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阵·第四
作者：杨泓、于炳文、李力 ·中国
出自————《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从《商君书》谈起
公元前二二一年，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封建帝国秦诞生，嬴政做了始皇帝。
秦孝公继位，奋发图强，招贤纳士。一天，从中原魏国，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人，许孝公富国强兵之策。这个人就是使秦国由弱转强，为统一奠定基础而立下汗马功劳的政治家商鞅。商鞅复姓公孙，是卫国贵族的后裔，对黄老刑名之学非常精通。曾在魏国丞相公孙痤门下当过小官，公孙痤极力举荐，但魏惠王不识贤能，公孙鞅不得重用，难展雄才，只好离开魏国，投奔正在招纳贤良的秦国。
当孝公询问强国之道时，公孙鞅侃侃而谈，从三代治国之道到诸侯争霸，从强国之术到变法改革，说得头头是道。一连谈了几天，秦孝公深深折服了，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于公元前三五九年在全国推行变法。
变法开始时，还有一个感人的小插曲。要变法，首先要取信于民。为了取信于民，就在都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并出了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就奖他十两黄金。百姓们都很奇怪，扛这么一根木头，就得赏十两黄金，不是拿人开玩笑吧?谁也没有去扛。公孙鞅又下令把赏金加到五十两，众人更怀疑了。这时一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扛了木头就走，他果然得到了重赏。从此，孝公和公孙鞅信守诺言的美名在渭水秦川不胫而走，为变法奠定了基础。
新法实行三年后，人民逐渐富足，秦国逐渐强大了。秦孝公又和公孙鞅商议，进行第二次变法。
公孙鞅两次变法的措施，都收录在《商君书》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记载，《商君书》二十九篇，流传至今，只存五卷二十四篇。计更法、垦令、农战、去强、说民、算地、开塞、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徕民、赏刑、画策、竟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实行什伍之制，百姓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之内，一家犯罪，其余各家必然告官，否则处连坐之罪。其二奖励军功，军功大小与斩敌多少直接联系。王室贵族无军功者，不得入宗室。其三，奖励农耕，重农抑商。凡努力生产的，免除赋税。因从商而懈怠者，没妻子为奴婢。其四，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建立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颁布新的赋税法。其五，并乡为县，秦全国分为三十一县，各县由朝廷直接任命长官——县令、县丞。除这些之外，在公孙鞅的建议下，把国都由雍迁到了咸阳。还在秦国境内统一度量衡。
公孙鞅的这些新法，恩威并重，赏罚分明，重耕战是用重刑罚来保证的。士卒杀敌多就可以迁升爵位。但对作战不力的，就当众黥面、割鼻，甚至砍头。百姓努力耕织的，可免除赋税，但对怠惰而贫困的，就把妻子、儿女没为奴婢。
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调动起了军民的积极性，不到十年，秦国就富强起来了。孝公因公孙鞅变法有了大功，任命他为大良造，并把商于的十五个城邑封给了他。后来就把他称作商鞅、商君了，他和后人追述他的著作叫作《商君书》。
