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楚城濮之战·第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中国历史对研究战争的人而言，是一座尚未开发的宝库。有太多资料值得研究，但从事此种研究的人并不多，而已有的成就也很有限。要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战争史真是谈何容易。不过，若能从历史中抽出若干片段，加以精密分析，则仍不失为一种奠基的工作，尤其可以引起年轻的一代对我国战争史研究的兴趣。

　　 对于史料的选择应有两项标准：(1)在史籍中能找到足够的记载以作精密分析的素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国史书对战争的记载往往失之过简。所以，有很多事实虽明知其重要，但无法作认真的分析。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绝不容许凭空臆断。(2)战争本身有足够重要性，也就是说这次会战对于历史的演进是一关键，亦即所谓“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在此有一点应附带说明，古代战争大致都很短暂，往往仅以一次会战为核心。所以，战争与会战在意义上几不可分，甚至也无区分之必要。

　　 所谓“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的观念发源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说精密分析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其目的是要帮助克服二者之间的差距。其内容包括三点：(1)可疑事实的发现和解释；(2)从效果回溯原因；(3)吸取历史教训，包括褒贬批评在内。

　　 本文所选择的主题为春秋时代晋楚城濮之战。为何作此选择？其理由是它符合上述的标准：(1)(左传)和(国语)对这次会战都有相当良好的记载。尤其应指出的是，从战争研究的观点来看，《左传》的价值是远超后世其他史书。(2)这一会战从战争史家眼中看来，要算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性会战，可以作为范例，并且在战略领域中也能提供若干有意义的教训，所以值得深入分析。

　　 春秋时代

　　 自西周灭亡(前771年)平王东迁起，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代。从此时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为止，中间为长达550年的战乱时代。史家又将其分成两段，前段为春秋，后段为战国。“春秋”之定名系取自孔子所修鲁史，其起点为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终点为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前后共242年，但与西周之覆亡，战国之开始，两头都不衔接。所以，若把春秋时代的起点定为周乎王元年(前770年)，终点定为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则不仅时间可以衔接，而且也比较方便合理。照这样计算，春秋时代全长应为368年。战国时代起点通常都认定为三家分晋，那是在公元前453年。但周室给予其合法承认则在公元前403年，所以以此为正式起点是有合理根据的。

　　 平王东迁后，虽名义上仍维持中央政府(王室)，但实际上对地方政权(诸侯)已丧失控制能力。所谓中原(黄河中下游)已成权力真空，大小诸侯互相兼并，形成无政府状态。内忧必然导致外患，中原的混乱衰弱引起四周野蛮民族(戎狄荆蛮)觊觎之心。当他们乘机入侵时，内忧外患又结为一体，使战争日益扩大，战祸日益蔓延。

　　 从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称霸(前770－前679年)，其间90年可算是黑暗时期。中原诸国不仅互相攻伐，而国内也不断发生内乱，戎狄与荆楚两大野蛮势力分别从南北两面入侵，真乃危急存亡之秋。但很侥幸，齐桓公获管仲之助，奋起领导中原诸国，实施“尊王攘夷”政策，遂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齐桓公开始称霸是周（上敖下厘）王三年(前679年)，到他于周襄王九年(前634年)逝世时为止，共37年，可称为齐桓霸政时期，也是所谓“五霸”的开始，就整个中国而言，可称是小康之局。

　　 春秋初期，最严重的外患是戎狄交侵，所以中原的注意力是放在北面，而在南方又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正在兴起，那就是楚国。比较起来，楚国是一个远较严重的威胁，因为北方野蛮民族缺乏统一组织，也无长远战略，而楚国则不然。它不仅文化水准较高，早已是个统一国家，并且采取长远的扩张战略。自周夷王时(前894－前879年)楚君即已自称为王(其原有的封爵是子)，换言之，即已脱离周室而独立。由于其周围都是小国和野蛮部落，楚国的扩张也就相当容易，不过数十年即已控制整个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成为南方惟一强国。

