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研究战略·第十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十一章，在这十一章中所讨论的，主题，大致说来只有两个：其一为战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其二为如何从事战略研究。简言之，所讨论的都是“what”与“how”的问题。现在写到了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于是“图穷匕见”，所要讨论的改变为另一种问题，那就是“why”的问题：为何研究战略？

　　 事实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于也是一个应该首先提出的问题，假使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则又何必去考虑战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从事战略研究？不过，从分析和解释的观点来看，若不先了解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就很难说明为什么要研究战略，而且即令能够说明其理由，也似乎还是很难令人信服。因此，必须先讨论“what”和“how”，然后再来解释“why”。于是，这一章遂应在全书中居于殿后的地位。

　　 自从1950年代开始，战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且成为一个正规的学域以来，也就有很多人对于为何应该研究战略、战略的研究为何值得重视等等问题提出其意见。当然，见仁见智，是各有所见，不过若综合言之，则可以归纳成为下述四点，而这也构成研究战略的基本目的和理由。

　　 1、研究战略的第一基本目的即为求知。

　　 2、研究战略的第二基本目的即为改进政策。

　　 3、研究战略的第三基本目的即为创造权力。

　　 4、研究战略的第四基本目的即为引导历史。

　　 因为此四种基本目的都值得追求，都具有其重要性，所以也就共同构成研究战略的主要理由。

　　 求知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之言则可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最佳（the best），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second best）。”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231，241． ]

　　 为什么古今中外对于孙子都如此景仰，其主要原因就是孙子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所以，他的书才会那样合乎逻辑而又有系统。《孙子》十三篇不仅言简意赅，而其精义更是深藏不露。真正需要深入探索者不是六千字左右的文章，而是隐藏在字句后面的奥秘。因此，孙子之不可及是在于其无言之教。

　　 孙子的书，从表面上来看，只是教你去怎样做，而并未教你去怎样想。但他的书也同时暗示他自己是怎样想，此即所谓思想方法。假使能了解他是怎样想，于是也就应该能够学会他的思想方法，此即所谓无言之教。

　　 若能对《孙子》全书作反复的诵习，并同时作深入的思考，则又能获得何种无言之教呢？照我个人的体会，《孙子》全书内容能够反映出孙子在其写作全程中都在追求四个理想目标，可总称之为“孙子四求”，即为：（1）求知，（2）求先，（3）求全，（4）求善。这四个目标都具有抽象的意义，但也都在行动上有其实质的表达。它们不是个别的或独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其互赖互动的关系。简言之，孙子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并非在某一点上追求某一目标，而是经常同时追求四个目标。甚至于有时这四个目标也根本不可分，在追求某一目标时，也就必须同时追求其他三者，这也自然使孙子的思维途径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奇妙景象。尽管不可分，但在研究孙子的思想方法时，还是必须先作逐项的分析，然后再合而论之。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 ]

　　 在研读孙子十三篇时，几乎可以立即发现有某些字眼特别触目，此即方法学中所谓的关键字（keywords）。“知”字在《孙子》全书中出现次数非常频繁，共七十九次。此外与“知”字有密切关系的字也很多，例如“智”（七次），“计”（十一次），“谋”（十一次）等。由此似可显示“知”在孙子的思想方法中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

　　 孙子的战略思想同时具有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但若欲远虑则必须先知，若欲行动具有效率和理性，则又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总结言之，知实乃思与行的基础。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知识（knowledge），无知即为缺乏必要的知识。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即为如何获致知识的动作或步骤；其目的又非仅只是知道（know）而已，而更应深入到了解（understand）的层次。此种层次的最高表现即为“智”（wisdom）。智也就是知的结果，有智慧的人遂被称为“智者”（wise man）。

　　 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不可能全知，换言之，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智者。孔子对此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即为求知的必要途径，但仅只好学仍不一定就能产生智慧，因为知识的累积并不等于智慧，所以好学仅能近乎智，换言之，智乃知的极限（limit）。孙子论将，把智列为五德之首，足以充分表示他对于智的重视和崇尚。但智只是一种抽象的境界，其具体的表达还是知。所以，若能经由好学的途径，获致必要的知识，于是也就可以近乎智了。

