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问对·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李卫公问对》在《武经七书》之中的正式书名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常简称为《唐李问对》(本章则简称《问对》)。

　　 那是一本用问答体写成的古代兵书，以时代而论，应该是《武经七书》中最后的一本，但很奇怪，在宋版七书中，其编排列第四位，仅在《孙子》、《吴子》、《司马法》之后，而在《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之前、其原因安在，无法理解。

　　 这本书的内容为唐太宗(599－649)与李卫公(571－649)二人讨论兵法的问答记录。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字数约一万有余，但各书所计算数字又有差异：《中国兵书通览》为一万零三百字，《中国兵学文化》为一万三千字；书中问答均由唐太宗发问而由李卫公作答，其所记录的条数，各书亦不相同：《中国兵学文化》为九十八个问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则认为只有五十四次问对。至于《中国军事思想史》的计算则更为复杂：上卷三十四问，中卷三十问，下卷二十二问。其所以有如此复杂的差异，原因是各书的计算方式并不相同。

　　 中国古代兵书采取问答形式者固然很多，例如《吴子》、《六韬》，但实际上，问者是非常简单，而只留下答者独抒己见而已。这本书所记则为例外，要算是真正的自由讨论。尤其是问者常追根究底，而答者也反复辩解。所以，不仅分析颇为深入，而且更具启发价值，多少应该算是一种特色。

　　 《问对》虽已成书千余年，但在古代兵书中却是一本相当冷门的书。从古到今都很少有人研究，许多年来都很少看到有以该书为主题的论著。实际上，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问对》，是一本很值得研读的古代兵书，其理由可以简述如下：

　　 一、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学好问，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从《问对》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在战略思想中，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

　　 二、李卫公的战略天才与唐太宗可说是伯仲之间，而其学养之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们两人在互相讨论学问时，真是棋逢敌手，让旁观者(读者)有如醉如痴之感。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一本书，它是两位战略天才的对话。

　　 其人其书

　　 在研读一本著作之前，必须先了解其作者的背景资料。《问对》为两位古代战略家之间的对话，所以必须先对这两位对话主角的生平作一简要介绍，然后始能了解其思想来源，欣赏其智慧结晶。

　　 唐太宗即李世民，为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次子，从小就显示其军事天才。十八岁时即辅佐其父起兵反隋。在唐朝开国战争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用兵如神之誉。二十九岁时即位为帝，在位二十二年，所谓“贞观之治”为后世所向往。我国历史中，唐太宗的文冶武功可与汉武帝相提并论，某些方面甚至于犹有过之。

　　 唐太宗是一位天才型领袖，智慧极高，但并不以此自满，而能勤于听政，知人善任，不耻下问。其朝中贤臣，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均为一时之选，直言敢谏，而太宗本人则从善如流，此即为导致“贞观之冶”的主因。在军事方面，他是真正的内行，其学识经验都是群臣所不能及。不过，也许有惟一的例外，其人即为李卫公(李靖)。

　　 唐代初期的武功常为后人所羡慕，但赫赫武功的反面即为外患的连续不断。《新唐书》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南诏)是也。”

　　 南北朝末期，北方民族以突厥最强。隋初，突厥分为东西。西突厥居乌孙故地，去中国较远，尚不能为中国患，能为中国大患者则为东突厥。隋朝统一中国后，国盛骤强，东突厥上表称臣。不久隋末大乱，东突厥又复强盛。

　　 唐高祖起兵晋阳，欲得突厥的援助，曾向其称臣。唐朝建立之初，户口凋残，财政穷困，无力对外，于是东突厥无岁不寇边，致令高祖欲迁都以避其锋。直到太宗继位，国力逐渐增强之后，始决心对外患发动反击。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下令动员大军，兵分六路向东突厥发动全面攻势，由兵部尚书李靖任总指挥，先后仅半年，战争即胜利结束，东突厥可汗颉利被俘，其国遂亡。李靖用兵可谓神速，足以匪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伟大战略家。唐太宗认为他可与古代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等立于平等地位。

