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基本观念
这是一本史书，一本具有特殊性质的史书。首先必须对于本书所用的若干基本观念（名词）加以较明确的说明，并根据这些观念来界定这本书所拟讨论的范围和内容。概括地说，依照逻辑顺序，所应说明或解释的观念是应有如下述：（一）历史，（二）思想，（三）思想史，（四）战略，（五）战略思想，（六）战略思想史。
（一）历史
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作简单的回答并不容易。许许多多的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意义、性质、内容、范围、都曾提出其特殊意见。虽然彼此间是有很多类似之处，但又还是不乏标新立异之论。我们不可能在此引述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言谠论。不过又还是要介绍一两位名家的意见来作为解释的基础。
我国的梁启超先生在所著“新史学”中曾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又进一步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最后，他更强调：“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 注：由杜维运、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文选集，华世书局（民国六十八年十二月初版）加以引述，p．23－26。 ] 另一位时代比梁任公略晚的史学家何炳松先生，在其所著《历史研究法》中曾有一段话值得加以引述：
历史所研究者盖已往人群之活动也。……然历史所述者非人群各种活动之静止状态也，乃其变化之情形也。史家所致意者即此种空前绝后之变化也，非重复之事实也。故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变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 [ 注：同前注，p．55。 ]
其他的意见限于篇幅，不拟再多所引述，但仅凭这两位前辈的言论，我们也已经可以很正确地了解所谓“历史”的涵义。为了让读者较易于明了起见，似乎又可以归纳成为下述五点：（一）历史是一种叙述性的学问；（二）所叙述的对象是过去人群的活动；（三）历史所重视的是“变”，不变的现象不在考虑之列；（四）此种变象又并非循环的（或周期的）而是演进的（evolutionary）；（五）历史并无定律。
在此又要略作引伸。历史的主旨固然是叙述，但有时对于现象又不免要加以解释，甚至于还要企图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历史所研究的是过去的事实，但事实的真象又常不是可以立即明了，因此在叙述之前又必须先作澄清和分析的工作。不过，那又都是属于治学方法的范围，并非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仍然还是叙述过去的事实真象。当代战略大师，英国的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虽不是一位“史学专家”（academic historian），但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客观，绝不逊于专业性的学者。他认为历史的目标就是求真（truth）。他又慎重地解释：“发现事实真象，并解释其原因，即寻找事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中译本改名为《殷鉴不远》，钮先钟译，国防部编译局印行（民国62年3月），p．1。 ]
历史所研究的主题就是变象，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到今天仍然有效。不过又诚如徐复观先生所云：“历史的演变常常走的是曲折的路；尤其人自身的智慧与行为常不能以简化的进化观念来加以推论。” [ 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学生书局印行，民国七十九年二月七版，p．422。 ] 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家受到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影响，遂以为历史总是朝“进步”的方向走，这也正是过去把“evolution”这个字译为“进化”的理由。事实上，在此所谓“进”者只是时间向前推进，而并不一定含有进步的意义。所以在本书中所用的名词是“演进”而不是“进化”。
最后，我们不仅否定历史进化论，而且也更拒绝对历史采取“决定主义”（determinism）的观点。因为，我们深信历史无定律，像梁任公那样的想法现在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史学家并非科学家（包括所谓社会科学在内），他并不企图发现任何定律，也不企图用任何定律去解释历史。诚如劳干先生所云：
严格限制下的历史对于史料要“上天下地”去搜集。搜集到以后，却要“宁缺毋滥”去审核；审核以后，更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去叙述。经过这样程序之后，才是比较合理的历史。这种整理过的历史也许对于一些人觉得乾燥无味，也许对于一些人觉得残缺不全。但总是一种相信得过的成品。 [ 注：劳干：《历史的考订与历史的解释》由杜维运、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文选集转载，p．188。 ]
