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第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从共和到帝国
罗马（Rome）像希腊一样，其最早的来源已不可考，依照近似神话的传统说法，罗马的建国是在公元前753年，最初采取君主制，到公元前5世纪时始建立共和政体。当希腊已经击败波斯，进入其最伟大的时代时，罗马还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小型城邦国家，正在为其生存而奋斗。但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文明即已盛极而衰，罗马文明则蒸蒸日上，有如旭日东升。到公元前265年，罗马已是意大利的主人，并准备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之兴，古今学者有其各种不同的解释。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列举五点理由：（1）有利的地理情况；（2）善待其同盟国或承认其霸权的国家；（3）从宽给予罗马公民身份；（4）开放双重国籍；（5）在新征服地区建立殖民地。法国学者魏尔（Simone Weil）则另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罗马的成功是得力于恩威并用。罗马的统治好像有糖衣的苦药，有时其残酷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此种对恐怖手段的有计划使用使他国不敢反抗或叛变。魏尔甚至于把罗马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 注：汤因比和魏尔的意见均引自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London，Weidenfield and Nicolson，1966），pp．118–119。 ] 中国历史中也不乏可供对比的事实，例如秦之统一、元之征服，都曾有计划地使用恐怖手段。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第六章及第十二章。 ]
就军事观点而论，罗马的成功可以归之于两大来源：（1）由自由公民所组成的军队有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士气，能够适应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战斗；（2）罗马所特有的军事组织，即所谓“兵团”（legion），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佳军事组织。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遂使罗马无敌于天下。
罗马兵团神勇善战，史有定评，关于其详细的编组和战术，也已有很多的分析，但严格说来，那些知识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只是一种背景而非主题，所以在此不拟细述，而只想说明若干要点。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即为此种组织曾经过长时间的演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尽管在大原则上仍一贯不变。依照传统说法，兵团的首创是在第二次桑尼特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公元前326–公元前304）时，若与希腊方阵比较，罗马兵团的最大优点就是保有高度的弹性。其基本单位名为”maniple”，由120人组成，相当于现在的“连”，其原意为“把”（handful），非常巧合，中国古代也用“把”表示最低单位（排），排长称为“把总”。
这些基本单位（把或连）分成三线，彼此保持间隔，形成一种棋盘式的战斗序列，其优点为所有的兵力可以作弹性的调度，并能进退自如，把重点放在任何方向上。不过，又必须有素质极佳的部队始能运用此种战术体系，所以训练和纪律实为兵团制胜的基础。罗马并非人口众多的国家，但对于人力却能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其动员程度极高，约达自由人口的10％，男性成年人口的30％。此外，由于同盟政策的适当运用，罗马又能利用同盟国人力来组成辅助部队。所以，罗马遂常能以数量
较小的精兵击败人数众多的强敌。
罗马共和时代的大事即为“布匿克战争”（Punic War），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Carthege）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又可分为3次，全部长度达118年之久（公元前264–公元前146）。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Punicus”，意为无耻小人，实际上，迦太基是一个历史比罗马远较悠久的文明古国。约在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移殖到北非海岸上，并于公元前9世纪后期建立“迦太基”，其原意就是“新城”（Kart–hadasht or “New Town”）。迦太基是商业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当罗马统一意大利之后开始进一步向地中海发展时，首当其冲者即为迦太基，于是典型的陆海权争霸战遂随之而展开。
当第一次布匿克战争（First Punic War，公元前264–公元前241）爆发时，迦太基的陆军虽不如罗马，但海军则居于优势，所以迦太基只要能确保地中海的制海权则也就居于不败之地。不过，居于劣势的罗马海军却能奋战不懈，在此阶段中曾经五次重建其舰队，并终于反败为胜。结果到公元前241年双方媾和时，罗马赢得了西西里岛，并掌握了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诚如费利尔所指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性格和气质上有极大的差异。迦太基人毫无理想，一心只想赚钱和享受，而罗马人则坚毅沉着，奋斗到底。 [ 注：Arther Ferril，“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in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edited by Paul Kenned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76． ]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Second Punic War，公元前218–公元前 202）为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精彩的一次。不仅双方的胜负兴亡都决定在这次战争之中，而且双方的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希皮奥（Scipio Africanus）也可说是一时瑜亮，各有千秋。尤其是这次战争的记述是出于波里比亚（Polybius）之笔，并因此而使他获得伟大史学家的名誉和权威。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1，p．311． ]