商鞅这样一个政治家，一个使秦国富强的功臣，下场却是很悲惨的。初变法时，因太子犯了法，把他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一个割去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后来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了位，就是秦惠文王。公子虔唆使手下诬告商鞅有谋反之罪，秦惠文王下令缉捕商鞅。商鞅仓惶逃到了关下，天晚了想找个客店歇宿。客店主人因他没有证明，若是留宿就会遭受连坐之罪。而这连坐之法恰恰是商鞅自己制定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作法自毙”的故事。商鞅又逃到魏，魏也不敢收留。最后在渑池被捉住杀死，死后还车裂分尸，并把他的全家老小全部杀死。
商鞅死后，他所实行的变法措施并没有被废止，秦国才一天天强大了起来，积蓄了诛灭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到了秦昭王、秦王嬴政(秦始皇)时，出现了白起、王翦、王龁、蒙恬等优秀战将，拥有百十万精兵。公元前二六○年，与赵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一战，大获全胜，坑杀赵卒四十万，公元前二二四年，挥师六十万伐楚，那摧枯拉朽的气势，那排山倒海的声威，在当时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秦俑奇观
在陕西临潼骊山脚下，屹立着一个高达七十六米，小山一样的墓冢，巍峨挺拔，孤傲不群。这就是秦始皇的陵寝。始皇为了修建这座陵墓，花费了三十七年时间，最多时动用夫役七十万人，穷极奢华。“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还让工匠设置弓弩机关，以防盗扰。但事隔不久，就被楚霸王项羽派三十万军卒盗掘殆尽，继而被烈火焚烧，只有这高大的荒冢屹立至今，向人们展示昔日的辉煌。
始皇陵东侧一马平川，一九七四年的一天，当地农民挖井时，突然发现一个真人大小的陶俑，立刻引起轰动。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勘察，认定是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陪葬坑。经过数年的发掘修复，已以它严整的军阵、剽悍的身姿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始皇陵兵马俑坑共四个，除四号坑是空坑外，其他三坑都是土木结构，里面瘗埋大量兵马俑。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二百一十米，南北宽六十米，总面积约一万二千六百平方米。已发掘的二千平方米内，出土陶俑一千零八十七个，战车八乘，马三十二匹。若全部发掘，估计可出土陶俑六千多个。前面横排三列二百一十名弓弩手。后面是三十八列纵队的步兵，间杂驷马战车，左右两列和后排是面朝外，严密警戒的弓弩手。这正是一个有锋有后，有中军有侧翼的步兵战车混合编队的严整军阵，与古书兵法中，“长弩在前，铦戈在后”、“弓弩为表，戟？（左木右盾）为里”的布阵要则基本吻合，很像一柄出鞘的利剑。二号坑在一号坑东北，平面呈曲尺形，面积约六千平方米。未作全面发掘，估计有驷马战车八十九乘，乘骑马一百一十六匹，武士俑九百余件。二号坑的主体是一排排、一列列的战车，车后跟随步兵。坑北前端是步兵，中间隔三列战车，后面是十二列骑兵。看来是一个以车兵为主、骑步兵为辅的军阵。三号坑最小，占五百二十平方米，平面呈凹字形。中间是一辆精心彩绘的木质战车一乘，左右是持殳向内的陶俑。有人认为，三号坑可能是一、二号坑的指挥部，但主帅到哪里去了呢?这似乎又是个谜。
