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奇谋·第三
作者：杨泓、于炳文、李力 ·中国
出自————《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光辉的十三篇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诸侯兼并，兵燹连年。各诸侯国变法图强者，不乏其人，善于用兵者，更受青睐。吴起、尉缭、伍子胥、司马穰苴、孙膑……但影响最大的是孙武子，他的兵法十三篇最受后人推崇。
在吴王阖闾的宫殿内，钟鼓齐鸣，百官肃立，吴王阖间召见军事家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一一读过，实在太精彩了。能否结合实际用兵操练操练呢?”孙武说：“可以。”阖闾说：“可以用妇人试一试吗?”孙武也答应了。吴王下令由后宫选出一百八十名美女。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又任命吴王的两名宠姬作队长，接着发给美女每人一支戟，说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左、右手和后背吧?我命令向前，你们就看前心的方向。命令向左，就看左手的方向。向右，就看右手的方向。向后，就转身看后背的方向。大家听清楚了吗?”美女们都说：“听清楚了!”孙武讲清军纪后，命她们列开斧钺以正军威，并三令五申讲不听命令，军法处惩。随即登台击鼓传令向右，美女们嘻笑不听指挥。孙武说：“规定、纪律没有讲清楚，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又将动作要领反复讲解。再次击鼓传令，美女们依旧大笑不执行命令。孙武说：“规定、纪律要是没讲清，这是我的错误。现在已反复讲明，而你们不听指挥，责任在你们。”遂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以正军法，吴王看了，大惊失色，忙派人去求情。孙武严正地说道：将官在军中，君王的诏命可以不予接受。断然下令将两名队长斩首示众。又重新任命了两名队长。孙武再次击鼓传令。美女们再不敢嬉笑玩闹，全都依令而行，前后左右，立起跪卧，都合规矩。孙武派人向吴王说：“这些兵已训练齐整，大王可以下来观看，她们都唯命是听，就是让她们赴汤蹈火，她们也会挺身而前。”这就是太史公笔下“孙武练兵，美女列阵”的故事。
孙武，是春秋时期齐国人，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他不但重视实践，更注重军事理论的研究。到吴国后，由于吴国的另一个军事家吴起举荐，又得到了吴王阖闾的赏识，为将带兵，西破强楚，曾率大军攻入郢都，又北威齐晋，屡建奇勋。吴国阖闾在诸侯间得以显名，全依仗孙武的军事天才和谋略。
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
这十三篇兵法所贯穿的著名的军事理论，就是他在《谋攻篇》所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孙武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译成现代的话来说，“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就能百战百胜；只了解自己不了解敌人，打起仗来胜败参半；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敌人，每战必败。”这一论点揭示了客观认识敌我与战争胜负的辩证关系。
为了要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首先要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这是主将制定正确作战方针策略的首要条件。《孙子兵法》中多处讲到了这一点。《用间篇》讲要“先知”敌情，“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是，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为了详察敌情，强调利用各种间谍(五间)，不惜用爵禄和重金收买，以获得准确的军事情报。《行军篇》提出指挥员要注意随时做细密的观察，根据各种征候以“相敌”。《示形篇》甚至主张可以用示形的办法，引诱敌人暴露形迹，而自己不露声色。掌握了敌情，加上主将的正确谋略，作到了“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为了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还要善于观察天时，利用地利。