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观点看三国时代·第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我国的历史，有两个时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第一个是楚汉相争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三国鼎立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有许多战略人才出现，他们的表现都很杰出，这在我国的全部历史中可以算是难得一见的盛况。而这两个时代之间又有一个显著的差异：秦楚之际，人才是集中在一方面，遂终成统一之局；三国时期，人才却分散成为三大集团，于是也就造成了分裂的后果。虽然有如此的差异，但这两个时代的故事又都是一样地值得后人欣赏和研究。
以时间而论，三国时代要比秦楚之际较晚，照理说，史料应该比较丰富，因而研究工作似乎应该比较容易。但事实并不如此。首先必须指出，陈寿的《三国志》对于战争的记载远不如《史记》那样清楚。《史记》的记载虽然也很简略，但对于重大的会战我们从记录中还是可以摸索到一点轮廓，但《三国志》在这一方面所能提供的资料就差得多了。
其次，最足以产生混淆的就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因为这部小说已经畅销几百年，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所以其影响力之大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小说中的叙述与历史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对于时间的记载有许多差误，对于人物的评述也有很多扭曲。其在社会传统认知中所产生的不正确印象也就变成了精密研究的绊脚石。
因此，三国时代的精密历史研究是似易实难。不过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并不那样悲观，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只想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分析古史，并且企图从此种分析中获致若干实用性的教训。所以，并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细节，而且也无须作严密的考据。我们只是根据正史(不是小说)的记载将其当做一种战略研究的个案而已。
三国时代的界定
所谓“三国”是一个很模糊的名词，严格地说，要到曹丕篡汉称帝的时候，历史才真正开始进入三国时代，那也就是公元220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时也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称帝还要迟1年，即公元221年，至于孙权，则直到公元229年才正式称帝。但事实上，“赤壁之战”(208年)以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即已形成，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把三国时代的起点定在这一年似乎比较适当。在此以前还应算是汉朝的末期，那个阶段大致始于董卓之乱(190年)，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在长达十余年的混战中，曹操最终扫平群雄，掌握了中原的控制权，到公元208年，他开始进兵荆州时，历史也就走到了它的转向点。
如果赤壁一战曹操获胜，则中国将回到统一的途径，由于这一战失败，遂粉碎了曹操统一全国的雄心，而三国鼎立的局势也就终于形成。所以，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赤壁之战”的确算是一场决定性会战。换言之，这一战决定了历史的方向。
虽然历史的分段应以208年为界，但战略的研究却不能以此为起点，因为在此以前，战略形势早已在发展之中，而那些重要人物(战略家)的过去也都有分析之必要。所以本文所涵盖的时间应起自汉献帝元年，而以三国的再统一为结束。
三国时代最杰出的战略家还是首推曹操，尤其就用兵(作战)而言，更是无人可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有云：“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这种说法不仅对其推崇备至，而且相当客观，对于曹操而言，更可谓盖棺定论(曹操死于220年，《后出师表》大致作于228年)。
曹操最初起兵声讨董卓时，其实力真是非常渺小，他不仅没有自己的地盘，而且5000人的兵力也是七拼八凑的。当时其他的关东州郡都各有兵力达数万人，在结盟时，自然推举兵力和威望最大的人为盟主，那就是号称“四世三公”的袁绍。这个时候，曹操在群雄之中只能算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却开始表现出他的机智和勇敢，令人刮目相看。
当董卓被消灭之后，中原变成了权力真空，在军阀混战之中，曹操终于脱颖而出，并在官渡会战中彻底击败袁绍(200年)，建立了统一中原的初步基础。曹操的胜利的确得来不易，其所以能如此主要还是归功于其战略的高超。我们还是引用诸葛亮的意见来作为证明：“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这里所说的“人谋”即为战略。
刘备的战略才能显然不如曹操，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特长为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对于战略的心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虽然他的基础和运气都不太好，而且经常打败仗，但他依然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成就，连曹操都不能不佩服，所以他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之所以能终成帝业，主要的就是他知道如何善用心理(精神)因素。
