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坎尼模式·第十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略有战争史知识的人几乎无一不知“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8月2日，迦太基(Carthage)名将汉尼拔(Hannibal)在此大败罗马军，赢得惊人的胜利。这一战也使汉尼拔名垂青史，被后世尊为“战略之父”(the father of strategy)。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次发生在2000余年前的会战保有相当完整的历史记录，而在20世纪初叶又曾受到非常详尽的研究。于是“坎尼”也就变成一种“模式”。究竟“坎尼”之战是怎样打的，是否构成一种特定模式？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准备分四段来进行分析。
首先根据历史记录简述坎尼会战的经过，并检讨其胜败的因果关系。其次说明德国战争史大师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tick)和曾任参谋总长的施利芬元帅对坎尼会战的研究，以及坎尼模式的由来。然后在我国历史中指出两个与“坎尼”非常类似的伟大会战，那就是楚汉相争时的“垓下会战”以及对日抗战时的“湘西会战”。最后，再以战略观点来评论这一模式的真正含义。
布匿战争
西方历史上所谓的“布匿战争(Punic War)”，实际上即为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之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尼西亚斯(Punicus)”，其意义就是无耻小人，布匿战争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这两个位置在地中海对岸上的国家，从地略学的观点来看，是天生的劲敌。它们之间从公元前268年开始发生战争，一直到公元前146年才完全结束。在此百余年间，战争又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8－前241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9－前202年)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
这三大阶段又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最为重要，不仅双方的胜负是决定在这个阶段，而且由于汉尼拔的出现，更使这次战争增添了不少惊奇和刺激。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地中海和其中岛屿为战场，双方缠斗达27年之久。最后，虽然是罗马略占优势，但迦太基并未完全失败。于是双方同意签订和约，以便养精蓄锐，再来决战。战后，迦太基的主将哈米尔卡(Hamilcar)，也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决定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从北非越过赫丘里支柱(Pillars of Hercules)，即今之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Iberia)，即今之西班牙。然后再以此为基地，从陆路进攻意大利北部，直捣罗马的心脏地区。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战略计划，但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执行。哈米尔卡于公元前236年前往西班牙，直到公元前217年，始由他的儿子率领大军，越过重重障碍进入意大利北部。这里所谓“大军”实在是一个不太恰当的形容词，因为他的兵力数量实在很有限，而且素质也不佳，完全由佣兵组成，是一支真正的杂牌部队。
迦太基是一个富国，其人民以经商和务农为本，从不愿服兵役，所以只能采取募兵制。其军事人力的来源就是出自许多不同的半文明部落。汉尼拔全军中具有迦太基公民资格的人也许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人员都分别来自非洲和南欧各地。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各单位所用的武器和战术也各不相同。其中最优秀的部队为非洲人组成的重步兵和纽米地亚(Numidia)部落提供的骑兵。
数量方面很难考证。古代史学家对于数量的记载往往不免流于夸大，而且各家的记载也时常彼此不同。有人说汉尼拔在渡过罗讷河(Rhone)时，兵力为步兵5万人，骑兵9000人，但到进入高卢(Cisalpine Gaul)平原时，只剩下步兵2万人，骑兵6000人。罗马史学家波里比奥斯(Polybius)认为，当汉尼拔在特雷比亚(Trebbia)河岸上与罗马军接触时，其兵力为步兵2.8万人，骑兵1万人。虽然数字很不精确，但汉尼拔经常居于数量劣势，则似可认定。