以上引述的话对于本书的内容也可以算是一种相当精确的介绍。
（二）思想
任何人在治学时都会面临一个难以避免的矛盾，那就是愈是看来非常简单的观念也就愈难加以解释。“思想”（though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是一个常用的名词，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其概括的意义是什么，但要想对它作精确界定，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照一般人的想法，一切出自人类头脑（brain）或心灵（mind）的产品几乎都可以算是思想，假使照这样解释则未免过分广泛，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所要求的定义是必须有较严格的范围。
简言之，所谓“思想”是有加以较严格界定之必要。法国已故学人阿洪（Raymond Aron）在其所著“现代战略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一文中曾提出一种相当明确的界定，他认为：
思想（thought）这个名词包括理论（theory）或抽象性和科学化的研究，准则（doctrine），对行动的相对路线，以及最后还有理论和准则的历史性或政治性研究。 [ 注：阿洪的原文如下：“The term thought embraces theory or abstract and scientific study, doctrine，relative courses for action, and finally the historical or political study of theories and doctrines．”见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y Thought”载于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70）,，p．14 note 3。 ]
阿洪的界定固然相当明确而具体，但有愈搞愈复杂的趋势。本来只有一个名词，现在不仅变成两个名词，而且再加上一些附带解释。因此，如果采用这样的界定则又必须作较深入的分析。
理论是一种治学工具（intellectual tool）帮助我们组织并决定方向，使我们能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的也就是抽象的），并且增强了解和解释现实的能力。简言之，理论是一种精炼的思想，也是一种使用科学方法的思考。若不合于此种标准则似不应称之为理论。 [ 注：可参看 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Harper and Row,，p．1981）,，p．11－12。 ] 严格地说，古人的思想、言论、著作（尤其是我们中国古人）能够合于此种标准的实在是极少。不过所谓科学方法，其本身也还是可有相当的弹性。至少有时可以看出古人虽不曾使用现代化的名词，但其思想途径又还是有若干地方是与现代观念暗合。换言之，那是已经接近所谓理论的水准。
根据韦氏辞典，准则有四种意义：（一）某种被传授的事物，（二）某种知识中的整套原则，（三）一种信仰体系，（四）一种公认有效和权威的原则。 [ 注：见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V．“doctrine”由Air University Review, July August 1982号加以引述，p．16。 ] 简言之，准则所代表的是一套基本和权威的原则或措施，那是能够获得大家的公认，所以也就甚至于毋需证明或解释。因此，若照过去习惯把“doctrine”译为“教条”，也似乎并无不妥。准则多少含有主观或武断的意味，而不像理论是比较客观和讲理。大致说来，古人的论著是准则多于理论，所以，极少的理论著作也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古人思想要留传给后世，其方式不外立功与立言，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古有三不朽”中的两种不朽方式。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立言，立言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本人的著作，第二类是他人的记录。前者的价值又超过后者，因为其所代表的可能是较原始和完整的思想。但这种思想遗产却比较稀少，而尤其是时代愈早则愈少，不得已而思其次，则后者也还是值得重视。但有时某种思想本身并无记录，而只能凭前人的事功（deed）来间接表达出来。经由此种方式所留传的思想当然是比较不完整，甚至于可信的程度也较低，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到底又还是聊甚于无。
思想是以人的头脑为源头，有时某一个人能创出特殊的思想，那也就是所谓“思想家”（thinker）。思想家固然能创造思想，但能创造思想者又并非仅限于个别的思想家。有时，某人虽非公认的思想家，但是也同样能够创出某种思想。最后，有时思想更是整个民族智慧的结晶，社会经验的累积。所以总结地说——思想是同时有其个别性和集体性。
（三）思想史
