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战略家·第十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俾斯麦
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思想，除极少数的例外，也都是在军事范围之内。严格说来，应称之为军事思想，而并未达到所谓战略思想的境界。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此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不仅已有少数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出现，而且他们在思想上也都已经超出军事的层次而进入大战略的境界。这些文人之中包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在内，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以战略家自居，但我们仍应将他们列入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
作者常对大战略观念作下述的简单解释：大战略的理想是长治久安，大战略家的任务是深谋远虑。必须深谋远虑，始能长治久安。但真正的深谋远虑又谈何容易，所以长治久安也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国历史中，只有周公可以算是第一位可考的大战略家。而在西方近代史中，只有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达到深谋远虑的水准，并接近长治久安的理想。 [ 注：有关大战略的解释和周公的故事，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35–39。 ]
我国孟子曾经说过：“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暗示即令没有强大的权力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也一样能够达到创业建国的目标。反而言之，若缺乏智慧和意志，则即令有很好的权力基础，结果也还是有失败的可能。俾斯麦的一生事业对于上述的观点可以提供极佳的例证。
1861年，威廉一世（Wilhelm Ⅰ，1797–1888）在其兄死后继承普鲁士王位。他是一位标准军人，对一切问题都用军事眼光来衡量。其最重要助手即为军政部长罗恩（von Roon）。不久，他的政策就与崇尚民主自由的国会发生冲突，国王甚至于有被迫退位的危险。罗恩与俾斯麦本为知交，并一向钦佩其性格和理想，现在就想到也许只有俾斯麦才能使普鲁士渡过难关，遂力劝威廉一世任俾斯麦为首相。此时俾斯麦46岁，正在巴黎任外交代表。在两通急电之下，奉召回国。威廉一世与其晤谈后，立即打消退位念头，并决定把国事完全委托给他负责，此为俾斯麦执政的开始。中外历史中常有类似的佳话：俾斯麦很像管仲，而罗恩则不愧为鲍叔。
俾斯麦开始当国时，普鲁士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而且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威胁。但诚如薄富尔在其《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伟大的战略家必须有在一举之下即能将其全部矛盾完全解决的本领。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eager，1967），pp．73–77． ] 俾斯麦对于这一点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示范。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安内与攘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但俾斯麦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二者不但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因为当时日耳曼人所要求的不仅为立宪政体，而且还有民族统一，所以，他就引导民意去追求后者，于是也就无形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简言之，他是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
当国内情况略为安定之后，俾斯麦即开始运用其外交手段来为尔后的战略奠定基础。他的运用极有弹性，因利乘便，不受任何传统思想的牵制。孙子说：“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俾斯麦是否读过《孙子》虽无可考，但其思想与孙子暗合则毫无疑问。他一方面阻止奥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加强与俄国的合作。其整个战略构想是隐忍以待时，藏器以待用。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863年丹麦宣布兼并希里斯维格、何尔斯坦（Shleswig–Helstein）两地区，而不顾这两个公国（Duchy）有其传统的自治权，尤其是后者更具有日耳曼邦联会员国的地位。于是俾斯麦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引诱奥国一同出兵，在1864年向丹麦发动战争，这也是俾斯麦故意制造的第一个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战争，但其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俾斯麦个人在国内政坛上建立了重大的威信，这一战之后，普鲁士国内不再有人敢公开反对他；（2）提高了普鲁士在日耳曼邦联中的地位，造成取奥地利而代之的趋势，终于奠定统一的基础；（3）提高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使其有与其他大国分庭抗礼的资格；（4）坚定了普鲁士军民的求胜意志，使他们愿意在政府领导之下继续前进。
普丹战争对于俾斯麦的大战略只能算是牛刀小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立即开始作下一次战争的准备，新的箭头指向奥国。诚如富勒所云，这次所要进行的战争不是普通意义的侵略战争，也不是征服性的战争，而是一种外交性的战争。毛奇在战后说：“这是一次故意准备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夺取土地，而是要使日耳曼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归于统一。”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Ⅲ，p．96． ]