《孙子兵法》中《形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做了详细论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所以利用地形也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在兵法中，孙武详细地讲述了驻军要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避开低洼之地，要向阳避阴；打仗时，敌人如果占领了高地，不要仰攻，敌人背倚高地，不要正面攻击。不同的地形，有不同的行动和用兵原则。
主将洞察敌情，把握了天时地利之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兵力强弱、优劣制定战略部署。如果自己的兵力是敌人的十倍，要把敌人团团包围，迫使敌人投降；是敌人的五倍，要毫不迟疑的攻击敌人；超过敌人兵力一倍，要设法分散敌人；与敌人兵力相等，要想尽办法战胜敌人；自己的兵力不如敌人，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敌人，要设法避免与敌人交战(原文为“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胜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样就可稳操胜券，永立不败之地。
孙武的上述军事理论，强调主观与客观结合，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敌情、天时地利，主将“知彼知己”，而后制定作战的方针、作战的形式、作战的战术原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思想，这对于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军事家是难能可贵的。
在作战方针上，孙武主张速战速决。他认为一个国家出兵打仗，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兵贵胜，不贵久”。打仗日久，军队就会疲惫，丧失锐气，国家就会财力枯竭，敌人就会乘虚而攻，“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战斗之前，要作好一切准备，有了必胜的把握，突然发动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敌人。他在《势篇》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水流湍急奔腾，就能够把石头推动，因为水势强大；鹰隼飞速极快，就能捕捉鸟兽，因为它能掌握时机。善战的主将，一旦拉开战幕，就应让自己的军队造成汹涌澎湃的洪流那样的威势，像鹰隼捕捉猎物那样把握时机。“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张弩，节如发机”，一举歼灭敌人。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孙武子军事理论的又一个要点，也是品评战争优劣的最高标准。
他认为，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是诸侯国的头等大事，所以要仔细考察。一旦战争失利，“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察之。”告诫君主、将帅对待战争一定要审慎，不能贸然行事。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事”，也就是五种因素。在这五种因素中，以“道”为首。什么是“道”呢?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要求所进行的战争符合国君和民众共同意愿。作到了这一点，就会上下一心，同生共死，临危不惧。孙子所说的“道”是个政治因素，要求所进行的战争应是正义的战争，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战争，只有有“道”的战争，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在春秋时期，大凡战争，往往要出动几千辆战车，十数万士卒，还要从很远的后方运送军需粮饷。军费开支日耗千金。