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第一
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西周的开国
萧公权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时，曾有下述的意见：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举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做，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学术思想之纪录。凡此皆历史家舆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系统之研究，至早祗能以周代为起点。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七十一年）上册，p．1。 ]
为什么一开始就大抄萧先生的文章？其原因是他所说的一切对于本书完全适用，甚至于可以说只要把其文中的“政治”两字改成“战略”，就几乎好像是专为本书而写的一样。
萧先生又指出，“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以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所以他主张以此时期为研究之起点。因此在他的书中，把自孔子降生（551 B．C．）到始皇统一（221 B．C．）之间的三百余年视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创造时期”，并附带说明“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 注：同上注，p．2－3。 ]
本书所采取的分期方式和他所用的有少许差异。我们并不否定萧先生的主张，但却决定以西周开国为本书讨论的起点。所以本书中所谓的“先秦时代”要比他所认定的长了三百多年。从逻辑上来说，这并无不妥，因为既称之为“先秦”，则只要是在秦以前，任何时代都可以纳入。换言之，这个名词本身有其先天的模糊性。它只有固定的终点而并无固定的起点。
因此，本书中所谓的“先秦时代”是始自周武王克商之年（1111 B．C．），终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221 B．C．）。总加起来共为八九〇年。整个时代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注：此种分期方式及时间的计算均引自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民七十二年），p．271。 ]
自武王克商之年（1111 B．C．） 至犬戎弑幽王之年（771 B．C．） 西周时期共341年。
自平王东迁之年（770 B．C．） 至三家分晋之年（403 B．C．） 春秋时期共367年。 [ 注：春秋之世本以孔子所著鲁国国史《春秋》一书为名。但孔子之书是起于周平王四十九年（721 B．C．）终于周敬王三十九年（481 B．C．）。
前距平王东迁晚四十八年，后距三家分晋早七十七年，两头部不衔接，为了维持时代的一贯性，遂将“春秋”时期向前后略作延伸以免发生断层。 ]
自三家分晋之年（403 B．C．） 至秦灭周之年（256 B．C．） 战国时期共182年。 [ 注：三家分晋的实际行动在公元前四五三年，而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家（大夫）为诸侯则在公元前四〇三年。 ]
外加无君之年三十四年（221 B．C．） [ 注：自周赧王五十九年（256 B．C．）秦灭周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221 B．C．）统一全国，其间共三十四年，中国无统一的朝代以纪年，可称之为“无君之年”，划入战国时期。 ]
把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起点定在西周开国之时，又未尝没有学理上的理由。这至少可以分为下述三点：
（一）西周的开国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萨孟武先生曾指出“周有天下之后，国家的形态又进步了，即由原始国家进化为封建国家”。 [ 注：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三民，民国五十六年）第一册，p．18。 ] 钱穆先生也认为西周建国代表封建帝国之创兴，他又说：“武王灭殷，把黄河东西两部都紧密的结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中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 [ 注：钱穆：国史大纲（商务，民国五十四年）上册，p．23。 ]
（二）武王克商曾经采取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还打了一次在历史上可以算是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从战争的准备到战争的执行，都可以暗示出来当时的领袖人物已有相当水准的战略思想。
（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周朝开国应归功于两个人，他们就是太公与周公。前者可以算是我国历史中可考的第一位军事战略家，而后者的成就更达到了所谓大战略的境界。虽然可供研究的资料还是太少，但至少可以断言在这个时候，我国已有杰出的战略家。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书的叙述遂以西周开国为其起点。在此又还有一点应首先说明。本书所要叙述的主体为战略思想，对于一般的历史事实仅在有关的时机才会提到，而且也无法作详细或有系统的叙述。换言之，作者假定本书读者对于本国历史已有相当程度的基本知识，所以毋需再作解释。假使读者自认基本知识不够，则应同时阅读通史以供参考。
