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第十四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明太祖驱除蒙古政权后三百年，满洲人又入主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异族王朝。满洲人即所谓女真民族之一部份，其先人曾建渤海国和金国。在明代时分为三部，即（一）海西女真，（二）建州女真，（三）野人女真。野人女真居黑龙江流域，距中国最远，朝贡无常，海西建州二部则每年均向明朝贡。满洲族即为建州女真，初耕牧于牡丹松花两江合流之处，而受明建州卫之管辖。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A．D．），其酋努尔哈赤兼并附近部落，建后金汗国，此为满州人建国之始。从此时起也就常为明朝的边患。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嗣位，于明崇祯九年（1636 A．D．）改国号为大清，这才是清朝的正式开幕，后人也常称之为满清。
满洲人虽经常寇边，但其实力还不足以动摇明朝的根本，明之所以亡实由于内在的原因，满洲人只是捡现成的便宜而已。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两代不过三十年的时间，以一小部落居然五次入关，并终于灭亡明朝，入主中国，似乎有一点不可思议，但从战略的观点上来看，其理由是不难解释。明自万历中年以降，政治极端腐败，武备也日益废弛。崇祯继位后，庸懦多疑，十七年间阁臣更易达四十五人之多，守边大将，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都或诛或罢，不能展其长才。而他还临死不悟，尚自谓“朕非亡国之君”，实属可耻。
边患本不足以亡国，但流寇在内部构成心腹之患，而汉奸又纷纷降敌，并导引其入关，所以怪不得多尔衮在其致史可法书中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明北京陷后，南方即争事拥立。福王在南京，唐王在福州，桂王在肇庆，但不到二十年，均相继破灭。最后，只剩下在台湾的明郑，仍奉永历（桂王）正朔，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A．D．）才终告结束。
三藩乱平（1681 A．D．），台湾内附之后，满洲人才算完全统一了中国。而从此时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约百余年，遂成为满清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中，其文治武功虽非远迈前古，但比之明代则确有过之。不过，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清朝，则其成就似乎很平凡，尤其是在此全盛时期内，战略思想更好像进入了冬眠状态，几乎可以说是呈现一片空白。其原因也不难解释。
清人初入关时，重用降臣，开科取士，对知识分子刻意安抚，等到天下已定就立即改变态度，对于读书人采取高压手段，极尽迫害之能事，直到康熙初年，其势有增无已。吴三桂反，清廷遂暂改变其政策，以收买人心，缓和汉人的反抗。于是征博学鸿儒、开明史馆以来牢笼遗民志士，但应征而来者多为二三流以下人物，像顾亭林、黄梨洲等大老均不能罗致。三藩乱平，清廷遂故态复萌，又恢复其迫害文人的政策，雍正嗣位，由于天性刻薄猜忌，更是变本加厉。文字狱迭起，株连无数，真乃中国文人的浩劫。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汉人反抗心理殆已完全消失，但对文人的迫害仍未放松。文字狱继续发生，较之雍正朝益形琐细。又创编四库全书，以便藉征书之名而焚毁禁书共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其对中华文化所造成的损害实不亚于秦火。
经过百余年的压迫，那些明末清初的学者都早已逝世，下一代的读书人除了应考出仕以外，也就更无其他的出路。即令尚有少数人鄙视科举，而继续从事学术的研究，但鉴于文字狱之惨酷，也都绝口不谈国事。于是学术文化遂日益与现实政治脱节。因此，所谓“汉学”遂成为逃避现实的唯一途径。最初是由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而产生的反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的探讨，钻入故纸堆中而不问世事。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所谓经世之学不仅乏人问津，而且成为忌讳。因此，自从明末诸子先后逝世之后，在战略思想领域中遂形成一片真空。满清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中国战略思想史上的另一段黑暗期。
满清帝国自嘉庆朝开始即已衰象毕露。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早成强弩之末，徒为粉饰，自耗国本。事实上，清代自乾隆以后，遂已逐步走入不可挽回的颓运。乾隆末叶，民变之事数见不鲜。其中规模最大者为川楚教匪之乱，历时九年，至嘉庆七年始平。以后，复有浙闽海寇，山东天理教等叛乱，更互迭起。最后到道光末年终有洪杨（太平天国）之大乱，构成数十年来连续内乱的最高潮。
道光（1821－1851）朝为清代兴衰的关键，在这一朝中，内忧外患都有爆炸性的发展。就国内而言，最大的叛乱在道光末年（1851 A．D．）爆发；就对外而言，最早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在道光二十年（1840 A．D．）爆发。前者使满人的统治发生根本动摇，后者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其长远的后果则为满清帝国的覆亡和现代新中国的创建。同时在思想领域中也产生空前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促使冬眠已久的中国读书人突然醒觉，开始从故纸堆中钻出来，再度讲求经世之学。另一方面为西方思想随着西方技术的后面，开始流入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使数千年来延续不变的传统思想感到难于适应。
简言之，内忧外患的刺激，促使中国读书人不能不改变其固有的心态和想法，而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战略思想也自然会受到影响而产生新的变化。为了分析的方便，本章将先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来加以分析，然后再作综合的论断。
一、内忧——太平天国
清代自嘉庆朝即已开始衰败，民穷财尽，官逼民反，内乱迭起，天下骚然。虽然大多数文人还是沉醉在科举与考据的美梦中，但已有少数杰出之士开始觉醒，并发出忧时警世的言论。换言之，在国势衰颓的刺激之下，忧患意识遂油然而生，于是对于政治现实和文化理想都引起了尖锐的再检讨。
洪亮吉（1746－1809）可为一例。他在嘉庆年间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士大夫的无耻曾作很多激烈的评论，并终于获罪，遣戍伊犁。洪氏不仅议论朝政，而且还能指出国家的乱源为人口的激增。以至于民穷财尽，无法维持适当的生活。以当时而言，有如此远见真是不可多得，而且也比英国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还较早。与洪氏大致同时的还有杭世骏、余廷灿等人，他们可以算是思想复兴的先驱。 [ 注：洪亮吉有卷施阁文集。其人口论见意言洽平篇。 ]
比洪亮吉略晚又有龚自珍。自珍字定庵，浙江仁和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792－1841），享年仅五十岁。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其议论足以发人深省。梁启超认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 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p．122． ] 龚氏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思想敏锐，不仅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而且的确有超时代的创见。与他同时而又齐名，世称“龚魏”的魏源曾经指出：“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云造深微云。” [ 注：魏源：定庵文录序。 ] 魏龚二人有深厚的友谊，彼此惺惺相惜，其所言应属信而有征。尤其从“尤好西方之书”一语看来，可见自珍晚年已经开始吸收西方思想，可惜他去世太早，未能将其心得告诉大家。
龚定庵虽不像唐铸万“见前章”那样对兵学有直接的研究，但从其言论中仍可以间接地显示其思想是与所谓战略思想家的观念非常接近。首先应指出的是他对于历史的尊重。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 注：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亦名尊史）。 ]
他认为所有一切学问都与史学有关，所以他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 注：同前注。 ]
除尊史以外，龚氏也潜心地理的研究，尤其重视西北边疆地区，他的言论实为清季“塞防论”的先声，他感觉到从海上而来的威胁已日益严重，于是企图计划在西北高原地区建立一处可供民族安身立命的战略基地。在其所谓“东西南北之学”中大抵都是强调西北的重要，他对于西域（新疆）、蒙古、青海都有相当研究，而尤以“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具有影响力量，并成为未来国家政策的理论根据。定庵也主张移民实边，并且主张对大江以北的强武之民作有计划的移殖，他并指出这是一种深谋远虑：
有天下之道，则贵因之而已矣……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籍者益大，所加者益密。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庭必不肯待之事……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述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 [ 注：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 ]
龚氏所言虽不免夸大，但还是足以显示其思想具有深远战略导向。因此，即令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纯正的战略思想家，但至少是已经接近此种水准。（有关与其同时的魏源的思想将留待下节讨论。）
