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秦汉时代是我国历史中的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就战略思想的发展而言，可以说是成熟期，已不像先秦时代那样多彩多姿，蓬勃成长，而开始由绚烂归入平淡。在历史上，这个时代的起点是秦的统一六国（221 B．C．），其终点为汉帝国的再度分裂为三国（220 A．D．）。全部长度约四百余年。分别言之，为秦汉两朝。从思想演进过程来说，这个阶段又可以算是转型期，上接全盛时期而下接衰颓时期。为了分析的方便，这一篇分为三章：（一）秦，（二）秦楚之际，（三）汉，还是像前篇一样，分析的焦点为战略思想的形成和演变。
一、中国的统一
历史的演变都不是突如其来，一切的变化都必有其根源，对于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回顾过去。这个时代的起点虽为秦之统一，但在讨论时又必须从先秦时代说起。先秦时代概分三大段，即西周、春秋、与战国。用现代国际关系术语来表示，西周可算是单元（Unipolar）时代，春秋可算是二元（Bipolar）时代，而战国则为多元（Multipolar）时代。在平王东迁之前，周室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春秋时代的核心为晋楚争霸，从城濮之战（635 B．C．）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末期，差下多长达二百年。三家分晋（453 B．C．）使晋国瓦解而吴国之兴（506 B．C．）也使楚国暂时衰颓，于是二元体系才又转变成为多元体系。
战国七雄逐渐形成新的权力平衡。在此种多元体系之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概括言之，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可惜的是战国时代缺乏一部像左传那样伟大的历史著作。尽管如此，根据前人的记录，对于战国时代的大事还是能够获得相当的了解。依照钱宾四先生的分析，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形势确立时为止，其间有一个长达九十年的过渡阶段，那又可分为两段：前段为越国的称霸期，亦即为春秋霸政的尾声：后段则三晋分立，魏国日趋强盛。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p．51。 ]
从此历史始正式进入战国时代。为什么史家以三家分晋为战国时代的起点？因为晋国若不分裂，则七雄并立的局势也就不会形成。春秋时代的霸政大致都是靠晋国来维持。由于有晋国这样一个超强的存在（梁惠王说：“晋国天下莫强焉”），所以北面可以阻止狄人的南侵，南面可以阻止楚人的北上，西面可以阻上秦人的东进（秦在春秋时常为晋之同盟国，而且也只能以“遂霸西戎”为满足）。
自从晋国内部发生政变而分裂为三国之后，天下形势（即所谓权力平衡）遂开始出现重大改变。除狄患已大致被控制外，齐、楚、秦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进窥中原，企图填补晋国分裂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而晋的继承者，韩、赵、魏三国，则处于内线地位（中央位置）以来对抗三面的压力。以上仅为概括之论，实际情况的变化当然远较复杂（燕国在地理位置上偏在北方，在七雄中比较最不重要）。从分裂到统一，战国七雄之间的权力斗争大致又可以分四大阶段：
（一）魏齐争霸
三家分晋时，魏国所分得的地区也许是最佳，其面积虽没有赵国那样大，但赵国偏向北方，有夷狄之患，而魏国所占的则为旧晋国的精华地区。至于韩国不仅面积最小，而且易受攻击（韩非说：“应天下四击”）。 [ 注：韩非子第一卷存韩第一。 ] 因此，在“三晋”之中只有魏国最有资格承袭晋国的传统霸业。
魏国开国之君文侯统治了五十年，其子武侯又统治了二十六年，两代共计七十六年，励精图治，国势日强。魏文侯的最大成就为知人善任。他用李克（悝）为相，吴起为将。前者为我国首著“法经”的学者，可谓法家的前辈大师；后者为与孙子齐名的大战略家。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即以李克为模范，而吴起又把改革的思想从魏国带到楚国。
武侯之子自动称王，即为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因迁都大梁，所以魏国以后常称梁国）。他积极企图恢复旧晋国的霸业，所采取的战略是首先统一三晋，以来扩大权力基础。但当其伐赵伐韩时，每次都由于齐乘其后而功败垂成。在这个阶段也就发生了两次著名的会战，即“桂陵之战”（354 B．C．）和“马陵之战”（342 B．C．），而齐国的胜利又都应归功于孙膑。
魏国争霸不成，齐国的阻力最大，但秦楚也曾趁火打劫，所以梁惠王曾向孟子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由此可以显示多元权力系统的一项特点，即任何国家若欲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则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最后（334 B．C．），梁惠王终于采取其相国惠施的建议，与齐妥协，彼此相王（即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国”地位），而结束长达三十七年的魏齐争霸战（依照钱氏的计算）。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p．51。 ]
