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第十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鲁登道夫
概括言之，施利芬计划可以算是20世纪开始时西方战略思想发展趋势的具体代表。战略的观念正在扩大，平时的战略计划日益受到重视，并使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职业军人开始相信战争在尚未爆发之前，即可对其作周详的计划，从动员一直到胜利。他们甚至于相信那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换言之，作为“军之脑”的参谋本部是以准备战争为其日常工作。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受其影响，外交政策对于军事首长的意见必须尊重。军事权力不仅成为威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施展外交压力的工具。在政府组织中，军事部门日益专业化，并要求较高的自主权和较大的影响力。但一般说来，文武之间经常缺乏沟通和协调。战争的准备变得日益复杂，参谋本部制度不仅已为各国所采用，而且也已建立其权威，于是军事组织也日益官僚化。
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欧洲各国之间所建立的同盟体系，不仅不能维持权力平衡的稳定，反而足以制造危机。外交政策逐渐丧失其应有的弹性，而受到军事战略的牵制。其最后的结果是外交政策不再是以促进和平为目的，反而变成帮助准备战争的工具。等到危机发生时，外交当局也就完全丧失主动应变的能力，反而听任军人盲目地走向毁灭的途径。
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都日益增大。但职业军人仍相信战争不会太长，开战时的行动具有决定性，于是使军人有一种害怕坐失先机的心态。这也就是所谓“动员的意义即为战争”（mobilization means war）一语的由来。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先发制人的思想油然而生。诚如史学家泰勒（A．J．P．Taylor）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断语：“强迫欧洲政治家打这次大战的因素是铁路时间表。” [ 注：A．J．P．Taylor，The First Wor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y（Penguin Books，1966），p．20．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前所已发展成形的各种战略思想可以算是一次联考，结果为所有欧洲大国参谋本部在平时精心拟定的战略计划都无一及格。其原因为他们都是“闭户造车”，根本上不曾认清客观环境和战争性质的改变。所以，文章虽好，但可惜文不对题。只有那位犹太祖籍的波兰银行家却不幸而言中。距离其书出版还不到20年，他所想象的自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
布罗赫认为战争早已落伍并终将被淘汰。战争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的预言可谓灵验，但其判断则完全错误。战争不但不曾归于淘汰，而且还变本加厉，日趋于总体化。人类似乎真是那样愚笨，对于此种毫无理性的集体自杀行为大有乐此不疲之势，其原因又何在？
布罗赫对于战争的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已考虑，但仍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心理因素。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把战争升华成为一种追求理想的“十字军”。每个民族都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或真理的信徒，于是不仅谈判妥协不在考虑之列，甚至于理性良知也都丧失殆尽。在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支配之下，人类恢复了原始兽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战略日益退化，战争终于发展成为纯粹的消耗形式。在范围有限的地面战场上，即令集中大量的兵力，使用大量的武器，结果也还是只能造成僵局，而达不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战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一切传统战略智慧也都将无以施其技。比较说来，在各派战略思想中，也许只有海权思想还能勉强通过战争的考验。尽管如此，作为海权典型的英国，对于其看家本领又还是未能作最有效的运用。
于是这一场大战打下去，不仅打垮了俾斯麦所艰难缔造的德意志帝国，而且也使维持了一百年的“不列颠和平”变为历史陈迹。同时，更使欧洲元气大伤，从此丧失其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所谓“大战”（Great War）者，对于战略家而言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其特征为在“所寻求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所获得的结果”三者之间是显然地脱节。 [ 注：D．Thomson，Europe Since Napoleon（Penguin Books，1966），p．548． ] 假使说这一整代的军人和政客并非愚不可及，也非存心不良，则这次大战也就可以说是一场希腊悲剧。