若与迦太基做一对比，则罗马的军事组织可以说要好许多。罗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其公民以服兵役为荣，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军的主力就是由公民组成。所谓“罗马兵团”(Legion)是西方古代史中最优秀的战斗单位，通常是由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组成。罗马的重步兵不仅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且也采取标准化的战术，几乎无须指挥，即能适度而弹性地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罗马的同盟国有义务提供一定限额的兵员，通常总是一个罗马兵团配一个同盟兵团，但后者的战斗力较差。罗马的骑兵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素质也不如步兵。罗马经常依赖同盟国提供骑兵，其组织和战术也常听任其单位指挥官各自为政。
假使要问罗马的军事组织有什么缺点，则其缺点不是在组织本身而是在军事思想方面。罗马人把战争视为一种纯机械化的行动，全凭勇敢、纪律和操练来取胜。罗马没有专业性的高级指挥官。每一个公民都自以为能胜任此种职务。罗马元老院每年选举两位执政(Consul)，他们在战时也就是野战军的总指挥，假使两人同在军中，则隔日轮流指挥。这可能即为他们屡次败在汉尼拔手下的主因。
坎尼会战
汉尼拔在进入意大利北部之后，即接连在三次会战中击败罗马军，那分别是公元前217年11月的提希纳斯河(Ticinus)会战，同年12月的特雷比亚河会战，以及次年4月的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o)会战。罗马军每次损失都很惨重，而他的损失则很轻微。同时，他不仅因粮于敌，而且还能就地补充其兵力，所以他的确是胜敌而益强。
连续的惨败，在罗马城内已经造成严重政治危机，于是元老院决定推举一位独裁者统率全军并享有绝对权威。被选中者为费边(Fabius)。费边深知汉尼拔在屡胜之余享有战略优势，决心忍耐，采取持久战略，以争取时间和恢复元气。这种战略后世称之为“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他本人也因此获得“拖延者(cunctator)”的绰号。
费边虽然能暂时稳住局势，但不能反败为胜，所以没等多久，他的战略即已引起普遍的不满，于是罗马人遂又恢复他们的老办法，另行选举两位执政来指挥战争。到公元前216年，新当选的罗马执政为包拉斯(Paulus)和法罗(Varro)。前者是贵族，后者是平民，其性格的差异恰如其背景。
6月初，汉尼拔为补给问题进攻坎尼城，罗马军也随后赶到，于是名留青史的大会战遂展开序幕。包拉斯知道汉尼拔有优势的骑兵，而当地地形平坦特别宜于骑兵的驰骋，即力主慎重，但法罗则有“灭此朝食”的豪情，一心求战。同时，所有罗马官兵也都渴望一战，并怒斥包拉斯为懦夫。
8月2日，是由法罗轮值指挥之日。他在拂晓时，只留下少数兵力留守营地，自己率领大军进入战斗位置，其面向南方，在奥费达斯河(Aufidus)左岸的附近。这一切部署似乎都在汉尼拔意料之内，也许是他有很好的情报组织之故，他早已把军队调到左岸的一个河湾内，使其全军面向北方并背水作阵。历史学家对于战场的位置究竟在河的哪一边仍有许多争论。不过，根据记载来印证，似乎还是左岸比较合理。
双方的兵力数量也无确实的数字，古代资料来源意见不但不一致，而且前后常有矛盾。不过，很明显，罗马方面是居于优势。大致估计，罗马军总数为8.6万人，其中6000为骑兵。有1万人留守营地，致实际参战人数约为7.6万人。8万步兵可能分组为16个兵团，每个兵团约5000人，这些兵团是罗马军和同盟军各一半。迦太基方面共约5万人(留守营地者约5000人)，其中有1万人为骑兵。所以，其总数虽少于罗马军，但骑兵却占优势。
汉尼拔对会战有充分的准备，其计划能发挥以寡击众的功效。他以轻步兵为前哨，中央正面上为伊比利亚步兵，两翼为非洲步兵，这也是他的精兵。在两翼顶点上由其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率领的伊比利亚和高卢骑兵居左，纽米地亚骑兵居右，后者人数虽仅有2500人，但却剽悍善战为全军之冠。把阵势摆好之后，汉尼拔遂命令其中央部分的步兵前进，使战线成为向前凸出的弧形，他本人则位于部队的中央，以便能控制全局。
坎尼会战图 第一阶段
罗马军也是以轻装步兵为前导，后面就是其惯用的三线战斗序列，全由重步兵组成。右翼为罗马骑兵，左翼为同盟骑兵。后者虽数量较多但战斗力却较差。当法罗看到迦太基军列阵在河湾之内，并使其左翼以河岸为依托而可获相当掩护时，也决定改变其兵团所惯用的队形。他把各营的正面缩短，纵深加长，同时缩小各营之间的间隔，其目的为加重步兵攻击时的冲力，希望一举突破对方的战线。但这也使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靠得太近，使他们丧失原有的弹性。尤其是部队对于这种从未用过的新式队形，自然感到难以适应。(参看附图)
