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三不朽·第九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假使有人问谁是西方历史中最成功的职业军人，我的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德国的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Helmuth von Moltke)。假使有人问谁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参谋总长，我的答案仍然毫无疑问又是毛奇元帅。在此要略做一点解释：老毛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职业军人，而且也以职业军人终其身，这是他与许多古今名将不同的地方。有许多名将并非职业军人出身，又或身兼军政领袖——其中有些是世袭的君主，例如亚历山大和腓特烈，有些是后来掌握政权，例如恺撒和拿破仑。纯粹为职业军人的名将中，毛奇要算是最成功的一位。

　　 毛奇不仅是名将而且也可以算是福将，他除了早年不得志以外，一生事业都是一帆风顺，他每战必胜，从未打过败仗，这是任何其他名将所不及的。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克享天年，所谓富贵寿考兼而有之，在我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唐朝的郭子仪可以勉强与他相比，但是郭子仪的成就与处境又远不如他。

　　 毛奇在事业方面最令人感到羡慕的是他乃开国元勋，不像许多其他的名将都只是撑持残局。他一生只有成功的经验而无失败的教训，此诚可谓异数。他与俾斯麦(von Bismarck)和罗恩(von Roon)共同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伟业，诚如威廉一世在大封功臣时所云：“你，陆军部长罗恩，曾经磨利了宝剑；你，毛奇将军，曾经使用它；而你，俾斯麦伯爵，曾经凭借政策的指导，使普鲁士达到了其最高顶点。”

　　 若用我国历史来作一对比，则他们三人似乎很像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不过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完全相同，这当然一部分也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罗恩与萧何相似，其工作大致是在后勤方面，张良比较接近俾斯麦，但不如俾斯麦那样重要，而且汉高祖与威廉一世也是两位不同典型的君主，前者长于谋略，短于用兵，后者则为一位纯粹的军人皇帝。至于毛奇所扮演的角色虽与韩信相似，但远超过其限度。韩信所负责的只是作战的指挥，但毛奇的最大成就却是在战争准备方面。

　　 毛奇不仅功业盖世，而且道德文章也为后人所景仰，尤其是其对参谋本部制度的贡献更是伟大。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要想兼此三者实在是很难，在古今中外的职业军人之中，可能只有毛奇一个人勉强达到此项标准。所以他也的确可以算是职业军人的理想楷模。

　　 尚未进入主题之前，在此先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名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古德里安上将(Gen．Heinz Guderian)对毛奇所作的介绍以来当做引子：

　　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作为思想家和计划家，他是举世闻名，在作战的指挥中也已证明他是天才。仪表不凡，天性沉默，深思熟虑为其特色。他有伟大的影响力，不仅是伟大的军人，而且也是高贵的人，杰出的作家，和对国事有充分研究的观察家。

　　 毛奇的生平

　　 毛奇出生于公元1800年，他的父亲本是普鲁士军官，后来移居丹麦并归化为丹麦公民，所以他的出身是丹麦陆军，并在1819年任尉官。两年之后，他在1822年又申请返回普鲁士陆军服役，我们在此必须先了解19世纪初叶欧洲的情况。当时职业军人从这一国转到那一国是一种很普通的现象，尤其是丹麦国王在那时仍兼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Duke of Schleswig and Holstein)，所以丹麦也还算是在日耳曼的范围之内。因此，毛奇的行动一点都不稀奇，何况他的祖籍本来就是普鲁士。

　　 但普鲁士人对这位志愿来归的青年尉官却很苛刻，首先要他通过一次严格的考试，然后再让他从最低的阶层爬起。一年以后，他幸运地被允许进入战争学院(旧译陆军大学)，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克劳塞维茨根本不上课，所以毛奇并不曾亲聆其教诲。固然以后他的思想是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那都是从书中读来的——简言之，他与克劳塞维茨的关系与其说是老师对学生，毋宁说是作者对读者。

　　 战争学院的课程还是能使毛奇获益匪浅。像地理、物理、军事史等课程都教得很好，所以也使毛奇对这些学科发生了持久的兴趣。1826年，他毕业后返回其团部服务两年，但大部分时间又都是花在理论性的工作方面，主要是充任师部军官在职教育的教官。1828年他被派遣进入参谋本部工作，此后六十多年他都没有离开过。

　　 除了在丹麦和普鲁士陆军中担任了五年中少尉以外，毛奇就再也不曾充任队职。当他六十五岁时在普奥战争中实际指挥作战以前，他从来不曾指挥一个连或任何较大的单位，不过在1835到1839年之间，曾被派到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使他有机会获得若干实际的战争经验。

