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权思想的兴起·第十八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早期的发展
人类想飞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愿望。在西方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的神话，而在我国的旧小说中也不乏这一类的想象。例如《封神榜》中所描述的“雷震子”，他是周文王的第一百个儿子，曾食仙人所赐异果，两肩上长出两翼，能够飞行并从空中打击敌人。这也许即为我国古人对于空中战争的最早幻想。
但仅凭幻想并不能产生思想，思想必须以实际经验为基础。人类作种种尝试以求实现其飞行的梦想有一段相当悠久的历史。最先实际使用的飞行工具是用较轻于空气的气体所填充的气球（balloon）。以后再加装动力就变成了飞艇（airship）。19世纪初叶，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陆军已偶然使用气球来作为侦察工具，这可以算是军用航空的起点。
使用重于空气的载具来作动力飞行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经过许多人的尝试与失败之后，美国的莱特兄弟（Orville and Wilbur Wright）才在1903年12月把一架飞机（airplane）飞上了天空，并在空中飞行了12秒钟，在当时似乎并无人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远在人类尚未能实际飞行之时，即早已有人思考空中战争的问题。1670年有一位名叫戴提齐（Francesco Lana de Terzi）的耶稣会神甫（Jesuit priest）即曾撰文预言空中攻击对于平民中心所能造成的后果，并且认为可以设计一种“空中机器”（air–machine）来对无准备和无保护的人口，投掷大量的爆炸物和燃烧物。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战略轰炸”（strategic bombing）观念。 [ 注：Robert Saundby，Air Bombardment：The story of its Development（London，1961），p．6． ]
在飞机试飞成功之后不满五年时，英国历史学家，也是早期的未来学家威尔斯（H．C．Wells）曾在1908年出版一本通俗的书，名为《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对于空中攻击所将带来的毁灭、死亡、恐怖作了极生动的描述。
次年（1909年）是各大国陆军开始采购其第一架飞机之年。同时又有一位作家，希尔尼（R．F．Hearne），写了一本名为《空战》（Aerial Warfare）的书。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有五年了。到191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怀特和哈普（Claude Grahame–White and Harry Harper）又合著一书，名为《战争中的飞机》（The Aeroplane in War）。这是第一本以飞机为主题的书，以前的书都是以飞艇为描述焦点。 [ 注：Edward Warner，“Douhet，Mitchell，Seversky：Theories of Air Warfare”，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86． ]
概括言之，在这个时代，航空还只能算是一种冒险的竞技，其实用价值在正统军人眼中看来似乎仍颇有疑问。诚如福煦在观赏飞行特技表演之后所发表的评论：“那是很好的体育活动，但对于陆军而言，飞机几乎是毫无价值可言。” [ 注：钮先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p．13。 ] 一般说来，职业军人的心态都很保守，对于新技术的接受通常都是相当迟缓，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尽管意大利比起其他欧洲大国是一个远较落后的国家，它却是在战争中首先使用飞机的国家。在1911–1912年之间，意大利人在近东的小型战争中曾用飞机攻击土耳其人，可以算是揭开了空中战争的序幕。 [ 注：同上书，p．513。 ]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距离莱特兄弟的飞机第一次试飞成功不过十年而已。在此十年内，军事航空虽已萌芽，但空战理论则还是一无所有。早期的著作只能算是科幻小说，真正的空权思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之下才逐渐形成的。甚至于当大战爆发时，航空对于战争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飞机使用的范围也非常有限，以开战时的情况而论，法国在飞机和驾驶员的数量上都居于首位，而德国则较为落后，其对比如下：
飞机（架） 驾驶员（人）
