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李德哈特·第十八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1895－1970）常被人称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著作等身，名满天下，是一位有资格和孙子相比较的现代战略大师。虽然世人把他和克劳塞维茨相提并论，但李德哈特本人对于克劳塞维茨不但没有好感，而且更常有微辞，甚至于有时其批评也许还有一点过当。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孙子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其思想也的确与孙子有非常微妙的关系。李德哈特本人的言论对于上述事实可以提供明确的证据。
李德哈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甚至于还有很多误解，他似乎不太明了《战争论》的写作过程，而且对于其原文的引用也往往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诚然，他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他指出克劳塞维茨的书中常有“暧昧”（obscurity）之处，其文章曲折矛盾，不易了解，对于某些观念欠缺考虑，例如过分重视会战、完全忽视海军，等等。但除此之外，有若干批评不仅是误解而更是曲解，所以，很难说是公平。其批评以在1932年的一次演说中最为激烈，直呼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并责其已使政策变成战略的奴隶 [ 注：B．H．Liddell－Hart，Less Knowles Lectures for 1932－1933． ] 。像这样的发言实有损于学者风度。所幸李德哈特到晚年时，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态度已有相当改变。
李德哈特对孙子的态度则恰好与其对克劳塞维茨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他在1963年替格里菲斯（Samuel B．Gf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Foreword）。序文中指出：
孙子的《战争艺术》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其内容的渊博和了解的深入却无人能及，那可以称之为有关战争指导的智慧精华。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其比较，但即令如此，他也还是比孙子“过时”（dated），有一部分更是陈旧（antiquated），尽管他的书是在两千多年以后才写的。孙子有较清晰的眼光，较深远的见识和永恒的新意。
李德哈特接着谈了其对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代中，欧洲军事思想深受克劳塞维茨巨著《战争论》的影响。假使此种影响能受到孙子思想的调和与平衡，则人类文明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重大灾难也就一定可以免除不少。孙子的现实主义和温和态度与克劳塞维茨强调理想和“绝对”的趋势形成对比。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受到此种趋势的影响，遂越出一切合理意识的限度，而发展“总体战争”的理论和实践。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把调和的原则引入战争的哲学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战争是一种推进至其极限的暴力行动”对于此种发展产生了培养作用。尽管他以后又承认：“作为战争的原始动力，政治目的应为决定军事目标，以及所作努力分量的标准。”最后，他也已认清“追求逻辑的极限将会使手段与目的之间丧失其一切关系”。
李德哈特遂又不骂师父而痛责徒弟，他认为：
克劳塞维茨的遗训之所以产生这些恶果，大体均应归罪于其门徒们所作的解释太浅薄和太极端，而且也忽视了其后来所作的修正。不过他本人对于此种误解也不能辞其咎，因为在说明其理论时他所采取的辩论过程大微妙，往往显得似乎与其所想要走的方向相反，使那些具有具体心灵的军人感觉到太抽象而无法了解。所以，他们只能记住其惊人的警语，而不能欣赏其思想的内涵。实际上，其思想内涵和孙子的结论相差得并不太远。
然后李德哈特又回过头来再谈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两人思想在西方的流传：
孙子思想的澄清可以矫正克劳塞维茨思想的隐晦。不幸，《孙子》引入西方最初只是一位法国传教师所作的节译，时间是法国革命之前不久。虽然与18世纪思想的理性趋势颇为符合，但由于法国革命的爆发，拿破仑战争的冲击，遂使孙子不再受到注意。克劳塞维茨开始他的思考时是在那种冲击影响之下，而在他尚未能完成其著作的修正时即又已逝世，所以也就诚如他所料，那会引出“无穷的误解”。等到《孙子》新译本在西方出现时，军事世界已在克劳塞维茨极端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于是中国古圣之言也就不再有任何回响。任何西方政治家和军人都不曾注意他的警告：“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然后，李德哈特又自述其本人认识孙子的经过：
引起我个人对孙子的兴趣者是我在1927年春季所收到的一封信。发信的人邓肯爵士（Sir John Duncan），他正在上海驻防。当时由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产生紧急状况，邓肯奉英国陆军部之命，前往上海充任派遣兵力的指挥官。
邓肯的信这样写道：
