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与六韬·第四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六韬》是我国著名古代兵书之一，已在宋神宗时列入《武经七书》之中。虽然《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吕望撰”，但诚如章学诚所云“古未尝有著述之事”(《文史通考·诗教》上)，在周初还不可能有个人著作出现，所以，其为伪托是毫无疑问。其真正作者为何人已不可考。因此，该书究竟成于何时，以及是否为先秦古籍，也曾经引起很多猜测和争议。

　　 北宋何去非首先对《六韬》的真伪表示疑问，南宋叶适(水心)更断定其为伪书，而后世学者大都作同样的判断，惟所持论点各有不同。因此，对于该书究竟成于何时，也就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陆的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与河北定县汉墓中分别掘出有关《六韬》和《太公》的竹简，始真相大白。

　　 两地的汉简上都有六韬之文，但均不见“六韬”之名，足以显示在西汉时，大凡署名“太公”的书均称“太公”而尚未有“六韬”的书名。两地汉简中都有与今本《六韬》相同的篇名和内容，但又有许多不见于今本的篇名和内容，足以证明今本并非全帙，而只是汉代原本之一部分。

　　 根据专家的研究，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并不相同。临沂的可能是在汉文帝即位以前(公元前179年)，甚至于可能是在秦楚之际(公元前209年一公元前203年)。定县的则较迟，可以断定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公元前55年)。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前，而成书(年代又必在书写年代之前。所以根据前者判断，《六蹈》的内容应该不是秦汉以后的伪造品，而是先秦时代的遗作。以后者为证，则可显示宣帝时尚无“六韬”之名。

　　 虽然可以认定该书是先秦的遗产，但所谓先秦者是一个太笼统的名词，究竟成书于何时，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虽然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根据书中内容来分析，似乎认定其为战国后期的产品是比较合理。其理由有四点，分述如下：

　　 一、该书内容有对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兼收并蓄的趋势，足以暗示其成书颇晚，是在各家思想流行之后。

　　 二、该书《六韬》的第十二篇《兵道》中曾引述“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是在战国中期始流行。所以，该书成书应在战国后期。

　　 三、《六韬》中对骑兵部队的编组和战术有相当详细的叙述。我国古代军事组织中有骑兵部队出现为时颇晚，通常都认为最早作此种尝试者，即为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公元前325年)。由此，可以显示该书成书是在此以后。

　　 四、《六韬》中又有“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等说法，那也都是战国中期以后始常见的词句。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常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无《六韬》，《隋书·经籍志》始加以著录，又或谓汉志儒家类中的《周史六弢》，即为今本之《六韬》。这两种观念都似是而非。事实上，汉志有《六韬》的著录，但无其名，那是包括在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该书内容颇多道家之言，汉志将其列入道家类也并非没有道理。最早记载《六韬》书名的文献是《三国志》，由此可以推断到东汉之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初魏征等修《隋书·经籍志》时，始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从此沿用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所著录者为八十五篇，今本(即《武经》本)则为六十篇，两者相差二十五篇。现在所发现的两种汉简，以及唐写本残卷中的篇名和内容有与今本相同者，但也有不同者。后者可能是属于那另外的二十五篇。其全部内容已在流传过程中佚失，又或为宋代颁定《武经》时所删除。不过，就现存的六十篇而言，《六韬》的内容还算是相当完整，比起那些残书(例如《吴子》、《司马法》)，其学术价值也较高。

　　 篇名概述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即以一韬为一卷，每卷篇数多少不一，共为六十篇。兹分述如下：

　　 一、《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兵道》第十二。

　　 二、《武韬》：《发启》第十三、《文启》第十四、《文伐》第十五、《顺启》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三、《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征》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四、《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陈》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五、《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六、《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军》第五十六、《武骑》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从其篇目上来观察，即可发现《六韬》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书。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称赞其内容为“规模阔大，本末兼该”，似乎并非过誉之词。全书组织也很合逻辑，从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战略(大战略)，一直说到战术技术的细节。每一卷(韬)都有一个概括性的主题，而卷中各篇又都有一个明确的子题，即大致以讨论某一特殊问题为范围。用现代眼光来看，它可以算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把战国时代所有一切军事知识都包括在内，对于后世的学者具有参考价值。而各卷的主要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一、《文韬》：时论治国用贤的国家政策，也就是国家战略(大战略)。