法国 290 234
德国 100 90
德国之所以落后，其原因是由于在飞艇方面的发展，即所谓“齐柏林”（Zeppelin），投入太多资本，于是遂无余力来同时发展飞机。 [ 注：钮先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p．513。 ]
在最初阶段，飞机所负任务即为侦察，至于空中战斗和地面攻击（轰炸）都还谈不上。因为缺乏飞机，德军在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在行动上曾多少受到一些不利的影响。反而言之，英国的飞行兵团（Royal Flying Corps）虽只有36架飞机在法国参加战争，但却能作相当的贡献，马恩河会战时，德国第一军团趋向巴黎的行动就是被英国飞机所首先发现。 [ 注：同上书，p．514。 ]
最早的军用机并无武装，但不久即加装武装，于是空中战斗和地面攻击随之而来。甚至于当战争一开始时，德国人即曾立即考虑实现威尔斯等人的理想，从空中攻击英国。1914年 10月，德国陆军少校希格特（Wilhelm Siegert）建议用飞机攻击英国南部港口，但由于德军未能在法国东北部夺得机场，此项计划遂胎死腹中，接着德国海军的波尔将军（Admiral Hugo von Pohl）建议改用齐柏林飞艇，因为它有较长的航程。 [ 注：Colin McInnes and G．D．Sheffield，ed．，Warfa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nwin Hyman，1998），p．114． ]
齐柏林在1915年1月对英国发动第一次空袭，一直持续到1916年11月才停止。所造成的实际损毁非常有限，但心理效果则远较深远。虽然一共只有51次空袭，但英国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强烈，纷纷指责政府无能，并透过国会和舆论的压力，来迫使政府必须采取报复或防御措施。因此，英国政府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在重要城市周围部署探照灯、高射炮和战斗机，但效果似乎不理想。虽然1916年11月28日，高射炮击毁了两架飞艇，但英国人民仍坚信攻击者还是一定能通过防线，并对无保护的城市投弹。此一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战略轰炸理论都受其支配。
但很讽刺，由于两架飞艇被击毁，德国人遂停止使用而决定改用飞机，由于训练费时，德国人直到1917年5月25日才开始用“哥大”式（Gotha G–Ⅸ）双引擎机发动攻击。此种飞机每架能载炸弹454公斤，从比利时南部起飞轰炸伦敦。飞机所造成的损毁远比飞艇较大，所以英国人民的反应也就更趋强烈。1917年7月11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下令组成一个特种委员会，由南非政治家史莫兹（Jan Christian Smuts）任主席，积极寻求对策。这个委员会以后就称为“史莫兹委员会”（Smuts Committee）。它在8月间先后提出两份报告：第一份内容为应急措施，建议立即组成一个“伦敦空防区”（London Air Defense Area，简称LADA）来增强防御。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份报告，其中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并替空权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史莫兹主张对英国航空兵力作彻底的改组，在传统的海陆军之外，成立一个新的空军军种。同时，他对于未来战争的预测也和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样。其报告书中明确指出：
空中作战，包括其对工业和人口的重大毁灭在内，可能变成未来战争中的主要作战。这个日子也许不会太遥远，而旧式的陆海军作战则可能变为次要的或附属的……
简言之，史莫兹似乎认为轰炸机具有一种赢得战争的潜力，不仅能够造成重大物质毁灭，而且还能使对方精神崩溃（demoralization）。甚至于仅凭其单独的努力，即能迫使敌人求和。 [ 注：Neville Jones，The Origins of Strategic Bombing（William Kimber，1973），p．136． ]
根据史莫兹委员会的建议，英国政府于1917年11月29日完成建立空军的立法程序。1918年1月2日，英国空军部（Air Ministry）正式成立。再过三个月，即4月1日，一个独立的“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简称RAF）开始存在。其主要任务即为对敌国本土发动战略反攻。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三军种，第一支独立的空军。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远程飞机的缺乏在内，直到1918年6月，英国空军才终于组成一支独立轰炸部队（Independent Bombing Force）。到此时德国已成强弩之末，同时英国空军虽已开始向德国城市发动攻击，但其效果也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显示。五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概括地说，这次大战还是一场地面战争，空军始终只不过是扮演配角而已。
