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的海权思想·第十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海军之有马汉正像陆军之有克劳塞维茨，对于研究海权思想的人而言，提起马汉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美国战略家史普劳特曾指出：“很少有人能像马汉一样，在世界大事上留下这样深刻的痕迹，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亲眼看见其理论如此圆满地实现。”事实上，在其身后，马汉的影响仍继续存在而不衰。

　　 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虽已大变，但在海军中马汉的大名仍然受到尊敬。在海军书刊中，马汉的言论仍经常被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更曾以“核子时代中的马汉”(Mahan in the Nuclear Age)为讲授课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院曾在1993年举行过一次学术讨沦会，讨论的主题却是“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这不仅令人感到相当惊讶，而且也代表战略思想上的一种新觉悟。马汉固然不愧为海权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权思想的全部。在海洋战略思想的领域中，马汉之前、之后与同时，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出现。他们的知名度虽然不如马汉，但并不表示他们的思想不重要或不值得研究。所以，美国海院用“马汉还不够”作为讨论的主题实寓有深意，暗示为学者必须博观多取，保持宽广的眼界，而不可限于门户之见。

　　 本章就是以上述理念为基础。事实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时代，马汉虽扬名天下，但海洋战略思想的主流还是在英国而非美国。英国人虽然对马汉推崇备至，但似乎只是显示一种“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而并非意味着他们本国没有伟大海洋战略家之存在。严格说来，英国有几位思想家，是可以与马汉相提并论的。但令人深感遗憾，我们现在却很少有人研究他们的著作和理论。因此，本章将扼要介绍近代英国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及其理论，以供参考。

　　 柯隆布兄弟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开始，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代。英国人的确已经控制海洋而无人敢向其挑战，全世界都坐视英国海军在世界海洋上执行警察任务，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人对其帝国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不过，工业化和世界贸易使英国的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蒸汽动力也使海军进入转型期。此时在英国只有一个人对帝国安危公开表示关切，他就是约翰·柯隆布(John Colomb，1836－1909)。他原服务于英国海军陆战队，1869年以上尉退役，以后四十年都从事于国防问题的研究和著作，并同时投身政治，曾任国会议员达二十年之久。在英国战略家之中，他可能是曾经呼吁对帝国防卫问题必须采取综合和整体看法的第一人，并充分了解战略与经济的关系。当海军问题在19世纪后期日益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时，他的言论也就变成争相传诵的对象，但其前数十年间所作的深入研究，却几乎不曾受到任何奖励。

　　 当普鲁士在欧陆上兴起，开始唤起英国人对国防的关切时，大家立即的反应即为陆军改革，但约翰·柯隆布提醒其读者：“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能否配合国家目标。英国的国防问题与欧陆国家完全不同。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有三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防卫要求必须加以协调，那就是岛国的本身、帝国的海上交通线、海外殖民地，而尤其是印度。”依照他的看法，英国人纷纷谈论入侵的威胁和陆军的改革，只是注意到问题的某一方面而已。

　　 约翰·柯隆布是第一位指出下述事实的人：“除非英国海军惨败并丧失其对本国水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而且若真是如此，则也已无入侵之必要。”到19世纪后期，英国日益仰赖输入的粮食，在19世纪80年代，已超过其总消费量之一半。所以，英国的问题不是入侵(invasion)而是围困(investment)。此种观念也就成为所谓“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的辩论基础。

　　 不过，约翰·柯隆布又并非狂热的大海军主义者，他对帝国战略情况所做的分析中指出：“国防绝非只是海军的问题。必须有全套的海陆军工具，然后始能适应帝国的各种不同防卫需要。”他又指出：“有若干任务是海军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说．海军不能保卫遥远的殖民地，来对抗其他国家的陆上攻击，也不能把战争带进敌国的领土。此时必须有陆军，而陆海两军之间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经过一百年的战略辩论，事后看来，其思想的平衡稳健，终于受到大多数评论家的肯定，不过在当时却不免曲高和寡，而未能获得其所应有的荣誉。

　　 知名度较高而环境也较有利，约翰之兄菲立普(Philip Colomb，1831－1899)遂有后来居上之势。菲立普在海军中服务时间很久，到1886年才退役，以后又获升少将(1887年)和中将(1892年)，所以其官运远较其弟亨通。退役之后，他才到格林威治的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充任海军战略及战术讲师(instructor)，差不多是与马汉受聘前往新港(Newport)任教同时。从此他才开始其学术和著作生涯。