道光三十年（1850 A．D．），即龚自珍死后十年，洪秀全等在广西金田村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发动一次空前的大内乱。他们前后倡乱十五年，踞金陵十二年，蹂躏及十六省，沦陷六百余域，但到底未能成事。太平天国的兴亡不属于本书所应讨论的范围，但它对于战略研究又还是能够提供颇有价值的启示，而尤其是对战略思想的发展更构成重大的冲击。现在先从第一点说起。
诚如阿洪（Raymond Aron）所指出，“战略思想是永远不可能与政治思想分离”（已见前章），所以任何革命行动必然要有政治号召，而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大战略问题。洪杨初起是以强烈民族主义为号召，但事实上满清统治中国为时已久，仅凭民族旧恨还是不足以刺激人民揭竿而起。满清中叶以后变乱迭起，又还是有其客观原因，那也就是由于人口激增、政治腐败、经济恶化、民怨沸腾，农民继起而暴动，往往又只是一种冲动而无严密的组识，所以尽管此起彼伏，而不能成大事。要想迅速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唯一的捷径就是利用宗教。所以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以外，遂又加上宗教号召。不过，这种临时草创的宗教固能发挥其思想狂热，其本身却一定含有很多内在的弱点，于是对于革命运动也就会终于构成一种致命伤。所以明太租的确是一位伟大战略家，他最先属于韩林儿，以白莲教为号召，但自立门户之后即与宗教完全断绝关系，而采取纯民族文化的立场，这正是其终成大业的原因之一。
洪秀全由于地缘关系，接受西方的耶教思想。但对于宗教本身并无太多了解，而只是利用它来作为一种造反的工具。那固然很容易受到愚民的拥戴，但同时也引起读书人的反感。尤其更坏的是他又不仅企图夺取政权，而更想改变社会制度。于是创出许多行不通的办法，以来强迫人民接受其理想中的“天国”。在此同时，他又毁灭一切神庙，包括孔庙在内。设置男女馆，破坏家庭伦理。这些行动是无异于向中华民族文化挑战，当然会激起民族精英分子起而反抗。所以曾国藩在其“讨粤匪檄”中有云：
举凡中国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 [ 注：引自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三册卷下（商务版），p．122． ]
由此可以暗示以曾国藩为首的读书人，并非因为保卫满清政权而战，而是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而战。反而言之，由于背弃中国文化，太平天国以“排满”为核心观念的民族主义号召也自难发生作用。简言之，自古以来所谓华夷之别本有两种解释，其一为血统或种族的差异，其二为文化的差异。中华民族对于异族一向采取宽大的容纳态度，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而言之，对于文化传统则采取相当坚持的态度而不肯放弃。洪杨等不明此理，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虽然能够造成巨大的变乱，但就本质而言仍然还是流寇。其所以能够到处肆虐，主因是满清政权无能，军备废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洪杨等人知识水准极为幼稚，不仅没有全盘计划，而且也几无战略思想之可言。反而言之，太平天国的造乱又还是对于我国战略思想的发展构成重大的冲击。由于此种冲击，才有许多读书人投身军旅，其中的领袖人物也显示出其战略天才和对于战略思想的认识。这些人物中，最受到推崇的为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他们都是湖南人，以后又加上一个李鸿章，他虽是淮军的创始者，但又还是出于曾的幕府。他们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由于环境的压迫，才不仅要用兵而且还要知兵。
胡林翼（1812－1861）字润芝，湖南益阳人，他比曾国藩小一岁，道光十六年进士，馆选翰林（编修），反比曾早两年。当洪杨乱起，湘军起而平乱时，他与曾同为早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他的地位比曾更重要，因为他握有实权，不像曾仅只具有在籍侍郎的身分而已。王尔敏先生认为当时“曾国藩为首脑人物，胡林翼为灵魂人物”可谓适当的形容。 [ 注：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p．116。 ] 关于胡林翼的功业，不拟多所论述，在此只想指出两点：（一）他不仅知“兵”而且对于“兵事”有其独特的见解；（二）他曾以他的名义编著一部书，对于战略思想史做了实质的贡献。
胡林翼虽是翰林出身，但他能熟审兵学精义。对于当时统兵将领颇多评议，而日后事实证明往往如其所料。其致李鸿章书中有云：
历年江南人论兵将，均极宽宏仁恕，掩覆过失，覊糜勿绝而已。实因其人志气不能自为，不知兵事，故于兵将多恕词；又有识见不屑为兵将，故于兵将多鄙词，以为战阵非此辈不可。不知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 [ 注：同前注，p．118。 ]
从以上议论中可以发现胡氏不仅重视兵事，而且更认为“兵事为儒学之至精”。此种见解与唐铸万认为兵学为全学之一部分，不知兵为儒者之耻。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吻合。
《读史兵略》一书是以胡林翼为署名的编著者。事实上是由他的幕僚所编辑，但在思想上却受到他的指导。他在序之中曾明白地指出：
林翼造时多故，过蒙殊恩，畀以疆事，与史相襄平官公（即官文，当时任湖广总督）同修兵戎于江汉。受任既重，深惟负乘之惧，顾才不副志，略不称心，私窃忧之。戎幕相与从容风议者，辄及二书（指左传与资治通鉴），因条取其言兵者，汇而编之，以朝夕循览。
接着他又说明：
编辑者及门江宁汪孝廉士锋；分辑者汉阳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张君裕钊，独山孝廉莫君友芝，长沙明经丁君取忠，长沙布衣张君华理也。
足以显示这部书是集体创作，而主编者则为汪士锋。他是南京人，道光朝举人（孝廉），也是胡林翼的门生。
《读史兵略》共四十六卷，是部大书。卷一又分上下二卷，其资料均辑自左传；卷二至卷四十六，其资料则辑自资治通鉴。其编纂工作始于咸丰九年（1859），完成于十年底，十一年由武昌官署刊行。其所记战史以五代为终点。但其“续编”也已完稿，包括宋元明三代，（共十卷）胡林翼在序文中曾说明：“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将俟绩刊之”。但由于胡林翼逝世，遂被搁置，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始全部出版。
《读史兵略》是一部照编年体写的战争史，但却以战略研究为其目的。其选材也是以能否在战略方面提供教训或启示为标准。诚如清末学者陈庆年所云：
文忠是编所辑兵事以知略为本，如伐某国取某邑，虽有兵事而无当于兵略者不录；又凡以谋略胜人，但为强兵之至计，虽不必有兵事之可言，而亦必录入。 [ 注：陈庆年：“兵史诸书之大略”见所著兵法史略学。 ]
陈庆年对于这部书的批评为：
其摘录程式视茅书（指武备志战略考而言）为近而详实过之。上自春秋，下迄五代，兵事方略灿然可详；所释今地亦较他书为精；间论其事之得失，每下一句，深切著明。欲讲求此事，取资其中已足致用。 [ 注：同前注。 ]
《读史兵略》对于我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算是重要文献之一，虽然不是胡林翼所亲自编著，但该书的完成还是应归功于他。这可算是他对于战略思想的一大贡献，而且同时也足以暗示其本人对于战略思想是有相当深厚的素养。
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的功业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是高中学生都能知道，所以不必赘述。在此所要讨论的是他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成就。首先应指出曾国藩是一位谦谦君子，他认为他自己不知兵。王闓运说：“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 [ 注：王闓运：湘军志卷十五。 ] 王定安曾引述曾国藩之语如下：
古人以用兵之道适于声律，故听音乐而知兵之胜败，国之存亡。余生平于音律算法二者无所解，故不能知兵也。 [ 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十二。 ]
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不仅知兵，而且对于战略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虽然不曾著书立说，但从其日记、书信、奏议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证据足以显示他具有高度的战略天才，绝对有资格可以算是一位大战略家。
在他开始出师讨贼时，就发出其“讨粤匪檄”，檄文义正词严地说明为何而战的理由，并且打击在敌人的弱点上。这证明他完全了解大战略的总体性，以及心理因素甚至于比军事因素还更重要。他指出“粤匪自处于安乐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其目的即为引起太平天国部队内部的溃散。
湘军的起源虽仅为地方团练，但曾国藩从一开始即有荡平天下的完整构想，并且按照计划，逐步推进，从不自乱步骤，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累败累战的耐力。当时清廷对于战略可谓一无所知，其对战争的指导是毫无计划之可言。对于曾国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闽，忽而令之入川，忽而令之赴苏。假使他遵从清廷意旨，则不仅将一事无成，而最后也必然会归于失败。所幸他对于整个战争应如何进行早已有腹案。对于清庭的命令采取拖延的应付，而一切仍照其自己的理想进行。这也完全符合孙子所谓“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不过，以其当时的处境而言，他能坚持此种原则真是非常不容易。
从一开始起，曾国藩即注意到“水师”之重要。在训练乡勇之同时，也开始有建造战船的计划，湘军以后的作战常采水陆互相支援的方式，其兵力由洞庭湖进入长江，克武汉顺流东下。由于控制了长江，其兵力不仅在后勤上不愁匮乏，而且也进退自如，能够发挥作战的弹性。其所以能逐步克服沿江重镇，由九江而安庆，终抵石头城下，水师之功实不可没。西方有所谓“制海权”，曾国藩虽无“制海权”但却有“制江权”。反观太平天国方面，最初也是由于在湖南益阳抢到民船数千，遂从洞庭直下长江而到南京，但定都南京后却从不积极训练水师，两相比较，更可显示曾国藩确有战略远见。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634－635。 ]