汉尼拔的生平大家知道的非常有限，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249年，所以当他进军意大利时应该是刚满30岁，真可说是雄姿英发。他被列为西方四大名将中的第二位，也常被尊称为“战略之父”。事实上，他所面临的环境远比亚历山大困难，亚历山大所指挥的是百战精兵，而他所指挥的则为乌合之众，亚历山大所面临的敌人是乌合之众，而他所面对的则为罗马兵团。所以，其成就应更令人佩服，在西方战史中，败军之将而仍能获得后人景仰的就只有汉尼拔和拿破仑二人而已。
汉尼拔有其深远的战略观念，其行动往往出人意料，当其进入意大利后，三次会战使罗马损失超过十万人，并在威望上蒙受极大打击，尤其是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更是名垂千古。此时罗马之所以能幸免崩溃，其原因似可归之于下述五点：（1）罗马的同盟政策发挥团结效力，使其大多数同盟国不受汉尼拔的威胁利诱而背叛罗马；（2）在费宝（Quintus Fabius Maximus）领导之下，采取拖延战法，勉强渡过难关；（3）罗马人发挥无比的耐力，动员一切人力，包括未成年者和奴隶在内，以来迅速补充损失；（4）汉尼拔缺乏攻城装备且实力有限，未能一举攻陷罗马城；（5）罗马仍握有制海权使汉尼拔不能获得足够的增援和补给，以至于战力日益消耗，终成强弩之末。
在此又必须强调说明另一关键因素。罗马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虽有其一切的优点，但又还是有一重要弱点，而也正是坎尼惨败的主因。罗马军团在战时并无固定的指挥官，由两位执政轮流值日，而执政出于民选，是否有军事才能更是大有疑问。诚如施利芬（von Schlieffen）所云，像汉尼拔这样的天才在历史上很罕见，但像法罗（Terentius Varro）那样的庸才则无世无之。因此，若非面对汉尼拔，则仅凭罗马兵团的卓越战斗力，虽由任何庸将指挥也一样能够获胜。不过，罗马又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位能与汉尼拔抗衡的将才，那就是希皮奥。凭借着制海权，他把战争带入北非，终于在具有决定性的查玛会战（Battle of Zama，公元前202）中击败汉尼拔。这场会战结束了第二次布匿克战争，也决定了迦太基的最后命运。再过53年，罗马又发动第三次布匿克战争（Third Punic War，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并终于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从此罗马的称霸也就成为定局。
诚如李维（Livy）所云：“大国不可能长久维持和平，若无外患则必有内忧。” [ 注：引自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1，p．122。 ] 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罗马遂一再发生内战，从权力争夺中终于脱颖而出者即为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但也只是稳定一时，执政不到十年即遇刺身死，于是又再度发生夺权斗争，到公元前27年，其侄孙屋大维（Octavian）终于夺得政权，上尊号为“奥古斯都”（Augustus），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Augustus”的意义为“至高无上”，即中国所谓“至尊”。）
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大致说来可谓国威远振，四海升平，这一段时间长达300年（70–378），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事实上，这又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夸大形容，在此阶段内仍然是内忧外患相继而来，到公元117年，罗马帝国即已盛极而衰。
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是一位拥有“大帝”（the Great）尊称的罗马皇帝，在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他在313年颁发《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使基督教合法化，而其本人也受洗成为教徒。他在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作为帝国的陪都，这也就是东罗马的起点。但他也是第一位大规模引进日耳曼部队的罗马皇帝，并播下罗马沦亡的种子。若用中国历史作一对比，则他与唐玄宗非常类似。唐玄宗大用胡兵胡将，即所谓“（左弓右广）骑”，把府兵制破坏无余，而君士坦丁也是一样，到后来罗马野战军有一半以上都是由“野蛮人”所组成，由重步兵所组成的罗马兵团遂已变成历史陈迹。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378–379。 ]
君士坦丁的功业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很像病人垂危之前的回光返照，此后，这位病人的情况也就日益恶化，只有等待死神的降临。罗马帝国不仅已外强中干，而更是千疮百孔，于是异族从各方面流入这个真空，到公元476年，遂终于宣告死亡。
史学与兵学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幅员跨越欧亚非三洲，其文治武功在西方可谓空前，但就学术思想而言则似不如希腊，并无重大贡献，最多只是承前启后而已。罗马未有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在史学方面虽有波里比亚和李维，但也只是承希腊的余绪。至于兵学方面虽有福隆提纳和维吉夏斯的著作，但并无有体系的完整战略思想。所以比之希腊，至少可以说并无太多进步。