　　 李靖原名药师，京兆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史书称他为文武全才，具大将风度。当时隋朝的大官杨素、牛弘等都非常赏识他，认为他有王佐之才。他的舅父为隋代名将韩擒虎。每与他讨论兵法，对他的意见无不称善，并且称赞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这段故事太宗在《问对》中曾经提及，足以证明其真实。

　　 李靖在政府中历任要职，深获太宗的信任，并被封为“卫国公”，这也就是“李卫公”此一名称之由来。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靖年已六十四岁，以脚病为由，请求告退。太宗准他在家养病，并希望他病情好转时，仍可隔两二天到政事堂参议朝中大事。

　　 东突厥灭亡后，唐国威大振，西北诸夷莫不慑服。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西域北荒诸国君主到长安上尊号，共请太宗为“天可汗”。这又不仅只是一种荣衔，而更具实质意义，用现代名词来阐释，“天可汗”是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组织，其目的为使许多附庸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

　　 天可汗制度的积极功能即为能够组成联军，来讨伐不遵守盟约的国家，共同维持国际秩序。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太宗命组织联军击之，这也是天可汗制度建立后第一次组成的联军。《资治通鉴》有下述记载：

　　丁亥(十一月)吐谷浑寇凉州，下诏大举讨伐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军……并突厥，契芯之众击吐谷浑……闰四月，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浑。

　　 这是李卫公最后一次用兵，也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天可汗联军统帅。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太宗为讨伐辽东的问题又召李靖商议，他表示愿意应诏前往，太宗念其年老，未予应允。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靖病危，太宗亲往探视，并称他为“平生故人”。不久，李靖即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李靖曾著有兵书多种，据《新唐书》、《旧唐书》及《宋史·艺文志》等史书的记载，有《六军镜》三卷、《玉帐经》一卷、《韬铃秘书》一卷、《韬铃总要》三卷、《卫国公手记》一卷、《兵铃新书》一卷、《李仆射马前决》一卷等。但非常可惜，这些书都已散佚。

　　 由于《问对》编入《武经七书》之中，所以幸能保存至今，并成为研究卫公思想的惟一根据，但可惜并非其手著，而且究竟由何人记录，也无从查考，甚至于其真伪也仍有疑问。不过，就书论书，尽管这本书有很多缺失和疑问，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即为这本书的来源，其次才是真伪的判断。《问对》的内容为唐太宗与李靖之间的对话记录。我们姑且假定这是事实，除非有第三人在场，专司记录，否则必然为李靖在谈话之后所作的追记。李靖是好学之士，著作颇多，所以《问对》的原稿出于其本人的记录，应为合理的推论。不过，现有的书则并非出于其手笔，因为“太宗”为谥号，所以成书的时间必然是在太宗崩逝之后，把当时对话内容写成这样一本书的人是谁，我们无法知道，不过据说此书在宋代初年即已流行，所以可断言是宋代以前的人。因此，也就否定了阮逸所撰伪书之说。阮逸在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始中进士，自不可能使其伪作在北宋初年即已流行。

　　 事实上，宋神宗元丰年间编辑《武经七书》时，即已有人对《问对》的真伪提出疑问。陈去非曾奉命校七书，疑《六韬》与《问对》，司业朱服曰：“此书行之已久，不可遽废。”(朱服为《武经七书》的主编)

　　 大陆出版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颇有价值，特引述如下：

　　 有人认为《问对》是后人伪托之作，我们认为“疑伪则可，断伪则难”，在没有确证之前，还是尊重传统的看法。

　　 《李卫公问对》自宋元丰三年编入《武经七书》后，即刻版刊行。但北宋的版本现已不可见，目前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的《武经七书》本，后世的各种版本大致都以此为根据。

　　 《问对》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但每卷并无一定的主题，至于为何如此划分，其理由也无法解释。每卷的内容相当复杂，有时陈义颇高，值得深入思考，有时则仅限于战术层面，尤其是有关阵法的讨论，在今天可以说是已经殊少价值。不过，概括言之，《问对》的主要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对军事思想的讨论，他们君臣二人都是孙子的崇拜者，所以在谈到孙子兵法时，真是有如数家珍之感。而且他们也的确曾经提出若干新观念，值得特别重视。

　　 以下的部分即为从三卷之中提出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作较深入的分析，至于比较不重要的内容则一概从略。