普奥战争发生于1866年，俾斯麦又是重施故计，在战前即用外交手段使奥国陷于孤立，而毛奇也能顺利地达成速决的目的。和约对于战败国可以说是异常宽大，俾斯麦认为只要奥国不再过问日耳曼统一问题，其他一切都无关重要。由此可以显示其眼光的远大，对于未来有深远的考虑。他知道普奥为兄弟之邦，若能言归于好，则对双方都利莫大焉。为了不损害奥国人的自尊心，俾斯麦坚决反对普军以胜利者姿态在维也纳举行入城式，实可以充分显示政治家的风度。由于俾斯麦的苦心和远见，双方始能化敌为友。普奥战后，奥国不但不存心报复，反而变成普鲁士的忠实盟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
战后，梅因河以北诸邦组成北日耳曼邦联，奉普鲁士为盟主，而该河以南诸邦另组南日耳曼邦联，暂时保持独立的状态，所以到此时为止，俾斯麦统一日耳曼的雄图还只刚刚完成一半。俾斯麦要想完成其大业，必须克服三道难关，而一关比一关更难。第一关是国内的反对势力，第二关是日耳曼邦联内的反对势力，第三关是整个欧洲之内的反对势力。现在他已经过了第二关，所剩下来的是第三关，而这也正是最后和最难的一关。
富勒曾评论如下：
普法战争的主因为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日耳曼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有阻止此种统一的决心，再加上高卢人与条顿人的累世深仇，所以只需星星之火，即可燎原。战争的近因似乎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其终将爆发则为必然之势。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Ⅲ，p．99． ]
俾斯麦在1870年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事件来激怒法国人，刺激其政府不计利害，盲目投入战争。同时，又利用俄奥两国的友好关系，使所有欧洲国家都采取不干涉态度，听任普法两国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并决定不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谈判和约，这样也无异于容许俾斯麦可以完全照他的构想来安排战后问题。
1871年战争胜利结束，日耳曼也终以帝国名义完成了统一。从威廉一世继承王位（1861）到称帝（1871），不过10年而已。此种成就不能说不伟大。诚然，威廉一世气度恢宏，知人善任，不愧为开国明君；罗恩不仅对战争准备功劳极大，而且荐贤更应受上赏；毛奇大器晚成，更充分表现其军事天才；但总揽全局，深谋远虑的人还是俾斯麦。此一伟大成就几乎全是其心灵中的产品。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俾斯麦一生事业的巅峰，但并非其事业的终点。现在先就普法战争结束以前的阶段，对于他在大战略领域中的表现，略作综合讨论如下：
（一）任何战略家都知道战争只是一种手段，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但战争一经发动，往往就会产生其本身的动量，于是手段变成目的，以至于无法控制。所以，发动战争并不难，但能在有利条件之下结束战争则真非易事。俾斯麦三次发动战争，每次都有明确目标，等到目标达到时就立即结束，真是快刀斩乱麻，绝不拖泥带水。若非对大战略有深厚修养，则决不可能如此能发能收，适可而止。
（二）作为大战略家的俾斯麦有一最大特长，就是能够经常保持头脑的冷静，他永远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可以引述如下：“在政治中愤怒绝无地位”，“外交政策必须以实力的研判为基础，而决不可感情用事”，“政策的基础是计算而不是灵感”。他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孙子的教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antheon，1955），对于俾斯麦的名言曾作扼要的引述。 ]
（三）俾斯麦虽有坚定的目标，但行动则保有充分弹性，他完全了解“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道理。他说：“当我们尚未听到上帝在历史中的脚步声时，就只能耐心等待，但一听到之后，就应马上跳起来尝试抓着他的袍角。” [ 注：同上书，p．3。 ] 这与孙子所云：“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比喻实乃不谋而合。当国政者切忌神经紧张，头脑硬化；既不可轻举妄动，又不可坐失良机。
（四）俾斯麦每次发动战争之前，都有周详的准备，尤其善于运用外交手段使敌人陷于孤立地位。他对于时机常有良好的选择，而且还能制造合法的宣战理由，以博取国外舆论的同情。凡此一切都足以证明他深通“伐谋”和“伐交”之道。
（五）俾斯麦善于化敌为友，深知“全国为上”的道理，他每次结束战争时，都尽可能给予战败者以宽大的待遇，这所表示的不是道德而是智慧。李德哈特曾说：“大战略的眼光必须超越战争之外”，俾斯麦对此已作最佳的示范。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1967），p．336． ]
俾斯麦从1871年升任帝国首相，继续执政到1890年为止。这20年之中，他虽然不像前10年那样功名赫赫，但其持盈保泰，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其成就也许应该算是更伟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之发展都必然是盛极而衰。“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刘基语），此乃自然之理。所以，持盈保泰实乃逆天行事，其困难自可想见。俾斯麦能有所成，实属得来不易，不仅令人钦佩而更值得学习。
拿破仑的往事可为殷鉴。当俾斯麦获得伟大成功之后，全欧洲的政治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向柏林，他们都在猜想今后德国将有何种进一步的野心。照常理判断，俾斯麦将像拿破仑一样，继续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直到自然终点为止。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俾斯麦在达到其成功顶点之后，就立即自动放弃进一步扩张其国家权力的意图，而一心只想作保持和平的努力。这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真不容易。因为人都有其心理弱点，胜而不骄，居安思危，若非有极高度的智慧和定力，真是绝难办到。
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为了确定此后国家政策的方向，曾上一封密奏给德皇，指出德国叨天之幸，已完成统一大业，但富强统一的德国又适足以招致全欧的畏忌，今后在行动上一有不慎，即足以促使欧洲诸国群起而攻，于是虽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后矣。所以，俾斯麦决定采取下述两项重要原则：
（一）德国从此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而应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俾斯麦认为德国的地理位置介于东西欧之间，面积狭小，腹背受敌，欲求自保都已很难，何能不明事理，妄自尊大，而居然采取扩张政策，那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更有自取灭亡的危险。
