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两大师·第十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富勒
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始终都是以欧陆为中心，而英国则只是一个边缘地区。18世纪时，只有劳易德一人可以有资格列入战略思想家的名单。到拿破仑战争之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分别在法德两国各领风骚，而英国的战略家则似乎只有执弟子礼的资格，此种现象几乎一直都没有改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才突然出了两位战略大师，富勒和李德哈特，不仅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大放异彩，而且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本章以这两位大师的思想为分析的主题，不过在尚未进入主题之前，又还是应该首先对于19世纪的英国战略思想家及其著作略作介绍，以作为背景。拿破仑战后的英国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是保存着浓厚的启蒙遗风，所以，对于约米尼的思想也就自然非常容易接受。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军事作家纳皮尔（Sir William Napier，1785–1860）就是约米尼的私淑弟子。其传世之作为《半岛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全书共分6卷，费时12年始完成（1828–1840）。其理论观点可以说是完全师法约米尼，因为纳皮尔认为约米尼已经发现了战争艺术的真正原则。
纳皮尔虽然代表英国战略思想的主流，但在英国同时还有反主流思想的存在。其代表人为米契尔（John Mitchell，1785–1859），他也像纳皮尔一样，是一位退休的陆军少将。他的思想深受日耳曼反启蒙运动的影响。米契尔不仅推崇贝仑霍斯特的《战争艺术的省思》，而且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他又发现克劳塞维茨是一颗新的明星。反而言之，他却认为法国人不如德国人，约米尼对于军事理论并无杰出的新贡献。
到19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军事作家是韩门雷（Sir Edward Bruce Hamley，1824–1893）。其传世之作为《战争的运作》（The Operations of War），出版于1866年。他是以约米尼的作战理论和查理大公的地理分析为基础，再透过若干近代战役的描述，以对于战略原则作一种非常明晰的解释。不久这本书就成为英美两国军校的官方教科书，仅在韩门雷有生之日即已五版，可以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军事教材。尽管如此，韩门雷也还是像许多其他的军事作者一样，他所列举的原则很难适应技术的进步。所以，到20世纪初期，这本书也不再那样受到重视了。
基于以上的简述，即可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是居于落后的地位，但在大战之后却又能突然出现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其原因何在似乎很值得深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一次惨痛的经验，但对于英国人而言，在其心灵上所造成的创痕也许又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较深刻。其原因是英国放弃其传统的海洋战略，而改采配合法国的大陆战略，结果是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虽然终能获惨胜，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大量的英国青年糊糊涂涂地战死在西线堑壕之中，更是令人心痛，所以痛定思痛之余，战役的英国也就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战略再检讨。在这样的大气候中，遂有两位大师脱颖而出。他们是富勒和李德哈特。
历史上常有一些非常巧合的故事：拿破仑战争之后，有号称19世纪前期两大师的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号称20世纪前期两大师的富勒和李德哈特出现。如此无独有偶，相映成趣，令人感觉到天下事有时真是太奇妙，简直不可思议。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虽同处一时代，但其思想的内容和发展则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也几乎毫无渊源，甚至于还有文人相轻的趋势。反而言之，富勒和李德哈特不仅有极深厚的私人关系，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密切不可分。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尽管后来各有其不同的发展。天下事往往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所以，对于同时代两大师的思想若能作一种比较分析，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思想要旨的了解，而且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也的确是一种颇有意义的工作。
一、生平简述
富勒在二人中不仅年长也资深，就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居于领先的地位。他是正规军人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已官居上校，任英国惟一的战车兵团（Tank Corps）的参谋长。1917年康布雷会战（Battle of Cambrai）的计划是由他负责，那也是对战车使用所作的第一次成功示范。对富勒本人而言，这次试验也奠定其战后思想发展的基础。1918年富勒曾奉命拟定规模更大的装甲兵会战计划，准备在1919年付之实施，但由于战争结束，遂未获一显身手的机会。战后富勒提倡军事改革，力主创建机械化部队，但曲高和寡，受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使其在英国陆军中无处容身，终于在1930年以少将官阶退休。 [ 注：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London，1936），“1919年计划”（Plan 1919）曾列为此回忆录中的一个附录。 ]
退休后，富勒仍继续用他的口和笔作孤军的苦斗，但英国政府和民间几乎都无人听信他的忠言。最后，他愤而加入莫斯里（Sir Oswaed Mosley）所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希望借此运动以确保大英帝国的生存。富勒在军事思想方面虽为一代大师，但政治思想却很幼稚，而且秉性偏激，不能容物，所以人缘很差。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斯里及其党羽都遭英国政府看管，但富勒未受牵连，仍能保持自由，这又足以证明英国政府还是休休有容，尤其是对于学人能够尊重。 [ 注：A．J．Trythall，“Boney”Fuller：The Intellectual General（London，1977），p．99，p．146． ]