一、波里比亚
严格说来，波里比亚（Polybius，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并非罗马人，不过他却是生活在罗马共和时代的后期，而且所写的也是罗马的历史。他本是马其顿的贵族，自从马其顿在皮德纳（Pydna）之战为罗马所击败后（公元前168），有1000名希腊人被送往意大利接受调查，波里比亚也在名单之内。但很幸运，在罗马他不曾受到任何指控，反而成为小希皮奥（Publius Scipio）的上宾，受到罗马达官贵人的礼遇。他曾陪同小希皮奥到各地视察，亲自勘察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地点，那是70年前的往事。当小希皮奥下令放火焚毁迦太基城时，波里比亚也曾亲耳听到他说：“呵，波里比亚，这是一件大事；但当我一想到有一天可能有某人也会对罗马城下达这同样的命令时，不禁要发抖！”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171． ]
波里比亚博学多才，著作等身，活到82岁始因堕马逝世。罗马其他学者，包括李维在内都深受其影响，但以后其著作遂告佚散，直到15世纪时始再度被发现。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人对他都推崇备至。
波里比亚以修昔底德为模范。他指出其目的是写一本真实的历史，不是想要讨好读者，而是要对历史研究有所贡献。他认为“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想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的确是惟一的方法”。他又强调说：“从真实历史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对实际生活而言是一切教育中的最佳者。” [ 注：Polybius，The Rise of the Rome Empire（London，Penguin Books，1979），ⅠX，20； Ⅰ，1． ]
波里比亚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为事实的搜集，而应以解释为目的。他说：“仅只说明事实虽也许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但对我们却并无裨益。”必须了解因果关系，历史研究始有价值。除解释本身以外，较佳的预测也可能为其结果。至少古今的对比可以比孤立的判断更能使真相大白。（Ⅻ，25；Ⅻ，32）
波里比亚又主张实地考察（field research）和尽量利用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并认为研究必须客观而无偏见。他又指出常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其一是由于无知，其二是由于故意。前者应予以善意的纠正，后者则应加以严厉的谴责。此外，他又警告读者应保持严谨态度，不要为作者大名所误导，而必须注意事实。（Ⅸ，2）
以上所云都是波里比亚所自述的研究方法，今日视之似不足为奇，但2000年前的古人有此高论，则真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治学之道不仅可供后世史学家作为楷模，对于研究国际政治和大战略的学者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
用当前的术语来表达，波里比亚的观念为总体与个体并重，而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互赖与互动。掌握全体（whole）能帮助了解细节（details），反而言之，若先能熟悉若干细节，则又能有助于对全体的综合认识。波里比亚指出意大利和非洲的事务与亚洲和希腊的事务是彼此相连而不可分，而同为一个“有机整体”（an organic whole）的部分。如果忽视了这些相互关系则解释也就不可能完全。（Ⅰ，3）
因此，波里比亚能够认清外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过在其解释中的核心又还是国内因素。他认为：“在所有一切政治情况中，我们都必须了解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仍为国家宪法的形式。”在研讨史事之后，波里比亚指出：罗马宪法对于罗马之终能使其对迦太基的战争胜利结束，并进一步达到支配世界的理想贡献良多。他认为：假使宪法对于政治权力能作正确的分配，则政治单位的内在团结也就会大为增强。以罗马而论，当外来威胁迫使元老院、执政、人民三方面团结一致时，其国力也就能够获得高度的发挥，足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Ⅲ，2）
波里比亚又以往事为例，很感慨地说，对于希腊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团结。他综合地指出：“任何国家若欲自保则必须具有两项基本素质，对敌勇敢，对内和谐。”当风俗、法律、宪法三者都良好时，则无论对内对外也就都可以获得安全。此外，他又提到两点：其一是把国家安全交由佣兵负责非常危险，其二是宗教可以当作一种保持政治团结的工具。这似乎都算是先见之明。（Ⅵ，2）
至于说到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波里比亚在其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中常认为人的因素能发挥决定作用。明智而有远见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常为成败的关键，他引用诗人欧利皮德（Euripides）的话说，“一个聪明的头胜过二十只手”，“正确时机的选择可以控制人类的一切行动，而尤其是战争中的一切行动”。汉尼拔的最大优点就是他能先机制敌。这照我们看来，也正是孙子所云：“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Ⅰ，47；Ⅲ，91）
波里比亚严正地警告不可遇事都归之于天命。他认为应该对因果关系作精密的分析，如果能够发现其因，则对于为何有某种结果也就自能获得合理解释。他指出有某些学者不假思索即将世局的变化归罪于命运或机会，实乃避重就轻。不过，波里比亚又承认有若干事变似乎的确是受机会的影响，姑且不说那就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说：“我们究竟都是人，随时必须考虑有意外（unexpected）发生的可能，而尤其以在战争时为然。”譬如说，在罗马与迦太基争夺西西里的第一次战争中，机会因素曾发挥重大影响作用。所以他的建议为我们应控制所能控制者而承认所不能控制者：
