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二
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霸政时期
自周平王东迁时起（770 B．C．），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东周”，而东周又可分前后两段，前者称为“春秋”，后者称为“战国”。我国自西周末叶即已有明确可靠的编年历史记载，而孔子作“春秋”则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编年史，后世遂称此时期为春秋时期。但由于“春秋”一书的记载是始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距平王东迁晚四十八年，后距三家分晋早七十七年，两头均不衔接，所以后世史家对“春秋”遂作较广义的解释，而将其前后延伸到衔接为止，即从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公元前四〇三年，共为三六七年。
这三百多年的历史根据其主要的政治特色可称之为霸政时期。大体言之，又可分为三段：
（一）霸前时期，约长八十五年，
（二）霸权时期，约长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后时期，约长一百五十五年。
周室东迁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王室衰微，周公所苦心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开始发生根本动摇。周公的目的是长治久安，何谓治？治就是秩序；何谓安？安就是平衡。而此种秩序与平衡又全赖一个中央权威（王室）来维持。假使王纲不振，王命不行，则结果必然是秩序丧失，平衡破坏，终至于天下大乱。
在没有王室制裁之下，所引起的第一种现象即为列国的内乱。宗室之间经常互相残杀，篡乱之变，史不绝书。第二种现象为诸侯兼并。本来在封建制度之下是国无分大小，都可以共存共荣。但后来却变成强侵弱、大吃小的局面。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楚并国四十二，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他不具举， [ 注：引自钱穆国史大纲，p．36。 ] 可以想见诸侯之间攻伐的频繁。结果是小国逐渐被灭亡或变成大国的附庸，而大国则势力日益强大，造成各霸一方的趋势。
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使华夏民族自顾不暇，于是对于异族也就开始丧失制压能力，其结果即为戎狄入侵，形成非常严重的外患，并与内乱互相呼应，使民族生存受到莫大的威胁。当时中国本尚为华夷杂处的情况。西周封建为一种有计划的武装移民，但中原地区辽阔，除几十个（甚或百余个）屯垦区有城郭的保护以外（也就是所谓封国），还剩下许多真空地带，可以容许游牧部落生活其间。当封建盛世，城邦内部安定而且彼此间又有联防安排，所以夷狄不能为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东迁之后，他们遂开始乘各国内外多事的机会，而发动全面大规模的侵扰行动。
当时最大的威胁为地方千里，已具大国规模的南方楚人，此外还有以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为根据地的北狄（亦称山戎）。所以公羊传上有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 注：同前注，p．39。 ] 这也就是王权已衰，中原无主的霸前时期的大致情形。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黑暗期，真是刀兵四起，民不聊生。如果没有齐桓晋文的相继称霸，则历史也就要改写了。
春秋的霸业是由齐国创始而完成于晋。齐桓公虽然是历史上的第一霸主，但他称霸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四十年左右，而且也后继无人。晋国的霸业则远较长久，自城濮之战（632 B．C．）开始，以后八九十年间，大致说来都是晋楚争霸，而平均都是晋较占优势，所以也就能维持一段长达百年的安定。
霸政实为封建之延续，霸主代替了过去的王室成为维持秩序的权力中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之下，华夏诸邦可以保持内在的和平，并同心协力抗御夷狄的侵略。对于国计民生而言，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小康阶段。同时，它也是由封建时代到战国时代之间的过渡期，换言之，在这个阶段，国家和社会都逐渐改变其形态，终至于形成新的制度和新的思想。
霸主欲行霸政则必须有思想基础。这种思想一方面构成政治号召和共识，也可以说是一种主义。另一方面，又构成一种长程战略目标，使一切行动有所准绳。自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开始，霸主就都有一套非常简单有力的号召和目标，那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即所以重建国际和国内秩序；攘夷即所以解除安全威胁，确保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此种容易明了和获得大多数人拥护的观念遂成为春秋时代战略思想之主流。 [ 注：尊王又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的战略运用。因为霸主是代替王室执行王权，所以尊重王室也就是尊重霸权。尤其是当霸主本身向王室表示尊重的态度，也等于暗示各同盟国对于霸主的权威应表示同等程度的尊重。 ]