战争结束时，法国总理克雷孟梭（George Clemenceau）曾慨乎言之：“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不能委之于将军。”（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 left to generals）。这句名言虽然传诵千古，但又不意味着那些不是将军的人就一定能有较好的表现。其真正的意义应该是由于战争的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重要，所以更需要整合社会精英去寻求解答。 [ 注：Ken Booth，“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Contemporary Strategy ed。，John Baytis and Others（Holmes and Meier，1975），p．28． ]
尤其重要的是战争虽然可怕，但并不能因此就厌恶战争的研究。战争像疾病一样，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厌恶而就自动消灭。所以，事实上，在1918年战争结束后，尽管一般人在感情上都有厌战和反战的趋势，但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在痛定思痛之余，还是不能不再出发而踏上新的途径。
德国虽然战败，但素以优秀民族自居的德国人自然还是不肯服输。所以在战后检讨失败时自然会产生若干创新的战略观念。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能成一家之言的德国战略思想家值得一提的也许至少有两位：其一为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1865–1937），其次为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1869–1946）。
鲁登道夫是德国参谋本部思想工厂中的标准产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军之将。他不是贵族出身，有瑞典人的血统，在小毛奇任参谋总长时，他已经是参谋本部中主管作战计划的要员（已见第十一章）。在战争期中他做了兴登堡（von Hidenburg）的副手，从1916年7月起，德军的全面战争指导也就都是由他负责，直到战争结束为止。战后他不甘寂寞，而且也自然想要替他自己辩护，这也就是他写《总体战争》（Der Total Krieg，英文译为The Total War）一书的主要动机。 [ 注：Eric Ludendorff：Der Total Krieg（Munich，1935）．该书有中译本改名为《全民战争论》，译者为张君劢，抗日战争前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百里先生曾为之作序。 ]
严格说来，这本书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就其立论的态度而言，更是偏激到了极点。鲁登道夫不仅反对民主制度，反对一切的政治家，而且也反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他主张军人独裁，战略支配政策，而其理想中的大独裁者当然是非他莫属了。尽管如此，他对于战略思想又还是有若干贡献，至少，“总体战争”（Total War）这个名词的首创是应该归功于他。希排尔（Hans Speier）曾经指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并非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阶段中军事发展的研究为基础，也非对于政治、军事、技术、经济、精神等因素的互动关系曾作慎重思考之后而获致的结论。”此种批评固属允当，不过有一点失之过苛。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06． ]
概括言之，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思想可以综合成为下述五项基本原则：
（一）战争具有总体性，因为战场包括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而全体人民也都必须积极参加战争的努力。
（二）要想使总体战争获得有效的执行，则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因为打总体战争的人不是军队而是人民。
（三）由于全民参战之故，所以必须努力使用宣传手段以来增强本国的士气，并减弱敌国的政治团结。
（四）总体战争的准备必须在公开战斗之前即开始进行，因为军事、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准备都会影响现代社会中的所谓平时生活。
（五）最后，要想获致整合而又有效率的战争努力，总体战争必须由一个最高权威来作全面的指导，那也就是最高统帅。
鲁登道夫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的民族正像在围城中的军民一样，除直接的战斗以外，他们还会受到饥饿、封锁和宣传的影响。所谓前线与后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别早已丧夫其旧有的意义。在经济方面，他提倡自足主义，不过，他对于经济的知识实际上相当幼稚，其所论列只是拾人牙慧而已。另一方面，鲁登道夫对于所谓“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观念与纳粹党所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他认为仅只使用机械化或表面化的方法并不能获致真正的社会团结，例如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他说：“用强迫的方式只能使人民在外表上一致，那并不能符合总体战争的需要。”他又指出纳粹党的青年训练只会剥夺青年的个性，并不能使青年对战争获得适当的准备。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16． ]