　　 齐桓公称霸之前，楚国即已灭了申、息、邓等国，并攻入蔡国，其势力已駸駸北上，对中原开始构成重大威胁。所以，从战略观点来看，齐桓公是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管仲所采取的似乎是一种先北后南的战略，直到齐桓公二十三年，即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在北面威胁已暂时解除后，始兴兵伐楚。但齐国并无彻底击败楚国的实力和决心，其真正意图不过是以战迫和。

　　 楚成王看到七国(齐、鲁、宋、陈、卫、曹、许)联军声势浩大，遂一面发兵北上迎敌，一面遣使(屈原)去和齐国谈判。结果双方在召陵会盟，结束了这次危机。楚国承认齐国的霸权，不再向北扩张，但不幸只是暂时而已。

　　 齐桓公死后，情况立即改变。中原诸侯缺乏有力领导，不再能联合对抗外侮。而在此时，楚国以子文为令尹(宰相)，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国势大振。子文为春秋时代伟大政治家之一，孔子对他颇有好评。他对楚国的强盛有极大贡献，但可惜他推荐子玉为其继承人却是一大败笔，并终于使楚国受到一次严重的挫败(详见下文)。

　　 中原方面也有一人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那就是不自量力的宋襄公。虽然他不乏堂吉诃德(Don Quixele)式的勇气，但他的失败却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三点：(1)宋是殷商后代，不是周室宗亲，根本缺乏政治号召力；(2)宋，小国也，权力基础薄弱，不是楚国的对手；(3)他本人头脑顽固，不识时务。结果在泓(水)之战(前638年)宋军为楚军所击败，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从此一蹶不振。把他列入“五霸”名单只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

　　 宋襄公称霸不成，局势遂成一面倒。楚国北进几乎已无阻力。若非晋文公兴起，则周室之亡实指日可待。由于晋国不仅能继承齐国的霸业，而且还能维持较长久的时间，于是此后将近90年的历史遂以晋楚争霸为焦点。

　　 晋楚争霸

　　 西周初期推行封建制度时，似乎有一原则：与王室关系比较密切的宗亲会被安置在较好的地区，而关系较疏远的臣仆(多为异姓)则分得较偏远的地区。这也是自然之理，但后者反而因祸得福。因为在边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他们的封地后来都变成春秋时代的大国。而那些当初最受优待的国家却始终挤在一起，很难强大起来。不过，晋国要算是例外。晋国的始祖是周成王的幼弟，他受封的时间已经很晚。那时中原土地可能早已分封完毕，所以，他获得的是一块接近戎狄的边区，即大致为今天的山西省。换言之，这块地在当时并不太好，但却有发展之余地。这也正是晋国以后能够称霸的基本原因之一。

　　 晋国从周惠王、襄王时代(前676－前617年)开始，即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北部大国。其领土已经不仅限于今山西省南部，而更向北延伸，同时也向南进占今晋、陕、豫之间的重要三角地带。所以，在战略形势上是进可攻而退可守。晋国土壤肥沃，水利良好，人口适度，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潜力。简言之，这个国家有足够称霸的物质基础。

　　 晋文公的父亲献公本来很发愤图强，后来因宠骊姬之故，废杀世子申生，因而导致晋国内乱达15年之久。晋文公名重耳，为献公次子，于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年)逃亡出国，在外流亡19年，到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始由秦穆公派兵护送返国接管政权。

　　 晋文公返国即位后，励精图治，其成就的确非常惊人。仅花了4年的时间，即能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大振国威，建立霸业，真可谓历史的奇迹。其成功主因是由于这4年内晋国进步神速，《国语》对此成就曾作详尽的描述：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支故旧。胥、籍、狐、箕、栾、郡、柏、先、（左羊右舌）、董、韩，寔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