杜黑与《制空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空中战争虽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把那些经验和教训综合起来发展成为有系统战略理论的人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位意大利人。此人即为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他在1890年进入意大利陆军，任炮兵军官。早年曾提倡陆军机械化的观念，比英国的富勒还早。他甚至于在1909年即已开始注意空权的问题。所以，他的确可以算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天才思想家。1915年他根据其本身的战争经验，开始孕育总体战争的思想，并考虑从空中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观念。1916年由于意大利部队在战场上一再惨败，杜黑遂愤而上书政府，痛责军事当局的无能。结果使他受到军法审判。1918年杜黑再被起用，出任中央航空局长。1921年升任将官，而其著作也在这一年初版。1923年法西斯党接管政权，墨索里尼慕其大名，请他出任航空部长。但他不愿做官，宁愿专心著作以终余年。
杜黑虽是一位天才，但并非多产作家。严格说来，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与著作等身的海权先知者马汉成为强烈对比。这本书就是《制空论》。意大利原名为Il Dominio dell’ Aria．英文译名为The Command of the Air。其第一版是在1921年，六年之后即1927年，他又将原书修正再版。此一再版的（制空论》即为杜黑传世之作，代表其思想的主体。此外，他又曾在杂志上发表过若干论文，但那只能供参考，并不具有历史重要性。虽然他的思想在当时即已引起世人的注意，但直到逝世之后，其著作始译成他国文字。1932年法文译本最早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将贝当元帅（Marshal Pétrain）曾为之作序。贝当特别指出：“不要轻视他，以为他是乌托邦的幻想者，后世可能会把这个人视为先知者。”贝当虽然晚节不保，成为1940年法兰西悲剧中的主角之一，但他对于杜黑的推崇，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所以，我们不可以人废言。 [ 注：《介绍贝当元帅序杜黑制空论之战理》，见《蒋百里选集》（台北壬寅出版社，1967），p．123。 ] 德文译本到1935年完成。美国陆军航空队（Army Air Corps）虽在1933年即已将其节译供军官阅读，但完全的英译本直到1942年才在纽约出版。 [ 注：Giulio Douhet，the Command of the Air（New York，1942）。本章的引述均以此英译本为依据。 ]
杜黑认为空权已经带来战略革命，因为使用空权可以直接毁灭敌国的心脏，而毋需再照传统战略观念，在地（海）面上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战斗。但他又并非那样天真，以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敌方也有空军，同样能够采取攻势行动，所以主要关键即为“制空权”的获致和维持。何谓制空权？杜黑对于此一观念的界定是相对的，即为一种能力，一方面能阻止敌方飞行，另一方面又能维持我方飞行。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握有制空权意味着居于一种能运用巨大攻势权力（offensive power）的地位，此种权力之大是人类所难以想象的。它意味着能切断敌方陆海军与其作战基地之间的关系，并消灭其赢得战争的机会。它意味着本国可获完全保护，本国陆海军可采取有效行动，本国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简言之，它意味一种“赢的地位”（position to win）。反而言之，在空中被击败即为最后的失败。从此就只好听人宰割，并丧失一切的自卫机会。 [ 注：《制空论》英译本，p．23。 ]
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基于下述两点理由：
（1）飞机能透过三度空间，打击地面任何目标，其所受限制仅为其本身的航程和对方的抵抗。
（2）空权现已成为战争中的一个完整而必要的因素，传统的陆海军作战都已降居辅助地位。
于是杜黑作结论说：
欲求确保适当的国防，则在战争中必须居于能够夺得制空权的地位。这是必要（necessary）条件，也是充足（sufficient）条件。 [ 注：同上书，p．28。 ]