人性经常难免有误，而遭遇某种意外挫折常非受害者的过错，而是运气不佳。但若睁开眼睛犯错误，或由于缺乏判断而吃大亏，则不能责备任何人而只能自责。所以，若由于运气不好而失败，则应对其同情、宽恕和援助；若是由于其愚行而失败，则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予以谴责。（Ⅱ，7）
毫无疑问，用现代术语来表示，波里比亚是属于所谓现实学派。他用船来比喻国家，指出要使船不偏离航道并保持平衡，则船长必须能够行使统一有效的领导。在国际关系中，所谓敌友者完全根据利益来决定，这也正是19世纪后期英国外相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所说的话。他又指出寻求同盟虽为增强安全的一种手段，但国家却不应希望他国能保障其安全，而必须依赖本身的力量以求自保。这又与孙子所云“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如出一辙。最后，他也认为在国际政治和战争中欺诈阴谋都是有所必要，这也正是孙子所云：“兵者诡道也。”（Ⅱ，47）
总结言之，波里比亚的著作中的确蕴藏着太多的战略观念，可以算是一座战略思想的宝山，仍然等待后世学者去发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孙子的思想有很多暗合之处，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波里比亚的著作究竟还是以历史为主，而未能将其精华蒸馏出来，变成一部西方的《孙子》。
二、李维
李维是最著名的罗马史学家，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9年，死于公元17年，对于其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其巨著《罗马史》（History of Rome）共为142卷，写到公元前9年时为止。但不幸现在所存留者仅有35卷。很显然，李维在思想上深受波里比亚的影响，并深信历史是人生的指导。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曾读其书并给予以高度的赞赏。 [ 注：李维《罗马史》的“企鹅版”（Penguin edition）把其遗著分为四部分：（1）罗马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Rome），包括Ⅰ–Ⅴ卷；（2）罗马与意大利（Rome and Italy），包括Ⅵ–Ⅹ卷；（3）汉尼拔战争（The War with Hannibal），包括ⅩⅪ–ⅩⅩⅩ卷；（4）罗马与地中海（Rome and the Mediterranean），包括ⅩⅩⅪ–ⅩⅩⅪⅤ卷。共为35卷。 ]
李维在其书的首章中即说明历史的价值以及其本人决心研究历史的理由：
历史为无限复杂的人类经验之记录，公开陈列可供任何人欣赏。在此种记录中，你可以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找到先例和警告：好事则可视为模范，坏事则应力求避免。（Ⅰ，1）
李维指出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一向被罗马领袖人物视之为主要目标。执政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国家使其不受任何伤害。因此，公民也就有服兵役的义务，当同盟国众叛亲离之时，惟一可靠的即为公民军队（citizen army）。所以，李维特别强调这一点，而反对召募佣兵。（Ⅵ，25）
比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还更早，李维早已预言道德的颓丧将暗中破坏罗马的权力基础。他指出愈有钱则愈贪得无厌，其结果则为骄奢淫逸，无所不为。这样的国家又焉能持久？（Ⅰ，19）
至于说到战争的起因，李维认为战争似乎还是理性选择的产品。国家的高阶会议会对和战的得失利害作一审慎评估，然后才作成其决定。换言之，战争大致都非出于偶然，而是事先经过精密计算，并用来达到某种目的。领土的扩张可能为目的之一，李维对于罗马帝国的强盛是深感与有荣焉，所以认为战争是建立伟大帝国的合法手段。（ⅩⅩⅩⅤ，23）
比起大多数的古代作者，李维最能认清经济是国家权力和军事能力的重要基础。在其书中对于迦太基如何动员其经济能力，以及罗马如何计算其所需要的资源，都曾作相当精密的分析。他又明确指出迦太基虽享有经济优势，但罗马却有较强大的人力。罗马的青年人口不断成长，不仅能补充战争的损失，而且还能扩大兵力的来源。反而言之，迦太基方面无论为城市或乡村，其居民都缺乏尚武精神，所以被迫必须从非洲人口中去召募佣兵，其素质自不能与罗马兵团相提并论。（ⅩⅩⅩⅪ，51）
李维认为基于公共的福利，人民必须服兵役，那是超越一切私人利益之上的。军事单位若欲发挥其效力，则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素质，包括勇敢、纪律、耐力等因素都在内。简言之，他是一位精兵主义者。他又指出军队若欲维持良好的纪律，则对于兵员管理必须严格，待遇必须公平，为将者绝对不可朝令夕改，喜怒无常。（ⅩⅩⅩⅨ，19）
李维在讨论国家立国基础时，认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很重要，高山大河能构成天然防线，有助于国家安全的维护。不过，更重要的还是人力，国家拥有较多的适龄壮丁，人民尚武爱国，则能有较坚忍的抵抗力。简言之，地利与人和必须兼而有之，始能成为强国。（ⅩⅧ，19）
李维也曾分析缔结同盟的问题。同盟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权力，减低外来的威胁，但同盟也是一种陷阱，可能使国家陷入不必要的战争。所以，国家在结盟时应注意两点：其一为战略的协调，其二为资源的汇集。换言之，国际政治与国家权力，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在同盟关系中必须合为一体。李维并不反对战争，甚至于认为战争也不一定是坏事。他假汉尼拔之口说：“战火的煎熬反而可以振奋人心，增强国力。”不过，李维并不否认战争的恐怖，他反对漫无限制的屠杀，并暗示对战争的破坏效力应予以限制。尤其是在战后应放弃报复心态，宽恕被征服的人民。（ⅩⅩⅩⅢ，12）
李维认为在所有一切的战争中，最足以产生强烈影响作用的重要因素有四种：（1）部队的数量；（2）人员的勇气；（3）指挥官的才能；（4）运气（luck）。亚历山大位列古今名将之首，事实上，他不仅才能出众，而且运气也极佳。在李维的全部著作中，“幸运”（fortune）始终被认定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以坎尼之战为例，并提出疑问说，罗马人的惨败是由于天意或命运，又或是由于人谋之不臧？他又说，命运也许可以改变，事实上，所谓名将者就是能掌握其好运，并善于利用意外出现的机会。他引述汉尼拔的话说：“许多天然的难题只要略加思考即可迎刃而解。”谨慎和忍耐为必要的美德，但又必须随时保持准备，把握机会，发动攻势，以达到歼灭敌军的目的。简言之，人类并非完全无能，而是可以凭借努力以实现其理想。（ⅩⅩⅩⅦ，54）