　　 简言之，文公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且也重视社会福利。他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贵族官僚体系，对财富也作公平合理的分配，所以，始能“政平民阜”，奠立富强的基础。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晋国也已开始其外交活动。所采取的第一项步骤是在文公即位次年(前635年)出兵讨伐王子带，把周襄王送回其都城(洛邑)，借以结好王室，这也是“尊王攘夷”政策的第一次尝试。这一行动出于狐偃(子犯)的建议，《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但内容略有不同，现在分别引述如下以作比较：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日：“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父之业而宣信于诸侯，今可为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冬，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亲而不知义也，君盍纳王以教之义。若不纳，秦将纳之，则失周矣，何以求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将焉依？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国语·晋语四》)

　　 把两种记录加以综合观察，可知这一行动具有多方面战略意义：不仅能宣信于诸侯和教民以义，而且抢先下手不让秦国获得勤王之功。

　　 接着为表示修好，同年秋，晋又出兵助秦攻都(国名)，并袭取楚之商密。这是一石二鸟的战略。一方面帮助秦国打通出武关和荆紫关的路线，以导致秦国向南发展，而不在中原方面成为晋国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利用秦的南进来牵制楚国，并减轻其向中原北进的压力。

　　 同年冬季，晋又出兵围原(小国)，这又是一次炫耀武力的外交行动。文王命持三日之粮，到时原不降遂命去之。谍报人员说：“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所亡滋多。”于是退一舍(一宿的距离)而原降。上述三次行动都可算是晋国争取霸权之前的热身运动，其主要是完成心理准备。《左传》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解释，现在引述如下：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日：“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其信。民易资者不求其丰焉，明征其辞。公日：“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知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毂戊，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诚如许多西方战略大师之共识，战争的准备要比战争的进行更重要。而在战争准备中，精神似乎又重于物质。人民必须知义、知信、知礼，然后始可一战。

　　 战争涉及两方面问题，所以在说完了晋国方面之后，必须转而讨论楚国的情况。当晋国正在发愤图强之际，楚国也已经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楚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演习)于暌(他此时已经不做令尹)，终朝而毕，不戮一人。不久子玉(时任令尹)复治兵于（上艹下为），终日而异，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认为他举荐得人)。子文饮之酒，子（上艹下为）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之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不能入矣(战败不能回国)，苟人而贺，何后之有？”他是第一位预测子玉必败的人，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自宋襄公图霸不成后，宋即与楚结盟，事实上，已成其附庸。但在周襄王十八年(前634年)，宋成公又叛楚通晋，所以，楚成王遂决定次年兴兵伐宋。这一行动又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终于触发春秋时代的第一次决定性会战——城濮之战(城濮在今山东濮县临濮镇)。

　　 城濮之战

　　 宋成公叛楚通晋，自然给晋国以莫大的鼓舞，而对楚国则为一次重大外交失败。楚成王为维持其作为盟主的威信，遂在周襄王十九年冬季亲率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围攻宋都，以讨其背盟通敌之罪。宋成公即遣公孙固如晋告急。此时，先轸遂向晋文公建议：“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文公采纳其意见，决定出兵救宋。但晋军若直接救宋，则必须经过曹卫两国，而这两国都是楚的同盟国，势必会构成障碍。于是狐偃遂又建议：“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毂戍以逼齐。)这也是很高明的计谋，有反客为主之妙，也正是20世纪前期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提倡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假使晋军越过曹卫而救宋，则不仅要顾虑交通线的安全，而且更是劳师伐远，反之，楚军则可以逸待劳。若先攻曹卫迫使楚军北上，则不仅可解宋围而更能使主客易势。所以，文公欣然采纳此项建议。

　　 于是晋国立即动员(搜于被卢)，决定战斗序列(作三军)，选择指挥官(谋元帅)。在战斗序列上分为上、中、下三军，以中军为主力，所以，中军将也兼全军总司令(元帅)。每军都有一将一佐，但从以后战斗情况来看，他们似乎是各自指挥一部分兵力，而非共同指挥一个部队。也许可以说晋军的编组颇有弹性，其兵力可以分合使用。对于指挥人选的选定，《左传》与《国语》记载大致相同，但后者较佳，现在引述如下：