（二）齐秦争霸
齐国自田和篡位称侯，传两世到威王，两次击败魏国，打消了其称霸的企图。其子宣王继位，国势大振。此时秦国也日益强大（关于秦国的成长在下文中另行详论），秦惠王派张仪去离间魏楚两国与齐国的关系，而使齐国陷于孤立的地位。于是齐秦两国开始变成权力斗争中的新主角。
本来双方大致势均力敌，但齐国突然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不集中全力与秦争天下，而分散资源去贪图近利，北进侵燕，南进侵宋以自广（扩大领土）。这样也就引起国际间的不安和谴责。于是燕将乐毅联合燕、秦、魏、赵、韩五国之师伐齐（284 B．C．）。齐湣王走死，国势一蹶不振，而使秦国坐收渔人之利。这个第二阶段前后共长达四十八年。
（三）赵抗强秦
当魏齐两国争霸相继失败之后，秦国也就快要获得独霸的地位。此时幸有赵国堀起，始能勉强对秦国产生制衡作用。赵国强盛主因之一为武灵王“胡服骑射”，厉行军事改革（307 B．C．）。因为把一种新兵种（骑兵）引入战斗序列，遂能产生战术优势。同时，在这个阶段，赵国也名将辈出，例如廉颇、赵奢、李牧等。
东方诸国中，现在尚有力能抗秦者可能仅为赵国，所以六国合纵也常以赵为盟主。秦赵之间的对抗大约长达二十九年，而以“长平之战”（260 B．C．）为终点。这次会战为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也是整个战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惨烈的会战。在此一战中，秦将白起击败赵将赵括（赵奢之子），坑降卒四十五万人（此一数字自不免夸大）。从此赵国无能为力，秦国遂无敌于天下。
（四）秦灭六国
长平战后，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可谓已成定局，其最后成功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孔子的六世孙，曾相魏九月因“陈大计辄不用”而喟然自退的子顺，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前三十八年（259 B．C．）曾感叹地预言：
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 [ 注：资治通监。卷第五周纪五。 ]
子顺所预言的时间虽然比实际时间较短，但秦国统一大业之所以多拖了十多年才完成，王要地是由于内部问题，而非由于外力的阻碍。因为一代名将白起受猜忌而死，继秦昭王之后的两位君主都享国日浅，等到秦王政（始皇）冲龄践祚时，政权又暂时落入母后和相国（吕不韦）之手，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秦国不曾积极向外扩张。否则统一之期可能会比子顺所预测的还较提早。照钱氏计算，此一最后阶段共长三十六年，其起点为邯郸解围（257 B．C．），即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魏无忌）救赵，其终点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自上皇帝尊号（221 B．C．）。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秦之统一中国，其经过是相当曲折艰难，从战略典型上来看，要算是一次标准的“长期斗争”（Protracted Conflict）。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起，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止，前后经过六个朝代，所以贾谊说是“奋六世之余烈”（过秦论）。以时间而论，长达一四〇年（秦孝公元年为361 B．C．）。此种“长期斗争”是一种真正总体性的大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在内。此种大战略又是一种集体创作，经过若干杰出战略家的思考，而逐步发展成形。其运用经验及成功理由更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战略教训，值得深入研究。
此种长达一四〇年的长期斗争，其战略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很多的变化，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一阶段又都有一位战略家主持全局。此种像接力赛跑式的长期努力，遂终于使秦国达到统一中国的最后日标：
（1）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秦还只能算是二等强国，其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终成帝业的第一个原因即为商鞅变法。商鞅的变法不仅迅速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更能替秦帝国奠定深远的基础。秦自孝公以来，即从来不曾打过败仗（战未尝屈），这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农战政策所培养出来的国力。事实上，无论从那一方面看，秦国都在力争上游，比山东诸国是远较进步，所以，其终于统一天下也就似乎是理所当然。对于变法后的秦国，荀子曾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畏有司而顺……其百吏肃然……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观其朝廷，其间所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 注：荀子强国篇第十六。 ]