这在当时土地不太广袤的诸侯国，在生产力不太发达的条件下，不论是民众，还是国家，其负担是沉重的，因此，不能“暴师”(军队在外作战)过久，“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就会因为远途运输而使百姓贫穷，使国家的财力、物力耗费殆尽。孙武要求一个指挥员，一个善于用兵的人，兵员要一次征齐，不能一征再征；粮草军需的运输不能超过三次。甚至可以从敌军敌国就地筹集粮草。可以说这是珍惜国力体察民情的思想体现。孙子不但看到了战争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了对国力财力消耗破坏的不利的另一面。基于此，最好做到不战就使敌人屈服，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武是这样说的，兴军打仗，能使敌国完整的屈服为上策，动用武力去击破，虽能同样使敌国投降，是下策；能使敌人全军完整的投降为上策，派兵去打败它为下策……因此，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好中最好的，只有不用打仗而能使敌人屈服，才是好中最好的。(原文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在此提出了一个极高要求，强调了一个诸侯国首先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有训练有素的精兵，要有指挥有方足智多谋的统帅，只有做到了以上三点，有了强大的后盾，才能不战而屈人，不战而得军，不战而拔城。他的这个军事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诸侯兼并、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以较强大的财力物力，精锐庞大的军队，挟迫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可以获得成功。但若遇到国家的财力物力、军队的数量相差无几成旗鼓相当的情况就很难说了，还要靠军事统帅卓越的军事才能，士卒的勇猛善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作为一个春秋时期的著名军事家，他的《兵法》十三篇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很多军事指挥家都把它作为必读之书。东汉末年，群雄之首曹操潜心研究过诸家兵法，最后得出个结论，“吾观兵书战事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代，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也很称道，他对手下名将李靖说过：“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指导战争的名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孙武是中国的大军事家。
(三)弩产生于弓
春秋后期，在我国南方出了一个擅长用弩的大师陈音，他曾向越王勾践讲述了一个关于弩产生的美妙传说。他说：“弩是由弓产生的，弓是由弹弓产生的。而弹弓是远古的一个孝子创造出来的。当时人们的生活很简朴，饿了就猎食鸟兽，渴了就饮雾露泉水，人死之后，用白茅草缠裹，抛在荒野之外了事。有一个孝子，不忍心看到死去的父母的遗体被鸟兽残食，就做了一把弹弓，守护着父母的遗体，杜绝了鸟兽的侵害。后来有人把这件事编成歌唱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以后神农黄帝把木棍弯曲制成弓，把树枝削尖作成箭。凭弓矢之利，以威天下。继黄帝之后，楚国有个孤儿弧父，年幼无依，用弓箭狩猎糊口，慢慢练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技。弧父把射艺传给了羿，羿又传艺给逢蒙，逢蒙传给了楚国琴氏。琴氏改进了弓，在弓干上加木臂，设机枢，制成威力更大的远射武器——弩。
弩和弓相比，有哪些优越性呢?第一是加大了张力。弓必须用双臂拉张，射手一手控弓，一手拉弦，这样它的张力不可能超过人的臂力。而弩则不同，不但可以双臂拉，还可以脚蹬弓背，用腰乃至全身的力量拉张，当时称这种拉弩弓的办法为“蹶张”。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把几张强弩装在床架上，用几个人，十几个人同时拉弦的车张弩，可以想见，这样的弩，不论射程，还是杀伤力，都比弓强了许多。第二，用弓射箭时，弓箭手双手拉弓，眼睛必须同时瞄准。但双手拉弓不可能持久，眼睛瞄准也就仓促。用弩时，则可事先把弩弓拉开，敷上箭，什么时候对准了目标，什么时候扳机发射，加上弩机上设有专门的瞄准器——望山，可以射得更准。第三，利用集中作战，先把弩张好，选择有利时机，一声令下，全体弩手同时发射，使敌人猝不及防。这种战法，是驷马战车的克星。