最后，李维也同意其前辈的意见，相信内忧重于外患，国内因素能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他指出国家权力的最后基础是人民而不是任何统治者。人民握有最高的权力，若无人民的支持，则任何政权都会崩溃。“爱国心是建立在人民保护家庭、热爱乡土的心理基础上，必须人同此心，然后国家始能维持其团结。”李维指出罗马的建立最初固然是凭借武力，但长治久安则是有赖于法治。共和政体实为罗马强盛的主因，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不过，他又指出国际环境的改变对于国内情况必然会产生冲击，所以政府与人民都必须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准备。正像一艘船一样，风平浪静时有一套操纵方法，波涛险恶时又应有另一套不同的操纵方法。（ⅩⅩⅩⅨ，6）
三、普鲁塔克
继修昔底德和波里比亚之后，李维可以代表西方古代史学的正宗。而普鲁塔克（Plutarch，45–120）则可谓独树一帜。普鲁塔克是最后一位具有希腊传统的古代史学家。他出生于卡罗尼亚（Chaeronea），曾在雅典研究哲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以后以学人和外交家的身份前往罗马，备受尊重。他与波里比亚和李维有一巨大差异，那就是他所写的不是正统的历史，而是名人传记。换言之，他的研究主题是人而不是事。其传世之作为《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也是西方的第一部传记。 [ 注：Plutarch，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trans．Bernadotte Perrin（London，Oxford，1914）． ]
他的书中所描述和评论的对象为一系列的名人，例如索伦、伯里克利、赖桑德、亚历山大、恺撒等。他的想法与李维相似，深信以古为鉴，可以使救世领袖得以改过迁善。他之所以将希腊与罗马并列，其目的是想显示两种传统之不同，并使后世可以从比较中获致教训。
普鲁塔克有一特殊观点，即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大事，仅凭这一点理由即足以使其书值得深入探讨。用现代术语来表示，他所采取的是一种个人分析水平（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他认为政治家的政策，战略家的战略，都深受其个人性格（personality）的影响，而并非由于国家或国际体系的性质所使然。环境只能提供时空背景，决策和行动的还是个人。
普鲁塔克的书对于世事和思想都不曾作太多的评述，但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仍有相当重大的贡献。因为若无他的记述，则许多古代人物的言行将会无人知道，或至少会缺乏比较可信的资料来源。
普鲁塔克的书令人感觉到他未免过分强调伟大历史人物（great men of history）的能力，但事实上，他还是承认人力自有其限度。他曾指出两点理由：其一是伟人常会遇到强劲的对手，此所谓两雄相克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其二则为命运之不可测，并常能产生决定作用。所以他曾慨乎言之：“命运是如何微妙，人心是如何难测！” [ 注：Plutarch，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s：Nine Greek Lives（London，Penguin Books，1960），p．30． ]
四、福隆提纳
罗马所遗留的军事书籍不多，而与战略思想有关者则更少。在此只拟对两本书作一简略述评。第一本是福隆提纳（Sextus Iunius Frontinus）的《谋略》，第二本是维吉夏斯的《论军事》。
福隆提纳大致生于35年或40年，死于103年。曾任将军和不列颠总督。其书名为Strategemata，这个字的希腊来源为“Strategama”，译成英文即为“Strategems”，其意义即为诡计或阴谋，也就是孙子所谓的“诡道”。诡道仅为战略的手段，而非战略的本体，故译为“谋略”以示与纯正的战略有别。
这本书从古人经验中归纳出战争中所常用的谋略共分为 43项，并逐项加以解释和讨论：
（1）论隐蔽我方的计划。
（2）论发现敌方的计划。
（3）论决定战争的性质。
（4）论领军通过敌军骚扰的地区。
（5）论逃出困难情况。
（6）论行军时的设伏和遇伏。
（7）论如何掩饰我方所缺乏之事物，并如何提供代用品。
（8）论如何迷惑敌人的注意。
（9）论制服军队的叛变。
（10）论如何制止季节不适当的求战。
（11）论如何激起部队的求战热心。
（12）论如何消除凶兆对部队所产生的恐惧。
（13）论选择会战的时间。
（14）论选择会战的地点。
（15）论会战中的兵力部署。
（16）论在敌军中制造恐怖。
（17）论伏击。
（18）论纵敌逃走以免困兽之斗。
（19）论掩饰挫败。
（20）论用坚定以重整士气。
（21）论在战斗成功之后如何结束战争。
（22）论在挫败后如何补充损失。
（23）论如何保证不守信用者的效忠。
（24）论如果指挥官对其现有兵力缺乏信心，则应如何防卫其营地。
（25）论退却。
（26）论奇袭。
（27）论欺骗被围者。
（28）论诱发阴谋。
（29）论用何种手段使敌人感受匮乏。
（30）论如何引诱敌人维持其攻城战。
（31）论分散敌方守军的注意。
（32）论使河川改道和污染水源。
（33）论用恐怖手段打击被围者。
（34）论从意外的地区发动攻击。
（35）论布置陷阱以诱被围守军出击。
（36）论伪装的撤退。
（37）论如何提高我军的警觉。
（38）论通信的收发。
（39）论增援与补给。
（40）论如何掩饰匮乏和制造充实的假象。
（41）论如何应付降敌和逃亡的威胁。
（42）论突击。
（43）论被围守军的坚持。
福隆提纳的书共分三卷（篇），上述1–12项列入第一卷（Book Ⅰ），13–25项列入第二卷（Book Ⅱ），26–43项列入第三卷（Book Ⅲ）。原书本尚有第四卷，因被发现为后人所伪造，遂已被删除。从上述各项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已经达到军事战略的层次，而且也不应完全视之为诡道。 [ 注：Frontinus，Strategermata，trans．Charles E．Benne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0）． ]
五、维吉夏斯