秦国不仅政治清明，而经济也保持高度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利用三晋外来劳力的政策，因为此种政策的推行，遂使秦国能顺利达到农战目的，而不受人力瓶颈的限制。
（2）张仪与司马错
张仪到秦国去推销他的“连横”思想是在公元前三二九年，也正是魏齐相继争霸不成，秦国开始准备乘机东进之际。此时秦国军事实力还不能算是太强大，所以必须以外交来配合行动。连横也就是一种最适合秦国需要的外交战略。其方式即为使用外交手段来分化（离间）六国，使其个别与秦国建立双边友好关系。此种战略若能运用成功，则秦国可以同时达到争取与国和削弱敌国的目标。
于是张仪也就获秦惠王的重用，做了相国并代表秦国政府到各国进行外交活动，先后说服魏、楚、韩、齐、赵、燕等国与秦国改善关系。张仪的连横政策的确运用得相当成功，不仅破坏六国之间的团结，并诱致他们互相攻伐，予秦国以可乘之机，使其能够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不过，连横只是秦国国力尚未充沛时所必须采取的外交手段，所以等到其主要争霸对手齐国已经衰颓之后，也自无再执行此种政策之必要。换言之，在秦国的大战略中，连横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而已。
在张仪为相的阶段中，又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战国策中曾有详细记载的“司马错论伐蜀”。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这段故事是值得加以比较深入的分析：
当时张仪与司马错为了战略问题在秦惠王的面前发生争论，前者主伐韩而后者主伐蜀，各陈利害，激烈辩论，对于国家战略的检讨可以算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范例。张仪之所以主张伐韩，其理由如下：
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敌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敝民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夷狄，去王业远矣。
张仪的意见相当肤浅，可谓“理不直而气壮”，足以证明所谓纵横家之流，实在缺乏高深的战略修养。他的主张不仅过于冒险，而且也近似幻想。假使魏不亲、楚不善，或中途变计，则秦将何以善其后？反观司马错的说词，则可充分表示一位战略家所应具有的理性和智慧：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地，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符，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以上对于伐蜀之利可以说分析得非常透彻，接着司马错遂又说明伐韩之害，以来作对张仪的正面答覆：
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其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固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实也。 [ 注：战国策：司马错论伐蜀。 ]
司马错的议论对于战略研究实乃最好的教材，它显示战略的思考必须慎重精密，不可掉以轻心。所应注意者可分下述四点：（1）必须衡量国力，（2）必须慎选目标，（3）必须师出有名，（4）必须不引起他国反对。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司马错的思想中含有李德哈特所谓的“间接路线”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蚕食战略。 [ 注：李树正：国家战略研究集。 ]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秦国政府对于战略的决定作为似乎已有一种良好的模式：（1）在作决定之前，对于战略有非常彻底的辩论，（2）最后作决定时，决策者是完全基于合理的判断，而不受发言者地位的影响（张仪身为相国，地位自在司马错之上，但惠王仍采纳后者的意见）。（3）尤其可以证明秦国的确有高水准的战略家，而且他们也受到政府的尊重。这些战略家几乎都是客卿，秦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他们确有重大贡献。
（3）范睢与远交近攻
