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海权思想·第十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西方传统战略思想是一次大考，海洋战略思想也自不例外。战争结束之后，各国的海军战略家对于战前的思想都开始进行再检讨，并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新技术对海军战争的冲击，但也同样地相信海权的未来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海洋战略的理论著作并不太多，不过，也还是有值得介绍的学者和思想。
在英国方面，最杰出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即为李奇蒙（Admiral Sir Herbert William Richmond，1871–1946）。李奇蒙在1885年进入英国海军官校，成为一位海军职业军人，他的官运还算是不错，到1929年升至上将，1931年从海军退休，又正式转入学术界，受聘为剑桥大学海军史教授以及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的院长，到1946年逝世。他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具有强烈的活力和高度的智慧，他在海权思想领域中的成就是可与柯隆布兄弟、马汉、柯白等人并驾齐驱。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李奇蒙即已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敢于向正统教条挑战，反对海军政策受到物质主义的支配。他强调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那是传播正确战略观念的有效工具。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李奇蒙认为在英国海军的指挥和思想、物质和心理中，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而其主要原因则为英国海军未能发展其学术机构，并长久忽视军官的高级教育。
1906年，当时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长费歇尔把李奇蒙调到海军部充任他的助理，凡充任是职者多为一时之选，换言之，李奇蒙已被预定将接受快速的升迁。两年之后，他升任上校，并被派为“无畏”号（HMS Dreadnought）军舰的舰长。那是英国国内舰队（Home Fleet）的旗舰，也是费歇尔的革命性、全大炮（all big–gun）战舰中的第一艘。尽管费歇尔很赏识他，但李奇蒙对这位长官却颇感失望。因为他希望能把费歇尔的眼光导向比较广大的问题上，例如全面战争计划作为和现代海军参谋制度的建立，但结果都未获成功。
在这个阶段，柯白成为他的好友。柯白对于这位年轻的上校非常欣赏，鼓励其发展治学的本能，培养其对较高深战略问题的兴趣。并且还告诉他若欲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则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在柯白的指导之下，李奇蒙开始撰写其第一部主要历史著作，书名为《在1739年到1748年战争中的海军》（The Navy in the War of 1739–1748），共分三卷。此书建立了其作为史学家的地位，以后又获得英国三军学会所颁发的齐斯雷金质奖章（Cheaney Gold Medal）。那也是极高的荣誉，因为到当时为止，海军军官曾获此奖者仅有马汉一人而已。这部书的著作对于李奇蒙思想的形成亦为重要的过程，使他了解了海洋战略的主要观念，海军参谋组织的任务，以及海陆联合作战的需要。
当他离开“无畏”号之后，李奇蒙被派指挥一艘第二级巡洋舰，可谓投闲置散。但对于李奇蒙而言，他却并未吃亏。因为那使他换得了几年的时间，而时间对他非常重要。他除完成了其著作以外，还替海军记录学会另外编辑了一本书，同时又在海军战争学院兼任讲师。此外，又在该院中号召若干有思想而也希望改革的学员和教师共同组成一个“海军学会”（Naval Society），并出版一种季刊，名为《海军评论》（The Naval Review）。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李奇蒙所作的一切改革努力以《海军评论》的创办最具成效，也最持久。他希望经由此一管道，在海军内部引发学术研究的风气，打倒高级将领对战略思想的垄断。李奇蒙说：“我希望发展一种彻底思考的习惯，遇事都要寻根问底，以来建立原则，并扩大我们对较高层次的兴趣。”为避免官方的检查，又决定使这本《海军评论》成为私人刊物（Private Journal），其发行只限于学会的会员。为保护投稿者并鼓励来自各阶层的自由讨论，也采取不署名的办法。尽管其会员已增加到一千人以上，而且还获得邱吉尔和巴顿堡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mberg，当时的海军参谋总长）的支持，但大多数高级军官对这份期刊仍保持敌对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官方曾对其实施检查，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予以解除。
期刊固然是办得非常成功，但毫无疑问，李奇蒙已经变成一位不受欢迎的异端分子。因此，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也就时常受到排挤，而很难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战争结束之后，一向与他私交颇深的毕特（Admiral Beatty）在1919年出任海军参谋总长，于是李奇蒙才又再交好运。他不仅升了少将，而且奉派到格林威治负责重开“高级军官战争班”（Senior Officers War Course）的工作。这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任务：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教师的才能，而更能任其创新的观念得到实际应用的机会。同时，他仍继续其著作努力，并扩大其接触范围，从少壮军人的圈子发展到较广泛的学术界。
