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著作与思想·第十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1985年是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任教的一百周年纪念。该院海洋史教授哈顿多夫(John B．Hattendorf)特将马汉一生著作编成一本完整的书目：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以表追思。该书已往1986年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出版。马汉是一代大师，其著作之多令人惊讶，该书把他的著作分为七大类：

　　 一、专书；

　　 二、对他人著作的贡献，政府文件；

　　 三、由他人所搜集和编辑的马汉著作；

　　 四、对杂志的投稿；

　　 五、对报纸的投稿；

　　 六、翻译他人之作；

　　 七、小册。

　　 其著作之多，真可谓洋洋大观，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此，这本书目对于研究海权思想和海洋战略的人来说极具参考价值。

　　 作者在看了这本书目之后也有很多感想。第一，人们对马汉也正像对克劳塞维茨一样，知道其名的人很多，但真正渎过他的大作并了解其思想的人却不多。第二，克劳塞维茨传世之作《战争论》(On War)国内还有译本，而马汉的最主要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到今天国内尚未有翻译，尽管全世界已有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第三，晚清时代，我国有识之士(以魏源为代表)即已知道重视海洋，但很不幸，诚如马汉批评法国人时所说的话，由于政策背海向陆之故，国势遂终于一蹶不振。

　　 假使说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也是中国人的世纪，则我们在民族思想上必须要做一个重大的调整，那就是应面向海洋，向海洋求发展。因此，对马汉的著作和思想，在今天还是值得向国人介绍。他的书虽然已成为经典，但其中的智慧并不因为时代的改变而丧失其价值？

　　 马汉的生平

　　 本章拟对马汉的主要著作和思想作一简介，但在进入主题之前，仍需对马汉及其一生的遭遇先略作描述。因为言为心声，必须先认识作者，然后才能了解他的作品。

　　 1840年9月27日，马汉出生于西点，他的父亲丹尼斯·马汉(Dennis Hart Mahan)是西点军校的教授，南北战争时的许多将军都出其门下，他在战略、战史等方面的造诣都很深，但由于儿子太负盛名，所以父亲反而变得默默无闻。马汉在思想上并未受到其父的影响，因为他从十二岁即离开家庭，负笈他乡。他进入海军官校也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

　　 1859年，他以第二名毕业于海军官校。两年后南北战争爆发，他虽投入战争，但并无杰出表现。中间曾短期回母校任教，因此与当时任校长的鲁斯(Stephen B．Luce)认识，这件事对他的终身事业有极大的影响。内战结束时，马汉二十六岁已官至少校。以后二十年他仍继续服役，并终于升到中校。

　　 1884年鲁斯(代将)奉命筹办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遂邀请马汉到该院任教，他欣然接受。他获聘的主要原因是他在1883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为《海湾与内陆水域》(The Gulf and Inland Waters)，那是一套名为《内战中的海军》(The Navy In the Civil War)丛书中的第三卷。这本书到今天可能已经无人重视，但它却使马汉一举成名。

　　 马汉于1885年10月16日才奉命到新港(Newport)报到，四天后到院谒见院长鲁斯。鲁斯把他替马汉安排的工作计划告诉他，就是要他写一本书，说明国家权力与海军行动之间的关系，俾为理论性的了解奠定基础。马汉在新港只停留了一天就回到纽约，然后埋头进行研究。

　　 1886年8月，马汉才重返新港，此时他已升任上校，并奉派接替鲁斯的院长职务，同时仍兼任海军史和战略讲师。这是其一生事业的转折点，马汉从此平步青云，终于成为世界公认的“海权先知者”。在开学那一天，已经调任舰队司令的前院长鲁斯向新班同学致辞时曾经这样说：“让我们有信心地期待伟大的心灵出现，他将能为海军科学奠定基础，正像约米尼之于陆军科学一样。”十二年后，当鲁斯出版其言论集时，他在旧日原稿上加了一句：“他就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简称海院)是世界上的第一所海军战争学院，其最初的院址设在一座破旧的救济院中，设备非常简陋，第一班只有学员八人(上尉)，第二年才增为二十人，马汉接任院长之后，不仅亲自讲课，而且还要处理行政事务，非常忙碌。在海军中有许多人反对设立这样的学院，所以在最初阶段，马汉和他的学院都不断受到批评和攻击。

　　 1890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固然使马汉声名大噪，但也引起很多批评、有人说海军军官著书是不务正业，有人认为马汉的重视历史是思想反动，不切实际。马汉也反驳说：“经由历史的研究，可以建立战争的原则和最佳方法，对于一位海军军官而言，再没有其他的事情比它更切实际。”