在张仪的时代，秦国虽已有其主动的外交战略（连横），但其军事战略并不一定能与之配合，有时甚至于背道而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常受他国轻视，强盛之后，遂不免时常向外用兵以显国威。尤其是秦国以奖励军功为主要政策，若不战又何来军功，这也是黩武主义者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从商鞅变法（359 B．C．）到范睢谋用（268 B．C．）之间的九十一年内，秦国一共与魏国交战二十二次，韩国十七次，赵国十五次，楚国十三次，齐国六次，燕国二次，共计八十五次。几乎是每年一次，而在此同一时期间，全部战争次数为一百二十一次，换言之，秦国所参加的战争约占总数百分之六十六。 [ 注：黄煌雄：论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民国六十四年），p．147。 ]
次数如此频繁，目标如此分散，有时除炫耀兵威以外，即更无其他意义。如此穷兵黩武，不仅浪费国力，而且还可能产生不利的反应，增强六国合纵的决心。于是当秦相穰侯越韩魏而远攻齐纲寿时，另一位客卿范睢遂向昭襄王提出反对意见：
夫穰侯越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槐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疎矣。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奔。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斋盗粮者也。
范睢引述史例，解释越境用兵，劳师伐远的错误之后，接着又提出其有远见的建议：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失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 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
于是秦王用其谋，范睢遂代穰侯为相，负责执行此种“远交近攻”的大战略。
过去，秦国在外交方面，几乎愿与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关系，但同时在军事方面，又经常攻击所有那些国家。此种乱杂无章的行动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范睢遂主张坚持“目标”的原则。他把山东六国分为远近两类，远者交之而近者攻之，外交军事交相为用，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动则有成。自从范睢说昭襄王采纳其建议之后，秦国始有外交军事整合为一的国家战略，于是其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对此种战略的成功，曾有非常中肯的评论：
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睢远交近功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也。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 [ 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 ]
从统计数字上也可获证明，从范睢谋用（268 B．C．）到李斯用事（237 B．C．）之间的三十一年内，秦国对外用兵三十三次，其中对韩十一次，对魏十次，对赵十次，对楚二次，对齐燕则从未用兵。可见远交近攻战略是执行得相当彻底。在此还应补充说明一点：由于远交之故，燕齐等国得以苟安，遂又导致他们互相残杀，燕齐、燕赵、齐赵之间都曾发生战争。这对于秦国实为双重利益：一方面消耗那些国家的国力，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近攻。
（4）李斯完成统一
秦国的大战略又有一不可及的优点，那就是其持续性和一贯性。从商鞅、张仪、司马错、范睢，直到李斯，虽然其所代表的为不同的阶段，其最终目标却完全一致。换言之，行动的弹性并不影响思想的坚定。李斯是替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位客卿。李斯，楚国上蔡人，生于公元前二八〇年（？），死于公元前二〇八年。年少时为郡小吏，旋从荀卿学帝王之学。知六国不足有为，乃入秦（247 B．C．）。 [ 注：史记：李斯列传。 ]
到此时，秦已占绝对优势，其成功已为必然，问题只是如何加速而已。李斯注意到六国内部已经腐化，遂主张采取一种内外夹攻的战略，以来加速敌人的崩溃。这也正是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在其“行动战略”中所主张“内部动作”（Interior Manoeuvre）与“外部动作”（Exterior Manoeure）交相为用的理论。 [ 注：Andre Beaufré：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 1967）。 ]
李斯向秦王所提出的战略是有如下述：
阴遣谋士斋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遣结之；不肯者，利剑剌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 [ 注：史记：李斯列传。 ]
总结言之，这也正是《六韬》中所提出的“文伐”观念，即综合使用威胁、利诱、收买、离间、暗杀等阴谋手段以来软化敌人，然后再向其发动军事攻击。
