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军事革命
自16世纪到18世纪，这三个世纪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可以综合地视为一个转型期。欧洲的军事思想制度以及战争形态，在此阶段中，终于完全摆脱中世纪的黑暗阴影而大放光明。在此三个世纪中，17世纪又是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因此也就有其特殊重要性。有人认为欧洲在此阶段曾经发生一次“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假使此说属实，则革命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560年到1660年之间。所谓“军事革命”，其意义又非仅限于新武器或新战术的采用，而是整个战争形式都发生新的改变。概括言之，又可分为下述三方面：
（1）武器方面：火器完全代替了旧有的弓矢或戈矛。
（2）组织方面：职业常备军的出现使佣兵制遭到淘汰。
（3）思想方面：罗马古典范式与16世纪战争经验的融合，因而形成新观念。
从15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火器的广泛使用，要塞工程技术的进步，加上恶劣的交通和后勤的困难，遂使战争形态日益僵化，几乎完全丧失其机动性。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军队都由佣兵组成，他们不仅缺乏战斗精神，而且也不可信赖。所以，战术防御的优势，新型要塞的坚固，佣兵组成的部队，三者结合的结果即为战争会变得旷日持久而无决定性。在这样的军事环境之中，所谓战争艺术当然也会停滞不前，至于抽象的战略观念更是完全缺乏。
但在此同时，由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对于军事思想和制度也开始有人发出改革的呼声，而罗马军制的研究则更成为这些改革家的灵感来源。马基雅维里即为他们之中的杰出领袖，而他的著作也成为新思潮的代表作。这些新古典主义者（neoclassicists）固然常有食古不化，纸上谈兵的毛病，但其所提倡的基本观念还是完全正确的。这又可以分两点：其一为军队必须有纪律，而纪律的来源则为严格的训练和完善的组织；其二为人民应有服兵役的义务。本国部队要比佣兵较可靠也较勇敢善战。第一点很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同，但对第二点则有很多人不表赞同。
当时欧洲诸国的统治者都不大愿意武装其人民，一方面固然是害怕人民造反，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只有有经验的佣兵才能使用相当复杂的武器和战术。事实上，当时已有的民兵在战争中的表现都很不理想，几乎只能算是乌合之众。他们最多只能用来保卫家乡，而不能适应复杂和长期的作战要求。
最早接受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国家不是欧洲大国，而是微小不足道的荷兰，当时称为尼德兰（Netherlands，意为低地）。尼德兰本是西班牙的属地，从1568年发动独立战争，直到1648年始正式获得独立，历时共达80年之久。由于以小敌大，荷兰人必须寻求增强战斗力的途径，所以，也就成为欧洲军事制度改革的发源地。负责推行改革的人为毛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1–1625）。
毛里斯是阿南基纳索王室（House of Orange Nassau）的王子，1588年被指派出任荷兰各省联军总司令，当时他还只有21岁。毛里斯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擅长行政管理，精通战术，不过有人认为他不能算是真正的伟大战略家。他非常谨慎，绝对避免将其兵力置于险地，在20年之中，他只打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尽管如此，他却能够达到其大战略目标，使荷兰获得独立。尤其是他能够完成军事改革，把一群由佣兵和民兵所混合构成的乌合之众，变成有高度纪律和训练的精兵。仅凭此一成就，即足以使他在现代战争的演进过程中居于不朽的地位。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37． ]
毛里斯有一点与亚历山大相类似，两人都有一位大哲学家充任他们的老师。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而毛里斯曾经一度是李普苏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的学生。李普苏斯曾任教于莱登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为当时的名教授（1571–1591）。其传世之作为《政治六书》（Politicorum libri six），出版于1589年。他曾经把一部书送给他的高足。据奥斯特莱赫（Gerhard Oestreich）的判断，这部书实为毛里斯军事改革的理论基础。 [ 注：Gerhard Oestreich，“Justus Lipsius als Theoretiker des neuzeitliehen Machtst?tes”，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1（1956），p．46． ] 假使此种判断正确，则马基雅维里也应与有荣焉。因为李普苏斯非常钦佩马基雅维里，甚至于认为他可以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居于平等的地位。他对于战争和军事的见解也几乎与马基雅维里所见略同。 [ 注：同上书，p．41。 ]