　　 当他从土耳其返回柏林时，其一生的最困苦阶段也就随之过去。他在任尉官时是穷得要命，但他却能安贫乐道，并专心于学问的研究。他早年对地理最有兴趣，以后又对历史作深入研究。他的学识基础和表达能力都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强。毛奇终于变成德国杰出作家之一，仅凭文章亦足以享誉千秋。

　　 毛奇不曾变成一位政治家或具有创见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深知军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但他本人却坚持职业军人不干涉政治的原则，并诚意地服从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是一位非常谦恭的君子，虽然热心工作，但却淡于名利。他沉默寡言，与世无争。所以诚如史里芬(von Schlieffen)对他的赞扬：“极大的成就，极小的表现：质胜于文。”而这种作风由于他的以身作则，也终于变成了德国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

　　 1855年，毛奇才有机会与未来的国王威廉一世接触。立即受到后者的赏识。当威廉一世于1857年出任摄政时，他第一件事就是派毛奇为参谋总长。不过在威廉一世正式即位之后，其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内重于攘外，而在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政治性和技术性的改组，所以军政部长的地位显得远比参谋总长有势力。在1866年(普奥战争)以前，毛奇几乎还是一位不知名和坐冷板凳的人物。但毛奇并不以为侮，他从1857年到1866年，利用这种与世无争的机会，一心埋头从事于未来战争的准备，终于能够一鸣惊人。

　　 毛奇突然变成第一号要人和闻名国际的英雄，似乎是很出人意料的，但事实上，却是实至名归，毫不足怪。普法战争(1870一1871)胜利之后，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也就达到了最高点。此后，他还继续做了十八年参谋总长，在这个阶段中他的主要工作是替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建立适当的军事基础。拟定未来的战争计划，加强参谋本部的组织和教育后辈。他到1888年才退休。再过三年到1891年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思想与著作

　　 毛奇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但很不幸，因为其在功业方面的成就太大，所以遂令一般人都忽视了其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毛奇对战争的研究是相当的渊博而精深的，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奇士，读书极多，而且接触面极广，以一位学人而言，像他那样渊深的人都很少见，而在职业军人中则可谓空前。他对拿破仑的方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但又并非他们的盲从者，因为他随时都能通古今之变。

　　 从拿破仑他学会了运动为战争的灵魂，所以铁路也就变成了其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从克劳塞维茨他学会了政策与战略的密切相关，所以他对政治外交都深感兴趣，而从不采取所谓纯军事的观点。毛奇的思维非常特殊：一方面能作抽象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从不忽视现实。他具有惊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在他一生当中，他经常保持下述的习惯：把他的问题逐条地写在纸上，对它们作精密的分析，并且一再地加以组合重写，直到他对答案感到满意时为止。

　　 几乎所有的传统战略家无不重视对历史的研究，毛奇更是如此。他认为只有对历史深入研究才能使未来的将领认清战争的复杂性。所以在他的领导之下，军事史的研究成为普鲁士参谋本部的主要责任之一，此种研究是由参谋总长亲自指导，而不是委之于低级单位。毛奇相信只要所采取的观点正确，则历史研究对战略可有重大贡献，他本人的成就也似乎可以作为此种观念的证明。

　　 除了重视历史研究以外，毛奇在思想方面还有另一大特点，那就是他对技术因素极为敏感，这在职业军人中可以说是非常少见，一般说来，凡是专业性的人员都往往有守旧的趋势，但毛奇却能够开风气之先。据说在日耳曼境内尚未修建铁路线之前，毛奇即已开始研究铁路问题。

　　 毛奇认为铁路可以提供新的战略机会。利用铁路来运输部队，可以比拿破仑时代的行军速度快六倍，所以对于一切战略的基础——时间与空间——都应作新的计算，一个国家若有高度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则在战时将可获得重大、甚至于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战略利益。军队动员和集中的速度已成战略计算中的必要因素。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就是以动员和集中的时间表为其核心。

　　 除了铁路以外，毛奇又主张利用稠密的道路网来加速部队的运动，甚至于在1805年，拿破仑即曾尝试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不过由于把行军队形改变成为战斗队形很花时间，所以必须在会战之前几天就要开始集中部队。但在1815年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欧洲道路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于是新战术也就有了较大的可能性。毛奇认为军事单位的体型愈大则机动性愈低，所以在运动时必须将其分散，并利用不同的道路，不过在会战时又必须集中。所以战略的要义就是分进合击，一方面分别前进，但另一方面又能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上予以集中。