　　 二、《武韬》：以战争准备和军事战略为主题。

　　 三、《龙韬》：注重军事组织，包括人事、情报等问题在内。

　　 四、《虎韬》：讨论在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战术。

　　 五、《豹韬》：讨论各种不同的特殊战术。

　　 六、《犬韬》：讨论各种部队的指挥，训练等问题。

　　 当然，以上所云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明。事实上，其中尚有若干篇虽位于某一卷中，但却看不出来其与主题有何关系。这种情形在古书中也是常有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时代久远，在流传抄写时发生错误。在《六韬》有一显著例证，即《兵道》这一篇是列在第一卷中，但以性质而论，似乎应列在第二或第三卷中比较合理。不过，古人著书，其态度并不像现代人这样严谨。所以，其书中各篇之间常缺乏联系，也不足为奇。

　　 基于以上概略的说明，可以了解《六韬》的后三卷完全是属于较低的战术层次，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大可存而不论。至于第一和第二两卷则显然属于战略层次，也就构成本章欲详细讨论的对象，而第三卷《龙韬》其中有若干部分也与战略有相当关联，所以也应合并予以探讨。

　　 《文韬》

　　 《文韬》是全书中的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它代表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全卷共分十二篇，其文体都是采取所谓“对话”方式，但事实上，问者(文王)只是寥寥数语，而答者(太公)则滔滔不绝，几乎无异于由一人独抒已见，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对话。各篇所讨论的主题不一样，其间也很少联系。所以，这还只是一种语录，并非一部前后连贯，有逻辑体系的书。现在就照今本所列的顺序，对每一篇的内涵作较深入的分析。

　　 一、《文师》：这是全书的第一篇，其背景是周文王在渭阳访贤(太公)的故事。所以打一个比喻来说，这一篇所记载的也就是太公与文王第一次会晤时所提出的“隆中对”。事实真相如何，无考证之必要，但其代表“六韬”的基本观念则应可认定。简言之，也就假定当太公被文王聘请为国师时，其所公开宣示的政治(战略)观念是这样。全篇中最重要的一段可引述如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无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所以，《六韬》所主张的是光明正大的民本主义，文中提到仁、义、德、道、利五种观念，可以显示这部书是同时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的影响。

　　 二、《盈虚》。这一篇以阐明“君道”为主题。不仅说明君之重要性，而且也解释君德之要件。诚如，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大时变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冶。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可见《六韬》的基本观念与《尉缭子》颇为相似，即重人事而不重天命？于是也可想见二书成书之时可能很接近。至于贤德之君又是如何？太公曰：“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而文王则曰：“大哉贤德之君也。”

　　 三、《国务》。这一篇的主旨为说明“国之大务”，与前一篇在思想上是连贯的，而以“爱民”为治国之本。文王问太公曰：“愿闻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此种爱民主义显然是出于儒家的思想，而若假定该书是战国末期的产品，则此种言论也适足以表示其为对当时流行的法家思想之反弹。本篇又云：“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物，此爱民之道也。”以上的描述与当时诸国政府对人民的实际情况，可说是恰好成一强烈对比，足以显示作者愤世嫉俗、无限感慨的心情。

　　 四、《大礼》。在这一篇中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为政必须尊重民意、俯察舆情的要求。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最后一句话指出必须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探求民意，然后政府才不会受到某一方面的蒙蔽。

　　 五、《明传》。这一篇是说文王病危时，曾要求太公把“至道之言”告诉他，并明白地传授给后代子孙(故事也可能是虚构)。“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及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这一篇是被作者认为“至道之言”，可以想见其对此篇之重视。从表面上来看，其思想似乎是以道家为根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单纯，因为他并不主张“无为”；反而言之，他却强调应勇于改过迁善，并且不可错过时机。

　　 六、《六守》，这一篇中提出两项观念，即“六守”与“三宝”，可以说是颇具创见。作者认为人主之所以失国，其主因就是忽视了这两项观念。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谨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文卫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日仁、二日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文王曰：“敢问三宝？”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全则国安。”作者认为失国的主因就是用人不当一一“不谨所与”。所以政府用人必须有客观标准，这也就是所谓“六守”。至于“三宝”，则可算是一种新观念，而且在其他先秦古籍中也无与此相同的论凋。主张在经济方面应农工商三者并重，似乎是《六韬》所特有的创见，比荀子和尉缭子都还要更进步。因为他们只主张重农而不轻商，而《六韬》则主张农工商三者并重，尤其是重工的观念更是前所未有。这又可以暗示这部书是在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环境中写成的。

