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与经营的得失·第十三

作者：饶胜文 ·中国.

出自————《布局天下》《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第四》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高明的战略家，其战略眼光无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的发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

　　治乱交替之际，中原总是一个独特的舞台，一批批英雄在这里崛起，一批批英雄在这里败亡。

        其成败兴衰均与其在中原经营措置的得失相关，而经营中原的得失又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密切相关。

　　中原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势造成的。中原四战之地，四面均能受敌，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时，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此时，则须走出四角，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天下。

　　这是逐鹿中原的一条规律。

　　对于历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败的英雄，我们都可在这条规律下检讨其成败得失之由。下面，我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败的英雄们中间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们在中原经营的成败得失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以使我们对中原地理形势及其战略地位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西汉再度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欲定都洛阳，手下群臣多山东人，主张立都洛阳，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这时，齐人娄敬谒见刘邦，说，陛下欲都洛阳而与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与周室不同，周积善累德十有余世，国人争随之，诸侯自归之，遂以灭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势弱也。”而汉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战，天下伤痍至今未复，不能与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关中。“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认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支持娄敬立都关中的建议。刘邦遂未都洛阳而入都关中。此时天下实已粗定，娄敬、张良等人对中原洛阳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纷乱，则中原更不足恃。

　　西汉的统一后来果然受到前期异姓诸侯王、中期同姓诸侯王的挑战，西汉政权均能转危为安。从西汉几次平叛的情况来看，西汉都关中，的确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的效果。

　　东汉末，四方群雄割据，曹操据中原。曹操立足中原，东有吕布、陶谦，西有马超、韩遂，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张绣、袁术、刘表、孙权。实赖曹操纵横捭阖之才，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历尽艰险，苦心经营，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据中原以经略四方，着实不易，与他同时代的诸葛亮就曾经说过：“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 [ 注：《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引注 ]

　　自西晋的统一瓦解后，历史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其间，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长、政权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战，都会波及中原地区。这期间，北方地区也完成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但每一次的统一瓦解之后，局势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动荡。

　　灭亡西晋的是匈奴刘汉。晋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刘汉攻克洛阳。刘汉大将王弥率先进入洛阳，他对后到的始安王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 [ 注：《晋书》卷一百 王弥传 ] 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遂不用王弥之策，焚洛阳宫室而去。刘曜不赞成王弥徙都洛阳的建议，固然有他与王弥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确出于他对中原形势的判断，后来他代刘汉而建前赵，即徙都关中。王弥不知此，骂刘曜：“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邪?” [ 注：《晋书》卷一百 王弥传 ] 他本人屯兵项关(今河南项城附近)，盘桓中原，欲以“徐观天下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不多久便被石勒兼并。

　　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一次统一。后赵的统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区又发生动荡。后赵强盛时曾将陇西的氐、羌十余万户迁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据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据滠头(今河北枣强东)。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晋永和六年(350年)苻洪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姚襄，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他对博士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二 苻洪传 ] 苻洪军师将军、原后赵降将麻秋对苻洪说：“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众，趁饮宴之机鸩杀苻洪。苻洪中毒将死，对其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苻洪死前对于中原局势的判断对于以后前秦的发展很有意义。当时，在后赵纷乱的残局上，冉闵和石祗正殊死拼杀；在北方，鲜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积极谋求南进；南方的东晋也正谋北伐，收复中原；西部关陇地区也有脱离后赵后图谋割据一方的势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我死，汝急入关”，抢先占据相对薄弱的关中。苻健遵父所嘱，西行入关，击败割据长安的杜洪，据有关中，建立前秦。前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北方。

　　同样被迁于河北的羌人则错失时机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嘱其子姚襄归附东晋，姚襄附晋后却为东晋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袭败殷浩，屯兵淮南，后进占许昌，欲以经略中原。姚襄率军围攻洛阳，攻城数月，未能破城；其长史王亮谏襄曰：“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姚襄却说：“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襄载记 ] 未采王亮之议，继续围攻洛阳。不久，桓温北伐；与姚襄战于伊水北，姚襄大败，洛阳被东晋收复。此时，前燕已在河北站稳足跟，前秦已在关中站稳足跟，南方的东晋正值枭雄桓温主政，屡屡北伐。姚襄既已无法立足于中原，环顾四周，这才决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机西争关中。姚襄入关中后，在三原兵败被杀，其弟姚苌率余众降于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败，均与其对中原地区的局势判断有关，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抢先入据关中；而姚襄却在中原盘桓数年，以至坐失时机，一无所成。

　　从后赵统一瓦解到前秦统一前夕的十余年时间内，洛阳城数易其主。后赵瓦解后，洛阳先是被周成所据；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阳被东晋桓温收复；晋兴宁三年(365年)，洛阳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晋太和五年(370年)，洛阳又被前秦王猛攻占。从这段时间内洛阳归属的频繁更易，我们也可窥见中原局势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同时期北方的第二次统一，但统一时间也不长。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苌据关中建后秦，慕容垂据河北建后燕。

　　慕容垂正式脱离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进援洛阳之时。时丁零人翟斌正聚众欲攻洛阳的苻晖，慕容垂受命自邺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杀掉了监视他的苻飞龙，正式自立。翟斌见慕容垂来攻，即率众降垂，并劝垂称帝。慕容垂考虑到苻晖仍据守洛阳，且“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 慕容垂载记 ]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而东。他在荥阳称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长驱向邺。经过几年征战，后燕终于在河北站稳足跟，恢复了前燕旧疆。

　　慕容垂能够复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前秦虽然瓦解，但残余势力犹存，关中还有鲜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鲜卑拓跋部也正谋复国，东晋则乘势北上，谋求收复中原；力量相对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认为“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断和进兵河北的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前秦统一瓦解到北魏统一前夕的几十年时间内，洛阳城又是数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晖弃洛阳西归，东晋乘胜北上，收复洛阳(384年)；其间，西燕、后秦曾争洛阳而未果；后秦在姚兴时向东扩展，夺占洛阳(399年)；刘裕北伐，又收复洛阳(416年)；刘裕死后，北魏趁丧南侵，夺洛阳及河南之地(423年)；刘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阳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夺回。

　　隋统一时间不长，即因农民起义而崩溃，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势。杨玄感起兵于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长驱入蓟，中策西行入关，至于“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将攻洛阳列为下策。杨玄感却说：“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玄感未用李密之计，而尽锐攻东都洛阳，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见攻洛阳之策不能奏效，这才寻思入关，却为追兵所及，遂败。

　　李密后又依翟让起兵，击败张须陀，取兴洛仓，在中原又兴起燎原之势。隋将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来攻，与李密战于洛阳一带。王世充后来在洛阳自立，称郑王，与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奋战多年，但迟迟未能打开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议李密先取关中作为基础，再东向以争天下，李密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纵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李密后期兵势屡败，遂率余众入关降唐。

　　杨玄感、李密二人均兴于中原，也败于中原。二人之兴与败皆与所据之地为中原有关。隋都关中，但隋炀帝亲率大兵远征高丽，中原空虚，故杨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响，招附士众；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时的特定形势，天下虽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强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声势之后，获取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杨玄感有勇无谋，视李密下计为上策，尽锐攻隋经营已久的东都洛阳，经久不拔，使隋远在辽东的大军得以回撤，形势遂由有利转为不利；形势不利之后，再求入关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杨玄感起事时，能看清形势，但到他自己起事时，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处境。虽然他所凭藉的力量与杨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顾虑；但这是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的。他与王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渊得以入关，从容经营关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再东出以争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