欲将理想变成现实则必须采取行动，此种行动也就是现代语中所谓的政策或战略。自从齐桓公以后，霸主用来实现其尊王攘夷理想的手段主要地即为结盟。在霸主号召之下，其他国家纷纷参加同盟，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以来确保集体安全。当然，加盟诸国是有所收获，但也有所付出。不过，大致说来，是利多于害，所以此种政策遂能获得多数的赞助，而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同盟国对内可维持政治的安定，乱臣贼子有所畏忌不敢轻行篡弑；对外可维持国际间的权力平衡，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不得彼此侵略，同时更群策群力，对野蛮民族构成联防阵线。反而言之，同盟国也有其应尽的义务，他们必须出钱出力在盟主领导之下，共同执行同盟政策，以来达到安内攘外的目的。
此种集体安全政策，从战略观点来看，也可以算是一种长期斗争，必须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和不断的努力，然后始能逐步达到其目的。大约到公元前五百年之后，北方的狄患遂已逐渐消除，而南方之楚人由于长期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也终于改变其野蛮作风，而自动要求加入华夏集团。等到来向戍在周灵王二十六年（546 B．C．）发动弭兵大会时，晋楚双方都参加，并签订条约，形成城郭诸邦的第一次和平大团结，尊王攘夷的目的也就算是已经完全达到。
不过，到了此时，霸政本身也就快要功成身退了。到春秋时代的最后阶段，霸政开始衰微，各国由大夫执政，使诸侯变成傀儡，形成大权旁落之势，并终至于篡位。其最重要的后果即为三家分晋，于是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历史也就随之而进入另一个新时代，那就是战国。
在如此长久的时段中，文化和思想自然也会随之而演进。春秋虽然是一个极混乱而紧张的时期，但我国古代贵族文化也在此时发展到其最高峰。那些贵族也垄断当时的学术思想，及其晚期始有非贵族的学者出现，所以，就学术思想而言，春秋也是一种承先启后的转变期。尤其是从这个时代所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也比西周时期远较丰富，所以研究工作也就比较有所依据。
就战略思想的领域而言，在春秋时代更是有极重要的先人遗产。有管仲、孔子、孙子所留下来的事迹、言论、和著作，而且还有全世界上最古老的战史（左传），他们对于后世的价值简直无法估计。在本章以下的部分将分别阐述管仲和孔子的战略思想，以及左传的内容，至于孙子则另辟专章（第三章）来加以研讨。
二、管仲
管仲可以算是春秋霸政的创始人，他也是把尊王攘夷的理想付之实施的第一人。其功业彪炳，实不待言。孔子虽鄙其为人，认为他不知礼，并且批评说：“管仲之器小哉！”但对管仲的成就又还是予以高度的肯定。孔子曾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他甚至于还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逝世于周襄王七年（645 B．C．），与孔子的时代（541－479 B．C．）相距约一五〇年，而孔子仍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可以证明管仲相齐的治绩对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是具有极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 注：孔子之言分别见论语八佾第三及宪问第十四。 ]
管仲相齐是始于周庄王十二年（685 B．C．），距平王东迁已八十五年，在此阶段中正是中原混乱，戎狄交侵，国势岌岌可危之际，管仲膺此重任，真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自执政之始，他就有一套完整的大计划，并且逐步加以执行。他首先用七年的时间来整饬内政、开发经济、训练人民，使齐国得以先富后强。然后在有了足够的国力之后，才开始向外发展，试图达到其尊王攘夷的伟大目标。从这些事实上看来，即可断言管仲要算是一位大战略家，从其行动中显示他有高度的战略智慧和有系统的战略思想。
尊王攘夷只是一个总体性的大战略目标，而要想达到此一目标，则又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手段。管仲所采取的手段用现代名词来说，即所谓“同盟战略”。其方式大致为号召诸侯，缔结盟约，加强团结，共御外侮。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管仲在执行此种政策时，几乎是完全依赖外交手段的微妙运用，至于武力则尽量保留作为后盾，或最多只是作有限度的使用而已。孔子之言（不以兵车）可以证明管仲不主张使用武力。而史记齐世家中也说：“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可以显示在九次会盟中大多数都是和平揖让的高峰会议。