李奇蒙在1923年到1925年之间，调任东印度舰队司令并晋升中将，1926年又回到伦敦出任新成立的帝国防卫学院（Imperial Defense College）的第一任院长。李奇蒙对于这个学院的创建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并使其终于成为对国防问题能作较深入研究的重要机构。对于李奇蒙的一生事业而言，帝国防卫学院的创建应该算是一块重要的纪念碑。
帝国防卫学院的院长也成为李奇蒙的最后公职，他虽在 1929年升任上将，但在同年11月，在《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两篇署名的文章，其标题一为《较小的海军》（Smaller Navies），另一为《主力舰》（The Capital Ship），引起其与官方政策的最后冲突，并导致其两年后的被迫退休。许多年来，李奇蒙都一直反对海军部对于大型战舰的偏爱。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前，他就已经对英国的造舰计划表示怀疑。他认为不应以与其他国家保持物质平等（material parity）的观念来作为计划的基础，而必须重视下述两点考虑：（1）潜艇和飞机的未来冲击，（2）现实经济因素。李奇蒙主张英国应根据其本身的需要，采取一种较合理的路线，把主力舰的吨位定在较低的限制上。姑无论其理论的优劣如何，但那是与海军部的官方思想相违背则毫无疑问。于是李奇蒙受到严厉的谴责，最后在1931年被迫退休。 [ 注：Eric J．Grove，“Richmond and Arms Control”，in Mahan Is Not Enough，ed．，James Goldrick and John B．Hatendorf（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3），pp．227–241． ]
退休并不可能使李奇蒙从此保持沉默，当然也不是其事业的终点。事实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从此更上层楼，而达到其最高峰。在其人生旅程的最后15年内，李奇蒙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在剑桥大学出任教授和院长，而欧洲和美国也都纷纷请他去讲学，真可谓实至名归，德高望重。
由于其学问是如此渊博，其兴趣是如此广泛，所以其作为学者和改革派的影响也交织在一起而不易区分。他虽然有其特殊的战略思想，但又并不曾作有系统的发展，而必须从其个别著作中去加以探索。作为一位思想家，对李奇蒙的评价还是应以其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无论就范围、深度、治学方法、写作技巧哪一方面来看，李奇蒙都有资格算是“良史”（a good historian）。不过，李奇蒙又并非以纯粹的历史学家自居，他的真正目的是探求战略智慧（strategic wisdom）。他认为历史实为智慧的宝库（a treasure–house of wisdom）。李奇蒙又认为：
所有一切的战争，无论为古代或近代，都有贡献，不过，任何一个单独的战争，不管它是如何近和重要，都不应容许其支配思想。 [ 注：H．W．Richmond，“The Use of History”，in National Policy and Naval Strength and Other Essays（London，1928），pp．279–293． ]
就某一方面来说，李奇蒙的战略思想很容易研究，因为自从1915年以来，他的基本观点和路线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任务还是有其困难，因为他除了写历史以外，其他的文章都是以批评眼前的政策为目的，所以也就缺乏有系统的思考和完整的理论。他始终不曾对海军战略写一部正式的典籍（a formal treatise）这应该要算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及其晚年，李奇蒙本人似乎也日益希望能够完成此种心愿。他在1936年曾经告诉他的老友波仑（Arthur Pollen）说他希能写三本书。他指出其第一本书将概括说明从伊丽莎白时代到1918年的英国战略，所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政治家如何使用其所能运用的海权和陆权，以及战略实际上是如何作成。这本书他已经完成。首先是1943年在牛津大学的福特讲座（Ford Lectures at Oxford）中提出，然后在1945年以《政治家与海权》（Statesmen and Sea Power）为书名出版。毫无疑问，这是其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而就多方面来看，对于此一主题也应算是最佳的探讨。 [ 注：H．W．Richmond，Statement and Sea Power（Oxford，1945）． ]
李奇蒙在其写给波仑的信上又继续说：“这本书完成之后，我就想写一本以战略为主题的书，那多少是比较抽象的；假使我还能活下去，我就再想写一本有关战争的书，因为我相信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真正已经学得的教训实在非常少。”但因为其历史研究把他的时间都占用了，结果为这两本书都没有写。 [ 注：Daniel A．Baugh．“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and the Objects of Sea Power”，in Mahan Is Not Enough，p．16． ]
要想了解李奇蒙的战略思想，则必须重视其对于技术的观点。他的战略思想始终能维持其自我意识，而不受“物质主义”的左右。在1918年之后的平时阶段中，有关物质方面的决策一方面必须考虑迅速进步的空中和水下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巨大全球责任所构成的战略环境。不过，辩论的焦点又还是放在“战舰问题”（battleship question）之上。高级军官坚决主张仍应维持战舰惟我独尊的地位，并继续寻求工具以来减低其对鱼雷、水雷、炸弹攻击的易毁性。但在另一方面，战舰的易毁性又导致其他的海军军官，以及许多民间学者认为它已经落伍过时。双方在辩论时又都是以有关物质问题的假定来作为主要基础。