二、太公
战略思想是心灵的产品、智慧的结晶，所以伟大的战略家实为思想的源头。在西周开国时期，最重要而伟大的军事战略家首推太公，他也是在我国历史中言行比较可考的第一位战略思想家。他的故事在古书上有很多的记载，有些也掺杂不少的神话，所以真真假假并不完全可信。不过，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指出：“武王之克殷纣，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之谋居多。”又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 注：史记卷三十二齐世家。 ] 从此种记载上来看，可以获得两点认识：（一）太公对周室开国的主要贡献就是“谋”，所谓谋者用今天的术语来表示即为战略；（二）太公的战略思想对于后世研究战略的学者有其深远的影响。
一位战略家要想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并流传给后世，其所可能采取的方式不外立言与立功两途。依照传统的说法，太公的思想和谋略，由当时史官为之记录，以后就编成《六韬》，《三略》，《阴符经》三部书，一直流传至今，为我国最古的兵学著作。此说可信程度极低，因为那些书经过后世学者考据，大致都已证明出来为后人假托太公之名所写的伪书。所以，严格说来，关于太公的思想，甚至于其在战略领域中的贡献，都缺乏直接的资料可作研究的基础。
不过又还是有若干间接的证据足以显示太公在战略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说，至少有两点可以认定：（一）他在情报方面有卓越的贡献；（二）他对于技术因素有超时代的了解。这两点也就构成武王之所以能克商的思想基础。
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故名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下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作结论时，孙子又说：“昔者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 注：孙子用间篇第十三。 ]
孙子这一段话曾引起误解，有人认为他把伊吕视为间谍，似乎是拟之下伦，不免有失言之感。事实上，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极为严谨的人，他不会随便乱讲话。我们对于这个“间”字应采广义的解释。即指整个情报工作而言，所以孙子只不过是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并认为必须由第一流人才（上智）来负责而已。
于是孙子遂以伊吕为例，他认为他们都曾亲自从事情报工作，是真正的知敌情者，因此也就能够先知，动而胜人。伊尹的故事由于时间隔得较远，大致已不可考，至于太公则有较多的史料，或至少有较多的传说。他很可能是我国历史中的第一位参谋总长（军师），他所负责的工作就是战争的计划、准备、和指导，但这些工作又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所以知敌之情实为首要条件。太公曾经在商朝政府中任职，或至少曾经生活在朝歌（纣之帝都）达相当长久时间，这个事实虽有不同的记载，大致应属可信，因此，可以断言太公是深知战略应以情报为基础的道理，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辅佐武王，击败帝纣的主因。从这一点看来，在思想领域中他似乎可以算是孙子的先驱。
现在再谈第二点，从比较可信的资料上来看，太公对于技术因素有其超时代的了解，这种境界似乎甚至于比孙子还要更高一层，因为在孙子书中找不到他重视技术的证据。从已有的资料上可以发现在“牧野之战”中，周军之所以能够以寡击众而大获全胜，其主因为周方在武器技术方面获得重大突破，于是把此种新武器突然用在战场上，遂立即产生心理上的奇袭作用，使敌军丧失抵抗意志而自动崩溃。在古代战争中凭技术取胜的情况是相当少见，而在公元前一千余年的远古时代更是绝无仅有，足以证明太公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其智慧是超过其时代甚远。
商纣的兵力甚大，可以达到六七十万人，而周可出之兵不过四五万人，以兵力计算实难以取胜。不过，太公却想到纣军虽多，但都是步兵，如果能造成四马骈驾的戎车（即战车），编成车队，用高速冲击敌阵，则敌方步阵必因惊恐而被突破，结果也就可能导致全军的崩溃。于是他就决心照这种计划来准备战争。据说在极端保密之下，花了十余年的时间守准备完成。 [ 注：见徐著国防思想史（，p．285）但该书并未说明其资料来源。 ]
虽然“牧野之战”的经过并无太详细的记载，但从下述几项比较可信的资料上来加以研判，似乎可以断定战车的确是一项决胜因素。史记上的记载有：“……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又有：“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车队）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 [ 注：史记周本纪。 ]
此外，尚书也说：“甲子昧爽，受（帝纣之名）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 注：尚书武成篇。 ] 而诗经对于战车的威势，和太公的战绩则更有戏剧化的描写：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 注：诗经大雅大明篇。 ]