维吉夏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的生平已不太可考。大致是生于公元前4世纪。他在罗马似乎是一位高官，但也有人说他是拜占庭人（此时东西罗马尚未分裂）。他虽非军人，但对军事却有深入研究。其伟大的著作《论军事》（De Re Militari，英译为On Military Matters），据说曾经呈献给罗马皇帝费仑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后者的朝代为371年–392年，当时罗马已在风雨飘摇之中。维吉夏斯怀着文章报国之心，希望其书中建议能被采纳，以使罗马得以重振国威，恢复昔日的光荣。
全书共分五卷（篇）。第一卷论兵员的选择和训练，第二卷论组织，第三卷论战术，第四卷论攻城与筑城，第五卷论海战。从内容上看来，是以战术和技术为主，似未达到战略层面，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仍然隐藏着若干大战略观念而值得注意。尤其是书中有一卷专论海战，这也正是古代惟一以海洋战争为主题的著作。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初期，《论军事》在古代文献中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书。直到19世纪初期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书出版时为止，维吉夏斯的书可能仍为西方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著作。
《论军事》所留下来的手抄稿约有150本，甚至于在印刷术尚未引进之前，即已有英、法和保加利亚译本。在印刷术实际使用的最早阶段中，从1473年到1489年，该书就已经在五个不同的国家中出版。它被列入军事指挥官的必读参考书目的时间可能比任何其他的书都较长。但到今天对它感兴趣的人却已经很少，实可获致的英译本也不完全。 [ 注：Thomas R．Philips ed．，Rools of Strategy（Harrisburg，Pa．，Stackopole，1944）．书中第一章即为《论军事》的英文节译本。 ]
维吉夏斯的书虽然内容很琐碎，所论述的似乎都是一些实用的方法和技巧，但若作一整合的观察即可以发现维吉夏斯在写此书时，内心里始终抱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而那也是其在大战略层面所坚持的原则：
战争中的胜利并非完全依赖数量或勇气，只有技巧和纪律才能保证胜利。罗马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其主因非它，而是连续的训练，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其他各种战争艺术的不断培养。若无这些因素，罗马人又如何能以劣势的数量，击败数量众多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在财富上我们经常不如非洲人，而在欺诈和谋略上也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毫无疑问，在所有一切的艺术和知识上，希腊人也远比我们优越。面对着这些具有各种不同优点的敌人，罗马人的惟一对策即为非常慎重地选择其人员，并给以极高度的训练。他们彻底了解用不断的练习来磨练其部队的重要。他们也不惜用严刑峻法以惩顽劣。
于是维吉夏斯作结论说：“重建古代的纪律绝非不可能，尽管现在已经完全废弃。” [ 注：Thomas R．Philips ed．，Roots of Strategy（Harrisburg，Pa．，Stackopole，1944）．书中第一章即为《论军事》的英文节译本，p．13。 ]
维吉夏斯所提出的选训方法和战术规律，对后世都构成学习的模式，尤其在攻城和筑城的技术方面更可以算是最早的教科书。16世纪的马基雅维里受其影响非常重大，对其著作甚至于有抄袭之嫌。这些事实也许都不太重要，而最重要的是维吉夏斯的确已经揭穿了罗马由盛而衰的谜底。诚如19世纪初叶的约米尼所云：
柔软无力是罗马兵团衰败的主因。那些士兵过去在非洲烈日之下作战，都一点不感到疲倦，现在在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天气之下，反而觉得甲胄太重，所以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 注：约米尼，《战争艺术》中译本，（台北，军事译粹社），p．37。 ]
这也许就是约米尼在读维吉夏斯的书时所发出的感想，这也正是维吉夏斯对后世所发出的警告。
帝国大战略
从立功的观点来看，至少也有几位重要人物应该列入战略思想史的范畴。第一位当然是号称“战略之父”的汉尼拔。汉尼拔并无任何著作，不过其在战争中所做的决定又还是能够显示他有非常卓越的战略头脑。常有人认为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之后未能直趋罗马是一重大错误，假使换了亚历山大，则罗马也许就早已沦陷。据说他的骑将马哈巴（Maharbal）曾力劝他进攻罗马而他不听，于是马哈巴怒吼着说：“的确是这样，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天才都赐与同一个人，汉尼拔呀，你知道如何获致胜利，但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李维也评论说：“大家都相信那一天的迟误救了这座城市和这个帝国。”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123． ]
戴布流克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坎尼会战后直趋罗马并不能达到汉尼拔的目的，若攻城不克则反而足以抵消胜利的心理效果。假使马哈巴真有那样一段话，则足以证明他只是一员勇将而非战略家。汉尼拔颇能知彼知己，从开始发动战争之日起，就早已知道不可能完全征服罗马，也不可能毁其巨强地位。他所能希望的仅为用消耗手段来迫使罗马人同意和谈。所以，战略变成了政治，而政治也变成了战略。他一方面动摇罗马的决心，另一方面破坏其同盟国的团结。事实上，其大战略并非不曾获得相当的成功。其所以最后终于失败，的确是诚如波里比亚所云，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仍为国家的宪法。罗马全国一心，而迦太基则始终未能动员其全力。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p．337． ]