李普苏斯认为战争并非一种不受控制的暴力行动，而是对武力所作的有秩序应用，并基于国家利益，而由称职合法的权威来加以指导。其理想的军官应不具有追求个人名利的动机，而以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自居，尤其不仅应学会如何指挥，而更应学会如何服从。军官尤其应有耐性，通过经常不断的训练，来把他的部下锻炼成为有纪律和有效率的精兵。李普苏斯最后又特别指出，罗马的公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击败数量优势的敌人，其主因即在此。 [ 注：Gehard Oestreich，“Justus Lipsius als Theoretiker des neuzeitlichen Machtst?tes”，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1（1956），pp．66–67． ]
李普苏斯也像马基雅维里一样，对于佣兵制感到深恶痛绝，他又同时认为军人必须有严格的选择和训练，并维持严格的纪律。纪律实为治军之本，诚如韦伯（Max Weber）所云：“造成转变的不是火药而是纪律，仅当有纪律存在时，火药以及一切与其有关的战争技术才会表现出其重要性。” [ 注：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Oxford，1946），p．256． ]
毛里斯的改革计划一方面固然是以罗马兵团为范式，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16世纪的实际经验。虽然其最近的情况曾经证明佣兵之不可信赖，虽然李普苏斯力主采用忠贞的公民军人，但改革者还是被迫必须雇用专业人员。荷兰人本身在海上虽有优异的表现，但陆上的战斗又还是大致委之于从国外召募而来的部队。这并非由于荷兰人不喜欢战斗，事实上在较早的阶段，荷兰的民兵曾有足够优异的战绩。但海军和海洋贸易对于本国人力构成第一优先的要求，所以荷兰当局遂不得不召募一支有纪律的职业野战军。这支兵力的人数并不多，但人员却经过良好的挑选，而且有良好的给养和优厚的薪俸。在此要特别说明一点：此种职业军人与一般所谓佣兵者，其间有一重大差异的存在。佣兵是由佣兵长（condottiere）雇用，职业军人则由政府直接雇用。前者不打仗就不给钱，而后者则必须经常吃粮和发饷。
荷兰新军的特点为有明智的领导，绝对的服从，对单位的忠诚，和经过改进的战术部署。改革的第一步是从减少人数开始。到1600年为止，荷兰野战军很少超过12000人，其中骑兵 2000，步兵10000，外加相当强大的炮兵支援，士兵的大部分都是外籍佣兵。因为全年雇用，准时发饷，这些人也就愿意遵守纪律。部队在平时每天都要接受操练，其目的不仅为熟悉战技，而且也是一种增强内部团结，培养服从指挥习惯的必要手段。把废弛已久的罗马兵团操练模式再度引进军事组织是对近代军事制度的一大贡献。
在荷兰的军队中，不仅训练工作很重，而且低级单位也被准许有较大的独立权限，所以，也就需要数量较多，教育程度较佳的低级军官。因此，毛里斯不仅创办军事学校，而且也成为欧洲军官团（officer corps）的创始人。
毛里斯的军事改革也并非完全无缺点。有人批评他的新军制太僵化，似乎只能适应防御作战，而缺乏赢得会战的战术攻击能力。揆之事实，也非尽然。毛里斯在1600年的新港会战中（Battle of Nieupoort）还是能以少数精兵击败数量占优势的西班牙部队。不过，就整个战略而言，毛里斯所追求者又的确只是有限的目标，即收复七省（Seven Provinces）的领土。同时，他也企图尽量利用阵地战（positional warfare）来达到其目标，而不希望能够击败敌军的主力。他善于利用内线交通来调动其兵力，使其小型陆军能发挥远超过与其数量成比例的打击力。在1589年到1609年之间，他攻占了29座要塞，解救了3次围攻，但只打了1次会战。 [ 注：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 Century（London，Methuen，1937），pp．578–583． ]
新港会战之后，荷兰军事改革的成就引起欧洲诸国的广泛注意。各国有志研究军事学术的青年都纷纷前往荷兰去接受毛里斯的新教育。在这些学生之中有一位瑞典贵族，姓名为狄拉加地（Jacob Delagardie），学成归国之后就做了瑞典王子的老师。这位王子就是以后在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中大显身手的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他在1611年即位为瑞典国王，年仅17岁。 [ 注：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p．57． ]
古斯塔夫（1594–1632）即位之后就决心学习毛里斯在荷兰所已经建立的制度，但又略加修改，以使其部队能有较强的攻击能力。西方军人中能够充分了解结合冲力与火力的价值者，他可能是第一人。他知道如何改进已有的武器，使战术与技术可以获得较佳的配合。有人称他为“近代战争之父”（father of modern war），似乎也非过誉。 [ 注：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McGraw–Hill，1956），p．61． ]
虽然他比较倾向于求战，但古斯塔夫又还像毛里斯一样，其在历史中所获得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在战术和行政两方面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但在战略思想上，他还是不能超越其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其权威在毛里斯之上，古斯塔夫遂能采取规模远较宏伟的计划，不过他仍然是一位谨慎的将军，一位脚踏实地的战略家，经常是步步为营，从不甘冒不必要的危险。当然，其作战地区的地理条件也限制其寻求速决的机会。所以，也像毛里斯一样，古斯塔夫遂被世人认为是一位对阵地战和运动战（maneuver warfare）的提倡者，换言之，也是18世纪战略家的先驱。因为反对此种趋势，克劳塞维茨遂对古斯塔夫加以严苛的批判：他认为古斯塔夫不是一位果敢的征服者，而是一位饱学的指挥官，所以不免过分谨慎，并且太重视“人工化、运动化、系统化的战争形式”。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6． ]
