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何积弱不振·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当我们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见拙译：《只有一个地球》)。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宋之开国

　　 宋之开国与汉唐不同，宋太祖(赵匡胤)是靠军人拥护而取得政权的。所谓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要算是五代史中军人拥立皇帝的第四次。所以建国后当权者的第一要务就是裁抑兵权，使这样的军人政变不再发生。这也正是宋室政权确保生存的惟一途径，从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并无错误，问题是任何政策都有利亦必有弊，如何作适当的控制而不让它发展过度，实乃高度的艺术。宋太祖采取二系列措施以杜绝军人干政、藩镇割据的遗风，可以算是非常成功，北宋一代从无内乱即为明证。但是这种政策的后遗症也非常严重，宋朝因此而积弱不振，对于外侮几乎变得毫无抵抗能力。

　　 克劳塞维茨在观察1806年普鲁士的战败时，发现以前数十年的政策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即早已大致决定了其胜负。宋代的积弱不振，我们也可以说开国时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实为其根本原因。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下述五点：

　　 一、重文轻武

　　 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后村)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二、强干弱枝

　　 宋代采取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当然是为了防止军阀割据，但其弊病却是使地方州县不但没有自卫的兵力，而且也没有建设的财力，这是贫而且弱的另一根本原因。尤其是在兵役方面宋采取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兵员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应募者非游手好闲，即负罪亡命，因此素质不佳。然后又将其中比较优秀的兵员都集中在都城，称为禁军，至于留下来的素质差的士兵，分驻各地方，称为厢军。后者根本就不是兵，但同样吃粮，所以养兵虽多，却毫无一战之力(下节还要详细分析)。

　　 三、分权制衡

　　 宋朝的中央政府，若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明，可以说是非常合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原则，皇帝、宰相、谏官(相当于民意代表)三者之间构成微妙的平衡。而其结果则导致政治瘫痪(汪彝定先生称之为“无力感”，见1983年2月1日的《中国时报》)。宋代的宰相权威远不如前朝：宰相不与闻兵事，军令权属于枢密院(参谋本部)，甚至财政归之于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也不受宰相支配。另一方面，谏官却有很大的权威，对于任何问题都可批评，而且其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致任何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最后，太祖又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样更使他们无所畏惧，而敢于发动激烈的政治论战。因此，到了紧急关头，政府就会丧失其决策能力，此即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实可为殷鉴。

　　 四、先南后北

　　 宋太祖在开国时，听赵普之谋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那就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作战。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老成持重的想法，因为南方诸国几乎都不成器，比较易于征服，而北方的契丹(辽)则势力强大，不易应付。但是此种战略构想的弱点是避重就轻，假使不能乘开国时国威鼎盛之际，一举击破强敌，而等到南方平定，兵力疲惫之后，更将成为强弩之末。果然到太宗时，虽已统一江南，并再平北汉，但对辽两次亲征都惨遭失败。于是幽蓟之地始终无法收复，而北面的威胁也就成为宋朝的致命伤。当然太宗战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最初战略决定的错误是很关键的因素。

　　 五、定都开封

　　 宋朝定都开封从地略的观点来看非常不适当。黄河北岸的敌骑若长驱南下，三四天即可到达河边，而开封位置在南岸上，地势平坦暴露，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敌人只要一渡河则都城立即会面临直接威胁。同时对于西北也鞭长莫及，难于控制，所以契丹之外又有西夏的边患发生。不过宋都开封又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1)从朱温建立梁国时起，开封就是五代的旧都，在宋以前的周也以此为都，它有现成设施，宋接收了周的政权，在此定都是一种自然的安排；(2)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开封有漕运之便，对于国防政策(把禁军集中在首都)是理想的选择；(3)由于受到唐末五代时的兵祸，长安、洛阳两地都已残破不堪，所以要想迁都也非易事。尽管定都开封属事非得已，但此种苟安之计最终还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冗兵与冗官

　　 富国为强兵之本，实乃不易之真理。北宋一代不仅对外积弱不振，国内也终年闹穷，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终致不可收拾。所以这个国家也就变得奄奄一息，无力从事任何建设。即令没有外患，也还是非亡不可。

　　 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只要国家统一，国力马上就会随之恢复，以全国的土地和劳力供养一个中央政府，只要不是穷奢极侈，好大喜功，则绝对不至于患贫，而宋代的情形却可算是例外。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养兵，二是养官。