　　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日：“郤毂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惇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郤毂。”《国语·晋语四》 [ cdhyy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左传》对赵衰之语是这样记载：

　　“郤毂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似乎不如《国语》的简要。

　　 蒋百里先生曾说：“《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争史。”他认为赵衰之言颇有深意，因为当时的贵族(武士)会打仗并不稀奇，但“说礼乐，敦《诗》、《书》”的人却极少，所以应该请他出任元帅(见《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至于其他将领又是如何选择的，还是看《国语》的记载：

　　公使赵衰为卿(将)，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公使原季(赵衰)为卿，辞日：“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日：“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国语·晋语四》)

　　 从这些记录上可以获得两项印象：(1)晋国当时的贵族政治是相当“民主化”，臣下都勇于发言，而君王也能察纳雅言；(2)那些精英分子都有谦谦君子之风，尤其是赵衰和狐偃均为文公最亲信的人，在流亡期间曾共患难，而能如此谦让，把重要位置让给那些过去不曾追随文公的人，更是难能可贵。这对于晋国内部团结应有重大增强作用。

　　 最后决定的战斗序列如下：

　　 上军 狐毛(将) 狐偃(佐)

　　 中军 郤毂(将) 郤溱(佐)

　　 下军 栾枝(将) 先轸(佐)

　　 次年一月，郤毂在军中逝世，人事遂又调整。先轸以下军佐跃升中军主将，《左传》的评语是“上德也”，他的遗缺由胥臣接任。此后直到城濮会战时均无改变。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农历正月，晋军开始出动，以曹卫二国为攻击目标。卫国内部发生政变，晋军顺利进入该国。曹国则作了相当顽强的抵抗，到第三日才完全攻占。晋军进攻曹卫的目的本是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于是后者遂又遣使来寻求紧急援助。文公本欲立即前进，但由于同盟国(齐、秦)不同意而受到牵制，所以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先轸献计如下(以下的引述均出自《左传》)。

　　公日：“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日：“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这段话比较复杂，所以要略加解释。先轸建议一方面让宋向齐秦行贿，请他们代向楚国求情解围。另一方面，晋军却拘禁曹君并把曹卫之田分赐宋人，以激怒楚国使其必然拒绝齐秦的请求。于是二国既喜宋之贿赂，又怒楚之顽固，就一定会同意晋国进军。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国际关系中，同盟有时是一种包袱。

　　 关于晋国方面暂时说到这里为止，现在再谈楚国方面的情形。楚成王一向都很敬佩晋文公，当其流亡过楚时，曾给予其礼遇，并且拒绝子玉想杀他的建议。他们之间还留下一段“退避三舍”的佳话，可以说彼此惺惺相惜。当晋军破曹时，楚成王即决定撤兵回国，不与晋军冲突，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策。他本人首先回国(入居于申)并令申叔去谷，子玉去宋，而且还特别告诫子玉曰：

　　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岂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子玉冥顽不灵，反而使伯芬向成王请战。他说：“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成王很不高兴但无可奈何，只好给他少量增援，包括“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在内。于是子玉派宛春为使向晋文公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解宋之围。”子犯认为：“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机)矣。”先轸却有较高明的见解，他说：

　　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先轸这段话分析得非常清楚，也提供一项重要启示：战略的主旨就是斗智，必须在智慧上超越对方始能获胜。文公乃拘禁楚使，并私下对曹卫两国许下复国的承诺。这两国遂宣布与楚绝交。子玉大怒，开始求战(从晋师)。晋师退避。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立即作了合理的解释：

　　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晋师退了三舍，楚方全军都认为应适可而止，但子玉不肯，于是春秋时代的决定性会战遂无可避免。