杜黑认为敌方必然会在空中阻止我方的攻击，所以制空权也就必须争夺。而争夺制空权的主要手段则为对敌方空权的根源（sources of airpower）作致命的打击（mortal blow）。简言之，空中攻击的主要目标为敌方的空军基地和后勤系统（机场、地面的设施、仓库、工厂等）。此外，对于平民人口中心也应作有选择（selective）的攻击。在此，杜黑的思想出现了一个矛盾：他虽然把对人口中心的攻击视为次要的任务，但对于其效果则又作了极高的评估。他认为：
此种空中攻击的精神效果将远超过物质效果。……在空中轰炸之下，正常生活将不可能继续维持，于是人民受到自保（self–preservation）直觉的驱使，就会纷纷起而要求结束战争。 [ 注：《制空论）英译本，p．58。 ]
至于地面兵力的任务，杜黑则认为只应以防御为限。其目的即为守住一道防线以阻止敌军在地面上的进攻。尤其是当我方空中攻击正在发展，并以瘫痪敌军地面行动和打击敌方人民意志为目的时，我方地面部队应能阻止敌方采取地面行动来妨碍我方的空中攻击。
杜黑虽以“制空”为其书名，但事实上，其思想又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狭隘。他对于战争有其完整的看法，而其空权观念也是以此为基础。当其书在1921年初版时，杜黑即曾指出：
社会组织的现有形式已使战争具有一种国家总体性（national totality）。换言之，国家的全体人口和一切资源都已卷入战争旋涡之中。因此，可以想见未来战争在性质上和范围上都会日趋于总体化。 [ 注：同上书，p．50。 ]
杜黑一直都在不断地提倡三军整合的观念，认为国防政策和军事组织都必须总体化。他曾感慨地说：“有陆战、海战、空战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已存在、演进和发展，但一个战争的理论（a theory of war）则几乎还是未知（almost unknown）。”由于他的鼓吹，意大利在1927年终于成立了一个统合的国防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防部。杜黑逝世于1930年，所以还是能在有生之日目睹其理想成为事实，这对于他应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 注：Edward Warner，“Douhet，Mitchell，Seversky，”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95． ]
杜黑提倡总体战争的观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而鲁登道夫所著《总体战争》是在1935年才出版，比杜黑几乎晚了15年，所以杜黑真不愧为先知者。甚至于也可以说，杜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是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人战略家的思想颇为类似。他认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有其限度，而现代战争对资源的消耗极为巨大，所以军事组织必须讲求经济效率。要在战争中发挥高度效率，则必须首先认清未来战争的形态。于是他再进一步认为由于飞机在未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所以对未来战争的准备必须以发挥空军效率为着眼点。这也正是其全部理论的基础。
就逻辑而言，杜黑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正确。但因为他是一位先知者，其思想不免超越时代，甚至于由于看得太远，遂时常令人有想入非非之感。以当时的空军能力而论，要想获致其理想中的制空权，几乎是不可能。甚至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事实仍然证明那个目标还是很难达到。所以，严格说来，他所说的有许多都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实际的经验。作为先知者，杜黑比他的时代差不多领先半个世纪，我们必须以未来学的眼光来看他的书，因为其中有许多部分都只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
缺乏现实感也许是杜黑的最大弱点。一个显明的事实即为他对于空权的威力作了过高的估计。尤其是他本人对于技术问题的了解很有限，所以自然会做出若干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基于对资源作最经济利用的原则，空军应使用统一型的“战机”（battle plane），此种战机既能攻击（轰炸）又能自卫（战斗）。所以，用特殊设计的战斗机（fighter）以对抗敌机是一种不必要的考虑而应放弃。此种观念也许是来自海军方面，因当时海军“战舰”（battleship）的设计就是以实现此种攻守全能理想为目标。 [ 注：Edward Warner，“Douhet，Mitchell，Seversky，”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t952），p．490． ]