　　 菲立普的主要著作有两种：其一为《海防论文集》(Essays on Naval Defense)，出版于1893年；另一为《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出版于1891年。他所采取的路线与其弟有相当差异：约翰重视国防的整体，而菲立普则重视海洋战略。他认为海洋战略一向缺乏思考，并自以为他能够发现其原则。他说：“海军科学仍然停留在一种极空泛和不满意的状况中，但作者相信并无困难，只要在平时能将其置于绝对合理的基础上。”

　　 由于英国的海权优势已经面临新的挑战，菲立普遂引述历史以唤起英国入对海洋帝国和海上霸权的回忆。他认为根据审慎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不列颠的防卫一向都是依赖海军，假使握有海军优势，则无海岸设防之必要。反而言之，若丧失海军优势，则任何要塞都不能抵抗敌军的坚强攻击。所以，海军战争的惟一目的即为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经获致，则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功夫。

　　 概括言之，柯隆布兄弟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真可以说是不相伯仲，约翰的思想比较宽广，而菲立普的思想则较深入。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英国颇具影响力，他们呼吁人们思考海洋战略，并促使英国海军摆脱其僵化的心态，因为菲立普的著作所分析的并非仅限于有关帝国防卫的特殊问题，所以比较易于引起较广泛的兴趣，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冲击也可能较大。尤其是他唤起海军军官对历史研究的重视。因此，菲立普不仅为“蓝水学派”的领袖，而且更是“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的创始人。

　　 菲立普所著的《海军战争》的确是一本结构完整、系统分明、值得欣赏的好书。但很不幸，这本书的出版是在1891年，恰好比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晚了一年。于是其所应获的荣誉也就被抢去了不少。菲立普曾非常客气地向马汉说：“我相信我们所有海军人士都认为大著是时代的杰作。”实际上，就书论书，菲立普·柯隆布是绝不逊于马汉的，甚或犹有过之。但马汉在其书出版之后立即享誉国际，而柯隆布的书则仅在专业圈中才有人欣赏。尤其到今天，马汉大名仍垂范环宇，而柯隆布兄弟则几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原因之一是马汉出书较早，但另一重要原因是马汉的书比较通俗，书中历史成分较多，技术成分较少，适合于一般大众阅读。不过，若从海军理论本身的观点来评判，则柯隆布的书实在具有较优的组织和体系。

　　 柯白

　　 比马汉略为晚一点，英国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其在学术领域中的确是能与马汉立于平等的地位，他就是柯白(Sir Julian Corbert，1854－1922)。柯白出生于富贵之家，在剑桥大学获第一级法律学位之后，几乎从未从事律师业务。由于生活富裕，所以能周游世界，四海为家，到1882年干脆摆脱一切俗务，专心致力于研究著作，并以海军史和海洋战略为范围。他与马汉可以说是各有所长：马汉为世人所回忆的特点是他能把海权观念正确地引述于国际事务之中；而柯白则被公认为最了解海洋战略如何运作的人。非常巧合，他们两人都是半路出家，都是在中年之后才走上学术的道路。

　　 柯白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898年，书名为《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Drake and the Tudor Navy)。1900年又出版第二本书，书名为《德雷克的继承者》(The Successors of Drake)。这两本书对英国历史中的海上战争和联合作战都有卓越的叙述和分析。到1910年他又针对英国海军史完成了四部权威著作，包括其最负盛名的佳作《英国在地中海》(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此外，他又替海军记录学会(Navy Record Society)编辑了三套学术性的资料集。这些著作对于帆船时代战争演进过程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参考来源。

　　 柯白重视海军对国家的贡献，分析制海权的获致如何能确保国家利益，并指出英国海军不仅能确保不列颠三岛的安全，而且还能阻止欧陆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柯白的观念也是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但很奇怪，他和马汉不一样，并不重视海洋与经济的关系。柯白在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时，发现联合作战的重要，换言之，陆海两军必须密切合作，始能对国家利益作最有效的贡献。