这些陶俑，高一点七五至一点九米，比真人还要高大。或辫发，或戴冠；或披铠甲，或着战袍；或持弓弩，或秉矛、戈、殳、剑；各依军阵布局，站立蹲踞，皆合规矩。若细看，它们有的宽额广颐，血气方刚；有的修眉细目，稚气未退……那强大的军阵，那威慑肃杀的气势，那无声似有声的低吼，令人震惊、鼓舞、感慨……然而现在他们不是去奔赴刀光剑影的战场，不是去征东方伐六国，而是在为他们最高的统治者送葬。
秦始皇陵兵马俑持握的大都是用青铜铸造的实战兵器，有安装长柄的戈、矛、铍、戟、殳等长兵器，有适于短刀格斗的青铜剑、双刃弯刀，还有远射武器弓弩、箭镞，装弓箭的弓盛箭器等。这些青铜兵器大多经过铬盐氧化处理，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多年，出土时仍光亮如新，寒光闪闪。青铜剑长达九十厘米，锋利无比，刚出土时，有人作过试验，尚可一次划透十几张纸。弩弓的内侧，加附两根细木条，从而不但使弩弓更坚固耐用，还增加它的张力，箭可以射得更远。箭镞绝大多数是三棱锥形，这种箭镞穿透力强，杀伤力大。武士披挂的铠甲，虽都是用泥条泥片仿制的，但形象逼真。不同兵种的士卒，穿着的铠甲也不相同。骑兵穿无披膊的短身铠甲，车兵和步卒穿长身带披膊的铠甲，御手穿的铠甲，不但身更长，还有高高的护领和护手甲。这些不同的铠甲，完全符合不同兵种的实战需要。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军阵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战国时期，步骑兵已登上了战争的舞台，但战车兵还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秦代军队中，仍是驷马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队的作战方式。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步卒中的弩弓手组成了单独的队列，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也似乎看到了秦“带甲百万，车千乘，马万匹”的强大军队的一个缩影。人们把始皇陵认作世界历史上的第八大奇迹，它是当之无愧的。
(三)西汉军阵
一九九〇年五月，从西安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西汉景帝阳陵的东南侧，又发现了大型从葬陶俑坑。
这批从葬陶俑坑共有十四排二十四个，占地约十万平方米。俑坑形状有长条形的，有中字形的，也有凸字形的、菱形的。最长的达二百九十米，最宽的十米。这些坑的底部铺木板，侧壁垒枋木，上盖棚板，铺芦席。目前已发掘的三、四号坑，出土了陶俑三百多件，都是男性裸体俑，只有躯干双腿，未见上肢，肩两侧有贯通胸腔的圆孔。全身涂红彩，再用黑彩绘出头发、眼、须眉，年龄、相貌、表情各不相同，写实性极强，一般的高约六十二厘米。推测胳膊是另制后装上去的，陶俑外穿纺织品衣服，但因年久腐朽，胳膊脱落，才成现在的样子。二号坑出土设篷盖的木车二乘，陶俑六件，像是一座车马坑。这三个俑坑都出土了兵器和生产工具，有铜镞、弩机、铁戟、矛、剑、锛、凿等，都是按陶俑比例制作的明器，虽然尺寸较小，但非常精致。目前这些从葬俑坑还在继续发掘之中，俑坑的性质还难以说清，但作为至今第一个发现的西汉帝王陵从葬坑，将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还应提到的是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俑军阵，这两座大墓连同陪葬坑，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整整发掘了十年，多少人为此墓两鬓添霜。就在四号墓南七十米，有次序的摆开了十一座兵马俑坑。战车坑居中，两侧是步卒俑坑和骑兵俑坑。十一个坑内，共出土了骑兵俑五百八十多件，步卒俑一千八百多件，舞乐杂役俑一百多件，同时还出土了陶盾牌和一千多件鎏金铜车马饰。这些陶俑通身彩绘，栩栩如生。