富勒晚年埋首著作，不问世事，他的声誉日隆，而其思想也开始受到广泛的肯定。他一生的著作有专书45部，至于论文讲稿则更多得无法计算，真可谓著作等身，不过其主要的传世之作都是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1963年和李德哈特一同接受英国三军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荣誉奖章（Chesney Gold Medal）。再过三年，即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八十有八。
富勒学问极为渊博，思想范围极为宽广，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几乎都有其创见。他是一位才气纵横的人，但其意见有时不免失之偏激。诚如三军学会授奖时的主持人哈克特（John Hacker）致词时所云：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其政治性的结论，或接受其对历史的解释。对于一位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作者，那是不可能的。但又无人会否认其结论的有力和解释的深入。 [ 注：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February，1964），p．70． ]
二 、早期思想
富勒的寿命是那样长久，其思想又是那样的渊深，所以必须用分段的方式加以分析，始能尽其全貌而不至于有所遗漏。
富勒精通法文，在其青年时期即能利用原始资料来探索拿破仑的智慧遗产。他曾阅读拿破仑所留下的22000件信函和文书，以及其在圣海伦岛上所口授的记录，其用力之勤实可想见。这位年轻的上尉根据此种研究，加上其自己的判断，发现拿破仑在其一生之中经常遵守六项原则。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富勒又根据其本身的经验，经过进一步分析，又再加上两条，一共成为八条。到战后，富勒所首创的这一套“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又略经修改和扩充，而被纳入英美等国的野战教范之中，沿用至今仍无太多改变。 [ 注：Jay Luvass，“Clausewitz，Fuller，and Liddell Hart”，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June／September，1986），p．200． ]
富勒很早就重视科学，并且也相信战争的研究是一种科学，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曾指出：
战争之为科学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也像所有一切的其他科学一样，它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这些事实是多得不可胜数。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战争的要素（elements），战争的原则（principles）以及战争的条件（conditions）——后者也就是在其中必须用原则来管理要素的环境。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1932），p．23． ]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富勒倾其全力提倡机械化，但这只是他全部思想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在研读其著作时，必须先了解其基本观念，即所谓“军事发展律”（Law of Military Development），实际上即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延伸。富勒认为国家和军事组织一定要能适应环境，只有适者始能生存。此种原则的适用，范围可大可小，层面也可高可低。换言之，思想必须有弹性，必须能随着时代和环境而改变，而万不可僵化。他以军人中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自居，因为他想撕毁战争的旧约（Old Testament of War）。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296． ]
富勒非常重视技术因素，他认为文明改变，武器也会随之改变。任何军事技术的新发展若能善加利用，即可获致胜利。他大声疾呼：
现在是1920年，我们不要老是回头看1914年。我们的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眼睛应向1930年看，否则就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对于科学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太神奇——军人必须抓着魔术师的魔杖，并强迫未来服从我们。 [ 注：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p．218． ]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富勒就在英国发动提倡战争机械化的“一人十字军”（One–man crusade）。他的基本观念是当前的时代已经大致为一种机械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的陆军必须机械化，因为军事组织必须跟在社会组织后面走。他又指出只有机械化始能对下述两大战略难题提供答案：
（1）避免僵持堑壕战争的重演；
（2）充分发挥工业优势。
于是他认为：
（1）战场上的一切车辆必须装甲和使用履带；
（2）战略目的是使敌军指挥系统发生瘫痪现象。
此即所谓“战略瘫痪主义”（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Paralysis）。
富勒把“大战术”界定为“透过战斗兵力的组织和分配以达成大战略计划和理想”，他又指出：“大战术所关心的是以破坏组织（disorganization）和打击士气（demoralization）为主，而不是实际毁灭（actual destruction），后者乃小战术的目标。” [ 注：有关机械化思想的部分均以“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本书p．446注②）为依据。 ]
毫无疑问，富勒在装甲战方面是一位先知者，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切战车战术都是其思想结晶，而且英国战车兵团的创立也大致都应归于他的策划。但到战后，他却到处碰壁，一筹莫展，这也许即为先知者的注定命运。1937年（那是在其退休五年之后）富勒发表《机械化部队之间的作战》（Lectures On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 Ⅲ：Operations between Mechanized Forces）的讲稿，真可以说是非常讽刺，在英国只印了500本，而在德俄两国陆军却以之为教材，富勒的一位信徒，美国的马绍尔准将（S．L．A．Marshall）曾感慨万千地说：
我相信这是一本最具有远见的教材或评论，其目的是要想把未来装甲战的真相告诉英国人。但这个目的完全失败了，因为英国人根本就不读它。但德国人却翻印了 12万本，而在俄国陆军中也广泛地流传。假使民主和极权两方面对于这本书的兴趣若反转过来，则这次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爆发。 [ 注：S．L．A．Marshall，Armies on Wheels（New York，1941），p．Ⅱ．同时也可参看富勒本人的回忆录（本书p．444注①），p．490。 ]