鲁登道夫非常佩服日本人，认为那是民族统一团结的最高典型，并将此种成就归功于日本的神道教。此种观念固然颇有疑问，但可以显示他认为必须形成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始能使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民愿意忍受总体战争的艰苦生活条件。仅凭巧妙的宣传还不够，诚如戎格尔（Erinst Juenger）所云：“动员可以组织人的技术能力，但并不能透入其信仰的核心。” [ 注：Ernst Juenger，Die Totale Mobilnachung（Berlin，1931），p．16． ] 鲁登道夫认为社会团结的根源为其深远的传统，而不是警察国家的有效组织。
就全体而言，鲁登道夫对于心理战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有比希特勒远较深入的认识。而他对于宣传技术所发表的意见，也显示他在这一方面具有惊人的专门知识。他指出德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掩饰马恩河会战失败的事实为一重大错误。他主张对于战报的发布必须坦白，否则即无异于给予造谣者以可利用的良好机会。他又认为必须使老百姓绝对相信政府所说的是真话，同时更应提醒他们使其了解战败对于祖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始能养成同仇敌忾的心理。反而言之，散布对敌人不利的谣言，又是破坏其民心士气的一种有效手段。 [ 注：Eric Ludendorff，Der Totale Kring，p．26． ]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是以最高统帅观念为其顶点。在其心目中的最高统帅，除指导军事行动（作战）以外，同时还要对国家的外交、经济、宣传等方面的政策负起指导的全责。他说：
军事参谋本部必须有适当的组织。它应包括陆战、空战、海战、宣传、战争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最佳头脑，以及对于人民生活有充分了解的人才。他们在所负责的范围内应分别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如有必要，还应向最高统帅直接报告，但并不负责政策作为的任务。 [ 注：同上书，p．111。 ]
所以，在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中，根本上没有文人政治家的地位。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位军人独裁者，这也正是希特勒所不能接受的观念。所以，当希特勒尚未取得政权之时，虽曾利用鲁登道夫的声望来作为号召，但上台之后就立即与他划清界线，不再允许他参与政治活动。
鲁登道夫的最大弱点是其著作中的感情成分太重，不仅有损风度而且也引起反感。例如他说：
所有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理论都应该无保留地丢到垃圾箱里。战争与政治都是替民族的生存服务，但战争却是种族求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 [ 注：同上书，p．10。 ]
诚如福斯特（E．M．Forster）所形容，他是“宣扬理想主义而实践野蛮行动”，但尽管其言论令人反感，但我们又不应忘记他本人也有其特殊的解释。他曾强调就本质而言，总体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除非人民都知道那是为生存而战，否则他们不可能全国一致，奋战到底。所以，鲁登道夫坚持说：“总体战争的性质要求仅当整个民族生存真正受到威胁时，才能进行此种战争。” [ 注：Ernst Juenger，Die Totale Mobilnachung（Berlin，1931），p．7． ] 此外，鲁登道夫又认为总体战争实乃人口和技术两种因素的联合产品。人口数量的增加，武器威力的改进，必然导致战争的日益总体化。所以，总体战争并不需要任何政治或思想性的理由，但却把这些因素都涵盖在内。
即令是毁多于誉，但自从鲁登道夫首创此一名词以来，总体战争的概括观念又已为全世界战略思想家所接受。邱吉尔在1943年所说的话似乎可以作为民主世界接受此种观念的证明：
现代战争是总体性的。其进行必须有赖于技术和专业权威的支持，而且接受政府首脑的指导。后者不仅应有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如何运作的知识，而且还应享有把所有这些力量集中在目标上的权力。 [ 注：Harvey A．de Weerd，“Churchill，Lloyd George，Clemenceau：The Emergence of the Civilism”，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96． ]
除了把“最高统帅”改为“政府首脑”以外，邱吉尔几乎可以说是照抄鲁登道夫的文章。
豪斯霍夫
除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观念以外，德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还有另外一项贡献，那就是以豪斯霍夫为中心的所谓“地略”（geopolitik）思想。后者远比前者杂乱无章，而且也几乎找不到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严格说来，“地略”本身是一个含意非常模糊的名词，而且也只与战略具有间接的关系，所以，实在可以不必列入战略思想的范围之内。不过由于此种观念，而尤其是这个名词，在当前的战略言论和文献中时常出现，而且也的确还有许多战略家的思想多少受其影响，因此，在评述西方近代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时，仍有将地略思想列入的必要。