法罗列阵完毕后即命令其全军前进，战斗于是展开，双方主力逐渐接近时，前哨兵力都从战线空隙中退往后方，让出空间好让双方步兵主力决战。当罗马兵团以全力向迦太基军正面中央部分直冲而来时，后者且战且走，向后退却，但同时左翼的骑兵也立即向罗马骑兵发动攻击。右翼的纽米地亚骑兵虽数量远居劣势，但仍能挡住罗马同盟骑兵，使其不能支援步兵的前进。
在中央方面，迦太基军在汉尼拔直接指挥之下，缓缓向后退却，把凸出的战线变成凹入的战线，罗马部队也就自然跟着前进，并向空出的中央狭窄空间乱挤，这也正是汉尼拔所希望的。当罗马人挤成一团，连挥动武器都感到困难时，位置在两侧的汉尼拔的非洲重步兵突然向中央回旋，将他们包围在核心之中。
坎尼会战图 第二阶段
此时，哈斯德鲁巴率领的骑兵不仅已经击溃罗马骑兵，并绕过罗马军的后方，打击在其左翼(同盟)骑兵的背上。在前后夹击之下，后者也立即崩溃。于是，纽米地亚骑兵继续追击，而哈斯德鲁巴则勒马回头，封锁罗马军的最后退路。罗马人虽继续作困兽之斗，但死伤枕藉，只是徒然惨遭屠杀而已。诚如富勒将军所形容的，罗马军好像是被地震所吞噬。
这样就结束了历史上永垂不朽的坎尼会战。但还留下一个难题，那就是双方损失数字的估计。据德尔布吕克的推算，罗马方面的损失数字可能有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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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迦太基军的损失则约为5700人到8000人之间。
近代研究
虽然罗马史学家波里比奥斯和李维(Lvy)对于坎尼会战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而后者又是以前者为根据，但对于这次会战作认真研究的人却是20世纪初叶的德国战争史大师德尔布吕克博士。他首先考据古代资料来源的真伪，发现波里比奥斯的著作具有真正的权威。他指出在罗马方面，波里比奥斯根据的资料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所提供，后者是一位罗马元老(Senator)，曾亲自参加会战。在迦太基方面，波里比奥斯的来源是一位曾任汉尼拔幕僚的希腊人。但德尔布吕克又指出，有关坎尼会战的记载品质极高，所以它必然出于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的手笔。所以，他深信那是汉尼拔本人所写，也或许是由他口授再由那位希腊人笔记。
事实上，汉尼拔在坎尼所用的战术即为“两面包围”(double envelopment)。不过，任何聪明的指挥官除非享有相当巨大优势，否则决不会使用两面包围，而且若无压倒的数量优势，则通常也很难成功。德尔布吕克指出，虽然其骑兵已经溃逃，但罗马军在总数上仍然握有相当优势。孙子曾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曾说：“较弱的方面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而拿破仑更曾指出，较弱的兵力是不宜两翼包围的。但坎尼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汉尼拔以较弱的兵力却能围歼敌军。
德尔布吕克对于胜负的关键曾作非常精密的分析，他举出若干疑问然后又自行作答，所以读他的书真像看侦探小说一样过瘾。总而言之，他把结论归并为两点。
1、罗马步兵惯于以密集队形向前猛冲，直到敌军败退时为止。现在突然听到“攻击来自后方”的呼声，于是在最后列的兵员必须转过身来应战。因此，向前推进的压力立即减弱，整个方阵都会停顿下来。大家都不知所措，数量优势也就瘫痪无用。
2、迦太基人用其杂牌佣兵，在坎尼居然能大获全胜，其原因是由于他们享有骑兵优势；有优秀的军官团，能掌握部队并作适当的作战指导，尤其是其指挥官是毫无疑问的天才，能将其兵力变成一个具有统合力量的有机体。
汉尼拔的天才受到古今史学家的一致肯定。孟森(TheodoF Monmsen)认为：“有关这个时代的每一页历史都显示其作为将军和政治家的天才……他是伟大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霍尔沃德(B. L. Hallward)在剑桥古代史中评论如下：“汉尼拔的卓越成就，其对战机的配合，与步骑战术的协调，都可为军事艺术的模范，在古代战争中无出其右者。”不过若非罗马军有其内在的弱点，则他可能还是不能创造历史上的奇迹。
由此也就应该进一步谈到施利芬对坎尼会战的研究。严格说来，施利芬是一位职业军人，他既非史学家也不曾受过正规的学术教育，不过他也像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一样，不仅好学而且也多少具有一种天赋的学者性格。他研究坎尼是在其从参谋总长位置上退休之后。他所研究的并非原始资料而是以德尔布吕克的著作为根据，也就是在1900年出版的《战争艺术史》第一卷。因此从学术观点来看，施利芬的研究相当肤浅而不够深入，并且多少有借题发挥的毛病。不过，因为他曾任德国参谋总长，年高名大，所以也就有一言九鼎之效。坎尼模式正是由于他的提倡而变成一种流行世界的军事思想教条(military doctrine)。