　　 通常新王朝建立，天下统一之后，必定会一方面实行军事复员，一方面建立新的国防体系(军制)。只有宋代的情形特殊，军队不但不曾复员，反而人数日益增加。据估计：

　　 以上只是一种约略的估计，当然也有其他不同的数据，但概括言之，从太祖到仁宗前后不过百年，兵员增加达6倍以上，实在很够惊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员？其原因可分述如下：(1)这种募兵制的部队逃亡率极高；(2)在战争中的消耗也非常大；(3)吃空缺成为公开的事实；(4)凶岁募饥民当兵，把兵役当做救济失业的工具，此种政策虽可收效于一时，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使成年健壮者游惰，而留耕者皆老弱，于是农村生产力遂日益减弱。

　　 募兵终身服役，自20至60岁，其间40年，实际可用的时间至多不过20年，换言之，至少有20年是白吃粮。至于所谓厢军，实际上是杂役，但也由政府供养到死。假定养兵100万人，其中至少有40万为厢军，而禁军60万人中又至少有1／3为老弱，再加上其他的消耗，所以能用之兵最多不会超过30万人。这种部队极易流于骄惰，据云“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简直像老太爷一样，如何能够打仗？

　　 宋朝的制度是把精兵(禁军)都集中在首都，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因为如此巨大的国土，不可能没有驻军(厢军毫无用处)，于是采取禁军分番戍守郡县的措施。然三年一调防，即无异于作战一次，故在平时军费的支出有时与战时相等。这种办法不仅减弱京城的防御力量，而且也增大部队的消耗，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在某一地区驻防好像做客一样，根本不能熟悉情况，所以战斗力也大打折扣。

　　 宋代的军队，沿着五代的积习，除正式的薪饷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额外赏赐，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年一次的“郊赉”。据估计在英宗时，禁军约70万人，每年需军费3500万缗(1000钱)，厢军约50万人，每年需军费1500万缗，共为5000万缗，而此时政府收入只有6000余万缗，换言之，养兵之费几乎占全部岁入的5／6，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情形。即令上述的数字不免夸大，但军费支出之大还是毫无疑问。

　　 其次，宋代政府是一个标准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不仅冗员充斥，而且待遇极佳，同时职业也有保障，做官可以做一辈子，又有“祠禄”，即退休后还有“下台俸”可拿，还有荫子荫孙的恩典，于是做官的人不仅自己可以做一辈子，而子孙后代也都吃定了政府的俸禄。下述的数字可见一斑：

　　 这样多的公务员所司何事？严格说来，有许多人都无事可做，而一般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极低落。大多数知识分子只会应考试和唱高调，他们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反对一切改革，使政治陷于瘫痪。

　　 总而言之，宋朝竭力想抑制军人，然而不能不养兵，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文人为害国家并不亚于军人。于是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国家元气大伤，到仁宗时(距开国约100年)，想要粉饰太平都已不再可能了。

　　 两次变法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1)仁宗庆历三年(1043)的范仲淹变法；(2)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我们对其失败的原因似乎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

　　 北宋的外患

　　 北宋自立国时开始，即已种下贫弱的病根，等到两次变法不成，其康复的机会遂接近于零，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只等外来的野蛮人来替这个王朝敲响丧钟。北宋一代的外患可分三方面，即辽、西夏和金。这三方面又有相当的关联，在时间上也错综重叠，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还是分别加以讨论。

　　 辽宋的对抗

　　 辽(契丹)的正式建国是在916年，比宋要早44年，它虽然是非汉族的国家，但已相当汉化。五代时，中原大乱，而辽却能维持安定和发展。当宋太祖建国时(960)，辽国在北方早已是当时第一强国，尤其自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之后，宋在北面也就没有任何的屏障和缓冲之地。所以就形势而言，宋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有一偶然因素对宋有利，在这个阶段(947－967)，辽国的两代君主(世宗及穆宗)都昏庸无能，实为宋人北伐的最好时机，周世宗(柴荣)曾一举而下三关可为证明。

　　 宋太祖错过了这个北定燕幽的大好机会，等到太宗北伐时情势就变得大不相同。太宗才弱又无良将，而辽之景宗至少可以与他旗鼓相当，所以太宗两次亲征都惨败而归。到宋真宗时，辽国在其圣宗统治之下进入全盛时期，于是发动南侵，宋朝立即紧张万分，众议迁都，若非寇准力主亲征，北宋当时可能就已经南渡了。

　　 寇准用孤注一掷的险计，终于达成“澶渊之盟”，使宋朝度过了第一次外交危机。在盟约中宋辽结为兄弟国(宋兄辽弟)，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自此两国不交兵达120年之久，可以算是真正的长期和平共存。有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宋人若能发愤图强，即时努力，则国事尚可有为，但他们却因循苟安，一误再误，于是国事遂终不可为。