首先从名词说起，第一位在著作中使用此一名词的人是瑞典地理学家克杰仑（Rudolf Kjellen，1864–1922）。他对其意义是界定为“国家的自然环境”。 [ 注：Lewis M．Alexander，World Political Patterns（Rand McNally，1957），p．8． ] 以后，豪斯霍夫虽承袭了这个名词，但并未采取其原有的定义。在德文中地略的原名为“geopolitik”，译成英文就变成了“geologies”。照理说，二者之间只应有一种语言上的差异，而不应有意义上的差异。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美国学者格雷（Colin S．Gray）对于这一点曾作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今天西方学术界所通用的“geopolitics”，是一种含有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意义的研究，换言之，只研究一般的政策问题，而并不提倡某种特殊的政策行动。在另一方面，“geopolitik”所指的是当年纳粹德国的正宗地略，那只是一种伪科学（pseudoscience）。其全盛时期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第三帝国灭亡时为止。 [ 注：Colin S．Gray，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Crane，Russak＆Co，1977），p．19． ]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geopolitik”已经死亡，已成历史的陈迹；而“geopolitics”则似乎是幽灵不散，甚至于只是借尸还魂。尽管如此，名词和意义的混乱又仍然还是继续构成相当多的困扰。
概括地说，“geopolitics”这个字今天在使用时，其意义仍然可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当用作德文中原有的”geopolitik”的英文翻译时，其意义也就应该依照德文原意来解释。
（二）有人将其视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同义词，这也是一种最广义的解释。
（三）美国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前辈，以后也被人视为地略学家的斯派克曼（N．J．Spykman）则认为其意义即为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国家安全计划作为。这又与英国地理学家衣斯特（W．G．East）的意见接近。后者主张这个名词可以方便地用来表示国家之间的外在地理关系。 [ 注：J．R．V．Preacott，The Geography of State Policies（Hutchinson University，1968），pp．37–39． ]
再说到中文的译名，又引起更进一步的困扰。最初对于“geopolitics”是译为“地缘政治”，以后又译为“地略”。事实上，这两种译法都有弱点。前者照表面上看来似乎译得很恰当，但实际上，英文的“politics”是用来译德文的“politik”，而这个字在德文中具有“政策”（policy）的含意，因此与其译为“地缘政治”，则毋宁译为“地缘政策”。（事实上，英文中的“politics”也含有政策的意义，不过不太为人所注意。）后者（地略）的“略”字之由来是因为过去我们跟着日本人把“政策”称为“政略”之故（过去常有“政战二略”之说）。若依照现在通用的名词，则似乎译为“地策”才比较妥当。此种译法又还有一个附带的优点：因为最近西方又有一个新名词“geostrategy”出现，而除照旧译为“地缘战略”以外，即很难作简短的汉译。如果把“geopolitics”译为“地策”，则“geostrategy”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译为“地略”了。
本章所要讨论的对象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中，德国所流行的地略思想，所以，对于此一名词的意义自应采取其原始的解释。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所产生的新地略思想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 注：Ciro E．Zoppo and Charles Zorobibe，On Geopolitics：Classical and Nuclear（Martinus Nijhoff，1986）．对于地略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有详细的讨论，可供读者参考。 ]
纳粹德国的地略学以豪斯霍夫为其创始人。他在普法战争前一年出生于巴伐利亚（Bavaria）都城慕尼黑（Munich）。他是职业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少将官阶，他也是正牌学者，1914年大战爆发前曾在巴伐利亚大学（Royal Bavarian University）获得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访问日本，也像鲁登道夫一样，对于日本人的精神和成就表示高度的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豪斯霍夫返回学术界，并开始创建地略学，同时又与纳粹党互通声气。从1921年开始，他的事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顾，左右逢源：