史记又说：“管仲既任政相齐……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 注：史记管晏列传。 ] 这也就是说他用的是弹性外交，态度绝不僵化，而且深知适可而止的道理。召陵之盟（656 B．C．）是齐桓公霸业中的最高成就，从左传的记载上来看即可以认清管仲在这次会盟中所赢得的外交胜利是如何得来不易。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舆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十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候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决于径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决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舆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毂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毂同好何如？”对曰：“君患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充？”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故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闻之。”屈完及诸侯盟。 [ 注：左传，鲁僖公四年。 ]
左传的记载虽较简略，但仍然可以发现楚人态度的强硬以及这次和约签订之不易。而在折冲过程中，管仲是软硬兼施，表现出极灵活的弹性。他首先抬出王命，以示兴师问罪是理直气壮。他同时向楚人提出两个问题，一实一虚，好让对方可以避重就轻，不至于无法让步。齐侯虽炫耀其兵力的强大，但绝无用武之意；反而言之，屈完的语气虽然十分尖锐，但由于感受到同盟军数量优势的压力，所以最后仍然同意加盟，而打消这次一触即发的危机。
这一次外交胜利，就大战略的境界而言，其意义是心理（精神）重于物质。公羊传曾作下述的解释：
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曷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先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 注：公羊传卷十，鲁僖公四年。 ]
公羊传中说“喜服楚也”，足以证明楚之愿意加盟，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件重大的喜事。其原因可分述如下：（一）这是尊王攘夷政策成功的事实证明。所以上文中有云：“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二）其次，还有战略上的利益。本来南夷（楚）北狄对中原构成夹攻之势，所以中国是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经常腹背受敌，顾此失彼。现在楚国同意和平相处（至少暂时如此），于是中国可以集中全力去消除狄患。
召陵之盟虽不曾动武，但还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所以仍然算是兵车之会，至于所谓乘车之会，则完全是采取和平方式。桓公每逢某一国有内乱时，即召集一次诸侯会议以处理此种危机，并藉此以道义互勉。每逢有天子使者莅临时必备加礼遇，以示尊王之意，而对于纷争又必秉公处理，使诸侯悦服。因此，诸国之间团结日坚，而国内则安定繁荣，这样也就更增强中国拒抗外患的实力。在葵丘之会（651 B．C．）时所签订的盟约似乎最足以显示此种维持更好秩序的精神：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治水不可曲作堤防以阻水势，或以郊为壑），无遏擢（不可禁粮食输出使邻国面临饥饿威胁），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 注：引自孟子告子下。 ]
孟子之言似属可信。假使这样的盟约能够普遍地受到尊重，则可以在中国之内建立一种非常良奸的政治模式，确保内在的安定。桓公自推行霸政以来，前后共三十余年，此种盟会不下十余次之多。孔子称其九合诸侯，仅是举其大者而已。总结言之，在这个阶段之中，中国真可以算是相当平安。此种安排当然全都应归功于管仲。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管仲是正像周公一样，即令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凭其所立功业也可以让后世学者有充分理由认定其有高深的战略思想，对于大战略家的头衔当之而无愧。假使世间若无《管子》一书之存在，则本书对于管仲的讨论也就应该到此为止。
《管子》书相传为管仲所著，但管仲是否曾经著书立说则无从查考。不过韩非在《五蠹》篇曾有言曰：“今境内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司马迁则云：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我其言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 注：史记管晏列传。