（二）德国不仅本身不应再制造战争，而且还应尽量努力维持欧洲的和平。俾斯麦最善于利用战争来作为政策工具，但他也深明用兵之害，因为兵凶战危，只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必须连战速决，能发能收，否则会遗患无穷。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深知成功得来不易，所以，此后也就更加慎重，决定不再轻言动武，而一心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简言之，他完全了解，“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的中国古训。
俾斯麦知道欧洲实在太小，无论何处出现危机，即足以酿成大祸，真所谓牵一发即可动全身。德国既已统一，今后所求者即为安定，安定对它最为有利。假使欧洲一有战祸发生，德国虽无意参加，但仍然难于置身事外。而原有的权力平衡若被破坏，则未来的发展也就很难预料。
从1871年到1890年，这20年间欧洲国际关系当然不可能静如止水，危机和冲突仍不断发生，但无论如何，俾斯麦不仅从不作混水摸鱼的打算，而且一心只想作居间调解的努力。由于俾斯麦有过人的才能和威望，再加上有德国强大实力为后盾，此种努力经常能获成功，而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而言之，此种和平努力对德国又非毫无利益，它稳定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也就保障了德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更提高了德国作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
《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是19世纪全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报纸，曾作评论如下：
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在行为上能像德国那样明智而谦恭。德国在欧洲政治中的确已经发挥协调和节制作用，并且也经常运用其强大的军事权力来吓阻任何扰乱欧洲和平的企图。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6． ]
普法战争结束时，由于军人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勉强同意兼并法国的亚洛二省。他在晚年曾经后悔着说，那是由于军事考虑，才迫使他犯了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错误。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尽量设法冲淡法国人的仇恨，仍然希望能化敌为友。这位德国首相在战后曾一再向法国政府保证，他会全力支持法国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以使其所获利益足以抵消割让两省的损失而有余。因为有俾斯麦的支持，战败的法国才能在非亚二洲建立其海外殖民帝国。所以，在1883年，法国总统格里维（F．P．Grevy）曾公开宣称他很感谢俾斯麦对法国的恩德。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7． ]
俾斯麦的政策不仅具有以德报怨的道德意识，而且更隐藏着高深的大战略运用。他深知欧洲实在太小，容纳不下两个强国，所以德法之争势难避免。惟一的方法就是引导法国向欧洲以外去求发展，这样就能使其无余力在欧洲来与德国争雄。而且还更有进一步的间接利益：当法国向海外发展，势必难免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英法两国若利害冲突，则无论如何变化对德国均属有利。他们不仅不会联盟来与德国为敌，而且还可能竟相争取德国的友谊和支援。此时，德国再以公正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则更是无往而不利。
俾斯麦虽已想尽方法来安抚法国，但他又知道要想使法国人彻底放弃复仇的观念，那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必须采取恩威并用的战略。换言之，应使法国人明了其实力绝对无法向德国挑战，于是假以时日，此种民族仇恨也许才有逐渐消失的可能。仅凭法国本身的力量，是永远不够资格击败德国，因此，一切关键在于阻止法国建立一个反德同盟。如果有一天法国自认可以获得俄国的援助（也许还加上英国）则战祸将终难幸免。因此，在其执政期间，俾斯麦一直都是用尽心思来维持德俄之间的友好关系，简言之，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为联俄制法。
俾斯麦又深知人都有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所以若遇事顺从沙皇的愿望，则结果反而不能获得俄国的友谊，要想争取俄国的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在东欧的劲敌奥匈帝国加紧勾结。1879年德奥两国签订一项防御同盟，但俾斯麦又同时向俄国示好，并劝告奥国应允许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展，这样就能促使英国与之为敌。因为英国绝对不希望俄国的势力接近苏伊士运河。德奥同盟果然使俄国大感恐慌，于是由于俾斯麦的斡旋，德、奥、俄三国在1881年6月居然在柏林缔结所谓《三帝同盟》。其主要内容有二：（1）三国中任何一国若与第四大国发生战争，则其他两国应守善意中立以使战争局部化。这所指当然不仅为法国，连英国或土耳其也都包括在内；（2）俄国承认奥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另订秘密附约以来规定德俄双方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三帝同盟是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杰作，但可惜只维持了六年。此后，俄国因反对奥国的巴尔干政策而拒绝续约，不过，俄国还是愿意维持其与德国的友善关系，于是双方在1887年签订所谓《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俾斯麦不但不怕奥国反对，反而把条约内容告诉奥国政府以吓阻其轻举妄动。
意大利早已要求加入德奥同盟，于是在1882年终于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罗马尼亚不久也加入，甚至于塞尔维亚也曾一度加入。西班牙国王则亲自向俾斯麦保证，若德法交战，西班牙将帮助德国。俾斯麦似乎意犹未尽，他又促成英、奥、意三国在1887年组成一个地中海同盟，以保证维持此一地区的现状，不久西班牙也加入。若法国尝试吞并摩洛哥，则四国将起而干涉。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是一方面与俄国亲善，另一方面又造成对俄国略有不利的国际形势，以使俄国更珍惜德国的友谊。