1921 慕尼黑大学地理学荣誉教授。
1924 （地略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总编辑。
1933 慕尼黑大学地略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1933 慕尼黑大学地略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opolitik）所长。
1934 德国国家研究院院长。
很明显，到此时豪斯霍夫早已变成希特勒的御用学者。
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慕尼黑是德国反民主势力的大本营，希特勒、鲁登道夫等人都以此为基地，所以豪斯霍夫与他们勾结也似乎是势所必至。据说当希特勒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时，曾受豪斯霍夫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豪斯霍夫为赫斯（Rudoff Hess）的朋友，赫斯为希特勒之亲信（他本是纳粹党中仅次于戈林的第三号人物，以后以奔英事件轰动世界），所以经由赫斯的介绍，他才与希特勒建立关系。当1923年希特勒政变失败后坐牢时，豪斯霍夫曾往探望，于是遂有人认为对于希特勒书中讨论生存空间的部分，豪斯霍夫曾提供灵感，并且也建议用地略学理论来作为解释扩张政策的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当局曾请劫后余生的豪斯霍夫对他与希特勒的关系及其所曾扮演的角色作一个明白的解释。豪斯霍夫对于上述说法曾予以否认。他说他是仅在《我的奋斗》1925年7月出版之后才看到这本书，并且在当时认为这本书不值得在其杂志上介绍，因为它与地略学无关。不过，豪斯霍夫还是承认他曾向赫斯解释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的政治地理理论，而据报导赫斯曾与希特勒就此种理论进行讨论。豪斯霍夫最后又说，这位领袖并不能了解其思想的精义，而且也完全不能欣赏生存空间观念对外交政策的重要意义。 [ 注：On Geopolitics：Classical and Nuclear（Martinus Nijhofff，1986），pp．64–65． ]
豪斯霍夫的话自然有为其自己辩护的目的，所以并不完全可信，但他与希特勒在思想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则又确为事实。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豪斯霍夫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
惠特里塞（Derwent Whittlesey）曾指出：
地略是军国主义的产品和战争的工具。诚如其名称所暗示，它同时为地理学与政治科学的延伸。不过，其创立和发展大致又都是地理学家之所为。有时，它似乎是政治地理学的双胞胎。但它比较晚才出现，并且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才开始形成。 [ 注：Derwent Whittlesey：“Haushofer：The Geopoliticans”，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89． ]
惠特里塞的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发表，与今天大家对于德国地略学的认知已有相当的差距。
事实上，要想对德国地略学的著作作一有系统的概述，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因为所谓地略学本是一种集体创作。虽然豪斯霍夫为此学派的创始人，但其思想还是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同时在其所主持的慕尼黑地略学研究所中的同仁也都曾作无名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地略学自然很难形成统一的思想和综合的理论。因此到战后，主要的争议焦点即为能否确定地略学作为一种科学化学科（scientific discipline）的地位。大多数学者对此都表示怀疑，尤其是法国已故战略大师阿洪（Raymond Aron）更毫不客气批评地略学家有过分强调地理因素的趋势，以至于忽视影响国际关系的其他变数；此外，他们又保有严重的思想偏见，以至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 [ 注：Raymond Aron，Parix el guerre les nations（Calmann，1960），Cha．7． ]
其他的学者大致也都认为豪斯霍夫未能证实其表面化的科学论调，而且其想要使地略学变成“国家地理良知”（geographisches Gewissen des St?tes）的雄心也是荒谬的妄想。尽管如此，根据战后所发现的豪斯霍夫与其出版者伏温克（Kurt Vowinckel）之间的来往信件，又可明白显示这位地略大师对其本身努力的科学性质也颇感怀疑。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不愿出版一本地略学教范（manual），并自认其所已进行的研究和所已获致的结果不过只是用来建筑未来理论大厦的奠基石而已。 [ 注：Ciro E．Zoppo and Charles Zorobibe，On Geopolitics：Classical and Nuclear，p．60． ]