　　 无论如何，马汉的地位总算已经巩固，他曾两度出任海院院长，当他不在的时候，他的讲义还是由人替他向新班宣读。不过，他在国外所受到的推崇，又远过于国内，尤其是在英国。他不仅受到女王和首相的款待，牛津和剑桥大学所颁赠他荣誉学位，而《泰晤士报》更称他为“新哥白尼”(New Copernicus)。德皇威廉二世更是马汉的崇拜者，他曾经这样说过：“我现在正在存食(devouring)马汉的书，而不仅只是阅渎(reading)而已，我正在尝试用心学习它。那是一本第一流的著作，而且在各方面都是经典。在我的军舰上都有这本书，而且经常为我的舰长和军官们所引述。”

　　 马汉在1889年退役，此后即专心著作。他真是一位多产作家，一共写了二十本书和一百三十七篇专文，后者之中又有一部分再编辑成书出版。在退休之后，他也曾间断地替政府服务，充任顾问等职，不过，那都无太多重要性，他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学术领域。

　　 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所有曾在内战时服役的海军退役上校都升为少将(备役)，马汉虽然接受了这份荣誉，但在著作上署名时，仍保留其“上校”头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经七十四岁，他立即动笔替英国人说话。哪知道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以严守中立为理由，下令禁止美国军官对战争作任何评论，尽管马汉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海军史学家和战略家也不例外。他抗议无效后非常愤怒，二个月后，即1914年12月1日，遂因心脏病逝世于华盛顿的海军医院。

　　 海权与历史

　　 就意识形态而言，马汉是史学家的气质重于海权思想家。作为一位史学家，其不朽的声誉主要是建立在两本书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890和1892年，加起来厚达一千三百页以上，主要内容都是英国海军史。以重要海战的叙述为主体，然后再分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后果。这两本书的原稿都是马汉在海院中所用的讲义，但可明显看出，马汉一开始就准备将其当做专书出版。

　　 用历史来教育海军军官，这个原始观念又还是出于鲁斯(第一任院长)。他在聘请马汉之前的一年(1883年)，曾在美国《海军学会月刊》(Naval Institute Procedings)上以《战争教育》(War Schools)为题发表专论，主张应引导海军军官“对海军史作一种哲学(思想)研究，使其能用专业批评的冷静眼光，探讨全世界的大海战，并认清在何处已经应用科学的原则，以及在何处由于忽视战争艺术的规律而导致失败和灾难”。

　　 以后，在海院开学时，鲁斯又曾致辞主张使用“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他的意思就是应该在陆战与海战、陆军“科学”与海军“科学”、过去与现在之间，作对比的研究。简言之，他认为历史应能提供基本原理(则)形式的教训。

　　 马汉既同意应聘，也就表示他完全接受鲁斯的见解。事实上，他早已读过不少的历史著作，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蒙森(Theodor Mommsen)所著的《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以后马汉在其自传《从风帆到蒸汽》(From Sail to Steam)中，曾追述其当时所获得的感想：“它使我突然想到……假使汉尼拔经由海上入侵意大利……又或在到达意大利后，仍能经由水路与迦太基交通，则结果将会是如何不同。”于是他发现这就是帝国兴亡的线索，换言之，就是能否控制海洋。几经思考之后，马汉又说：“海洋的控制是一个从来不曾受到有系统的研究和解释的历史因素。

　　 马汉虽曾博览群书，但他又回忆说，他的主要灵感并非出自这些来源，而是发自其本身的内在意识。马汉在其第一本主要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导言中，曾说明其目的为研究“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兴衰所产生的效果”。他以后又指出：“此种思想一经建立之后，也就成为尔后二十年间一切著作的核心。”

　　 马汉极端强调“海权”(sea power)，但不幸，他对这个名词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他的著作中，这个名词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义：(1)经由海军优势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2)生产、航运、殖民地和市场，总称之为海权。当然，这两种观念是互相重叠，所以也难免混淆。

　　 马汉的两本主要著作都只有一个主题，即说明英国的海洋优势实为海权运用的最佳例证。他根据史实分析，认为从1688年起到拿破仑失败的每一个阶段中，海军优势所产生的制海权，往往足以决定胜负。

　　 就军事和经济的意识而言，海权的最后胜利即为拿破仑的失败。马汉的结论为：“并未企图在陆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仅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治家终于能确保其国家的胜利。”

　　 后世史学家对此种分析常有微词，主要理由是认为它未免过分简化。第一，马汉并未考虑在历史过程中还有若干非海洋性帝国的兴起。第二，海权因素固然重要，但导致拿破仑失败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马汉一概不予重视。诚如费希尔(David H．Fischer)所指出的，马汉是把一个“必要”(necessary)的理由视为“充分”(sufficient)的理由。马汉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也正是其治学方法的直接后果，因为其原始观念是出自内心，所以，也就很容易变成先有结论然后再来找证据。