　　 也许毛奇早就已经考虑在战场上集中兵力的可能，于是也就舍弃了拿破仑的“先集中后会战”原则。在沙多华(Sadowa)会战之后(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会战)，毛奇曾将他的观念综述如下：

　　假使在会战之日，兵力能从各点上分别直接进入战场，则甚至于还要更好。对于作战若能作这样的指导，则必能获得较佳的结果。不过，任何远见又都不能保证此种作战的成功，那多少是受到机会和命运的支配。不过，在战争中若不冒大险则又很难成大功。

　　 这最后一句话又足以显示毛奇的战争哲学。作为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他深切了解机会与天才两种因素在战争中的交相为用。他固然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与商业颇为类似：兵力是投资，胜利则为利润，所以一切都应有精密合理的计算，但他又深知战争问题并非仅凭计算即可解决。毛奇虽主张指挥官对军事行动应有完全的决定权，但他又深知战争是政策的工具，也承认变化莫测的政治目标和环境，可能迫使军人随时准备改变战略。

　　 虽然政策对战略的影响，使军事领袖经常面对着一种不确定因素，但毛奇又认为动员和最初的集中还是可以计算，因为那是在平时即可作充分准备的。他说：“军队原始集中时若犯错误，则在战役的全部过程中都很难改正。”所以平时即应作周密的考虑，以使部队对战争有适当准备，交通有适当组织。

　　 但超过了这个阶段，战争也就变成了果敢与计算的结合。毛奇曾说：

　　当实际作战已经开始后，我方的意志不久就要遭遇到敌方的独立意志。诚然，假使我方有准备并决心采取主动，则可以限制敌人的意志；但除非凭借战术，换言之，也就是透过会战，否则仍不可能粉碎其意志。任何较大规模的会战都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后果，而这也会造成一种新情况，并构成下一步新措施的基础．任何作战计划对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势，都不可能作精确的预测。所以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都将被迫根据不可预测的情况来作决定。在战争中的一切连续行动都并非预定计划的执行，而必然为随机应变的措施。因此，仅凭理论知识还不够，到此时，性格和心智的力量也就会表现无遗。

　　 毛奇不认为战略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原则可以遵循。他说：

　　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而不仅限于知识，它是知识对实际生活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

　　 因此，他非常重视指挥的组织。毛奇认为指挥必须统一，切忌一国三公的现象。战争不能用会议的方式来指导，参谋长只是指挥官的顾问。即便是恶劣的计划，如能彻底执行也还是胜于综合性的产品。在另一方面，即令是最好的计划也还是不能预测战争的摩擦，所以个别的战术决定必须在现场作成。毛奇认为对作战计划作刻板的执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对于有的指挥官，不分高低，都必须经常鼓励他们发挥主动精神。

　　 毛奇认为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是愈少愈好，愈简单愈好。换言之，统帅不应干扰战术性的安排。他甚至容许其部下擅自改变其作战计划，只要能获得重大的战术成功，即可将功折罪。他说：“只要战术能获胜利，则战略可以让步。”

　　 以上所述仅为毛奇军事思想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或细节则无法全部细述。毛奇著作的数量非常的惊人，他虽然不像一般作者有完整的理论性著作。但他的思想散布在许多战史研究和备忘录中。他逝世之后，其遗稿曾由德国参谋本部编辑出版，前后共分两辑：前者为其文稿全集(Gesammelte Schrifien und Denkwurdigkeiten)，分为八卷；后者为其军事著作(Militarische Werke)，共为十三卷。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但即令如此，据说还有若干稿件被遗漏不曾收入。

　　 将道与功业

　　 毛奇一生事业中最令人羡慕者是他在思想、计划、行动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所以在古今战略家当中，他也许要算是最突出和最幸运的一位。自从1857年出任参谋总长以来，毛奇就一直在埋头作未来战争的准备，但他所考虑的问题并非以纯军事为限。他精通大战略，所以一切的计划和行动能与俾斯麦的政策相配合。

　　 他在1860年曾对普奥战争的展望提出一项备忘录。英国的富勒将军认为那是代表逻辑推理的杰作。由于原文太长，在此只能简述其要点如下：

　　 一、普奥战争将影响所有欧洲国家。若某一方面能获相当成功，则将会结束日耳曼的现有分裂情况，并在欧洲中央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其权力和势力将优于其任何邻国，或至少与其相等。