在曹操的心目中，刘备是其第一号敌人而且也是最后的敌人。在他下荆州时，为了追击刘备，曾轻骑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可以想见曹操是志在必得。假使刘备在长阪(没有坡)被俘，则曹操也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孙权绝不敢独力迎战，赤壁之战也就不会发生。
从历史记载看来，刘备虽败而未溃，这正是其最大的长处。依照诸葛亮在游说孙权时所说的话，刘备始终能够保持相当完整的实力，似乎更难能可贵，由此可以反证刘备并不像小说中所形容的那样不善用兵(当然，诸葛亮也许有一点夸大)。
若与曹刘相比，孙权显然又差了一大截。他不仅是晚辈而且缺乏经验。不过，他仍然是一位很杰出的领袖，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果敢决断。所以他能承继父兄之业，并终于达到鼎足三分的地位，也并非偶然。
除了三大巨头以外，三国时代还有许多人才，真可以说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曹操网罗的人才最多，在他的幕府中有很多优秀战略家，不过因为曹操本人的确是了不起，所以有月掩众星之感。孙家兄弟网罗的人才也不少，其中像周瑜、鲁肃、陆逊都算是第一流的。比较差的还是蜀汉方面，不过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好像是打了一只“全垒打”，因为其他所有的人才都无法与他比拟。
尽管陈寿批评诸葛亮“奇谋为短”，但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诸葛亮之为伟大战略家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虽然已经相隔1700多年，但到今天还有完整的记录足以充分表达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如果看过此种文献记录，还说诸葛亮不是伟大的战略家，则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完全缺乏战略的认识。此项文献就是《隆中对》。
《隆中对》的分析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常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类似事情发生。说到《隆中对》，就让人想起《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从表面看来，这二者之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战略家的眼中看来，二者之间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存在。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长远计划。
施利芬虽贵为元帅，但一生都没打过仗，其作为“战略家”的大名完全是靠所谓《施利芬计划》才能传流至今，如果没有这套文件的存在，则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施利芬为何许人了。
非常类似，诸葛亮一生中也很少有指挥作战的机会，至少在刘备去世之前，他似乎很少过问军事。而且还有一项事实也许是很多读者所不敢相信的，那就是刘备对他也并非言听计从。这又是小说害人，因为我们从小就看《三国演义》，对于刘备之信任孔明，以及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获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很难接受历史的记载。
在刘备的时代，诸葛亮的贡献似乎都是在外交和内政方面，至于用兵作战，刘备是自有主张，并不一定尊重他的意见，甚至也不征询他的意见，至少诸葛亮本人能够感觉到他的意见有时不如法正(孝直)的有分量。直到刘备称帝时才以诸葛亮为丞相，换言之，在此以前诸葛亮的地位并非“位极人臣”。
诸葛亮真正执政是在后主的时代，而他亲自指挥作战则更是只限于“六出祁山”那个阶段。虽然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但他没有打胜仗也是事实。因此就事论事，陈寿的评语并非毫无根据。
假使说没有《施利芬计划》，则后世将无法证明施利芬是伟大的战略家，那么也可以同样地说，若无《隆中对》，则今天人们也无法证明诸葛亮是伟大的战略家。
《隆中对》的“对”字，就是“对话”(Dialogue)，换言之，即为当时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与他谈话的记录。它虽然不具有战略计划的形式，但却有其实质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与《施利芬计划》相提并论。陈寿对诸葛亮所说的话记录得相当完整。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位战略家的诸葛亮，眼光是如何高远，思想是如何周密。
因此，正像施利芬的情形一样，仅凭《隆中对》即可了解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同时，它也和诸葛亮大名同垂宇宙。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所以现在将其全文引述如下，然后再作精密的分析：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这段话一气呵成，并不太长(不到500字)，但却气势雄伟，层次分明，足以表现其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真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其说服能力远超过万言书。无怪乎刘备非常佩服而决心聘请他下山为“军师”。
诸葛亮首先以曹操胜袁绍的事实为例，指出事在人为，成功要靠战略(人谋)的基本道理。接着他就作情势和利害的分析，而获得四点重要结论：
1、不可与曹操争锋；
2、江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3、荆州为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