　　 孙子所研究者是兵学，所著作者为兵法。“兵”字有很多的复义，包括战争、军事、国防，而尤其是战略都在内。所谓战略者又是三位一体，简言之，即同时为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但无论为思想、为计划、为行动，又都必须以必要的知识为基础。无知固然不能行，无知甚至于也不能思，而尤其是无知则更不能计。思是行的起点，行是思的终点，而计则介乎二者之间，并构成两者之间的桥梁，若无此一桥梁则三者也自不能形成一体，而此思、计、行三位一体的总基础又还是知。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无论其所专精的是思想、是计划、是行动，或三者兼而有之，其入门的途径都是相同的。即有如孙子所昭示的，那就是求知。如何求知？其总诀即为孔子所说的好学。所谓好学在此又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指对于知识具有一种追求不舍的热爱。必须如此，始能从事彻底认真的研究。这样的治学，不仅能获致充分的知识，而且还可能将知识转变为智慧。

　　 孙子“四求”除以“求知”为第一项以外，还有“求先”、“求全”、“求善”三项。事实上，此三项又都与第一项密切相关，甚至于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以第一项为基础。孙子不仅重视求知，而更强调先知，而且还希望能够全知。知识固然重要，但知识的获致若赶不上时间的要求，则自然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求知固应同时求先，但若所获致的知识并不完全，则还是不能发挥其功效，所以全知和先知应受同等的重视。如果不仅能够求知，而且又还能先知和全知，则也就会达到孙子所欣赏的最高标准：“善之善者也！”

　　 孙子与孔子都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其所言到今天仍然构成永恒的教训。现代战略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正式学域，其内容比之过去所谓兵学或战略也早已扩大，其所包括的知识更是种类繁多，难以枚举。但孙子的求知、孔子的好学，仍是不二的法门。

　　 事实上，不仅是战略研究，所有一切的学术研究也莫不皆然。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所著《人间词话》中有一段名言，具有深意，值得引述：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 注：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台北：大夏出版社，1990），p．165。曾引述《人间词话》原文。 ]

　　 研究学问必须有如此苦苦追求的精神，然后始能豁然领悟，获得其理想的成就。

　　 战略研究自从进入大学校园，成为正规学域之后，其任务已经不仅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更必须建立理论体系。所以，求知应列为治学的首要目的。

　　 改进政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核时代和冷战时期，战略研究才开始日益受到重视。首先倡导者为政府，随声附和者为民间，最后始进入大学校园。假使没有美国政府的重视和倡导，则战略研究似乎也就不可能如此发扬光大，形成新的学域。

　　 为何美国政府会领先倡导战略研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新时代带来了新问题，仅凭旧的传统观念不能解决，而必须另觅新途径；（2）要想解决新问题，则必须有新人才，并使用新方法和新工具；（3）战略研究必然走向集体化的方向，必须有新的组织。

　　 在政府之后，民间也起而效尤。于是战略研究在组织上遂逐渐形成三个层次：（1）政府本身所主办的研究机构；（2）民间研究机构，以替政府或企业包工为业；（3）大学中的研究院所，虽以纯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也替政府工作。 [ 注：可参看本书第二章。 ]

　　 以上所云是以美国的情况为主，不过事实上，其他的国家也都只是步美国的后尘而已。简言之，战略研究之所以蔚为风气，主要是应归功于政府的倡导，政府之所以要倡导战略研究，和战略研究之所以会受到重视，又是因为战略家能替政府工作，使其政策获致改进。

　　 简言之，仅由于有新战略家的支持，政府始能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使其政策的品质获得改进，而不至于变成时代的落伍者。因此，改进政策遂成为战略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事实上，战略研究组织又因此而与政府之间发展出互赖关系。政府需要战略家的协助以改进其政策，而战略家也需要政府的协助，否则其研究工作也就很难顺利地进行。所以，不仅有许多研究者以替政府工作为专业，甚至于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战略家也仍然还是会以替政府工作为副业。