综合上述的叙述可以作成若干结论：（一）根据惯例，史书对于参加战争的兵力常有夸张不实的报导，通常某一方面对于其本身兵力所提供的数字也许还比较可信，对于对方兵力则常故意夸大以表示其胜利之不易，和战绩的辉煌。所以，在牧野之战中，纣军占数量优势固可能为事实，但多到六七十万人，与周军相差得那样悬殊，则显然不可信。（二）照史记和尚书的记载来看，周军之所以大胜，其主因似乎是纣军“倒戈”，但军队是一种有严格纪律的组织，在正常情形之下，即令士无斗志也还是不可能发生此种现象。所以，这种叙述颇有疑问。（三）不过，只有在某种特殊条件之下，此种现象也许可能出现，那就是纣军的组织已经先行崩溃，其指挥体系已经丧失作用，于是在一片大混乱之中，前线的人员为了想逃命，遂反转过来攻击在其后方的人员以求夺取退路。牧野之战也许就是这样。（四）然则纣军的组织为何会突然迅速崩溃，这当然是强大车队攻击之所致，换言之，在奇袭之下，心理上丧失平衡，指挥体系随之瘫痪，于是遂一败涂地。
所以，车战的使用实为周军赢得这场决定性会战的关键。而这当然应归功于太公对整个战争的准备、计划、和指导。由此也可以显示太公的确有其卓越的战略天才和完整战略思想。他的功业受到历史肯定自不待言，而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他要算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比较有记录可考的战略家也应该是毫无疑问。在此还有一点要附带说明：自从太公用车战赢得牧野之战以后，车战也就开始变成战争中的主要战斗模式。车成为军队的主力，而卒（步兵）则降为辅助兵种，计算国力时也都以“乘”为单位。此种组织方式一直沿用到战国初期才逐渐改变。
三、周公
太公为我国历史中第一位军事战略家已见前述，但在西周开国时，还有另外一位伟大人物也必须列入战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那就是周公。周公是我国古代伟大政治家为人所共知，但若说他也是战略家，则可能有人会表示异议，或认为此说不免牵强附会。事实上并非如此。所谓战略者可以同时有狭义和广义的解释，也就是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为军事层面，另一为超军事层面。前者称军事战略，又常简称战略；而后者则称大战略，以示有别于前者。根据这样的分类，则周公虽不一定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但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的确是一位“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
大战略就是国家战略，也可称总体战略，它是超越在军事战略之上而同时也把军事战略包括在内。其所考虑的问题不仅限于战争和军事，而更延伸到和平的境界。概括言之，大战略的中心课题即为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诚然，凡立国者莫不希望能够长治久安，但事实上是谈何容易，历史上能够勉强达到这个标准的朝代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其先决条件即为深谋远虑，换言之，在立国之始如能有远大的眼光，采取必要的安排，然后也许才可能维持某种体制或形势达相当长久时间。因此，对于所谓大战略家的评价应有两项标准：（一）他是否能够深谋远虑，对于未来的发展采取“预期”（anticipative）的措施；（二）他这种措施在实行之后，能否产生长治久安的效果。
若以此种标准来衡量周公，则他对于大战略家的头衔应该是可以当之无愧。因为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周朝遂能在开国盛世建立了一种相当完整的政治制度，也可以说是战略体系。那就是所谓“封建”。对于封建制度的论著很多，但概括言之，能够注意到其战略含意者却不多。本书的观点是认为封建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且可以证明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周公是具有超时代的智慧，能够发挥高度的创新精神。
钱穆先生认为：“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的为封建政体之创兴。”他又说：“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拶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 [ 注：钱穆：国史大纲（商务，民国五十四年）上册，p．25。 ] 但所谓封建又不仅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代表一种军事计划，同时在经济方面又有“井田”，社会方面又有“宗法”来与之配合，所以它确要算是一种大战略思想，把军事和非军事因素融合成为一体。此种总体性的制度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是广大而深远，甚至于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周朝的封建又可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封建是在武王克商之后，其主要目的为重建战后的秩序和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其规模比较有限，其地区也比较狭窄。似乎只是一种权宜措施，而尚非永久性的规划。当时殷商虽已败亡，但殷人的残余势力仍相当巨大，因此仍封纣子禄父（武庚）于殷以为安抚，同时又设“三监”，即将管叔、蔡叔、霍叔（均为武王之弟）分封在其附近地区中，以来执行监视任务。此外又封先圣王之后及同姓子弟和功臣等。前者是收拾人心，后者是巩固王权。这些诸侯如鲁、燕、齐等，其始封皆在成周（洛邑）之南。钱穆先生认为：