4、益州刘璋暗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于以上的分析，则刘备所应采取的战略也就至为明显：
1、夺取荆益二州来作为霸业基地；
2、利用内政和外交手段以巩固和扩大权力基础；
3、天下有变，始发动总攻势，以期一举而复兴汉室。
必须了解诸葛亮提出的是一种真正的“长远计划”。以当时刘备的处境而言，此种构想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几乎可以说是不切实际。但天下事的确是非常玄妙，许多近似梦想的计划终于能够变成事实(至少是一部分)，这也是历史给人类的最大教训之一：人的确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能否予以充分发挥，其关键则在意志(Will)和智慧(Wisdom)。刘备戎马半生，屡败屡战，自然是一位意志极坚强的领袖，但他所缺乏的却是智慧，也就是一种能够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战略头脑，而诸葛亮正是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足以填补刘备的战略思想真空。
因为是“长远计划”，所以自然没有预定的时间架构，而且内容也只能以“假想”(Scenario)来表达。《施利芬计划》也是这样，这足以证明古今中外虽然在情况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战略研究而言，某些基本原理并无改变。诸葛亮的《隆中对》含有很多的“假想”，换言之，也就是在当时(207年，即建安十二年)根本无从控制的因素。不过就其整体而言，它还是具有一种明确的目标意识。它所想像的每一个层面，都具有统一的导向，这也代表一种标准的战略思想方法。对于今天已经受过完美战略教育的人而言，这些道理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在那个时代，诸葛亮能有如此严密完整的战略思想，则的确应该称之为“天下奇才”。
诸葛亮只是首先指出应以荆益二州为初期争取之战略目标，至于应如何争取，他并未说明。当然，那是“运作”(operation)的问题，无法纳入这样的“大纲”(outline)之内。接着他就作了一个假定，“若跨有荆益”，于是再指出第二阶段的战略重点，即“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到这些目标已经达到，则刘备始能居于不败的地位。
这样才达到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此时他又作了一个假定：“天下有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天下有变，然后始能发动其想像中的钳形攻势，并一举达到复兴汉室的目的。但若无变，则绝对不可轻举妄动。诸葛亮虽未做这样的明白说明，但其前面所说“此诚不可与争锋”一语即可以作为暗示。
《隆中对》是一种概括性的长远计划，其主要价值就是能对尔后的战略行动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指导。至于此种计划应如何执行，以及其进度应如何决定，那都是另外的问题。而且根据历史的经验，很少有任何计划能够完全依照原有的构想付诸实施，事实上，也并无这样的必要。所以，《隆中对》的构想以后究竟兑现了多少，对于其作为战略计划的评价并无任何关系。
赤壁之战
刘备到荆州投刘表是在建安六年(201年)，得诸葛亮于隆中是建安十二年(207年)。其间有长达6年之久的时间，而刘备却一点作为都没有，这也是一件很不易解释的事情。假使说，过去他一直没有考虑夺取荆州的问题，那么等到诸葛亮正式向他提出此种观念之后才开始动脑筋，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开始大举南征，情况发生剧变，诸葛亮原拟的计划完全落空。这一事实可以提供很重要的教训，足以证明战略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艺术，战略家必须具有弹性化的心灵，能随机应变而不墨守成规。否则，一遇到紧急事变，就会手足无措。简言之，战略绝非八股，而且也无公式，对于今天许多从事战略理论研究的人，这些历史故事应该能产生警戒作用。
曹操大军压境，本已多病的刘表在八月间忧惧而死。九月曹军兵临新野，刘表的幼子刘琮迎降。这一连串的变化实在是来得太快，不过刘备(在诸葛亮帮助之下？)还算是应付得很好。他不仅逃过了曹操的猛烈追击，而且还保持着由关羽和刘琦(刘表长子)所指挥的兵力约2万人。由于还有这点本钱，所以诸葛亮的“联吴”战略才能付诸实施。
在此还有一点应该指出，《隆中对》中所假想的“外结好孙权”是在“跨有荆益”之后，而此时刘备决定寻求孙权的合作，并派诸葛亮入吴游说，却是一种应急措施，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当曹操进占荆州之后，立即向孙权展开招降的工作。这种威胁利诱的心理作战已经产生相当明显的效果，吴下群臣中很多人都主张投降，甚至连孙权本人也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东吴的主战派以周瑜和鲁肃为领袖，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感到孤掌难鸣，幸亏诸葛亮此时来到使主战派声势大振。诸葛亮的说辞非常锋利，直指孙权的心理弱点，这样才迫使他决心一战。
诸葛亮的说辞很值得引述和分析，因为这对于“攻心”之术可以算是一种最佳的模式。他首先对孙权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这段话中有两个要点应特别指出：(1)不讳言“豫州遁逃至此”，并要求孙权量力而处，使所有反对与刘备合作的人无法反唇相讥；(2)公开指出孙权“事急而不断”，这也正打在他的心理弱点上。凡是犹豫不决的人最怕人说他不能决断，只有这种刺激才能使他立下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皇尼古拉二世之所以投入战争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当孙权反问：“苟如君言，刘豫州遂事之乎！”诸葛亮遂又乘机从另一方面对其施加心理压力，他说：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段话诉之于孙权的“荣誉感”，孙权一向以英雄自居，他当然不能忍受“刘备不能降而孙权可以降”的侮辱。最后为了增强孙权的决心，诸葛亮又作了下述的研究判断。