当古斯塔夫在1611年继承王位时，他发现其国家的兵力不仅缺乏良好的组织，而且更是毫无训练和纪律。虽然他自己还只是一个大孩子，所曾接受的军事教育也非常有限，但却能立即认清其军队的缺点，并以军事改革为其首要任务。他立即与波兰休战，并在1613年结束与丹麦之间的战争，以便专心从事内部的改革。到1617年，他才进兵芬兰，并与俄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约。3年之后，其军事力量已大有改进，遂再度入侵波兰，并与土耳其和俄罗斯交战。虽然并未能如其所愿而速战速决，但在长期消耗战中，这位国王对于后勤、机动、骑兵战术、要塞攻守等方面却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战争到1622年中断了两年，然后又继续到1629年始结束。到此时，古斯塔夫不仅已经对于其军事组织作了巨大的改变，而且也已认清正在日耳曼进行的较大型战争对于瑞典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会。
古斯塔夫从1625年即开始建立其兵役制度。首先登记全国18岁到40岁的适龄人口，然后规定10人抽1人服兵役20年，而其余9人则应纳税以提供补给装备。此种制度能产生一支长期服役的国家陆军（national army），总数达4万人，在欧洲可谓首创。不过，此种制度的设计又是以本国防御为主要目的。国外的战争不是一个仅约为150万人的人口基础所能支持的，而佣兵仍然居于重要地位。虽然古斯塔夫认为“国家最好是由其国民来保卫”，同时也形容佣兵是“无信、危险和浪费”，但他的部队大体还是由外籍佣兵所组成。而这也是一种有意安排的政策，因为即令这支兵力受到严重的损失，瑞典军队仍可安然无恙，所以其本土的防卫也就不会受到重大的威胁。通常，他们是保留为战略预备队和负责防守交通线。到 1632年古斯塔夫战死在沙场时，其所指挥的兵力约12万人，其中只有1／10为瑞典人。
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加入三十年战争时，这个战争不仅已经打了12年，而且也早已国际化。他在这次战争中固然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但其战略仍然只是代表那个时代的典型，而并未能超越时代。即令如此，他还是三十年战争中的杰出指挥官。其阵地战与运动战交相为用的战略，加上在适当条件之下敢于冒险寻求会战的决心，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几乎是无人能及。其在行政、战术、作战等方面的表现都极为卓越，而且他在战场上也从未战败。对于后世的名将，他可以算是一个模范，所以无怪乎拿破仑将他列入其所认为“伟大将领”（great generals）的名单之内。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55． ]
蒙丘可利
毛里斯和古斯塔夫对于战略思想的贡献都是通过立功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立言的方式实现的，换言之，他们都是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后世对于他们的思想只能从历史的记录中获致间接的认识，不过，17世纪还是有一位立功立言兼而有之的战略思想家，他就是在下面要介绍的蒙丘可利（Raimondo Montecuecoli，1609–1680）。
蒙丘可利像古斯塔夫一样，同为荷兰改革家的门徒，他们都深信常备军为近代战争的基本要求。不过，在欧洲常备军的演进过程中又有两条不同的独立发展路线。毫无疑问，最受到广泛摹仿的是荷兰模式（Dutch model），不过同时又还有一个“帝国”模式（imperial model）的存在。此种模式起源于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即为当时的奥国）中，有许多人都很羡慕鄂托曼帝国的军事制度并力主采取与其类似的制度。蒙丘可利对于瑞典人（荷兰人的门徒）和土耳其人都有长期战斗经验，所以他终能在其著作中将两条路线合而为一。在近代的早期，这是第一次有人企图从战略、战术、后勤、政治、社会等方面，来对战争现象作综合的研究。于是荷兰、瑞典、土耳其的思想遗产遂经由这一条管道传入18世纪。
今天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几乎已经无人知道蒙丘可利的大名。但在18世纪时，蒙丘可利的大名甚至于要比克劳塞维茨在以后两个世纪中的大名还更响亮。克劳塞维茨的老师沙恩霍斯特非常钦佩蒙丘可利，并认为对于战争性质的研究，他是一位必不可少的导师。 [ 注：Azar Gat，The Orig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13． ]
蒙丘可利出生于1609年，是一个意大利小贵族家庭的子弟，其故乡在奥国统治之下。他的军事生涯始于16岁，行伍出身，到1632年已升到骑兵中校，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他已经是将官。他曾参加多次战斗，负过伤也曾被俘，概括地说，其表现是相当优异。他曾受良好的基本教育，在戎马生活中仍不忘治学。他在战时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完成了其早期的两种著作。由于西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长达30年的惨烈大战告一结束，但对整个欧洲而言，不过是喘一口气而已。战后，他曾转任其他政府要职，但不久又一再重返战场。1663年土耳其军向匈牙利发动大规模攻势，他指挥欧洲联军迎敌。1664年8月在圣哥巴德会战（Battle of St．Goltbard）中击败数量优势的强敌，赢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奥皇升他为中将（lieutenant general），在当时那是陆军中的最高官阶，换言之，其军事生活已经达到最高峰。 [ 注：当时的军制在理论上是假定全军应由国王指挥，所以他才是主将（commanding general），但事实上，他不一定能亲自指挥，所以必须有一副将“leutenant”，这个字的原意本来就是“副”，译成“中”是依照现行军语。 ]