如果把思想也当作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则历史家也就有责任站在历史的立场探究思想现象。这种研究的成果即为思想史。思想史所想探讨的对象为历史人物对其周遭环境的了解、评估和反应。思想是多样性的，它固然表现在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等方面；但塑造历史文明的主要角色（人类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分子）又都各有特殊的考虑和行动。因此，一个研究思想史的人所应研究的是人如何透过其心境上的气质，其现实考虑，其时空背景和要求，以来塑成其思想，并且还要进一步研究人如何利用其自己的思想去认识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以及如何根据其思想以来决定其对环境的反应。
思想史不仅要忠实叙述某一个人（思想家）和某一时代的思想内容和特色，而且还要探索其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更进一步了解思想演变中的焦点和轨迹，并由此而推断其发展趋势。因此，思想史必须重视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史家都深知环境因素对思想趋势是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认为：“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他们本身所处环境的意识反应。” [ 注：引自史学方法论文选集，p．4240。 ]
尽管理论上的确应该如此，但实际的工作却是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在此宁愿作卑之无甚高论，仅以对前人思想尽量作忠实叙述为主要目标，至于进一步的分析则视之为次要目标。这并非不想取法乎上，而是深恐力有未逮。
（四）战略
这是一本战略思想史，但一般读者对于“战略”（strategy）这个名词的意义，可能知道得比较有限，甚至于还不免有若干误解。所以，在此必须用极简单而明确的文字来解释战略一词，好让读者知道在这本书中所谓的战略，其真正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要分析的主题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很不容易澄清，而且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现在就逐步分析如下：
根据考证，把“战略”这两个中国字构成一个名词在我国古书上的最早出现是西晋时代。当时有司马彪其人，曾著一本以战略为名的书。司马彪大约卒于晋惠帝末年，也就是公元三零六年。这本原著已经佚失，只有少许佚文曾散见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后代的《太平御览》等书。到清代又有黄奭将其编辑成书，收入《汉学堂丛书》之内。从残留的内容上来看，这本书似乎不能算是一本真正以战略为主题的著作，我们所可作的唯一结论就是至少在西晋时代，我国已有以战略两字命名的著作。
严格说来，司马彪所用战略一词与我们今天所用的名词几乎殊少关联。不过大家又不要误会而以为我国古代并无战略观念之存在。根据我们现在对于战略的认知，可以发现在我国古代，远在司马彪著书之前，即早已有战略观念（思想）的存在，只不过是古人并未使用这种现代化的名词而已。所以，又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人早就懂得什么是战略，只是不曾使用这个名词，至于司马彪虽曾首次使用这个名词，但他的书大部都已佚失，我们也无法知道他的正确观念是什么。
在本书中所用战略一词是应该照当前世界上所公认和流行的定义来解释。这里又必须说明“战略”在这里只是一个翻译名词，与司马彪毫无关系，绝对不可混为一谈。简言之，“战略”是英文中“strategy”这个字的译名。“strategy”这个字在西方也有其极悠久的历史，其语根可以追溯到希腊时代。其意义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演变。
战略不仅是古老的名词，而也更是古老的观念。当地球上开始有人类存在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概分为两大类：合作与冲突。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多数人生活在一起时就会逐渐形成政治组织，而其最后的形式即为国家。在此种演进过程中，个人冲突也就会变成集体斗争，而终于发展成为战争（war）。在人类生活中战争也许比历史还较悠久。最初战争只是单纯的斗力，但也许不久，在斗力之外又还会加上斗智。等到人类知道如何斗智时，最原始的战略观念即已产生。以上所云当然只是一种揣测，究竟人类何时知道在战争中斗智是谁都不知道。
战略观念的起源固不可考，但战略这个名词在西方的起源却有较确实的考据。公元五七九年东罗马（拜占庭）皇帝毛莱斯（Maurice）曾撰一书作为训练其高级将领的教材。书名为“strategicon”，若把拉丁文译为英文，那就是“strategy”。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战略”为名的书，也可能是这个名词的第一次可考的出现。“strategicon”的语根为希腊文中的“strategos”，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将军（general），所以“strategicon”的意义即为将军之学，也就是所谓“将道”（generalship）。
最先用“战略”二字来翻译“strategy”的人应该是日本人，而我国采取此同样译法则是在满清末造。因为当时西方的军事思想都是经由日本再传到中国，所以采取日本人所用的译名实乃自然之理。最早的使用日期固然已不可考，但有一旁证可供参考。我国最早的由翻译而来的“战略学”是在公元一九零八年出现，以此类推似可断定战略这个名词在我国照西方意义的使用至少是已将近九十年了。 [ 注：可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大陆版），p．61。 ]