曾国藩对于军事战略也很有研究，虽然他并不亲自指挥作战，但常揭示某些原则以来告诫其手下的诸将。例如他曾指出：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阁下常犯此二忌，嗣后望勤加训练，不患无交战之时，但患无能战之具耳。 [ 注：陈启天编述曾国藩平乱要旨（商务），p．65。 ]
曾国藩又坚持集中和主动的原则。他从不分散兵力也不同时追求几个目标。当湘军围攻安庆时，他曾力排众议，坚持在攻陷安庆之前不分兵进攻江浙。他说：
兵分则力单，穷追则气散，大胜则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于是矣。 [ 注：同前注，p．69。 ]
此外他也认为应审主客之势：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 [ 注：同前注，p．65。 ]
曾国藩对于“气”之意义有其独到的见解：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对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瑶之拔偪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 注：同前注，p．48。 ]
事实上，这也正是曾国藩以相当少量兵力为起点，终于能够稳扎稳打，反客为主，而剿平洪杨的原因。
曾国藩又不仅只知重视军事战略的作战方面，他又更认清军事战略有其较宽广的基础，那就是组织和后勤。曾国藩建立湘军时，在这两方面下了不少的工夫，其所以终于能成功，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常为人所忽视的原因。蒋百里先生对于此一事实可能是最早的发现者，曾在抗战期间，以“营官二百两，长夫一百八十八”为题撰一短文来加以解释，现在就请听百里先生的说明。 [ 注：钮先钟选：蒋百里选集（壬寅版，1967），p．129－133。 ]
军队本是一种组织，在那个时代由于通信工具的简陋，无法采用较复杂的组织，所以湘军才以“营”为基本单位。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所以作为其核心的“营官”（即营长）负有极大的责任。因此其选择也就极为重要。换言之，必须选择最优秀的人才充任营官，否则一切战略战术也就都无法作有效的执行。要想找到这种人才很不容易，所以对于他们必须给与以优厚的待遇（二百两），这样才能使他们尽忠职守，而不见异思迁。
何谓“长夫一百八十八？”这必须先了解湘军的营制：“每营编制为五百人，辎重长夫运之，率百人而三十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简言之，每三个战斗人员就配一个后勤人员，所以，战斗人员得以保持充分体力，提高行军速度，并发展精锐的战斗效率。同时，由于有正规的后勤组织，也就能够达到“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理想。可以严格规定行军时不得拉夫，否则将受军法惩处。这样可使社会秩序不受扰乱，并增强人民与军队的合作。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曾国藩也像胡林翼一样，是位无师自通的文人战略家。但很可惜，他并未曾把他的战略思想作有系统的阐述，而只是在其日记、书信、奏议中留下一些片断的资料而已。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和胡林翼同年，比曾国藩小一岁，寿命最长。他出身不如曾胡，只是举人而已，但才气纵横，比之二人犹有过之。他常自比诸葛亮，而时人也都一致认为他深通兵法，其为战略家似乎早有定评。左宗棠在平洪杨之乱的阶段中，其功业尚不如曾国藩，以后虽又有平捻和平西北回乱之功，但其功业的最高峰则为收复新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值得重视也正是此一阶段。以下的讨论是以此阶段中的两个问题为焦点：（一）左宗棠的西征战略，（二）左宗棠与塞防论。
在乾隆时代，新疆虽已正式收入中国版图，但事实上，满清政府对于这一块广大的新边疆从未加以认真的统治。洪杨乱起，清庭忙于应付，对于遥远的边区自然更无暇顾及，于是那些少数民族遂又纷纷独立，不仅新疆不保，甚至于陕西甘肃也都岌岌可危。到同治末年（1874），在英俄两国支持之下，阿古柏（Yakub Beg）已经在新疆建立独立王国达十年之久，而俄国也以替中国代管为名义出兵占领伊犁地区达四年之久。
此时，西北回乱已经平定，于是到光绪元年初（1875），清廷始在大辩论之后，决定继续西征。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分督办关外剿匪事宜。这次战役前后历经三年的时间始胜利结束。其经过备极艰辛，其所以能成功，主要也应归功于左宗棠战略指导的正确。此一事实也证明他的确可以算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早在平定西北回乱时（1868），左宗棠即曾正确地指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寿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 [ 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p．20。 ] 由此可以显示他深知后勤因素在远征战略中的重要性。陕甘尚且如此，新疆自不待言。简言之，兵力和财力倒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而真正的困难是在于有钱买下到粮，有粮也不易运输，所以，必须首先克服后勤瓶颈，然后始能进兵西域。
其次谈到财力问题。西征对于国家财力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负担。据后人研究，左宗棠所用的军费总计至少在一亿两以上，其中有一部分借自国外。在一八七〇年代，满清政府岁入平均约五千万两，即全部费用相当国家两年的岁入。所以，付出的成本不能说不大，这样大的消耗是否值得，也就成为当时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一个主要关键。不过，从左宗棠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他的问题。政府已作决定之后，他的责任就只是执行和获致胜利。 [ 注：有关军费数字引自赖进义：“晚清海防塞防之争的研究”（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硕士论文），p．306。 ]
再次谈到兵力问题。左宗棠决定采取精兵主义。最初清廷准备把大量兵力交给他指挥，但受到他的拒绝。不仅如此，他对于其已有的部队也厉行裁减。在陕甘战事结束时，他辖有一百八十多个营，他一次就裁掉了四十个。所以，以每营五百人计算，其全部兵力不过七万人而已。进入新疆之后，他仍继续裁汰老弱，让他们留下来从事屯垦的任务。此种精兵政策不仅能够缓和后勤上的困难，而且更可以相对地提高部队的士气和战斗效率。
以上所云都是有关战争准备的问题，现在再进而论及战略的本体。左宗棠首先根据敌情和地理决定（先北后南）的基本观念，对于进攻的方向和优先作了合理的选择。以敌情而论，北疆的白彦虎、马人得等的势力要比南强的阿古柏较薄弱也较分散。以地理而论，清军已经控制哈密和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一带地区，享有进攻北疆的便利基地，而乌鲁木齐（迪化）又是全疆首要之地，得此也可以进一步控制南强。所以先北后南，也就是先易后难，比较易于见效。而北疆收复之后，不仅在精神上可以产生震撼作用，而且也切断阿古柏与俄国之间的联系，吓阻俄国东侵，尤其重要的是对南疆形成东北两面夹攻之势。
在作战层面，左宗棠对前线指挥官刘锦棠又面授机宜，那也就是“先迟后速，缓进急战”八字诀。此外，则不加以遥控，给予以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他发挥弹性。此种态度完全符合现代大军作战的指挥原则。事后，左宗棠曾自我检讨，认为“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换言之，八字诀又可以简化为四字诀，因为缓进就先迟，急战就是后速。
左宗棠从一八七四年十月到一八七六年五月，花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去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他首先开辟五个粮源，即河西地区、口北地区、北疆地区、俄商之粮、屯垦之粮。并陆续将粮食运往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库存，直到总量已达两千万斤之后时才开始发动攻势。他这种老成持重的作风是十分令人佩服。
至于作战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顺利，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刘锦棠的远征军于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从甘肃祭旗出发，八月攻占古牧地，乘虚直捣乌鲁木齐，不到五个月即已达到第一期作战目标。到十一月整个北强都已在控制之中。左宗棠的“缓进急战”观念可以说是完全兑现。
经过五个月的休息整备，左宗棠于一八七七年四月发动第二期作战。首先克服南北疆中间地带的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接着七月间发动秋季大攻势，进军南疆，向西横扫三千余里，十一月直抵极西边界大城喀什噶尔。到次年（1878）一月，董福祥部攻下南疆八城中最后一个的和阗城。于是除伊犁一隅之地尚在俄军占领之下以外，整个新疆都已归还祖国怀抱。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结束了全部作战，赢得光荣的胜利。而在全部过程中，左宗棠始终坐镇在甘肃酒泉大营，距离前线在千里以外。但一切行动又都能按照其计划发展，并均在其控制之下。似乎真可算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甚至于外国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某西报在评论中指出“中国至喀什噶尔一律肃清，可谓神矣”，又说：“使欧洲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如此。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人，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服回部，足令吾欧洲人一清醒也。” [ 注：同前注，p．150。 ]