1668年他又奉命负责推动军事改革的工作，但却无法获得官僚体系的合作，结果令他深感失望。他曾感慨地说：“一个钟点可以做完的事，这些人可能要做一年。”他相信国家的惟一保障即为常备军，对于奥国而言，是尤其如此，因为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不像奥国那样四面受敌。他反对把常备军视为一种基干部队（cadre formation），因为长期服役的精兵受过最严格训练之后，就永远不应解散，这样才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可靠工具。新成立的单位既无经验又无纪律，只虚有军队之名，实际上只是乌合之众。但奥国政府不听其忠告，在1679年结束法奥战争之后，即开始解散其军队。于是到1683年（此时蒙丘可利已逝世），土耳其人大举入侵，并围攻维也纳城。此一事实足以证明蒙丘可利确有先见之明。
在法奥战争中（1672–1678），蒙丘可利曾以典型的运动战击败法国的屠云尼（Henri de Turenne）。屠云尼为法国一代名将，并深受拿破仑的敬佩。不过，自从1675年之后，蒙丘可利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不像过去那样成功。当然，其原因很复杂，并不一定就是他的过错，但他却因此而备受批评。最后，终于被解除兵柄。接着他的健康也日趋恶化，到1680年病逝，享年72岁。 [ 注：H．K．Kaufmann，“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Diss．Free University，Berlin，1974），pp．8–20． ]
蒙丘可利长于用兵，居于劣势时仍常能取胜，或至少不败，似乎与拜占庭名将贝里沙流斯颇为相似。他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也长于治军。在其主管奥国军政期间，曾锐意创新，力求改革，但不幸，无法克服奥国政府的官僚惰性。蒙丘可利在战争中的作风又随着其地位而改变。直到1648年，他都是一位冲锋陷阵的骑兵猛将；但当他握有独立指挥权时，其行动也就变得比过去远较慎重。其原因为他深知奥国的常备精兵数量有限（一共只有9团步兵和10团骑兵），而有训练的补充人员又非常难于获致，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会尽量珍惜其兵力。他常因此而受到恶意批评，甚至于被讥笑为懦夫。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中还有进一步的分析。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知蒙丘可利虽能立功，但受客观因素限制，成就并不太大，而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如果不是他同时又能立言，则他的大名也许就更少有机会为后人所知。
蒙丘可利的著作生涯长达30年之久，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40年到1642年，第二阶段为1649年到1654年，第三阶段为1655年到1670年。在第一阶段中，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论战斗》（意大利文原名Sulle battaglie，英译为on Battle）；另一本是《战争论》（Trattato dellaguerra，英译为Treatise on War）。他在第二阶段中完成了一本名为《论军事艺术》（Dellárte militare，英译为On the Art of War）的论文集（compendium），其内容包括数学、后勤、组织、筑城等学问，并对《论战斗》作了一次修正。其最著名的著作完成于1670年，书名为《论在匈牙利对土耳其人的战争》（Della guerra col Turco in Ungheria，英译为 On War Against the Turks in Hungary），而比较更为人知道的是这本书的副名“战争艺术格言”（Aforismi dell’arte bellica，英译为 Aphorism on the Art of War），书中包括其对未来战争的理想在内。
虽然其著作稿本似乎曾在维也纳高层军政人员之间传阅，但在其有生之年并无任何一本书曾公开印刷发行。不过，到 18世纪初期，其最后一种著作，即《战争艺术格言》已经有七种意大利版、两种拉丁版、两种西班牙版、六种法兰西版、一种俄罗斯版、两种日耳曼版，先后问世，其中往往又把他的其他著作也摘要增补在内。仅凭这样多的版本即足以使蒙丘可利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地位受到高度的肯定。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60． ]
蒙丘可利所采取的治学途径（approach）是归纳法。他在其早期著作《战争论》的序文中曾明确指出：
我非常高兴地采取李普苏斯的方法，并且曾经小心地阅读古代史学家的名著以及现代作家的最佳产品。此外，又加上15年来从未间断的军事经验中所导出的许多例证。 [ 注：同上。 ]
蒙丘可利又说：