这个名词在西方虽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广泛使用则仅始于十九世纪。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观点的差异，这个名词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在此无法列举，而且事实上，所有的定义也都有限制和漏洞，并非绝对正确。不过一般读者，对于所谓战略的涵义又还是必须有足够的概括认识，尤其应该建立一种共识。
（五）战略思想
战略是一种观念，当然也就是一种思想。随着文明的进步，战略的内涵也不断地扩大和加深，换言之，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战略观念的起源是人类在斗争活动中的斗智。所以原始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如何在战争中斗智的思考。战争中所用的斗争工具就是武力（军事权力）。因此，可以获知三项基本认识：（一）战略的范围是只限于战争，与战争无关的问题（因素）应不列入考虑；（二）战略所研究的就是如何使用武力，也就是如何用兵，所以中国古代称之为兵学；（三）战略是智慧的运用，古人称之为“谋”，孙子说：“上兵伐谋”，战略是斗智之学，也是伐谋之学。
不过，除在极少见的情况中，战争不可能是一种突发或偶然的事件。战争之前必有准备，而战争对战后局势也必然会产生影响作用。因此，战略就所要思考的问题也就不能仅限于战时，而必须把战前和战后都包括在内。从另一角度来看，国家为了达到其国家目标，所能使用的手段是多样的，既不仅限于军事权力，复不仅限于战争方式。所以，“战略”中的“战”应采取广义和极有弹性的解释，而并非仅限于单纯的武力使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人对于战略一词的意义大致还是采取狭义的界定，即仍仅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至于超越这个范围之外的广义战略观念虽也早已存在，但不称之为战略而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甚至于还有人使用一个更古老的名词，即所谓“治术”（statecraft）。至于我国古人也并非不知道这样的大战略观念，在古书中对于军事战略所用的字是“兵”，对于大战略所用的字是“政”，不过这些字都只代表概括的观念，而无明确界定，尤其是兵字也可以作较广义的解释，所以古人的兵书，其内容有时也非仅限于军事方面。
本书对于战略一词是采取广义的解释，换言之，也就是不谨限于军事战略，而把大战略（国家战略）包括在内。基于此种观点，于是有若干过去视为与战略无关的思想和著作也都纳入讨论范围之内。不过，这又并非仅为主观的认定，而还是有其客观的根据。简言之，必须上此种思想内容的确属于我们所认定的战略思想范围之内，否则即不予以论述。
（六）战略思想史
把“战略”“思想”“历史”三个名词连成一体即成为“战略思想史”。这也就是本书的内容。简言之，这是一本历史，其所叙述的主题为思想，所以是思想史，又因为所叙述的思想是仅限于一种特殊思想，即所谓战略思想，而战略一词又有其特定的解释，所以这是一本战略思想史。
说起来似乎很难令人相信，所谓思想史的著作虽然很多，甚至于以某一特定领域为范围的思想史也不少，例如《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等等，但以《战略思想史》命名的书，至少在我国从未有过。过去虽有以《军事思想史》和《国防思想史》为名的著作，但严格地说，那都不是《战略思想史》，因为战略的内涵并非仅限于军事或国防。反而言之，既称之为“战略思想史”，则思想必须与战略有关者始应纳入，所以对于史料的选择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宁缺勿滥，否则就只能算是思想史而并非战略思想史。
我国历史中是确有许多战略家的存在，而在古人著作中更是不乏战略思想，但直到今天为止，对于这些思想遗产还是很少有人用现代治学方法来综合整理。换言之，从来还没有人写过一本《中国战略思想史》。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算是一种拓荒的工作。非常明显，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对于作者而言，不仅是一种尝试，而更是一种挑战。
二、思想背景
思想的发源直接出于人的头脑（心灵），所以研究战略思想时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作为此种思想源头的人。不过，战略思想除有个人的来源以外，又还可有集体的来源。此种来源不仅比较复杂而且也很难确定，但其存在则又毫无疑问。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地理环境、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等因素都能产生不同的战略思想。此种集体思想可以有多种的组合和复杂的变化，而且有关的史料和前人著作也较少，所以其研究也自然较为困难。
个人思想与集体思想之间又有其互为因果的关系。个人思想往往开风气之先，而对集体思想产生引导作用。反而言之，集体思想又经常构成个人思想的基础，并再由个人集其大成或产生结晶作用。若非先有广泛思想基础的存在，则即令是一代大师也还是不易创出新的观念或理论。因此，这种交相为用的循环遂又不断地剌激思想的演变。