三、《西方世界军事史》
富勒才气纵横，笔扫千军，其真正伟大的著作完成于其晚年，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此时，他的功力已经达到最高峰，而其思想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研究富勒思想的人也必须特别重视其晚年的著作。
富勒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战略思想家，其治学是以历史为基础，尤其到他的晚年，他又几乎已经变成一位纯正的史学家。他的研究和著作开始变得以历史为主，而战略思想反而好像已成副产品。真正可以不朽，可以传世的著作是他的《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富勒本人对于其著作的经过和构想在其原书的序文（preface）中曾作扼要的说明。富勒首先阐述其对于战争的认识：
在人类的演进过程中，战争是否为必要因素，固有争论之余地。但从人类有最早记录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战争始终为人类的要务，则又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战争，很少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看到大型战乱：大战几乎是像潮汐一样作有规则的起落。
接着他又说明研究战史的重要：
当一个文明开始老化和衰颓时，此种现象也就更为明显，现有工业文明似乎就是如此。在一两代人以前的世界上，战争还被公认为一种政策工具，到今天它又变成政策的本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况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着所有其他一切的人类活动。此种紧张情况将持续多久，对它有无明确的解决，又或它是否命中注定会盲目地走向其终点，那都是无人能说清楚的。不过有一件事却是可以断言，那就是我们愈研究战争的历史，我们也就愈能了解战争的本身，而由于它现在是支配因素，所以除非我们了解它，否则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管制人类的事务？
于是基于这种观念，他开始其对战争史的研究和写作，并对于其原始动机和著作架构简述如下：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1923年我在康贝里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f College）任教，我发现除有关一两个战役的阅读以外，对于战史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贫乏，而那些学员本应对于战史极感兴趣。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根本没有一部用英文写的战争通史，所以我就决定来填补这个空缺。
由于要把如此巨大的任务浓缩成书，我所采取的方法是集中注意在我所认为的西方民族之间的决定性会战之上；其次，再把他们所打的战争和战役编织在这些会战的周边上，最后再从此演绎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此外，为使战争的故事尽可能连续成为一体，我又决定在每一章（会战）之前加上一个大事记（Chronicle）。在其中叙述战前的大事，并说明战争、战役和会战的由来，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政治因素所影响。就其全体而言，我心中所想象的书好像是波涛起伏的海面，会战各章好像海浪的高峰，而大事记则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这样高低起伏就形成3500年来的战争史。
富勒为了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前后一共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其构思之苦，用力之勤实可想见。他说：
从1923年开始，我就着手搜集资料，到1939–1940年之间，始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s），但我对于该书并不感到满意。当其第二卷出版不久之后，全部存书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敌军行动所毁。我对此种损失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反而使我有机会将全书重写一次。接着我又花了10年光阴来进行此项工作；把原书的两卷扩大为三卷，把原有的29章改成了28章，删除了一章，另外新增了23章。此外，所有的大事记以及导言也都是新写的。所以，这部书不是一个增订版，而是一部全新的著作。
（以上均引自原书）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Preface，pp．Ⅺ–Ⅻ． ]
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共分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54年，到三卷出齐时则已为1956年。全书共计1829页，字数在 150万以上。其所论述起自希腊罗马，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真可谓洋洋巨观。据书评家的共同看法，在战争通史中似乎无出其右者。
四、《战争指导》
富勒的另一本传世之作是出版于1961年的《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1789–1941）。若与《西方世界军事史》比较，这是一本较小的书，但其价值并不因为篇幅较少而有所减低。这本书也可以算是《西方世界军事史》的补充篇，其主要内容为分析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对于战争及其指导的冲击。虽也是以历史为基础，但所讨论的对象偏重在思想方面，对于史实则不予详述。所以，最好是先读《军事史》再读此书，始易有融会贯通之效。
富勒不曾写一本以战略为书名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战略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23年他就曾经对于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责任作过下述的详尽界定：
大战略家的第一职责即为评估其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地位，并发现其优劣之所在。第二，他必须了解其国民的精神特性，其历史、社会以及政府制度。凡此一切的数量和素质构成军事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大战略家必须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敏锐的战略家。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素质与数量，人力与物力，都是同样重要。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p．13． ]