左宗棠的西征战略就讨论到此为止，现在就要进一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左宗棠与塞防论的关系。首先必须指出当一个国家既有陆疆又有海疆时，也就自然同时有塞防与海防的需要。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因此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所争的并非问题的本身，而只是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于国家资源分配优先所应作的选择。但在对决策进行讨论时，意见又往往难于一致，于是遂发展成为理论性的辩论，并对观念本身的重要性也产生较极端的看法，甚至于演变成为意气或利害之争。
当同治十二年（1873）西北回乱全部肃清时，满清政府就面临着对于进一步行动的决策问题：即到此为止还是用兵新疆？最初，乘胜收复失地以谋一劳永逸，几乎已成定论，不料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立即引起极大的震撼。于是清廷遂又感到海防的迫切，并开始积极采取增强海防的措施。因为国家财力有限，究意应如何分配，遂面临两难问题。这样对于海防与塞防的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才开始爆发一场大辩论。
作为海防论代表人的李鸿章首先提出他的具体建议，主张停止西北军事行动，集中财力巩固海防。其所持理由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 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p．10－25。 ] 此议一出立即引起很多人的反对。辩论一直延续到光绪元年（1875）。于是左宗棠在三月七日提出其“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运粮情形”的奏折，并对于决策产生决定性作用。 [ 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p．32。 ]
左宗棠首先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念，接着认为海防并不像李鸿章等所强调的那样危急，因此，对于整个国家安全而言，应先解决塞防问题。因为在这一方面是机不可失，若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后患将不堪设想。他的意见获得当朝首相文祥的赞同，后者说：
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毁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驰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袭，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 [ 注：“晚清海防塞防之争的研究”，p．126。 ]
于是继续西征的决定遂终于作成。
不久日军自动撤出台湾，于是海防论者也随之而失势。但对于新疆问题仍继续不断地发生争论，主要的原因是财力消耗太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反对，同时又遭遇到若干外力的阻碍。左氏为使其伟业不至半途而废，所以也就必须一再为其计划作理论性的辩护。其所持的论点最主要者有二：（一）“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 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统筹关外全局疏，p．65。 ] 尤其是后者更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
实际上，这两个论点都颇有商榷之余地。（一）在中国历史中，边患均来自西北固属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即断言未来亦复如此。世界是在变，诚如李鸿章所云，中国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坚持传统观念和迷信历史教训不仅是知常而不知变，而且也缺乏现实感。尤其认为海防较易更早已不符合当前的情况。（二）左氏把新疆、蒙古、京师联在一起的说法与西方地略学家麦金德（Halford J．Mackimder）的“三句真言”几乎是同一模式。此种文字游戏虽可能具有说服力，但就逻辑而言，实无足够的依据，甚至于对于任何三个因素都可以套用此种模式。 [ 注：麦金德的三句真言为“统治东欧者支配心脏地区，统治心脏地区者支配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支配世界。”最初出现于其在一九一九年所出版的“民主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s and Reality”一书中。 ]
严格说来，清季塞防海防之争所争者实为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而理论只不过用为诉求的工具而已。光绪初年的内外情况使得塞防论者暂占优势，于是左氏不仅得以完成其西征的壮举，而且也贯彻了其“新疆设省”的理想。就事论事，左氏对于国家实已作重大的贡献，而其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表现也确有其特点，有资格列入伟大战略家的名单。他虽然未留下有系统的著作，但他的思想仍具有不朽的价值。
自嘉庆时开始，由于受到内忧外患的刺激，中国读书人从睡梦中惊醒，恢服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战略思想也随之而复苏。尤其是太平天国对于中国文化的挑战更使许多读书人投入保卫文化的战争中。胡曾左李等人都是在此洪流冲击之下脱颖而出，他们不仅被尊为清朝的中兴名臣，而且也替中国战略思想带来中兴的气象。（有关李鸿章的讨论见下节。）
二、外患——鸦片战争
诚如左宗棠所言，在过去历史中，外患都是来自西北，东南海疆一向为中国最安全的边疆。虽然明代的历史曾与海洋发生不寻常的关系，但自从倭寇平息，明郑覆亡之后，满清政府又再度背向海洋，甚至于完全忽视海洋的存在。而正当此际，欧洲教士与商人不断东来，力求在华之发展，于是中国数千年闭关之局遂终于无法永久维持。
最初，中国对于西方人的一切要求无不拒绝，但事实上，在船坚炮利的武力掩护之下，西方势力的入侵已成无法拒抗的趋势。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伯爵（Earl of Macartney）来华，交涉改善通商、准许传教、派员驻京诸事，清高宗以天朝皇帝的身份教谕英国国王，一方面对于其远隔重洋，遣使叩祝万寿，深为嘉许，另一方面对于其一切要求，认为与天朝体制不合，一律予以驳斥。这是十八世纪末叶的事情。 [ 注：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二册卷中，p．766。 ]
但到十九世纪中期，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发生，终于粉碎了天朝的神话，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并且更开创李鸿章所谓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对于熟睡已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造成的震撼更是非同小可。从此门户洞开，欧风东渐，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就无法避免不受西方的影响。本来自从嘉庆时起，有识忧时之士即已开始体会到未来的危机，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始造成巨大的冲击，使许多读书人都认清事态的严重。
咸同年间有一句流行语，即所谓“发捻回洋”，那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大患有四：发匪、捻匪、回乱、洋人。前三者为内乱而后者则为外患。到光绪初年，前三种威胁都已解除，于是一般人希望最后一种也会随之消失，接着中国人又可以关起门来过他们的太平日子了。哪知道洋人的威胁不仅不消失，反而愈来愈严重。如何对抗来自海洋方面的威胁，对于中国人的战略智慧也就构成一种空前未有的考验。内乱的冲击虽然刺激读书人投入战争，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中国所固有的问题，其求解也还是可以依据前人所已经建立的战略理论，所以主要的工作仅为应用已有的观念以来适应所面对的情况，而并不太需要从事于思想上的创新。胡曾左等人的成就大致都是属于此种典型。但外患所带来的问题却完全不同，仅用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并不能对其提供适当的解答。所以也就产生了莫大的困惑，并迫使中国的精英分子对于新的挑战必须作全盘的再思考。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对于“外夷”的威胁即不断地寻求对策。在此种长期的错误与尝试过程中，当然会产生不少观念，同时也引起多次的争辩。这对于中国战略思想史而言，也要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有若干人物及其见解是应该分别加以较深入的分析。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可以算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他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因为严厉执行禁烟措施，终于导致鸦片战争之爆发。林氏对外患有其亲身的经验，所以也是最早对于此种威胁提出具体意见的人。他认为中英冲突并非由于禁烟所引起，而是英人对华“早已包存祸心”。因此，他深感外患之可忧，而尤虑海防之空虚。他更预言可能产生骨牌效应（domino）：
夷性贪得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天威不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为可虑。 [ 注：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密陈夷情不能歇片折”。 ]
不过，他对于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所知又还是非常有限，其对于海防的建议也只限于应急之策。他最初主张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
但林氏却是一位头脑并不顽固而能凭经验学习的人。不久以后，他就指出：