弩具有这许多优越性，就在于在弓上装了一个木臂，木臂上装置了机括。通过机括控制弓弦发射。我国最早的弩，大概在原始社会晚期就产生了。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常出土一种六厘米长短的条形骨、角、蚌片，几乎相同的是在其一端都开一个或两个小圆孔，有人认为这就是最原始的弩的机括扳片。
到了春秋时期，已出现了装有青铜机括的弩了。弩机包括悬刀、牙、牛等构件，比原始社会的骨、角扳片复杂多了。
保存较好的一件弩，是湖南长沙扫把塘一三八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特别是弩臂等木质构件保存至今十分难得，这件弩全长约五十二厘米。弩臂是用两段硬木接拼成的，前面承弓处内凹，下端向上伸出，刚好含托着弩弓。弩臂前部稍宽，两侧还加衬了薄木片。距侧板后侧二厘米处两侧各有一个小耳，通过承弓处和小耳，可以把弩弓牢固地捆缚在弩臂上。弩臂的上平面刻矢槽。弩臂中段两侧有供手握的凹窝。弩机槽开在弩臂的后段，内装青铜弩机，弩机的牙、牛悬刀等构件，由枢装牢。机槽下还设一个半环护板，与后尾的小木柱相连，它的作用有点近似现代步枪扳机的护环，便于手扣扳机，又可在张弩后保护悬刀不被碰触。弩臂通体刷褐漆。弩弓出土时已断成几截，是用竹材制作的，中部由两层复合，用绸绢、丝绳层层包缠，再髹黑漆，全长约一百三十厘米。与这件弩一起还出土了一束竹杆弩箭，箭长六十三厘米。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车厢前阑左侧的那具铜弩和整辆铜车马一样，虽是给秦始皇陪葬的模型明器，但制作精巧，完全仿照当时的实用弩。这具弩的弩臂像腰身修长的瑞兽，前端是兽头，张口衔住弩弓的弓弣，上面平滑，铸出矢糟，弩臂后部设机槽，内装弩机，下面保护悬刀的护板像瑞兽盘回的短尾。弩臂通体彩绘卷云纹，通长三十九点二厘米，弩弓也全是铜制的。弣部又宽又粗，渊箫部分渐细，长七十点二厘米。弓弦是由多股铜丝绞成的，两端盘成环扣，套在两端箫上。另有一条较细的铜绳穿过弩臂，拴系在弩弓弓渊与箫的相接处。经测算，铜车马是按一比二的比例制作的，若将铜弩复原成实用弩，弩臂长七十八点四厘米，弩弓长一百四十点四厘米。
铜弩斜置在车厢前阑左侧，弩弓向下，弓弣部由两件焊死在车厢上的银质“承弓器”紧紧卡住。这样，站在车厢左侧的射手，只要俯下身，就可以握住弓弦，尽全身之力张弩了。同出的六十六支弩箭，绝大部分的箭镞呈三棱锥形，只有四支箭镞呈前粗后细的圆柱形。这些箭总长三十五点二至三十五点四厘米，复原后长七十厘米左右。从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上的铜弩，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铜弩在战车上的装配情况。特别是那两件“承弓器”，是战车上装配远射武器弩的关键。据文献记载，战国末年，就产生蹶张强弩了。韩国的谿子、少庥时力、距来三种强弩，射程达六百步，洞腑穿心，可惜没有见到实物出土。
在先秦，还有一种连发弩，一九八六年湖北江陵秦家咀四十七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件，长仅二十七点八厘米，但结构复杂，性能也比普通弩优越许多，这种弩一次可装二十支箭，连续发射十次，每次射出两支箭，射程达二十至二十五米，我们不妨称它作双矢并射连发弩。
这件双矢并射连发弩包括弩臂、活动木臂、储矢匣、弩弓四大部分。
先说弩臂，呈长条形，前端内凹，下部伸出承托弩弓的鹰喙状上钩的支突。再下是一个弯曲的手柄。木臂后端凿透孔，上装置了机括。通过机括控制弓弦发射。我国最早的弩，大概在原始社会晚期就产生了。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常出土一种六厘米长短的条形骨、角、蚌片，几乎相同的是在其一端都开一个或两个小圆孔，有人认为这就是最原始的弩的机括扳片。
到了春秋时期，已出现了装有青铜机括的弩了。弩机包括悬刀、牙、牛等构件，比原始社会的骨、角扳片复杂多了。