　　 海权六要素

　　 马汉的书虽然是以叙述为主，但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第一章中，却又毫无疑问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那就是所谓“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马汉根据历史研究发现有六项影响海权的一般条件，并且认为是具有普遍性而且不受时代影响的。这六项要素分别为：

　　 一、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二、自然结构(physical conformation)；

　　 三、领土大小(extent of territory)；

　　 四、人口数量(number of population)；

　　 五、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六、政府的性质与政策(character and policy of govemments)。

　　 这一套架构也许要算是马汉对海权理论的最大贡献，一直流传到今天仍然有其价值，最多只是在解释上需要略加修正而已。

　　 地理位置对海权的影响及需要，英国是最佳例证。不列颠群岛与欧陆的距离是不远不近，既能使英国对外敌的入侵获得相当的安全保障，又便于它打击敌人。以其本国为基地，英国舰队可以集中兵力，同时用于防御和封锁欧陆，英国毋需维持大陆军，极大节约了财政。英国也可以控制欧洲北部的海运，并便于与其海外领土维持交通。反而言之，法国则缺乏这些优点，所以，在海权竞赛中，自然不是英国的对手。

　　 自然地理结构大致可决定一个民族寻求和获致海权的机会。海岸线形状决定向海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的港湾代表一种重要潜力。土壤的肥沃与否或使人民安土重迁，或使人民不得不讨海为生。前者例如法国，后者例如荷兰。岛国或半岛国家若欲富强，必须重视海权的发展。对于任何有海岸线的国家，海权均为其国家权力的一个必要部分。

　　 领土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否则广大的领土有时反而形成弱点。假使大片领土为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是一种较大的弱点。马汉以内战时的南方为例，指出以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积太大，尤其是海岸线太长和内陆水道太多。

　　 一个想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其中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大的比例。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包括航业、渔业、贸易、造船工业等)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时的持久力。英国为标准典型，不仅是一个航海国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贸易大国，所以拥有发展海权的人力基础。

　　 民族性中最重要者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有此心理基础，人民才会走向海洋寻求财富。海洋商业与海军的结合，再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开拓，遂终于使英国变成有史以来的最大海洋强国。

　　 最后，政府的性质和政策也非常重要、政府若明智而坚毅，培养其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也自然比较容易成功。英国自从詹姆士一世时开始，其国家政策就一直都是以追求殖民地、商业和海军优势为目的。马汉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采取一贯的政策，其主因为政权始终握在贵族阶级手中，反而言之，马汉对19世纪末期开始流行的民主政治表示忧虑。他认为民主人士缺乏远见，不愿付出维持海权的必要成本。

　　 马汉的海权要素观念，不仅构成一套理论架构，而且也使他对未来世局作了相当合理的预测，对于美国所提出的若干积极建议而言，他也可算是所谓“地略学”(Geopolitics)的先知。

　　 马汉虽然称赞和羡慕英国的过去，但对大英帝国的前途却表怀疑，他认为美国有资格接替英国而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强国。不过，美国有两项弱点值得忧虑：(1)美国有广大陆上资源尚未开发，遂使其人民眼光内向大陆而不外向海洋；(2)民主政府可能不愿意把钱花在海权方面。因此，马汉遂大力鼓吹美国应采取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奇怪的是，他在青年时期却有反帝思想趋势)；美国应扩充海军，发展海商事业，争取殖民地。他的这一类言论具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学术性的价值也就自然较低，不过就思想而言，那还是具有一贯的意义而无可厚非。

　　 海军战略思想

　　 马汉在到海院任教之前，就已经确定其治学目标：(1)解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寻求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关于第二点，他完全采取鲁斯所提倡的比较法，并以约米尼的《战争艺术》为基础，企图从这本书中找到可以转用于海战领域中的陆战原则。

　　 他认为在约米尼的《战争艺术》中有三大基本观念：(1)集中的原则；(2)中央位置和内线的战略价值；(3)后勤与战斗之间的密切关系。马汉于是借用这些观念来形成其海军战略思想体系的架构。事实上，“体系”(system)一词并不适当。马汉与约米尼不同，他的思想并非系统化的。其中有关战略的思想是散布在许多著作中(海军史、传记和杂志文章)，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又是比较集中在其一系列的讲义内(1886年首次在海院开讲)，以后经过修订在1911年出版，有一个非常冗长的书名：《海军战略：与陆上军事行动原则及实践的比较和对比》(Nav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我国译本改称《海军战略论》倒是比较简洁。

　　 马汉认定“集中”是海军战争中的“支配原则”，对于战略和战术都是一样。中央位置的价值亦即在此，因为它能使我军便于集中，并同时迫使敌军分散其兵力。不过中央位置又只是一种辅助因素，而非主要因素。至于内线只能使兵力较迅速达到某点，其利益也仅此而已。在海军战争中的惟一真正决定因素，还是战斗舰队(fighting fleet)。因此，马汉有一句经常为人所引述的格言：“永远不要分散舰队！”