他甚至于还主张空军与民航可以合并的观念，他认为轰炸机就其本质而言，即为一种具有装载炸弹能力的运输机，所以，空军与民航也未尝不可使用统一机种。他也承认这对于军民两面可能都不合理想，但他仍坚持着说：
在两个极端之间经常有折中之必要。战争有赖于数量，数量有赖于平均，空军所需要的飞机在平均性能上应与民航机（civil aircraft）相似。 [ 注：《制空论》英译本，p．47。 ]
杜黑的最大错误为对轰炸效果作了过高的估计。他认为 20吨炸弹可把直径500公尺圆圈内一切目标都完全炸毁，所以毁灭一平方英里面积的地区只需250吨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显示他的计算实在错得太离谱。 [ 注：同上书，p．57。 ] 杜黑又假定平民的士气（精神）非常脆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所发表的《战略轰炸调查报告》（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却指出：
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空中攻击表现出惊人的抵抗能力。他们的信心固已低落，但仍能有效率地继续工作。 [ 注：J．F．C 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285．所作的引述，见报告书原文（p．108）。 ]
不过，总结言之，杜黑的思想虽有许多弱点（或错误），但他仍是空权领域中的第一位思想家。即令到今天，他的基本观念仍有存在价值并值得继续研究。尤其是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未来导向，更是发人深省，他说：
若能预知战争性质的改变，则胜利将向他发出微笑。若等到改变已经发生再来适应就已经太迟。在此迅速多变的时代中，若敢于首先走向新的道路，则必能享有无限的利益。 [ 注：《制空论》英译本，p．32。 ]
美英两国的思想
杜黑的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虽译成他国文字，但流传并不普及，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其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有限。不过，欧洲各大国在此时也都已先后建立独立的空军。这似乎只是一种时代趋势，而并非由于杜黑思想的启示或刺激。
实际上，杜黑也并非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出现的惟一空权理论家。先从美国说起，美国之有米契尔，正好像意大利之有杜黑，他们两人之间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
米契尔（William Mitchell，1879–1936）比杜黑小10岁，他在 1898年加入美国陆军，历经步兵、通信、运输等兵种而于1916年开始学习飞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颇有战功。战后升任准将，在1921年到1925年之间充任航空兵种助理首长（assistant chief of air service）。米契尔好像一位热情的传教士，他以宗教热忱来提倡空权思想，主张建立独立空军。杜黑则有学者风范，他的文章重逻辑而不重感情。米契尔的狂热作风终于引起反弹，在1925年受到军法审判并罚停职五年。于是他在1926年辞去军职而继续以平民身份宣扬他的思想，直到1936年逝世为止。
米契尔的著作比杜黑多。他有两本书：一本名为《空防》（Winged Defense），出版于1925年；另一本名为《天路》（Skyways： A Book on Modern Aeronautics），出版于1930年。此外，他还写了很多的报刊文章，作过多次公开演说。他的思想与杜黑几乎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不过，他对于轰炸效果的估计似乎比杜黑还要高。他说：
在未来仅凭轰炸的威胁，空军即能迫使都市人口疏散，工业生产停止。在战争中欲获持久的胜利，则敌国制造战争的力量必须予以毁灭。……在敌国心脏中作战的飞机能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达到此一目的。 [ 注：William Mitchell，Winged Defense（Putman’s son ，1925），p．126 ]
米契尔在其第二本书中更强调指出：
空权的出现在旧有的战争思想之上大放异彩。现在必须认清野战军只是一个虚伪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为国家的主要中心（vital center）……空中战争的结果将带来速决。优势空权将产生重大毁灭或此种毁灭的威胁，而使持久的战役变为不可能。 [ 注：William Mitchell，Skyways9：A Book of Modern Aeronautics（Lippineott，1930），p．256． ]
米契尔还曾考虑使用毒气，这是杜黑所不曾考虑的。他认为：
对于城市并不一定要加以毁灭，只要将其居民逐出使其不能从事正常工作就够了。只要用少数几颗毒气弹（gas bomb）即能达到此种目的。 [ 注：同上书，p．262。 ]