　　 柯白在1902年才受聘为战略讲师(strategic lecturer)，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讲授“海军战争课程”(NavM War Course)。这是其新事业的起点。其班主任(Director of the War Course)梅上校(Captain W．J．May)允许柯白自由选择教材，但必须以战略、战术为焦点。梅上校又认为：“课程内容必须现代化，使从其中所归纳出来的教训，可以应用于今天的战争。”柯白从事于教学工作直到1914年为止，英国海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受其教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讲稿累经修改之后，终于在1911年出版，那也就是其经典名著《海洋战略原则》(Some Pritu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美国海军学会(Naval Institute)在1987年还曾将其增订再版。

　　 这是柯白的传世之作，也是一本值得洋细介绍的世界名著。柯白在1906年分发给学生一份文件，作为讲授的基础，其正式名称为“海军史讲义中所用的战略名词及定义”(strategic Terms and Definitions Used in Lectures on Naval History)，但大家都简称为“绿色小册”(Green Pamphlet)。1909年又加以修订和改进，并更名为《战略注释》(Notes on Strategy)。这一本小书实际上是对战略的基本解释，同时也反映出柯白对联合作战以及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所表现的兴趣。他强调海军战略仅为战争艺术的一个整合部分。战争是一种政治关系，武力只是用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换言之，舰队的行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柯白把战略分为两类：大战略(major strategy)和小战略(minor strategy)。前者包括国际关系、经济功能在内，现在通用的名词是“grand strategy”；后者为战争的特殊部分，包括陆军、海军以及联合作战。他指出：

　　海军战略或舰队战略只是战略中的一个次分类(Subdivision)，所以，不可仅从海军作战的观念来研究战略。

　　 柯白又把战略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势(posture)，即攻势与守势。发挥影响或达到目的为攻；阻止敌方达到其目的为守。在比较攻守优劣之后，他似乎也像一般人一样，相信攻击享有天然的优势。他说：

　　攻击，具有积极目的，自然是比较有效的战争形式。而作为一种规律，较强的方面是应该采取攻势。

　　 不过，他又很微妙地说明守势也自有其特殊重要性，对海权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柯白指出：

　　在海上我们固然很少有机会用守势来作为全面计划，但并无理由忽视对其的研究。由于我们自己轻视守势，这经常使我们忽视守势对敌人的贡献。在我们的海军史中充满了由于敌方在海上采取守势来支援其在陆上的攻势，使我们如何受到欺骗和挫折的故事。我们在应付此种态势时很少成功，而只有研究守势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绿色小册”分为两篇(part)。第一篇用来解释名词定义，第二篇用来讨论海军战略。柯白特别强调：

　　海洋战略是从来不被认为是依赖于交通的，但事实上，它比陆上战略的依赖程度还更大……所有的海军战略问题都可以简化成为水道和交通(passage and communication)，而这也许就是最佳的解题方法。

　　 于是柯白遂又转而论及“制海”的观念，他指出：

　　这与占领土地的陆军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海洋不可能成为政治主权的标的。我们不可能在其上取得给养(像陆军在征服地区中那样)，也不能不准中立国的船只进入。在世界政治体系之中，海洋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国家与其部分之间的交通工具。所以“制海”的意义即为交通的控制。除非在一场纯粹海洋战争中，否则，制海永远不可能像占领陆地一样，成为战争的最终目的。

　　 柯白认为交通的控制只有在战时始能存在，就性质言，又可分为全面(general)或局部(local)，长期(permanent)或暂时(temporary)。至于说到确保控制的方法，他认为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舰队行动，始能赢得长期全面控制，不过其他的行动还是可以获致局部及暂时控制，其中又包括各种不同方式的封锁在内。

　　 《海洋战略原则》是“绿色小册”的最后修正版，不仅公开发行，也是柯白的传世代表作。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为西方最近的战略理论著作的概观(overview)；第二篇为海军理论的分析；第三篇为海军作战的讨论。当然，最有价值而值得重视的还是第一篇。

　　 柯白首先表示他不同意战略有陆海两派之说，他认为海洋战略只是大陆战略的延伸，而并非彼此对立。他推崇克劳塞维茨为领先的现代理论家(还有约米尼也值得推崇，不过比起克劳塞维茨还是略逊一筹)。柯白的目的就是想要将克劳塞维茨未完成著作中的理论，推广到他所从未研究过的海洋方面。柯白说：