这些私下的承认与其公开态度中所表现的自信又成为强烈对比。依照其公开的理论，地略学是一种完全的科学，而所有其他一切的学科都应臣属于其下。地略学把政治放在一种全球性的视界中，使人得以掌握其本质，并给予决策者以学术基础，使其能影响世局的演变。此外，豪斯霍夫又认为地略学也是行动学（praxeology），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尤其具有价值，德国人应以其为基础来学习如何解决自 1918年战败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地略学在思想上有其复杂的来源，最主要的为拉采尔、克杰仑、马汉、麦金德等人的著作，所以，严格说来，豪斯霍夫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创造者而只是一个综合者。他只是把各家学说合而为一，再加上一个新的帽子而已，正因如此，其中也就自然难免有矛盾冲突的存在。现在就分论如下。
（一）拉采尔是第二帝国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大师，也是地理决定论（determinism）的代表人。其在1897年所出版的《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为公认的权威巨著，把当时所有一切的政治地理原则都包括在内。他认为国家是一个生命有机体（living organism），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满足其空间要求（spatial requirements），这也就是所谓“生存空间”（Lebensraum）观念的由来。
（二）克杰仑是地略这个名词的创始人，他对于拉采尔的思想作了若干修正。他认为国家不仅是一种有机体，而且还具有精神意识。克杰仑同意拉采尔的观点，也认为国家发展的最后目的即为权力的获得，但他又指出在追求权力时，国家所使用的手段并非仅限于领土扩张的方式。现代文明和技术也可以用来达到所欲的目的。克杰仑的结论为：“国家权力发展的最后目的是对外获得良好的天然疆界（natural frontiers），对内获得和谐的统一（harmonious unity）。” [ 注：Andrew Gorgy，Geopolitics：The New German Science（California，1944），p．166． ]
（三）马汉与地略学的关系在前章中已经提及，据斯陶兹胡比（Robert Stuausz–Hupe）所说，在豪斯霍夫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其所受马汉的影响，尽管其陆权主义与马汉的海权主义是如此强烈地针锋相对。斯陶兹胡比指出，德国地略学家曾认真地研究海权的历史，其所获的结论为：“岛屿帝国的时代正在没落，而陆权的前途则未可限量。”尽管如此，豪斯霍夫对于马汉又还是佩服备至，认为他是伟大的地略思想家，是引导美国走向伟大途径的先知者，并曾教导美国政治家在思考上应以世界权力和大空间为基础。 [ 注：Robert St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New York，1942），p．246，p．253，p．264． ]
（四）麦金德（Hanford J．Mackinder，1861–1947）在1904年发表其第一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轴》（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那不仅是对马汉海权论的反应，而也是对英国人所发出的警告。他认为当时陆海两权大致处于平衡态势，但向未来看，则权力平衡将日益不利于海权。1919年他又出版《民主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书，这是其思想的代表作，所谓“心脏地区”（Heartland）也是在此书中首次使用。但这个名词又非其首创，而是取自另一位英国地理学家费格里夫（Sir James Fairgrieve）的著作。 [ 注：James Fairgrieve，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London，1915）． ] 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区为欧亚大陆上的一片有天然保护的内陆基地，有巨大潜力可以发展成为重工业大国。以此为基础遂可控制“世界岛”（World Island）。“世界岛”是麦金德所首创的新名词，其意义即为欧亚非三洲的全体。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区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怕外来攻击，只有西面为惟一例外。换言之，只有东欧为惟一能直接攻入该地区的陆上路线。这样也就归纳成为其三句名言：
统治东欧者支配心脏地区；统治心脏地区者支配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支配世界。
麦金德在1919年著书时，所害怕的并非已发生革命的俄国，而是败而未溃的德国。他认为德国很容易复兴，若一旦容许其统治东欧，即将有支配心脏地区的危险，所以他才会向西方国家发出这样的警告。在其提出三句名言之前，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的政治家在和战败的敌人谈判时（指巴黎和会而言），应有一位天使不断地在他们耳边细语着说…… [ 注：Halford J．Mach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orton，1962），p．13． ]
很可惜，大家几乎都只知道麦金德三句名言，而完全不曾注意他这一段含意微妙的引语。
豪斯霍夫的地略学就是把上述的这些观念综合而成的理论。因为这些观念各有其不同的背景和时代，所以，地略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混合的杂拌，而并非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即无核心思想，也无完整架构。概括言之，其主要观念（名词）又可分述如下：
（一）生存空间 此一观念和名词都是拉采尔所首创。不过，豪斯霍夫除接受他的遗产以外，又还在理论上作了两点进一步的引申：（1）由于各国人口成长率不一样，所以对于生存空间的需要也不一样；（2）因此，一个像日耳曼这样活力充沛的青年民族必须扩张。