　　 战略家基于其研究专长，又能对政府组织和决策者作何种有益的贡献？概括言之，战略家所能作的贡献可以分为下述七项：

　　 1、革新政策。所有的政府都是大官僚组织，具有天然的惰性，也就是所谓官僚作风。政府中的官吏都宁愿守旧而不愿创新，所以，政府在政策领域中要想求新求变，经常会遇到阻力，而难于成功。尤其是政府中人常常缺乏必要的知识，对于新环境缺乏认识，于是也就根本缺乏创新的观念。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国家面临新环境时，都会感觉到非变法无以图强，但变法的诱因又经常是出自学者的建议和鼓励，若缺乏此种诱因，则变法往往失败。商鞅变法成功是由于国内无人反对，王安石以学者身份提倡变法，其所以失败是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其他学者的反对。因此，可以断言战略学者对于政府决策的最大贡献，即为提供求新求变的观念，鼓励政府经常改进其政策，并增强政府内部改革派的势力和威望。

　　 2、解决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环境，政府以及其各部门都会经常必须对于各种困难问题提供解答。以一般政客官僚而言，其所受的教育和累积的经验都不足以使他们具有此种能力。正好像一位普通的医师，要他包诊各种疑难杂症是一样地不合理。现在在医学领域早已有相当精密的分科，各种不同的病都会由不同的专家来处理。但是在政府组织中却并没有那样多的专家来分别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的环境中，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政府必须仰赖战略专家的协助，始能对各种新的战略问题提供适当的解决。

　　 3、提高工作效率。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一切的官僚组织也都同样地只重形式而不重效率。官僚组织愈巨大，机构愈复杂，其工作效率也几乎必然愈低。反而言之，学术研究机构则只重效率而不重形式。如果研究机构官僚化，则其工作必然失败。换言之，战略学者对于政府组织的一种间接贡献，即为将他们讲求效率的精神注入政府组织之中，使其官僚气息减轻，工作效率也随之而改进。

　　 4、为官吏辩护。从某种观点来看，做官实在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官吏只要小有差错，就会立即变成群起而攻之的目标。所以好官难做，臭骂难挨，讲一句公平话，官吏也应该有人替他辩护。假使能有文章道德都受到社会尊重的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讲几句公道话，则对于政府全体和官吏个人都应该是一种贡献。

　　 5、深谋远虑。政府在决策时欲求速效，实为人之常情，但因此而作草率的决定，则又是害莫大焉。老夫子所提出的警告“毋欲速，毋见小利”真乃至理名言，政治家应深以为戒。所有的战略家都知道深谋远虑的重要，必须顾大局、识大体，不汲汲于眼前的得失，而从事于深远的考虑。此种思想方法对于执政者也是一种重要贡献。简言之，政治家应向战略家学习如何深谋远虑。

　　 6、善意批评。学者治学以诚信为本，他只会讲老实话，既不逢迎，也不隐瞒。这对于经常不讲老实话的官场具有非常巨大的矫正作用。政府组织中经常是官官相护，瞒上欺下，几乎是一个骗子世界，所以，学者所作的善意批评，至少可以使主政者能够认清事实真相，并教导政府为政也应像治学一样，必须尊重诚信的原则。

　　 7、学人风范。从事战略研究的工作者，尽管他们是在替政府打工，但其本身还是学者，他的本行是治学，他对于学有其天然的爱好，并希望以其所学贡献给社会。此种学人风范可以产生示范作用，也可以使与其接触的人受到感染，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贡献。 [ 注：Coil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2），pp．180–184．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认定研究战略的第二种基本目的即为改进政策，而这也构成研究战略的第二种理由。