从古到今有许多有关战争的著作，但他们都很少越过理论的界线。有些人虽曾企图把理论与实践结合成一体，但他们往往不是精而不博，即为博而不精。……若不了解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则也不可能充分了解整体的本身。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20． ]
在其一生之中，蒙丘可利都能保持此种治学途径，所以其思想是一个整体，几乎没有任何内在的矛盾。他认为战争的科学（the science of war），也像所有一切的科学一样，其目的是把经验归纳成为普遍而根本的法则。凭着精密的判断，即能将这些法则应用于特殊的时间和环境，而想把个别的例证纳入到一种概括的观点中去，也必须有这样的判断力。
在其著作中到处都可以发现其对于法则和系统（system）两种观念的重视。蒙丘可利的最高理想是寻求一种普遍范式（universal paradigm），那是各种知识的整合，包括科学、军事、政治都在内。这些知识都是导源于经验，但又都是在天主教义架构之内。蒙丘可利受到其家世的影响，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其一切思想都受到宗教教义的限制和指导。
他相信此种范式若能适当地应用，即能使作战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测，同时更能减低战争的死伤和成本。当然，这是一种过高的理想，曾经有许多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但都不免徒劳无益，蒙丘可利似乎也不例外。结果遂使其思想常有教条主义（dogmatism）的趋势，不免流于陈腐而缺乏创新。尽管如此，在其身后所出版的遗著虽仅包括其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但在从马基雅维里到拿破仑之间的时代中，仍然成为最流行和最畅销的军事书籍。菲特烈、沙恩霍斯特，甚至于拿破仑对于他的书都曾赞誉备至。
蒙丘可利的著作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广泛的接纳，其主因为他是最早把所谓“运动战”的观念付诸实施而又能获得显著成功的人。到18世纪时，此种运动战开始变成一种非常流行的模式。许多欧洲名将都尽量避免会战而希望以持久取胜。因为蒙丘可利得风气之先，遂自然成为大家所崇拜的偶像。尤其是他对屠云尼的战役更是受到极大的赞扬，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虽然克劳塞维茨并非运动战的提倡者，但也不得不承认蒙丘可利在1673年和1675年的行动对于此种形式的作战实为最卓越的例证。 [ 注：Carl von Claus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1984），p．542． ]
但在他自己的时代，蒙丘可利却受到强烈的批评，甚至于有人说他是费宾（Fabius Cunctator）再世，但他并不以为忤。他说：“任何人，都想做指挥官和军事评论家，但良将不应受到这些群众意见的影响。”他更进一步忠告说：“人们的确应该把费宾的事迹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样他们才会懂得在一连串失败之后，必须改变战斗方法并采取消耗战略。”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 in Ungeria” in Ausgewahlte Schriffen，ed．A．Veltze（Vienna，1899），vol．Ⅱ，pp．257–259． ]
但他并非认为消耗即为惟一的战略模式。他本人在有利条件之下，经常还是愿意挺身而斗。他曾经郑重地指出：“那些相信在战争中可以不需要战斗的人完全是自欺，必须经由战斗和会战的途径始能获致决定性的战果。凡不相信这种观念的人则完全是幻想。”尤其是他所强调的是堂堂正正的会战，而并非仅为突袭、伏击等小型战斗。当他在匈牙利指挥对土耳其人的战役时，曾因此而与匈牙利将领发生争执。后者主张用游击战来困扰入侵的土军，蒙丘可利则力持反对意见，认为那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警告说：“假使有人企图依照那种方式来进行战争，则他只是捉风捕影，而没有抓着实体。”但反而言之，正因为会战是如此重要而具有决定性，能够“解决国家与君王之间的争执，结束战争，并使指挥官获得不朽的地位”，所以将军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绝不可掉以轻心。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1 Turco in Ungheria”in Ausgewahlte Schrifteu，ed．A．Veltze（Vienna，1899），vol．Ⅱ，pp．522–523． ]
根据这些引述，可以发现蒙丘可利的思想不仅与克劳塞维茨非常接近，甚至于比后者更较完善。克劳塞维茨只是强调会战之重要，痛斥想不流血而赢得战争为不现实的幻想；但蒙丘可利则能认清战争有两个对立的极（poles）：一为消耗，另一为歼灭。两者并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智将必须根据客观环境来在两极之间作一适当选择或配合。他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提出此种观念的人。但在他之后就很少有人注意此种观念或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直到20世纪初叶，戴布流克才再度注意到这两种战略模式，并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戴布流克的灵感是否来自蒙丘可利虽不可考，但蒙丘可利具有此种超时代的观念则应无疑问。