保存较好的一件弩，是湖南长沙扫把塘一三八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特别是弩臂等木质构件保存至今十分难得，这件弩全长约五十二厘米。弩臂是用两段硬木接拼成的，前面承弓处内凹，下端向上伸出，刚好含托着弩弓。弩臂前部稍宽，两侧还加衬了薄木片。距侧板后侧二厘米处两侧各有一个小耳，通过承弓处和小耳，可以把弩弓牢固地捆缚在弩臂上。弩臂的上平面刻矢槽。弩臂中段两侧有供手握的凹窝。弩机槽开在弩臂的后段，内装青铜弩机，弩机的牙、牛悬刀等构件，由枢装牢。机槽下还设一个半环护板，与后尾的小木柱相连，它的作用有点近似现代步枪扳机的护环，便于手扣扳机，又可在张弩后保护悬刀不被碰触。弩臂通体刷褐漆。弩弓出土时已断成几截，是用竹材制作的，中部由两层复合，用绸绢、丝绳层层包缠，再髹黑漆，全长约一百三十厘米。与这件弩一起还出土了一束竹杆弩箭，箭长六十三厘米。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车厢前阑左侧的那具铜弩和整辆铜车马一样，虽是给秦始皇陪葬的模型明器，但制作精巧，完全仿照当时的实用弩。这具弩的弩臂像腰身修长的瑞兽，前端是兽头，张口衔住弩弓的弓弣，上面平滑，铸出矢糟，弩臂后部设机槽，内装弩机，下面保护悬刀的护板像瑞兽盘回的短尾。弩臂通体彩绘卷云纹，通长三十九点二厘米，弩弓也全是铜制的。弣部又宽又粗，渊箫部分渐细，长七十点二厘米。弓弦是由多股铜丝绞成的，两端盘成环扣，套在两端箫上。另有一条较细的铜绳穿过弩臂，拴系在弩弓弓渊与箫的相接处。经测算，铜车马是按一比二的比例制作的，若将铜弩复原成实用弩，弩臂长七十八点四厘米，弩弓长一百四十点四厘米。
铜弩斜置在车厢前阑左侧，弩弓向下，弓弣部由两件焊死在车厢上的银质“承弓器”紧紧卡住。这样，站在车厢左侧的射手，只要俯下身，就可以握住弓弦，尽全身之力张弩了。同出的六十六支弩箭，绝大部分的箭镞呈三棱锥形，只有四支箭镞呈前粗后细的圆柱形。这些箭总长三十五点二至三十五点四厘米，复原后长七十厘米左右。从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上的铜弩，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铜弩在战车上的装配情况。特别是那两件“承弓器”，是战车上装配远射武器弩的关键。据文献记载，战国末年，就产生蹶张强弩了。韩国的谿子、少庥时力、距来三种强弩，射程达六百步，洞腑穿心，可惜没有见到实物出土。
在先秦，还有一种连发弩，一九八六年湖北江陵秦家咀四十七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件，长仅二十七点八厘米，但结构复杂，性能也比普通弩优越许多，这种弩一次可装二十支箭，连续发射十次，每次射出两支箭，射程达二十至二十五米，我们不妨称它作双矢并射连发弩。
这件双矢并射连发弩包括弩臂、活动木臂、储矢匣、弩弓四大部分。
先说弩臂，呈长条形，前端内凹，下部伸出承托弩弓的鹰喙状上钩的支突。再下是一个弯曲的手柄。木臂后端凿透孔，内装启动铜栓。弩臂的上平面前后两端略高，前端有两条半圆形发射孔道。上平面正中凿一个后端开口的长方形槽，槽的左右两侧为弩矢的发射面，中部槽内装一个可以前后活动的木臂(也可称为机廓)。
活动木臂是用扁条形硬木做成的，前端凿透底机槽，槽内用铜枢安装铜制悬刀和机牙。这件机牙与普通弩的机牙也有很大区别，很像一个鸟头，如喙的尖端正好顶住机牙的凹缺，活动木臂的后部凿一个可供悬挂的圆孔。
储矢匣安装在弩臂的上部，前端方折，下面有两个半圆形孔。矢匣后部刻成虎头形状。虎额正中开一个方形进矢孔。匣内有三条矢糟，上部水平矢槽与进矢孔相接，左右的竖矢槽又与水平矢槽相通，在矢匣底部正中，还有一条伸入后端虎头下面的纵行机槽。当矢匣与弩臂安装在一起，这条槽供机件前后活动而用，所以叫机件活动槽。这件连发弩出土的时候，矢匣内有弩箭十八支。这些弩矢也是特制的，比普通弩箭小得多，长十四点三厘米，铜头铁杆，后套竹苛，其上嵌尾羽。
弩弓是硬木做成的，长仅七厘米，两端有供系弦的小孔。弓内侧圆弧，正可与弩臂承弓处紧密结合，可惜弓弦已腐朽。
有人经过反复模拟实验研究认为，弓弦应该是用筋或肠衣等富有弹性的材料制成的。弦的中间捆缚一根小弦杆。把弩箭装入矢匣，弩箭进入水平矢槽后，只要左右倾斜，弩箭就会落入左右竖矢槽，最下面的两支落在左右发射面上，压住弦杆。再用手将活动木臂向后拉，活动木臂前面的机牙勾住弦杆向后运行，弦杆运行到弩箭尾端，弩箭就会脱开弦杆，落在发射面上。活动木臂继续运行，当悬刀尾端碰到启动铜栓，尾端抬起，前端的喙突离开牙部凹缺，下沉至牙底，牙在弦杆拉力作用下，向前倾倒，弦杆从牙口脱出，迅速向前弹射，带动发射面上的两支弩箭射出。弦杆运行到前面，又被矢匣中落下来的弩箭压住。这时向前推动活动木臂，当机牙后面的支突碰到弦杆时，由于碰撞，致使牙口向上，勾住弦杆，机牙后部的凹缺向前，又被悬刀的尖喙顶住。恢复原来状态。整个发射过程说起来那么复杂，但实际操作只在一推一拉之中，十分简单。这种连发弩体形小，射程近，当是近战防身武器。
由于弩的使用，促进了在中原大地驰骋千余年之久的战车的消亡，也促进了战争方式和战术的改变。在《孙膑兵法》中就有多处讲到如何用弩制胜的策略。
(四)银雀山竹简的启示
