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的哲学基础·第二十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二元论
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即为哲学的境界。事实上，任何思想家当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战略思想家也自不例外。诚如博弗尔所云：“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会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in to Stratesy，p．138． ]
现代研究孙子的学者几乎无一不承认孙子的思想有其哲学基础。冯友兰先生认为《孙子》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册，192页。 ] ，郭化若指出孙子伟大的军事思想是以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为基础 [ 注：由《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引述，见该书，235页。 ] 。因此，孙子有其哲学基础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值得研究的则为其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国学者虽然对于这个问题写了不少的文章，其异口同声所发表的总结论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那可以用杨炳安的话为代表：“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 [ 注：同上注。 ] 而把战略思想与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西方也早已存在。
首先被认为其思想曾受黑格尔影响的西方战略思想家就是克劳塞维茨。1911年德国学者克劳青格（Paul Creuzinger）曾著一书，名为《黑格尔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Hegel’s Influence on Claueswitz），确认其一切思想莫不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以后列宁受到这本书的影响，遂更公开宣布克劳塞维茨是黑格尔的信徒。比较晚出的学者，包括阿龙和巴芮特等人在内，则认为黑格尔对于克劳塞维茨固然不无影响，但他绝非黑格尔的信徒。巴芮特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只是就某种特殊的意识而言，可以算是辩证法。他不曾采取黑格尔的正、反、合形式，并认为那也像任何其他系统同样不适当。不过，他却时常采取一种改良型的辩证法以发展其个人的思想。”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83－285页。 ]
事实上，任何思想家都一定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他必然会受到前辈的影响，而他也必然会影响其后世。克劳塞维茨是如此，孙子亦复如此。真正对克劳塞维茨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老师沙恩霍斯特（Gerhard David Scharnhorst，1755－1813），其次是孟德斯鸠和康德，而直到晚年他才受到黑格尔的少许影响。其原因是他在写《战争论》时发现其基本理论与历史经验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才想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打开这个死结。但他所利用者只是逻辑而非形式，甚至于也可以说黑格尔只是在思想方法上给予他一种新启示而已。
所谓辩证法的最大特点即为容许两个对立观念同时存在，并认为它们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不必放弃两个对立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而可采取一种较高的观点将其同时保留。所以，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即为二元论，此种思想早已存在而并非黑格尔所发明，他只不过是创造了一套推理形式而已。无可否认，克劳塞维茨是受到黑格尔的启示才想通了这个道理，于是他才着手修改其《战争论》初稿，而开始引导其理论走向二元路线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83－285页。 ] 。
克劳塞维茨与黑格尔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受黑格尔影响也自不稀奇。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人，自然不可能受黑格尔的影响，尤其在其书中也找不到所谓辩证法的任何形式化的表现。事实上，在克劳塞维茨的书中也同样找不到。不过，我们在研读《孙子》时，几乎又可以立即发现书中充满了二元论的意识，甚至于比《战争论》所表现者还远较强烈明显。诚如刘振志所指出的：“在通贯全书之中，处处可发现二元论，但在全程的二元结构中又可发现圆融和谐（comprehensive harmony）的统一，包括经权、常变、攻守、奇正、虚实、强弱、众寡、迂直、利害、劳逸、治乱等等，无一不二，无二不一。” [ 注：刘振志：“孙子的关键字及其思想内涵”，《孙子新论集粹》（北京：长征出版社，1992），125页。 ]
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孙子、克劳塞维茨、黑格尔的思想有其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二元论。事实上，二元论是人类所共有的古老思想遗产，不是某一位思想家的创造，而是本来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时有昼夜，人有男女，万事万物经常呈现出相对的现象，哲学家只是创立一个名词而已。二元论虽然是西方的名词，但我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思想中也早已有此同样的观念，只是不曾有这样的学名。所以，孙子的理论是其思想方法的产品，但作为其思想方法基础的二元论则又是自然（天）的产品，那就是朴素的、原始的辩证法。