这二千五百多件兵马俑布列成了一个声势雄浑的军阵。在全军中央，是驷马战车部队，战车的正中是已故的主将的灵柩。战车部队的两翼是四个步兵方阵，步兵方阵前面是军乐队，步兵方阵后面，紧跟着两个骑兵方阵，再后又是四个骑兵方阵。步兵身着战袍，腿裹行（左纟右絭），有的外罩黑色铠甲。他们手持长矛、大戟、刀剑弓弩、彩色盾牌。骑兵的行装与步兵相似，左手控缰，右手持握长戟、马槊。那时的马背上，还没有高起的马鞍，只是把厚厚的鞯垫用革带紧紧束缚在马背上，也没有马蹬，可见，骑兵这时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这时的军阵虽然还是把战车放在中军位置，但数量相对减少了许多，而骑兵正在兴起，并改变了配合战车作战的形态，组成了一个个单独作战的方阵。
全副武装的军队列成严整的军队送葬，盔明甲亮，刀枪映日。他们是为谁送葬呢?有人推测死者是西汉初年的名将周亚夫。提起周亚夫，自然让人想起他驻军细柳时的故事。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一五八年)，匈奴兴精骑六万入侵，汉朝急忙调集三路大军增防边郡，三路大军拱卫京城。守卫京城的三路军中，有一路就是由周亚夫统领，驻守细柳。一天，汉文帝亲率队慰劳将士，先到其他两路，都长驱而入，将士列队迎送。最后到了细柳营，不禁惊讶了，只见那些士兵，不论是持矛戟的，还是拿弓弩的，一个个精神抖擞，剑拔弩张，好象马上就要投入战斗。皇帝的前驱到了，守卫营门的士卒说：“军中的将士只听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文帝的车驾到了，营门还是不开。文帝派使臣持节通知周亚夫。周亚夫才令士卒打开营门，守门的士兵告诉文帝的车驾，营中不可驰骤。于是文帝的车驾缓缓的进了营门。到了营中，周亚夫立而不跪，躬身揖手向文帝行礼，说：“将士身着铠甲不能下拜，请允许以军礼拜见您。”文帝被这严整的军容，被周亚夫恪尽职守的行为所感动，站在车上俯身答礼，并令使者向周亚夫说：“皇帝敬劳将军”。文帝离开细柳营，向周围人说道：“这才是真将军，这样的军队，谁能犯扰它呢”?由此可见，周亚夫治军是很有方略的，杨家湾汉墓陪葬俑坑的军阵，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西汉时期，不但皇帝、勋臣的陵墓有从葬坑，分封的诸侯王也有从葬坑。一九八四年，在江苏徐州狮子山发现了兵马俑坑五个，四个步兵坑集中一处，一个骑兵坑离得较远。从已发掘的情况看，一号坑长二十七点七米，二号坑长二十七点五米，坑内密密麻麻排满了步兵俑。以一号坑为例，前面并列四匹陶马，马后有个不大的空间，站立一个较高大的官吏俑，估计这是一乘驷马战车。再后就是庞大的步兵队伍，有的身背盛箭器，有的手持武器。这些兵马俑坑共出土陶俑二千三百多件，虽不高大，但排列起来也煞是声威雄壮。
从四个俑坑的排列形式看，一、二、三号坑平行并列，东西走向，四号坑在一号坑以东，南北走向，坑内陶俑间隔一至二米，或一件或两件间隔排列。看来这是一个有前卫部队警戒的步兵军阵。因主墓尚没有找到，这些站立了两千多年的士兵到底是为谁送葬，我们只能作个大概的推测，当是西汉诸侯国楚国前八代王中的一个。
不论杨家湾兵马俑坑，还是狮子山兵马俑坑，以及正在发掘的阳陵从葬坑，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西汉一代是很重视强兵习武；很重视步列军阵的，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有了足以抗击匈奴的强大军队，才选拔出了如卫青、霍去病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名将。“飞将军”李广面对匈奴四万精骑，以“圜阵外向”的军阵坚守待援。李陵以“前行执戟盾，后行持弓弩”的阵法重挫匈奴……霍去病墓前的那块马踏匈奴的石雕，正是这种雄浑气魄的象征。
(四)长安武库
有了强大的军队，还要有装备精良的武器，才能力克顽敌。汉代朝廷为了保证兵器的质量和数量，设置了“考工令”一官；专司兵器制造业，“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监督检验兵器的质量。一有急需，还可集中工匠，加紧制作。另外，在长安城内建筑了规模很大的武器库。各种制造好了的兵器，源源不断的送到这里，统一储藏保管，再由这里发放给各个部队。