无论是那一种思想，都不是从天而降，其发生或兴起是由于许多不同因素的交相为用。这些因素可总称之为背景因素。它们是非常众多，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很难加以列举，为了分析的方便，本书拟把战略思想的背景因素概括地分成五大类：（一）时代，（二）地理，（三）社会，（四）文化，（五）技术。任何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与此五种背景因素息息相关。在研究与战略思想有关的问题时，必须先分析其背景，然后始能获致较深入的了解、较精确的结论。
（一）时代背景
法国的阿洪曾有一句名言：“战略思想是在每个世纪，或在历史的每一时刻，从世局所产生的问题中吸取其灵感。” [ 注：阿洪的原文如下：“Strategic thought draws its inspiration each century, or rather at each moment of history, from the problems which events themselves pose．”同注6，p．25。 ] 简言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战略思想。所谓“时代”（time or age）虽也是含意相当模糊，但大体言之，又还是有其公认的区分标准。在同一时代中，一切人物、思想、制度之间虽然还是有许多差异之存在，但又多少仍有其共同的典型，此即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 or the spirit of the age）。战略思想，无论为个人的或集体的，若出现于同一时代之内，则多少会代表同一时代精神。
时代虽然过去即不再来，但思想却会继续存在。上一代的思想会向下一代流传，并产生累积的效果。因此，某一时代的思想不仅代表此一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还会受到以前各个时代的遗传影响。此种思想的累积乃无可避免的趋势。思想有其悠久传统固然是好事，但思想家若过分受传统影响，则又适足以妨碍创新和进步。
在研究战略思想时，首先必须彻底明了此种思想是属于那一时代，其所代表的是何种时代精神。若对这些背景因素缺乏适当认识，则不仅易于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而且甚至于还会犯“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严重过失。尤其在写思想史时，对于这一点更是必须特别注意。
（二）地理背景
人类的生活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我们不可迷信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但也不可认为地理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不重要，更不可完全否定此种影响的存在。换言之，应采取一种折中态度。那也就是诚如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史特劳兹－胡比（Robert Straus－Hupe）所云：“地理大致决定在何处制造历史，但制造历史的还是人。” [ 注：Robert Strausz－Hupe and Stefan T．Poss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Graw－Hill Co．1954）, p81。 ] 简言之，人与地理环境是交相为用。就长期观点来看，人固然可以改变环境；但就某一时代而言，人类的思想制度又还是深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在战略思想史的研究中，地理环境为必须重视的背景因素之一。对于战略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地理因素都常能产生影响作用。不过此种影响有时是非常明显，有时又可能相当微妙而不易察觉。
时代与环境两种因素之间又时常会有互动关系之存在。不同的时代，由于所受地理环境影响相同，也就会产生先后类似的思想。反而言之，即令时代相同，但由于地理背景不一样，则又还是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
（三）社会背景
在此对于“社会”这个名词的意义是采取一非常宽广的解释，把人类生活的一切组织形态都包括在内。社会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架构之内，也受到历史和地理的影响，但其本身对于战略思想又构成另一种不同的背景，而不包括在上述两种背景之中。概括言之，国际关系、战争形态，都常随着社会形态而改变，并进一步带来战略思想的改变。
古代的战争只是少数人的事情，那是浮在整个社会组织的上面，而与大多数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关系。所以那种战争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任何政府能投入战争的资源都非常有限，至于人力和物力的大量动员则尤其困难。所以孙子才会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 注：见孙子作战篇。 ]
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结构随之而改变，于是国家的战争潜力也随之而增强。当整个社会都投入战争时，参加战争的人力和物力也都会不断地增加，后勤因素在战略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大。等到战争发展成为长期消耗的形式之后，动员也就可能变得比作战还更较重要。