　　站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所已经达到的终点上，我们只是站在这个问题的门槛上而已。我们必须从他们的终点上开始起步，并探求对于世界现状(海洋在其中已经变成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意见又是怎样。

　　 柯白首先承认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著作使他获益良多，然后又说明他的意见与他们的陆军门徒有所不同。同时又表示他不是极端的海军主义者，并深知海陆军的功能是各有其限度。柯白指出海上战争与陆上战争都同为整个战争现象的分支。他主张在名词上应用海洋战争而不用海军战争，因为无论就手段和目的而言，它都超出海军行动范围，而且与陆上行动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就全局而言，海上战争的地位的确较次于陆上战争。柯白对这一点曾详细分析如下：

　　战争几乎不可能仅凭海军行动来决定胜负。若无协助，海军的压力只可能用消耗方式来发挥作用，其效果经常都是很迟缓，而且也会使我方及中立国的商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般的趋势往往都是接受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和平条件了事。若欲决胜则必须使用远较迅速而猛烈的压力。因为人是生活在陆上而非在海上，所以除极少的例外，都是采取两种方式来决定战争胜负：其一是陆军进占敌国领土，其次是海军使陆军有此可能。

　　 柯白说即令以陆上战略而言，军事理论家也都有过分强调总体战争的趋势。甚至于克劳塞维茨都还是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才认清自己的错误，然后始提出有限战争的观念。柯白对19世纪军事理论和克劳塞维茨思想所作的解释，即令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应算是非常杰出。除对战争理论提出精辟分析以外，柯白对若干公认的军事教条也发表了与时人完全相反的意见：

　　 一、他强调防御的利益。他虽并非完全照抄克劳塞维茨的文章，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势，但他却同意老毛奇的意见，相信战略攻势配合战术守势实为最有效的战争形式。

　　 二、柯白虽明白表示他并不提倡复古，回到18世纪的旧路，同时也不贬抑战斗和大会战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过，他又警告其读者应知“认为战争是完全由会战所组成”的观念实乃谬误。其原因为忽视了下述事实：“会战只是一种能真正结束战争的手段，既然只是一种手段，则其他手段在某些情况中也可能同样有效。”尤其是在陆上通常还可以强迫敌军接受战斗，但在海上敌方舰队常可躲在港内，所以要想击败它势必要使用其他的手段。

　　 三、柯白对兵力集中的观念也表示怀疑，而那也正是19世纪战争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过分强调集中是忽视了古老的战争经验。若不分散兵力则根本无战略组合(stratesic combination)可言。若我方兵力能作弹性的分散，则敌方很难知道我方的意图和实力，而且也较易于引诱其进入毁灭的陷阱。

　　 虽然柯白在表达意见时所采取的都是低姿态，但这些观念之具有革命性则为人所共知。概括言之，《海洋战略原则》一书的确已把海军思想带到了高度艺术的水平，而且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到今天仍不失为经典名著。该书出版时，在大西洋两岸都曾获得很多好评。不过，这又并不意味着柯白的思想没有缺失。事后看来，至少有下述四点：

　　 一、柯白未曾预料敌方潜艇在战争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他相信商船有较高的速度，不那么容易被毁，所以，对于潜艇战的价值作了错误的低估。

　　 二、他有轻视巡洋舰的趋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巡洋舰在袭击商船的活动中所获致的成绩远超过其期待。

　　 三、他不像马汉，不认为有采用护航(convoy)措施之必要。在传统的大海战时代(1756－1815)，英国人经常采取护航措施，并曾获得广泛的成功。这是一项不应忘记的重要教训，尤其对于一位像柯白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此种失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柯白的最大失败(greatest failure)也许是他造成一种印象(其实并不能完全怪他)，使人相信舰队若能凭借其存在和地理优势来确保制海权，即无与敌军交战之必要。这一点不仅在战后引起极大的争论，而且也使柯白的清誉受到严重的伤害。

　　 柯白自任教海院之时起，即与费歇尔(John Fisher，当时的海军参谋总长)友好，成为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不过，其对官方政策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则又很难断言。裘德兰会战(Battle of Jutland)之后，丘吉尔(海军部长)为文替他自己的政策辩护，曾以柯白的著作为依据，于是在英国海军内部引起严重争论，直到战争结束后仍继续不休。柯白也难置身事外，遂使他晚年过得很不愉快。