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镐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及淮域，此大王已开其基，由丰镐向东北，经营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 [ 注：同上注，p．26。 ]
武王克殷二年后，天下未宁而中道崩殂，对于新建的王朝而言，实乃危急存亡之秋。身为宰相的周公遂不得不奉孺子（成王）而摄政，以来应付此重大危机。不料引起其兄管叔之不满。遂与武庚联合反叛，而其他异族，诸如淮夷徐戎等也都纷纷参加。整个东方旧殷王朝地区完全沦陷，情势岌岌可危。周公遂在成王三年（1117 B．C．）发动东征，经过三年的苦战，才把叛乱完全平定。于是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国威大振，从此地方势力也就不敢向中央政府挑战了。
周公遂乘这种时机开始进行第一次封建，这一次封建不仅规模比上次较大，而且每一个封国的新位置都含有微妙的战略用意。此种有远大眼光的战略部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现在就分别择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一）周公子伯禽封于鲁，太公子丁公（太公已死）封于齐，自有齐鲁之新封后，周人势力始越过殷人旧域而向东达到海滨。徙全部国史的观点来看，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由西而来的华族首次舆海洋接触。
（二）封康叔（武王弟）于卫，使殷朝自盘庚以来历时约三百年的河北根据地从此受到周人的统治；但同时又封微子启于宋，以对殷遗民示怀柔之意。宋为汤以来的故土，可以表示周人之无意灭殷。
（三）封唐叔（成王弟）于晋，其地为夏壚，其目的为沟通周人自大河北岸直通殷墟（即新建之卫国）之要道。自远程视之，晋国之封建更有其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以后成为春秋时代的最重要权力中心。
（四）封蔡仲度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面地区的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于卫晋，于是宋人也就自然落入大包围之中。
（五）在第二次封建时，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燕亦移于河北，大约在齐卫之间，镐京与鲁曲阜恰似椭圆之两端，洛邑与宋则为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长臂扼殷宋于肘掖间。周公又营洛邑为东都，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并与新建诸邦相联络。 [ 注：大致均根据钱穆的意见。同上注，p．27。 ]
所以，周公所计划的封建制是不仅为政区或政权的划分，而更具有武装移民和军事扩张的意义。简言之，周公是利用其东征的余威，把周室的宗亲散布在当时的整个中国领土之内。这些新的封国都是插在原有异族之间，让他们各自成为一个单位去自求发展。最初是由于有王室的支持，始能维持生存；不久之后，就分别成长而成为周室的屏藩。此种内外互赖，共存共荣的政策实含有极高度的战略智慧。其优点在短时间内也许还看不出来，但等到平王东迁，周室衰颓之后，这个政策才开始发生重大的功效。齐桓晋文都是周公当年所播下的种子。他们挡住了夷狄的入侵，使中华文化得以传留至今。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以想见当时夷狄之患是如何严重。假使说管仲之功已不可没，则首创封建制度的周公对于民族文化的延续更应算是第一功臣了。
封建不仅有其政治和军事意义，而且还有其经济面和社会面。前者为井田，后者为宗法。所以，若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四方面合而观之，则其总体性也就更为显著。称之为大战略，孰曰不宜？
井田制本身虽有很多争论，但在人口稀少、土地过剩的情况下，把土地的一部分划为公田，由人民耕种，将其所获作为租税，似乎可行，所以这种制度应非古人的想象。也许蒋百里先生对于井田制所作的解释值得在此加以阐述。他认为井田是一种可以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的国防制度，换言之，也就是寓兵于农或兵农合一，所以他说那是符合“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基本原则。 [ 注：蒋百里选集（壬寅出版社，民国56年）中之《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p．54。 ]
为使许多宗亲诸侯永远保持亲密关系，周公又创立“宗法”，规定天子与诸侯都用嫡长继承制。天子为天下之“大宗”，亦称“宗周”；各地诸侯对天子则为“小宗”，而对其封地则为“大宗”。诸侯所封兄弟子侄又为诸侯之“小宗”。大宗百世不移，小宗五世而迁。小宗从大宗，大宗从宗周。天子遂为天下一家的大家长，天下也真成为一个家庭。此种制度也向民间延伸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化，数千年来成为重要的社会约束力，增强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
像如此宏伟的理想、复杂的体制，而居然是由三千年前的古人所创建，假使不是历史中有相当详细的纪载，简直会令人难以相信，因此，我们更不能下佩服古人的智慧，和珍惜他们的思想遗产。
周公所建立的制度不仅证明他具有伟大的战略思想，而更向后世提供两点重要启示：（一）战略的目的为长治久安，也就是诚如李德哈特所云，不仅要赢得战争而更应赢得和平，（二）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则又必须深谋远虑，一切思考和研究都必须力求深远，只有这样始足以言大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