19世纪中叶，在欧洲彼此敌对的是德法两国，而在全球上争霸的却是英俄两国。这两大帝国在近东、中亚和远东都已发生权力冲突，俾斯麦对他们之间的争执尽量置身事外，但他却一方面鼓励俄国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求发展，另一方面又与英国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当英国首相获知德奥缔结同盟时，曾说：“这是值得欢迎的好消息。”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常被称为“三国同盟的海权”，而三国同盟则被称为“英国的陆权”。俾斯麦深知德国为地理所限，既不能成为伟大的海权，更不能建立全球帝国。所以在这两方面他宁愿退让，以便既可获致英国的友谊，而又能集中全力来在欧洲建立霸权。
在此种大战略运用之下，英国遂认为三国同盟代表一群爱好和平和已满足的国家，而法俄两国则是国际政治中的捣乱鬼。但俾斯麦又知道英国并不善良，他指出：“仅凭良好的行为来争取英国的友谊，那是过分天真的想法，英国人吃硬不吃软。”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9． ] 当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东（William Gleistone）执政时，对德国态度颇不友善，于是俾斯麦立即还以颜色。他突然一改常态，在东非洲一口气吞并了100万方公里的土地，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吓了一跳。结果英国人马上前倨而后恭，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许俾斯麦在东非洲寻求殖民地的政策还另有深意（那个地区几乎毫无经济价值）。因为德国太子菲特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婿，将来承继大统，则德国也许会有过分亲英而影响德俄友谊的危险。为未雨绸缪起见，俾斯麦可能希望在英德之间保留若干摩擦以作牵制。
以后当英国保守党再度执政时，俾斯麦曾提出缔结英德同盟的建议，他指出这样可使欧洲永保和平，因为面对英德同盟，法国决不敢挑战；而若无法国援助，俄国也决不敢攻击英国。英国外相沙里斯布雷（Lord Robert Salisbury）回答说，他个人深表赞同，但害怕国会通不过。虽然英德同盟未能建立，但在俾斯麦执政期中，英德关系仍继续相当亲善，而由于有英国的牵制，俄国对德国的合作也一直都很重视。
俾斯麦的大战略运用看起来真是非常复杂，但基本原则却极为简单。他只有两大目标：（1）确保德国的安全；（2）维持欧洲的和平。而此二者又互为因果：必须维持欧洲和平始能确保德国安全。俾斯麦所用的手段虽极有弹性，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作为一位大战略家，其最伟大而不可及的成就也许就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史学家对于俾斯麦曾有很多评论，现在择要摘录如下：
英国史学家南格尔（W．J．Langer）在所著《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指出：“以德奥同盟为枢轴，这位伟大的德国首相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中，巩固了其完整的外交战线。俄罗斯熊和不列颠狮都与德意志鹰合作无间，被孤立的只有高卢雄鸡。”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11． ]
19世纪80年代是俾斯麦外交的全盛期，当时他被人尊称为“欧洲的宰相”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外交档案公开发表，英国史学家古奇（C．P．Gooch）在核对了这些资料之后，曾作断语如下：“自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实为欧洲和平的支柱。” [ 注：同上书，p．12。 ]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8年也曾撰文评论俾斯麦（“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他指出：“俾斯麦相信外交政策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必须有冷静的计算。”他又综合评论说：“俾斯麦虽在现状中寻找他的机会，但却从未来的想象中抽取其灵感。” [ 注：Stephen R．Graubard，Kissinger：Portrait of A Mind（Norton，1973）．pp．257–259． ]
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菲特烈三世（Fredrich Ⅲ）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并上尊号为威廉二世。这位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不久就和那位老臣发生冲突。1890年3月，俾斯麦被免职。威廉二世向继任的首相说：“外交并不神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在他亲自接管外交之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把俾斯麦30年来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完全破坏。德国终于变得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最后不免走向败亡的途径。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俾斯麦对后世的贡献是身教而非言教。他并未写出任何有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他的战略思想是用“立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过，他所曾说过的若干至理名言，虽然对其全部思想而言，只是一鳞半爪，但其中所含蓄的高度智慧，仍然值得回味和深思。若采取传统的定义，俾斯麦也许不能算是战略家，但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衡量，则俾斯麦实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楷模。
戴布流克
在19世纪后期值得介绍的第二位文人战略家也是德国人，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他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史学家，一位战略评论家，一位真正的文人。他出身中等阶级，受过正规教育，1873年在波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其博士论文中即可发现他有特殊天才，足以成为伟大学者。从 1874年起，他充任德国皇太孙的私人教师达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有机会了解政治问题，并也使他把注意力转向军事方面。1879年他才回到学术界。1881年始正式受聘于柏林大学，但其所作的第一次讲授（lectures）立即受到学校当局的批评。因为他以“1866年的战役”为题，当局认为他不应谈现代问题，而且也未获讲授军事史的授权。