　　 作为海洋战略大师，柯白与马汉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都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认真治学，他们同样强调历史对海军教育之贡献。若以著作来比较，在数量上是马汉领先，但在质量上则柯白可能后来居上。柯白出版其第一本主要著作时差不多要比马汉晚了十年，所以马汉的著作对他当然曾经产生相当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柯白治学态度远较严谨，所用的均为原始资料，而马汉则几乎完全依赖第二手资料。他们之间有惺惺相惜之感：马汉虽早已成名，但对柯白颇表尊重；而柯白也从不公开或直接批评马汉的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马汉以最早的两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最具不朽价值，而柯白则以《海洋战略原则》名垂青史。马汉深受约米尼的影响，而对于柯白则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远超过约米尼。最后再说到他们二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则马汉实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不仅当时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都曾受其影响，而且即令到今天，他仍然还是蓝水学派的大宗师。反而言之，柯白对当时英国海军政策虽不无影响，但到今天除研究海洋战略的学者以外。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了。

　　 李奇蒙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战略思想是一次大考验，海洋方面也不例外，战后各国海军战略家对战前的思想都开始进行再探讨，并寻求新的途径。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新技术对海军战争的冲击，但也同样地相信海权的未来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海洋战略的理论著作并不太多，不过还是有值得介绍的学者和观念。

　　 在英国方面，最杰出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即为李奇蒙(Admiral Sir Herbert William Richmond，1871－1946)。李奇蒙在1885年进入英国海军官校，到1929年晋升至上将，1931年从海军退休转入学术界，受聘为剑桥大学海军史教授以及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的院长，到1946年逝世。他博学多才，在海权思想领域中的成就是可与柯隆布、马汉、柯白等人并驾齐驱。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李奇蒙即已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敢于向正统教条挑战，反对海军政策受物质主义的支配。他强调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那是传播正确战略观念的有效工具。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李奇蒙认为英国海军的指挥和思想、物质和心理，都有严重缺失，而其主因则为英国海军未能发展其学术机构，并长久忽视军官的高级教育。

　　 李奇蒙在1906年受到费歇尔的赏识，被调任其助理，两年后他三十五岁升任上校，并被派为第一艘“无畏”号战舰的舰长。虽然费歇尔如此重用他，但李奇蒙对这位长官却颇感失望。因为他希望能把费歇尔的眼光导向比较广大的问题上，例如全面战争计划的改进，现代参谋制度的建立，但都未获成功。

　　 在这个阶段，他认识了柯白。柯白对这位年轻的上校非常欣赏，鼓励他发展治学的本能，培养其对高级战略问题的兴趣。在柯白指导之下，李奇蒙开始撰写其第一部主要历史著作，《1739年到1748年战争中的海军》(The Navy in the War of 1739－1748)，共分三卷。此书建立了其作为史学家的地位，以后又获得英国三军学会(RUSI)所颁发的齐斯雷金质奖章(Chesney Gold Medal)。那也是极高荣誉，因为到当时为止，海军军官曾获此奖者仅有马汉一人而已。这部著作对李奇蒙思想的形成亦为重要之关键，使他因此而深入了解海洋战略的主要观念、海军参谋组织的任务，以及海陆联合作战的需要。

　　 当他离开“无畏”号之后，李奇蒙被派为一艘第二级巡洋舰的舰长，可谓投闲置散，但他却因此而换得几年时间。他不仅完成其著作，还替海军记录学会编辑了一本书，同时又在海院兼任讲师。此外，又在该院号召一些优秀师生共同组成一个“海军学会”(Naval Society)，并出版一份季刊，名为《海军评论》(The Naval Review)。在其所作的一切改革努力之中，以《海军评论》的创办最具成效，也最持久。他希望经由此管道在海军内部引发学术研究的风气，打倒高级将领对战略思想的垄断。李奇蒙说：“我希望发展彻底思考的习惯，并扩大对较高层次的兴趣。”期刊固然非常成功，但毫无疑问，李奇蒙则已变成不受欢迎的异端分子。因此，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很难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战后他才再交好运，不仅升了少将还奉派到格林威治负责重开“高级军官战争班”(Senior officers War Course)的工作，这对于他是一种非常适当的任务。在1923年到1925年之间，他又调任东印度舰队司令并晋升中将。1926年又回伦敦出任新成立的帝国防卫学院(Imperial Defence College)的首任院长。对于李奇蒙的一生事业，这个学院的创建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其最后的公职。