　　 夏四月，戌辰日，也就是会战前夕，晋侯(他的正式封爵)、宋公、齐(大夫)国归父及崔夭、秦(大夫)小子懋次于城濮。楚师背酅(丘陵地名)而舍，因为楚人居高临下，文公遂颇感忧虑。以后又听到舆人之诵更使他感到疑惑。简言之，即令到此时，他还下不了决心。子犯遂替他打气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就是说胜则为天下盟主，败也还可自保，所以不必患得患失。晋文公又问：“若楚惠何？”栾枝遂晓以大义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夜间文公做了一个噩梦，子犯又设法解释才使他情绪恢复稳定。从这些记录中，即可了解决策者的心情是如何沉重，而只有读历史的人始能感觉到此种心情。

　　 子玉使斗勃请战，这是一种礼节，但所说的话则非常轻浮无礼：“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文公派栾枝去回答，措辞非常庄重得体，不愧为大国霸主风度：“寡居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于是晋军作战前的最后一次演习，足以证明其准备的认真。晋军七百乘，（左革右显）(背甲)、靷，(胸甲)、鞅(腹甲)、靽(后甲)(装备齐全)，文公登有莘之墟(今山东曹县西北)对全军作了一次校阅，然后讲评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直到此时，他似乎总算是放心了，接着就砍伐当地的树木用来作为补充武器。

　　 会战分析

　　 对于这次会战，《左传》有完整记录，现在先把它全部抄下，然后再根据原文和战略理论来加以精密分析，以期能解释若干疑问，并吸取有价值的教训。

　　已巳，晋师陈(阵)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 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上述记载似乎很简短，而且也好像有漏洞和疑问，并且在后世引起若干争论。事实上，若与其他史书比较，《左传》的记载要算是相当详尽扼要，蒋百里先生的评语并不过分。后人的意见有些是不曾经过认真分析的，以致引起误解，并非《左传》本身的过错。为方便起见，现在将我个人的看法逐条列举如下：

　　 1、首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双方的兵力，这也是研究古代战争时的最大难题。这个问题又可分成三个小问题：(1)齐秦宋三国兵力是否参加战斗；(2)晋军的兵力；(3)楚军的兵力。

　　 (1)《春秋》经文的记载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但《左传》在对会战经过的叙述中完全不曾提到同盟军。照战略理论来判断，则三国之师既不可能参加会战，而且也无此必要。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同盟兵力联合作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必须事先有很好的协调，否则根本无法行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晋国与那些国家的同盟关系刚刚建立(秦国可能例外)，其意义是外交多于军事，他们之间并无统一指挥组织，所以不能够联合作战。为什么无必要？同盟国即令派遣兵力，也只是象征性的。晋军已经很强大，根本无须他们协助。所以，少数的同盟军可能只作“壁上观”，并未投入战斗。这在古代也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孔老夫子认为他们“战于城濮”也没有错，因为参加战争并不一定就要投入会战。

　　 (2)晋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左传》告诉我们的惟一数字就是“七百乘”，一乘兵车配合多少人员，在当时应该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所以左氏也自然不必再作说明，但这种省略却给后人带来极大的困难。虽然一乘兵车配置多少步(徒)兵已有多种不同的考据和计算，但哪种完全正确则很难断言。照我个人想象，一乘兵车可能最多配兵员一百人，包括车士和步兵在内。如果是这样，则晋军投入会战的人数最高可达七万之多。这在古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晋军共有三个军，似可假定上下两军各为两万人、中军为三万人，因为中军还包括“公族”(即保护君主的禁军)在内，人数较多也是合理的。兵车的分配可能也是照此比例。此外，晋国的各军似乎又分成两个战斗集团，由其将佐分别指挥，这是根据会战的理则来分析，并无具体的证据。果真如此，晋军每一个战斗集团兵力应为官兵一万人、车一百乘，依理那是一个可由一个人来指挥的有效单位。(七万人的估计也许还是太高，比较保守的估计可能应为五万到七万之间。)