长安武库座落在汉长安城的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周围以夯土墙围住。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勘查发掘，测出围墙长七百一十米、宽三百二十余米、厚一点五米以上。武库内有七处库房遗址，中间有一堵夯土墙分隔成两个院落，一至四号遗址在东，五至七号遗址在西，均呈品字形排列。这七个库房遗址平面都是长方形，用夯土构筑的，四面开门，内分数间。就拿七号遗址来说吧，东西长一百九十米、南北宽四十五点七米，中分三大间，每间的南北各开二门，遗址内的隔墙也各开二门。遗址的夯土墙厚达四米，非常坚固。这个武库一直延用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征战连年，燹火四起，这座巨大的武库也随之被焚毁废弃。
从发掘情况看，不同的库房存放着不同的武器，或放铠甲盔胄，或放戟矛剑盾，或放弓弩镞，很少混杂。在废墟灰烬中，出土了很多铜铁兵器，以铁兵器为多，有铁刀、铁戟、铁矛、铁斧、铁剑，和一千多件铁镞，铁铠甲已锈结在一起，有的结块竟重达几十斤。青铜器有铜镞和铜剑格、铜戈各一件。从发掘现场观察，矛、戟等长兵器，都是放在兵器架上的。当时的兵器架叫作“兰锜”，它是什么样子呢?虽然墓葬中也出土过零星资料，但多已腐朽，最形象的还是汉画像石上的刻画，大致分为放长兵器的和短兵器的两种。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前室南壁刻画的兵兰是放长兵器用的，两边有两个带方座的立柱，立柱中间用两条横枋相连，横枋上各等距离的开五个圆孔，以插放长兵器。左边两孔插着两支带套囊的戟，右边三孔插着三支带套囊的矛。左侧二戟和右侧二矛间又弩弓在上、机括在下悬挂两张弩。沂南画像石墓后室靠南壁的隔墙的画像石上，还刻有放置短兵器的形象，两根带朵云形底托的立柱上，横架一梁。立柱上各等距离安装五组托钩，自上而下托架着两柄长剑，两把刀和一柄手戟，刀、剑、手戟上都套着套囊。
西汉的武库不止长安这一处，在洛阳也设有武库。在地方州郡，还有地方武库，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颖川、广阳、阳陵、山阳等数处。
从长安武库和其他西汉遗址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秦到西汉，虽然只经过了短短时间，但武器的质地、种类、形制都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铁制甚至钢制兵器在军队中广泛使用，更适合骑兵、步兵使用的武器增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长安武库出土的铁兵器中，有铁戟和带倒钩的铁矛，铁戟完全改变了铜戈那种戈矛合体或合装的形态，而是在直锋旁横出侧枝，很像一个卜字，长三十五厘米，横枝长十四厘米。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两支与长安武库铁戟相似的钢戟，积竹为柲，后安铜？（左金右享）。一支长二点二六米，一支长一点九三米。长胡四穿，在刺锋和横枝相交处装有受柲的铜柲帽，通过金相测定和电子显微镜观测，这两只戟是经加热渗碳反复锤打再淬火处理制成的钢戟。那件带钩的铁矛又叫“钩釨”，长四十六厘米，倒钩长八点五厘米，可刺可钩，性能和戟有些近似。