足以证明汉时确已有管子之书，而司马迁本身还曾读过。然就此书内容观之，则是否为管仲所著，似乎疑问颇多。自晋唐以来，即已有许多学者发表存疑的看法，大体都是认为其全部或部分系出于后人之纂集，伪托或附益。萧公权先生说：
按管子出于纂集，固已成定论。然吾人不可据此而即谓其内容舆夷吾丝毫无涉。盖细绎全书所合之政治思想颇多针对春秋之历史背景，与商韩诸子之以战国为背景者，有重要之区别，故其执笔者或有六国时人，其立论或参入专制天下前夕之观念，而思想之大体或非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所能有。……吾人如谓管子为商韩学术之先驱，而非法家开宗之宝典，殆不至于大误。其是否确为管仲所作，或果丞霸国遗教，尚属次要之问题也。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p．205－206。 ]
邱来晋先生也曾评论如下：
亦有认为管子除以事功表现其政治之长才外，在所著管子书中充分发表其对政治组织及制度之理想；对于经济学，即民生与国用，重农与重商，无不有特出见解，对于兵学与外交亦多擅长。一言以蔽之，凡此皆属于广义之政治学（原注：见王云五，《先秦政治思想》）。是则此书虽非一人所作，其思想内容则自成体系。故可视之为战国末叶，崇拜管仲、依托管仲，所谓“管仲学派”之政治思想…… [ 注：邱来晋：先秦政治思想（帕米尔书店，民国六十四年），p．172。 ]
严格说来，管子是伪书应无疑问，不过诚如冯友兰先生所云：
从前研究中国学问者，或不知分别真书伪书，或知分别而以伪书为无价值，此亦中国哲学之所以表面上似无进步之一原因。吾人研究哲举史，对于史料所以必须分别真伪者，以非如此不能见各时代思想之真面目也。如只为研究哲学起见，则吾人只注重某书中所说之话之是否不错，至于此话果系何人所说，果系何时代所有，则丝毫不关重要。某书虽伪，并不以其为伪而失其价值，如其本身有价值。某书虽真，并不以其为真而有价值，如其本身无偿值。…… [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版），p．24。 ]
基于以上诸人之论析，可以获得三点综合结论：（一）管子书中有若干部分似可代表管仲的思想，或至少与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二）书中思想颇多针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完全以战国为背景的书有所差异；（三）虽属伪书，但并不因此而失其价值，仍然值得研究。因此本书将其纳入“管仲”节来合并加以讨论。
本书为战略思想史，其内容应以与战略有关的问题为限。管子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政治思想的范围，时贤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颇多，读者可自行参阅，所以不再赘述。管仲在战略领域中的最大成就即为尊王攘夷政策的逐步推行，和同盟战略的弹性运用，这应该算是其思想的精萃、智慧的结晶，但很令人不解的是管子书中对于这一方面几乎很少有所发挥。至少可以说，读那本书时在这一方面并不能获得任何有力印证。
就战略观点而言，管子书中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当然即为其富国强兵之论。全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富国为强兵之本，所以必须先富而后强，因此，管子对于富国之道有非常详细的讨论。诚如萧公权先生所指出的：“管子八十六篇中论理财之处几占全书四分之一，颇多精义，足为古代经济思想之要籍。”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p．223。 ]
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 注：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 ] 民富则不仅国富而且国也治，这说明政治与经济是无法分开。管子又认为“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 注：管子第三十五篇侈靡。 ] 所以其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均富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政治安定、经济发达，并构成富国强兵的基础。
在古代国家欲求富强，人口是一个重要因素，管子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 注：管子第二十三篇霸言。 ] 其理由实在此。因为人力不仅是生产的基础，而且也是兵役的基础。但人有口必须吃饭，所以在农业社会中，民之贫富，兵之强弱，都要凭农业的兴废来决定。因此必须采取重农政策。其理由为：“农事胜则入粟多，入栗多则国富。” [ 注：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 ] 于是其结论即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 注：管子第三篇权修。 ]