戴布流克并不气馁，仍坚持其治学方向，不过不再谈现代问题，而把注意力移向较古老的时代。此后也就能与学校当局相安无事，他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史料作有系统的整理，对于许多个别问题发表论文，并指导其学生分别作深入研究。把这些成果综合在一起，他的巨著《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的第一卷终于在 1900年出版。
出版之后，所受到的评论是毁誉参半。古典派的正统史学家对于他所提出的许多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观点，深表不满甚至于严加指责。但一般读者及若干社会领袖人士则备加赞许。这一套书以后陆续出版，直到第七卷为止，但只有前四卷是戴布流克亲自编撰，其余三卷则为后人所续成。现在受世人重视的也只是前四卷而已。其第四卷在1919年才出版，所以前后已历20年之久。
第一卷所讨论的是从波斯战争时代到恺撤时代之间的战争艺术。第二卷是以早期日耳曼人的战争为中心，但也谈到罗马的衰颓，拜占庭的一枝独秀和封建制度的兴起。第三卷几乎是专论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颓，在结论中始述及战术在瑞士布根地战争（Swiss–Burgendian War）中的复兴。第四卷则以所谓“近代”（modern era）为范围，叙述战术方法与战略思想的发展，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
苏联国防部曾将全书译为俄文并在译本序言中这样地介绍：“在此领域中这是空前伟大的著作，不仅所用资料是空前浩繁，而其研究也空前严谨。” [ 注：见戴布流克原著1962年版中由Otto Hainz所写的导言。 ] 其英译本到1975年始出现，译者为美国陆军退役准将云福乐（Walter J．Renfroe）。四大本一共翻译了10年，到1985年才完全出版。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With the Frame 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trans．by Walter J．Renfroe，Jr．（Greenwood，1975–1985），4vols． ] 诚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哈顿多夫（John B．Hattendorf）教授在书评中所云：“这是一项艰巨工作，对于研究军事哲学、理论、历史的学者都能提供重要服务。戴布流克原著已成经典，为认真治学之士所必须阅读，现在能有完全的英译本，当然是一大喜讯。” [ 注：见U．S．Naval War College Review（March/April，19B7）的书评栏，pp．108–109． ]
全书篇幅多达二千余页，所包括的时代也长达二千余年，诚为空前不朽巨著，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所推崇，而后辈也几乎无人敢向其挑战。戴布流克自称他所感兴趣的为概括的观念和趋势，而不是旧有军事史书中所充满的细节。他甚至于坦白地说，有许多细节连他也不了解。他写此书的目的已从书名中表现出来，那就是要在政治史的架构中写一部战争艺术史。在其第四卷的导言中，他对于这一点曾作更详细的解释：
对于战略、战术与国家制度及政策之间关系的认识，足以反映军事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并显示出许多一直隐藏在黑暗中或不为人所认清的事实。这本书不是为战争艺术而写的，而是为世界史而写的。假使军人读此书而有所启发，则我将深感荣幸，但它却是一本为史学界而写的书。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四卷导言。 ]
可笑的是，当时德国史学界对其巨著评价并不高，而在其一生中也始终受到正统派的排挤，将他视力异端。他到1895年才正式升为教授，而且始终不曾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尽管许多成就不如他的人都曾获此荣衔。戴布流克除任教职以外，还同时从事政治性和新闻性的活动。他曾经长期充任普鲁士邦议会和德国国会的议员，并同时充任《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的编辑委员和主编。所以，也就更被人讥为不务正业，而是一位政治学者。事实上，他的杂务都无太多意义，真正能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历史巨著。
德国军事领袖一向强调军事史的研究可以提供有价值启示的观念，尤其在19世纪更已成风气。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历史，毛奇和施利芬更已将军事史的研究视为参谋本部的重要任务。不过，假使历史要能对军人有用，则记录必须精确，但很不幸，过去的事实却又时常受到扭曲和误解。19世纪初期，德国出现了一位大史学家，那就是南克（Leopold von Ranke），他率先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旧史，清除那些神话。戴布流克为南克的再传弟子，他是第一位把科学方法用在战史领域中的学者。这也是他对军事思想的最大贡献，尽管他本人自称其书不是为战争艺术而写的。
过去留下的记载有许多都不可信赖，史学家应如何核对？戴布流克认为虽无成规可循，但随机应变，却有多种方法可用。他把这些方法总称之为“经验判断”（sachkritik），这是他对史学方法的最大贡献，现在就略举数例以来说明其应用。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大军有战士2 641 610人，戴布流克指出以19世纪的德国陆军为例，3万人的一个军在行军时，其纵队长达3公里。以此类推，波斯军的行军纵队应长达420公里，足以显示希罗多德之言不可信。他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分析过去战争的各种不同数字记录，发现古人的话多有夸张不实的趋势，他很幽默地说：
1870年普法战争时，毛奇一共指挥50万大军，他有铁路、道路、电报和参谋本部，但仍然感觉到那是非常艰难的任务。然则艾铁拉（Attila）又如何能率领70万大军，从日耳曼渡过莱茵河直入法兰西呢？ [ 注：Hans Delbrück，Numbers in History（London，1914），p．18． ]
此种数字分析不仅有考古的兴趣，而且也还有实际的价值，因为在实际的现代战争中，数字也同样具有高度重要性。戴布流克曾指出：
1000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执行的运动，对于1万人却可能是一种艰巨任务，对于5万人可能是一种艺术，对于 15万人则会变为不可能。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一卷，p．7。 ]
所以，除非能对数字作精确的计算，否则从过去战役中不能获得任何教训。