　　 创造权力

　　 在英语中“power”一词同时具有“国家”和“权力”两种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意义。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权力，也就被称为大国或强权（great power）。究竟权力是什么，许多人又可能仅有模糊的认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富国强兵即构成大国的条件。事实上，在复杂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所谓权力者，其内容早已变得并非如此简单：不仅有军事权力，而且还有非军事权力；不仅有硬权力（hard power），而且还有软权力（soft power）。换言之，现代化的权力观念具有非常微妙的含义。 [ 注：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A．Owen，“American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6），p．21． ]

　　 权力并不等于能力（capability）。依照霍尔斯蒂的解释，权力的观念又应分为三个要素（elements），即为能力（capabilities）、行动（acts）和反应（responses）。 [ 注：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Hall，1983），pp．164–168． ]

　　 1、能力是某一国家可以用来影响另一国家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在内）。

　　 2、行动是一个行动者（actor）在企图影响其对方时所采取的步骤和关系。

　　 3、反应是对方受到影响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此三者又可用公式表达如下：

　　　　　　权力 ﹦ 能力 ＋ 行动 ＋ 反应

　　 所以在国际社会中所谓大国，其意义即为该国享有巨大权力，而其要件也就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

　　 1、该国拥有大量和各种不同的资源，可以用来影响他国。

　　 2、该国正在采取多种不同的行动（action）来影响他国。

　　 3、作为目标的国家将采取该国所欲的反应行动。 [ 注：Richard J．Stoll and Michael D．Ward，ed．，Power in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89），p．2． ] 任何国家的能力又都非固定的，必须有战略来加以运作，即采取必要的行动，于是能力始能活用，而变成国家权力。

　　 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为20世纪中期的德国战略思想家，由于逃避纳粹迫害，才前往美国讲学，并对于美国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战略曾经下了一个独特的定义：“战略为权力的综合指导。”（Strategy is the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of power．）自今日视之，罗辛斯基的观念是既不新奇，而且也不够完全，但在当时却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 注：Mitchell M．Simpson，Ⅲ ed．，War，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Rutgers Press，1994），p．57． ]

　　 罗辛斯基虽然对于权力的意义采取与霍尔斯蒂所见略同的解释，但他对于战略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却缺乏完全的认知。他似乎还是认为先有权力而后有战略，战略所综合指导者只是现成的权力。此种观念即令到今天也仍为许多人所认同。

　　 不过，最近以《核战略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一书著名于世的英国战略家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对于战略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战略为创造权力的艺术。”（Strategy is the art of creating power．） [ 注：Lawrence Freedman，“Strategic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Power”，War St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larendon Press，Oxford，1992），pp．280–294． ]

　　 弗里德曼对于权力虽未作详细解释，但他却认为战略的运作不仅限于使用权力，而更以创造权力为目的。所谓创造者，实际上，即为将潜力发展成为可立即使用的权力（严格说来应称为能力）。一个国家可以立即使用的权力可能有限，但能够发展的潜力则也许无法估计。尤其在未来的世纪中，信息将日益代替领土和物资，而变成重要的财富与权力的来源，如何创造新的权力，将成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 [ 注：Walter B．Wriston，“Bits．Bytes，and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77），pp．172–182． ] 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和机构，除追求知识和帮助政府改进政策以外，还有一个较广大的目的，即为研究如何创造新的权力，以适应新的世界环境。

　　 引导历史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功能和战略家的责任有一种非常伟大庄严的构想。他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改变历史的趋势，换言之，不是被动地随着历史走，而应主动地引导（guide）历史随着我们的理想走。

　　 历史的根本形态就是变，我们既不能假定历史演变的趋势一定是有利或一定有害，更不应断言人类必须追随历史的潮流而不可抗拒。事实上，此种巨大的改变力量并非完全有利，有时会带来重大的危险。对于有利的趋势固应设法加以利用，而对于有害的趋势，则应努力加以抗拒。

　　 所以，战略行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其目的是想要影响全面的和连续的历史演变。战略家的思考不一定要追随历史的趋势，而是应该预知正在发展中的演变趋势，然后因势而利导之，使此种趋势变得有利无害，或至少是利多害少。