窃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能得其短而攻之？ [ 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一，致姚春木、王冬寿书。 ]
于是他的结论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这可算是最早主张建立新海军的意见。
此外，林氏也提出其“以夷制夷”的构想，他认为西方各国之间在贸易上有其利害冲突，可以设法操纵使其互相斗争。此种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幼稚，但从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则似乎可以暗示林氏已经了解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并且企图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战略目的，当然，由于他对现实环境所知者太有限，其观念遂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仍然足以证明他在思想上颇具未来导向。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当他遣戍新疆经过一番实地观察后，曾发出一个惊人的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 注：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p．35。 ] 这可以进一步显示林则徐的确有超时代的战略眼光。
魏源（1794－1857）字然深，湖南邵阳人。他与龚自珍齐名，世称“龚魏”。他又与林则徐有深厚友谊。当林则徐刚往新疆的前夕，曾与魏源长谈，并将其所搜集有关西方国家的资料都给与他。魏源不仅在思想上受林则徐的影响颇大，而且更根据那些资料写成《海国图志》。这部书不仅成为不朽之作，而且足以代表魏源的思想。现在就首先介绍这部书然后再讨论其思想。
《海国图志》是以“四洲志”为基础几经增补编辑而成。“四洲志”是根据英人慕瑞（Murray）的“地理大全”编译而成，其文字经过林则徐的修饰。主要内容为概述世界各国史地政治情况，全书约九万字。林则徐将是书及其他资料交给魏源，魏源又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增补整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签订南京条约之年）十二月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共计五十七万字，另附地图二十三幅。刊行后国人争相传诵。以后，又再补充，扩大成六十卷，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再版。魏源仍继续努力，终竭十年之力，编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1852）三版于高邮。百卷本为最后版本，约八十八万字。地志部分扩充到六十六卷，西洋技艺部分增为十二卷，另有地球天文合论，图地总论等九卷。就那个时代而言，可以算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作。
《海国图志》不仅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也很受到外国人的重视。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曾节译其内容来作为研究之用。尤其在日本所产生的冲击更为巨大，几经辗转翻刻，传播颇为广泛。中外学者对是书都给予高度评价。张之洞认为“海国图志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 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 ] 而日本学者盐谷世弘则指出该书“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 [ 注：岩阴存稿卷四，“翻刻海国图志序”。 ]
《海国图志》不仅为中国最早的一部世界政治地理百科全书，而且更象征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觉醒。后世学者常因此而称誉魏源为中国的“马汉”，事实上，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生于一八四〇年，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l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出版于一八九〇年，要比《海国图志》的初版大约晚了半个世纪。
《海国图志》虽然篇幅巨大，但其内容的极大部分都是对于地理和技术的叙述，只有卷一（筹海篇：议守上、下）和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才是说明著者个人的思想。他的思想虽受林则徐的影响，但要比林氏较有系统，而且还更能提出整体的计划，实为清季海防论者的先导。
魏源首先说明其著书的动机。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海国图志叙）他又概括说明其战略思想分为守战款三阶段，而以守为战款的先决条件。在其筹海篇中一开始就说：
自夷变以来，惟幄所擘划，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主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卷一，筹海篇：议守上。）
至于防守海疆之法，魏源认为基于现实的考虑，“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其理由为外国人船坚炮利，往来海上，纵横自如，非我所能敌，只有避大洋、守内河，方可发挥我之长，而使敌失其所恃。此种想法在当时已成老生常谈，魏氏不过人云亦云而已。
但魏源的战略思想又非仅以消极防守为限，而尚有其积极的方面。对于攻战之道他提出两种路线：（一）“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二）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之法，实施于未款之前，其法又复分为二：陆攻以印度为枢纽，联俄罗斯与廓尔喀等国；海攻或联佛兰西与弥利坚等国以攻英属之南印度；或联逻罗和安南以攻英属新嘉坡。这种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显示其对于世界情况还是有很多误解。
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则代表一种较深远的观念：
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启狡绝者，乞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正当倍甚于承平之日。（故）未款之前，则宜以夷制（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筹海篇·议战）。
一般人所注意的多仅为“师夷长技”而已，殊不知魏氏之语还有其更深入的含意。他认为“武备”是国家的长久政策，不可因为和平而就放松，反之更应乘这个阶段加紧学习。这的确是一种远见，而且也切中时弊。
他虽然很客观地承认不论造船、制炮、练兵，夷人均较我为优，所以必须师其所长，但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又作极乐观的预测，相信不久即能与西方人并驾齐驱：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本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骛赴，又何暂用旋辍。（筹海篇·议战）
他甚至于对中国大海军的前景作了极富有想像力的描述：“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因此，魏源似乎可以算是一位大海军主义者或海权论者，称之为中国的“马汉”也并非没有理由。
最后，魏氏又复提出一项极具远见的关键观念。他说：
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间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间焉。（原叙）
所以，他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书馆编夷书始。”（筹海篇·议战）他并且指出：
夫制外夷者，必先洞悉夷情。今粤东夷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广东，专译夷言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了解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我。（圣武记卷十二）
总结言之，受到鸦片战争的刺激，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感觉到外患威胁的严重，并积极寻求对策。林则徐和魏源都要算是先知先觉，他们的意见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此种新冲击的第一波反应。虽然他们的思想受到环境所限而有很多缺点，但其在我国战略思想演进过程中所居的地位仍应予以肯定。
鸦片战争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于是海防论的热潮也随之而冷却，尤其洪杨乱起，全国上下又忙于应付内忧，于是更自然地移转大家对于外患的注意。直到英法联军之役（1858）中国受到更大的挫败后，才又使精英分子再度关心外来的威胁。像所谓中兴名臣，曾左李等，也都各自提出他们的意见，但他们所见并不比林魏较进步，简言之，还是重弹“师夷长计”的老调而已。比较有创见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冯桂芬即为其中之一。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江苏无锡人。他坦白地指出中国“大而弱”，外国“小而强”，可耻孰甚。如耻之则莫若自强。这种反省自责，要比师夷长技在思想上是更深一层。他又认为不仅“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且在政治上“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赏必符不如夷。”这样彻底的自我评价足以显示其胆识过人。
