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山川形势·第十二

作者：饶胜文 ·中国

出自————《布局天下》《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第四》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一、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足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成王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议秦武王伐韩：“……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这一观念对秦武王的影响很大。张仪死后，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则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三川河谷处长安与开封之间，洛阳位于其中，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籍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故秦观言“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以歼强敌的典型战例是刘秀击降赤眉军之战。时东汉已定都洛阳，并已先后遣邓禹、冯异入争关中；赤眉军先已入据关中，有众二十余万，邓、冯二人历经苦战，亦不能定；但赤眉无粮，刘秀料其必将东出，遂在三川地区作好将其歼灭的部署，并戒邓禹等勿与赤眉争锋。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刘秀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以截击赤眉东出之路。刘秀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 [ 注：《资治通鉴》卷四十 汉纪三十二 ] 关中的冯异领悟刘秀这一部署的要点，他对邓禹说：“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 [ 注：《后汉书》卷十七 冯异传 ] 冯异在崤山底下挫败赤眉军，驱其东走。赤眉军东走宜阳，忽见汉军严阵以待，惊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处于秦岭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间，由汉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冲积形成。

　　南阳盆地象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李纲辅政 ] 李纲所论是着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深。

　　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入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军往往自南阳而下荆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时间攻襄阳，以动摇南宋国防根本。

　　前面章节中也已说过，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在南北之争还是在东西之争中，南阳都处在其对抗的前沿。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南阳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与南朝在南阳与襄阳之间的角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南阳盆地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

　　在东西之争中，南阳盆地又是关中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交争之地。潼关地势险要，犹如关中的正门，武关之险不及潼关，且距长安路途偏远，犹如关中的侧门，山三川河谷入攻潼关较难，而由南阳盆地入攻武关较易，故东部势力入攻关中，多不忽视由南阳入武关这条途径。由关中东出，出潼关即进入三川河谷，出武关即进入南阳盆地，三川河谷空间较小，易于陷入胶着的对峙，而南阳盆地空间较大，可以纵横四出，而鲜有陷入僵局者。因此，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三、淮河上游

　　河南东南部地区为平地地形，比较松散，其所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又经邗沟而通长江，因而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战守之资，双方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

　　南方在这些河流下游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如颍口、涡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这些重镇既是南方赖以抗击北方的据点，又是进图北方的前进基地。北方在这些河流的上游也形成了一些重镇。自北向南，依次有开封、商丘，分据汴水之上下游；亳州，据涡河上游；项城、淮阳，分据颍河南北；汝南，据汝河上游；信阳，既据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

　　古代汴水河道变迁颇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这一个方向是不成问题的。西晋时，王濬率楼船自益州东下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邺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邺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体统一南北，立都开封，对开封周围包括汴水在内的河渠运输系统的经营尤其重视。宋室南迁之后，汴河水道才渐渐荒废。黄河改道南流后，汴河水道遂不复存其旧貌。

　　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楚汉间，郦食其说汉王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开封成为定都之地，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它便利的河渠运输系统。开封地近黄河、汴水，周围又多人工河渠，建都于开封的王朝，又都很重视开封周围河渠的疏浚，南宋以前，开封一直是南北水运系统的中心。

　　商丘在战国时为宋国，两汉时为梁之封国，唐以后，又称归德府或宋州。汉文帝时增强梁和淮阳二国，广其封地，使“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七国之乱，梁王坚守睢阳（即商丘），牵制叛军西行，使周亚夫得以袭其后路，击破叛军。“安史之乱”时，唐张巡、许远守睢阳之战也显示出睢阳在南北大局中的地位。叛军南下河南后，主力西进，另遣一部围攻睢阳。张巡、许远力战死守，守城极为艰难，左右谋弃城而去。二人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 时北方残破，唐廷及平叛诸军的补给都依赖江南地区，张巡、许远守睢阳，阻遏了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了江南的完整。

　　自汴、泗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自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在涡水、颍水上游，有亳州、睢阳、项城等军事重镇、曹魏黄初五年（224年）八月，魏主曹丕亲御龙舟，率水军自许昌循蔡水、颍水，入淮水至寿春，九月，至广陵，临长江，将以伐吴；次年，曹丕又亲率大军自涡水入淮而至广陵。曹魏正始四年（243年），司马懿为巩固江淮防线，以为攻守之资，欲广田蓄谷杨、豫间，使邓艾行视淮河南北。邓艾巡视陈（淮阳）、项（项城）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懿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还根据邓艾的建议，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且每逢东南有战事，大军泛船达江淮，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前秦苻坚伐东晋，苻坚亲至项城以督军，苻融率前锋径抵颖口而临寿阳。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惟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拒命，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次年，淮西帅李希烈叛，又绝汴渠饷道，于是东南转输之路皆不敢由汴渠而改道蔡水西上。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廷为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设淮颍水运使，运载东南米粟自淮阴溯淮水入颖水，至项城入殷水，输于郾城，以供馈讨伐淮西的诸路大军。五代时，后周攻南唐，遣水军自闵水沿颍水入淮河，唐人震恐；后又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颍水漕运。北宋对于大梁附近的汴、蔡、闵、颍等河道运输的经营也非常重视。

　　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颍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人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自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改变双方态势。

　　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一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颍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唐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淮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阳（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 信阳州 ] 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 [ 注：《魏书》卷六十一 田益宗传 ] 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四、河内地区

　　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届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门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

　　范雎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传 ]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逃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门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天下知所归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邢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永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而慕齐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由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初，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从事阊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至上也！”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石守信遂自孟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孟津即周武王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孟津是其必由之路。

　　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阳，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孟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孟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孟津关在旧孟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孟津县）。

　　四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孟津渡门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孟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孟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荣闻讯自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朵。尔朱朵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唐肃宗乾元二年 ] 乃率军退守河阳（今孟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孟津为双方所必争。