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外籍军事顾问·荷马·李·第八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在全部的西方战略思想史中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天下。被大家尊称为四大名将的都是欧洲人，19世纪的两位大师也是欧洲人，至于其他的近代战略思想家差不多也都由欧洲人包了。反过来看，美国人在这方面几乎是交了白卷，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是如此。

　　 由艾里(Edward Mead Earle)主编的《近代战略的制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 cdhyy注：钮译为“马基雅弗利”，现改为“马基雅维里”，后同。 ] 是一本1943年出版的名著。其目的是要把西方近代战略思想的源流和梗概介绍给战略无知的一般美国读者。这本书以后曾多次重印，行销历久不衰，直到1986年，始由巴芮特(Peter Paret)主编，加以增补修订再版。新版书的正名仍旧，但副名中则把“希特勒”一词改为“核子时代”(The Nuclear Age)。

　　 艾里在该书第一版的《导言》中曾指出，书中曾讨论过的只有两个美国职业军人，即海军方面的马汉(Admiral Mahan)和空军(陆军航空部队)方面的米切尔(General Mitchell)。他解释说：“其理由当然是我们对于战争的重大贡献都是在战术和技术领域，而不是战略领域。”

　　 在举例说明了美国在战术和军队技术领域中的许多贡献之后，艾里不禁感慨地说：“但我们始终不曾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一位范邦(Vauban)。马汉是我们惟一的一位军事理论家，其声誉可以勉强与他们比较。”

　　 真的如此吗？以美国之大，真会这样缺乏战略天才吗？至少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就是在20世纪初期，比马汉稍为晚一点，美国有一位旷代奇才，有资格列入世界一流战略家的行列，但他的大名却很少为人所知和提及。他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不仅是在艾里主编的大作中(厚达553页)找不到荷马·李的大名，甚至在巴芮特改编的新版中虽然有两章专论：《从开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略》(第15章)和《太平洋战争中美日两国的战略》(第24章)，其中也不曾提到荷马·李以及他的思想，这的确令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照理说，人们对于荷马·李似乎不应该如此陌生，尤其我们中国人对他更应有亲切之感。他的时代到今天并不算太久远，他的著作现在也还存在，他不仅曾是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而且他的骨灰就埋在阳明山公墓与我们“长相左右”。所以本文之作，其目的不仅是要鼓励大家对于战略思想史作较深入的探讨，而且也含有缅怀先烈的意思。

　　 荷马·李的生平

　　 荷马·李为美国人，1876年11月17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 Colorado)。他在家排行最小，有两个姐姐。当他读高中时，举家迁往洛杉矶，在那里他高中毕业并进入斯坦福大学。由于患脊骨侧凸病(scoliosis)，他只长到1.5米高一点，体重约100磅，并且严重地驼背。因此，在青年时代身体就很弱，患有严重的头痛病，而且视力极差。尽管受到体力的限制，他仍然积极地参加校内的政治活动，并与其友人从事户外旅行。

　　 在此期间，荷马·李开始对军事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研究古今名将的战役，从亚历山大、拿破仑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李将军(Robert E Lee)。他的雄心是想做一位军人，但他的体格迫使他只能以研究战略来满足其“跃马疆场”的幻想。当美西战争爆发时(1898)，他曾参加大学中的骑兵训练单位，但他还是不能像其同学们一样到菲律宾去亲尝战争的滋味。

　　 除了爱好战略的研究以外，荷马·李还对中国产生了迷恋。他很早就学会了中国话，那是洛杉矶的唐人街距离他的学校很近的缘故。以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他曾与两位中国留学生为友，过从甚密，并且由他们介绍而加入“保皇会”，那是一个华侨组织，以支援康(有为)梁(启超)、打倒慈禧、帮助光绪重获政权为目的。

　　 荷马·李在大学只读了两年，就于1899年离开斯坦福，其原因似乎并非由于健康问题，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他已经决定前往中国去实现其梦想。他究竟何时前往远东，他在那里做什么，有很多不同的传说，经过后世史学家的深入考证，发现有若干说法在时间上无法吻合，而且有些甚至出于他本人的捏造。