当战争与社会几乎还是脱节时，则战争所采取的大致都是有限的形态。不仅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都是有限的，而指导和执行战争的人在心态上也是有限的。所以，在那种时代，战略思想的研究和著作也自然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那些人在社会中可能为特权阶级，或精英分子。其思想并不能广泛流传，而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也暗示一种高度封闭性的社会意识。
（四）文化背景
即使时代相同，社会形态也大致相似，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中仍然还可能产生不同的战略思想，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欢喜使用新名词的美国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不同的“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之所致。 [ 注：Collin S．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81）, p21。 ] 实际上，与其说是“战略文化”，还不如说是战略文化背景较为简单而易于了解。任何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而这也对战略思想构成一种共同背景。譬如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们的文化自成一格，所以中国人也就自然有其特殊的战略思想。
文化是一种概括观念，以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为根源，其最明显的表现即所谓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人类的思想行为都莫不深受民族性的影响，因此在战略思想方面，也会由于民族性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风格。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略思想的成因和演变，甚至于还是可以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五）技术背景
战略受到技术的影响，在今天似乎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在过去，尤其是古代，技术对于战略的影响却远较有限。不仅在我国如此，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中也都大致类似。至少到美国内战（1861－1865）时为止，在战争中双方所使用的武器虽非完全相同，但以威力而论则还是彼此相差无几。换言之，技术在战争中似乎并非重要因素，或至少不会使某一方面享有决定性优势。甚至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技术对战略的影响还是相当轻微。诚然，过去也常有新技术（及其产品）被引入战争，但战略家的思想和行动却很少因此而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所以，在悠久的战略思想发展史中，把技术因素列为主要背景因素之一，的确只应算是一种最近的趋势。
不过即令如此，但又并非可以认为技术因素在古代是完全不重要。事实上，技术因素有时也还是能够产生相当重大的冲击。不仅能够改变战争的形态，甚至于还能够改变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当面对着这些改变时，战略思想也自然会呈现出适当的反应。而能够首先发现技术发展趋势的人往往也就是那个时代中的伟大战略家。
在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中，上述五种背景因素经常同时存在，彼此交相为用，而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作用。它们绝对不是孤立的，在此之所以逐项说明，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已。
三、全书纲要
这本书是为研究战略的人而写的。凡从事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的人必须首先探索战略思想的源流，尤其是如果要想知道当前的战略思想是在朝着何种方向发展，则更有了解其演进过程之必要。诚如英国当代战史大师何华德（Michael Howard）所云：“假使我们不首先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的，则对于我们应向那里走的问题也就根本无从考虑。” [ 注：Michael Howard, “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 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83）,，p．328。 ] 有一条不易的真理常为人所忽视，那就是“温故而知新”，简言之，温故是知新的基础，欲知未来必先知过去。向过去探索得愈深，则对未来也就可以看得愈远。
所以，本书虽以“思想史”为书名，但却不是以史学为出发点，或为研究历史的人而写的。本书是采取战略学的观点，使用历史方法，概述我国自古迄今，大约长达三千年过程中的战略思想演变经过及其发展趋势。以体裁而言，的确是一本史书，所用的方法亦为史学方法，而治学态度则更是力求严谨客观。但其目的却是以供战略研究学者参考为主。希望他们在阅读之后能产生温故而知新的反应。