　　 博弗尔的此种引导历史观念除分别见于其战略三书之中以外，在他所写的两本回忆录中更是有非常令人感动的表达，因为那都是出自其本人的经验，所以其言论也自然充满了感情，真是值得一读再读，令人赞叹不已。

　　 在《1940：法国的沦陷》中，博弗尔非常沉痛地指出：

　　1940年的最大教训就是疾病在初起还可以治疗。只有最初阶段，还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过此之后就会太迟（too late），那些不幸的人，不管他们有何种能力或弱点，假使到这一点时才尝试采取行动，则终将为命运所压倒。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ⅹⅳ． ]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同前注。 ]

　　这要求有先见之明（foresight），诚然当时也有许多人不乏先见之明，但那又必须有精力（energy）来作后盾，而这却是当时政府所缺乏的。他们太受现在的牵制，以至于无心考虑未来。此一经验的教训即为古语所云：要控制就要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最坏的就是观望（wait and see），那经常是无为的借口。因为在现代世界中，一切经济和军事计划都要有时间始能完成，所以不再可能有短期的想法。必须经常再检讨情况，发现萌芽中的危险，并即时作出决定，以制止未来的危险。

　　一个最有价值的教训：人类若不能察知正在发展中的威胁，并立即采取对抗行动，则他们也就会成为命运的玩偶。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以上三段见pp．214–215。 ]

　　 在另一本《1960：苏伊士远征作战》一书中，博弗尔又有下述的警语：

　　除1944年至1945年的卓越战役以外，我们这一代，无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所经历的几乎都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此种长期不利的趋势也就可能会产生宿命主义（fatalism）的心态：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不管一般趋势是有利或不利，但在舞台上的演员对于情况的发展还是能发挥相当影响作用的。

　　对于过去作精密的研究，即可以使我们能够操纵当前的现象，而那又能控制我们的未来。

　　拜占庭曾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狂澜可以控制达一千年之久，所以决定命运的是人的决心和智慧。不幸，常感这二者缺乏，于是帝国的崩溃往往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矛盾。

　　基本的观念是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过此之后，就会变成无可改变的命运。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危机尚未形成之前即能发现其征兆，这样也就可以来得及采取有效的对策。

　　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了防止再犯此种错误，必须扫描未来。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1956．以上引述分别见pp．13–14．pp．145–146，p．156。 ]

　　 为什么要一再，甚至于重复地引述博弗尔之所言，因为他的话可以充分解释为何研究战略的最重要理由：研究战略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引导历史。

　　 博弗尔像所有的伟大战略家一样，重视历史的教训，他认为历史的最大教训即为人必须寻求先知，必须能先知始能控制未来。他反对宿命主义，认为人必须向其自己的命运负责，人并非命运的俘虏，而应凭其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来争取行动自由。要想影响历史的潮流，导引历史的走向，关键就在今天，否则就会太迟。

　　 结语

　　 为什么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从事战略研究？为什么战略研究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什么战略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综合言之，研究战略的基本目的、理由和价值不超出上述分析的范围之外。

　　 战略本身即为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就学术的观点而论，战略值得穷毕生之力来深入研究。一位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他本来就是为研究而研究，并无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研究就是求知，知识本身即为值得终身追求的目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若能容许他专心求知，则对于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最大的享受。进一步说，必须有人如此专心求知，学问才会有进步。

　　 在现实世界中，战略研究又必然会有其实用的方面，也就是研究机构会被雇用去替政府工作。就短期而言，他们能够协助政府改进其政策；就长期而言，他们还应能创造新的权力。这对于纯粹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应该要算是不务正业。但它又还是有其必要性，否则战略也就不会受政府或社会的重视，甚至于研究机构也难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最后，战略研究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引导历史。战略家希望能凭其所学，控制历史的潮流，引导历史的趋势，使人类前途日益光明，这也正是宋儒张载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为万世开太平！

　　 这当然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在此还是再度引述博弗尔的名言来作为全章的结束：

　　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引导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