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这段话也可以对后世研究战略的人提供重要的启示：战略是讲理的，战略必须以利害的分析为基础。所以在激之以情之后，还是要服之以理，而更重要的是动之以利。这一段研究判断平实合理，对于敌我的比较也很客观，说的全是内行话，而且对胜败的后果也作了合理的推测。
孙权下了决心之后，接着就展开了“赤壁之战”。关于这次会战的资料实在很贫乏，严格说来，我们实在不知道它是怎样打的，甚至不知道其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惟一能确定的事情就只有它的胜负和后果。现在为了简便起见，根据历史的记录分成几个问题讨论如下：
1、双方的兵力。联军方面很容易确定：周瑜有3万人，刘备大约2万人，合计5万人。曹军的数量则争议颇多。80万当然是夸大之词，周瑜认为总计不过20余万，其中七八万为荆州降军，不可靠而且素质也差(过去荆吴交战，荆州兵几乎总是战败)。其余十五六万北方部队，不但不服水土而且也不善水战。大概说来，周瑜的分析相当正确，而且与诸葛亮的意见一致。不过仍有两点必须澄清：(1)总兵力是一回事，参加会战的兵力又是一回事。曹军南来，征服了整个荆州，对于若干后方重要城镇，不可能不酌留驻军。所以能用在会战中的兵力远比总数要小。也许可以这样说，会战时曹军在数量上只是略占优势，达不到三对一之比。(2)“水战”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因素，这个战场很特殊，两军主力之间隔着一道大江，因此，不善水战的部队在作战上吃亏很大。
2、时间与地点。谁都不知道会战是在哪一天打的，不过曹操是在九月进入荆州的，接着他要接收地盘，调整状态和等候东吴对招降的回答，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是一种合理的估计，所以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十一月。假使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则又可以获得下述两点结论：(1)曹军的确已成强弩之末，因为在古代，军队冬季很少作战(中外都一样)，这时北方部队早已归心似箭。(2)在长江流域，十一月吹东风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孔明也就不必“借”了。地点也是一个谜。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在湖北嘉鱼县西南。赤壁是一座山，位于长江右岸，周瑜的主力位置在此，对岸是乌林，也就是曹军的集中地。所以，一般人所说的“火烧赤壁”是完全不对的，烧的是乌林而不是赤壁。两军为什么会在这里遭遇，为什么会以此为战场？历史也无交代。
3、会战的经过。历史对于这次重要会战的经过，记载得非常简略，而且也很模糊。我们对于双方的“战斗序列”一点都不知道。只有两个因素可以肯定，那就是“欺骗”(deception)和“奇袭”(surprise)。黄盖诈降的确使曹操受到欺骗，于是也就产生了奇袭的效力，最终造成了北军大败的结果。有人认为像曹操那样精明的人，怎么会受骗，似乎不可理解。这实在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东吴群臣中，尤其是老一辈，想降曹的人很多。“火攻”在古代很普遍，所以《孙子》列有专篇，在外国也是一样，可以找到很多例证。“连船”也不是一件奇事，在长江中假使许多船只碇泊在一起，自然会彼此用缆索连系，以免碰撞流失。至于所谓“连环计”则完全是小说的虚构，技术上也不可能。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由于受到小说夸大描写的影响，大家都以为曹军是被一把火烧垮的。事实绝非如此，“火攻”只是会战的序幕而已。假使联军不发动突击，则曹军不会自动崩溃。
4、刘备的贡献。于是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疑问，究竟刘备在会战时扮演何种角色？照历史(和小说)的记载，这场会战好像是周瑜一个人打的，刘备只是旁观而已。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如此。联军一共有5万人，刘备所部占了2万，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后者居然不参加，那岂非怪事。刘备参战另有一项旁证，那就是后来发生荆州主权争论时，关羽曾指出：“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自力破魏，岂得徒劳而无块壤？”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在会战时，周瑜是从长江南岸直趋北岸，从正面攻击曹军阵地，因为吴军擅长“水战”，所以此种两栖攻击是优于为之，它可以吸引曹操的注意，因为那是他的心理弱点。与此同时，刘备的精兵从北面打击曹军的背面，直扑乌林，并与南面登陆的吴军会合。在这样前后夹击之下，曹军才会完全崩溃。这样的打法不仅入情入理，而且也符合中外战争史的典型。不过令人遗憾的却是历史并无明确的记载。
5．胜负与后果。赤壁会战的记载虽然不完整，但其胜负和后果却是非常明白，也不会引起任何争论。曹操的确败得很惨，几乎“仅以身免”，而更重要的是从此他对于南征的兴趣已大打折扣。以后，他虽曾再度进攻东吴(213年)，但半途而返。所以诚如诸葛亮所预测：“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战”使统一的汉朝变成分裂的三国，所以，对于历史而言，它是决定性会战自无疑义。
刘备跨有荆益
赤壁会战结束后，曹操率其败军向北撤退，周瑜和刘备当然乘胜追击，但后续作战进行得并不顺利，不仅曹操能够脱身逃走，而且他的部队还守住了所占领的荆州北部。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值得加以较详细分析。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兵力数量，因为“赤壁之战”主要是凭奇袭取胜。曹军虽败但其剩余实力还是相当可观，而且重要的城镇(襄阳、樊城、江陵)都早已留有守军，所以能够挡住追兵的攻势。