国家仅只是富还不足以自立，所以强兵是非常重要。管子说：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 [ 注：管子第二十八篇参患。 ]
因此，“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 [ 注：管子第六篇七法。 ] 而且“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 [ 注：管子第六十五篇立政九败解。 ] 仅只为自卫起见，也还是要有武力。所以，“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 [ 注：管子第十七篇兵法。 ]
管子又说：“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 [ 注：管子第十五篇重令。 ] 所以求胜的关键在于用民，如何始能得民之用，其先决条件有二：（一）曰组织，（二）曰教育（训练）。关于第一点，管子的王张为“作内政而寓军令” [ 注：管子第二十篇小匡。 ] ，也就是利用平时地方行政系统来作为建军之基础。此种政军合一、民兵一体的制度可能为有史以来最早的民兵制。其结果为：
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 [ 注：管子第二十篇小匡。 ]
民兵编组之后还必须勤加训练。平时教战称为“内教”，而“内教既成，令不得迁★”，以保持完整的组织。
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无以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 注：管子第二十篇小匡。 ]
管子论战着重战前的准备：“故凡攻伐之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而所谓准备者又必须先知敌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 [ 注：管子第六篇七法。 ] 至于战争的胜负则决定于战前的计划，所以说：“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 [ 注：管子第十七篇兵法。 ] 总结言之：
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 [ 注：管子第六篇七法。 ]
由此可知管子书中有许多观念都和现代总体战略思想暗合，虽然不能断定该书真是管仲所著，又或管仲治齐时的确曾将书中理念付之实施；但这本书足以显示我国在春秋时即已有相当高水准的战略思想，似乎是可以认定。不过，这本书可能不是出于一人的手笔，内容相当乱杂，所以要想整理出来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又实非易事，但至少可以提供若干有价值的资料则毫无疑问。 [ 注：管子中有多篇均论及军事，涉及面甚广，例如“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小匡”，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图”篇，那可能是我国最早有关军事地图的文献。 ]
三、孔子
孔子是我国思想史中的第一位伟大思想家，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其内容当然不是本书所能尽述。在此所要阐述的范围仅以孔子的战略思想为限。在春秋时代中，管仲之后的第二位伟大战略思想家即为孔子。他的时代（541－479 B．C．）已经到了霸政后期，距离管仲已约有一五〇年之久。孔子生平最尊崇周公，有志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而不能行，所以了感慨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 注：论语述而第七。 ] 由此可以想见他的思想是与周公一脉相传。假使我们认为周公为我国古代的伟大战略家，则孔子又焉能不通战略？
孔子与周公以及管仲都下一样，他虽不能立功但能立言，他的思想经由立言的方式表达出来，一直到今天有许多名言仍为国人所传诵。今天仍然存在而相当确实可信的资料即为“论语”一书。那虽然不是孔子本人所写的，但却是由其门弟子所记录的对话，可以充分表达老夫子的思想。从论语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孔子的确有一套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战略思想，现在就把若干重要原文引述如下，并略加以诠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注：论语颜渊第十二。 ]
古人所说的“政”，照现代术语来解释就是大战略。孔子的观念与当前在大战略领域中所采取的分类方式若合符节。“足食”是代表经济战略，“足兵”是代表军事战略，而“民信之矣”则广泛地代表政治心理战略（这两方面本不易区分）。子贡所问“必不得已而去”只是一种假想之词，并非表示国家可以真正去兵或去食，而不过是想了解为政的优先而已。孔子的回答含有两点重要意义：（一）必须先富国而后强兵，军事安全应以经济成长为基础。此种思想也与管子非常接近，足以证明，那已经是春秋时期的一种共识。（二）孔子认为“信”为一切为政的基础，不能立信即无以立国，这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一直到今天仍不丧失其价值。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 ]