　　《问对》卷上

　　一、奇正之变

　　 唐太宗从高丽侵新罗的情况说起，引到有关奇正之变的讨论，并且又以其本人破宋老生之战为例，请李靖加以解释，李靖的回答是：

　　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太宗又问：“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也就是问是否平时就应把正兵与奇兵分开，还是临时随机应变来划分。李靖认为平时教战可采取一定的划分，但如孙子所云，奇正之变不可胜穷。所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于是他指出，孙子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才是奇正之极致。

　　 太宗也发表他的高见：

　　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李靖对太宗的见解非常佩服，遂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又问：“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李靖答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因此，“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于是太宗突然想起韩擒虎，又想到古人的战争，他就提出两个问题：

　　(一)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二)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李靖的回答分别为：

　　(一)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二)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

　　 第一答不至于引起争论，但第二答就不那样简单，所以李靖必须举例说明。他认为在淝水之战中，“谢玄之破符坚，非谢玄之善也，盖符坚之不善也”。

　　 太宗立即命侍臣检谢玄传阅之，然后问：“符坚甚处是不善？”李靖指出符坚是为慕容垂所陷，并且说：“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于是太宗感慨地说：“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这一段故事暗示出下述几点含意：

　　 第一，可以证明李靖自视极高，也许可以说除孙子以外，他不佩服任何人(当然唐太宗为例外)。第二，可以证明唐太宗的治学非常认真，他像胡适之一样，要求拿证据来。第三，小术胜无术，片善胜无善，少算胜无算，足以证明战争是相对问题，同时也足以显示李靖对战史有深入的了解。

　　 《问对》上卷除“奇正之变”为其主要部分外，还有其他比较值得重视的观念，现在简论如下。

　　二、握奇

　　 太宗问：“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过去并无人研究。李靖说，这个“奇”字读“机”字(奇音机)，所以“握奇”与“握机”并传，但其义则一。

　　 原文为：“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文中第二个“奇”字音机，其意义并非奇正之奇，而是余零(零头)。李靖认为兵到处都有机，如何可握，所以正确的解释为把兵力分为奇正，照阵图部署好了之后，假使还有余零的兵力，则应掌握在将的手中作为总预备队，供随机应变之用，此之谓“握奇”。

　　三、管仲

　　 太宗问：“深乎黄帝之制兵也……降此孰有继之者乎？”其意义为黄帝是中国兵法的始祖，又有谁能继承他。李靖认为能继承黄帝的人乃周朝的太公。周司马法本于太公。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

　　 他们君臣二人对管仲都非常推崇。太宗说：

　　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

　　 李靖认为管仲治齐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作者过去写《孙子三论》时，曾认为孙子的“伐谋”、“伐交”观念可能是出于管仲。从《问对》书中似可以获得印证。更进一步说，可以证明中国兵学思想的主流实为齐学之延伸。

　　四、三门四种

　　 太宗问：“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李靖答：“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又问：“何谓三门？”

　　 李靖答：“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照李靖的答案来看，所谓三门应该是太公所留下的三种著作。李靖并说明了其篇数，但对于其内容则只作了非常模糊的介绍，使后世读者很难了解。这三种著作早已不存在，何时佚失也不可考，甚至于李靖本人是否看过，也无从确定。这是《问对》书中所留下的第一个疑问。至于四种即为汉任宏所论，李靖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

　　《问对》卷中

　　一、虚实与奇正

　　 在这一卷中，太宗还是一开口就从《孙子》说起，足以证明他对《孙子》的着迷。他首先作一概论：

　　朕观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明朝的何守法对孙子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对唐太宗的意见完全赞同，所以赞赏说：“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

　　 太宗又批评他的诸将不知虚实，并要求李靖设法教导他们：

　　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有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

　　 李靖对曰：

　　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又说：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再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以上引述《孙子》原文)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

　　 李靖说：

　　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又补充说：

　　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耳。

　　 李靖作了一个总答复，也表示他完全了解太宗的思想：

　　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为什么不惜篇幅把原书抄下这样一大段？实有深意在焉，从君臣二人的对话中至少可以获得下述三点认知：