概括地说，富勒的战略思想经常从其历史的分析中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这本《战争指导》中，随处都可以感觉其战略思想是如何精辟，足以发人深省。要想了解富勒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必须精读此书。他的意见不仅能对当前世局的研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甚至于还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他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有如下述：
战争指导，像医道一样，是一种艺术，因为医师的目的是预防（prevent）、治疗（cure）或缓和（alleviate）人体的疾病，所以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也就是预防、治疗或缓和危害国际体（international boby）的战争。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11． ]
富勒将其全书的要旨综合成为下列几条，可谓要言不烦：
（1）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另一类具有无限的政治目的，但对胜利者有利的往往是前者而非后者。
（2）在战争中切莫让你自己受到绝对观念的束缚。绝不可作无可挽回的承诺和决定。战争像一种机会性的竞赛，没有预定的终点，在整个战争中，行动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变动。
（3）野蛮的行为在战争中很少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一条殊少例外的真理。另一条真理是绝对不要逼迫你的敌人作困兽之斗。虽然你可能赢得战争，但几乎必然会使战争作不必要的延长，那对于你也还是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4）在战争的历史中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敌与友如何时常交换其地位。所以，当你击倒你的敌人时，应该迅速地扶持他再站起来，很可能在下次战争中你会需要他的帮助。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13． ]
富勒认为研究战争指导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应如何指导战争”（How to Conduct a War），另一方面为“不应如何指导战争”（How not to Conduct a War）。他谦虚地说，诚如他这本书所显示，在后述方面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 [ 注：同上书，p．14。 ] 富勒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现状，而更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富勒在早期即已钻研拿破仑的文献，但他对于和拿破仑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克劳塞维茨却很少注意。其原因并不难解释，因为富勒此时所研究的是以战术为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对他没有太多意义。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倡机械化观念时，这种状况仍无太多改变。
富勒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提升其研究层次，他逐渐注意到战略和大战略的问题，于是在其著作中也就时常提到克劳塞维茨。他在1932年称赞克劳塞维茨是“近代第一位研究战争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从此之后，他对于克劳塞维茨开始表示高度的敬佩。最后在《战争指导》中，不仅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辟一专章（第四章），而且还在序文中作下述的特别介绍：
最重要的一章即为有关克劳塞维茨的那一章，他是“现代战争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war）——虽然我曾遇见许多引述或批评其理论的军人、政治家以及其他人士；但据我所知，曾经认真研究其巨著的人不过三四位而已。 [ 注：同上书，p．12。 ]
当然，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又并非照单全收，有褒无贬。他对于其著作的某些部分曾加以尖锐的批评。他甚至于还说：
虽然克劳塞维茨在拿破仑战争中有20年的经验，但他对此次战争却只有空泛的了解。又由于受拿破仑的影响，而产生其绝对观念。结果不仅误导后世学者，而且对于无限战争在20世纪的扩展更应负间接责任。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60． ]
最后，他更指出：
在克劳塞维茨所有一切的盲点（blind shots）中，最盲目的一点即为他从未认清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所以，和平才是政策的根本理想，而战争则只是企图实现此种理想时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 注：同上书，p．76。 ]
不过，富勒还是认为：
其对于战争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是无人能及而其在今天的重要性甚至于还远过于当年。 [ 注：同上书，p．60。 ]
非常奇妙，富勒与克劳塞维茨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曾参加过大战，都曾官至少将。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拿破仑为起点，都曾采用科学方法（克劳塞维茨称之为精密分析），都以历史为基础，也都是多产作家。他们也都同样地怀才不遇，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富勒比较幸运，他高寿活到 88岁，而克劳塞维茨则英才早逝，只有51岁。
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出生于1895年，比富勒小17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主修近代史。投笔从戎之后，在1916年索穆河会战（Battle of the Somme）中受重伤，几乎送命。战争结束时升到上尉官阶。1924年退役，此后即以写作为生，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评论家。
李德哈特不曾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可以算是一位真正的文人战略家。他确有天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以步兵战术的研究受到英国陆军部的重视。但他在最初阶段，对于战略、战史，尤其是机械化的观念，则几乎完全是外行。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实应归功富勒的提携和指导，所以，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当富勒正在为提倡机械化发动孤军奋斗时，有人认为其最大的成功即为收了李德哈特这样一位信徒，此时李德哈特早已是英国的第一流军事作家。 [ 注：Irving M．Gibeom，“Maginot and Liddell–Hart：The Doctrine of Defense”，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76． ]