　　 比较可信的是他在1900年6月25日专程前往远东，首先到新加坡把美金6万元(可能是华侨捐款)送交康有为。此时康梁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早已结束，他们师生正亡命国外。荷马·李在中国期间大致都是在香港、澳门、上海(租界)等地活动，并在清廷特务监视之下。所以，他想潜入内地(北京)去发动推翻慈禧政府的军事行动根本就不可能。

　　 1901年初他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在那里他遇到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后者强烈主张中国改革和中日合作以对抗俄国向东北亚的扩张。荷马·李在思想上可能颇受其影响。他也可能是在日本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后者曾邀请他出任其军事顾问，但他并未作肯定的答复，因为此时他仍站在康有为的一边。以后他回到美国仍继续公开地为保皇会工作，但也有人说，从1904年起，他即已暗中参加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1904年，他在美国加州开办了一所私立军校，以训练未来的中国军事人才为目的，聘请若干美国退伍军官为教官，并自任校长。同时也开始对其生活的另一方面进行准备工作，那就是著书立说。

　　 直到1908年11月，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之后，海外华侨遂开始转而全面支持孙先生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此时，荷马·李与孙中山的关系完全公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此时孙中山正在丹佛城，遂与荷马·李一同兼程赶往伦敦和巴黎，其目的为：一方面阻止英法两国继续借款给清朝政府；另一方面也企图说服他们，给予革命政权外交和经济上的援助。这段故事在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第八章中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孙中山称他为“美人同志咸马里”，足以证明他此时已经是同盟会的会员，并且与孙中山有极亲密的关系。

　　 1911年12月25日，他随孙中山由巴黎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他仍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并曾到处视察军务，时人称之为“美国李大将”。但很不幸，到2月1日，荷马·李突然中风并立即昏迷，以后虽清醒过来但已半身不遂。等到略事恢复可以旅行了，他决定返回美国。回美国后，他的病况并无起色，终于在11月1日去世，其时还不到36岁。

　　 直到1969年4月20日，荷马·李及其夫人的骨灰才由美国当代著名战略家之一的潘松尼(Stefan T Possony)护送运来中国台湾，安葬在台北阳明公墓。葬礼颇为隆重，参加者除美国“驻华大使”以外，还有国民党政要多人，包括严家淦、孙科等在内，可谓备极哀荣。台湾地区的报纸当时曾有详细的报道，但在美国，除荷马·李故乡的《丹佛邮报》(Denver Post)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媒体报道这件事。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像荷马·李这样一个人，虽属旷代奇才，但却英年早逝，立德、立功都说不上，假使他再没有著作传世，则与草木同朽也就是命中注定了。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荷马·李不仅是一位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而且更是一位思想家，尤其是以他那样恶劣的身体状况，除为中国前途热心奔走之外，还能留下两本具有不朽价值的战略名著，的确有点近似奇迹。

　　 荷马·李的著作

　　 荷马·李所受的正规教育相当有限，他大学只读了两年而未毕业，至于有关战略的学问则完全是靠自修，真是无师自通。所以，他的学问不免有一点杂乱，尽管如此，他还是自有其体系，能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大概是在1907年的春天，也就是日俄战争结束不久，荷马·李开始着手写作他的第一本书，书名为《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也许更文雅的译名应该是《匹夫之勇》。根据他的自序，他是在完稿之后故意等了两年才出版的，其目的是想让时间来证实或否定其书中的假设和结论。虽然仅在几年前，荷马·李对中日两国志士的合作还表示乐观的态度，但现在却采取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日本有支配中国和太平洋的野心，将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

　　 甚至这本书在1909年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当时美国高级将领的重视，包括陆军参谋长贾飞(Lt. Gen. Chaffee)中将在内。他还曾把这本书献给美国元老政治家之一，国务卿鲁特(Elihn Root)。他后来也曾要求鲁特给予中国革命运动以援助。