所以，他主张不仅只应学习西方技术，而且更应研究西方学识。他主张设船炮局以外，更应在上海广东设立翻译公所，培养通事（翻译人才），翻译西书。他更坦白地指出，外国书中有许多学问都是“中人所不及”。这在当时都可以算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并且毫无疑问会引起多数人的反对。
冯氏又引述中外历史以来作为证明：
吴受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王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Peter the Great），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技巧，国运勃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偏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合垢致终古哉！ [ 注：一切引述都出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
日本能，中国为何不能？这是冯桂芬向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怒吼，他是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前导。他不仅知道重视硬体，而且也已知道重视软体。他虽然尚未明白地主张引进西方的思想但距离此种境界只差一步而已。
光绪初年之后，新疆已经收复，西北边患暂告结束，但东南半壁则感到威胁日益增大。在列强交相侵略之下，对中国士大夫产生强烈的刺激。变法图强之论遂时有所闻。王韬和薛福成就是两位值得介绍的人。
王韬（1828－1897）字紫诠，江苏长洲人。幼以家贫，佣书于上海墨海书院，与英国教士结识。同治元年以通太平军嫌避难香港，识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s）。王氏助其译书并对西方学术思想深入研究。同治六年（1867）又赴英考察，对西方文明获得亲身的经验。返港后与友人黄胜创办“循环日报”，倡导变法图强。所论极为广泛，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无不涉及。可以算是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大师。对于我国思想的改造有很大的贡献。
王韬非常明白地指出西方有许多优点，中国人必须改变其传统观念，加紧学习，否则难以图存：
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军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 注：王韬：变法中。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七册一〇一页。 ]
他又知道仅只重视物质的进步并非治本之道，所以他说：
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 [ 注：同前注一一〇页。 ]
所以，他认为必须深入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引进西方的思想。
王韬又并非盲目地崇拜西方文明，他对于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权力斗争颇有研究，并提出很多具有远见的看法。尤其是他对于欧洲的战争曾作非常有意义的评论，在当时的中国真可以说是一人而已。
曩者欧洲诸邦，两国用兵仅以万计，国中兵额亦仅数万；役则出师渐至数万，额兵渐至数十万，然拿破仑之战称为古今所仅见者，诸国之兵亦只有十五、六万而已，以视今日，殆不及十分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势(扌葵)之，人但见其事事讲求，物物精审，似若雄视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极，机诈愈深，情伪相感，利害相攻，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人皆谓其强之至者，吾正谓其衰之始。 [ 注：王韬：普法战纪，后序。 ]
王韬不仅对于欧洲情势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欧洲文明如日中天之际，即已预言强之至即衰之始，可以显示其思想的确高人一等。同时，他又提出综合的判断说：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备，此言兵之不可废也。兵犹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来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穷兵黩武，而其后卒至于不振。尚武功之国，以甲兵称雄，而其强必不能久。 [ 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十七页。 ]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眼看着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兴衰，今天再来读王氏的言论，真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
最后，王韬对于当时中国的情形则表示悲观的看法，并发出严厉的警告：
由其外观之，设海防，重边备，讲火器，制轮船，似乎富强之效可著，駸駸乎可驰域外之观。然而军政之未修也，吏治之未肃也，士习之未端也，民心之未靖也，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皆如昔日。如是虽装西法之皮毛，而犹如附肉于骨，翦彩为花。其血液脉络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今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 [ 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五页。 ]
薛福成（1838－1894）字耘耕，江苏无锡人。曾先后充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光绪十五年出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他在海外约有十年之久，对于西方文明有很深切的体认。所以其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前进。他所提出的变法意见，并非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把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所以他的确是具有大战略思想。在政治方面，他赞成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他说：
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 [ 注：薛福成：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卷三。 ]
在经济方面，薛氏以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 [ 注：同前注。 ] 商业又以工业为基础，而其最后关键则为智力的竞赛：
若夫西洋诸国持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也。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 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
薛福成又探索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并指出中国人自强之道：
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閳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縻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做，斯固无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 [ 注：薛福成：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卷二。 ]
薛福成不仅知道学术无国界，不仅强调专家之学，而且更痛惜中国人聪明才智的浪费。薛氏此论距今已近百年，而中国青年仍受变像科举（联考）的毒害，良可慨也。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外来武装威胁迫使中国朝野必须重视海防，尤其自从内乱既平，新疆已复之后，在国防领域中海军遂成时代宠儿。整个中国在其他方面几乎还是和过去没有太多差异，一支表面现代化的海军却的确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但其过程是相当曲折，而其结局则更是十分悲惨。与海军兴败始终有密切不可分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即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比起曾左要晓一辈，他出自曾的幕府，受其提携，别创淮军，并成“中兴”名臣之一。他在平定内乱方面的功绩似乎较逊于曾左，但他在应付外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则远较重要。他虽然很早就与洋人有接触，由戈登（Charles G．Gordon）所创建的常胜军就是受他指挥。但他最初对于西方的认识却很有限。在英法联军之役时，他所发表的意见为“中国但有开花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 注：李文忠公全集，函稿卷三，p．19． ] 不过他是一位天才很高的人，能够吸收知识，而且也能任用人才。所以，他的见识的确能随着时代而进步。
因为他的崇高政治地位，所以自然成为海防论的掌门人。在前述的海防塞防大辩论中，他与左宗棠对抗。虽然塞防论暂时获得胜利，但只是一个很短的阶段，甚至于几乎是在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之后，清廷又立即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 注：前者的上谕为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后者的上谕为同年四月二十六日。 ] 所以可以说，即令在那个阶段，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国防政策也还是属于陆海并重的典型。此后遂变成海防一枝独秀的情况。