在山东临沂县城南有两座东西对峙的小山，一座叫金雀山，一座叫银雀山。一九七二年四月，在西侧的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特别是一号墓，出土了竹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其中内容不少为兵家之书，《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但最珍贵是那部《孙膑兵法》，它已失传了二千多年，而今重现于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书的宝库。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据说他的祖先就是大军事家孙武。关于孙膑，有许多动人的传奇故事。年轻时，曾和魏国人庞涓同拜鬼谷子为师学艺。因诚实好学，深得先生喜爱。后庞涓到魏国拜将，因妒嫉孙膑的才能，派人把他诓到魏国，施以酷刑，剜去了膝盖骨，并把他软禁起来。孙膑得知了庞涓的阴谋，佯装疯癫，逃到了齐国，齐威王任命他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屡建奇勋，特别是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庞涓，广为后人传颂。
孙膑智谋过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附孙膑列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孙膑到齐国后，与齐国的名将田忌成了好朋友。田忌曾多次与齐威王的公子们赛马，但都因马力稍次而输了。于是孙膑给田忌出了个主意，“再赛马时，你用下等马与他们的上等马赛，再以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这样虽输一而胜二。”田忌照孙膑的话去做了，果然获得了胜利，得到齐威王赏赐的千金。
孙膑致力于兵书战策的研究，“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但他的著作却没能流传下来，致使后来的学者对有无孙膑也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孙武、孙膑实为一人。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竹简的出土，使这个千年疑案迎刃而解。
经过专家们整理、修复、拼对，《孙膑兵法》竹简计四百多枚，一万一千多字，分上、下两编，各十五篇。上编有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强兵。下编有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
由于战国中期以后战争形式逐渐变化，步、骑兵作战渐趋受到重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相比，特别是在攻城、列阵和加强新的军事装备方面，锐意创新。
攻城，在孙武的时代被视为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张攻取敌方城池，这是由于当时武器等限制，攻城要花费过大的力量，得不偿失。到了战国以后就不同了。首先，经过春秋数百年的纷争，小的诸侯国一一被灭。剩下的诸侯国大都雄踞一方，“千丈之战，万家之邑相望。”不占据主要城池就不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其次，铁兵器的制造和使用，强弩的出现，使攻城成为可能。所以《孙膑兵法》很强调攻城法，《下编》有“雄牝城”一篇，根据城池所处位置，周围的地形地貌，分为难于攻取的“雄城”和容易攻取的“牝城”。“虚城”、雄城五种，牝城、虚城六种。这一区分，虽然是简单而初步的，但孙膑在兵法中第一个较具体地提出并着手解决攻城问题，当具有一定历史意义。
行兵布阵，也是《孙膑兵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下编各有一篇论述战阵，上编“八阵”，主要讲怎样根据不同地形、敌情，用“八阵”作战；下编“十阵”，讲述十种不同的阵法，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银行之阵、雁行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每阵各有特点，各有布阵方法。如锥形之阵，好像利剑，要求前锋锐利，两翼薄杀，中军雄厚。火阵必须在沟堑之中布列，水阵则多用徒兵，少用战车。这些阵法，比春秋时期的车阵复杂多了，特别强调多兵种混合作战，徒兵、车兵、骑兵、弩兵协调配合，选择适当的阵法，方能克敌致胜。这就比《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又前进了一大步。