我刚刚读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公元前500年在中国写的“战争艺术”。其中有一个观念令我想起你的扩张水流理论（expanding torrent theory）：“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胜，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本书中还有另外一条原则，那是今天的中国将军们正在采用的；即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李德哈特接着又说：
当我读了《孙子》之后，发现书中还有许多内容都和我自己的思想路线完全符合，尤其是他经常强调出其不意，追求间接路线。它使我认清基本军事观念不受时代影响，甚至于连战术性的亦复如此。
最后，李德哈特又以下述的一段小故事来作为其序文的结束：
大约十五年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有一位中国驻英武官曾数度来访，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告诉我，富勒将军（J．F．C．Fuller）和我的书是中国军事学校的主要教科书——于是我就反问：“如何看待《孙子》？”他回答说，《孙子》虽仍被视为经典，但大多数年轻的军官都认为它已经过时，在机械化武器的时代不值得再研究。我就告诉他，现在正是他们应该回头学习《孙子》的时候，因为在那样一本短书中，所包括的基本战略和战术理论几乎像我所写的二十多本书中所含有的一样多。简言之，对于战争的研究，《孙子》是最佳的简短导论，在深入研究此一主题时，若能经常参考亦可受益无穷。 [ 注：所有的原文均引自李德哈特对格里菲斯《孙子》英译本所作的序文（Forward）（Sun Tzn：The Art of War,trans by Samuel B．Griff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
上面所引述的这最后一段话，可以显示李德哈特对于《孙子》真是推崇备至，不过，他所讲的那一段故事却并不可信，至少是颇有疑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国的陆军军事思想所受外来影响是以日本为主要来源，而日本又是以德国为主要来源，那位武官居然会说军校以富勒和李德哈特的书为主要教科书，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在战前的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他们两位的大名，甚至于连蒋百里先生也不例外。对于这个故事只可能有两种解释：（1）李德哈特自己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以加强其结论的说服力。照理说，以李德哈特的身份，似乎不应采取这种欺人的手法。（2）那位武官故意说谎来讨好李德哈特，而后者信以为真。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却无从查证。
李德哈特之所以如此推崇孙子，当然又有其内在的原因。假使说思想也像商品一样有其特定的商标，则“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也就可以算是李德哈特的商标。他自从1925年开始，就一直从事历史的研究，希望能从此种研究中找到战略的精义。到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 [ 注：从这本书的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当时的李德哈特的思想尚未达到成熟的水准。因为只能用“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而不可用“决定性战争”。有关李德哈特的生平和思想，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 ] 。所谓间接路线的观念就是在这本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曾综述其思想发展的经过：“必须对全部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的真意。” [ 注：B．H．Liddell－Hart，The Liddell－Hart Memoirs，1895－1938（Cassell，1955），pp．162－165． ]
在此之前，李德哈特早就已有“扩张水流”的观念，他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当我研读孙子在两千年前所写的有关战争艺术的古书时，我发现其所用的比喻（simile）和我用的非常接近。” [ 注：同上注，44页。 ] 李德哈特在1927年以前还未读过《孙子》，但其思想在若干点上即已与孙子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次提出间接路线的名词时，他不仅已经读过《孙子》，而且也确已受其若干影响。他以后在其传世之作的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即可为证明 [ 注：李德哈特曾一再改变其书名，到1941年才正式采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lndirect Aproach）为书名。到1954年修正再版，又换了一个新书名：《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此一书名遂一直保留不变。中译本删改用《战略论》为名。 ] 。