　　 (3)楚军的兵力则更难估计，其原因有三：①《左传》没有任何记载；②楚军单位名称与中原诸国不尽相同，对其组织也缺乏资料；③楚军中有同盟(附庸)兵力混合在一起，真正的楚军有多少，谁都不知道。概括言之，楚国在当时是天下莫强焉，其兵力的雄厚应无疑问。不过，城濮之战，严格说来，不是楚王所想打的。楚国事先也无计划，并未准备倾全力来与晋国争霸，所以，所用的兵力只是其全部的一部分而已。

　　 子玉率领前往围宋的是一支同盟兵力，包括五国的部队，其中楚军所占比例自不会太高，宋国是一个弱国，用这样杂牌部队去围攻它也绰绰有余，所以，楚国自不必动用其主力。等到子玉请战时，楚王只勉强地给以少量增援，不过其中也包括若干精兵在内。尤其是所谓“若敖之六卒”一定是享誉国际的精锐部队，否则《左传》不会那样一再提到它。但城濮之战，楚方究竟投入多少兵力还是无从估计，而只能推断。

　　 楚军(包括陈蔡)总数一定不会少于晋军，甚至可能略占优势，否则子玉不会那样狂妄，自信“今日必无晋矣”！再说到素质，楚军本身绝对不会比晋军差，但其同盟兵力则必然较差，这也就构成楚方的致命伤。在此应附带说明为何楚方能利用同盟兵力的理由，那是因为后者早已整合在楚军指挥体系之内，不会产生协调上的困难。楚军在这一战中有多少兵车，我们也不知道，但大致应与晋军相等。在步兵方面，楚军可能较多，而且素质也不差。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应说明：在春秋时代还没有编成战斗单位的骑兵。骑兵的出现是在战国时代，到那时兵车遂开始被淘汰。

　　 2、在分析兵力数量之后，就应进一步研究双方的兵力部署。概括地说，双方都是分为三军，彼此对峙。但实际上还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检讨：(1)晋军下军将栾枝所部布置在何处？(2)楚方右军(师)除陈蔡以外，是否还有楚国部队？这两个问题之间又有连带关系，所以，似乎应该合并讨论。

　　 照传统想法，下军是一整体，栾枝当然应该在晋军左翼方面，面对着楚方右军。但《左传》只特别强调“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对栾枝的位置则未做任何说明，而且在“楚右师溃”之前也不曾提到栾枝，以后才说到“栾枝……伪遁，楚师驰之”。假使栾枝位置在左翼，则楚右师已溃，他又何必伪遁，而哪里又有楚师来驰(追)之？显然是不合理。从另一方面来看，假使楚军右翼除陈蔡以外还有楚国部队，则陈蔡奔后楚师也就不可能立即崩溃。因此，可以断定正因为楚右师是完全由陈蔡兵力所组成，素质低劣，所以晋方才敢只用下军的一半兵力来当它。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没有楚国兵力，为什么“子上将右”？这实在一点都不奇怪，同盟兵力由盟主国家将领指挥是常见的现象。

　　 至于栾枝的正确位置在何处，只要细读《左传》原文即可知他是在晋军右翼方面。因此，我们又必须作进一步的推断，那就是晋军所采取的并非传统式的部署。若以半个军为单位来计算：左翼只有一个单位(胥臣)，右翼有三个单位(狐毛、狐偃、栾枝)；中央为两个单位(先轸、郤溱)，不过，还包括“公族”在内，它大概也相当于一个单位，也许人数略少一点。这可能是一种大胆而创新的部署，并且也构成胜利的主因(附图1)。

附图1 会战初期

　　 楚军方面的部署，《左传》的记载更不完全。可以推断的只有下述几点：其右翼兵力(陈蔡)最弱，不过并不一定表示人数最少。其主力可能集中在左翼上，但子玉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中军也控制了不少精兵，结果遂不免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军兵力似乎根本不曾投入战斗。

　　 3、现在就到了研究的焦点，即会战的过程。《左传》的记载实在很清楚，假使后人还不懂，则只能怪自己而不能怪古人。《左传》将全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胥臣首先发动攻击，马蒙虎皮产生奇袭作用，素质低劣的陈蔡部队立即奔散，迅速结束了晋军左翼方面的战斗(楚右师溃)。

