是第三方面。由此可知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实有所暗合。孙子对于战争性质似乎只说了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非常有趣，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也和他一样，甚至于更有强调的意味：
战争不是消遣，也不仅是在冒险和胜利中寻求乐趣，无责任感的好战之徒是无存在之余地。战争是一种达到严肃目的的严肃手段（a serious means to a serious end）。（85页）
由此可知克劳塞维茨也和孙子一样具有“慎战”的趋势。
3、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多少有反传统的趋势，但有一点又完全代表启明时代的延续，那就是他对于历史的重视。若对于其全部著作加以综合观察，则将可发现克劳塞维茨作为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作为战略家的成分。其全集除前三卷为《战争论》以外，其余七卷几乎全是历史著作，甚至于还有若干历史论文已经逸失。在《战争论》中他也经常引述史例来作为其理论的佐证。反而言之，《孙子》一书中对于历史最多只有暗示的提及，从未直接引述史例，这当然又可能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当时尚无纸笔，更谈不上印刷），而并不表示孙子不重视历史。在另一方面，孙子对于地理则确有独到的研究，十三篇中有三篇与地理直接有关（行军、地形、九地），而强调地理重要性以及其与用兵之关系的语句则在书中多处出现。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当然也曾论及地理因素与作战的关系，但还是不能像孙子那样有体系、有创见。
4、克劳塞维茨极端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的书中有关这种观念的语句真是不胜枚举。例如他说：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策的行动，而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一种政治交往的延续，只是使用其他的手段而已。（86页）
战争仅为政治活动的一支，战争的惟一根源即为政治。战争不可能与政治生活分离。（605页）
在其最高层面，战争艺术变成政策。军事观点必须服从政治观点，而无其他的可能（607页）。
孙子则很少论“政”，其思想是以“兵”为核心。但孙子又并非不知政治的重要，他也把“主孰有道”列为庙算之首。不过，其书中对于政治因素不曾作较深入的分析则又为事实。另一方面，孙子又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密切关系存在的战略思想家。他把讨论经济问题的“作战”篇列为第二篇，其地位仅次于第一篇的“计”篇，表示他认为在大战略计划中必须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他所云“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更是千古名言。克劳塞维茨也并非完全不重视经济，不过他却把经济视为一种先决条件，而不是其理论架构中所要分析的重点。在用兵的领域中，孙子十分重视后勤对作战的影响，但诚如霍华德所云，在战略的四个向度中，克劳塞维茨仅注重作战一面而已 [ 注：Michael Howard，“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Foreign Affairs （Summer，1979），pp．975－986． ] 。就这一点而言，克劳塞维茨似乎有知利而不知害的趋势。
5、克劳塞维茨重视战斗，寻求决战，并以此为其全部战争理论的重心。他把毁灭敌军视为最高理想。他似乎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其书中也常有激情之语，令人有杀气腾腾之感。他一直都向往绝对战争，直到晚年才开始有新的觉悟，了解现实战争必然是有限战争。但已经太迟，而来不及彻底修正其已完成的原稿。由于想要毁敌求胜，他也就必然重视数量优势和兵力集中，以至于李德哈特遂讥其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 [ 注：B．H．Liddell－Hart，Less knowles Lectures for 1932－1933． ] 。不过，李德哈特的批评并不公正，因为其所推崇的孙子在这一点上，与克劳塞维茨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这不是数量优势又是什么？孙子又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足以证明他也重视集中原则。不过孙子又说，“兵非贵益多”，所以他并不迷信数量，克劳塞维茨也和孙子一样，他在《战争论》中说：“若认为数量优势对胜利为不可或缺，实乃严重地误解了我们的辩论，我们只是想要强调其相对重要性而已。”（197页）
6、孙子虽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地重视攻击，但他又认为攻击并非仅限于使用武力。他在“谋攻”时分为四个层次，仅在较低的层次才使用武力。他指出武力的使用愈少愈好，最好完全不用。所以，“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这个“全”字是关键，谋攻的理想为求全，而求全的关键又在于不战，“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则一心以毁灭为目标，毁灭就是孙子所谓的“破”，所以，从孙子的观点来看，克劳塞维茨的理想即令能完全实现，也还只能算是“次之”。唐朝李靖曾盛赞孙子深通攻守两齐之道，所谓“两齐”也就是二元论的观念。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几乎与孙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他在论“攻击对防御的关系”时，曾指出：“当两种观念形成一种真正逻辑上的正反对照时，每一种对另一种互补。”（523页）他又指出“战争的防御形式就本质而言比攻击形式较强”，其原因是导源于“位置的利益”（the advantage of possition）。此外，防御还可以发挥“后发制人”（beati sunt possidentes）之效。（357－358页）这些见解与孙子所谓“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之说几乎完全符合。