在其早期思想中，米契尔颇重视空军与地面兵力的合作，但以后他对于飞机技术能力的信心日益增强，于是地面兵力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也就随之而相对降低。不过，他仍强调有使用空权以击毁敌方地面兵力之必要。这也是米契尔与杜黑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杜黑几乎完全不理会敌方地面兵力，而一心只想倾全力去毁灭其后方的国家资源。此种差异足以反映两人地理背景的不同。同时也可作为例证来说明地理环境对于战略思想所可能产生的冲击。
杜黑是意大利人，他的理论就某些方面而言，似乎是专为其本国设想。意大利的主要假想敌，以空中距离而言，位置都很接近；反而言之，意大利的陆上疆界则有崇山峻岭的保护，使敌军地面攻击不易作迅速的进展。因此，杜黑曾经这样说：
自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情况以及意大利与某一假想敌之间的可能战争。我承认我所提倡的理论是具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不应认为它可以适用于所有其他一切的国家。譬如说，假使我是在考虑美国的战争，则所获结论将会不一样。要想提出一种普遍的致胜原则，使其能适用于任何国家，我认为那完全只是一种理想。我的意图只是对我国准备可能的未来战争时，指明最佳和最有效率的途径。 [ 注：《制空论》英译本，p．253。 ]
米契尔是美国人，他的地理背景与杜黑完全不同。在其本国的附近并无任何假想敌的存在。美国如果投入任何战争，则必然要采取远征的行动。所以，从一开始，米契尔即从全球的观点来考虑战略问题。他很早就主张利用飞越北极的航线，同时也注意到经过格陵兰和冰岛的北大西洋航线。他曾预言在未来战争中，美国必须利用海外基地，并派遣大量地面兵力前往海外。因此，他还是相当重视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的合作。
米契尔本人是军用机的驾驶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有实际指挥空战的经验，所以，他对于战术和技术问题的了解都是杜黑所望尘莫及。杜黑主张采取全能性（a11–purpose）的飞机，米契尔则指出必须有各种不同性能的飞机，始能互相合作以达成共同的任务。在他的思想中，战斗机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也与杜黑的想法恰好相反，米契尔说：
在欧洲战争中的经验曾经证明，对于空中攻击的惟一有效防御手段即为在“空战”（air battle）中击毁敌方的飞机。 [ 注：William Mitchell，Skyways，p．199． ]
米契尔的思想中还有一项特点，那就是他相信飞机有击毁所有一切水面船只的能力，因此，水面船只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军事功能。他指出：
一颗2000磅的炸弹若落在一艘船只附近200尺以内的位置上，其在水下的爆炸效果（underwater mining effect）即可炸穿船底而使其沉没。 [ 注：同上书，p．267。 ]
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米契尔曾在1921年7月举行一次试验，用飞机投弹的方式将一艘德国旧军舰（Ostfriesland）炸沉。这件事造成很大的震撼并引起美国海军的强烈反弹。不过，同时也刺激海军加速航空母舰的发展，那要算是米契尔思想所间接产生的一项重要后果。
米契尔在美国可以算是空权思想的播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他的思想要比杜黑较为成熟。而在战后，美国人也终于接受他的观念，成立独立的空军。不过，对于他个人而言，又都已经是寂寞身后事了。
杜黑也好，米契尔也好，他们对于英国人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根据李德哈特的研究，早在杜黑著作出版之前，英国空军参谋本部在思想上即已有相当完整的发展。事实上，首先提倡战略轰炸观念的是在1918年取得独立军种地位的英国空军。20世纪20年代时，英国空军参谋总长为滕恰德（Lord Hudh Trenchard）。在其领导之下，英国空军成功地发展其独有的准则（doctrine），其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战略空中攻击是一种对敌国作直接攻击的手段，其目的是剥夺敌方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意志。其本身即可能为胜利工具，也可能是使其他军种赢得胜利的工具。此种攻击与过去任何种类的攻击都不相同，因为只有此种攻击能使敌方心脏地区受到立即和直接的毁灭。 [ 注：B．H．Liddell Hart，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essell，1971，p．590．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纳粹德国的空军在1932年才开始重建。