（二）自然疆界 这是克杰仑所首创的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领土扩张的借口。换言之，根据此种观念，国家有权超越其“政治”（political）或“人为”（artificial）疆界，以来达到其所自认为的“天然”（natural）疆界。天然疆界和生存空间两种观念的结合，遂使纳粹德国有了领土扩张的充分理由。
（三）陆权与海权 豪斯霍夫在这个领域中的全套理论几乎都是完全照抄麦金德的著作，包括“心脏地区”等名词在内，而麦金德的理论原本又是马汉著作所引起的反应。可以说是十分讽刺，麦金德著书的目的，本是警告西方政治家不要忽视德国的潜在威胁，但想不到他的警告对于西方不曾产生任何作用，反而给豪斯霍夫顺手牵羊地用来作为其鼓吹扩张主义的理论根据。（此处应附带说明一点：麦金德本是一位正统的地理学家，而并非所谓“地略家”，但因为他的理论为豪斯霍夫所抄袭，于是许多人也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列入地略家的分类中，真是冤枉。）
（四）自给自足 所谓“自给自足”（autarky）是地略学家所提倡的经济思想。但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此种观念的确只是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幻想。不过，他们又还是别有用心，因为在经济上若以追求自给自足为目的，则也恰好足以构成领土扩张的最佳理由之一。
（五）泛区 所谓“泛区”（pan region）的划分也就是豪斯霍夫理想中的世界新地图，也许只有这一点可以勉强算是他所独创的观念。照他的设计，整个世界应可分为四大泛区：（1）泛美（Pan–America），（2）欧非（Eurafrica），（3）泛俄（Pan–Russia），（4）泛亚（Pan–Asia）。豪斯霍夫对于全球权力结构所希望作成的安排有如下述：（1）德国支配欧非区，也成为世界权力中心；（2）日本支配泛亚区，亦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3）俄国支配泛俄区，并与德国保持合作关系；（4）美国支配泛美区，但对旧世界（世界岛）居于中立和孤立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甚至于在其之后阶段，西方学者对于地略的重要性作了过高的评估。例如斯陶兹胡比曾认为：
地略是说明征服理由和内容的大计划，指导军事战略家采取最容易的路线以来达到征服目标。所以打开希特勒全球心灵的钥匙即为德国的地略。 [ 注：Robert St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p．Ⅶ． ]
这种评估不仅过分夸大而也缺乏证据。
直到1977年，德国的贾可布森教授（H．J．Jacobson）出版了一部研究豪斯霍夫的巨著，于是对于这位慕尼黑地略学派的宗师才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部书名为《豪斯霍夫：生平与著作》（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其生活经历和地略文集，下卷为其信件选集。其中有许多都是比较可信的原始资料。基于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即可以发现豪斯霍夫的思想，以及其在纳粹德国的影响力，与过去所想象和传说的大不相同。
严格说来，豪斯霍夫对于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几乎毫无任何实质的影响作用，而希特勒的战略计划则更和他扯不上任何关系。尽管他提倡德国应扩大其生存空间的理论，但并不赞成希特勒的冒险行动。事实上，豪斯霍夫认为行动必须谨慎，他一再强调扩大生存空间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但又补充着说，在执行时必须不让国家社会的利益受到危害。
豪斯霍夫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与大多数德国人的态度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差异，至于他主张创建一个与日耳曼文明疆界吻合的地区，也正是代表德国人的悠久的民族愿望。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都不满意现状，豪斯霍夫不过是其中之一人而已。他们的共同愿望为突破德国现在所受的束缚，并重建一个符合传统愿望的德意志祖国。
简言之，豪斯霍夫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思想狂热，他也不曾鼓励希特勒的征服雄心，实际上，希特勒也不需要任何鼓励。尤其是他主张德俄合作，那与希特勒强烈的反俄心态完全背道而驰。无可讳言，当希特勒初起时，豪斯霍夫和他是保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这是一种自然趋势，而且他们也的确有志同道合之感。以后希特勒日益得意，而豪斯霍夫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仅沦为御用学者，而其理论也变成纳粹党的宣传工具，这可以说是文人的悲哀，实乃古今常例，令人不胜感慨。
豪斯霍夫的结局更是悲惨。他的儿子亚布里赫特（Albrecht Haushofer）由于涉嫌参加反希特勒的政变而被枪决，他本人则被关入集中营。同盟国胜利后虽获释放，但终因贫病交加，在1946年自杀身亡。假使不是“地略”这个名词仍继续为西方战略思想家所采用（尽管在意义上已有很大的改变），则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豪斯霍夫及其思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