克劳塞维茨虽曾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其书中找不到辩证法的名词，博弗尔则不仅把辩证法这个名词纳入其战略定义中，而且还说战略是一种辩证法的问题。概括地说，博弗尔的书似乎并不像克劳塞维茨的那样难读，但他这些理论却还是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事实上，他不过只是借用这个哲学名词，其原意实在很简单。他把战争比喻为击剑，甲方有一行动（action），乙方也必有一反行动（reaction），这样彼此对抗直到终局，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基本观念与孙子或克劳塞维茨并无不同，都是承认在现实的战争中，一切思想与行动都具有相对性，而并无绝对的准则。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此即所谓二元论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22，25，36． ] 。
若对克劳塞维茨和博弗尔两人思想作较精密的研究，即可获得一种印象：所谓辩证法者，实际上只是对于原始的二元论加以精致化的处理，并给它戴上一顶漂亮的高帽子而已。至少，就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而言，实际情况的确是如此。
克劳塞维茨从未以哲学家自居，甚至于他还警告说：“任何理论家都不应钻进哲学家的牛角尖。”他的目的是想要建立一套现实主义者的军事理论。孙子也是一样，何况在他那个时代，连哲学这种名词都还不存在。从另一角度来看，若米尼曾说他的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极适当的教科书，而霍华德则认为那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孙子虽不曾明言他所写的是教科书，但今天无人不承认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综合言之，孙子所写的是兵法，也就是知兵的途径和用兵的法则，因此，理论和教科书两种性质兼而有之。他不仅教人如何做，而且更教人如何想，那自然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采取战略途径（strategic approach）的思想方法。所以，孙子虽非哲学家，他的书也非哲学著作，但他的思想却确有其哲学基础。
二、未来学
孙子的思想具有未来导向，已见前述。当然，所谓“未来学”（futuristics或futurolosy）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名词。但人类知道未来的重要，学者的思想中具有未来导向，则又是古今中外所早已存在的事实。尤其是我国古代圣贤具有与现代未来学家大致相似的思想者颇不乏人，而孙子即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人为什么都希望能知未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如孔老夫子所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是理性动物，有思考能力，所以才会有远虑。因为害怕近忧（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危机）会突然发生，所以也就感觉到有远虑之必要。所谓远虑者即为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未来，用现代名词来表示，也就是所谓“未来学”或“未来研究”（future studies）的内涵。远虑的目的即为想要避免近忧，这也正是有如汉代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 [ 注：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
但想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未来又谈何容易，即令到今天，我们也都还不能“预测”（predicate）未来，又何况是古人？由此可见孙子在思想上具有未来导向非常难能可贵。他似乎是现代未来学家的先驱，也可以说他是古代的未来学家。从他的书中可以体会到他是如何重视未来，如何采用合理的方法来研究未来。从较广泛的意识来说，战略即为计划，又或可以说战略是以计划为其实体代表。战略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所以计划的作为即为此种思想方法的实际运用。计划都不是为今天着想而是为明天着想，所以计划也必然具有未来导向，而愈是远期计划则也就愈需要深远的思考。孙子把“计”篇放在其全书之首，可以证明他是如何重视计划。他明确指出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所谓“察”者就是深远的考虑，其对象不仅为现有的情况，而必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内。此一“计”字的精神又贯穿十三篇，从头到尾，足以代表孙子思想体系的主轴。
孙子在其第二篇“作战”中泛论战争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强调“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并以“胜敌而益强”为理想，可以显示他所最重视的不是眼前的胜利，而是战争对于国家前途的利害。换言之，正像李德哈特所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想要获致较好的和平。因此，他特别警告：“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此种利害的评估自然是远虑，也自然具有未来导向。
“用间”篇为十三篇的总结，孙子在此篇中所最强调的观念即为“先知”。为何要先知？先知的目的就是为远虑提供思考的基础。若不能远虑，则虽能先知又有何用？所以十三篇才会以“计”为起点，而以“用间”为总结。这也正和博弗尔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后者指出今天所最应重视的事情，即为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