西汉的远射武器弓弩箭镞，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长安武库中未出弓弩，但出土了几种形制不同的铜铁镞，其中最普遍也是杀伤力最大的是三棱锥形箭镞，在圆柱形的镞体上，伸入三个凸出的棱刃，也有截面呈三角形的，当时管这两种形式的镞都叫“羊头”镞。在满城汉墓中，还出土了铸铁固体脱碳钢或中碳钢镞。铜镞中有的还在三棱镞体的一个侧棱面上开三角形小槽，有人研究，这个小槽可以放置毒药，以增加杀伤力。还有的在铜镞后安装铁铤。汉代用的弓主要是复合弓。安徽阜阳夏侯灶墓出土了三张西汉初年的黑漆木弓，弓两端箫上装有鎏金铜耳，非常漂亮。甘肃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一张新莽前后的复合木弓，弓体外侧是一块中间宽、两头渐细的扁平木片，弓弣都衬垫两块木片，内侧用几块牛角锉磨成形，拼对后用粘合剂粘牢，再缠丝线，涂上黑红漆。这张弓长一点三米，内红外黑。到了东汉，还发现了骨制复合弓。复合弓的张力远比单体弓强。《史记·李将军列传》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汉代名将李广是个神箭手，一次行围狩猎，看见前面草丛中有只猛虎的身影，忙搭弓奋力一箭射去，正中虎身。待走到跟前一看，原来射中的是一块有猛虎斑纹的巨石，那支箭深深的射入了巨石数寸。后来，唐代诗人卢纶在《和张仆射塞下曲》夸赞李广的神威，“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能达到“射石饮羽”的地步，说明李广将军有天生的神力和高超的射艺，也说明当时的弓强箭利。
西汉的军队中，“强弩长戟”是主要装备。长戟前面已讲过了，强弩又是怎样的呢?强弩的强主要表现在弩机上。先秦的弩机，牙、牛、悬刀由栓塞直接装在弩臂的机槽内，但木臂是木制的，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也就限制了威力更大的强弩的制造。西汉以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弩机外加了一个称“郭”的匣状青铜外壳。弩机的各种机件，用栓塞按一定组合关系装入郭内，苒把郭装在弩臂的机槽内。青铜的耐强性能比木材大多了；可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另外，汉弩加高了机牙上的望山，个别的弩机还在望山的后侧增加了刻度，这个带刻度的望山可以说是现代步枪上标尺的雏形。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十六件弩机，有一件就是在望山后面有刻度的。这件弩机长九点五厘米，机牙高出郭面一厘米，望山高出郭面四点五厘米，自郭面一厘米以上分五个刻度，刻度线错金，每一度又分半度，半度线错银。度距下大上小，每度七点五至六点五毫米。射手可以根据目标的远近，按不同的刻度瞄准，准确性大大提高了。
汉弩的张力是以石计算的，一石约合现在三十点二四公斤。根据居延汉简的记载，有三石至八石弩，射程一百二十步至二百步(合今一百六十七至二百七十八米)。五石以上的强弩靠双臂的力量难以张开，要用蹶张，腰引。在汉代画像石上，常可看到一个口衔利箭、身背箭菔（竹头）的威猛武士，用双脚踏定一张弩弓的弓背，双手拽弓弦奋力向上。这就是张强弩的蹶张力士形象。在汉朝的军队中这种材官蹶张很多，屡立战功。西汉初年，申屠嘉为材官蹶张，跟刘邦打天下，后来当了丞相。
由于汉代骑兵步兵发展，剑就成了近战格斗武器，应用极广。《史记·高祖本纪》有刘邦仗剑斩蛇的佳话，还有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令项庄借舞剑之机杀死刘邦，项伯于是拔剑与项庄对舞，时刻保护刘邦。危急时刻，张良找来大将樊哙保驾。樊哙挺剑举铁盾，撞倒卫士，冲入大帐，怒发冲冠，目眦皆裂，使项羽不敢贸然行事，后刘邦借机脱逃。范增的妙计落空，盛怒之下，挥剑把刘邦送给他的玉斗砍碎。能把巨蛇一挥而二，又能把玉斗砍碎的剑该有多么锋利。西汉的剑由于多改用钢铁锻造，尺寸明显加长了。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尸骨右侧出土的一柄带黑漆木鞘的钢剑，长一米以上，是用块炼铁渗碳钢的方法制作的。由于折叠锻打的次数增多，每层的厚度减少到零点零五至零点一毫米，含杂质也明显降低。在淬火时，只淬剑锋，故硬而锋利，剑脊未经淬火，又较柔韧。这种剑很适于劈砍，又不易折断。西汉时期，不论是剑的质量、功用，还是数量都达到了顶峰。洛阳金谷园、七里河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了钢铁剑四十多柄。遗憾的是，至此，剑也随之衰落了。东汉以后，逐渐被一种直背环首刀所代替。