　　 二、在大国之中，英国在欧陆上最需要强大的同盟国，而最能配合其利益者即为统一的德国，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要求制海权。不过英国也可能想维持旧秩序而反对欧洲的政治重划，于是它又可能与德国为敌。

　　 三、法国最不希望有一个人口七千万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但就眼前而言，它却可能希望从这场战争获致最大的利益——兼并比利时、荷兰等地区。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普鲁士主力被陷在战场中，则法国势力必会乘机而动。

　　 四、俄国为了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可能帮助普鲁士，但此种援助又有二害：一是太慢；二是太强。太慢将赶不上时机，太强将产生喧宾夺主的后果，反而使俄国坐享其成。

　　 所以毛奇的结论是必须完全不赖外援，速战速决，并使欧洲秩序不受重大破坏，然后胜乃可全。他的这种战略思考代表高度的智慧，与俾斯麦的外交运用也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普鲁士的确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只能算是牛刀小试，因为仅凭数量也都足以决定胜负。但毛奇却利用这次机会发现了奥军的两大弱点：(一)其参谋本部能力极差；(二)其步兵所用的还是旧式的前膛枪。关于后者，又可以证明毛奇对技术和战术的问题有其超时代的了解。

　　 1866年的普奥战争，对毛奇的将道才是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而且也是其毕生事业中的最大考验。当时的奥军被誉为欧洲最佳陆军之一，其兵员是服役七年的老兵，骑兵受过高度训练。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而毛奇所要克服的地理和政治问题远较困难，但他仍能在六个星期之内赢得决定性胜利。

　　 最初，威廉一世不想开战，尽管俾斯麦终于还是把他推入了战争。在这个阶段战略问题变得非常微妙，实际上，普军的动员是远在奥军之后。毛奇一方面支持俾斯麦，力劝国王早下决心，另一方面又能尽量使政治问题不受军事措施的干扰——这与其宝贝侄儿小毛奇恰好成一强烈对比，小毛奇在1914年曾报告威廉二世说，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不能修改，于是也就剥夺了政府的行动自由。

　　 关于普奥战争的详情无法细述，不过毛奇之所以能大获全胜，主因不外下述两点：

　　 一、毛奇利用近代交通工具，提高军队的行动速度，所以能后人发而先人至，换言之，他证明了时间可以征服空间，并粉碎“内线”的神话。

　　 二、普军后膛枪的火力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使奥军士气为之崩溃。在沙多华会战时，虽然奥军享有三比二的优势，而且大致还是采取防御态势，但其死伤数字反为普军的一倍。

　　 关于这两点，毛奇本人曾有精辟的论断：

　　仅当保有足够的空间时，才可以说内线具有毫无疑问的优点，如果空间已经缩小，则内线不特不能收各个击破之效，反而会受到包围，于是战略之利将变成战术之害。

　　 不过这又并非表示毛奇绝对赞成外线而反对内线，实际上，他在普法战争中对于两种观念都曾作成功的运用。毛奇战略的特点就是有充分的弹性，合于“兵形象水”的原理。

　　 根据普奥战争的经验，他在1869年所颁发的《对大单位指挥官的指示》中曾经说明，由于后膛枪可以卧倒发射，遂使防御者占尽地利，所以即令为政治或军事理由而必须发动攻击，也还是应该先尽量利用防御来消耗敌人。他又确信正面攻击殊少成功机会，而只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必须采取迂回的方式。

　　 普法战争虽然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但对于毛奇的战略来说，与普奥战争的情形并无太多的差异，所以不拟再加以评述。不过对于这两次战争又有一项争论值得提出，那就是毛奇的指挥方式。有人认为毛奇简直没有指挥而是听任其部下各自为战，有人认为毛奇当时的处境是特殊而困难，所以不得不如此。有人认为他利用参谋本部系统来控制全局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但也有人认为他使指挥官的权柄被削弱，并造成一种恶例，1914年的韩池事件就是其后果。这些议论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而且也都言之成理。

　　 不过从毛奇的著作中去寻求证据，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指挥官的才能，而参谋本部系统则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工具。至于实际情形与理论发生差异，那也是事理之常，似乎不应因此而有所苛责。反而言之，德意志参谋本部的创立固然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和赖希劳，但使此种制度发扬光大，并成为全世界楷模者又还是毛奇。到今天，世界各国只要有参谋本部制度存在，则无不奉毛奇为大宗师。仅凭这一点，他也就取得了历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