　　 不过，除军人以外，这本书在美国几乎没有其他的读者。据说纽约市立图书馆有一本，可惜直到1941年，一共只有3个人曾经借阅。该书在日本却有盗印本出现，经由孙中山的安排，将其译成日文，于1911年出版，改名为《日美必战论》(The Inevitable Japanese American War)，并由日本参谋本部写了一篇《前言》(Foreword)。该书出版之后3个月内发售了8.4万本，以后又曾再版多次。

　　 至于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法文、德文的计划始终不曾实现，但英国的陆军耆宿罗贝兹(Field Marshal Earl Robberst)元帅却十分欣赏这本书，并特别致函荷马·李表示仰慕之意。不过，以后成为地略学大师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此时虽已崭露头角，却似乎不曾看过荷马·李的著作。换言之，荷马·李也不曾与当时的地略学家有任何接触，或受其影响。

　　 在其第一本书完成之后，荷马·李即开始写他的第二本书，定名为《撤克逊时代》(The Day of the Saxon)。此时他的视力已经减弱，每天只能工作很少几个钟点，但他的文思却如泉涌，写得非常快。1911年初，他计划前往德国接受一个著名眼科医师的治疗。1911年中期他前往德国就医，同时仍继续写作。并无确实证据足以证明他在德国曾与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会晤，豪斯霍弗尔却的确在思想上曾受荷马·李的影响。不过就一般德国学者而言，一直到《撒克逊时代》在德国出版(1913)，才知有荷马·李其人。也像前一本书在日本的情形一样，这本书在德国曾畅销一时，并再版数次。

　　 荷马·李随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前往英国时，曾与罗贝兹元帅会晤，而不列颠帝国海洋协会(British Imperial Maritime League)也曾邀请他演说，但他因为忙于协助孙中山从事外交谈判，遂予以婉拒。这也可以证明他是急公好义而不重虚名。

　　 在《撒克逊时代》完成后，他立即计划写第三本书，并已定名为《斯拉夫的蜂拥》(The Swarming of the Slav)，若意译则以《斯拉夫狂澜》较佳。但非常可惜，他尚未完成此书即已病逝，而未完成的原稿也已丧失。他的《战略三书》(Strategic Trilogy)未能完成，诚属憾事，不过从其定名上来看，可以想像其最后这本书是以分析俄罗斯的未来扩张为主题。此外，这本书虽未完成，但他对于俄国的若干看法在其第二本书中也还是有一鳞半爪出现。

　　 荷马·李虽只留有两本书，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学识相当渊博，而其见解更是相当高远，足以显示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天才，其思想的确是超时代。这两本书有一共同目的，即警告美英两国要他们注意前途上的危险。在结构上，两书也是大致相同，概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理论为主，第二部分则以应用为主。前者虽不免有点杂乱但还是有其特殊的体系，后者则不仅综论当时的世局，并且预测其未来发展。荷马·李的放言高论在当时固然有危言耸听的味道，但事后发现其预言有些真是灵得惊人。所以，1942年这两本书在美国再度发行，并畅销一时。

　　 这也可以证明人类真是非常浅薄，荷马·李是一位天才，他有其独到的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有其特殊的理论基础。所以应该深入研究的是其书中的理论部分，而不是其预言部分，因为后者只不过是他本人应用其理论分析所获得的若干结论而已。

　　 荷马·李的理论体系

　　 要了解一位思想家的理论，首先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他是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的人，那个时代的学术界与今天相比几乎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今天已成常识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可能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关系”，甚至“国际政治”这一类的学问在大学领域中根本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甚至现在所流行的名词，在那个时代也都完全没有。

　　 大家都知道，“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为时不过四五十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实。而所谓“战略研究”(stratesic studies)者则其资历更浅，甚至今天还有人对其作为独立“学科”的资格表示怀疑，尤其对它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更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假使我们了解学术的境界是随着时代而演进的，则对于超时代的天才也就不能不倍加欣赏和赞叹。他的确是无所师承，甚至没有太多的前人著作可以作为其发展思想的踏脚石，但他居然能创出一套理论体系来作为其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