　　 宋与西夏

　　 西夏在战略上扮演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西夏本是唐朝胡籍藩镇余孽，赐姓李氏，到宋仁宗时国势骤强开始对宋构成边患。范仲淹、韩琦以中央大臣的身份被派前往陕西主持军事，但他们实不知兵，所以用了四五倍敌人的兵力，浪费了五六年的时间，还是不能获得胜利，最后还是以和议了事。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25.5万(单位不明)。这也引起辽人的眼红，要求利益均沾，于是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10万。

　　 到神宗时，这位志大才疏的青年皇帝很想开边耀武，而王安石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也投其所好。辽国强大，宋不敢犯，于是选择西夏作为目标。这种战略可谓荒唐至极。事实上，中国西北部自安史之乱以后，饱经摧残，所以西夏的权力基础非常薄弱，最多也只能偶然犯边，而决不会成为大患。宋之大敌在北面而不在西面，若能用经济手段安抚西夏，使其从侧面牵制辽国则远较有利。不采取此种战略，而劳师伐远，消耗宝贵的国力以追求毫无实利的威望目标，真是愚不可及。

　　 神宗对西夏用兵前后将近10年，最初尚有王韶熙河之捷，使他精神感到相当满足，但王安石却妒忌王韶(西江同乡)的成功而予以抑制，使这位在宋朝惟一能打胜仗的军人无法出头。最后到元丰五年，卒有徐熙永乐之败，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民兵)死者60万人，帝临朝痛悼，于是结束了毫无意义的西夏战役，而辽人也乘机蠢动，结果宋又割让河东地700里。西夏在战略棋盘上本是一颗无关重要的棋子，如果运用得当，还是有其价值，但运用不当反而导致意外的损失。

　　 金灭辽宋

　　 宋辽在长期和平共存状况之下，政治日趋腐化，国防日趋松懈，于是金人乘机突起，两国遂接踵覆亡。辽国之衰始于辽道宗时(1055－1100)，而女真建国号(金)称帝则在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金人初起，锐不可当，从始至终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辽国(1125)。此种趋势，自非宋人所能制止，但宋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远交近攻)不仅加速辽之覆亡而且也无异引狼入室。这种战略错误值得深入检讨。

　　 当辽衰金兴之际，宋朝若有战略眼光应立即考虑未来的危险，为安全起见应设法保存辽国以为缓冲。如果害怕引起未来金宋之间的恶感，不敢援助辽国，则从慎重起见，也应一面采取中立态度，一面增强国防以预防辽亡后所产生的冲击。但事实上，宋朝所采取的却是联金灭辽的战略，那真是致命的决定。

　　 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宋派马政由海道使金，约金出兵与宋夹攻辽国。金使报聘到汴京(开封)发现宋兵备废弛，遂轻视宋朝而未达成盟约。宣和二年(1120)，赵良嗣复使金，极言辽之可伐，并许以优厚条件，才缔结了同盟。内容可分三点：(1)宋金南北同时进攻；(2)灭辽后山前十七州(原燕云十六州加新设的景州)归宋；(3)宋与金岁币之数同于辽国。

　　 开战之后，金兵势如破竹，而由童贯(宦官)所统率的宋兵反为辽国守军所击败，结果不得已始向金人求援，于是辽之五京均为金军所克服。金责宋出兵后期，只肯把山前六州归宋，若要燕京则须再付出代价100万缗，军粮20万石。宋皆屈从其要求，金人遂更轻视宋之无能而动了南下灭宋的念头。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分两道侵宋，徽宗传位太子钦宗，接着即为“靖康之耻”。钦宗靖康元年(1126)农历正月，金人渡黄河，围汴京。结果宋人求和并订条约如下：(1)尊金主为伯父；(2)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3)输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金人退兵后，宋又毁约，于是11月金兵再来，将钦宗父子掳去，并立张邦昌为帝，北宋遂亡。从灭辽到灭宋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一战役中，宋兵几乎毫无抵抗，养兵百万而结果落得如此下场，良可哀也。

　　 结论

　　 北宋为什么积弱不振，终归覆亡，前面的叙述和分析似乎已经提供答案。从综合起见，现在再以四个字来作为总评，那就是“战略无知”。在北宋九朝186年的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战略家，汉有良、平，唐有李靖，北宋则既无知兵的文臣，也无善战的武将，从开国到亡国，所采取的国家政策，所作的战略决定几乎无一不错。如此立国焉能不弱？如此谋国，又焉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