战略性的思考可以说是出于人性，甚至于在远古尚无历史记录之时，人类中就已有出类拔萃之士知道斗智胜于斗力，这也就可以算是最原始的战略家。等到文明日益进步，记录日益完善时，在先民所留下的遗产中也可以找到很多与战略思想有关的资料，此种资料的发掘和探求即可视为战略研究的起点。诚然，从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战略思想的根源，但这些资料又可能只是片断的而不完整，尤其缺乏系统之存在。因此，向历史中替战略思想寻根的工作是既不简单，也不容易。本书所想要做的事情是首先从不够完整的资料中去发现战略思想，然后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成一本勉强可以算是合格的思想史。
尽管资料不完整，但仍足以显示我国战略思想是源远流长，而且从资料的整理中也使我们能获得很多的启示和教训，尤其是使我们对于古人的智慧感到无比的敬佩。最后，更使我们体会到战略不仅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还真有深厚的思想传统。
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古人的思想有时的确是非常“现代化”，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他们之中有若干人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认知是相当接近，甚或为不谋而合。尤其是我国古人的思想更是相当广大而富有弹性，他们的战略思想经常都是不限于战争和军事的范围，换言之，用现代术语来形容，也就是含有大战略或总体战略的观点，尽管他们不曾使用这样的名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古人的书又是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是无所不谈，所以我们对于资料的选择也就时常会面临着如何取舍的困难。本书以战略思想为主题，严格说来，凡与战略思想无关的言行都不应纳入书中。不过，战略本身又是一个具有高度弹性的观念，究竟那些思想算是战略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认知，而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因此，这也就变成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于是最后也就难免于主观的判断。
本书对于战略的意义是采取极宽广的解释，绝非仅限于军事或战争的狭隘范围，所以书中的内容有某些部分若照比较狭义的解释，则早已超出战略思想界线之外。尤其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诚如阿洪所云，“战略思想是从来和政治思想分不开”。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y Thought”，p．44。 ] 因此，本书中的若干资料似可视之为同时具有政治和战略双重意义。总结言之，本书是透过现代战略的眼光来看我国古人的文化遗产，再从此种观察来判断过去有那些思想是属于战略思想的范畴。我们所重视的是思想的实质内容，至于思想发表者的身分，其表达的方式，以及其著作的名称，都只是次要的考虑。
这是一本史书，在组织上是以时代为经、以思想为纬。其目的为对于我国史料中所能发现的战略思想作前后一贯的综合叙述。一切叙述均力求真实客观，并尽可能引述原始资料。若偶有评论，则目的仅为辨明其历史地位或学术价值，绝非任意臆断。
全书依照时代的先后分为四篇，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共为十四章。篇名列举如下：
第一篇 先秦时代——中国战略思想的开创期。
第二篇 秦汉时代——中国战略思想的成熟期。
第三篇 中古时代——中国战略思想的衰颓期。
第四篇 元明清三代——中国战略思想的蜕变期。
这四篇（十四章）所叙述的内容是始自西周开国（1111 B．C．）终至满清逊国（1911），前后共三千年的中国战略思想演进过程，以及其兴衰趋势。
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战略思想在其演进过程中必然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概括言之，先秦时代是我国战略思想史中的启蒙时代，就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可以说是黄金时代。许多不同的思想都是在这个时代中开创，所以可称之为开创期。秦汉时代为我国历史中的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就战略思想的发展而言，可以称之为成熟期，换言之，已由绚烂归于平淡。从魏晋六朝一直到唐宋，就整个中华文化而言，是一个衰颓期，战略思想亦不例外，不过到较后阶段又略有复兴趋势。元明清三代就战略思想而言是各有其特征，综合言之，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蜕变期。最后由于中西战略思想的合流，而终于达到当前的现代。（不过，那却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作者不是一位专业史学家，所以本书从某些人眼中看来，也许不能算一本纯正的史学著作。不过，作者对此并无歉意。因为写作此书的目的本是为了供战略学界的参考，换言之，战略才是主题而历史只是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