　　 七、《守土》，这一篇中有两个观念特别值得重视。其一是强调一切行动都必须趁早，迟了就会来不及；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原则，法国现代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Andre Beaufre)对此也曾一再强调，他说：“过去一切失败经验都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了预防再犯错误，必须了解的战略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六韬》书中也用比喻方式来说明此一观念：“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其次，在此篇中又有另外一项相当特殊的观念：“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此在战国时代可谓独树一帜的见解。几乎所有的书都只确认富国为强兵的基础，但《六韬》在此不作强兵之论，反而强调“不富无以为仁”、这也就是认为仁政必须以均富为基础。就根本而言，可以显示其代表儒家的传统思想。

　　 《文韬》(第一卷)实为《六韬》全书精华之所在，其所论均系为政之道，也就是平时安邦定国的国家战略。严格说来，足已超出一般所谓兵家的思考范围之外，同时也是其他的兵书很少论及者。因此，应该算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第一卷的第八到第十一篇，其篇名分别为《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其内容大致是讨论人事问题，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并无太多重要性，所以不拟加以分析。

　　 现在要谈到《文韬》的最后一篇，也就是第十二篇。这一篇的篇名为《兵道》，其内容即分析用兵之道，放在《文韬》中是明显地不太适当，吾人认为应该放在第二卷《武韬》之内为宜。但从该书的编排上来看，文武二韬每篇的引语都是“文王问”，而以后四韬每篇的引语则均为“武王问”，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规律。但《文韬》中的《兵道》篇，以及《武韬》中的《三疑》篇为例外，其篇首的引语均为“武王问”，而非“文王问”。因此，也许比较合理的想法是这两篇本来都是属于《龙韬》，以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被误置。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不必深究。至于《兵道》篇的内容：“武王问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机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一段中最难懂的就是“一”字，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即为“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此不仅提到“黄帝”，而且也说“兵为凶器”，可以暗示《六韬》与《尉缭子》在思想上有相当的渊源，也可能是同一时代。

　　 这一篇最后又说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诡道”。至于“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则无异照抄孙子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

　　 《武蹈》

　　 《六韬》的第二卷为《武韬》，今本一共只有五篇，比其他各卷都少，似乎其内容已有佚散。概括言之，这一卷所包括的各篇应以军事战略为核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有杂乱无章之感。现在只能依照顺序对各章作个别的讨论：

　　 一、《发启》。这一篇颇有哲学意味，其思想来源似出于道家，但也与孙子相通。例如：“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与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而其“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之言，更可能是导源于孙子所谓“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的观念。

　　 二、《文启》。这一篇的结论为：“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很明显地含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但为什么把这一篇列在《武韬》之内，则很难解释。

　　 三、《文伐》。在《六韬》全书中，这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即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来打击敌国。孙子所说的“伐谋”和“伐交”，实际上也都可以算是“文伐”。这一篇对于“文伐”的方法，分为十二节来加以详细讨论。概括地说，即使用各种阴谋来减弱敌方的国力，破坏其团结，妨害其政务的正常运作。对于十二节的内容不必细述，因为都是些世俗所熟知的方法，例如贿赂、美人计等，但此种观念本身却深值重视。因为所谓国家战略(大战略)的运用本来就是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以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则又何必使用武力。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胜于易胜”。所以，此篇的结论曰：“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此与《韩非子·亡征》篇中的观念也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必须等到对方已经出现败亡的征候，然后才发动军事行动(乃成武事)。

　　 四、《顺启》。这一篇所讨论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即“何如而可为天下政”？简言之，也就是如何能够建立世界秩序，似乎是儒家“平天下”观念的引申。其所提出的理论为：“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今本在此少一“政”字)？太公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这的确是一种具有宏观的理论，其关键在于一个“盖”字。换言之，必须重视整体，重视全局。

　　 五、《三疑》。这一篇假设武王有三个疑问，而太公则提出解答：“武王问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以上所云是一种非常高深微妙的战略原理，也代表道家“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任何国家扩张过度则必然会自动崩溃。所以，“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简言之，即使其丧失理智(明)，作盲目的扩张，以授我可乘之机。