他曾发表许多篇论文，以后将其集合在一起，以《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为书名出版。他以汉尼拔为第一个模范，但其研究内容又不仅限于此。不过其总结论却是“侧面攻击为全部战争中的精华”以及“历史中一切伟大指挥官都是以坎尼模式为其目的”。
施利芬认为腓特烈大帝的重要胜利只能算是不完全的“坎尼”，因为他的兵力不够强大，无法作那样歼灭性的打击。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也显示出汉尼拔的作风，例如1805年战役中以在乌尔姆(Ulm)俘获马克(Mack)的全军为最高潮。反而言之，拿破仑的失败也正是坎尼战略的结果，尤其在莱比锡(Leipzig)和滑铁卢(Waterloo)的会战中更是如此。普奥战争中的萨多瓦(Sadowa)会战也是采取坎尼模式，但设计虽佳，执行却不算太卓越。普法战争中的色当(Sedan)会战则构成一次真正的“坎尼”。
施利芬的研究不仅有过分简化的毛病，有时甚至不惜扭曲历史事实以适应他的理想。他时常把现代观念纳入过去时代之中，有时也不考虑战术与战略之间之差异。所以，他的研究若与德尔布吕克的相比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他对于坎尼有一段综合的评论，不仅其中警语常为人所引用，而且也的确算是难得一见的高论。现将其引述如下：
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要完成这样的会战，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双方合作始能达到这个伟大目的。
假使不具有数量优势，一个汉尼拔必须知道如何创造此种优势。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兼有下述的特长：像沙恩霍斯特那样铸造坚强的陆军，像毛奇那样专对主敌集中兵力，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把主攻指向侧面或后方。最后还需要有良好专业训练的各级指挥官，能够了解高级司令部的行动计划。
所有这些素质很难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历史中的其他将军很少有像汉尼拔那样的天才以及他所握有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所有时代中却都会有法罗的存在。
施利芬是一位自视极高的人，他心中未尝不时以现代汉尼拔自居，但很可惜，他始终不曾获得在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机会。所以，直到垂老之年，才著书以抒愤懑。就历史的观点来看，他的研究固然不够深入，但就战略的观点来看，他的评论却十分允当。
简言之，坎尼模式只是一种理想，古今中外历史中只有一位汉尼拔，也只有一次坎尼会战。不过，与坎尼类似的两面包围却是常有的。在中国历史中至少可以找到两个相当类似的例子，那就是垓下会战和湘西会战。
垓下会战
楚汉相争大致起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即已接近尾声。是年8月，楚汉双方达成和议，约定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暂时休战。9月，刘邦接受张良和陈平的建议，违约追击已在东归途中的楚军。这样遂导致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幕——垓下会战。
10月间，刘邦亲率大军10余万，追至阳夏(今太康县)南暂停。其目的为等待韩信和彭越的部队。项羽已知刘邦违约，也命令其部队(约10余万人)在此地区等待。由于韩信、彭越两军不至，刘邦只好再向前进，当他到固陵(今淮阳县西北)时，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迫使刘邦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此时，韩信已率领将军孔熙、费将军陈贺，从齐国(山东)南下，以灌婴的骑兵为先锋，至于其总兵力史无记载，大致约数万人。韩信用兵神速，首先攻下彭城(今之徐州，为项羽的根据地)，再从苏北直趋豫东，到达项羽军的背面。于是他与刘邦发动夹击，楚军死伤约万人，向垓下败退，齐汉两军在颐乡(今之鹿邑县南)完成会师。
此时已经11月，彭越、英布等人的兵力也已到达。汉方诸侯大军共约30万，由韩信统一指挥，继续追击。项羽在垓下(濉水南岸，距离固陵200公里以上)整顿残部，尚有9万人，准备作最后的决战。于是惊天动地的大会战开始揭开序幕。