孙子不仅重视先知，并且明确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足以显示孙子不仅能破除迷信，而更信任专家，主张循合理思考的途径来研究未来。因此，其思想的确可以代表“未来主义”（futurism），与现代未来学家（futurist）的观念不谋而合。
三、行动学
祖籍波兰的意大利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孙子的思想方法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孙子在思想方法领域中有三大特点：（1）《孙子》是第一本在中国提倡以理性客观分析作为知识基础的书；（2）他创建一种“斗争哲学”，那是西方过去所没有的理论；（3）他的理论最后又升高到抽象的层次，而变成一种有效合理行动的理论，所以可以视为“行动学的先驱”（a pioneer of praxiology）。前两点比较简单，不过最后一点由于行动学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冷门学问，在国内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有略作解释之必要。
“Praxiology”的语根是希腊文中的“praxis”一字，其原意为“活动”（activity）或“实践”（practice）。这个名词是法国哲学家路易·布多（Louis Bourdeau，1824－1900）所首创，而在此学域中的当代大师则为波兰哲学家科塔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nski，1886－1981）。即令在西方，行动学也是直到20世纪才开始流行的学问，其发展与模控学、程式学、社会技术，以及组织研究等学科的进步都有密切关系。
行动学又可称为“实用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其所研究的对象为有目的的人类行动（purposeful human action），以及如何用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方法。行动学与所谓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意义并不相同。后者所研究的对象为人类行为的本身，以及人类为何（why）有某种行为的理由。行动学所研究的是人应如何（how）行动始能使其行动符合效率和理性的要求，也就是研究如何始能使其行动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行动学的理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应具有普遍性，能适应任何环境，而非由环境所产生。科塔尔宾斯基所最先发展的行动学只是一种分析个人有效行动的理论，现在也被称为微观行动学（micro-praxiology）。以后，又有其他的学者把他的观念应用到组织体系，以及其他复杂行动上，此种较广泛的理论遂被称为宏观行动学（macro- praxiology）。
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他当然不知道有所谓行动学之存在，但从其书中却可以发现有若干观念都与行动学的理论暗合。诚然，行动学在西方的起点与孙子是天各一方，而孙子对于其思想的表达所采取的方式，也与西方行动学者有所不同。但就基本原理而言，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差异，至少，他们的研究对象彼此类似。现代西方行动学家采行宏观的观点，对所有一切行动进行综合研究，在此种范畴之内，斗争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行动。孙子则以斗争（用兵）为其研究的起点而且也是以此为特定的范围，但他的观念又可以推广而用之于其他的行动领域。当然，《孙子》一书比较简单，而且也未说明其推理的过程，并不具有现代学术著作的范式，但就其核心观念而言，至少可以说《孙子》十三篇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行动学。
科塔尔宾斯基曾指出，武装斗争（armed struggle）处于“底层”（ground level），其有关的原则也最具体。在经贸、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斗争（竞争）则较复杂而构成“中层”（intermediary level），也需要较抽象的法则。概括的行动理论，即所谓“行动学”，则代表“最高层”（supreme level），当然也把斗争理论包括在内。在科塔尔宾斯基之后，还有若干其他的行动学家继续发展他的理论。他们并不曾读过《孙子》，但他们的思想还是与孙子有很多暗合或类似。甚至于可以说那些现代行动学著作对于孙子的理论是一种遥远的延伸，或更进一步的解释 [ 注：有关行动学的讨论均以加夫利科夫斯基的论文为依据，其论文原名“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孙子新论集粹》（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选）将其译为“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把“praxiology”译为“行为学”实为误译。 ] 。
大约在十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名为《现代战略思潮》的书。在写那本书时我曾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观念，那就是下述的公式：
未来学 ＋ 行动学 ＝ 战略
（futurology ＋ praxiology ＝ strategy）
当时我对于孙子并无深入认识，而那本书也是以西方战略思想为主题 [ 注：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235页。 ] 。
光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十年。当我今天拿起笔写《孙子》新论时，不禁回忆往事，并认为我的那个公式对于孙子是完全适用。孙子的思想方法和导向都可以用此一公式来表示。未来学和行动学的基本观念构成其思想的哲学基础，而这也正是一种新的二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