其次，周瑜所部虽然擅长“水战”，但是遇到真正的陆上作战，尤其是攻城，就会感到不那么得心应手。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吴军好像是较轻型的陆战队师，而不是重型的陆军师。在此可以提供一个重要暗示：部队由于受到训练、装备和思想的影响，往往只能打一种战争，连著名的精兵也不例外。1982年，以色列军进攻黎巴嫩南部，原以为不过是牛刀小试，理应势如破竹，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因为以色列军一向是惯于在开阔的西奈沙漠地区作战，到了地形完全不同的黎巴嫩南部，就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以外，还有第三个较微妙的原因，那就是刘备乘机夺取荆州的地盘，而未倾全力去帮助周瑜追击曹操。荆州当时一共有七个郡。其中南部四郡分别为长沙、零陵、桂阳、武陵，都在今天的湖南省。其余北部三个郡则位于湖北省内，即为江夏(包括现在的武汉)、南郡(包括江陵)和南阳(包括襄阳，也就是荆州的首府)。曹操南下时，北面三郡都已为曹军占领，而南部四郡由于距离较远，大致仍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尽管在名义上已经归降曹操。
刘备此时派遣诸葛亮统一指挥关羽、张飞、赵云三支兵力去收拾南部四郡，而其余的部队则由自己统率去帮助周瑜攻击江陵城。从战斗序列上看，即可知道前者代表他的主力。诸葛亮很快就把这四郡收复，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那些地区本来就是荆州的领土，不可能对刘备的兵力作顽强的抵抗。
另一方面，少年气盛的周瑜却在打硬仗。他虽然攻下了江陵城，但自己也身负重伤，结果到建安十五年(210年)遂不治而死。那时他只有36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非常可惜。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以及诸葛亮气死周瑜，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刘备不曾倾全力追击曹操却是事实，所以若以这种观点来解释，指责他放走曹军似乎也不无理由。
江陵攻下之后，这个“战役”(Campaign)也就暂告结束，局势暂时恢复了平静。在此对于有关名词的使用要略作解释。在西方军事术语中，“会战”(Battle)，“战役”(Campaign)，“战争”(War)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各有其定义，不可以随便乱用。但在我国古书中，“战”和“役”常常混用，而且也无明确界定，所以应特别注意，最好不要用“xx之役”这样的话，因为那实际上是指会战而言。
此时若作一次结算，则可以发现荆州七个郡，刘备获得了四个，孙权获得了两个(江夏和南郡)，而最北面的南阳郡仍保留在曹操的手中。若专就郡数来比较，似乎在这场赌博中，刘备是大赢家，尤其是他本来寄人篱下，无尺寸土，现在已有四个郡的地盘，更应该算时来运转。
这一时期，对于荆州的主权问题并无任何法理上的争执。因为刘表的长子刘琦还在，荆州应该物还原主，实乃理所当然。所以在赤壁之战后，遂由孙权和刘备联名上表给汉献帝保刘琦为荆州牧，完成了合法的手续。当然刘琦只是挂名而已，实权是在刘备手中。不久刘琦病死，于是孙权又表刘备领荆州(209年)，这表示孙权对于刘备在荆州的政权合法性已作主动的承认。
因此，以后所谓“借荆州”的说法实在非常牵强，而且于法无据。荆州本是刘家故物，孙权何得而借之。这些争论留待下文再谈，专就赤壁之战后的情况而言，刘孙之间仍属合作无间。其理由也很简单，可以略释如下：曹操虽败但孙曹之间的和平关系并未形成，双方仍处于敌对的状况之下，孙权必须依赖刘备的合作。尤其是周瑜死后，孙吴损了一员大将，而代替他的鲁肃又是一位能识大体、力主孙刘合作的人，所以在那个阶段，双方的关系相当好。
实际上，刘备兵力有一部分驻在南郡的境内。他将司令部设在江陵对岸的油口(后改名公安)，并在那里筑城，表示有久居之意。所以假使说刘备“借”荆州，那也许只应解释为他借了南郡的一部分，即长江以南的几个县。不过，很明显，那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孙权同意的。
到第二年(211年)，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刘璋主动派法正到荆州迎刘备入川，这对刘备而言，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刘璋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概括地说，是受到张松和法正的影响，而这二人早已与刘备互通声气，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次政治战的成功运用，至于其中的细节今天人们已无法知道。
刘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受到曹操的威胁，换言之，他希望借重刘备去抵抗曹操。但这却是一个致命的决定，真是引狼人室。刘备入川带去的部队并不多(约二三万人)，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希望用政治手段来达目的，而不准备使用武力。假使兵带得太多，反而会引起刘璋的猜疑。同时荆州是其立足之地，而且对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所以必须留驻重兵。因此，他把他所有的老部下(包括诸葛亮)都留在荆州而只带赤壁战后吸收的新部下前往益州。
这些安排都不错，但可惜入川之后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顺利，结果还是不免使用武力，这也给予后世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政治手段往往有其极限，想完全不用武力可能是一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想收获必须付出成本。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政治战略作了过高的期待，结果才会投入战争而不能自拔。
事实上，刘备征服益州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到214年，才算是终于达到了“跨有荆益”的目标。换言之，也就是勉强完成了《隆中对》所想像的第一个阶段。不过，所付出的成本也很大，就战略而言，最大的牺牲就是不得不动用保留在荆州的总预备队。诸葛亮、张飞、赵云都奉调入川，在荆州只有关羽留守，这对于未来的战略发展构成严重的隐忧。