　　 集中兵力的目的即为寻求决战，旨在争取制海。决战的工具就是战斗舰队，一战而击溃敌方战斗舰队，则制海即为其自然后果。所以，无论就战略或战术而言，海军都必须作攻势的使用。

　　 马汉虽然承认海洋商业(航运)的重要性，但也认为追捕敌人的商船并不能耗费其资源，和使其经济崩溃。只有瘫痪其海军兵力，才是一劳永逸之计。诚然，严密的封锁固然可以把敌方的商船和军舰都拘禁在其本国港内，但若其军舰终于逃出，则必须将其找到并予以击毁才行。

　　 约米尼非常重视后勤，马汉亦复如此，但不知何放，马汉却选用了“交通”(communication)这样一个名词。正像“海权”一样，他对这个名词也并未作严格的界定。一方面他说：“交通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表示军队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联系的运动线。”另一方面，他又说：“交通并非地理线，例如陆军所必经的道路，而是那些船只由于载量有限而不能携带的必要补给。”他又明确指出：“第一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才是粮食。”无论采取哪一种定义，适当的海军基地也就变成成功的海军战略的必要因素。尤其是自从采用蒸汽动力之后，基地变得更为重要。

　　 以上即为马汉的海军战略思想的精义，不过严格说来，其思想是既不完整又缺乏系统。他几乎完全不曾注意两栖作战的需要，及其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他对陆海两军在战争中的互赖关系，也不曾加以认真考虑。最后，到20世纪后期，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已经变成海军的重要任务之一，马汉对此也毫无预感。

　　 诚如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所说，马汉所感兴趣的仅为个别的、具体的史例，其理论是附属于历史，有系统的分析则非所长。马汉也不无自知之明，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草率的工作。”

　　 马汉虽然强调海权，但他一再提醒读者或听众，海权仍然只是一种“工具”。尽管他直到1910年才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而且还只是节译本，但却早已知道“战争仅为一种激烈的政治行动”。同时，马汉又认为海军是一种比陆军为佳的国家政策工具，因为海军比较不带有侵略意味，比较机动，所以也较易接受政治指导。尤其是海军的影响力，在陆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也还是能够发挥出来。

　　 结论：马汉的影响

　　 史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在初版的《现代战略思想的创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中曾这样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人曾像马汉这样直接而深远地影响海权理论和海权战略。”我们今天读马汉的著作，似乎很难了解为什么在当时(19世纪末叶)能够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作用，诚然，那是一种学术性的巨著，风格高雅，立论平正，但不具有刺激意味。若在今天，这样的书不可能畅销，但在当时居然能够震撼全球。所以，天下事似乎真是大有命运在焉。

　　 自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于1890年出版，马汉即开始享誉世界。他这本书到1895年即已出版第十版，以后仍继续再版，到底出了多少版，简直是无法计算。根据哈顿多夫的书目，其最近的版本是在1980年印行。此外，除英文外，也已经译成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字。第一种译本是俄文，1895年于圣彼得堡出版。其次则为德文和日文，都在1896年初版，法文版和西文版则较迟，分别为1899和1900年。

　　 马汉以后的许多著作也都很畅销，可渭洛阳纸贵。他在自传中说，据他所知，其著作译成日文者要比任何其他语言都多。日本天皇曾命令每一所学校(中学和师范)都应购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日译本《海上权力史论》，而其海陆军校也都采用它为教材。甚至于到1982年，日本还有一种最新译本出现。

　　 非常遗憾，马汉的最主要著作到今天还没有中文译本。惟一曾译成中文的书就是《海军战略论》，虽然前后共有三种不同的译本，实际上，却只是翻印而已，尤其是这本书相对于马汉的海权思想并非代表之作。

　　 马汉逝世于1914年，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超过半世纪，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真可谓历久不衰。普里斯顿(Captain William D．Puleston)说：“今天，在美国海军中，任何军官研究战争时，仍会继续采用马汉的方法和理念。”尽管人类已经进入核子时代，马汉的大名仍然受到尊敬甚至崇拜。

　　 最后，我们对马汉应该作如何的评价和研究呢？也许罗辛斯基的意见最值得重视，现在就引述如下作为结论：

　　他的确是一位天才，也许要算是美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而且确是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眼光的远大，其判断的正确，其直觉的敏锐，都有异于常人。

　　虽然许多细节已为其不可能预知的发展所推翻或修改，但其著作的核心，对海军战略根本问题的分析(他是对这些问题有合理认知和研究的第一人)，仍然经得起时间和反对批评的考验。

　　不过，要想从其遗产获得充分的利益，要想辨别永恒与暂时，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差异，又必须作第一等的学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