　　 (2)在晋军右翼方面，狐毛“设二旆而退之”，即移动军旗的位置，表示部队已在撤退。他可能是把兵力向侧面移动(包括狐偃在内)。栾枝则扮演比较戏剧化的角色，用车曳柴伪遁(扬起大量尘土)，使敌人误信晋军已全面退却。于是子西率领楚左军发动追击(驰之)，深入晋方阵地，自投罗网。接着晋军就从两侧发动夹击，把楚师击溃。

　　 (3)到此时楚军已经败定了(楚师败绩)。不过，子玉仍能收回其所控制的中军兵力，停止前进(收其卒而止)。所以，这一部分兵力尚能保持不败(故不败)。

　　 《左传》的惟一缺点是对晋军战斗序列的正确位置不曾说明。照理说，那样多的人不可能都摆在一条横线上。所以，晋军各单位可能采取梯次配置，也许栾枝在第一线，二狐分别占第二及第三线，因此，上军必须先移动，然后栾枝才能向后伪遁。这样在正面上就会呈现缺口，不怕楚军不钻进来(附图2及附图3)。

附图2 两军会战

附图3 击败楚军

　　 结论

　　 晋军的胜利绝非侥幸，他们应该胜的理由实在太多，诚如孙子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现在只把最重要的几点列举如下：

　　 1、晋国对战争有充分准备，志在必胜，而楚王则根本不想打这一仗，也无意倾全力来与晋争霸。

　　 2、晋方领导层的合作可叹观止，尤其是人才辈出，令人羡慕。

　　 3、战争永远有两面，楚方的败因即为晋方的胜因。子玉刚而无礼是导致晋国胜利主因之一。其实他不应求战(将不可愠而致战)，他甚至视战争为“戏”，简直岂有此理。

　　 4、会战前，晋国的大战略(外交政策)运用相当成功，增加了会战胜算。

　　 5、晋军对于会战有周密计划，对于奇袭、欺敌、集中等战争原则都能作果敢的使用，就当时的军事学术水准来看，应该算是超时代的成就。

　　 6、最后还有一点也许是过去论者所不曾注意的。晋方对楚方情况似乎知道得很清楚，是以能谋而后动。因此，晋军应有极佳情报来源。《左传》对此并无记载，但我却在《国语》上找到一个证据，相当有趣，现在引述如下：

　　昔令尹子元之难，或谮王孙启于成王，王弗是，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晋将遁矣。王孙启与于军事，谓先轸日：“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唯东宫与西广寔来。诸侯之从者，叛者半矣，若敖氏离矣，楚师必败，何故去之？”先轸从之，大败楚师，则王孙启之为也。(《国语·楚语上》) [ 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这是令尹子木在论“楚材晋用”时所说的话，应该信而有征。由此看来，孙子的话真不错：“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因为能先知，所以战略才会成功，这也许是城濮之战的最重要教训。

　　 城濮之战为真正的决定性会战，虽然楚军损失并不太大，对楚国国力的减弱也很有限，但精神的效果远超过物质。在此之前，楚国的国际威望可说无与伦比，楚军几乎从未战败，以齐桓公之强都不敢撄其锋。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称霸不成，楚国的扩张遂再不受任何围堵。鲁、卫、郑、曹、陈、蔡、许、宋等国都已成其附庸。中原大部分都已成其势力范围。正当中原命运不绝如缕之际，城濮之战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转机。

　　 晋军击败楚军在当时造成的心理震撼之大实不难想像。一方面，楚军常胜的神话被击破了，另一方面，中原诸国团结御侮的信心又再度复活。以后晋楚虽继续争霸，但中原同盟在晋国领导之下始终能够抵抗外侮，稳定局势近百年之久。华夏文化能发扬光大，都应归功于城濮的胜利。简言之，这一战决定了历史潮流的走向，称之为决定性会战，实至为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