　　 《武韬》共五篇，已大致讨论如上。就字义来推测，《武韬》的内容应着重“武”的方面，即军事战略，而与《文韬》有所不同。但事实上，很难说它们之间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这似乎可以显示这部书的内容不仅已经不完整，而且更可能曾遭后人的编排甚至于删改，这也是读古书时经常会碰到的情况。

　　 《龙韬》

　　 《龙韬》为《六韬》的第三卷，今本共列有十三篇，为全书篇数最多的一卷。全卷内容都是属于军事方面，其引语也一律为“武王问”，足以显示其与前两卷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概括言之，《龙韬》所讨论的范围是以“为将之道”为焦点，其内容都比较实际化，很少深入到理论的层面。不过，其中还是有若干篇值得研究，并且与较高层次的战略研究具有配合的关系。以下的讨论所重视者即为这些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则从略。

　　 一、《王翼》。用现代观点来看，这一篇所讨论的主题是最高统帅部(或参谋本部)的组织，相当地有意义：“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分析：

　　 1、在整个军事组织中，“将”是惟一的核心(以将为命)，将必须是通才，他不是专家，但要能利用各种不同的专家。

　　 2、将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参谋组织，按照作者的理想，应由七十二位专家所共同组成，各有其专司，以作为统帅的辅弼。

　　 从这一篇的内容上看来，可以想像在战国末期，军事组织已有长足的发展。照这一篇的构想，统帅部的组织相当庞大，分工也相当细密。其中包括许多专家，例如天文(气象)、地理、兵工、工程、心战、军医、会计等。姑不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已能达到此种标准，但至少可以显示《六韬》作者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眼光和见识，很令人佩服。

　　 二、《论将》。这一篇的主题非常明显，并且也有其特殊的见解，即所谓“五材十过”之说：“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绥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以上所论与孙子的意见只小有出入，但似乎还更为精密。其最显著的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孙子》所不曾列入者。此种差异可以显示时代的不同。孙子是春秋末期的人，在那个时代为将者多为各国贵族，其效忠本国大致是毫无疑问的。但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都竞用客卿，所以“忠”当然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这篇结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这段很容易看出又是在抄袭《孙子》。

　　 三、《军势》。这一篇论战胜之道，而强调先胜观念，与孙子之言可以互相发明。篇中的要语为：“夫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就思想而言，与孙子大致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这可能是我国古代兵书首次提到“技术”，而且还有所谓“国工”之称。接着又提出“先胜”的观念：“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非常有趣味。《六韬》不仅模仿《孙子》，而且也照抄《吴子》(原文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见《治兵》第三)。这又是另一证据，足以证明这本书成书较晚。

　　 四、《农器》。这是《龙韬》最后一篇，从篇名上看来，似乎与军事或战略都殊少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篇含有非常现代化的观念，简直可说是超乎想像之外。其所提出者即为现代战略中的总动员观念：“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争，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这也就是说在平时有合理的安排，则可以利用民间的生产设施和器材，来保持高度的战备。换言之，透过有效的动员制度，可以迅速地把民间资源转换成为军事装备。

　　 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所以此篇主张利用现成的农业装备，以及农村组织来作为动员基础，其所言不免有点夸张，但的确是一种高明的理想。所以，其结论为：“故用兵之具尽在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门(辟)其田野，规(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此种富国强兵的观念，似乎要比先秦其他学者都更为深入。关于《龙韬》的内容所拟分析者，就以此四篇为限，至于其他各篇则因与当前情况已较当时殊为不同，故不予讨论。

　　 结论

　　 《六韬》像《尉缭子》一样，可以作为战国后期战略思想的代表。他们都受到前代或同时其他学派及著作的影响。比较言之，《尉缭子》受法家影响较大，而《六韬》则受道家影响较多。但他们也都以儒家思想为源头，并都以《孙子》为范例。《尉缭子》比较偏重军事；《六韬》虽然大部分内容也是属于军事方面，但其对于为政之道、平时的国家战略(大战略)等所发表的意见，则代表民本主义的正统儒家思想，在当时可谓曲高和寡，有超时代的意义，非常值得推崇。诚然，《六韬》是伪书，其真正作者为谁，迄今仍无定论，但其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仍应予以高度的肯定，并不会由于真伪之辨而影响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