当汉尼拔纵横无敌之时，罗马方面惟一能够应付危局的人即为费宾，其所采取的战略为使用游击战以消耗汉尼拔的有限人力，并迟滞其行动，因此也就使他获得“Cunctator”（the Delayer，迟滞者）的美名。李德哈特认为此种所谓“费宾战略”（Fabian strategy），与希腊时代的“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属于同一类型。严格说来，是一种以消耗敌方意志为目的的大战略。事实上，坎尼会战后，双方所继续使用的都是消耗战略，不过消耗又是一种两面开锋（two–edged）的武器，即令能作巧妙的运用，但对于使用者本身也还是会构成伤害。因此，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还是意志和实力。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p．31，p．46． ]
当双方相持不下，形成僵局之后，直到希皮奥登场始有转机出现。依照李德哈特的分析，希皮奥的战略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极深远的间接性，他不从正面向汉尼拔挑战，而深入其后方以彻底毁灭其权力基础。此种间接路线终于迫使汉尼拔不得不返回北非，并在反客为主的不利条件之下接受最后的决战。若以中国历史为对比，则也正是孙膑在“桂陵之战”（公元前 354年）中所用的“围魏救赵”之计。 [ 注：同上书，pp．49–53。 ]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把世界给予罗马，而内战又终于把罗马给予恺撒。恺撒固然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齐名，被列为西方四大名将中的第三位，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他似乎是有愧于此种头衔。李德哈特认为恺撒所常犯的错误是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目标上，而忽视了其较深远的目的。所以就战略而言，他是瑜瑕互见。李德哈特又指出恺撒的间接路线似乎太狭窄，而且缺乏奇袭效果。 [ 注：同上书，p．57。 ]
也许比之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恺撒还是有一特点，那就是他既能立功又能立言。他曾经留有著作，书名为War Commentaries：De Bello Gallico and De Bello Civili，主要内容为述评其本人在平定高卢和内战期间的战绩。事实上，那似乎是一种故意设计的宣传品，其目的是想要增强其威望并争取人民的支持。因此就战略思想而言，似乎并无太多的价值。
随着恺撒的死亡，内战的结束，罗马进入新的帝国时代。作为一位战略家，对奥古斯都的评价应高于恺撒。他不仅赢得胜利而且也赢得和平。在他建立帝国之后，地中海世界的确曾经享有一段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定。奥古斯都的大战略是以持盈保泰为目的，不过若说罗马帝国已采取守势（went on the defensive）则又非尽然，因为罗马已无假想敌。罗马只是不再扩张而已，其原因可分三点：（1）奥古斯都需要和平以便专心重建其帝国；（2）长期内战之后，人民对战争都已厌倦；（3）再继续扩张并不能使罗马获得利益，而只是徒然增加负荷。自从公元9年在条顿布格森林（Teutoburger Wald）惨遭战败，三个罗马兵团被日耳曼人所击碎之后，奥古斯都即决心以莱茵河为帝国的北面疆界，而放弃一切征服日耳曼的计划。此种持盈保泰的大战略看起来似乎很平凡，但要彻底执行则并不容易，因为当国者必须有无比的耐力，拒绝一切的挑拨或诱惑，而不轻启战端。
鲁瓦克（Edward Luttwak）在当前美国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作者，其所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曾被人称为20世纪有关罗马历史的最佳著作。鲁瓦克认为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的成功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成就，其真正的原因是大战略的运用适当。简言之，罗马在大战略领域中有其卓越的理念和传统，有其优良的方法和人才。自从布匿克战争之后，罗马人就逐渐学会了“全国为上，不战而胜”的真理。 [ 注：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to the Third（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
鲁瓦克又认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是一种弹性的边防部署，因为此时罗马还是一个尚在扩张中的霸权，所以采取进可攻而退可守的战略。第二阶段开始建立固定的边防系统，鲁瓦克形容其为“预防安全”（preclusive security）。他对于此种观念发出强烈批评，并暗示那是代表一种“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心态，尤其是并无中央预备队（central reserve）的设置。到第三阶段才又改采“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的新系统，鲁瓦克在其书中对于此种体系曾作详尽的分析，并予以高度的肯定。事实上，这也是其书的主要部分。
概括地说，鲁瓦克的大战略观念以及所作的分段都大致合理，但很讽刺，在时代背景上却犯了一个大错。他的书名明白显示其所论的时段为公元1世纪到公元3世纪。但他所详论和深赞的系统却是公元3世纪之后的产品，遂不免令人有文不对题之感。实际上到罗马帝国的晚期，古文明世界的整个西半部都已落入野蛮人之手，所谓“纵深防御”者，并未能发挥鲁瓦克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的效力。
事实上，当罗马第一位皇帝崩殂时，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北疆防线即已相当固定，但又并非像鲁瓦克所云，那是代表一种“马奇诺”心态。在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中，罗马帝国的北疆战略部署并非“预防安全”系统而正是一种“纵深防御”系统。不过，它又不是帝国后期所采取的“内向纵深”（interior depth），而是一种“外向纵深”（exterior depth）。简言之，罗马人并非把他们的防线当做其边疆的前缘，准备在其后方作战；而是把它当做底线（baseline），用它作为跃出的跳板。罗马兵团并不准备固守防线，而是随时都准备出击。当他们一发现有威胁可能出现时，就立即出塞发动猛烈攻击以毁灭敌军的主力，而不让它有犯边的机会。所以，他们是以战术攻势来执行战略守势。此种大战略之所以能有效，其关键即为罗马兵团经常享有战术优势，能以少胜多。