李奇蒙的意见则为战略因素与技术因素的整合。他承认若有竞争的国家建立战斗舰队，则英国也就必须维持一支同样的舰队。但所谓竞争的国家又在哪里？就理论而言，美国可以算是一个竞争的国家，但英国的战略是从未假定英美两国之间会发生战争。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复杂，但英国除非有同盟国的支持，否则必然会尽量避免在远东进行战争。于是所剩下的仅为欧洲国家，至少，最近也尚无任何欧洲国家能建造与英国抗衡的战斗舰队。假使这种情况若有所改变，则英国海军自应采取对抗措施。于是李奇蒙在1934年指出：尽管已无此必要，但仍有人坚决主张英国应维持大战舰，这实在是很难理解。 [ 注：Daniel A．Baugh，“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and the Objects of Sea Power”，in Mahan Is Not Enough，p．33． ]
李奇蒙对于空权与海权的关系也有其精辟的见解。就全面而言，他相信航空已在海洋战争中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但他又正确地指出：
飞机的发明所带来的结果并非空权已经取代了海权，而是一种重要的新海权工具已经出现，它将使海上作战的指导发生重大的改变，正像当年的汽船以及后来的水面和水下鱼雷艇一样。 [ 注：H．W．Richmond，Sea Power in the World（London，1934），p．138． ]
概括言之，李奇蒙的思想有一种反物质主义的趋势，与时代潮流似乎是背道而驰，所以，他经常与英国海军主流派为敌，也是理所当然。不过，他强调战略的重要则还是值得称赞，李奇蒙曾指出：
虽然技术的辩论可能非常有力，但政策的辩论也许还更为有力。而就长远来看，政策的错误要比战略的错误，战略的错误要比战术的错误，战术的错误要比技术的错误，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 注：H．W．Richmond，“Some Naval Problem”，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Feb．1938），p．202． ]
所以，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更是一位战略学家，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体会到其观念的完整，见识的高深。不过，他究竟还是不能自立宗派，其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也不如马汉和柯白那样崇高。尽管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李奇蒙的思想和著作仍然是担负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任务。
欧陆国家
在欧洲大陆上最值得推崇的海军战略思想家为法国的卡斯特上将（Admiral Raoul Castex）。他从1929年开始出版其巨著《战略理论》（Théories stratégiques），共五卷，到1937年才全部完成，对于海洋战略可以算是空前未有的最完整的理论探讨。他的思想似乎是马汉的正统思想与法国少壮派的异端思想之间的最佳整合。在基本海权观念上，卡斯特几乎完全同意马汉的看法，但当他分析现代海军战略问题时，则又时常采取少壮派的观点。卡斯特以后又曾出任法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院长，他的思想对于英美两国的海军虽无太大的影响，但在欧陆上却有很广泛的传播。概括地说，对于西方海军思想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演进，卡斯特及其著作实为一个关键因素。
正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海军军官一样，卡斯特相当重视技术因素对海军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可能产生的效果。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些新的技术发展（例如潜艇和飞机）将使大型水面军舰的重要性受到任何严重的影响。当然，在新的环境中，水面军舰必须采取与过去不同的作战方式，才能发挥其所装备的新武器的功效，尤其是空中优势现在已经变成海洋优势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水面兵力仍然像过去一样重要。 [ 注：Raoul Castex，Théories Stratégiques（Paris，1929），vol．Ⅰ，pp．276–278． ]
卡斯特深知制海权的重要，并且相信若欲获致制海权，则仍需要大规模地使用有组织的兵力。他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松地或廉价地赢得，而必须用战斗手段来击毁敌方的有组织兵力。卡斯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仍足以显示海面的控制还是海洋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就时间和空间而言，此种控制的程度和范围现在可能会变得日益缩小。制海权本来就是一种相对观念，即令对海洋享有绝对的主权，也还是不能阻止敌人在此水域中出现。所以，制海权的真正含意为控制海上交通，以求达到我方的战略目的。 [ 注：同上书，pp．99–105。 ]
至于如何获致制海权的问题，卡斯特所提出的答案完全代表正统的观念，也就是马汉的观念。简言之，必须集中“有组织的兵力”（舰队）作一次海上的决战。他又指出虽然有时只需用某种形式的封锁，就能削弱拒绝战斗的敌军，但任何海洋战略还是应以海上决战为主要目的。卡斯特又认为若欲攻击敌方的海岸或其航运，则成功的先决条件还是制海权。在尚未能确保制海权之前，即贸然想发动这样的攻击，实在是一种危险的行动，不应轻易尝试，因为所用的兵力很易于为敌方主力舰队所击毁。不过，就理论而言，固然是必须先赢得制海权，始可发动对敌方海岸或贸易的攻击，但实际上，有时由于需要而又无法遵守此种成规。因此，遂又可以显示所谓理论者只是一种概括的原则，而并非绝对不变的真理。 [ 注：Raoul Castex，Théories Stratégiques（Paris，1929），vol．Ⅰ，p．154，p．214． ]