戴布流克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过去的“兵棋推演”（war game），使德国参谋本部深感佩服。他对于坎尼会战的研究对施利芬的思想有重大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粗心的读者也许会感觉戴布流克的巨著中只是充满了个别会战的叙述，似乎与其他的战史并无太多区别。但他实别有用心，其所以精密研究会战是为了达到其主要目的。他认为必须研究重要会战，始能对某一时代的战术获得综合了解。所以，重要会战不仅为时代的代表，而且也是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上的里程碑。因此，在其全部著作中，实含有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此种体系又可分为三大方面：（一）战争形态的演变；（二）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三）战争的两种基本形式。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一、战争形态的演变
戴布流克对于古今战争形态演变经过的研究为其在军事思想领域中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认为罗马的强盛是其军事组织的直接后果。罗马兵团充分表现了古代战争艺术的精华。罗马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由于他们有较佳的纪律和较佳的战术。惟一能逃避罗马征服的民族为日耳曼人，因为其政治制度含有内在的纪律，而所用的战斗纵队（Gevierthaufe）也是一种高效率的战术组织。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二卷，p．52。 ]
古代战争艺术的发展随着罗马衰颓而停止，直到文艺复兴时始再出发。15世纪始有以步兵为主体的战术组织出现。战术改组象征军事革命，使封建时代告一结束的主因不是火器的发明，而是战术的改变。戴布流克在其第四卷中详论步兵战术的发展，直到所谓“常备军”（standing army）的时代为止，然后再分析法国革命所带来的战术革命来作为全书的总结。戴布流克对于战争形态演变的研究不仅在其著作中有前后贯通的统一思想，而且同时也能对其思想体系的第二个方面提供解释，那就是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在其思想体系中，这两个方面密不可分。
二、战争与政治的互动
戴布流克认为在历史的每一时代，政治发展与战争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譬如说，同样是重步兵方阵，但在马其顿时代和罗马共和时代的形式会有所不同。罗马人为何在坎尼大败？其主因不是战术弱点，而是政治弱点。这次惨败之后，罗马人始了解统一指挥的必要。于是公元前221年，希皮奥奉派为非洲军总司令，并确定其任期到战争结束时为止。但此种任命又显然违反罗马宪法，并象征共和制度开始衰颓。所以，他作总评如下：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使罗马因此而作了一种内在的转变，于是其军事潜力随之而大增，但同时也改变了其国家的整个性质。 [ 注：见《战争艺术史》原著第一卷，p．933。 ]
在其全部著作中，戴布流克并未另辟专章来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作综合性的讨论。他只是从一个时期进到另一个时期，顺便把纯军事性的发展纳入一般政治背景之中，以说明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并明白指出在某一领域中的改变将会如何必然地在另一领域中引起连锁反应。基于历史的研究，戴布流克不仅发现在每一个时代，战争与政治都经常密切相关，而且也更已认清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必须互相配合。克劳塞维茨早已一再强调“战争是政策的延续”，但其后辈不是忘记了其遗训，就是予以曲解，甚至于主张军事领导可有充分自由，而不受政治约束。戴布流克不仅坚持克劳塞维茨的观念，而更一再强调战争指导和战略计划都必须受国家政策目标的限制。假使战略思想丧失弹性，则即令是最卓越的战术，也都可能导致政治灾难。
三、两种基本战略形成
戴布流克对于战略理论所作的最大贡献还是下述的第三方面。他把军事战略分成两种基本形式（basic forms）。此种理论是其早年研究的结晶，在《战争艺术史》出版之前即已形成。以后他才在该书第一和第四两卷中加以详尽的综述。
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相信战争目的即为歼灭敌军，达到此一目的手段即为会战，而这也是一切战略的终点。他们又常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作断章取义的引述，以来支持其观念。当戴布流克开始研究军事史时，即感觉此种战略思想颇有疑问。他发现历史中有很长久的阶段都与此种思想不合。以后，他又发现克劳塞维茨本人在1827年所写的笔记中曾指出有两种显然不同的战争方法：一种是以歼灭敌军为目的，另一种则为有限战争。在此种战争中，歼灭变为不可能。
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之后，即开始修改其《战争论》，但在尚未能对此两种战争形式完成其理想的深入分析之前，即不幸病逝。所以戴布流克遂以其传人自居，并决心完成其遗志。他称第一种形式为“歼灭战略”（Niederwerfungs strategie，英文为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其惟一目标即为决战，指挥官的主要责任即为评估在某种情况中进行决战的可能性。第二种形式为“消耗战略”（Ermattungs strategie，英文为strategy of exhaustion），有时也可称为“两极战略”（two–pole strategy），因为其与歼灭战略不同之点为它有两个极而前者则只有一个极。歼灭战略的一个极即为会战，而消耗战略的两个极则分别为会战与运动（maneuver），指挥官的决定常徘徊于二者之间。在消耗战略中，会战只是几种达到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中之一种，并不比其他手段更重要。此种战略形式自成一格，既非第一种形式的变体，也非居于次一等的地位。
在历史中的某些时代，由于政治因素的限制或兵力太小，消耗战略遂成为惟一可用的战略形式。指挥官所面临的任务至少是像使用歼灭战略时一样艰巨。因为其所能运用的资源比较有限，所以必须作慎重的选择以寻求最适当的手段。有时他必须尽量保持实力，避免决战，但有时又必须不惜牺牲来作孤注一掷。在过去的名将中，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都是擅长歼灭战略，但也有许多同样伟大的将军则为消耗战略的高手。戴布流克曾列举伯里克利、贝里沙流斯、华伦斯坦、古斯塔夫和菲特烈等人为例。 [ 注：Hans 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Erikles durch die Strategie Friedrichs des Grossen（Berlin，1890），pp．27–28．此书中译名应为《从伯里克利的战略到菲特烈大帝的战略》，戴布流克在此书中对于两种战略形式曾作详尽的分析。 ]
把菲特烈也列入立即引起德国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一向视菲特烈为偶像，并深信菲特烈在拿破仑之前即已使用歼灭战略，同时也更认为歼灭战略是惟一的正确战略。戴布流克立即予以反驳，并指出此种观点对菲特烈实为一种误解。他反问：假使菲特烈是一位歼灭战略家，则他在1741年指挥6万大军，却拒绝攻击总数仅2万5千人的残敌，又应如何解释？他指出如果歼灭战略即为评判将道的惟一标准，则菲特烈就只能算是第三流的将才。菲特烈的真正伟大是基于下述事实：虽然他明知资源有限，不能容许其在所有一切情况中寻求决战，但仍能有效地使用其他的战略原则来赢得战争。