7、克劳塞维茨在探索战争性质时，有一重大发现，即为战争中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它又可分为两种不同而又互动的因素：（1）摩擦（friction），（2）机会（chance）。在战争中摩擦是无所不在，它构成现实战争与纸上战争之间的惟一区别。摩擦又可分为两种：（1）自然的抗力，（2）信息的噪音（noise）。前者使一切努力都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后者形成所谓“战争之雾”（the fog of war）。机会也就是偶然，所以猜想和运气在战争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整个人类活动领域中，战争最接近一场纸牌赌博”（85－86页）。由于战争有敌对双方，遂又导致一种互动关系。简言之，甲方的摩擦对乙方构成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但克劳塞维茨对于此种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未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实乃美中不足。孙子却明确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不可胜”即尽量减少我方本身的摩擦，不让敌方有可以利用的机会；所谓“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敌方的摩擦对我方呈现可供利用的机会。孙子之言简明扼要，把摩擦与机会之间的关系表达无遗，可谓要言不烦，实乃克劳塞维茨所不及。
8、克劳塞维茨在讨论军事天才时，指出战争为危险的领域，所以认为“勇敢”（courage）是军人的首项要求。他的结论为：“名将而无勇是不可以想像，没有天赋勇气的人绝不能扮演这种角色，故应认定此种气质为伟大军事领袖的第一先决条件。”（192页）他又对于智勇之间的关系作了下述的分析：“单独的智并不是勇，我们常见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反而言之，“勇敢可以替理智和见识添翼，此种翅膀愈强，则可以飞得愈远，视界愈广，而结果也愈好。”（192页）简言之，克劳塞维茨的重勇有过于重智，他似乎认为勇者必有智，而智者则不一定有勇。非常有趣，孙子的想法恰好与他相反。孙子论将时把“智”列为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在其书中只提到智将而从未提到勇将。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具有不确定性，主张有时应不惜冒险，以战求胜。孙子则断言：“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孙子又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所以，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冒险一战，照孙子的观念来判决，则虽侥幸获胜，也还是“败兵”，实不足取。
9、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最大差异即为他们对于情报的价值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估。孙子非常重视情报，其整个思想体系以情报为基础。情报的功用即为“先知”，无“先知”也就无“庙算”，于是一切战略理论或计划均将沦为空谈。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情报的价值则几乎完全予以否定，他说：“战争中有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更多的情报都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情报都是不确实的。”（117页）二人之间的看法相差得这样巨大，但又并不是不可解释。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是作战层面的问题，而孙子所重视的则为情报对于战争计划和准备的贡献，现在也有人称此种情报为战略情报甚或国家情报。孙子的思想具有未来导向，所注意的是长期的预测和准备，而不是眼前的情况。所以，他的境界在这一方面的确是高于克劳塞维茨远甚。
10、在《孙子》一书中引起争论最多的观念为“诡”与“奇”，许多人的注释和评论更替它们增加了不少的神秘色彩，尤其是西方研究或翻译《孙子》的学者更是时常把它们当作注意的焦点。他们把“诡”译为“欺诈”（deception），把“奇”译为“奇袭”（surprise），事实上，这样的翻译都未能把孙子的原意完全表达出来。尤其是他们还有一种偏见，以为中国人都是凭欺诈取胜，好像中国人都是不诚实的骗子，更是岂有此理。孙子的“诡”与“奇”所具有的意义并非那样简单（可参看原论）。汉德尔认为克劳塞维茨不重视欺诈也不重视奇袭，实乃其与孙子之间的重大差异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pp．102－110． ] 。实际上，孙子所强调者并非“欺敌”而是“动敌”，所谓“动敌”者也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换言之，掌握主动而使敌人居于被动。孙子的作战艺术是贯穿攻守、奇正、虚实三层次，而整合为一体，其复杂微妙，无人能及，又岂只是”deception”和”surprise”两字所能代表？
11、克劳塞维茨曾自云，他的思想中有所谓“核”（Kernel）的存在（63页）。但令人失望，在《战争论》中几乎找不到“核”的踪影。他本人似乎也承认此项事实，因为他在其原序中这样写道：“也许一个较伟大的心灵不久将会出现，能用单一整体来代替个别的小金块，那个整体将由固体金属铸成，不含任何杂质。”（62页）事实上，那个较伟大的心灵早已出现，他就是孙子，孙子虽不曾说明其思想中有“核”的存在，但只要把十三篇多读几遍，就能发现“核”是什么。“知”字就是《孙子》全书的“核”，“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也就代表永恒的教训。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同为不朽名著，他们在思想上自各有其特点。但经过较精密的比较分析之后，又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并非互相矛盾，而是彼此补益。严格说来，似乎还是同多于异。孙子的最大优点为言简意赅，而克劳塞维茨的最大弱点则为繁复隐晦，所以其对后世所曾产生的影响遂远不如孙子。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一提：克劳塞维茨曾否读过《孙子》，又或在思想上曾受其影响？《孙子》在1772年虽已有法文的节译本 [ 注：Jean Joseph Marie Amiot，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译者为法国神甫。 ] ，但克劳塞维茨对于东方的思想毫无兴趣，而且更有一种反法心态，所以他似乎不可能读过《孙子》，而且从其著作中也看不出来他曾受孙子的任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