　　 李奇蒙在1929年升任上将，但同年11月他又在《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两篇署名的文章，其标题一为“较小的海军”(Smaller Navies)，另一为“主力舰”(The Capital Ship)，引起其与官方政策的最后冲突，并导致其两年后的退休。许多年来，李奇蒙都一直反对海军部对大型战舰的偏爱。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前，他即已对英国的造舰计划表示怀疑。他认为不应以与其他国家保持物质平等(material parity)的观念来作为计划的基础，而必须重视下述两点：

　　 一、潜艇和飞机的未来冲击；

　　 二、现实经济因素。

　　 李奇蒙主张英国应根据其本身的需要，采取一种较合理的路线，把主力舰的吨位定在较低的限制上。姑不论其理论的优劣如何，其与官方思想违背则毫无疑问。于是李奇蒙受到严厉的谴责，最后在1931年被迫退休。

　　 退休并不可能使李奇蒙从此保持沉默，当然也非其事业的终点。事实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此更上一层楼，而达到最高峰。在其人生旅程的最后十五年内，李奇蒙出版了不少著作，在剑桥出任教授和院长，而欧洲和美国也纷纷请他去讲学，真乃实至名归，德高望重。由于其学问是如此渊博，其兴趣是如此广泛，所以其作为学者和改革派的影响也就交织在一起而不易区分，他虽有其特殊的战略思想，但又并不曾作有系统的发展，而必须从其个别著作中去加以探索。

　　 作为一位思想家，对李奇蒙的评价还是应以其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无论就范围、深度、治学方法、写作技巧来看，他都有资格被称为良史(a good historian)。不过，他又非以纯史学家自居，其真正目的为探求战略智慧(strategic wisdom)，他认为历史实乃智慧的宝库(a treasure－house of wisdom)。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始终不曾写一本有系统的战略理论，及至晚年，他希望完成此一心愿的愿望日益增加。他在1936年说，他准备写三本书：第一本概述从伊丽莎白时代到1918年的英国战略；第二本对战略理论作有系统的分析；第三本则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但事实上他只完成了第一本，那就是在1945年出版的《政治家与海权》(Statesmen and Sea Power)，这也是其传世之作。

　　 概括言之，李奇蒙虽然不曾留下完整的战略理论，但从其多种著作中，又还是可以发现其观念的完整，见识的高深。他认为战略与技术并不互相冲突，而且更是相辅相成，所以二者应力求整合。他指出：“飞机的发明所带来的结果并非空权已经取代海权，而是一种重要的新海权工具已经出现。”

　　 李奇蒙在思想上有一种反物质主义的趋势，与20世纪的时代精神似乎背道而驰，所以，他经常与英国海军主流派为敌，也是理所当然。不过，他强调战略的重要则又还是值得称赞，李奇蒙指出：“虽然技术的辩论可能非常有力，但战略的辩论也许还更为有力；而就长程来看，战略的错误要比技术的错误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李奇蒙虽有著作等身，但究竟还是不能自立宗派，所以，其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也不如马汉和柯白那样崇高。尽管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李奇蒙的思想和著作仍然是居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结论

　　 西方文明与海洋有其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在西方的战争史中，海权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因素，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一直到20世纪的今天，此种现象可以说是殊少改变。

　　 自从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三百年间不列颠以蕞尔岛国跃居世界帝国的地位，其盛衰的轨迹与海权思想的发展互为因果，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国势日益式微，而美国则后来居上，变成旷古未有的超级大国。因此，英国海权思想也就无人问津，而马汉的思想遂一枝独秀。

　　 实际上，近代英国曾有一系列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出现，其著作与理论也多彩多姿，比之马汉至少互有短长，不相上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提出“马汉还不够”的警语足以发人深省。凡为学者必须心胸宽广，气度恢宏，不受门户之限，对各种不同的观念均能兼容并蓄。于是思想始有弹性，而学问始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