从此，李德哈特开始接受富勒的思想，相信战车为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同时也对富勒推崇备至，他说：
您是机械化领域中的导师，而我只是在1921年才皈依。我一向在步兵战术领域中探索，对机械化战争毫无研究。我早就佩服您的渊博，虽然我的心灵在能力和范围上也正在发展，但我仍经常承认您的优越地位。 [ 注：李德哈特致富勒的信函（1928年3月11日）。 ]
他们共同努力于机械化的提倡，虽然在细节上也常有争执，但大体上意见还是一致。比较说来，富勒是一位敢于创新的思想家，敢于提出尚未成熟而有争论的意见，李德哈特的思想则较温和平衡，有平易近人之感。他们的合作实乃相得益彰。1963年英国三军学会把最高荣誉奖章同时颁发给他们时，李德哈特在所作答词中指出，虽然他们之间在观点上也常有差异，但彼此合作已长达40年之久，并且还说：“我们在追求军事进步的十字军中的合作，实为一种最愉快的经验。” [ 注：“The Fuller–Liddell Hart Lecture”，Journal of RUSI（March，1979），p．22． ]
富勒对于李德哈特的思想启发又不仅限于装甲的领域。由于受到富勒的影响，李德哈特才开始提高其研究的层次，由战术而战略而大战略。不过，李德哈特的思想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所以，他终能青出于蓝，卓然自立而为一代大师。二人之间的关系真可以算是学术史上的佳话。
李德哈特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其所著专书有三十余种，虽比富勒略少，但他所写的短文则多到无法计算的程度。其原因是李德哈特退役后必须靠卖文为活，所以不能不写，他有一段时间甚至于还兼任体育记者。李德哈特曾经很有感慨地说，他要不是为了生活，则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成绩。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许多著作也都已丧失其价值，真正可以传世的并不太多。不过，只要研读其主要著作，则仍能了解其思想的精华，并肯定其贡献。
李德哈特虽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露头角，但实至名归又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最大原因是那些德国名将无一不对李德哈特推崇备至。闪击英雄古德里安甚至于还称他为“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者”，事实上，创始者是富勒而不是李德哈特。 [ 注：Brian Bond，Liddell 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Rutgers，1977），p．235． ] 以色列独立后，其高级军官无不以李德哈特为师。其中有一位就是以色列早期的名将艾仑（Yigal Allon），当他将其照片赠送给李德哈特留念时，在其上题词：“献给将军之师的上尉”（To the Captain who teaches Generals）。这一句话也就成为千古名言，传遍世界。李德哈特本人也常感慨地说，他的“最佳弟子”（best plurals）是德国人和以色列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 注：见李德哈特夫人（Kathleen Liddell Hart）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1970）所写的前言（Foreword），p．Ⅵ。 ]
照何华德的说法，李德哈特可以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他的思想主流都是在先核时代（pre–nuclear age）发展成形。尽管如此，他还是核子时代的少数战略先知之一。人类对于核子时代的来临，反应相当迟钝，但李德哈特在1946年即已出版一书，名为《战争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他在书中指出核子武器的出现已使全面战争变成荒谬的自杀行为，这也意味着核子国家之间将来若发生战争，则只能采取有限形式。 [ 注：B．H．Liddell Hart，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Faber and Faber，1946）． ]
1950年他出版了《西方的防卫》（Defense of the West），1960年又出版了《吓阻或防卫》（Deterrent or Defense），这些书可以代表早期的核子战略理论。尽管李德哈特已经名满天下，但对美国官方还是未能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不过至少有一位知音，那就是不久之后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参议员。他说：
没有任何其他的军事专家能比李德哈特赢得更多的尊敬和注意。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曾经把具有稀有想象力的智慧带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的预测和警告时常不幸而言中。 [ 注：肯尼迪之语见Saturday Review（September，3，1960）。 ]
到此时，李德哈特也已垂垂老矣，在和富勒一同获得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之后，他们二人不久即先后辞世。李德哈特殁于1970年，比富勒晚4年，享年75岁。
李德哈特的思想也像富勒一样，曾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变。最初是着重在战术层面，然后升高到战略层面，再进步到大战略层面。及至晚年又潜心历史研究，并进入哲学境界。不过，李德哈特又从未脱离现实，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曾对英国政府及西方世界提出很多具体建议。总而言之，其思想遗产的确是非常丰富，而其对后世贡献之大也自不待言。
一、间接路线
假使说思想也像商品一样有其特定的商标，则“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也就可以算是李德哈特的商标。从1925年开始，李德哈特就一直从事于历史的研究，并且希望从此种研究中找到战略的精义。到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 of History），所谓间接路线的观念就是在此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曾综述其当时的想法：“必须对全部战争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艺术的真意。” [ 注：B．H．Liddell Hart，Memoirs（Cassel，1965），pp．162–165． ]
尽管间接路线的观念在1929年即已首次提出，但李德哈特的全部思想还是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始臻于成熟。他到 1941年才正式采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为书名。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书扩大再版，并成为当时各国参谋学院的必读书。1954年，第一颗氢弹爆炸之后，李德哈特又把他的书修正再版，并且换了一个新书名《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1967年，他又把该书扩大再版，这也就是其生前的最后一版。事实上只加了一章（第二十三章：论游击战），其他内容几乎毫无改变。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中文译本改名为《战略论》。 ]