汉代的防护器械不论从形制还是质地都有多种，比先秦明显进步了很多。就质地而言，有漆木盾、皮盾，还有铁盾。就形状而言，西汉早期的都是与战国、秦盾相似的双弧亚腰盾。以后，出现了长椭形盾，编织纹长方形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还由盾演化出了一种可以进攻，又可防护的新型兵器——钩镶。它的中部是一个像小盾一样的镶板，上下各出一个长钩。镶板可以抵挡敌人攻击来的武器，双钩可以击打敌人。
钩镶这种兵器传说是战国时鲁班创制的，但只见于文献记载，真正的实物是在东汉的墓葬中见到的。形体大，又保存最好的一件勾镶出自河南洛阳七里河东汉墓。通长七十厘米。上下各伸出一钩，上钩长三十二厘米，锐如尖锥，下钩长二十七厘米，尖端膨大如球。中间弯曲呈扁方形，长十一厘米，可容一只手持握。镶鼻的前面是由两块铁板拼成的盾形镶板，长二十二厘米、宽十五厘米。上方正中有一孔。可以固定在镶鼻上。河北定县四十三号墓出土的铁钩镶通银错云纹，可惜出土时已经锈残。据考证此墓墓主是东汉诸侯王刘畅，身居显贵，随葬的钩镶当然也与众不同。
这种钩镶怎样使用呢?江苏徐州铜山苗圃画像石的“比武图”可看得非常清楚。左方一个武士双手持长戟奋力前刺，右方武士镇定自若，身体半蹲，右手将钩镶上举，用钩镶的上钩钩住戟杆，左手的环首刀疾刺对方的面门。在其他画像石上，还有用短柄斧和钩镶的武士。由此可见，钩镶是一种配合斧、剑、环首刀使用的兵器。
在汉代，不但军队装备了精良的武器，就连县以下的基层也配置五兵。《后汉书·百官志》引《汉宫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滕，带剑佩刀，持盾披甲，设矛戟，习射”。亭的设置始于先秦，亭长主管缉捕盗贼，维护社会的治安，迎送往来的官吏。这五种兵器也是装备军队的主要武器，短长齐备，格斗兵器、防护兵器俱全。五兵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所以在实战中，讲究互相配合。西汉初年晁错上书文帝言兵，曾详细地分析了各类兵器的长短，提出要善于发挥其长。在相隔较远平川，或居高临下，以弓弩为长；在两阵相近浅草平地，以长戟为长；在竹高草密的林地，以矛铤为长；在狭道险隘，以剑盾为长。进而又说，“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只有很好地运用这一原则，才能克敌制胜，这就是前面谈到的列阵艺术，杨家湾汉墓的兵弓俑车阵，可以说就是一个战车、骑兵、步兵有序而列，戟、剑、盾、弩有机配合的军阵典型。
(五)边疆风貌
先秦两汉之时，在中原各国和秦汉朝廷政权的周围，还活跃着很多古代民族，他们有的以游牧为生，驰骢纵横于北方的千里草原；有的或渔猎，或耕织，生活在西南的山野平地。它们和汉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我国北方，古代也是水草丰茂的辽阔草原。“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曲《敕勒歌》唱尽了大草原的自然风貌。战国秦汉，这里活跃着匈奴和东胡等古代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游牧为主。骑烈马、牧牛羊，弯弓射雕，性情剽悍。他们使用的武器，最有特色的是青铜短剑。但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使用的青铜短剑也不相同。