这一段话与上一段话可以互相发明，但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人口的重要，甚至于在今天对于某些国家而言，也仍然如此，而在古代则更是如此。国家若无适当的人口，则既不能足兵，复不能足食。这又是与管子的思想若合符节。（二）有了足够的人口之后又应如何（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又提出其一贯的计划，那就是先富而后教之。必须仰赖教育，然后富国始能成为强兵的基础，而且民信也自然会建立起来。
孔子虽然重视“富”，但却主张藏富于民，尤其是在一国之内不可贫富不均，否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他曾经很恳切地指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 注：论语季氏第十六。 ]
所以，孔子是一位真正的均富主义者，他甚至于认为寡要比不均还较好，那也就是说国家虽然资源缺乏，但若分配适当，人民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且社会秩序安定足以作为建国的基础。
以上所举都是属于大战略的范围，然则孔子对于军事的认知又是怎样？下面这一段记载很容易引起误解而使后人以为孔子不知兵。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孔子之所以说这段话是有所为而发。卫灵公是一位无道昏君，且不度德量力，还想向外发动侵略。所以，孔子鄙其为人，才给一个软钉子让他去碰，只要看“明日遂行”的下文即可明了孔子的态度。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显示孔子是文武兼备，具有出将入相之才。
事实上，孔子不仅知兵而且更重视国防教育。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 ] 因为孔子对战争采取极慎重的态度。论语有云：“子之所慎，斋、战、疾。” [ 注：论语雍也第六。 ] 所以，他才会认为应有七年的教育，始能使人民完成必要的准备，足够有资格接受战争的考验。在其对弟子的教育中，军事也列为课程之一，史记有下述记载可为证明：
冉有为季氏帅师，舆齐战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车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孔子始终认为精神重于物质，所以非常重视爱国精神。下面两段故事可以作为证明。鲁哀公十一年（484 B．C．）齐师伐鲁。鲁国童子汪錡战死于郎（今山东滋阳县东北）。鲁人以其忠勇殉国，欲以成人之礼葬之，问于孔子。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 注：礼记檀弓篇。 ] 本来“殇”之原意为未成年而死，此后凡殉国者均称“国殇”，这就是典故之来源。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见韩诗外传：
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故弗式也。” [ 注：韩诗外传。 ]
这一段话可谓义正辞严，足以显示孔子对于忠勇爱国的精神是如何重视。
孔子虽然崇尚忠勇，但那又并非匹夫之勇。子路在其门下是素以好勇见称，但孔子却与他有下面一段对话：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 注：论语述而第七。 ]
由此可知孔子所重视的知勇兼备，尤其是必须好谋，所谓“谋”者从广义解释即为战略。
最后，孔子还有两段名言是后世战略家所必须特别重视的：（一）“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 ] （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这两段话似乎平淡无奇，但内含着极高深的哲学思想，这也可以暗示战略的最高境界即为哲学。
四、左传
除管仲和孔子两位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以外，我国最古老和最伟大的战争史也是出现于春秋时代，那就是《左传》。蒋百里先生曾指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 [ 注：蒋百里选集，p．35。 ]
左传是一部相当完整的编年史，其所包括的时代从鲁隐公元年（722 B．C．）到鲁哀公二十七年（467 B．C．），其起点与春秋一致，其终点比春秋延后了十三年，其全部长度为二五五年，春秋则仅为二四二年。左传对于当时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形，以及民族兴衰都有简明扼要的记叙，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战略思想的军事史，对于后世战略家可以提供很多极有价值的教训。
左传这部书可能是先有书的存在，隔了许多年之后，才由后人替它定名。首先为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以后班固作汉书时，又改称为《春秋左氏传》。后世为了简化起见，遂称之为《左传》。有关左传的作者是谁的问题，司马迁和班固在其著作中都明确认定作者为盲人左丘明。在论语中曾提到左丘明，足以证明确有此人，并且大致是与孔子同一时代。到了唐代，有人对左传的作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不过，还是不能获得任何定论。对于本书而言，此种考据工作并不太重要，所以毋需在此赘述。