　　 概括地说，他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中的现实学派(Realist，亦称现实主义者)相似。但后者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盛行的学派，换言之，荷马·李的思想似乎要比他的时代超前50年。当然，他还是受到其当时和以前的若干观念的影响。从正面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以及日耳曼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有机体论。此外，他还多少受到中国哲学和佛学的影响。他懂得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以及佛家的“生老病死”循环论。在负的方面，19世纪末叶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流行的时代，西方人对于“海牙和会”和国际裁军都寄予很大的希望。荷马·李则忧心如焚，力排众议，向当时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警告。

　　 简言之，荷马·李要算一位“现代”战略家，他的思想早已超过传统军事战略的境界，他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其所讨论的范围既非仅限于战争，也非仅限于军事因素。他的确是一位“大”战略家，尽管他并不曾使用“大战略”这个名词。

　　 他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一种有机体，都受到自然的支配。人类无法与自然抗衡而只能适应。假使不明(ignore)此理，则为一种民族悲剧(national tragedy)；若故意忽视(neglect)，则更是民族罪行(national treason)。

　　 人的一生通常不外四种际遇：生、老、病、死，国家(民族)也是一样。对于国家而言，老的意义就是成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而病的意义就是衰颓(decline)。换言之，国家若不继续成长和发展，也就开始衰颓。进一步说，成长即为军事扩张(military expansion)，扩张为民族活力的表现，也就是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荷马·李认为这就是自然律。

　　 最令人敬佩的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荷马·李即已一再强调现代技术的冲击。他特别指出下列四点：

　　 1、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压力，对于资源的需求将日益增大；

　　 2、过去所受的资源限制，现在已经变成了扩张的潜在目标；

　　 3、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日增，于是竞争和冲突也会随之而日趋激烈；

　　 4、战争现在可以迅速地发动，超过遥远距离，并产生巨大的毁灭效果。

　　 简言之，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于是增强了国家利益的互动，并对民族生命循环产生必然的后果。

　　 当解释国家由兴而衰的理由时，荷马·李认为，美国、英国和中国都已走向衰颓的道路，而这三者也是他最热爱的国家。主要的病象就是不用扩张而以维持现状为满足。次一步当然是连现状都无法维持，而只好退却(retreat)。

　　 为什么不进反退呢？荷马·李认为，其主因就是国家利益逐渐为个人私利所代替。个人私利的抬头又会产生下述三种后果：(1)政府日趋代表形式(representative forms)，即政治日益民主自由；(2)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的兴起；(3)颓废思想(decadent ideologies)的出现。其进一步的影响即为不仅不想扩张，而且对于军事准备也不再表关切甚至表示反对。荷马·李认为这是一种讽刺悲剧：军事活力和扩张带来霸权(hegemony)，而霸权又使国家变得骄奢淫逸。

　　 荷马·李对于政治的日益民主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他说：“当国家的国际事务受到群众偏见的控制时，其政治智慧也会成比例地减弱。因为人民对于与其小环境距离遥远的问题所作的判断不是基于最大的个别智慧，而是基于最大的集体无知。”

　　 他又指出：“一般人都相信人类社会将日益团结是趋势，其实并非经常如此。人类之所以团结是由于自保的需要。一旦缺乏外来威胁的刺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就会随之而起，终将导致社会的分崩。”

　　 他认为此种“局部化爱国心的爆发”(outbreak of iocalized patriotism)是代议制政治的危险后果，但又不仅如此，他同时认为此种政制还会带来低劣的领导：“参加指导国事的人愈多，则国家行动的智慧与国家的安定和生存能力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政府领导力减弱会带来重视财富和商业的社会风气，而这又会间接削弱国力。荷马·李说：“富庶不是国力的基础而是导致其毁灭的祸根。”他又指出，军事支出会与国家财富成比例增加。富国所付出的国防成本会比穷国较高，所以，“国家在平时较富者，到战时反而会变得较穷”。