蒙丘可利学识渊博，其研究范围并非仅限于所谓战争艺术，而是把精神、心理、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包括在内。他对于世界、政治、战争的概括观念与当前国际关系学域中的所谓现实学派非常接近。他相信战争固然是一种罪恶，但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说：“哲学家固然可以辩论在自然中是否有一种永恒战争状态之存在，但政治家不应怀疑两个相互竞争的强国之间不可能有真正和平的存在。不是征服就是被征服，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 注：同上书，pp．450–460。 ]
蒙丘司利又能认清战争有种类和等级之分：有外战或内战，有侵略战或防卫战，甚至于还有用间接手段来进行的战争。他又指出国家可以颠覆，而且若能获致政治解决，则不必使用军事手段。这些思想与当代已故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的“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观念非常类似，尽管两人在时间上相隔三百余年。
蒙丘可利对于战争所下的定义又似乎是克劳塞维茨的先驱。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乃三位一体，其基本变数为人民、军队和政府。蒙丘可利则把战争界定为“使用武力或武器以对抗帝王或人民”。很明显，此一定义已经把克劳塞维茨的三要素都已包括在内。他又把战争艺术界定为“打得好而又能赢的能力”（ability to fight well and to win）。要想获致此种能力则事先又必须有良好准备。于是他重述狄弗齐奥（Gian–Jacopo Trivulzio）曾向法王路易十二世（Louis Ⅻ）所说过的话：“钱，钱，钱，即为战争的神经。”（money，money，and again money is the very nerve of war）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Tranttatodella guerra” in Ausgewahlte schriften，vol．Ⅰ，p．21，p．47． ]
蒙丘可利的许多观念都是以格言的形式出现于其最后一本著作之中，但事实上，往往又是其早期观念的重述。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活动，双方在此种活动中都尝试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损害对方，其目的即为求胜”。不管是何种性质或何种层面的战争，胜利都有赖于“准备”（preparation）、“计划”（plan）和“作战”（operation）。准备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计划应以双方实力的对比、战场情况和一般目标为基础。而在任何环境中，作战都必须符合秘密、迅速、坚定的原则。 [ 注：同上书，p．76，p．89。 ]
蒙丘可利称其所列举的作战格言为“事物的秩序”（order of things），即事理之常。他忠告说：“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慎重考虑，但执行时则必须力求迅速。”尽管他希望算无遗策，但又承认不可能事前对所有一切因素都有周密的计算，所以有某些事必须委之于命运（fortune）。他说：“忧虑过多的人将一无所成，忧虑太少的人是欺骗自己。”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p．253． ]
他理想中的指挥官为体魄健壮，智勇兼备，尤其要有一种“力量”（force）。那包括勇敢、坚忍、精力充沛、决心坚定等在内。似乎也就是马基雅维里所要求的“美德”（virtiu），李普苏斯所称赞的“常态”（Constantia）。他认为指挥的艺术必须从“在战场上，披坚执锐，流汗受冻”的经验中去学习。选择将领不能仅凭虚名，而必须究其实际。他必须有领导才能，并能当机立断。他又认为“战争是国家的生死大事”，所以“帝王和共和国都应给予其指挥官以必要的行动自由，以便他能迅速行动和掌握机会”。从这些言语上看来，即可认清蒙丘可利的思想与孙子真是不谋而合。 [ 注：同上书，p．206。 ]
蒙丘可利在其著作中对于战略、作战、战术三层面不曾作明确的区分，他似乎是认为三者本为不可分的整体。其基本原则即为必须保持“预备队”（reserve），他说：“到最后谁还能握有一支比较完整的兵力则谁就能赢得会战。”在兵力部署上，他采取古斯塔夫所发展的联合兵种（步、骑、炮）系统。他主张先用积极防御来减弱敌军，然后再用主力发动决定性的打击。击败敌军之后必须立即追击，他说：“敌军残部必须彻底予以歼灭。”实际上，这都是至理名言，克劳塞维茨和李德哈特也都有同样的见解。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 guerra col Turco”，p．497． ]
蒙丘可利知道一个人所能指挥的兵力大小有其先天的限制。他深知指挥和后勤两种体系的重要，所以，他很谨慎地建议一支野战军的总人数应以5万人为限，如果人数过多，则在指挥和后勤两方面都会形成难以解决的困难，结果将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当然，其所建议的数字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在今天已无意义，但是重视指挥与后勤在战略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却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并符合现代的新趋势。 [ 注：同上书，p．482。 ]