戴布流克虽理直气壮，但并不能说服其批评者，双方笔战达二十余年之久，仍然各说各话，互不相让。那些根据拿破仑和毛奇传统思想训练出来的德国军官们始终无法接受戴布流克的消耗战略观念。因此，也永远不能了解其战略理论的深入意义：历史显示从未有某一种单纯的战略理论能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像战争本身一样，战略与国家政策、国家实力、社会结构，都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 注：Gordon A，Craig，“Delbrück：The Military Historian”，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343． ]
一般说来，思想家的理论往往要到后世才有印证的机会，但戴布流克却是非常少见的幸运者，他的战略理论在其有生之年居然获得一次大规模实验机会。他亲自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也看到其若干观念都不幸而言中。此一事实也可对后世提供重要启示：研究历史并非仅是想要了解过去，而更是想对未来提供先见之明。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布流克是德国惟一的文人战略家，其军事学识的渊博早已为世人所景仰，所以，他也当仁不让，在战争期间对战略问题发表很多评论。其意见是以历史为基础，事后看来都足以令人折服。概括言之，从他眼中看来，这次大战对其理论似乎是自然的印证。 [ 注：戴布流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以后共编成三卷出版，定名为Krieg und Politik（Berlin，1915–1919），中译名为《战争与政治》。 ]
戴布流克虽从历史的研究中发现战略有两种基本形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还是和大家一样，相信歼灭战略合乎时代精神。1914年德国采取歼灭战略，向法国发动攻击，寻求速决的胜利，他也认为那是合理的。他相信法国政治不安定，对其军事准备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他也相信英国不可能建立强大的陆军。他说：“所有一切民族都是历史的孩子，它无法与其过去脱离关系，正好像成人的一切，必然会受到其青年期的影响一样。” [ 注：Hans Delbrück，Krieg und Politik，vol．Ⅰ，p．35． ]
不过，当德军未能速战速决，战局开始演变成为长期堑壕战时，戴布流克立即感觉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尤其是在1916年凡尔登大攻势失败之后，他就更进一步，认为德国统帅部的战略思想有改变之必要。他指出西线情况已经变得和消耗战略时代的情况大致相似，所以菲特烈的战略观念不无参考价值。总之，在西线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决定性会战，德国必须寻求其他的手段以对敌人贯彻其意志。
戴布流克认为当战争发展成为消耗形式时，战争的政治方面也就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德国必须使用政治战略，以减弱英法两国人民的意志。 [ 注：同上书，vol．Ⅱ，p．97。 ] 他始终相信德国陆军是天下无双，但他又说仅凭这一点还是不能保证胜利，而德国的战略弱点则在政治方面。他又以拿破仑为例来向德国领袖们提出警告：那位法国皇帝的压倒性胜利反倒增强了其对手的意志，并替自己最后的失败铺好了路。他的结论为：“愿上帝阻止德国重蹈覆辙。欧洲人有一共同信念，即不向某一单独国家的霸权屈服。” [ 注：同上书，vol．Ⅰ，p．59。 ]
到1916年底，戴布流克即明确地指出，不管军事形势会变得如何有利，德国还是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那也就是所谓歼灭战略的目标。德国今后只可能希望赢得有限战争，或比较有利的和平。换言之，必须改采消耗战略。尽管他一再提出警告，认为德国必须放弃其歼灭战略思想，改以菲特烈大帝为范式，使军事努力与政治计划互相协调，然后始有获致谈判和平的可能。但不幸，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德国当局始终执迷不悟，终于一败涂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改行民主制度。戴布流克曾应政府之聘主持检讨战败原因的工作。他的基本观念依然不变。他坚持说，战略并非抽象的理论，它与政治考虑永不可分。德国之所以输掉这次战争，其主因是忽视了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即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他的结论为：“让我们再回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在考虑任何战略观念时都不能完全不考虑政治目的。” [ 注：“Die Ursachen des Deutschen Zusammenbruches”，in Causes of the German Collapse，ed．，R．H．Lutz（Stanford，1934），p．90． ]
以文人而研究军事，往往是两面不讨好。职业军人和学院同僚都会对他的工作投以怀疑的眼光。前者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后者认为此种研究不属于正统学术范围之内，学者从事此种研究实乃不务正业。即令到今天，这样的认知也仍然存在。所以，戴布流克当年作孤军的奋斗，其远见和勇气都足以令人钦佩。他以毕生精力研究战史，并从战史研究中再产生其战略思想，真可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毫无疑问，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对旧有史料进行精密分析，戴布流克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其治学方法和精神都可为后世的模范，其巨著到今天仍不丧失其权威，对于研究战史、战争、战略的后学仍应列为必读之书。而他所强调战争与政治不可分的观念，在当前的时代也许比他那个时代还更较重要。诚如其所云，战略思想若丧失弹性，忽视政治现实，则结果只会导致灾难。
布罗赫
若与戴布流克作一比较，则布罗赫（Ivan Bloch，1836–1902）更是文人中的文人，常被称为“波兰的银行家”。事实上，他是祖籍犹太的波兰人，而当时波兰为俄国的领土，所以他也应该算是俄国人，他的著作也是用俄文写成。布罗赫不仅只是一位银行家，而更是大企业家，其在俄国的地位可与卡内基（Carnegie）在美国的地位相提并论。他以兴建铁路起家，然后又作大规模的投资，来促进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的大繁荣。所以，在当时他早已是国际知名人士。 [ 注：布罗赫（Bloch）是姓，他的名为“Ivan”，但也称“Jean de”，而波兰人Ryszard kolodziejczyr替他所写的一本新传（1983年华沙出版）又称其为“Jan Blooh”。 ]