虽然最初分为南北两洋，但不久南洋舰队由于实力较弱，而且在中法战争（1885）时又受到严重损失，遂逐渐丧失其重要性，而北洋舰队则实力日益增强，成为海军的主力。于是李鸿章也就变成事实上的海军总司令。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又成立“海军衙门”，即为现代政制中的“海军部”，由醇亲王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李鸿章则为会办海军事务大臣。但醇亲王不过是挂名而已，一切政务又还是受李氏的指导。他当时可以算是中国政界最忙的人，因为除主管海军以外，还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同时要兼顾军事、外交、民政多方面的工作，那实在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在他的幕僚中虽有不少的杰出人才，像薛福成、马建忠（1845－1899）等人，都是一时之选，但他们都只是通才，对于海军问题并无深入的了解。因此，海军建设从表面上看来，虽似乎颇有成效，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结果到甲午之战时（1894），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洋大舰队竟不堪一战。其原因当然很多，而李鸿当然也不能辞其咎。不过美国劳里逊教授（John L．Rawlinson）所作的评论是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中国海军几乎毫无战略思想之可言 [ 注：John L．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中有评介，可参看王书第三二〇页。 ]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晚清人士还是只知道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模彷西方军事组织，但对西方的战略思想则几乎完全不注意。
三、中西思想的合流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林则徐到李鸿章，中国精英分子对于日益严重的外来威胁，所曾考虑和实施的对策，概括说来，是始终跳不出魏源所谓“师夷长技”的思想范围。虽然五十年来，有不少的人讲求洋务，创行新法，但结果不是遭到反对而失败，就是有名无实，成效不彰。甲午战争可以算是一次大考，其失败之惨足以产生极大的震撼，于是变法维新的呼声也日益响亮。五年之后，遂有戊戌政变（1898）。但是反对势力还是非常强大，这次宫庭革命又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之后曾检讨其根本原因：
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船坚炮利，机械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命之由也。 [ 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戊戌政变记。 ]
十九世纪的中国所最初遭遇到的是西方的军事威胁，其直接反应即为在这一方面寻求对策。其步骤为第一步、采购西方武器，第二步、学习使用方法，第三步、设法自制武器（至少为其中的一部分），第四步、改变军事组识，或建立新部队以来适应技术要求，第五步、才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军事思想。而所谓军事思想者，又是从战斗层面开始，换言之，最初所学习的只是“操洋操”而已。由战斗升到战术，由战术再升到战略，其进度是非常迟缓。所以劳里逊才会批评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海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略。
其理由应不难解释。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步骤是技术领先而思想落后。对于军事教育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虽然在海军方面曾设立学校，并派遣留学生出国，但所学习的水平都很低，而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也不能发挥其革新思想的作用，至于决策阶层和高级将领都还是那些老人，他们对于西方战略思想几乎是毫无所知。
至于陆军方面，其现代化的进度要比海军更较落后。虽然在太平天国战争时，即已开始使用洋枪洋炮，但陆军的组织和思想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不曾受到西方的影响。甲午战争中的中国陆军，除了已部分使用新式武器以外，在其他方面与湘军淮军并无二致。新式的陆军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即甲午战争的同一年）才开始筹练。次年三月才由胡燏芬募集五千人，编成十营正式成军，号“定武军”。是年冬季改名“新建陆军”，由袁世凯接管，即为“小站练兵”之开始。这支兵力以后又扩充成为北洋六镇（师），变成袁世凯的政治资本，并导致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真乃未见其利，反见其害。
就军事思想而言，在曾左之后即几乎已无任何新的发展。因为旧的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而新思想的引进和吸收又非常迟缓，所以自然形成青黄不接的现象。诚如魏源和冯桂芬所早已建议的，要想迅速吸收西方思想则必须透过翻译的管道。同治元年（1862）设立京师同文馆，次年又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其目的都是培养翻译人才，所以不能说清廷不曾注意这个问题。不过最初所译的书籍都是以军事技术性者为主，然后才逐渐及于战术方面（主要的为教范操典），而理论性的著作则居于殿后的地位。
一九〇八年有任衣洲译的《战略学》（应雄图编），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所编译的《大战学理》。《大战学理》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是由日文转译，《大战学理》是日本人所用的书名。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p．6l。 ] 不过，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只是仅此而已。有许多其他的著作都可能无人翻译，譬如说，与克劳塞维茨同时的约米尼所著《战争艺术》就是一例。
这些翻译的外国著作，对于中国人的战略思想曾经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也很难评估。那些书都是官方产品，刊印量非常少，而且也无适当的发行网。一般说来，文字也不太流利，尤其像《大战学理》那样的书，其译文的拙劣更令人难于索解。同时，真正要想了解外来的思想，又必须先了解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当时中国在这两方面有足够知识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他们对于西方战略思想当然也就只是徒知皮毛而已，很难说得上有深入的研究。
晚清知识分子中提倡改革“维新”的人不少，像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又都是以推动政治改革为主要目的，而无暇对于思想方面作较深入的思考。简言之，那些维新人士有一通病，即只知重视现实问题，并企图获致迅速的解决，而缺乏宏观的眼光和深谋远虑。这也无异于是说他们不懂得大战略。
更进一步说，他们在思想上大致又还是遵守张之洞所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 [ 注：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 简言之，也就是把旧（中）学和新（西）学当作两件不同的东西，所以虽然引进西学，但西学与中学仍然保持其分立状态，而始终不曾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在战略思想领域中亦复如此，甚至于程度还要更为严重。到了辛亥革命（1911）的前夕，中国的武装部队表面上已完全西化，而军事学校也已普遍设立，北京的陆军军官学堂（即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以后改名陆军大学）是成立于民前六年（1906）。西方战略思想虽早已陆续流入，但始终只是浮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表面上而并未受到彻底的吸收或同化。假使要说中西战略思想已经合流，严格说来，又只能算是“混合”而并非真正的“整合”。
在本章结束以前，又还应略论清代的兵学著作。以数量而言，由于时代较近，而印刷技术又有重大的进步，所以清代留下来的兵书著实不少。根据大陆学者的统计，清朝兵书总数为九八二部，而明代则为一〇二三部。不过这只是一种概略的数字而已， [ 注：许保林：兵书通览，p．27。 ] 若从素质观点来看，则清人在兵学方面的成就很平凡，尤其是与明代比较更是瞠乎其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著作都是产生在明末，虽然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活到清初始逝世，但从思想史的观点仍应把他们列入明代。把他们除外之后，真正清代兵书有价值的就可以说是非常稀少，而能够达战略或大战略层次的则更是少之又少。魏源的《海国图志》虽然篇幅巨大，但叙述多于理论，不过仍应算是开风气之先。至于其他的作者值得介绍的也许只有徐建寅和陈庆年二人。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为清末科学家徐寿之子，可谓家学渊源。他很早就参加与西方军事学术有关的工作。光绪四年（1878）曾任驻德使馆参赞，并赴英法等国考察。一八八六年在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戊戌政变后调往湖北，总办全省营务，及督办保安火药局。一九〇一年因试制无烟火药，不幸失事殉职。从以上的简介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对西方知识颇有了解的人，他著有《兵学新书》一部，共十六卷，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