韩信立即部署其兵力。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韩信自居中；刘邦在后，周勃、柴将军为刘邦之后卫。以上叙述完全以史书为根据，兵力数量没有记载，至于诸侯之兵如何配属也不可考。不过，从史书的原文看来，这次会战是由韩信负责设计和指挥应毫无疑问。
会战的经过有如下述：韩信首先自引军向前进攻，项羽立即迎击。韩信军不利后退，项羽乘胜追击。于是孔、费二军立即左右夹击，而韩信也回军乘之。在三面夹攻之下，楚军大败，项羽遂筑垒自守。韩信立即调动30万大军把楚军重重包围，准备将他们完全歼灭。
项羽困守垓下，兵少食尽，其败亡只是时间问题。项羽遂乘黑夜突围逃走。次日韩信命灌婴率5000骑兵向南追赶。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47里)，项羽遂自刎而死。楚汉战争至此终告结束。在垓下会战中，汉军斩首8万，楚军全部被歼。
从上述的记载看来，令人获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国史书对于战争的记录远不如西方古史那样详尽。太史公(司马迁)虽然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其地位绝不逊于波里比奥斯，但是他对垓下会战的描述却远较简略。我们无法知道较精确的兵力数字，也无法知道双方的详细战斗序列。因此，后世就更无法作精密的分析。
不过，仅凭这一点简略记载，我们仍可获得少许结论：
1、韩信在垓下所采取的部署的确是施利芬所谓的坎尼模式，也就是两面包围。他的诱敌方式和决战部署都和汉尼拔所用者大致相似。
2、韩信在会战时享有的数量优势并不太大。最初投入战斗的兵力可能仅为韩信和刘邦的兵力，而其他诸侯可能是作壁上观。仅当项羽被击败之后，他们始参加包围行动。
3、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坎尼会战时，迦太基的骑兵是一重要因素，但在垓下会战时除最后用于追赶项羽个人以外，骑兵似乎毫无表现。
4、韩信面对的是勇敢善战的项羽，而汉尼拔的对手则为急躁无能的法罗，所以韩信的取胜似乎远较困难。
5、坎尼会战，严格说来，并不算是一次决定性会战，因为汉尼拔虽然赢得会战，最后还是输掉战争。但垓下会战却是不折不扣的决定性会战，这场会战决定了楚汉相争的结果，也决定了历史演进的方向。
湘西会战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已经无力再战，而日军在太平洋上也已节节败退，全面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但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却在湖南发动了一次相当规模的攻势，从4月上旬开始行动，到6月上旬才完全结束。这也是中国军队在日军投降前夕所赢得的一次光荣胜利。战史学家称这一阶段的作战为湘西会战，也可称芷江会战。
当时侵华日军在地面上的兵力并无太多变化，但航空兵力自湘桂作战以来，损失逐渐增大，因未获补充，其战斗力有逐渐减少之趋势。由于应付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其第五航空军主力又已转用于东南方面，所以中国陆上的天空已成中美空军的天下。日军已丧失制空权，中方飞机已能使其后方地区及交通干线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日军遂企图攻占湘西的芷江，因为那里有巨型空军基地，可借以维持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的交通。从3月下旬起，日军即开始积极修筑公路和囤积补给，并分别集结兵力。至4月初，全部兵力已达七八万人，由第二十军统一指挥，下辖六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旅团，其目的为歼灭中国军队在湘西的野战军并占领芷江机场。
中方在湘西地区的全部兵力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统一指挥，其参谋长为萧毅肃将军。何萧二公的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名将兴登堡(Von 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E. F. W. Ludendorff)之间的关系极为相似。兴登堡曾获得“你怎样说元帅”(Marshal Was-saget-du)的雅号，因为他凡事都要请教鲁登道夫。何公也几乎一样，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回答说：“你去问萧参谋长！”所以，事实上，湘西会战的全盘战略指导都是由萧公负责。
2月初，中方即已获得日军将蠢动的情报，萧公曾指出，王耀武虽无他长，但他在会战前夕曾俘获日军官兵约百余人，实为一大贡献。这些日本人成为重要情报来源，尤其日本军官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毫无掩饰地把许多机密资料都写上，遂使中方对于敌情获得“先知”的利益。