间接路线虽为李德哈特所毕生提倡的观念，但他从不曾宣称那是他的发明。事实上，他虽曾创造此一名词，但观念的本身则是古已有之。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这种旧观念被忽视或遗忘，于是李德哈特在研究历史时再次发现了它们。他不仅找到这种观念而且更依照过去战争中的教训加以综合组织，并作有系统的解释而成一家之言。
李德哈特自称他曾研究30个战争，包括280多个战役在内，发现其中只有6次是用直接路线而能获致决定性的战果，其他则均属于间接路线的范畴。再作较深入的分析，又可发现在那些以直接路线取胜的个案中，仍有若干潜在间接因素的存在。所以，他遂敢于断言：间接路线是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162． ]
当他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那还只具有地理意义，他指出：
名将宁愿采取最危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意驾轻就熟走直接路线。必要时，只率领小部分兵力，越过山地、沙漠、沼泽，甚至于与其本身的交通线完全断绝关系。 [ 注：同上书，p．163。 ]
但以后，他又发现所谓路线，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而更具有抽象意义，所以又说：
从历史上看来，除非路线具有足够的间接性，否则在战争中就很难产生效果。此种间接性虽常是物质的，但却一定是心理的。 [ 注：同上书，p．25。 ]
于是他又作结论说：“敌人心理平衡的动摇，实乃胜利的主要条件。”而“战略史根本上就是间接路线应用和演进的记录” [ 注：同上书，p．25，p．17 ] 。
间接路线是一种抽象原则，李德哈特对于其实际应用又另有一套理论，他称之为公理（Axiom）。他认为从战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若干经验性的真理，他一共归纳成为八条：六条是正面的，两条是负面的，对于战略和战术都同样适用。
A.正面：
（1）调整目的以适应手段。
（2）心中经常保持目标，而计划则应适应环境。
（3）选择期待最低（least expectation）的路线（方向）。
（4）利用抵抗最小的路线。
（5）采取能同时达到几个目标的作战线。
（6）计划和部署都必须有弹性，而能适应环境。
B．负面：
（7）当对方有备时，慎勿倾全力作孤注一掷的攻击。
（8）失败后勿用同一路线（或同一形式）来再发动攻击。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p．348–349． ]
李德哈特认为他的这套公理并非所谓战争原则，而他对于战争则颇有微词。他指出：
现代的趋势是寻求可以用一个单字来表示的原则，然后再需要用几千字来加以解释。即令如此，这些原则还是如此抽象，以至于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假使说还有任何价值，则全要看个人对于战争的了解而定。对于此种抽象原则继续追求的时间愈长，则它们也愈像一种幻象，既不可能达到而又无用。 [ 注：同上书，p．347。 ]
事实上，他的批评不免过火，而他的公理与原则也相去无几，最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为战争原则是富勒的产品，所以后者遂反唇相讥。李德哈特认为战略是艺术，战争原则过分简化，不切实际。富勒则指出间接路线也正犯同样毛病，他说：
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应灵丹，实乃大错。如果目的是要击败敌人，若能用直接路线达到此种目标，则又何乐不为。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已。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要看双方的态势来决定。假使遇到一个歹徒，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如果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必须采取间接路线。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302． ]
实际上，任何理论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战争原则与间接路线也是如此。富勒与李德哈特虽情谊极深，但也仍不免有意气之争，这也是人情之常，并不足怪。此外，李德哈特似乎也并无把间接路线视为万应灵丹的意图，但由于过分强调，遂不免言过其实。李德哈特为何会如此？要解释这一点又必须分析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心态。李德哈特九死一生捡得一条性命，在痛定思痛之余，对于战争期中那些高级将领（尤其是英国的海格）只知蛮攻硬打，而完全不用头脑，坐视许多青年冤枉地牺牲在西线上，真是深恶痛绝，所以，在思想上也就自然地会产生一种反应。他说：“好斗（pugnacity）与战略完全相反。” [ 注：B．H．Liddell Hart，The Current of War（Hutchinson，1947），p．201． ] 这不仅暗示他是有所感而发，更可以显示他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得一项重要教训，那就是应该好谋而不应好斗。
这又正如刘邦向项羽所说的话，“吾宁斗智不斗力”。间接路线是斗智，直接路线是斗力。在战略领域中应该尽量斗智而不斗力，此一大原则是绝对不错，所以，对于李德哈特有时言论不免偏激，我们似乎应有所谅解。从这里又可引至另一问题，那就是李德哈特在思想上与孙子的关系。
李德哈特在1927年以前还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在许多点上都已与孙子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创间接路线观念时，他不仅已经读过《孙子》，而且更已深受孙子的影响。他以后在著作的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即可为证明。若用《孙子》的“术语”来表示，直接就是正，间接就是奇。所谓间接路线不仅为迂直之计，而也正是奇正之变。
李德哈特到晚年对《孙子》更是推崇备至。他在1963年替格里弗斯（Samuel B．Gr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时，曾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在思想的渊博和深入程度上，从无后人能够超越他。李德哈特认为在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甚至于他还是远比孙子“陈旧”（dated），尽管他的著作晚了二千余年。李德哈特认为：“孙子眼光较清晰，见识较深远，而更有永恒的新意。”李德哈特最后又还这样说：“《孙子》这一本短书所包括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知识，几乎像我所著的二十多本书中所包括的分量一样多。” [ 注：B．H．Liddell Hart，“Forward”，in Sun Tzu：The Art of War，trans．，Samuel B．Griffith（Oxford，1963），pp．Ⅴ–Ⅶ． ]