孙膑还十分重视新型武器的应用，特别是对弩，兵法中多处提到，认为在狭窄地形，要多用弩，主张“劲弩趋发”。他曾多次把兵法中的理论运用到战争实践当中，巧胜敌兵。
前面提到的桂陵、马陵两次大败魏军就是很好的战例。《孙膑兵法》开篇“擒庞涓”就有此内容。公元前三五三年，魏军在庞涓率领下，大举攻赵。赵向齐求救。孙膑主张不与魏军大兵正前接触，避实就虚，与田忌率兵直攻魏国国都大梁(今开封)，迫使庞涓回师救援。孙膑在桂陵(今山东菏泽)设下伏兵，大败庞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又派庞涓率兵攻韩。孙膑还是采取“围魏救赵”的老办法，迫使庞涓撤兵。孙膑得知庞涓撤兵的消息，马上班师，并采用减灶法诱敌穷追。第一天命士卒建灶十万，第二天减至五万，第三天只剩下了三万。庞涓看到齐国军队灶数屡减，误认为齐军害怕、溃逃，遂选精骑两万，由他和太子申率领，轻骑追击。孙膑选择了两山夹峙，草丰林密的马陵(今河北大名县)道，埋伏下一万名弩兵，伐木堵路，并在一棵大树上写了“庞涓死此树下”六个大字。庞涓奔至马陵，已近黄昏，看到道路堵塞，大呼中计，但为时已晚。只好硬着头皮命士卒清除路障。忽然看到了大树上的字迹，忙令士卒点火细看，谁知这正是个信号，齐军顿时万弩齐发，魏军溃不成军。庞涓受了重伤，只好拔剑自刎，太子申也被齐军俘虏。齐国大获全胜，威名远播，诸侯纷纷东面朝齐，这与孙膑的筹划谋略是分不开的，孙膑因此而青史留名。
(五)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之目的，纷纷寻找各自的路途，变法革新者有之，卧薪尝胆者有之，变服骑射者有之。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游说之士纷纷宣扬自己强国之道，主张仁政的孔孟儒家学说，奖励耕战的法家学说，主张兼爱的墨家学说，以及老庄道家思想，孙吴的兵家战略战术，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就兵家之书而言，据西汉初年统计，达一百八十家以上。但著名的流传至今的，也就是《武经七书》中收录的数种，除《孙子兵法》外，尚有《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
先说《吴子兵法》吧，这部兵书是卫国人吴起写的，吴起生于公元前四四○年，卒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军事才干、政治资赋都很高深。事魏二十五年，魏文侯拜他为西河守，以抗秦、韩。吴起善于用兵，也体恤部下，与士卒同吃同住，有的士卒患疽痈，他亲自用口吮吸脓血。深得将士爱戴，乐于为其效命。文侯死后遭人猜忌，只好逃到楚国，又被楚悼王任为令尹，变法图治，厉甲强兵。但也因此得罪了楚国旧臣，悼王死，宗室大臣群起围攻。吴起无法逃脱，伏在吴王尸体上被乱箭活活射死。
《吴起兵法》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每篇又含几个小节，以“吴子曰”，或“武侯问，吴子答”的形式讲述事理，第一篇以主要讲吴起的政治主张，后五篇讲用兵之道。在治国方面，主张贤明之君要修德亲民，并且不但要修文德，还要治武备。用兵平时要对士卒严格训练，战时先要审度敌国虚实，相机而动，要熟悉地形；用兵在“治”而不在众，要赏罚分明，激励士卒拼死作战。吴起事魏任西河守时，西拔秦五城，东灭中山，南败楚于榆关，不愧为一代名将。
《六韬》传为西周姜子牙所作，是一部以文王、武王与姜尚对话的形式讲述兵法的书。书中有许多用骑兵作战和阴阳五行的内容。骑兵作战始于战国，阴阳五行是战国时兴起的，所以成书年代不早于战国，但也绝非后人伪作。银雀山西汉墓竹简有《六韬》，因此断定是战国中晚期的兵家假托姜尚所作的兵书。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篇，每篇又细分数章，一共六十章。“文韬”十一章，论述先治理国家，民富兵强，同仇敌忾，熟谙敌情，然后再言作战；“武韬”六章，讲如何分析敌情，如何用十二条计谋“文伐”敌国，然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龙韬”十三章，讲选将立将，严明军纪，利用天时地利等，主要是指挥的谋略与布军；“虎韬”十二章，讲在平原开阔地带如何作战。取猛虎八面威风之势，先配齐军需军备，强其爪牙；然后或列阵，或疾战；“豹韬”八章，取豹机警迅捷之意，讲在山林、水泽、险隘地带的作战方法；“犬韬”十章，取犬群而为雄之意，讲车兵、骑兵、步卒如何有机的配合，短长相济，更好地发挥各兵种的特长，为战争胜利创造条件。
《尉缭子》也是战国时期的一部著名的兵书。关于此书的作者历来就有争议，因为战国后期有两个尉缭，一个是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一个是秦始皇时期被封为国尉的尉缭，两人相隔近百年。从《尉缭子》以梁惠王问，尉缭回答的行文方式和多处阐论耕战，明令赏罚等情况分析，《尉缭子》的作者当是魏惠王时的尉缭。