但其发展非常迅速，在纳粹第二号人物戈林（Hermanu Goring）领导之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变成世界上第一支空军劲旅。不过，在德国似乎并无任何独立空权思想出现，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纳为下述两点：（1）在当时的德国，一切战略思想都必须服从希特勒的指导，根本不容许有其他的权威；（2）德国以陆军为主，其他军种都居于辅助地位，所以，空军是以支援地面作战为其主要任务，独立空权观念自然不受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德国空军首先上场，直到 1940年法兰西战役为止，其战绩都相当辉煌，不过其范围又都只限于对地面作战的支援。法国投降，希特勒决心渡海攻击英国，于是德国空军才开始面临真正考验。1940年7月20日，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训话，强调进攻英国为迅速结束战争的最有效方法，但其最后结论又正是如杜黑所云：“制空权为惟一先决条件。”换言之，所谓“海狮”作战能否执行，其关键即为德国空军能否在英吉利海峡上获得制空权。
虽然就数量而言，德国居于优势，但空军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军种，其强弱不能仅凭概括数字来判断。德国空军的原始设计是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要目的，故以轰炸机（尤其是俯冲轰炸机）为主力，战斗机则属次要。但在争夺制空权时，俯冲轰炸机几乎毫无用处，连轰炸机价值也不大，而战斗机部队的素质和士气反而变成决定因素。
“不列颠之战”本应视为海狮作战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德国空军应集中其全力在一个目标上，即击毁英国的空军，但戈林却不断地分散和浪费其实力，用来攻击英国的城市。其结果使不列颠之战变得徒劳无功，而海狮作战则终于胎死腹中。严格地说，德国空军的作战还是停留在战术阶段，根本缺乏战略攻击能力。 [ 注：H．A．Jacobson and J．Rohwer，Decisive Battle of World War Ⅱ（Putman’s son．1965），p．96． ]
德国人的尝试失败了，英国人又如何？英国空军从1940年开始对德国发动攻击，但其所作的战略轰炸是既不合于经济原则，又不具有战略价值，几乎全是浪费。依照富勒的分析，轰炸机所攻击的目标可分为五大类：
（1）军事类：主要是属于所谓战术轰炸的范围。
（2）工业类：即散布在德国境内的各种工厂。要想毁灭如此巨大而分散的目标，绝非短期所能奏效。
（3）都市类：即城市与居民。轰炸目的为使他们精神崩溃，并发生叛乱或强迫政府休战，这似乎是一种理想。
（4）能源类：包括煤和石油，那都是比较不易攻击的分散目标。
（5）运输类：主要为铁路系统。若能使其瘫痪，则整个战争努力也会随之而崩溃。
在上述五大类之中，第五类显然是最重要，但仅在战争的最后12个月内才成为主要目标。反之，从1940年到1944年，对于第三类目标的攻击则有增无减，甚至于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时才停止。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281． ]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议决定：英美空军应毁灭德国军需工业，并打击德国人的精神。……此一决定使两国空军可以分工合作。英国人仍继续对德国城市作夜间攻击，美国人则遵照米契尔的遗训，采取日间精确攻势方式，以重要工厂为目标，并使用远程战斗机护航。比较言之，美国人的战果较佳，但也仍不理想。事实证明德国战时工业虽曾受无数次攻击，但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对此有所解释：
建筑物的毁灭并不一定表示其重要机器也成比例毁灭，所以，敌人往往能继续生产，其恢复的速度几乎超出想象之外。 [ 注：Malcolm smith，“The Allied Air offensive”，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March，1990），p．77． ]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内，由于“统主”（霸王，Overlord）作战的要求，同盟国才开始采取比较有系统的空中攻击方式：运输（铁路）被定为第一优先目标，其次则为能源（石油）。结果为对联军地面作战的成功作了极大贡献。如果能早作此种决定，则不仅可以节省不少人力物力，而且也许还能加速胜利的来临。
总而言之，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确曾作重大贡献，但并不曾独立赢得战争。其最辉煌的成功是在战术性使用方面（即与地面作战的合作），而在这一方面也深获其他两个军种的尊敬和推崇。不过，在战略层面，其实际成就则远赶不上战前时代中那些空权先知者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