很有趣味，李德哈特如此推崇孙子，但富勒在其著作中似乎就从来不曾提到孙子，好像根本不知道有孙子的存在。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却相当地推崇，至少在其晚年是如此。李德哈特则恰好与其成为强烈对比。虽然李德哈特曾说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比较，但概括言之，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批评究竟还是贬多于褒。
李德哈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甚至于还有很多误解，对于其原文的引用也往往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诚然，他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他指出克劳塞维茨的书中常有“暧昧”（obscurity）之处，其文章曲折矛盾不易了解，对于某些观念欠缺考虑，例如过分重视会战，完全忽视海军和经济等因素。但除此以外，还是有若干批评不仅是误解而且更是曲解。所以，很难说是公平。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以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最为激烈，他直呼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并指责其已使政策变成战略的奴隶。 [ 注：B．H．Liddell Hart，Less Knowles lectures for 1932–1033． ] 像这样的发言实有损于学者的风度。所幸他到晚年态度已有相当改变。
为什么李德哈特对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态度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其理由似乎不难解释。孙子论将把“智”列为第一要件，而克劳塞维茨论军事天才则把“勇”视为第一。此足以表示二者在思想上的基本差异。尤其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有某些部分若从表面上看来，实不无崇尚暴力的趋势，而那也正是李德哈特所深恶者。
二、战略与大战略
李德哈特传世之作是他的《战略论》（中译名），其最后一版是在1967年，早已成为经典，也是研究战略的人必读之书。不过，这本书虽以“战略”为名，在全书中真正涉及战略理论的部分却仅为其第四篇，而所占篇幅尚不及全书的四分之一。至于前面的三篇则都只是史例，对于战略理论只具有印证的价值，而并不能代表其主体。
第四篇名为“战略与大战略的基础”，共有五章，其章名分别为：“战略理论”（第十九章），“战略（及战术）精华”（第二十章），“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第二十一章），“大战略”（第二十二章），“游击战”（第二十三章）。除最后一章是最后一版所增补，与前面四章并无结构上的关连以外，其余四章则构成连锁体系，足以代表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主要认知。
在“战略理论”一章中，李德哈特首先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的不适当。克劳塞维茨说：“战略是使用会战作为获致战争目标的工具的艺术。”李德哈特认为此一定义有两项缺点：（1）它侵入政策的领域，（2）它令人误认会战即为获致战略目标的惟一手段。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他就提出他自己的定义：“战略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p．333–335． ]
何华德认为“这个定义至少和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好，而且比其中大多数都较好。” [ 注：Michael Howard，“The Classical Strategists”in 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IIss，1970），p．47． ] 李德哈特的定义至少有三个优点：（1）明确地说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2）提出了“分配”的观念；（3）暗示战略考虑并非仅限于战争或战时。不过其定义也并非毫无缺点：（1）他的定义只能适用于传统军事战略领域（李德哈特曾称之为纯战略）；（2）他虽已提出“分配”的观念，但仍未考虑“发展”的观念，似乎美中不足。
在此必须说明，李德哈特所用名词与国内所习用者多少有一点差异。他把“战略”的使用完全限制在军事领域之内，而把军事领域之外（上）的战略则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前者又可称为“纯粹”（pure）战略，后者又可称为“高级”（higher）战略。事实上，今天很多西方作家对于名词都仍采取这样的区分，而“国家战略”一词虽为美国官方列为正式军语，但学术界还是很少使用。
就全体而言，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最大贡献可能还是他的大战略观念。虽然这个名词是沿用已久，但过去一直都很少有人对其作较深入的探讨。 [ 注：“大战略”这个名词似乎是在英国首先被使用，但其原始迄今仍无确实的考证。 ] 李德哈特在其书中不仅一再提到大战略的观念，以及其在历史中的应用，而且还对此一主题列有专章。尽管他的研究还是以军事战略为主，但其对大战略的重视则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指出：
大战略的领域的极大部分仍为未知地区（terra incog nita），尚有待于探勘和了解。……要对这一主题作适当研究，不仅需要一本远较巨大的书，而且更需要一本独立的书。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p．336． ]
李德哈特说明他这本书是以战略为主题，但为加深了解起见，对于大战略仍应作扼要的解释。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未能如大家所期待，再写一本以大战略为主题的专著。尽管如此，他在《战略论》中对大战略所作的扼要分析，仍能给予后学之士不少的启示，并可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其基本观念可以综合概述如下：
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的国家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大战略应计算和发展国家经济资源和人力，而精神力量也和物质力量一样重要。军事力量仅为大战略工具之一种，大战略更应考虑使用政治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道义压力，以减弱对方意志。战略的眼界仅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则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p．336． ]
李德哈特对大战虽只作简略的讨论，但其所言经常流露出其高深的哲学意味，他指出“战略目的为获得较好的和平”，他又以东罗马为例以来说明“持盈保泰”的重要。此外，他对于现代世界提出警告：“工业化已经使所有的国家在命运上变得不可分。政治家的责任为永远不应忽视现实，而追求胜利的幻想。” [ 注：同上书，pp．366–372。 ]