吴蜀关系的变化
当刘备“取成都”这幕戏刚刚收场，孙权导演的“讨荆州”就紧跟着上了场。吴蜀之间的争论根本不是讲理的问题。双方的关系本来就是以利害为基础，从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这也非常正常，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所以“借”和“讨”只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必多花时间去研究。值得重视的还是19世纪英国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所说的那句名言：“国家只有永久的利害，而无永久的敌友。”
同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当目的改变时，手段当然会随之改变。孙权之所以要与刘备缔结同盟，主要是想对抗曹操。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再度南征，至濡须口而还，此后孙曹关系遂趋于缓和，其暗示孙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刘备的合作。同时，刘备的主力都已入川，荆州空虚，也授人以可乘之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结果即为孙刘交恶，战祸一触即发。
建安二十年，吴将吕蒙袭取了长沙、桂阳二郡，关羽往救也为鲁肃所击败。荆州眼看危在旦夕，刘备只好亲率大军赶到公安，准备发动反攻。孙刘如此失和，无异给曹操制造机会，于是他开始进兵汉中。此时刘备才决定与孙权讲和，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关系又恢复正常。
这次签订的和约很值得分析，结果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东边属孙权西边则属刘备。刘备牺牲了长沙、桂阳二郡的大部分，而换得了南郡的江北部分。从战略观点来看，刘备并未吃亏，因为刘备志在中原，南郡对他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作为跃出的跳板。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三国演义》对这次孙刘交战及其后果竟然一字不提。这一事实对于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若不知道这段插曲，则对以后的若干变化就不易获得相当的了解。
对于刘备而言，危机虽然度过，但很明显，这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它至少已经暗示出下述四个问题，一位心灵够敏感的战略家，对此警告决不会忽视。
1、它暗示刘备新征服的荆益帝国，基础非常脆弱。对于他来说，显然扩张得太快。所以他迫切需要的就是时间，好让他能够用来巩固其新帝国，那也就是应该赶快推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建议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2、到了跨有荆益之后，东吴的合作对于刘备而言，其重要性也就日益明显。严格地说，若无孙权的合作，不要说是进攻中原，就连确保荆益都很困难。诸葛亮对此早有认识，但刘备是否有此共识则似有疑问。不过，想争取东吴的合作，必须付出重大的成本，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争天下者必须不惜成本，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表现，可惜他的子孙远不如他那样有魄力。
3、荆州虽为“用武之国”，但就战略地理而言，它的形势暴露，夹在孙曹两方之间，的确是腹背受敌。所以除非后方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否则贸然向北进攻，实无异于自取灭亡。欲求后方安全能有保障，则所依赖的有两个因素：(1)与东吴保持可靠的同盟关系；(2)当大军北上时，荆州仍有足够对抗奇袭的能力。
4、基于以上的分析，则刘备对于荆州不仅应留置适当的兵力，而且更应慎选留守的将领。这里就要谈到关羽的问题。当初刘备入蜀时，把诸葛亮留在荆州，这种安排是正确的，等到以后，诸葛亮不得不调走时，留下关羽守荆州，也算是合理的安排。有人曾指出，若能改派赵云，荆州也许不会丧失。这不仅是一种“后见之明”，而且依照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关羽在刘备军中地位最高，根据人事制度当然非他莫属。还有一点最容易引起误解，那就是赵云的地位。大家都被小说骗了，以为赵云仅次于关张，实际上，赵云的官阶要低得多。不过这次危机却已证明关羽能力有限，不足以当大任，所以刘备没有乘机调整人事，而让关羽继续驻守荆州，至少应算是一种疏忽。
瓜分荆州之后，孙刘双方虽能暂时和平相处，但真正的合作关系并未建立。尤其是关羽不仅完全不懂外交，而且态度也非常恶劣。东吴方面，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又已病逝，接替他的人是吕蒙，正是上次危机的制造者。到建安二十三年(217年)，孙权与曹操恢复正常关系，所以实际上，孙刘的关系已经接近破裂的边缘。
就在同一年，刘备接受法正的建议，进兵汉中，而曹操在与孙权和解之后，遂于次年进兵长安，出斜谷，到汉中与刘备对抗。这次汉中战役打到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才结束。结果是曹操退回长安，放弃汉中。对于刘备而言，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同时，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击败曹操，但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
汉中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刘备又接受法正的建议，在七月间自立为汉中王，并且大封功臣。从战略上来看，这一行动并非没有意义。汉朝的中央政府此时已经名存实亡，不绝如缕，曹操已在建安二十一年晋爵为魏王，这也是篡汉的先声。刘备素以复兴汉室为己任，此时重建一个政治中心可以发挥号召作用，而且汉中是当年高祖发祥之地，称汉中王，更可振奋人心。