作为野战指挥官和军事行政家，蒙丘可利虽都有优异表现，但他也许是天性比较谨慎，正如“诸葛一生唯谨慎”，当然也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遂使他未能列入“真正伟大”（truly great）的名单。尽管如此，其将道仍受到沙克斯、菲特烈的推崇，而拿破仑也认为其1673年的战役实为运动战的杰作。 [ 注：H．K，Kaufmann，“Raimondo Montecuccoli”，p．75． ]
不过总结言之，其最大贡献还是在思想方面。蒙丘可利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以思想而论则具有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的风范。他在《论军事艺术》的导言中这样说：
我企图在此精密架构内，研究对皇室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科学，并竭尽全力去发现其基本原理……我又曾研究全部世界史，并敢说我曾发现没有一次著名的军事胜利不合于这些规律。 [ 注：Raimondo Montecuccoli，“Dell’arte militare”，in Ausgewahlte Schriffen，vol．Ⅰ，p．ⅩLⅦ． ]
假使不加说明，我们真可能会以为这是约米尼所说的话。
的确如此，蒙丘可利的治学途径是科学与人文并重，所以，其观念是介乎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甚至于还可以说他们二人各有其偏，但他却比较合乎中庸之道。有人说他是“17世纪后半期的第一位伟大军事思想家”。也有人指出：“蒙丘可利在战争科学领域中的地位正与波丁（Bodin）在政治科学方面，培根（Bacon）在哲学方面的地位相当。”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of Nassau 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tecuccoli” in Makers of Strategy（1986），p．63． ]
这些评价也许不免过高，但蒙丘可利的确是把17世纪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多种新变化综合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再加上前人遗产的精华，而合并传授给了下一个世纪。所以，他在西方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中代表着一个极重要的环节。
范邦
从马基雅维里（1469–1527）的时代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前后约计200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在欧洲几乎未曾间断。当然，其中最大的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但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法王路易十四世（1638年生）在其首相马查南（Jules Mazarin）逝世后即亲理朝政（1661–1715），并开始企图实现其称霸欧洲的雄心。到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特和约（Peace of Utrecht）时，法国虽未能达到其称霸目的，但法国陆军则还是能维持其欧洲第一的地位。
法国陆军对于200年的军事进步构成一种实质代表。此种进步又可分为两大方面。第一，军队的数量迅速增加。1635年法国陆军人数约10万人，但到1668年，增到40万人。其原因是在军事组织中，步兵的需要变得日益巨大。当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1494），其部队中步兵人数仅为骑兵的一倍，到17世纪结束时，增到了5倍。这又与攻城战（siege warfare）变得日益重要的趋势具有密切关系，因为永久要塞（permanent fortifications）的攻防都需要大量步兵。简言之，步兵能执行骑兵所不能担负的任务。
其次，军队不仅人数增多，业务上的分工也日益细密。军队也非完全由战士所组成，还包括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在内。前者有炮兵和工兵，他们负责把科技应用到战争之中，后者则为负责军事行政的文职人员，有许多的进步都应归功于他们。对于此种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大致说来，法国陆军都是居于领先地位。
直到17世纪为止，军事都是由军人包办，政府几乎完全不加干涉，所以，军事缺乏整合的组织，尤其是文人不能管兵。替法国陆军建立文官行政（civil administration）制度基础的人是李希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他也是“军政部”（ministry of war）的创始人。文人管兵的原则也就从此而确立。
在李希留和路易十四世的时代所推行的军事改革又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当时的法国是科学理性主义（scientific rationalism）的主要发源地，其重要的表现为笛卡儿（Descartes）的数学新理性主义（mathematical neorationalism）和巴斯加（Pascal）的几何精神（esprit geometrique）。理性和秩序的崇拜已成一时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科学对于军事的影响遂又不仅限于制度的改革，而更延伸到其他方面。