国民党陆军总部所指挥的兵力相当庞大，战区的面积也相当辽阔，部队的素质和数量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地形恶劣，交通不便，而中国军队又缺乏运输工具，几乎全靠徒步行军，构成很大的困难。不过，有一重大优点就是空军实力已远超过日军。据日军的记录，中美空军的活动曾使日军的行动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方大规模空运更有叹为观止之感。其记录中有云：
本作战中，中国军队之特点为以强大美空军输送部队。日军攻势开始时，中国军队立即自昆明向芷江机场开始空运，四日之间约运一个师，迄月底以前，连续十数日，已将新编第六军空运完毕。
当时中国军队的全盘战略计划是以兵力最多的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百、第十八，四个军)守着正面，挡着进攻的日军，且战且走，但以退到洪江之线为极限。同时调集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和第十集团军的第九十二军，兼程向日军侧面及后方进逼。此外，又立即空运新编第六军为总预备队。等到日军进抵洪江之线，已成强弩之末时，中国军队即开始从三方面发动反攻，而以将日军围歼于新化和武冈之间为最后目的。
从以上的叙述中即可明了当时所采取者即为坎尼模式，但诚如拿破仑所云，战争理论实在很简单，问题在于执行；又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简单的事情并不容易。以湘西会战而言，最大的难题是中国军队机动力太差，行动非常迟缓，所以，真正的关键是正面上的兵力必须能苦撑达足够的时间，然后始能完成合围之势。
日军于4月上旬开始进攻，一路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到4月底已进至洞口和武冈附近，攻势始略告顿挫。此时退守最后防线的第四方面军也已疲惫不堪，损失重大。但正在向敌军侧面和后方压迫的国民党军兵力却还差一段距离。到5月初，日军开始发动最后的猛攻，王耀武此时精神上已经支持不住，一再向总部要求准许其所部撤退过沅江，而若干美籍将领也随声附和，但均为萧公所严词拒绝。
萧公事后曾告诉作者说，当时他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惟一的办法就是猛抽香烟，一天要抽一听(罐)“三炮台”。诚如鲁登道夫所云：“一位将军要能负重，要有坚强的精神力。”假使当时若无萧公毅然坚持，则湘西会战不可能有胜利的结局。
5月8日，中国军队都已到达所计划的位置，于是开始全面反攻。作为总预备队的精锐兵力，也立即投入战斗。上文中曾经指出，在坎尼会战时有一决定性因素，即为迦太基的骑兵。湘西会战中也有一类似因素，那就是中方的中美联合空军。在会战期间，空军曾倾全力支援地面作战，并对敌军后方交通线予以重大打击。
据日方的记载，其所谓派遣军总部曾在5月8日命令停止作战，并撤退其深入湘西的兵力。但实际上，其兵力已陷中方包围之中，最后，日军虽有部分突围逃走，但其损失已超过万余人，为其在中国内地战场上罕见的大败。
国民革命战争史认为“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之战略指导成功，能依计划于预定地区，将日军大部击灭或击溃，使其损失重大，因之对双方士气影响甚大”。
美国人也盛赞中国军队的英勇：“参加芷江会战的中国部队官兵并未领到编制上所规定的武器装备，也没经过有计划的训练，但已表现非常勇敢。”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记载都不曾提到幕后真正的英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萧毅肃将军。萧将军已经逝世多年，我们应该替他向历史讨回这段公道。
结论
基于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获得两点综合结论。
1、“坎尼模式”的确存在，那就是两面包围。事实上，这种模式虽因坎尼而得名，但并非起源于坎尼，古今中外的名将采取此种模式者很多，非仅限于汉尼拔一人。甚至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决定性会战(马拉松会战)中，希腊军所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
2、不过，坎尼会战又自有其特点：(1)汉尼拔的兵力总数居于劣势；(2)他能在会战中歼灭敌军的极大部分。但那只能算是偶然，因为他在总数量上虽居于劣势，但其骑兵却在数量和素质上都占优势，而更重要的是法罗急躁无知、自投罗网。
所以，诚如施利芬所云，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遇见。不过，采取此种模式的中外名将还是很多，而其成就也未尝不可与汉尼拔相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