《尉缭子》共五卷二十四篇，为“天官”、“兵法”、“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下)”、“兵令(上、下)”。尉缭针对战国时期连年争战的情况，提出打仗要有明确的目的，即“诛暴乱禁不义”，不攻打无过失的城池，不杀无罪的黎民百姓，认为“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乃强盗的行为，行军要做到秋毫无犯。治军要明制度，重威刑，要制定训练、宿营、战守的各项条令；作战要先料敌，而后出兵。“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战国时期的兵书还有《司马法》五篇，这也是一部有争议的兵书。春秋时齐国出了一个名将，姓田，叫穰苴，曾大败燕晋，收复了齐国失地，官封大司马。死后，齐威王派诸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并把穰苴的著述也收了进去。《汉书·艺文志》载有一百五十篇。流传至今只存一卷五篇。书中保存了春秋以前的古兵法，这对于今天研究兵法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战国时期，除兵家专书外，还有一些儒家、法家、纵横家的著述中也保存了古代兵略战策内容，如《韩非子》、《墨子》等。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事件，对后来的军队装备、战争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是春秋初年，晋国与白狄战于大原(今山西太原)，晋国虽拥有强大的战车部队，但由于地形狭窄，无法发挥威力，反而抵挡不了白狄机动灵活的步兵。晋将魏舒建议放弃战车，步行作战。于是改变了以前车战的阵法，设前锋、后卫，左、右翼，前拒编组的步兵战阵，一举大败白狄，这就是军事史上著名的“毁车以为行”事件。步兵作战，车兵的长兵器使用不上了，而需要步兵适用的武器，从而促进了武器的改革。到了春秋末期，诸侯在黄池会盟，(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吴王夫差列开白、赤、黑三个步兵方阵。每个方阵由一万士卒组成，横排百人成行，纵列百人为队。夫差手持斧钺，亲率中央方阵，士卒皆白布白甲，执插白羽的弓箭，展白旗；左军阵红旗红衣红甲，持插红羽的弓箭；右军阵黑旗黑衣黑甲，持插黑羽的弓箭。像一片汪洋，一团烈火，一朵黑云。这阵势令晋军胆寒，天将拂晓，吴王夫差亲击战鼓，发起进攻号令，三个方阵齐头并进，金鼓声、呐喊声惊天动地。晋军慑于声威，不敢出战。夫差从而获得霸主地位。吴国重视步兵，这是由于地处江南水乡，臻莽丛生，战车施展不开，而步兵大有用武之地。在吴、越、楚等国，青铜剑、弓箭很发达，正是步兵发展的结果。
公元前三零七年，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也是古代军事史上的一项重要改革。赵国靠近楼烦、东胡、林胡等少数民族，虽然修建了长城，但这些游牧民族还是常常策马突骑，搔扰边境。他们生性剽悍，身穿窄袖衣服，纵马驰骋，弯弓射雕。而赵国穿的衣服宽腰博袖，不利于耕战。武灵王与大臣楼缓、肥义商议，先仿照胡人改革服饰。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继而发奋图强。第二天早晨上朝，就穿上了窄袖短衣，并下令全国推广，这样，胡服很快得到了普及。不到两年，又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骑兵作战，行动迅疾，机动灵活，改变了传统的车战方式。一经实践，优越性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先击败了中山国，又降服了楼烦、东胡、林胡诸族。七年以后，西边的九原、云中，北边的雁门、代郡也陆续归入了赵国的版图。“胡服骑射”促进了我国古代骑兵的诞生和军事装备的改变，这当是赵武灵王的功劳。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军事史、兵法史上重要时期，五霸争雄，七雄并立，最后虽然由地处西鄙的秦国，在赢政的指挥下，鲸吞六国，一统宇内。但春秋战国时期，诸家的军事思想、理论、战略规划、战术原则也和其他学派的流派思想一样，永远显示着勃勃生机，尽管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岁月风尘，都无法将它堙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