事实上，秦国使用此种手段又非始于李斯，他也许只是使此种战略的运用更有系统而已。从历史记录上来看，秦国的“文伐”至少曾获三次成功：（1）长平之战以前，赵军本由老将廉颇指挥。秦间在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所害怕的是赵奢之子赵括。于是赵王为谣言所惑，用赵括代廉颇，结果遂招致惨败。（2）邯郸解围后，六国中唯一尚能对抗强秦的人即为信陵君。于是秦间又设法离间魏王和他的关系（本为兄弟），散布谣言说他想取而代之。结果信陵君遂以醇酒妇人自毁，从此再无人能率五国兵击退秦军了。（3）在始皇时代，唯一尚能对抗秦军的人是赵将李牧，于是秦又用反间计使赵杀李牧（229 B．C．），自坏其长城。
在硬软兼施、内外夹攻之下，六国遂迅速崩溃。秦国首先灭韩（230 B．C．），其次灭魏（225 B．C．），然后灭楚（223 B．C．），再于次年灭赵燕两国（222 B．C．），最后灭齐完成统一（221 B．C．）。其顺序是首先从中央突破，再向右（南）和向左（北）巩固两翼，最后从两面向中央（东）实行大包围并完成最后一击。此种军事战略计划可谓气度宏伟，准备周详，而在执行时也能贯彻到底。就时间而言，前后仅十年即已完成全部功业，而且其进度更是愈走愈快，势如破竹，真是如孙子所形容，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
秦国的“长期斗争”大战略是一种集体性和累积性的智慧结晶，它并不代表某一特定学派的理论，但在思想上却融合了若干不同的战略观念，尤其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此种历史经验不仅可以帮助解释战略思想的演进趋势，而且也更可以刺激后学者在治学时的灵感。
二、大帝国的兴亡
六国相继灭亡之后，秦始皇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的统一大帝国。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工程，始皇在李斯辅佐之下，立即采取各种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其目的即为建立万世之业。李斯曾从荀卿学帝王之学（大战略），他虽然由于官运亨通之故，并无任何著作传世，但他在建国过程中的大战略思想又还是可以从始皇所行政策之中显示出来。在此又应提醒读者注意一点：所谓战略思想者常同时保有两条途径（Approach），其一为理论导向，其二为问题导向。李斯的思想是采取第二种途径，其目的为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建立理论体系。概括言之，在李斯指导之下，秦在完成统一之后，即曾分别在政治、交通、财经、文化、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来巩固其统治和增强其权力：
（一）废封建，设郡县。 始皇因丞相王绾请立诸子为王，以镇新亡六国之地，下其议于群臣。李斯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侵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 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
始皇从其议，于是二千年郡县天下之局遂归确定。
其实郡县之设置，早在春秋时即已有之。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对此种制度扩大推行。凡侵略所得土地，大者置郡，小者置县。始皇统一天下后，由于李斯的主张，始决定彻底废除封建制，而使郡县制永久化。依史记记载，最初区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外加京畿“内史”，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统辖，以后又增设到四十一郡。各郡名称在各书中记载不尽相同，然大致可谓此四十一郡即此后中国版图的基础。其疆域东至大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今越南北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后世所谓中国本部，即指此范围内之领土而言。 [ 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
郡以下设县，每郡之中设县数不等，视地方情况而定。县为最基层的地方政治单位，此一名称自秦代开始制度化以后，迄今仍无改变，奠定了中国永久统一的基础。所以李斯之功实不可没。
（二）开辟驰道，加强交通。 秦代交通以陆路为主。始皇统一天下后，即有计划的开辟道路，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之一。依史记所载：始皇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 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 关于驰道的实际情形，汉文帝时的贾山曾描述如下：
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 [ 注：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 ]