卡斯特也像其他的欧陆海军战略家一样，相信英国的地位正在日渐衰颓，尤其是在未来的时代中，海权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将不会像在帆船时代中那样重要。他认为战略会随着战争的物质条件而改变。最显著的结果即为海权的攻击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中都已开始减弱。连续封锁的结束使其在时间上的效力降低，潜艇和飞机限制其在空间中的行动，尤其是使其不能进入某些沿岸水域。所以诚如英国人詹氏在30年以前即曾预言的，今天的海权日益依赖于其陆上基地的安全。 [ 注：Theoderf Ropp，“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455． ]
卡斯特在海洋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最大贡献也许即为他能够把旧有的各派理论融会贯通，而写成一部空前的完整著作。他并无真正的创新观念，但他却能用新酒瓶装旧酒，以重申制海权的重要，并帮助海军人员恢复对其本身的信心。从许多人的眼中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足以显示旧有的海军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改变。但卡斯特却并不那样悲观，他认为有许多现象看起来似乎是的确已经改变，但就实质而言，则并非真正的改变。卡斯特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劣势兵力若能加以适当运用，则也同样能作有益的贡献。不过，他又特别提醒其读者，高谈理论似乎是很容易，但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实际处理海军作战的问题则绝非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 注：Raoul Castex，Théories Stratégiques，vol．Ⅱ，p．12． ]
战后的德国对于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曾作彻底的检讨，其中以魏格勒中将（Vice Admiral Wolfgang Wegener）在 1926年所写的《世界大战中的海洋战略》（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一书最为著名。魏格勒强烈批评德国公海舰队不敢出港求战，遂把一切利益都拱手送给英国人。他认为任何其他的战略都会比让德国舰队困守在港内较好。德国的舰队是付出了极大的成本才建造完成，在战前也曾对它寄与以莫大的希望，结果却是令人完全失望。魏格勒主张德国舰队应不顾一切冲出其樊笼，应不惜付出一切成本以求达到大西洋。这样才能有较大的空间来采取攻势行动，并乘机与英国大舰队决一胜负。
魏格勒的主要观念为劣势的舰队仍应也仍能采取攻势，所以对于半海洋性的国家，海权也仍然还是一项重要战略工具。此种观念在他那个时代的确曾经产生相当的号召力，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国海洋战略也曾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不过，与魏格勒同一时代，以后由于逃避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的罗辛斯基（Dr．Herbert Rosinski）则对魏格勒作了下述的批评：
因为缺乏真正明确的了解，所以其对于战略形势的评价未免大高。他对于德国舰队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采取过分乐观的看法，对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过分强调，而对于物质力量则予以忽视。 [ 注：Herbert Rosinski，“German Theories of Sea Warfare”，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d．，by B．M．S Ⅲ（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77）pp．60–61． ]
由魏格勒的著作所发动的德国海军思想革命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开始成熟。当时德国已经着手重建其海军，也就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指导，所以遂必须发展一套适当的战略观念。此种新观念实际上是在1935–1936年之间开始发展，很快就变成德国海军思想的主流。其最完整的说明即为华德叶哈兹上校（Captain von Waldeyer–Hartz）所著的论文，其命题为《明日的海战》（Naval Warfare of Tomorrow）。那也是此种观念首次得到广泛传播。华德叶哈兹认为：
未来海军战略家不再根据纯粹军事考虑来拟定其作战计划。相反地，他将准备用其所指挥的部队从事经济战。假使此种意见已证明是正确的（有许多迹象显示的确如此），则贸易战将成为明日海战的主要形式。
接着他又说：
今日的“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已经变得与帆船时代的“蓝水学派”完全不同。作战的目标不再是敌方的武装部队而是其经济资源。换言之，海上的作战和战斗将成为贸易战的后果，而在过去则构成一切战略措施的最终目的。今天“蓝水学派”的意义即为贸易战，而且还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贸易战。 [ 注：Herbert Rosinski，“German Theories of Sea Warfare”，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ed．，B．N．Simpson Ⅲ（U．S．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77），p．64． ]
此种终于为纳粹德国海军所接受的新观念，实际上，就是反对四百年来的传统海权思想，那也正是马汉和柯白等人所提倡的理论。
概括言之，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海军战略思想领域中虽有若干新著作出现，但并不足以开创一种新境界，而仍然只是战前思想的延续或反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