刘备称王之后就回到成都，只留下魏廷镇守汉中，表示战事已经完全结束。但非常奇怪，关羽却在八月从南郡向襄阳和樊城发动攻击。假使说这个攻击是在汉中战役尚在进行时发动，则在战略上具有牵制的作用，但到此时发动，简直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我们也不能认为那是由于协调不佳，在行动的时机上缺乏密切的配合，因为汉中的战事在五月即已结束，到八月中间隔了三个月，足以证明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关羽这次行动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联系。因为诸葛亮所假想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总体计划中的一部分，绝非单独行动，而且更有其必要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外结好孙权”。很明显，仅凭荆益之众还是不能收复中原，要想打倒曹操必须孙刘协力。所以对于孙权的要求不仅为消极的中立，而是积极的合作。第二，必须“天下有变”。除非曹魏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否则即令是孙刘合作，也还是胜算很少。最后还有第三点，荆州方面的攻击只是钳形攻势中的一面，而且也不是主攻，刘备在结束汉中战役之后，很显然需要休息，自无“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可能，所以关羽的行动更是荒谬。
关羽的行动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事先甚至不曾报告刘备，因为照当时的情形来看，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动机可能是看到他人在汉中立有战功，所以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不管如何解释，他的战略却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在初期虽能获得若干战术性的胜利，但等到攻城不下，曹军来援助时，吕蒙从后面发动奇袭，攻占江陵，使其进退失据。关羽此时腹背受敌，其毁败已成定局，到十月间由樊城退走时，中途遇伏击被杀。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吴更违盟，关羽毁败。”就逻辑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吴若不违盟，则关羽北进不利时还可以退回荆州。但就战略而言，关羽发动攻击时，孙刘之间的同盟关系早已不存在(至少是名存实亡)，所以当时关羽要想守住荆州都已不易，如何还可以轻举妄动？
有人指出，当关羽受到魏吴两面夹攻时，刘备为什么不赶紧援救，而坐视关羽毁败呢？从时间上来分析，似乎可以获得一种解释。关羽是八月出师，到十月全军覆没，前后不过两个月，而在最初阶段他还打得很好，所以情况的逆转来得太快，从成都到荆州距离相当遥远，以当时的通信和运输条件而言，刘备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
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还是孙刘不能合作。本来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和比战难，双方不能合作，不一定是哪一方面错，甚至都没有错。不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刘备若欲进窥中原，甚或只想确保荆益，都有赖于孙权的合作，则实属毫无疑问。
黄金时代的尾声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曹丕称帝(220年)才是三国时代的开始；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自曹操和刘备相继去世之后(分别为220年和223年)，所谓“黄金时代即已接近尾声”。此后三国鼎立，暂时成为定局，虽然三国之间互相攻伐，但对于基本权力结构均已不能产生任何重大改变。这种局面大约勉强维持了40多年才开始发生突变。263年，魏军大举伐蜀，刘禅投降，接着在第二年，司马炎采取曹丕模式，改魏为晋。于是三国已亡其二，但是吴国仍能继续偏安江左，苟延残喘。到了279年，晋国才分六路进兵，大举征吴。次年，孙皓投降。所以三国时代的结束应定为280年，从曹丕称帝算起至此三国时代共计60年，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算起，则长达90年。
自曹刘相继去世之后，在战略的天空中呈现出月落星稀的景象，假使说还有一颗闪闪发亮的“将星”仍然留在黑暗的长空中，那就是诸葛亮。
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正式当国，这是223年，他逝世于234年，这11年可以算是诸葛亮的时代。不过，他的处境很恶劣，所接管的是一个非常脆弱而且危机四伏的国家。当时荆州已经完全丧失，所剩下的只有一州之地。经过连年用兵，累遭失败之后，国家的军事实力已有很大的消耗，外交方面则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同时，内部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中已有分离分子出现，而在边区更有南蛮的叛乱。所以，真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形容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而刘备又临终托之以大事，可以想见诸葛亮此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如何巨大。但他还是表现出其意志的坚定和智慧的高远。从历史记录上来分析，他的决定和行动都足以证明他有资格列为世界级的一流战略家。若干批评者的意见不仅不太公平，而且似乎没有把事实的真相搞清楚。