国家欲保持富强统一，则必须建立更好的全国交通网，秦帝国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可与西方古代的罗马帝国媲美。所谓驰道是以秦都威阳为中心，向四方放射，而构成的全国交通网。此与“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完全吻合。驰道既成，不仅可以巩固国防，加紧控制，而且对于经济发展也有极大贡献。
（三）发展经济、改革财政。 商鞅变法，在秦国实行土地改革，准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以来鼓励农业增产。始皇统一六国后，也就把商鞅所建立的农业政策扩大推行，同时又发展工矿企业，一方面禁天下生产兵器，另一方面则辅导金属工业增产农具，以来配合农业的发展。
在财政方面采取集中民间财富的措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民间财富都集中在首都，其目的有二：一方面增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并便于作有计划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又可以控制地方的财源，并使六国遗民无财力来从事反抗活动。
此外，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同时又向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和统一钱币的两大政策。秦国自商鞅执政时即已统一度量衡制度。现在也就扩大推行，普及于天下。故史记谓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一法度石丈尺”。 [ 注：史记：李斯列传。 ]
至于钱币的使用，早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即已开始。秦国则迟至一百八十余年之后，即周显王三十二年（秦惠文王二年），始“初行钱”。后至始皇三十七年又“复行钱”。 [ 注：史记：卷十五，六国表。 ] 由此可知三十七年所行的是统一之后的全国性货币。
（四）统制思想，统一文字。 战国时代，学说纷歧，言论自由。托古讽今，议论朝政也已成风气。此在多元社会中本为应有的现象，不足为怪。但秦统一天下后，对于过度的思想言论自由，则又自难容忍。在历史上，以统制思想为巩固统治的手段，本为常事，也未可厚非。但行之过甚，至于焚书坑儒，遂不免为后世所诟病。
其第一项措施即为禁止私学（塾），这本是法家的传统观念，韩非曾指出：
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谬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 [ 注：韩非子第五十，显学。 ]
李斯对于私学的意见与韩非如出一辙，他说：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敌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 注：史记：李斯列传。 ]
于是始皇同意其说，遂禁民间设置私学。仅只禁止私立学校的设立似乎还不够，于是李斯遂又建议严格管制出版物的发行，此即所谓“焚书”：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有知不举者舆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 注：同前注。 ]
至于“坑儒”，也就是对思想罪犯严加惩处，不过所谓儒者又包括方士在内，总人数不过四百六十余，这在专制暴政之下，算不得是一件大事，后世的议论是不无夸大之嫌。 [ 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
在另一方面，统一文字则为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大事，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统一的国家须有统一的语文。但由于地大民庶，方言极多，要想统一语言，颇不容易，所以只能从统一文字开始。许慎说：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新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 注：许慎。说文叙。 ]
此所谓小篆亦称秦篆。另外又有程邈作隶书，始皇善之，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 注：张怀瑾：书断。 ]
王国维说：“秦并天下，同一文字，于是篆隶行而古文籀文废”。 [ 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 ] 篆隶不仅日益流行，以后又累经改革，始有今日之楷书。秦之统一文字固然是为了巩固其对天下的统治，但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又还是有莫大的贡献。