　　 一、唐太宗是如何重视其高级军官(诸将)的军事思想教育！他不仅把教育的重任托付他手下的首席战略家，而且还亲自与李靖反复讨论，以求提高教学品质。

　　 二、李靖已经是兵部尚书，但在皇命之下，亲自主持教育，好像是国防部长兼任三军大学校长，可以显示对军事教育的要求之高。所以，唐代名将辈出，并非偶然。

　　 三、《问对》对《孙子》的分析非常深入，尤其以奇正与虚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是如此。书中有若干见解的确很特殊，而尤以太宗为甚。足以显示他的天才过人，值得欣赏，而对于学术也是一种稀有的贡献。

　　二、治力

　　 太宗问：“孙子所言治力何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李靖答：“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耳。”这完全是引述孙子的话(《军争》篇)。

　　 李靖接着又说：“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

　　 太宗很欣赏李靖能推广孙子的观念，于是说：“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

　　三、主客速久

　　 太宗问：“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

　　 李靖答：“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校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问：“何谓也？”

　　 李靖答：“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四、破阵乐舞

　　 这一卷中有一段虽与兵法的讨论并无直接关系，但却颇具哲学意味的暗示，特别值得注意。

　　 李靖对太宗提出他内心里所隐藏的一种观念，并直接向太宗求证。在《问对》全书中，都是太宗问，李靖答，由李靖主动提出疑问可能仅此一次。李靖问：

　　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用现代语来解释，即为李靖发现太宗所作“破阵乐舞”与“八阵图”是同一模式。但一般人只知欣赏乐舞的热闹，而并不了解那是象征壮盛的军容。所以，他把他的想法提出向太宗求证。太宗完全同意李靖的看法，并向他说明其用意。

　　昔汉高祖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阵乐舞，惟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这一段话含意颇深，必须作较详细的解释。太宗首先引汉高祖为例，指出汉高祖之所以作《大风歌》，是暗示定天下后，反而对未来的国家安全表示关切，但这种事又不可明说，只能暗示。他之所以作破阵乐舞，也有居安思危之意。目前只有李靖能够从表面上看出乐舞与军容的关系，后世的人又如何能知我并非游戏之作？

　　 《问对》卷下

　　 《问对》三卷中虽然触及的问题很多，但每卷中讨论孙子思想时都有一个焦点：上卷为奇正，中卷为虚实，下卷为攻守，而此三者之间又是一以贯之。就全书而言，实可谓精华之所在。不过在下卷中尚未论及攻守之前，有两段应略加分析。

　　一、丘墓险阻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

　　 很明显，太公与孙子的意见不一致，所以太宗遂向李靖请教。李靖回答：

　　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傥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简言之，李靖认为太公所言比较合理，同时，他与太宗都反对阴阳拘忌的观念，并认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

　　 这一段本身并无特点，但有一个重要疑问则必须指出。太宗所引《孙子》原文，为世传十三篇中所无，他的引述，来源为何？这是《问对》书中所留下的第二个疑问。

　　二、多方以误之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

　　 李靖想了很久才回答说：

　　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这一段实在是非常简单，但却真是至理名言。李靖的要求是消极的，即绝对不可犯错。太宗的要求是积极的，即应使用多种方法引诱敌犯错。两者合而观之，即为胜败的关键，这也是《问对》书中的最重要教训之一。

　　三、攻守两齐

　　 现在到了全书的最高潮，也是最难了解的部分，必须逐步详加分析。太宗首先发问：

　　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第一问题)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他未说)故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第二问题)

　　 “攻守两齐”在此第一次出现，照文意来解释，太宗所谓的“攻守两齐”也就是他认为孙子所未说明的情况。因为孙子没有说明，所以才问李靖应该怎样办(其术奈何)。李靖回答说：

　　前代以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引孙子语)，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

　　 李靖首先指出太宗所问的情况在前代有很多先例，再说明有余不足并非强弱之意，然后又引述孙子来作进一步的解释：

　　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于是李靖答复了太宗的第一个问题，并且又对“可胜”与“不可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换言之，那是指敌方而非指我方，与一般的注解恰好相反，太宗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马上对李靖的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