由此可以断定李德哈特之所以推崇孙子，其内在原因未尝不是他可能认为孙子之言足以作为其理论的背书。不过，若作较精密的分析，则又可以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事实上，天下绝无两种完全一致的思想，因为每一位思想家都有其不同的天赋、背景和环境。间接路线为李德哈特毕生提倡的观念，虽不曾明确宣称那是他的发明，但他的确相信：“间接路线是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162． ] 孙子与李德哈特相距两千年之久，其书中所用名词当然完全不同，不过，却可以断言孙子并非非常重视李德哈特所谓的间接路线。孙子的思想有其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其书中的一切观念几乎都同时呈现正反二面，从不偏重某一面。
李德哈特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还只具有地理意义，但以后，他又发现所谓间接路线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而更具有抽象意义。于是最后遂认为“战略史根本上就是有关间接路线应用和演进的记录”。 [ 注：同上注，17页。 ] 这样的说法未免过当，把间接路线视为战略的同义词，所以无怪乎和他的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富勒都会作下述的批评：
若认为间接路线是万应灵丹，实乃大错。战略的目的是要击败敌人，若能用直接路线达到此种目的，则又何乐而不为。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已。究竟应釆何种路线要看双方的态势来决定。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302． ]
富勒的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而且也与孙子之言若合符节：“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李德哈特虽欣赏孙子“兵形象水”的比喻，但却忽视“因敌而制胜”的道理，而只一心以为间接路线即为制胜的不二法门。
李德哈特推崇孙子的主要动机，似乎还是想要利用孙子的大名来作为其推销间接路线的工具，同时也未尝不是想与孙子缔结思想同盟以共同对抗克劳塞维茨。但从李德哈特的著作中又可以发现他对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了解都并不太深入。他似乎还是犯了西方学人的通病，对于《孙子》只作断章取义的选择性引用，而从未注意《孙子》全书有其完整一贯的思想体系。此外，由于他不懂中文，所以对于《孙子》的辞句也自然缺乏适当的认识。举例言之，孙子所用的“奇正”并非意味着奇就是间接，正就是直接。孙子说“奇正相生”足以显示他从未认为奇正是两种对立观念，尤其不可能认为所谓间接路线永远较优于直接路线。孙子在“军争”篇中虽曾论迂直之计，但那并非其思想的重点，更不足以代表其思想的整体。
《孙子》全书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尾呼应，形成一体。但在李德哈特的著作《战略论》中是几乎完全不曾谈到情报对战略计划的重要性。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虽然如此推崇孙子，但在其书中除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以外，在其正文中从未引述孙子之言，也从未提到孙子的大名，甚至于在其索引中也无“孙子”这一条。
李德哈特到了晚年对孙子的推崇仍有增无减，他在《为何不向历史学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一书中曾经有下述这样一段话：
对于和平并无万应灵丹，但从古今人类经验的总和中可以提炼出几条基本原则：
（1）研究战争并从其历史中学习。
（2）只要可能应尽量保持强大实力。
（3）在任何情况中都应保持冷静。
（4）应有无限忍耐。
（5）绝勿迫使对方作负隅之斗，并应经常帮助他顾全面子。
（6）假想你自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于是也就能够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
（7）应绝对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能使人变得如此自盲（self-blinding）。
（8）必须力戒两种最普遍的妄想：一心追求胜利和认为战争不能限制。
约在公元前300年的《孙子》，据我们所知，要算是最早研究战争与和平的一本书。上列八点都曾经明确或暗示地包括在该书之内。自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又已经打了许多次战争，大体都是劳而无功，足以证明人类从历史中所曾学得的教训是如何之少，但这些教训的本身却是永远存在。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71．（这是在1944年出版的一本旧书，李德哈特在逝世之前已加以修正增补，准备出一新的再版，但未能如愿。到1971年始由其公子亚德里安（Adrian J．Liddell－Hart）完成其遗命，中译本改名为《殷鉴不远》，由军事译粹社出版。） ]
以上所云对于孙子之推崇可以说是至矣尽矣，但若从《孙子》书中去寻找，只能说仅有（二）、（五）两条有较明确的证据，至于其他各条则也许诚如李德哈特自己所云，最多只是暗示地包括在内。
我这样说绝无轻视李德哈特之意，而且更非否定其对于孙子的推崇。不过，若把他的话和《孙子》原书作一认真的比较，似乎找不到真凭实据来证实孙子和他一样地重视其所谓的间接路线，同时也不能断定李德哈特对孙子的思想有足够深入的了解，以及孙子对李德哈特的思想有足够重大的影响。
（作者附识：与李德哈特齐名，同为20世纪英国两大师的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虽表示高度的敬佩，但似乎完全不知道有孙子的存在。在他的著作中从未提到孙子的大名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