科学与战争经常保持密切的关系，这已是古已有之的事实。在整个16世纪以及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虽然陆军本身尚未有技术兵种的存在，但已有许多民间科学家（包括意大利、法国、英国人都在内）开始注意到有关战争的科技问题。到 1600年时，大家又开始认清仅凭民间专家的协助还不够，军中最好是应有若干受过科技教育的军官。虽然真正有组织的军事教育是到18世纪才出现，但在17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的优秀军官都已有相当水准的科技知识。
工兵与炮兵之间的竞争最足以表现科技对军事所产生的冲击。在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国炮兵首次使用真正有效的攻城炮（siege cannon），轻松地击毁在意大利境内的城塞，那都是中古时代的建筑，虽有高厚的城墙，但仍不能对抗新式的火炮。于是意大利的工程师立即寻求对策，其结果为设计一种新型的要塞，使其不仅不易为敌人炮火所摧毁，而且还能以交叉火力击退来攻的敌军。此种新型要塞的设计变成一种高深的学问，包括大量的数学和建筑学的知识在内。若干第一流的科学家也都成为这一门应用科学新学域中的专家。甚至于鼎鼎大名的伽利略（Galileo）也曾在巴道（Padua）大学教授要塞工程学。
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深知意大利工程师技术水准的高超，遂不惜重金礼聘，邀请他们来法国工作。到17世纪时，法国在要塞工程学领域中人才辈出，其中有军人也有文人。此种发展又可以从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事著作中充分显示出来。许多以军事技术为主题的书籍都纷纷出版，而其中享有最高威望和最大影响力者即莫过于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元帅的著作。他是路易十四世朝代的伟大军事工程师。他不仅在18世纪享有巨大的权威，甚至于在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此种声誉也仍未显著地降低。 [ 注：Henry Guerlac，“Vauban：The lmpact of Science On Wa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p．64–90． ]
范邦（1633–1707）的出身介乎中等阶级与低级贵族之间。17岁时（1651）即投身军旅，直到73岁逝世之前的几个月内，仍活跃在战场上。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他曾指导将近50次的攻城战，计划一百多座要塞和要港的建筑工程。他的一生事业实在是太长久，而且也多彩多姿，自非本书所能尽述。
当然如众所周知，范邦对于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其本行方面，即攻城术（siege craft）和要塞科学（science of fortification）。其传世之作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Del’ attaque et dela defense des places），曾经再版多次，直到19世纪后期为止，对于研究要塞战的学者而言，仍然还是一本标准教科书。范邦完成了一种要塞几何体系（geometrical system of fortification），并发展出一套高度有效的要塞攻击方法。此种有系统的方法几乎必然能够突破任何防线而毋需大量流血。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p．35． ]
范邦虽享有大名，但其思想遗产就数量而言却非常有限，除上述者以外，就只有两本比较早期的小型著作而已。尤其是对于战略或一般的战争艺术都无任何有系统的言论。但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又还是无可否认。不过，此种影响都是通过间接方式来发挥，包括其自己的以身作则，后人对其功业的追思，以及其门人弟子的阐述。
范邦的思想和著作之所以如此受到尊重，与时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范邦所讨论的主题在18世纪时已经变成战争中的最重要形态。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一直经过整个18世纪，战争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形态，似乎即为一系列的要塞攻防战。在每一个战役中，它也就构成作战的焦点。虽然敌方要塞的陷落并非主要目标，但常为入侵敌国领土的必要准备步骤。在此时代中，发生要塞攻防战的次数比野战的次数多很多。双方对于会战都力求避免，仅当在解救围城或拦阻援军时，才会勉强一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除无条件承认要塞战的战略重要性以外，也就更无其他战略思想之可言。
但又诚如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争理论的发展时所云：“攻城战对于作战的指导，斗智的努力，给予一种最初的一瞥。”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Book Ⅱ，Chap．2，p．133． ] 18世纪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认为攻城战是一种可以扩大的理念。要塞攻防的方法对于行动能提供一种明确而几乎完全几何化的指导。对于此种指导一经完成构想之后，则所需要的就仅为机械化的应用而已。假使攻城战能如此接受理性的指导，其他的战争形式又为何不能？18世纪的思想家所想要寻求的即为此一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