　　 这对于有余不足，不知其所攻(守)，都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解释，太宗的确能够举一反三，于是遂作如下结论：

　　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李靖对太宗的领悟非常佩服，于是再拜曰：

　　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李靖之言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如何解释？

　　 二、“攻守两齐”二次出现，其意义为何？

　　 机就是机会，必须守能提供机会然后始能攻；策就是动力，攻的动力是以守为来源。因此，始能同归于胜。假使不能了解此种奥妙，则虽口诵孙吴，也还是不能了解“攻守两齐”之说。

　　 何谓“攻守两齐”？照李靖的话来解释，应该即为“攻守一体”，也就是他所说的“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但很明显，这种想法与太宗原先所认知的观念不尽相同，而且至少还要更深入一点。不过，他们只谈到这里为止，而未再深入，所以这似乎是《问对》所留下的第三个疑问。

　　四、兵法孰为最深

　　 太宗问：“兵法孰为最深者？”这是《问对》全书中的最后一问，而李靖的回答可以视为其思想的总结，对于后世研究兵学(战略)的人，也是一种永恒的教训。李靖说：

　　臣常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

　　 李靖假借孙子的“五事”对兵法的研究作为分等的标准。于是他解释如下：

　　 一、道的境界最高，至微至深，用现代名词来表示，即所谓“哲学”的境界。研究学问能达此种境界，可谓登峰造极。

　　 二、天地即孟子所谓天时地利，在现代语中即为战略环境。知天知地即为了解全局。所以，也就是大战略的境界。

　　 三、将法的意义即为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这是军事战略的境界。

　　 太宗一听就懂，并立即表示他自己的见解。太宗曰：

　　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

　　 然后再指出，以这种标准来检视孙武的书，可以说三等都包括在内。李靖遂又再以先贤为例：

　　 一、张良、范蠡、孙武——第一等(道)。

　　 二、乐毅、管仲、诸葛亮——第二等(天地)。

　　 三、王猛、谢安——第三等(将法)。

　　 于是对如何研究兵学作成综合教训：

　　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李卫公的教训值得所有兵学(战略)研究者深切体会。

　　 结论

　　 对《问对》全书作了如此综合扼要的介绍之后，又应有何种感想，何种评论？当然，任何著作都一定是瑕瑜互见，有其优点和特长，也有其缺失甚或错误。即令伟大如孙子，在其十三篇中还是可以找到弱点，而并非尽善尽美。《问对》是由二人对话编辑而成，发言者事先并无准备，而且也无一定的主题，所以其遗漏和缺失必然会比正规性的著作多，也是可以谅解的。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特点，值得称赞的，过去已有的评论即可为例证。现在略举数则如下：

　　 一、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认为此书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粲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这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肯定。

　　 二、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综观全书，这样的评语似非溢美之辞。

　　 三、最近，《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有一段话似乎很值得引述：《李卫公问对》对古代的军制、阵法，兵书的源流、分类等都有所探讨，并把不同的说法加以澄清，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因此，宋朝把它编入《武经七书》不是偶然的。

　　 概括言之，《问对》全书中最具有特色，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即为太宗与李靖对孙子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他们两人对《孙子》的确曾作非常深入的思考，所以提出的某些意见也确有新意，独创一格，为其他注解《孙子》的先贤所不及，甚至于连曹操(第一位注《孙子》的人)也应自叹弗如。事实上，他们对曹操曾作了若干合理的批评。

　　 当然，这本经典并非没有缺失，其最大的缺失可能为下述两点：

　　 一、这本书内容毫无系统可言，因为它本是谈话记录，而所谈的内容更是海阔天空，应有尽有。除孙子可以算是对话的核心以外，其他的观点似乎都只是随机抽样而已。

　　 二、他们两人都是战略天才，但所谈论的问题层次都不甚高，只以军事为限，几乎完全不曾触及大战略的层面，实在令人不解，甚至于可以说令人失望。尽管李靖最后认为军事部分仅为兵法的第三等，但问对却从未超越此一等级。

　　 也许有人会怀疑，人类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为什么还要花许多时间去研究千年古籍。事实上，古书还是应该读，甚至必须读。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必须探本溯源，否则既不能温故知新，更不能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