（五）北逐匈奴，修筑长城。 我国古时，北方边疆，自东北辽河流域起，沿阴山山脉，横亘大漠南北以至陇西之地，自始即有戎狄（异族）杂居其间。他们以游牧为生，不事农耕，逐水草而居。性情凶悍，擅长骑射，劫财杀人，常为中国患。战国时代，大体分为东胡、匈奴、月氏三族，其中以匈奴最为强大，时为燕赵魏秦诸国之患。虽以始皇之雄武，在鲸吞六国之后，仍慑于“亡秦者胡”之流言，对于匈奴深具戒心。并决心采取有计划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始皇的实际行动以始皇三十一年的亲自巡边，东至碣石门各郡，由上郡（今陕西绥德）回咸阳。接着即决定动员大军，北逐匈奴。史记称：“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征匈奴，略取河南地。” [ 注：史记：李斯列传。 ] 由此可知蒙恬北伐的目的为逐退已经侵入陇西河套以及旧赵国境内的匈奴，收复中国固有的国土。始皇三十二年夏秋之间，蒙恬按照既定计划，率领主力由上郡经榆林，进入河套北部。另一部分兵力由义渠萧关之道，进入河套南部。两军所至并未遭遇重大抵抗。至冬季，河套地区即已肃清，匈奴残部向西北渡河逃去。蒙恬乃将兵力推展到黄河南岸，渡过严冬，并准备明年的后续作战。
翌年初春，蒙恬主力由九原（今绥远五原）渡河，攻占高阙及陶山（今狼山山脉）。另一部分兵力西渡黄河，攻占贺兰山。匈奴慑于秦之兵威，纷纷向北远遁。于是过去被匈奴侵占的秦赵边地全部光复，攻势行动随之告一结束。
蒙恬的胜利使中国的边界由榆中（今甘肃兰州之东），沿贺兰山、狼山、高阙、及阴山山脉，达到云中。于是为一劳永逸起见，始皇遂命蒙恬修筑长城，同时命云中、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诸郡分别修茸旧有长城，与之连接，而构成一条完整国防要塞线。史记的记载为：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 注：同前注。 ]
明代顾炎武则谓，蒙恬收复河南地后，即：
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此秦并天下后所筑之长城也。 [ 注：顾亭林：日知录卷三十一。 ]
长城的修建，即自今日标准视之，也应算是伟大的工程，可以想见当年秦政府为了巩固国防所作的努力是如何巨大。长城完成后，使原有分属各国的边墙连接成为一体，其整个体系的设计也完全符合战略的原则，足以显示主其事者具有高度的战略素养。“万里长城”不仅成为历史名词，而其维护国家安全、民族文化的功劳更是永垂不朽。尤其是自从长城完成之后，胡人也就望之生畏，从此不敢南下牧马。从战略理论的观点来看，对于所谓“吓阻战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更可以说是开历史的先例。
综合上述五点观之，可以发现当秦始皇建立统一大帝国时，李斯所指导的大战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而构成完整的架构，实可谓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杰作。因此，在此种总体战略思想指导之下，秦帝国的开国规模也似为后世所不能及。
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大帝国的寿命却非常短暂，前后不过十四年而已。从历史上来观察，统治是远比征服困难。尤其古代，由于交通和通信的迟缓，要想统治新成立的大帝国则更是不易。离心力往往都是大于向心力，只要中央政权的控制一减弱，分裂之势马上就会形成。最大的原因还是秦始皇本人的英年早逝。他死于公元前二一〇年，他统治这个空前大帝国一共只有十年，无论他是如何雄才大略、天纵英明，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还是不可能完成其安内攘外的伟业。
汉初的贾谊曾著“过秦论”以来检讨秦的过失（失败的原因），其结论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注：贾谊：过秦论上。 ] 贾谊所代表是儒家的思想，对法家的政策批评其为“仁义不施”，实理所当然。至于所谓“攻守异势”也正是与陆贾向汉高帝所说的话：“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乎？”的意义完全相同。 [ 注：汉书卷四十二，陆贾传。 ] 换言之，征服（攻）与统治（守）是两种不同的任务，所以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
事实上，李斯的大战略就原则而言并无大错，尽管不免失之过分严苛，不过那也正是秦国百余年的政治传统，不是李斯所能改变。大帝国之所以迅速崩溃，主要的关键还是人事。始皇好大喜功，对国力消耗过度，而对后事也毫无安排。李斯又受赵高蛊惑，矫诏杀其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而拥立其次子胡亥（仅十二岁）为二世皇帝。这样的发展也就自然断送了秦帝国的前途。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于思想言论自由严加限制，对于学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当然十分巨大。战略思想也自不例外。有许多先秦遗产均遭破坏，而思想理论在此阶段中也自无进步之可言。虽秦代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我国学术思想的演进所造成的伤害仍然还是非常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