这部书的内容为择要说明西方军事技术、学识的概况，从技术到战术，并且也包括后勤、工程等方面在内，照现代的说法，那是一本“手册”（Handbook）。书中几乎不曾达到战略的层面，但从其凡例和前后序文上看来，可以发现作者有其相当高深的战略思想，就那个时代而言，真是难能可贵。他首先明确指出“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凡例），他认为维新之政端在富强，富强之基始于学问。设学堂以培才，讲工商以致富，这固然是正常的道路，但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强权觊觎之心日亟，若等人才学成再致富，致富后再图强，实乃从容拯溺，揖让拒寇。所以他说：
若不先讲兵学，力图强兵，则设学堂以培才，考工商以致富，不啻勤于稼穑留为四邻之储积；力于南亩以待盗贼之收获，洵足惧也。（序）
他这种论调固然不免偏激，但其强调兵学研究之重要，在当时外侮日急，国势可危的环境中，仍然不失为匡时正论。
徐氏又指出图存必须自强，自强必须备战，备战必须练兵，而练兵必须讲求兵学。他认为依赖洋人传授兵学根本不是办法。他对于满清末年召募外国军官的情形作了非常有力的批评：
语言不适，情意未达，学其外貌，遗其精义，知其一而漏其万。及至有事于彼之时，外洋将弁例皆告退。平时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战时全不得用。（后序）
所以，他的结论是：“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练训兵士，使成劲旅。”（后序）
徐氏又指出强兵的真正基础是政府、军队、人民之间能建立良好互赖关系，他的看法几乎与克劳塞维茨相同：
兵以卫国，国以庇民，民以尊君，君以治兵。国能自立，民以得安，民皆当兵，国以自立。兵与民，民与君，君与国，国与民，互相连合而不离。君臣上下，通国人民，心志相孚，声气相通，一德一心，虽欲不强，不可得也。（凡例）
这是一篇简短有力的总体国防论。但比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总体战争”（Der Totule Kriegs）差不各早了三十年。
最后他还提出文武合一的教育观念，那是非常具有创新的意味：
盖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相附丽而不能分，亦不可分。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必学问深而武备始精。（卷九．教训）
总结言之，徐氏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诚为不可多得的战略思想家，但非常可惜，他的精力分散在多方面，而未能集中起来，写一部有体系的战略著作。
陈庆年字善余，江苏丹徒人，生卒时间不可考。光绪十四年（1888）优贡生，曾应张之洞聘，任江楚译书局总纂，主译西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在两湖书院讲授《兵法史略学》。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将其讲义出版，是为两湖书院正学堂课程本。全书共八卷，约十五万字，分为三个部分：（一）课程义例（卷之一），（二）春秋时局（卷之二），（三）列国盟战（卷之三至卷之八）。这部书是依据新的治学方法来写的战史，其所分析的时代则仅为春秋。
陈庆年首先说明他开这样一门课（写这样一本书）的动机和所用的方法是什么：
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取古今战争得失之数，设身处地以求之，博习其故，可以得实理。 [ 注：有关《兵法史略学》的一切引述均取自该书卷之一。 ]
接着他又特别强调研究战史必须以“方略”为中心，他说：
兵史所重，重在即史以专求方略，并非舍方略而广览史事。欲治此学，存乎精义穷理，不在记事少多。无略可言即可不习。
他这两段话非常重要，也说明了其书的特点和价值。第一，他是为研究战略（方略）而写历史，不是为研究历史而写历史。第二，他认为应精义穷理，不在记事多少。他甚至于还斩金截铁地说：“无略可言，即可不习。”他的此种治史方法与克劳塞维茨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他所谓“精义穷理”即相当于克劳塞维茨所谓“精密分析”（Critcal Analyssis）。 [ 注：可参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第四、五、六三章。 ]
陈氏对于他编写战史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分为六点，现在简述如下：
（一）先明时局，后记战事。欲明一朝之战事，必先明一朝之时局，因为：
时局先明始能外观内戒，深识祸原，疏通知远，以持世变，博求战术，犹是后事。若世界先不识，尚何言待敌乎？
用现代术语来讲，即先明了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然后始能研究战争和战略。
（二）研究战史以地理为首要。“凡所授课遇有地名，必注今释，复就今图一 注示，令形势方面皆昭晰”，必要时还应附载古今对照的战史图。
（三）以大战统小战。“凡治兵事宜先晓大战事，而后小战事得以此类傍求，有所依附”所以“每朝战史取其有关于天下之故者讲之。”这与近代西方战史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以所谓“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为研究焦点。
（四）注重战争的起因和后果。“凡兵事先必有发端，后必有结局”。所以：
每一大战事，往往于未战之前数年，端绪充萌，既战之复数年局势大变。但考一端，必不能悉：今必参会前后，令人易晓。
此种研究战争必须重视战前与战后的观念，连很多西方战史都不曾注意，陈氏有此见解，令人佩服。
（五）重视对战略战术的归纳和解释，作者强调：
凡谋略战术，事资惩毖，期于今日有所鉴戒，他年得所持循。或汇为总释，或显以细书（注释），为之发明，不厌求详。
这也就是再度强调是为战略而写战史，不是为历史而写战史。
（六）应广收博采，参考各方面的资料，但又要概括归纳，删繁就简，尤其要文字晓畅，言简意赅，使所写出来的战史具有高度可读性，能达到“令易昭晰，使便识别”的目的。
综观上述六点可以说是把写战史的方法作了一种非常完整的说明，甚至于到今天，我们仍应奉为圭臬。仅凭这一点而言，陈氏对于兵学是已经作了不朽的贡献。
陈氏在其书中对于古今中外的战史著作曾加以评论。中国方面他比较推崇茅元仪的《战略考》和胡林翼的《读史兵略》。至于外国方面，他认为欧洲战史可概分为四种体载，即所谓“纪事战史”、“新理战史”、“评论战史”、“引证战史”。对于每种体载他又都曾引述一种著作为例。但可惜他所引用的原作者和书名都是当时的译名，今天已难以查考。不过至少可以获得两点认识：（一）陈氏曾经读过不少的汉译西书，（二）当时所译的书范围也已扩大，已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兵法史略学》除在第一卷中详述研究方法以外，其余内容分为“春秋时局”和“列国盟战”两部分，前者综述时代背景，后者详论七次决定性会战。在叙述的同时，也提出若干战略原则，例如“盟约不足恃，惟恃战备”，以及“立战全恃国政，治兵必先理财”等等。陈氏所认定的春秋七次大战分别为齐楚召陵之盟，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邲之战，晋齐巩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吴越之战。他都依照其自定的原则来记述这些会战（或战役），可以算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国断代战史，深具学术价值。
到清朝快要结束的时候，翻译的外国书已经不少，范围也又经扩大，但介绍西方思想的书还是很少。此时从事此种努力的人是首推严复，所以本章最后必须略述其生平和贡献。
严复（1853－1921）字几道，号又陵，福建侯官人。十四岁应募为海军生，以最优等在十九岁时毕业于马江学堂。二十四岁（1877）被派往英国留学，二十七岁学成归国。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因言论激烈，不为李鸿章所喜。甲午战败后，严氏益主维新，屡为文以发表其对时政的意见。他虽未参与戊戌政变，但政变失败使他受到连带的打击，此后也就更不得志。于是他才开始翻译西书，以抒愤懑。对于他而言，这本来只是一种排遣，但后来却成为其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
严氏所译西书与当时流行者在性质上有一重大差异，即全部都是学术思想性的书，可以说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使西方思想得以流入国内，其功实不可没。严氏所译介的名著有斯密亚当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其所包括的范围有政治、经济、社会、逻辑等方面，但十分令人不解者为他完全不曾注意到军事或战略思想。
严氏出身于海军，受过长期的军事教育，回国后又任教于海校，其为职业军官实无疑问。他应该了解战略思想的重要，以及当时国内战略无知情况的严重，为什么他从来不谈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也从不译介这一方面的著作，实在很不可思议。尤其是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出版于一八九〇年，那也正当他学成归国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之时，这部书出版之后曾轰动世界，在欧陆和日本几乎都是立即有译本出现，在英国更是受到推重，但他似乎视若无睹，并不曾将这样一本世界名著，而又属于其本行的书介绍给国人。所以严格说来，严几道对于中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并无任何贡献。
总结言之，有清一代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上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时代，既未产生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也无伟大的战略思想著作。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的冲击虽能使中国读书人醒觉，但他们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又还是不能发挥创造力，开辟新境界，西方战略思想虽已逐渐流入，但也始终未能与本国传统思想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到辛亥革命时，我国战略思想的演进遂正面临着一道新的关卡，如何融合中西，继往开来遂成为下一代所应肩负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