布罗赫博学多才，对于俄罗斯帝国的经济问题曾经写过很多的文章，他逐渐了解在一个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中，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他负责为俄国陆军组织铁路运输，使他对于后勤问题有了亲身的经验，同时也更增强了其企图用新方法来研究战争的意愿。于是在其退休之后，组织了一个私人性的研究机构来从事于现代战争的研究。经过了八年的努力，才出版了一本巨著。其书全名《在其技术、经济、政治关系中的未来战争》（The War of the Future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and Political Relations），通常也就简称为《未来战争》。全书共分六卷，其俄文原书出版于 1898年，同一年就有法文译本出版，而德文译本则在1899年出版。何华德认为：
他把一种全新的心灵带入战争的研究，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分析技巧都在此种心灵中合而为一。他的书事实上是第一本现代作业分析（operational analysis）的著作。 [ 注：Michael Howard，“Men Against Fire：Expectations of War in 1914”，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84），p．41． ]
这部书始终没有完全的英译本，只有其中第六卷曾被译为英文，并改名为《是否战争现已不可能？》（Is War Now lmpossible？）。这一卷本是全书的总结，而布罗赫本人又与英国记者斯提德（W．T．Stead）曾有一次访问谈话，也印在书首作为一个导言。事实上，布罗赫的原书中含有许多统计数字、计算、图表等，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反而是英文译本言简意赅，对于布罗赫思想的介绍似乎已经足够。 [ 注：Azar Ga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92），p．110． ] 本书以下的引述和讨论就都是以英译本为依据。 [ 注：Jean de Bloeh，Is War Now Impossible？ 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London，1899）． ]
布罗赫一开始就提出他的结论：大国之间的战争现已不可能，否则只是自杀。他说：“现代军备和社会组织已使战争的进行在经济上变为不可能。” [ 注：同上书，p．Ⅺ。 ] 这可以用数学来证明。现代武器的射程、命中率和射速使所谓“决定性会战”已不再可能出现。步兵已不能上刺刀冲锋，骑兵更不能挥舞其军刀。军队必须挖掘堑壕，圆锹将像步枪一样重要。“战斗将会旷日持久，最后能否获得任何决定性胜利也不免大有疑问。” [ 注：Is War Now Impossible？，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p．ⅩⅩⅧ． ]
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布罗赫并无新的发现。欧洲各国的陆军军官都曾研究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的经验，尤其是自从无烟火药发明以来，也已使他们都承认攻击的困难日益增加。但他们还是继续假定问题的基本性质并无改变。布罗赫对于战争的研究是他们所无法了解而也不愿意了解的。布罗赫几乎从未受过传统的军事教育，所以其思想当然与当时的职业军人格格不入。
对于未来学（futurology）、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作业研究（operation research）、系统分析（system analysis）等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代学问，布罗赫都可以算是一位先知者。他也是第一位把现代科学方法应用到战略研究领域中的人。尽管在数据上和方法上都不免常有错误，但对于未来战争的预测大致都还是相当正确。
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布罗赫知道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但不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军事学者，他对于经济学曾作有系统的研究。因此，也就使他了解，由于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开始，文明已经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所以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也已完全改变。照他看来，那已经不再是一种正面的工具，而变成了负面的工具。
布罗赫说：“当你所要应付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考虑，则高谈过去又还有何用？”他指出过去的国家多少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现有国家之间的互赖关系不仅日益增大，而且更已变成一种必要的生活条件。所以，战争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即为使交战国丧失利用对方产品的一切机会。他又说：“军人的地位正在下降，而企业家的地位则正在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将不再是人类的上诉法庭。”所以，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无异于自杀。认为战争有利可图的旧观念实乃荒谬可笑。战争已经变成一种疯狂的盗匪行为——自己抢自己的家园。于是布罗赫提出其惊人的预言：
战争的未来不是战斗而是饥饿。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社会组织的总崩溃。 [ 注：Is War Now Impossible？，The Future of War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p．ⅩⅦ． ]
在19世纪末能有这样的远见，真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但很讽刺，布罗赫的巨著在当时几乎不曾受到任何重视。既无人称赞，也无人反驳。
从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是欧洲文明的黄金时代。走向专业化的欧洲军人在此阶段中，对于战争理论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成就，但一旦大战爆发，不仅欧洲的文明生活，而且还有此种专业化的战略思想，都同样受到最严酷的考验，结果可以说是无一及格。若不是还有几位文人战略家能别树一帜，则后世对于此一时代的思想遗产将会感到更大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