匈奴族使用的是一种长柄、直刃、有着突出剑格的青铜短剑，剑柄上往往还铸出禽兽装饰，这种短剑主要出自内蒙古地区。内蒙桃红巴拉墓地附近的一个墓中出土了一柄相当于春秋晚期的青铜短剑，全长二十五点三厘米。锋刃较直，剑身起脊，剑格突出，长柄的顶端铸相对抵架的羊头形象。西沟畔战国晚期墓出土的青铜短剑，剑刃明显加宽，剑柄端铸出相连的兽头，已渐趋图案。
东胡族使用的是曲刃青铜短剑，这类短剑以锋刃两度弧曲为特点，剑的中段还有突出的节尖和内凹的束腰，一般长三十厘米。有的剑柄很短，另行安柄，并在柄端安装形体较大的青铜或石质剑首，有人管这样的剑首叫加重器。也有的剑锋、剑柄一次连铸，剑柄与前述直刃短剑相似。还有的剑柄中空如銎。这些曲刃青铜短剑主要出土于辽宁和河北省北部。辽宁宁城南山根出土过一柄阴阳柄青铜短剑，堪称这类青铜短剑的精品，剑全长三十一点七厘米。剑锋两度弧曲，有节尖，开血糟。剑柄铸作相背的裸体男女人像。男女皆髡顶无发，男的粗颈，两手捧腹，两腿间铸出男性生殖器。女的颈较细，乳房较大，双手交叉抚于胸部，似有羞涩之态。据考证，它的时代可早到两周之际。
在我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古代是“巴蜀”古国和“西南夷”世代生息之地。他们在创造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兵器。
巴蜀是四川盆地的两个古国，唐代诗仙李白《蜀道难》诗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句，说得就是他们的先王。秦代以前的巴蜀兵器中最有特征的是剑、矛和钺。青铜剑锋呈柳叶形，扁扁的短颈，上有钉孔。看来是夹持木柄使用的，剑锋的根部往往铸饰特有的虎纹、手纹、心纹，和巴蜀符号。铜矛为窄窄的长体柳叶形，筒两侧附铸弓形小耳。筒上也铸花纹和巴蜀符号。巴蜀的铜钺有椭圆形的銎，耸起的两肩和圆弧特甚的钺刃，整体很像一个农家的荷包，故有人称它作“荷包式”钺。这种钺钺身或銎部往往也铸巴蜀符号。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出土了四件铜钺，其中三件都是这种荷包式铜钺，钺身中间内弧，钺刃圆弧两刃角外侈，平肩接椭圆形銎，通长十一至十七厘米。
地处我国云南滇池周围的古滇国，文化也相当发达。因地处山地、丘陵地带，滇人灵活矫健，多步兵，善近搏。他们使用的兵器有矛、斧、钺、啄、狼牙棒等。具特色的是钺、啄、狼牙棒。钺有一种长銎宽刃的，两刃角外撇特甚，很象一把展开的折扇，在銎的一侧往往连铸一个半月形小耳。还有的一边刃角外展，另一刃角外撇后突然截断，整体像一只靴子，人们叫它“靴形钺”。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一件，銎口两侧高，中间低。銎断面呈椭圆形，半月形耳下铸一道带纹。钺刃外撇弧曲，且一刃角长而尖锐，另一刃角短而圆锐。通长十四点一厘米，刃宽十五点六厘米。滇人的狼牙棒很有特点，江川李家山古墓中曾出土过这种狼牙棒四件。青铜棒头长约四十厘米，断面呈八棱形，表面突起一排排锥刺，棒顶有的突出尖矛，有的做成平顶。后面有銎可安木柄。滇人的这些装柄格斗兵器，通长在一点三至一点六米左右，步战使用非常顺手。
在云南滇西地区，还有一种与滇国有区别的古文化，据考证是“靡莫之属”的古民族创造的，以祥云大波那铜棺墓和楚雄万家坝墓群为代表。这一古民族使用的独特兵器是鹦鹉形啄和三叉格曲刃剑。鹦鹉形啄体铸成一只蹲伏的鹦鹉形，背部开圆銎装柄，鸟尾后展形成尖锐的啄尖。全长十三点七厘米。这种鹦鹉形啄在大波那墓中出土了四件，两两成对。三叉剑格铜剑剑锋弧曲度不大，剑格向上伸入三叉，抱住剑锋，剑茎铸饰缠缑纹，圆剑首，通长二十八点五至四十点二厘米。
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古民族虽然强悍好武，与秦汉朝廷有过多次战争，但和千百年岁月相比，毕竟是短暂的。特别是各族人民，互通有无，互助互利。历史上有过西汉元帝时，“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传奇故事，也有过东汉末年蔡文姬凄惋悲切的《胡笳十八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