　　 导致国势衰颓的最后因素即为颓废思想。当一个人发了财之后反而会意志消沉，缺乏奋斗精神，除吃喝玩乐以外，会感到无事可做，于是其生命也丧失了价值。国家也是一样，富庶的生活会（左亚右斤）丧国民的意志，养成腐败颓废的风气，于是国势的衰颓遂成必然的结局。

　　 当时有许多人对和平与裁军寄予希望，荷马·李则直斥之为幻想。他指出，有人类就会有战争，战争与人类的存在实不可分。同时他又说：“和平与战争是一种相对的名词，用来描述人类斗争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无明显分界线之存在。国家像个人一样经常在斗争状态之中。当斗争程度降低转为消极时即为和平，反之当程度升高转为积极时即为战争。”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荷马·李的思想实与现代战略家的观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当然，他的话在某些地方也许有一点偏激，但就其整体而论，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也自成体系。为篇幅所限，对于其思想的理论部分就介绍到此，现在要进一步谈到其应用部分，尤其是其战略预言。

　　 荷马·李的战略预言

　　 荷马·李以当时的世界情况为分析的起点，认为在世界权力斗争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国家共有四个，即英国、德国、俄国、日本。虽然当时其他的学者，例如麦金德，对于前三国也都有所讨论，但认为日本有建立帝国雄心的人却只有荷马·李。他是惟一强调日本和太平洋重要性的西方战略家。后来，豪斯霍弗尔曾采用他的理论，并也承认自己的原始观念出于荷马·李。

　　 荷马·李认为，俄国有能力向东、向西，或向南扩张其帝国。英国和日本同为岛国，前者虽仍为一个大帝国但不久就会没落，而日本则方兴未艾，注定要走向扩张的道路。德国虽是一个非岛国的欧陆国家，但其尚武精神与东方的日本在伯仲之间，所以也会同其命运。

　　 在当时处于衰微状况中的国家只有英国还保有相当巨大的残余力量。美国则缺乏意志点燃其尚武精神，至于中国则更已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

　　 荷马·李对俄国似乎最感兴趣。他说德国或日本的前进像闪电，而俄国的前进则像冰河(Glacier)。一次军事失败对其他国家而言，可能是崩溃，但对俄国却会使它把力量集中在另一地区。于是他在俄国的扩张中发现了一条特别的定律：

　　 “俄国经常是在某一条侵略线上前进，而同时又在另一条侵略线上后退，其前进与后退程度之比为3：2。因此，无论为胜为败，俄国始终不断地在亚欧两洲扩张。”

　　 俄国共有五条扩张线：波罗的海、波兰(东欧)、土耳其、波斯和印度，并进入太平洋。假使在某一条线上受到某国的阻挡(例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则其在其他线上的努力就会随之加强。因为它的前进速度较慢，所以在短时间不易感觉到其威胁。又因为德国和日本的行动较快，所以他们的成败也会影响到俄国进展的方向。荷马·李在回顾历史之后，又发现过去在每个世纪开始时，俄国常遭遇失败，但失败之后，俄罗斯帝国反而成长。所以，他认为也许只有俄国有能力实现其世界帝国梦想。

　　 在介绍了主角之后，这场国际权力斗争的“大戏”(Great game)又将如何演出呢？这可以从他们的扩张线和可能的交点上去寻求答案。德国的扩张线为丹麦、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奥匈帝国。日本的扩张线为韩国、中国、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夏威夷、阿拉斯加)，另外还有澳洲。英美两国并无扩张线，但他们的领土和利益则与那三国冲突。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冲突；德国与英国在低地国家冲突；德国与俄国在东欧(尤其是波兰)冲突；日本与俄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冲突；英国与俄国在亚洲和小亚细亚冲突——主要为印度，次要为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波斯(波斯湾的控制)及阿富汗(世界门户之一)。

　　 荷马·李认为德日两国在其主要方向上都有获得成功的可能，而俄国则由于东西受阻，将会倾全力向南扩张。但等到它达到了印度洋，则又可以此为枢轴再向东西旋转，于是也就有了变成世界帝国的希望。若欲制止俄国的前进，则必须守住波斯和阿富汗，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不应容许俄国越过喀布尔－德黑兰之线。”