左传长于记事，善于修辞，体例严谨，内容简明，为历史杰作。雷海宗先生曾作下述的评论：
全书的线头虽然非常复杂，条理却十分清楚，使读者能如身临其境，对春秋时代的整个国际局面都能一目了然。当然只有大手笔才能有如此成就，但大手笔又必须生于大时代才能具有如此魄力。 [ 注：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里仁书局，民国七十三年），p．235。 ]
左传全书共二八三篇，所记载的大小战役共计五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包括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等都在内。左氏对于战争的部分可以说是写得特别精彩。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左传，则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战争即无法进行任何有系统的研究。
若把中西历史作一比较，则左传似乎可以与希腊修昔的德（Thucydides 455－400 B．C．）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on War）相提并论，因为这两部书同为古代的战史名著。修昔底德之著作到今天仍为西方人所推重，甚至于还有人称之为西方的第一本战略著作。但严格说来，那是一部战争史，而并非以战略为主题，尽管书中的确含有许多战略观念。左传亦复如此，在书中几乎随处都可以发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观念或启示，所以后世常有人将其视为战略研究的教材。
清初的魏禧（1624－1681）是近代的重要战略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下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所以他是同等地重视谋和法，于是把左传中有关谋和法的史实加以综合整理，编成《兵谋》和《兵法》二书。 [ 注：关于魏禧兵谋与兵法的资料均引自许保林著：《中国兵书通览》（大陆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〇年），p．221－223。 ]
魏禧所谓的《兵谋》与《兵法》，用现代语来解释，则前者所包括的范围是属于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层面；后者则属于作战战略的层面。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亦称作战艺术（operational art），或简称作战（operation），在我国官方军语中又称野战战略。依照魏禧的分析，从左传的记事中可以综合归纳为兵谋三十二条，兵法二十二条。大致说来，实已把左传中有关战略的观念罗列殆尽。现在就依照魏氏书把它们分别简述如后：
（一）兵谋
（1）和——上下和睦，协力同心。
（2）息——休息民力，培养战力。
（3）量——度量敌我优劣利害。
（4）忍——忍辱负重，以图大事。
（5）弱——故意示弱以骄敌人。
（6）强——弱而示之强以震慑敌人。
（7）致——致人而不致于人。
（8）畏——优而不恃，胜而不骄。
（9）防——防敌谋我。
（10）需——缓进以老其师。
（11）疾——急速以乘敌之隙。
（12）久——持久固守。
（13）激——保持冷静，激怒敌人。
（14）断——果断不疑。
（15）听——倾听部属贤能的意见。
（16）诡——兵者诡道也。
（17）信——维持信用。
（18）谍——善用情报。
（19）间——离间对方。
（20）内——利用内奸。
（21）衅——乘敌之隙。
（22）逼——以势逼敌，不战而胜。
（23）与——寻求与国，广结同盟。
（24）胁——胁迫敌人听我调动。
（25）假——假借卜筮鬼神。
（26）名——师出有名。
（27）辞——善用外交辞令。
（28）备——有备无患。
（29）法——赏罚严明。
（30）同——同甘共苦。
（31）本——修其本以胜敌。
（32）保——保存胜果。
（二）兵法
（1）先——先声夺人，先发制人。
（2）潜——潜伏袭敌。
（3）覆——埋伏乘敌。
（4）诱——示弱诱敌。
（5）乘——出其不意。
（6）衷——分割包围。
（7）误——多方误敌。
（8）瑕——攻击弱点。
（9）援——控制预备队。
（10）分——兵必分道。
（11）尝——试探（搜索）。
（12）险——知地之险易。
（13）整——军容严整。
（14）暇——故示闲暇。
（15）众——示众慑敌。
（16）简——简选精锐。
（17）一——统一进退。
（18）劝——激励士气。
（19）死——拼死决斗。
（20）物——以物助战。
（21）变——因敌制变。
（22）将——慎选将才。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左传中的确蕴藏着不少的战略观念，这些观念并非出于某一个人的思考，而代表那个时代的战略共识。它们也向后世流传并变成珍贵的民族文化共同遗产。所以，左传这一部书对于我国战略思想的演进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