诚如法国博弗尔将军所指出的，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战略家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思考问题的。这种方法的要点就是必须首先确定“总路线”(Ceneral line)，然后再根据总路线来采取行动。尽管行动应有弹性，也可以根据环境来作适当的调整，但整个战略路线却必须保持一定的方向。
诸葛亮几乎是立即就做出其基本战略决定，而且在他当国期间，此种基本路线也能始终维持不变，凭这一点即应认为他具有高度的战略天才。他所作的决定有二：(1)联吴制魏；(2)以攻为守。
“联吴”本是《隆中对》中的基本观念，诸葛亮对于这一点有极明确的认识，但是过去因为种种原因，而使这种路线未能坚持，结果才有“关羽毁败，姊归蹉跌”等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发生。到了此时再来重弹联吴的旧调，不仅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而且心理上的障碍也非常难以克服。所以，诸葛亮能够排除万难，毅然采取联吴政策，足以充分表示其果断和明智。
在此可以提供一项重要的原则：国家大事必须诉之于理智而不可诉之于感情。对战略家而言只有一种考验，那就是利害。战略路线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则必须排除众议，坚持到底，而不可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影响。这种原则就理论而言，似乎很简单，但人都是感情动物，战略家也不例外，尤其在决策过程中必然有反对意见出现，而且往往理直气壮，很难予以驳斥。
公元229年，吴王孙权主动称帝并遣使告蜀，这对蜀国而言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蜀一向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吴称王尚可容忍，称帝即构成挑战，所以蜀国有许多人主张与吴断交。此时，诸葛亮却表现出他的高度战略弹性，不仅派使者到吴国“庆其正号”，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与吴国签订了一项比过去更具有实质内容的盟约。
诸葛亮的联吴战略可以说是相当成功，自从他当国之后，蜀吴双方始终合作无间，使蜀国的确已“无东顾之忧”。甚至在他逝世之后，此种政策仍能继续推行，直到蜀亡为止。
但是他的第二条基本路线“以攻为守”，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并不那样成功，而且究竟应否采取这样的路线也曾引起很多争论，不仅在当时，甚至到今天仍然如此。
假使我们认定诸葛亮的基本观念就是“以攻为守”，则从历史记录上来看，他的战略运用还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在长达10年以上的阶段中，蜀国不曾丧失任何领土，而且还经常保持着出师讨贼的态势。我们决不可以批评他劳而无功，浪费国力，至于在作战方面虽曾偶遭挫败，这也不能算是大错，因为不仅“胜负兵家常事”，而且即令诚如陈寿所云，他是“奇谋为短”，也不影响其作为大战略家的评价。
现在就要谈到第二个问题：诸葛亮究竟应否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这个问题不仅远较复杂而且也更值得深入分析。
有人认为，如果诸葛亮的目的只是限于防守，则他实无一再发动攻击之必要。因为益州险塞，他只要凭险固守即能达到其目的，这样可以保存较多的资源以供厚植国力之用。反而言之，以诸葛亮的战略修养，他应该知道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后，如果天下无变，仅凭蜀国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收复中原，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的行动似乎已经违反自己的原则。
这些批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相当正确，但诸葛亮的“以攻为守”并非那样简单，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然后始能作比较客观的批判。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任何战略计划都是政治性的，对一重大战略问题不可能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这一席话可以提供很重要的启示。当刘备崩殂，诸葛亮接管政权时，其所面对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不仅外交孤立，边区叛乱，而且政府内部也已呈现分裂和颓丧的现象，甚至已有人暗中通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振作精神，重整士气，否则就会自动崩溃，绝对不可能持久。
因此，“以攻为守”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战略，必须发动攻势才能团结内部、振奋人心。这样才能渡过政治难关，若仅采取消极的守势，则在心理上无异于已经承认失败，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而且从另一角度来看，“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与“联吴制魏”的外交战略彼此之间又有微妙的配合。蜀国之所以想要联吴是为了制魏，反而言之，吴国之所以愿意联蜀，当然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诸葛亮一再发动攻击，就是要向吴国表现蜀有制魏的能力，这可以产生两种心理反应：(1)使吴国尊重蜀国的实力，并愿意保持双方的合作；(2)刺激吴国起而仿效的意愿，这样就更能产生制魏的实质效果。如果蜀国采取坐守的态势，则吴国就可能要考虑改变其联蜀政策。事实上，在诸葛亮当国的10年间，吴国曾累次与魏国作战，的确尽到其作为同盟的义务。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诸葛亮大战略家的地位应予以肯定。在他死后，三国时代也就不再有值得一谈的战略问题，所以本文也就写到这里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