当帝国全盛时，周围疆界长达6000里（亦说万里），罗马焉有那样多的人力来防守？事实上，并非如此单纯，所谓边防者自有轻重缓急之分，最重要者即为北疆，因为若被突破即足以威胁帝国的生命。所以，罗马兵团的总数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部署在这一条从不列颠到黑海的主要防线上。
所谓“罗马和平”能够真正维持和平的时间实在非常有限，到公元2世纪中期，异族入侵的次数也就日益频繁，使帝国的人力和财力都开始吃紧。公元3世纪在帝国历史上可算是最黑暗的时代，50年间（235–284）一共换了二十多位皇帝，其中只有两位是善终。在此世纪中所见者为中央政权的瘫痪，边疆防线的破裂，帝国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帝国既已危在旦夕，自然也就没有所谓大战略之可言。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有一致命弱点，即根本没有正常的继承制度，又由于奥古斯都创立所谓“御林军”（Praetorian Guard），使本来是想用来保护皇室安全的军队，终于变成“黄袍加身”的工具。此种情况与中国唐代后期以及五代时的现象几乎如出一辙，真是所谓“易君如置棋”。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五编，第三十章。 ]
到公元3世纪接近尾声时，幸有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和君士坦丁两帝先后在位，才使帝国暂时得以苟安。究竟是由谁首创新的大战略，即鲁瓦克所谓的第三阶段和纵深防御，曾有相当争论。鲁瓦克似乎相信为前者，实际上，戴克里先并未改变传统的战略，对改变直接负责者为君士坦丁。最大的改变即为中央预备队的设置。那是一支大型机动兵力，由边防军中所抽调的单位来组成，总数在10万人以上。5世纪的罗马史学家左希莫斯（Zosimus）以及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吉朋都认为君士坦丁的政策败坏了军中纪律，并撒下了帝国败亡的种子。但蒙森（Mommsen）和鲁瓦克以及很多其他的人则认为新的系统比较符合现实，而就理论来说也比较合理。
不过，此种纵深防御又确有许多弱点，其最严重的后果即为中央预备队变成了精锐部队，而边防军的素质和数量则日益减弱，在国防政策中降居次等的地位。于是异族也就易于突破防线，使内地变成战场，居民饱受蹂躏之苦，而预备队则必须到处驰援，穷于应付。此种现象与中国宋代亦复类似。宋朝是把较优秀的人员都编入“禁军”（即中央预备队），而把次等人力纳入“厢军”（即地方部队）。事实上厢军根本无作战能力，结果只要边区有警，即必须出动禁军。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402。 ] 不过宋代的禁军至少还不会造反，因为它不含有异族。所以，罗马后期的情形是兼有中国唐宋两代的军事弊端，而这也正是鲁瓦克等人所称赞的大战略。 [ 注：对于鲁瓦克的批评可参看Arthur Ferril，“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见本书34页注①）。 ]
不过，若把罗马衰亡的一切责任都归之于军事组织，则又非持平之论。事实上，罗马之亡并非由于外来的征服，而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诚如中国韩非子所云：“木之折也必通蠢，墙之坏也必通隙”，此之谓“亡征”。已有亡征的国家再遭遇到外来的强烈打击，就正像朽木隙墙一样，鲜有不崩溃者。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170。 ]
罗马也像希腊一样，在其历史过程中，海权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罗马本是以陆权起家，直到其已经统一意大利半岛，开始向地中海求发展时，才开始与海洋接触。当布匿克战争初起时，迦太基享有强大的海权优势，双方形成典型的陆海对抗。但在第一次布匿克战争中，迦太基似乎完全忽视罗马海军所具有的潜力，其结果为不仅输掉西西里岛，而且也永远丧失把西地中海变成迦太基湖的机会。到第二次布匿克战争，罗马已经是一个羽翼已丰的海权强国，其制海权不仅始终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且也终于导致迦太基的最后失败，尽管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上曾经赢得多次作战性和战术性的成功。
若从时间的观点来看，第二次布匿克战争真可以算是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实际上它前后共包括六个不同的战争：（1）在意大利半岛上对抗汉尼拔的战争长达16年；（2）在西班牙的战争长达12年；（3）对马其顿的战争长达9年；（4）在西西里岛上的战争长达4年；（5）在意大利北部对抗汉尼拔之弟马哥（Mago）的战争长达3年；（6）希皮奥在非洲的战争长达2年。罗马之所以能够应付全局，并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实应归功于制海权。此一结论以后也就成为马汉（Alfred T．Mahan）的灵感源头。 [ 注：Colin S．Gray，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13． ]
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取得帝位，实应归功于他在艾克提门（Actium）海战中所赢得的决定性胜利（公元前31）。他即位之后即开始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帝国舰队，除地中海以外，还能在英吉利海峡和黑海，以及莱茵、多瑙两大河上确保水域的安全。以后，虽然帝国北疆边患频繁，但海洋方面则大致都能平安无事，这还是应该归功于海权的适当运用。不过，罗马始终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所以似乎不曾了解海权与贸易的关系，而且也未能利用海权来增进国家财富和社会繁荣。奥古斯都所创建的帝国海军维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即由于节约的理由而受到裁减，到3世纪时已经销声匿迹，从此罗马也就不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 [ 注：Richard A．Priston，Men in Arms（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56），p．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