　　 荷马·李在1911年预言下一次的战争是英德之战，他主张英国应在德国动手之前先占领丹麦和低地国家。但他又说由于英国坚持不侵犯中立国的原则，所以他的忠告不可能被采纳，因此他对大英帝国的前途感到非常悲观。

　　 不过，更有趣的是他认为德俄战争的机会并不太大。他说：“德俄战争只会使两国同受其害，即令是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他又进一步指出：“瓜分大英帝国才是俄、德、日三国利益的交点，所以他们应以英国及其殖民帝国为共同攻击目标。”他更感觉到就地理而言，日俄两国是天然的同盟国，因为他们都面对着中国和撒克逊(英美)的权力，而且一个是海洋国家，一个是大陆国家。换言之，英国应知道其天然同盟国是一个复兴的中国，那不仅足以对抗日俄同盟，而且更能保护印度。

　　 他的德、俄、日三国同盟构想曾为豪斯霍弗尔所采纳，以后经由豪斯霍弗尔的献策并最终成为希特勒大战略中的一部分。在1939年德俄合作瓜分波兰之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曾与苏俄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秘密谈判，力劝苏俄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并提出瓜分大英帝国的蓝图，也正是以荷马·李的构想为基础。

　　 他对英国的忠告自然也适用于美国。美日利益既然冲突，“吾敌之敌即吾友”，中美合作自然是有益于美国。他在《无知的勇气》中曾详述为什么日本必须攻击美国来发动其扩张的理由，因为只有美国在太平洋的权力能阻止其行动。此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不仅有军事的一面，而更有经济的一面。它必须控制亚洲未开发财富的主要部分，然后天皇才能成为万王之王。

　　 荷马·李认为，日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一定是菲律宾，因为占领了菲律宾即解除了其侧面的威胁。他甚至指出日军在吕宋岛上的两个可能登陆地点，以及其进攻马尼拉的路线。同时也预测完成入侵作战的时间应在三星期之内。

　　 《无知的勇气》出版于1909年，32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菲律宾的一切作战都几乎完全如其所料。麦克阿瑟的幕僚简直视之如神明。事实上，可能是因为日本参谋本部在拟定计划时根本就是以他的构想为基础的。

　　 接着荷马·李又预测日本还可能攻占阿拉斯加、夏威夷，而以美国西岸为最后一站。他更想像日本人会很容易占领奥尔良和南加州，而美国人即令一再反攻也还是不能收复失土。在站稳了立足点之后，日本就可以扫荡亚洲、澳洲和其余的太平洋国家。于是也就建立了一个真正世界级的帝国。“不管未来世界在政治、军事、工业上将会受哪个国家或同盟的支配，太平洋的主人仍然是日本。”

　　 除重视太平洋的战略意义以外，他又指出，向未来看，全球第二个最重要战略地区即为加勒比海。他提出警告说：“加勒比海若受某一欧洲国家支配，则它不仅将控制巴拿马运河、南北美洲的西海岸，从哈提拉斯角(Cape Hatteras)到好望角的大西洋，而且也会切断美国与南美洲的关系，并完全取消门罗主义。”

　　 当苏联驻兵古巴后，他的这段话让今天的美国人听来真有毛骨悚然之感。

　　 结论

　　 基于以上的简略分析，似乎可以断言荷马·李的确是一位不世出的战略天才，若能假以天年，他的成就也许能与克劳塞维茨相比。所以，认为美国过去除马汉以外，即更无其他值得称道的战略思想家，这种见解不仅浅陋，而且错误。

　　 荷马·李虽然是一位先知者，但其思想仍会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其中有若干部分当然已经不合时宜。此外，他的预测也不可能完全灵验，因为那只是推理的结论，并无任何神秘。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某些言论不无偏激，但的确切中时弊，例如其对社会风气败坏的斥责，对尚武精神的提倡，等等，都是一位先知者对后世所发出的诚恳警告，其意义在今天也许比在当年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