李德哈特对于大战略并未作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其思想也未能构成严谨的体系。这很可能是到20世纪60年代，他已体力渐衰，以至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其在这一方面的思想遗产，即令只是一鳞半爪，也还是弥足珍惜。
三、《为何不向历史学习》
像所有一切著名的古典战略家一样，李德哈特的研究是以历史为基础，而且有时甚至于可以说，他对于历史的兴趣或造诣要比对战略更为深入。在其晚年，李德哈特更是将其全部精力都投在史学方面。当他在1960年辞去伦敦国际战略学会（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理事一职时，曾致函其会长布强（Alastair Buchan）说明今后他准备将其全部剩余精力集中用在历史方面，因为那是他所最感兴趣的领域。 [ 注：李德哈特致布强书（1960年8月15日）。 ]
李德哈特写了很多历史书，其第一和第二两次大战史更是不朽之作。不过，有一本小书却最足以表现其历史思想。这本书名是《为何不向历史学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本来是在1944年所出版的一本旧书，李德哈特在其逝世之前已将其修正增补，准备再版，但未能如愿，到1971年始由其子亚德里安（Adrian J．Liddell Hart）完成了其遗命。
李德哈特虽不是一位学院中的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但其治学态度的严谨绝不逊于专业学者。他认为历史的目标就是求真（truth），他又郑重地解释：“发现事实的真相，并解释其原因，即寻找事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李德哈特对于历史的贡献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他说：
作为一个路标（guiding signpost），历史的用途很有限，因为虽能指示正确方向，但并不能对道路情况提供明细资料。不过，作为一个警告牌（warning sign）的消极价值则比较明确。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令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其所用的方法就是指出人类所最易犯的若干最普通的错误。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1． ]
于是他引用俾斯麦的名言：“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然后又指出历史是宇宙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更长久、更广泛、更复杂多变。不过，李德哈特又曾很认真地说：
史学家的正确任务就是把经验蒸馏出来以作为对未来时代的一种医学警告，但所蒸馏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药品。假使他已竭尽其所能，并忠实达成此种任务，则他也就应该心满意足。如果他相信后代一定会吸收此种警告，则他也未免过分乐观，历史在这一方面至少已对史学家提供了教训。 [ 注：B．H．Liddell Hart，The Real War，1914–1918（Faber and Faber，1930），p．15． ]
这一段话固然有一点讽刺，但也的确显示出人性的最大弱点：人类并不向历史学习，而尤以人类中的“伟人”（great men）更是如此。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142． ] 李德哈特对于人性弱点深有认识，他指出：
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 注：同上书，p．9。 ]
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深值警惕。李德哈特曾举例指出，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在一支香烟还未抽完的时间内即已决定其国家的命运。 [ 注：B．H．Liddell Hart，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ssell，1971），p．12． ]
所以，他说如果能因研究历史而认清人性弱点，则应哀矜而勿喜。对于犯错误的人不要随便加以谴责，但必须努力使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他强调历史对个人的基本价值。历史教给我们人生哲学（personal philosophy）。他又引述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亚的话：
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想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是惟一的方法。
简言之，历史意识能帮助人类保持冷静，渡过难关。历史提醒我们，即令是最长的隧道，还是有其终点。于是增强了我们苦撑待变的信心和勇气。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Foreword”． ]
李德哈特不仅著作等身，更是名满天下。何华德曾指出，“五十余年来，其研究的渊博和深入已经使军事思想本身的性质发生改变。” [ 注：Michael Howard，“Liddell Hart”，Encounter（June，1970），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Wars（Temple Smith，1983），p．199． ] 但李德哈特对于人类的贡献又非仅限于军事思想，甚至于也非限于任何学术领域。李德哈特不仅为战略家和史学家，他是一位通儒，一位哲学家。他的本性使他不可能仅在某一有限领域中从事专精的研究。诚如何华德所云，他是古代圣贤（sages）中最后的一位。在学术世界中，他的地位是正像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罗素和萧伯纳。李德哈特不仅是一位战略家，正像罗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萧伯纳不仅是一位剧作家一样。 [ 注：同上。 ]
到晚年其思想也就更有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趋势。他的言论有时看来似乎很粗浅，但实际上则为至理名言，深值回味。现在就引述一段文章以代表他对后世的永恒忠告：
对于和平，并无灵丹妙药，但从古今人类经验的总和中可以抽象出几条基本原则：
（1）研究战争并从其历史中学习。
（2）只要可能应尽量保持强大的实力。
（3）在任何情况中都应保持冷静。
（4）应有无限的忍耐。
（5）绝勿迫使对方作负隅之斗，并应经常帮助他顾全面子。
（6）假想你自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也就能够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一切的事物。
（7）应绝对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能使人变得如此自盲（self–blinding）。
（8）必须力戒两种最普通的妄想：一心追求胜利和认为战争不能限制。
李德哈特最后又说：
约在公元前三百年的《孙子》，据我们所知，要算是最早研究战争与和平的一本书。上列八点都曾经明白或暗示地包括在该书之内。自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又已经打了许多次战争，大体都是劳而无功，足以证明人类从历史中所曾学得的教训是如何渺小。但这些教训的本身却是永远存在。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